盧玉瑩《電影人》再現香港電影黃金時代

對着鏡子整理儀容的林青霞、雙手托頭的徐克、身穿底褲的林子祥、健身室裏的許冠傑,還有石堅、成龍、蕭芳芳等,這些熟識的臉孔,2018年尾忽然在facebook專頁「盧玉瑩映像」流傳開來,不禁令人驚嘆電影圈的美好年代。這批電影人照片來自1979至1983年間攝影師盧玉瑩在《電影雙周刊》的專欄〈曝光人物〉,令幕前幕後的電影工作者得以「曝光」,事隔三十多載,《電影人》最近第三度結集成書,年屆七十的盧玉瑩老師笑談往事,一切仍歷歷在目。

徐克,導演、監製, 1980 / Tsui Hark, director, executive producer, production designer, 1980

近距離捕捉 巨星光環以外

《電影人》的經典,不僅記錄這些電影人物的青葱歲月,還捕捉他們光環以外的罕見一面。李翰祥導演當時在邵氏電影可謂呼風喚雨,偏偏盧玉瑩沒有視他如皇帝,「我將他和片場的劇組人員一齊拍攝,令他看上去只是一個工作人員,不讓他威風。」面對不願上鏡的人,盧玉瑩則善意誘請,專欄的第一個電影人是許鞍華,明知許鞍華害怕上鏡,還苦苦哀求,可她還是在深夜的電車裏按下快門。

〈曝光人物〉欄目首位電影人許鞍華,1979年。

電影人照片有逾百張,全是28mm廣角鏡頭拍攝,近距離捕捉對方最自然的一面。「當我拿着相機時,會覺得自己很強勢,當你走近時,會令他們有種壓迫感,那樣才過癮,才會有火花。」自言挑剔的她,總會等待最完美的場景才按下快門,拍攝成龍時,她捨棄常見的動作場面,而是捕捉他難得靜靜沉思的一刻。「那是我最喜歡的照片,我將他的精神狀態拍攝得太漂亮。」試過有電影老闆想她幫周潤發拍攝,然而相處一整日,她一下快門都沒有按。「我覺得不好的畫面,我不會拍攝;一拍到滿意效果,便收工,而非拍攝一大堆照片慢慢挑選。」

蕭芳芳,演員, 1980 / Siu Fong-fong, actress, 1980

當時她的正職是中學美術老師,攝影只是空閒時的一腔熱血。熱愛藝術電影的她,與友人在1973年創辦火鳥電影會,引入電影做放映。「我不僅要設計海報,那時沒有人拍攝訪問及座談會,於是就由我拍攝。」在香港沙龍照片盛行的年代,她反而深受紀實攝影影響,在剛創刊的《號外》雜誌開設攝影專欄。作為自由攝影師,她一早踏足內地,記錄下那個純樸年代的精神面貌,連金庸、倪匡都在談論她的照片。1979年《電影雙周刊》創刊,她主理的〈曝光人物〉欄目,為許多巨星留下倩影。

林子祥,演員,歌星, 1981 / Lam, actor, singer, 1981

那時電影圈不像現在般複雜,可隨時向電影公司了解電影人的工作日程,她也甚少預約,直接往片場拍攝。她不喜歡跟電影明星交際應酬,然而為了拍攝照片,坦言有潔癖的她,多惡劣的環境也能忍受。「片場通常都是很暗的,周圍烏煙瘴氣;去到片場沒水飲,沒有廁所,我不會坐片場的髒凳子,但我竟然願意去拍攝,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她通常躲在片場一角,見到有趣的畫面,便快速地按下快門,就如那幅林子祥身穿內褲等待開鏡的照片。

張堅庭,編劇、導演、演員, 1981 / Alfred Cheung, scriptwriter, director, actor, 1981

文字引導 重溫美好歲月

她說每次拍攝人物,總是很興奮,即使在街頭拍攝陌生人,那種交流也很過癮。「我是很惡的,但我有一種磁場,令人願意給我拍攝,那種感覺是很好,所以我拍照是很開心。 」作為她鏡頭下一員,就連張堅庭也說,「盧玉瑩把庸俗人也拍得好似好有性格,後無來者。」

成龍靜靜沉思的一刻,是盧玉瑩最喜歡的照片,1981年。

1983年,當時她要應付新工作,〈曝光人物〉欄目因而停止,當年拍攝的菲林,後來亦不知所終。幸好她的學生將保留的這堆舊照片進行掃描、整理,放上臉書後反應熱烈,更有出版社聯絡出書。在新版《電影人》裏,她為每位拍攝對象寫下文字感受,雖然她認為一張好的照片不需要文字引導,但她亦成全出版社的想法。「我強迫自己寫的時候,重溫以前的美好歲月,結果寫得很開心、很充實。」

1985年(圖右)、2005年(左上)及2020年(左下)出版的《電影人》。

超現實香港 Tommy Fung

如果司空見慣的香港令你覺得麻木,那麼香港攝影師Tommy Fung的超現實主義相片,至少能令你會心一笑,然後你會發覺,其實身邊仍有許多事情值得欣賞、值得關注。2016年,Tommy從委內瑞拉回流香港,翌年初成立「Surrealhk」,在社交網絡分享他在香港的超現實生活,透過攝影與改圖,以趣味及幽默喚醒更多人關注這個社會。

超現實主義攝影不是新鮮事, 早期的Man Ray及當紅的Thomas Barbey,他們的作品都很精彩,不過始終不及見到熟悉的事物或地方變得超現實那麼過癮。

Tommy說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難以想像他自小從跟隨家人移民南美的委內瑞拉,他原本在當地修讀設計,後來才轉為攝影師,主要拍攝婚禮及學生畢業照等,一做就是十年。近年當地動盪不安,貨幣嚴重貶值,導致民不聊生、治安惡劣,令他決心回來香港。畢竟離鄉別井二十多年,生活方式也與委內瑞拉截然不同,香港的一切對他來說都非常新鮮。他想了解香港的事物,回港後不時帶著相機四處去拍攝,「其實我也有留意本地攝影師在做什麼,發現風景、街拍等範疇好多人做,而且做得很好。」

回到香港從零開始,他便從自己熟悉的攝影入手,「香港很流行改圖,不過藝術成份不高,也沒人很認真地做。」近年香港社會發生許多問題,很多人都變得冷漠及不開心,他亦想透過圖片帶來一絲歡樂,透過影像去喚醒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2017年初,他開始用照片結合改圖的方式來創作,令影像變得超現實。這種攝影手法不算新鮮,不過見到熟悉的事物變得超現實,如打結的尖沙咀鐘樓、離地的建築物,看得人大呼過癮。還有維港的沙灘、街道的龍舟,深水埗的一塊「梁添刀廠」招牌插入地面,更令他開始在網絡爆紅。

Tommy的創作題材相當豐富,衣食住行應有盡有,以大家熟悉的街景、交通工具、食物等為主題,變成天馬行空的畫面,至今已創作逾三百幅作品。第一幅作品是他坐在天星小輪之上,及後也創作過多幅交通工具的作品,如九座的士、溶化的雪糕車、識飛的士等,加上搞笑文字,令人覺得很有共鳴。創作時他也貼近時事,行到邊諗到邊,2017年中19座位小巴投入服務,他覺得只加多三個座位於事無補,於是乾脆改為32座巴士,連網民都話「笑到肚痛」,還有人幾乎信以為真。

流行文化也是他的靈感源泉,例如一幅坐在海傍椅子上發夢的照片,靈感就是來自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又如另一幅閃電的士的照片,很自然令人想起八十年代經典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別以為Tommy的照片一味搞笑,很多作品背後都有深層的意思,他希望作品能喚起大家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早在2013年,身在南美的他,已創作過一系列講述香港空氣污染的作品《瓶中香港》(Hong Kong in Bottle),隱喻香港人被困在一個充滿煙霧的玻璃樽裡,這系列作品還入選WYNG大師攝影獎。

這種想法也移植到SurrealHK,在港人打卡熱點的彩虹邨,他將五彩繽紛的大廈無限複製並縮小,寓意居住空間劏完又劏,直指香港的劏完問題嚴重。另一幅在充滿垃圾的沙灘曬太陽的照片,同樣在網絡上引起很大迴響,很多人以為是他一貫的手法,把垃圾移植到沙灘上。「其實那張照片的垃圾是真實的,一片垃圾也沒加過,我只是後期加上了幾個人,令相片更有戲劇效果。」垃圾灣的畫面很現實,但在香港出現就變得很不真實,這何嘗不是一種超現實?

始於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許多人害怕影響生計而噤聲,然而他卻一直用改圖發聲表態。6月9日,百萬人上街表達訴求,那時適逢電影《哥斯拉II:王者巨獸》上映,他以巨型哥斯拉的咆哮,以表達港人團結的力量。之後的催淚煙「放題」、港區國安法等等議題,都成為他創作的靈感。

Tommy坦言自己不算特別有創意,也並非改圖高手,許多技巧都是網上自學的。拍攝時他特別花心思構圖取景,常常要拍攝很多張,然後選擇合適的動作及姿勢來改圖。許多作品都要用上一整日來創作,少則也要五六個小時,才能獲得滿意的效果。超現實香港的背後,一點也不簡單。

圖片來源:https://www.instagram.com/surrea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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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輝 捕捉被遺忘的小黃車

曾幾何時,五顏六色的共享單車在香港隨處可見,只是這股熱潮來得快,去得亦快,不到兩年時間,多間共享單車公司相繼結業,被遺棄的單車散落在港九新界不同地方,造就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攝影師黃海輝將鏡頭對準最常見的ofo小黃車,用影像探討這個曾經風行一時的現象,如果說小店敵不過時代巨輪,那麼ofo這間億萬公司,則是被大時代遺下的經濟產物。

出租單車,在香港已有頗長歷史,二〇一七年,多間共享單車公司相繼出現(高峯時共有六間),得到阿里巴巴等公司注資的過江龍ofo亦在同年底高調插旗,一時間,紅黃藍綠的共享單車隨處可見。哪想到,內地驕傲宣稱的所謂「新四大發明」之一,不久後已成為單車墳場。隨着多家公司退出香港共享單車市場(現時只剩下藍色LocoBike正常營運),單車山丘甚至單車墳場也在香港悄然出現,但更常見的,是亂放在街邊或馬路旁的一架架棄車,有的沒有座位,有的連車轆也消失了,可謂苟延殘喘。

一點黃令人無法忽視

家住港島的黃海輝,去年與兒子到馬鞍山踩單車時,瞥見小黃車靜躺在植物叢中,車身被植物「蠶食」,看來已被棄置許久,「我覺得這個畫面很有趣、很有美感,彷彿單車的生命正慢慢消逝,然而植物則充滿生命力。」常人眼中司空見慣的場景,倏然引起他的興趣,開始拍攝共享單車的計劃。他特別聚焦小黃車,畢竟它數目最多,也代表這個潮流,估計有逾萬架單車散落在香港各處。小黃車雖很搶眼,但久而久之,大家對這現象亦習以為常,攝影師以黑白加單色的風格拍攝,突出小黃車的顏色,這種強烈的視覺效果,讓人再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在馬鞍山、屯門、元朗及大埔等地拍攝的過程中,黃海輝也發現小黃車的不同命運,有的靜倚在路邊欄杆、有的棄置在草叢中、有的更沉於城門河底。其實,共享單車最初在香港出現時,已有人蓄意將其丟到河裏,是利益衝突還是同行如敵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單車作為一件產品,它的生命太快凋謝了,河裏的單車恍如屍體,那種畫面令人很傷心。」

周遭環境對比棄車命運

河水退卻後,可見小黃車沾滿黑色污泥,那種狀態不是新簇簇,彷彿遺棄河中已很長時間。有次,他在城門河單車徑旁邊發現一架從河裏打撈起來的小黃車,「可能浸得太久了,整架單車長滿白色微生物,那個畫面很戲劇性。」他不只是拍攝小黃車的狀態,亦「拉闊畫面」捕捉周圍的環境,旁邊兩架單車緩慢經過這架小黃車,形成強烈對比,這個畫面似乎也在隱喻共享單車的命運。

黃海輝說,相比起去年,船灣淡水湖一帶的棄車狀況似乎有所改善,但共享單車的熱潮過後,遺留的產物並未隨之而去,究竟是誰的責任?當小黃車成為明日黃花,當所謂的「創新」成為二輪殘骸,原來還有待城市去慢慢消化,也值得我們反思。

小黃車@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6月12日

時間:8:30am-6pm(星期一至五)

地址:堅尼地城士美菲路12P號祥興工業大廈6樓The Hive

原文見於果籽

郭嘉樂 用攝影尋找抑鬱症的情緒出口

患上抑鬱症的九十後攝影師郭嘉樂(Khalil Kwok),曾經歷情緒上的起伏,接受過藥物治療、經歷過心態轉變,令他逐漸封閉自己,處於一種平靜而悲傷的狀態,這種難以名狀的感覺,他透過鏡頭去自我探索,過程中慢慢得到釋放。

抑鬱症,是他的性格使然,也與成長環境不無關係。身為家中獨子,他自小是情感豐富而內斂的人,甚少與家人溝通,有甚麼情緒,也總埋藏在內心。中六那年,忙着準備考公開試,壓力大,情緒開始不穩定。邁進大學,生活方式大轉變,恰好碰上雨傘革命,積聚的情緒開始爆發。「那時覺得自己的情緒各方面都很差,動不動就會發脾氣。」慢慢他意識到,自己患上抑鬱症,他開始求診食藥,為此還休學一年,但休學不等於荒廢,他也睇書影相,透過攝影尋找情緒的出口。

雙手緊抓肩膀 掙扎與孤獨

中學時期,他已喜歡拍照,在城市大學修讀創意媒體後,更視攝影為一種自我探索的工具。「我不太善於用文字準確地表達自己,攝影成為我表達自己的語言,而這種方法是舒服的。」平時,他會拍攝靜物、人像等題材,在相片中呈現出一種與世界隔離的孤獨感,其實是他不同階段的內心世界。大學畢業是轉捩點,令他想總結這個階段的自己,於是去年初開始創作這系列關於抑鬱症的作品。

「我覺得抑鬱症是『不可抗力』的。雖然精神科藥物能紓緩病症,令人覺得平靜,但這種情緒仍然存在,只是無法釋放出來,也很難痊癒。」服食藥物數年,他曾困在那種情緒裏,一直無法走出來,那種被壓抑的情感,促使他把思緒轉化為影像。他選擇在日落後至天黑前的短暫時間拍攝,那種平靜中的孤獨感,彷彿映照他的內心世界。他邀請朋友們擔任模特兒,在海旁或河流中拍攝,朋友們知道他的經歷,透過想像演繹他的情緒,其中一張照片在上水的河流中拍攝,照片中赤裸背部的男生雙手緊抓着肩膀,感覺很掙扎,「那種情緒與我當時的狀態很相似,彷彿透過攝影與自己對話。」

正視情緒 才能釋放自己

許多藝術家都曾創作抑鬱症題材的作品,最初構思拍攝時,他希望作品能令人感同身受。拍攝過程中,他亦時常想起自己的經歷,這個自我了解的過程,令他的情緒有所釋放,心態上也有所轉變,如今他更鼓勵同路人能積極去面對自己。「身邊有情緒病的朋友,往往被它牽着走,或者眼不見為淨就算,不甚理會,其實是可以去面對它的。」

其實,情緒的困擾,在現今的都市很平常,尤其是去年的衝突場景,更令許多人徹夜無眠,這並非不尋常之事。只是,情緒病往往帶有負面印象,令人望而生畏,「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正視這件事,不要避而遠之。」或許,每個人都能夠找到釋放自己的方法,對郭嘉樂而言,大概就是攝影。

不可抗力@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4月30日至5月31日

時間:11am-8pm(一至五)、12pm–4:00pm(六)

地點:觀塘興業街18號美興工業大廈6樓606室PHOTATO 

原文見於果籽

黎雪沁 捕捉黑暗都市的一點光明

光,象徵着希望,英女皇日前在復活節演說中說道:「光明終會戰勝黑暗。」光,也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令人克服心中恐懼。畢業於巴黎Spéos攝影學院的香港攝影師黎雪沁,以黑暗中的光線為主題,根據抗爭場景的記憶及自身的想像,用照片拼湊出去年反送中期間,對香港的絲絲感受。

照片中的光線在雲朵的襯托下充滿暗湧,正是她去年創作時的情緒。

這一切,始於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接着的數個月,她與許多香港人一樣,經歷過不可言喻的焦慮、憂傷與恐懼,每天擔驚受怕。「我覺得那時的香港處於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但我始終相信光明是存在的,只是暫時在我們的城市缺席。」有日,她望着天空滲出的微光,覺得恍如守護天使般,給予她希望,令她慢慢戰勝內心的恐懼,從而繼續走下去。光明會照亮景觀,也會讓我們看到被黑暗遮蓋的輪廓,「我相信,終有一天,光會將一切從黑暗彰顯出來。」

陽光灑落 希望降臨

她作品中的香港被一片黑暗籠罩,城市輪廓一片灰暗,幾乎看不清畫面的細節,目光很自然地聚焦在那一點光線上,彷彿是這個城市的寫照。在炎熱的盛夏,黎雪沁經常在下午接近黃昏時分,在維港海旁拍攝這些微妙的光線。天氣不似預期,雨天固然無法捕捉陽光,有時太陽光普照,同樣無法拍攝,「我很想捕捉雲縫中瀉下的光線,那種光線很神奇,時常稍縱即逝。」她為鏡頭裝上減光鏡,以慢快門捕捉這種光線,雲層移動令畫面產生一種混亂感覺,正是她彼刻的心情。

照片中的光線在雲朵的襯托下,時而平靜、時而充滿暗湧,在她的照片裏,也看到光的移動與變化,從天空慢慢轉移到海面,到最後降臨城市。「當我見到光線落在中環的大廈時,那一點光恍如投射了希望——光明有日終會來到我們的城市。」

暗黑的城市有一點光芒,隱喻光芒終將來到香港。

亮燈觀展 守護信念

踏進位於中環PMQ的展覽現場,眼前一片黑暗,在伸手隱約可見五指的空間裏,牆上掛着十張照片,觀眾要開啟手提電話的燈光,才能看見相片的內容。「如果現場夠光的話,是能夠更好地看到照片的內容,然而亮起的手提電話燈,是我對當時香港的感動記憶。」手機燈海的畫面,許多人不會感到陌生,在不同的集會上,大家亮起手提電話燈,以燈光默默守護信念。100萬人遊行那天,她站在太古廣場的行人天橋上,揮動手機的燈光跟遊行的人互相支持;中秋節那天,她站在港島海旁,看着對岸獅子山上發出的光芒,山上山下的同路人用點點燈光互相照耀。

「幕幕情景,令我感受到,縱然香港暫時沒有光,只有黑暗與恐懼,但擁有相同信念的人,那點點燈光就如守護天使,鼓勵大家走下去。」展覽場地背景有一個模擬獅子山的小型裝置,用點點燈光模擬當時的獅子山人鏈畫面,「觀眾的手提電話燈與背景獅子山上的光,就是想營造那種互相守望的感受。」這個展覽,不僅是攝影師的個人記憶,也是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那一點光,既是力量,亦是希望。

With light – We Can Conquer Our Fear@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5月31日

時間:11am-8pm

地址:中環鴨巴甸街35號元創方S512室

原文見於果籽

范家朗 十八港孩的臉孔

2019年6月9日,烈日當空,10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維園裏人山人海,23歲的攝影師范家朗沒有拍攝密密麻麻的人群,而是把鏡頭對準等待出發的一張張孩童的面孔。半年後的「國際人權日」遊行,80萬人昂然上街,「禁蒙面法」仍未廢止,口罩下仍是一張張稚氣的臉龐,他們的眼神坦率而堅定,事實上也反映出許多港人的態度。一葉知秋,在「人像日記:十八港孩」展覽現場,兩組照片並排展出,從中也可感受到過去大半年的情緒。

畢業於香港大學測量學系的范家朗,大學二年級才萌生當攝影師的想法,他坦言喜歡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因而喜歡人像攝影。在各種因緣際會下,他曾為戴耀廷、作家李怡及港大校長張翔等人拍攝肖像,兩年前畢業後成為自由攝影師,一方面從事商業攝影,同時進行個人創作。去年,「逃犯條例」鬧得沸沸揚揚,也令他思考究竟如何透過人像攝影去表達情緒。

抗暴起點 記錄面孔

許多人均會記錄遊行時的所見所聞,喜歡人像攝影的他,則選擇用面對面的方式近距離捕捉遊行人士的面孔。 那時有示威者介意被人影「大頭相」,他也曾擔心過,因此拍攝時也特意詢問,在得到當事人及家長同意才拍攝。事前他已構思好拍攝手法,以同一種方法聚焦人物的表情,「當日在維園拍攝60多人,最後覺得小朋友的照片最有感覺,彷彿透過這些人像記錄下自己的心情。」

這系列港孩照片共九張,有幼兒有中學生,也有獨自參加遊行的南亞裔小女孩,不用水炮車染藍清真寺助攻,坊間不同光譜的參與者早已「we connect」。他們面對鏡頭,沒有刻意微笑,雖然每個人的表情不盡相同,但明顯有種憂愁及無奈的情緒,在在反映當時港人心情。然而這種心緒只是開端,隨着抗爭運動越演越烈,經歷過7.21、8.31、10.1及「禁蒙面法」等,「這大半年來發生很多事情,如果只是單靠6月9日的記錄,總是覺得不夠完整。」

當初拍攝時從沒想過有續集,直至半年後12月8日的「國際人權日」遊行,他再次踏足維園,這次他有明確目標,只拍攝年紀相若的孩童。相比上次拍攝的小朋友,這次不僅裝扮不一樣,戴上口罩,連眼神也截然不同。半年前的孩童眼神帶有迷茫,這次更多是堅定,當口罩遮擋了大部份臉孔,也令人更聚集他們的眼睛。「無論是社會氣氛還是大家的心情,這半年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反映在他們的眼神裏。」在展覽現場,兩輯照片並排而立,令人明顯感受到兩者的分別,其中兩幅照片足有4.5 × 3米之大,那種視覺上的衝擊感迎面而至,令人不得不面對這些影像,難免令人回首往事。

互不相識 情緒相似

拍攝過一系列前線攝影記者人像,也曾為多位少數族裔掌鏡肖像,「我嘗試在這些或許互不相識的人當中,尋找一種共性。」其實在「十八港孩」作品中亦然,儘管大家不認識,但照片中的情緒卻十分相似,「人像攝影既能捕捉被攝者的某部份性格或心情,同時也能記錄香港社會及港人心態的變化。」

人像日記:十八港孩@香港國際攝影節「新一代影像創作者育成計劃」

日期:4月13日至6月9日

地址: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7樓綠色空間

原文見於果籽

Fotomo攝影浮雕 重現港式老店風情

「平日我們見到的事物都是立體的,但在相片中卻是平面的,Fotomo作品的特別之處是將平面的事物變回原本的立體效果。」藝術家葉家偉(Alexis)從事Fotomo創作十五年,將鏡頭對準香港街頭不斷消失的小店與排檔,再以手工剪裁及拼貼成立體的攝影浮雕作品,以獨特手法重現港式老店風情。

立體浮起的生果檔錯落有致,突出街頭小販獨特⽽創意的展示手法。

影像錯落有致 照片更有生命力

顧名思義,Fotomo由foto與model結合而成,概念源自日本攝影師糸崎公朗(Kimio Itozaki),他用相片結合模型的手法,以立體的模型效果,更寫實地展現真實世界。身為中學視藝老師的葉家偉,2004年帶領學生參觀糸崎公朗的Fotomo展覽後深受啟發,一方面嘗試在課堂上教導學生製作模型,另一方面慢慢演變成個人的藝術創作,「糸崎公朗是將平面的日本街景相片摺叠成立體的模型,我則是通過多層平面的影像拼貼成浮雕效果。」他很快以港式Fotomo闖出一片天地,作品《藍屋》入選2005年香港藝術雙年展,另一作品《香港影像:花園街》則獲2009年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優秀作品獎。

葉家偉說,這種創作手法比較適合畫面豐富的場景,如老店及排檔等,多年來,他的足迹遍及港九新界,創作過逾百件作品。「很多時我們對這些店舖習以為常,往往不太留意,然而當其變成一件精緻的作品時,才會去細心欣賞這些事物。」他作品中的生果檔、士多、雜貨店,是一件件充滿細節而富有層次感的作品,少則四五層,有的可多達十層,突出街頭小販獨特而創意的展示手法,立體浮起的影像錯落有致,令照片更有生命力。

背後每個細節,都是他耗時兩星期一手一腳拼貼的成果。葉家偉的作品某程度上讓我們得以重新發現身邊的美好事物,去重新了解這些微不足道的故事。喜歡紀實攝影的他,拍攝時樂於了解老店背後的故事,有歷經三代的遮舖、有逾半世紀歷史的灣仔愛群理髮店,可惜的是,像這類有特色的店舖現在已買少見少,有的因加租、有的檔主退休、有的被時代淘汰、也有的因重建而消失,「朋友說我的作品是『死亡筆記』,許多拍攝過的店舖都已消失。」重建的屋邨、面目全非的利東街,所有的回憶與美好,均抵擋不過時代的巨輪,他不無感慨,只能在立體的作品中緬懷。

新嘗試是將兩間不同空間的店舖合併在一起,畫面毫無違和感。

嘗試合併兩舖 並置效果時空交錯

雖然他坦言自己最喜歡陶瓷創作,不過多年來也一直探索Fotomo的創作方法,最新嘗試是將兩間不同空間的店舖合併在一起,愛群理髮店舊址原在灣仔,旁邊的志記配匙是在彩雲邨,時空交錯的並置效果頗有趣,畫面亦毫無違和感。「作品中正在理髮的是我的兒子,其實真實的理髮店在紅磡,然而卻能完美地融入這個畫面。」另一個例子是在赤柱的合益士多,掛滿沙灘波的士多場景是在夏天拍攝,而前景穿着厚衣的人物明顯可見是冬天,畫面中小朋友指手劃腳的效果,正好與時空交錯的店舖產生互動,也令作品更生動有趣。

展覽《重構 RECONSTRUCT》2019年8月9日至9月15日在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展出。

從城市景象到遊行人群 Tugo Cheng的航拍風景

2019年6月16日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二百萬香港人在炎熱天氣下身穿黑衣走上街頭,用行動及腳步向條例說不!遊行期間,攝影師鄭振揚(Tugo)身處銅鑼灣一幢大廈天台,用航拍機拍攝街道上擁擠的遊行人潮,黑色人海的場面非常震撼、壯觀,表達出香港人對抗惡法的決心與力量,成為當日的標誌性相片之一。

6月16日攝影師用航拍機拍攝街道上擁擠的遊行人潮,照片在網絡瘋傳(圖右)。

鄭振揚(Tugo)本身是建築師,十多年前開始攝影,曾憑藉在新疆天山拍攝的風景照片曾獲得2015年《國家地理雜誌》全球攝影大賽自然組第一名。2014年開始接觸航拍,工作上,他需要用航拍記錄地盤的狀況;私底下,喜歡拍攝風景的他,以垂直鳥瞰的角度拍攝香港的城市與自然景象,創作一系列《City Patterns》的作品。在他的鏡頭下,污水廠彷彿一個個平躺着的摩天輪、貨櫃碼頭的貨櫃恍如一塊塊積木、新界的農田像不同深淺顏色的調色板、整齊排列的墓園猶如大型屋苑,在地表上平平無奇的作品,在空中鳥瞰卻充滿驚喜。

污水廠彷彿一個個平躺着的摩天輪,在地表上平平無奇的作品,在空中鳥瞰卻充滿驚喜。

很多人玩航拍喜歡鬥高鬥遠,或者拍攝密集的城市建築,Tugo則喜歡以較低角度聚焦在城市的細節上,原來香港的海岸、橋樑、屋苑甚至墳場,都有充滿幾何線條的美麗畫面。「我希望作品有人和故事 ,正如那幅大海及泳池游水的泳客,反映出香港人不同的生活方式。」

Tugo喜歡以較低角度聚焦在城市的細節,希望作品有人和故事 。

邱良 1960年代的香港情懷

1961年的灣仔街頭,兩位青年背向鏡頭坐在巴士站欄桿上,對面馬路一架巴士緩緩駛過,畫面恍如電影場景,那是個《花樣年華》或《春光乍洩》的故事嗎?當時年僅二十歲的攝影師邱良,開始在街頭拍攝市井百態,紀錄那個純真年代的生活點滴,也定格1960及1970年代的精彩瞬間,寫實的畫面中帶着詩意,即使半世紀後仍值得細細回味。

1961年的灣仔街頭,兩位青年(當時稱為欄杆飛)背向鏡頭坐在巴士站欄桿上。

邱良一生從事攝影相關工作,1965年至1970年曾擔任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的攝影師,之後在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擔任攝影師,為明星名人拍攝肖像,包括李小龍與兒子鍛練的畫面等。1973年創辦《攝影生活》月刊,可惜只維持數年時間,由1980年一直至1997年離世前夕,他在復刊的《攝影藝術》雜誌擔任總編輯,為推廣攝影藝術不遺餘力。

在他剛出道的1960年代,是香港沙龍攝影的盛行時期,因此曾有人將他歸類為沙龍攝影師。與他相識十多年的攝影師李家昇說,「傳統攝影常常簡單分為沙龍畫意與寫實攝影,邱良的年代正好處於兩者之間,他其實受1960及1970年代的寫實主義攝影所影響(包括布列松),風格偏向寫實,當時的沙龍攝影界對他是有排斥的。」沙龍攝影講究構圖與光線,這對邱良的照片無疑有所影響,不過他拍攝的題材與畫面,如街上的孩童、雨天的人力車伕及告士打道的《儷人行》等,都傳神地捕捉了草根階層的生活寫照,在在顯示他的寫實功力。

已故攝影師邱良的照片捕捉草根階層的生活寫照。

「我覺得邱良的建樹,是在香港的沙龍及寫實攝影之間建構起一座橋樑,他的作品正好代表了那個時代。」李家昇說,邱良與上一代的沙龍攝影師不同,他非常願意去接觸新的事物,私底下也是一位很隨和、容易相處的前輩,「他雖然未必完全了解新一代攝影師的創作,但他並沒有排斥,會欣賞大家的作品。」

李家昇與邱良在1980年代中相識,當時邱良是《攝影藝術》雜誌總編,身為專業攝影師的李家昇替《攝影畫報》寫專欄(之後也在《攝影藝術》寫),「我們時常在展覽上碰見,那時兩間雜誌社在同一幢大廈,我有時會去找他聊天,因而慢慢變得熟識。後來我舉辦展覽時,照片冊也是由他出版。」

傳統與摩登——左:1961年的《儷人行》,兩位身穿旗袍的女士沿着告士打道行走。/右:1965年,又一村公園的Go-Go Girl女孩。

1990年代前,香港甚少攝影畫廊,也無收藏照片風氣,有見及此,李家昇在1995年創立OP Print Program(即Original Photograph縮寫),為攝影師製作限量照片,同時梳理多位同代及上代攝影師的作品,邱良就是其中一位,當時他親手沖印不少照片,部份成為李家昇的藏品。

近年不論社會還是拍賣界,都興起一股懷舊潮,2017年蘇富比曾舉行何藩展售會,邱良作為戰後攝影界另一位代表人物,作品同樣備受重視。2019年,蘇富比在展出邱良藏品的同時,也以李家昇近年拍攝的都市風景作品做對比,來個跨時空對話。「雖然我們的作品在時代背景、選材及風格均大不不同,但同樣流露對這片土地的感情。」

中環街市的水磨石樓梯打卡位,邱良也曾在此取景。

其實回歸前夕,當時已有一股懷舊潮,邱良開始整理1960及1970年代的照片,1992年出版的《爐峯故事》是他逾三十年攝影生涯的作品精選,曾於1994年在藝術中心舉辦同名展覽。之後他還出版《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1997年)等書籍,值得一提是《百變香江》,他在書中對照1960年代及1990年代拍攝的照片,呈現同一地方在不同時空的迥異面貌。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在1997年因意外離世,終年54歲,一直未有機會實現。邱良逝世後,三聯為他出版《香港故事 1960’s-1970’s》(1999及2012年)。

邱良的攝影集,是他生於斯、長於斯、影於斯的見證,他不僅以生動的鏡頭記錄下當時香港社會的面貌,捕捉草根階層那種質樸的感染力,同時在急速發展的社會中,保留一份生活的閒情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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