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攝影  凝視露宿者的生活

社會大眾對露宿者的印象,大抵離不開吸毒、酗酒或沉迷賭博,傳媒往往只關注露宿者數字及貧窮率,或者簡單歸因於房屋政策或貧窮問題。當我們把目光凝視這群無家可歸的人,會發現他們不只是冰冷的統計數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樣充滿有溫度的故事。

光影作坊展覽現場

資深攝影記者高仲明近日舉辦展覽「放逐」,他並非藉此探討所謂貧窮問題,也沒強調任何統計數字。雖然以傳統的紀實攝影手法拍攝,不過展覽的形式卻跳出新聞攝影的思維,在光影作坊的空間裏,用三件裝置作品分別重現他們居住或生活的環境,由卡板、紙皮搭建的「房屋」,就是他們的容身之地,相比起一張圖片一句文字的展覽方式去講述露宿者現狀,這樣的處理手法無疑令觀者更加了解、感受他們所處的環境。

展覽以電腦螢幕或投影機結合緩慢的音樂,用照片講述雄叔、在港出生的尼泊爾人阿Sing及「維園犀利哥」Simon Lee三位露宿者的故事,令觀眾沉浸在他們的世界,而他們再不是面目模糊的個案,而是能牽動觀者情緒的露宿者。

在旺角一條小巷,由帆布及木塊支撐的帳篷,就是雄叔的安身之所。

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越趨嚴重,關於露宿者、劏房甚至籠屋的報道,早已屢見不鮮,每位攝影記者或多或少有接觸過這類題材。高仲明與露宿者的相遇緣於2014年,當時他原本到旺角小巷拍攝外國塗鴉藝術家的圖片故事,因緣結識居於小巷的露宿者雄叔。「雖然他長期露宿街頭,但他居住的地方非常整潔,還把小巷打掃得井然有序。」雄叔與一般的露宿者不同,身患癌症的他,寧願自食其力做清潔工,也不願拿綜援。在往後的相處中,二人逐漸成為朋友,高仲明開始定期記錄他的生活,雄叔也慢慢談及他的過去。

雄叔年輕時曾經風光過,他曾吸毒及入獄,有過兩段婚姻,無奈都以妻離子散告終,最後淪落街頭。雄叔是高仲明的樹洞,令他可以抒發情感,「雄叔知道我情緒低落,很懂得關心人,2014年正值雨傘運動,我去旺角拍攝時,他會提醒我工作時要小心,這令我很感動。」不久後,雄叔逐漸消瘦、病情也急轉直下,當高仲明翌日再去找他時,雄叔已氣絕身亡。雄叔曾留下遺願,希望能重見仔女,高仲明在社交網絡尋回他失聯的家人,並拍攝雄叔出殯的畫面。


高仲明曾多次探望及拍攝雄叔,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與雄叔到旺角街頭拍攝。

高仲明說,要進入露宿者的世界殊不容易,其實他們也渴望被人關懷及了解,他透過長時間與雄叔的相處,令照片有出色的紀實效果。高仲明的影像向來比較陰沉,這系列雄叔的照片不見煽情或強烈的視覺衝擊,反而有一種溫柔的凝視,去記錄雄叔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時光,令人動容。拍攝期間,雄叔及攝影成為他的精神支柱,也為照片賦予另一層意義。展覽以「放逐」為名,表面上是在講述被放逐的露宿者,然而這些露宿者居住的地方,也是高仲明的放逐之地。

在世人眼中,露宿或許是被社會放逐的結果,是無奈之下的委曲求全,當走近他們的生活後,才發現情況並不總是如此。患有癌症的雄叔,晚年曾獲發公屋,但他面對着家中白牆,反而覺得不習慣,短住過後重返街頭,他覺得這裏才是他的歸宿,希望有人幫他「收屍」。展覽另一位主角維園犀利哥,很多傳媒曾報道他的故事,他讀過大學、曾過中產生活,有感工作沒有意義才選擇露宿街頭,之後更帶領導賞團,向人介紹他的露宿人生。展覽「放逐」雖然聚焦露宿者的故事,某程度上卻擴闊我們對無家者的想像,「露宿者未必是因為行差踏錯,才導致最後淪落街頭。」

雄叔的遺照

放逐

日期:即日至5月30日

時間:11am-1pm、2pm-6pm (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JCCAC L2-02光影作坊

預約參觀:form.jotform.com/211150388972458

圖片由《壹週刊》及高仲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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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見於果籽

除掉頭像 不合理的「清潔香港運動」

過去兩年的香港,荒誕之事層出不窮,近月連藝文界也接連被政治打壓,當不合理的行為變成常態時,我們又該如何自處及思考?攝影藝術家蕭偉恒的作品《清潔香港運動》(Clean Hong Kong Action)正是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下誕生,他以不合理的方式處理遊行影像,當一切變得「政治正確」之後,這個社會又是否變得合理?

在2019年的社會運動中,蕭偉恒以儍瓜相機拍攝遊行過程的黑白影像,當時他並沒創作的打算,僅當是個人在大時代下的歷史見證。起初大家仍不介意拍照的行為,他拍攝的照片有大量示威者的臉孔,經歷過6月及7月,他發現攝影在這場運動中漸漸變得不受歡迎,甚至抗拒及反感,對於以攝影創作回應現實的他而言,似乎陷入兩難,「那時覺得攝影對於這場運動沒有太多作用,更容易被視為一種佐證或監察的工具。」

破壞影像 令作品變得合理

把照片沖曬出來後,見到密密麻麻的人頭,他覺得不應在公眾場合展示。「攝影有記錄的功能,在極權的年代,他日更可能成為當權者清算的『罪證』。」蕭偉恒曾經迷惘。9月、10月時,他在工作室嘗試用打孔機捶走將相片中的人頭,一個、兩個、三個⋯⋯如此一來,照片中只剩下遊行的場面,當人物的身份被隱藏後,彷彿也釋放他原有的道德枷鎖,令照片變得可以重新展示。「捶掉人頭的過程有很大落差,我很仔細地觀察人們的表情,運動初期大家會笑、自拍,後來則變成口罩、頭盔,這種變化十分明顯。」

創作這系列作品時,他從新聞得知何議員發起「清潔香港運動」,帶領群眾在街頭進行清潔,於是以此為名,其實有種「政治正確」或諷刺的意味,即使不同陣營的人,也有各自的解讀。這輯作品最近輯錄成書《清潔香港運動》,近月更獲得「香港攝影樣本書獎2021」金獎。

從2019年到現在,香港充斥着各種不合理的行為及現象,行人天橋圍起鐵絲網、建築物被塑膠水馬團團圍住、撐起雨傘只為遮住樣貌。蕭偉恒以攝影為基本,用不合理的方式去「處理」影像,例如用刷子刮影像、捶走相片中的人物臉孔,這些行為對影像而言無疑是種破壞,然而這些「不合理的行為」,偏偏令作品變得合理。


《刷上刷落》用刷子刷走照片內容,最後變成幾乎一片白色。

「自我審查」 當荒謬成為常態

他最近的展覽取名「不合理的行為」(Unreasonable Behaviour),名字源於英國戰地攝影師Don McCullin的同名自傳。當在戰爭中經歷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後,攝影師對於生死及道德常理可能產生麻木或不正常的理解,放諸荒誕的香港,當蕭偉恒以不尋常的方式回應社會時,同樣能凸顯這種不合理。這在展覽另外兩件作品裏也有所體現,《刷上刷落》(Washed-out)用刷子將照片的內容逐漸刷走,最後變成幾乎一片白色,刷走的是消失的香港景象及撐傘的人群,彷彿我城的命運最後會被慢慢抹去。《籠橋》(Cage Bridges)則以狹縫掃描攝影(Slit-Scan Photography)的方法,拍攝到處圍起鐵絲網的行人天橋,當荒謬成為一種常態時,我們會否變得麻木?

蕭偉恒的創作題材向來與香港社會緊扣,從香港人權藝術獎作品《打開大公報》到《清潔香港運動》,無不如是。以往、藝術能遊走於政治與社會運動之間,然而近來M+、藝發局、大館等機構相繼被建制傳媒追擊,面對飄忽不定的政治審查紅線,他索性「自我審查」,故意用黑色筆刪去作品名稱,僅保留客觀的文字描述,連牆上的展覽序言也變得脫落,一切顯得同樣「不合理」,令人思考這種不合理行為背後的歸因。

《籠橋》(Cage Bridges)以狹縫掃描攝影(Slit-Scan Photography)的方法,拍攝到處圍起鐵絲網的行人天橋。

不合理的行為》——2021年4月至5月於灣仔香港藝術中心14樓香港歌德學院展出。原文見於果籽

Birdy Chu 當口罩成為香港新日常

It’s been a year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pandemic emerged, photographer Birdy Chu document the life under the epidemic in 2020. Although everyone has been accustomed to living in the epidemic, it is still incredible to relive the past year’s mom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demic, there were crowds of people lining up to buy masks. Meanwhile, the deserted shops on the streets also became the epitome of Hong Kong.

In one of the pictures, people line up to buy toilet paper and disinfection supplies, which became the new normal. “At that time, pharmacies would occasionally bring out things to sell. I tried to ask the first person waiting in line on the street. It’s sad and absurd that sometimes they didn’t even know what was in the li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te puppy wearing a mask and the masked girl contrast the young lady with long flowing hair in the billboard. Everything looks unusual. “Even during the festive Christmas holidays, there was still a depressive atmosphere. In one of the shopping malls in Tsim Sha Tsui, everyone lined up to take photos. In front of the beautiful Christmas illumination, three girls didn’t have any happy expressions even though they were photographed. ” It’s realistic yet rather strange.

武漢肺炎去年初在香港爆發,恍如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轉眼已持續逾一年,疫情一波又一波,而今不僅不降反升、確診病例逾萬,佐敦更成為封鎖區,the best is yet to come。攝影師朱迅(Birdy)用紀實的鏡頭記錄疫症下的2020年,雖然大家早已習慣活在病毒氾濫時,然而重溫過去這年的大小瞬間,卻仍覺不可思議。

看着展覽現場的黑白照片,荒謬及超現實的畫面一幕幕浮現眼前。疫症開始時,到處是排隊買口罩及領口罩的人龍,鬧市中的藥房貼出「疫情告急求現金,全場貨品吐血價」的告示,冷清的店舖成為香港的縮影。在其中一張照片中,人們排隊買廁紙及消毒用品,畫面中的人龍望不到盡頭。「那時藥房會不定期拿東西出來賣,經常在街頭見到排隊的人龍,試過問排在首位的人,有時連本人也不知道在排甚麼。」很寫實,卻很荒謬。

不久後,口罩成為新日常,經歷過動盪不安的2019年,那種不能捉摸的恐慌情緒,仍繼續在蔓延。在朱迅的鏡頭下,穿着鞋子的可愛小狗戴着口罩、一對情侶在空曠冷清的尖沙嘴海旁互相依偎,一切日常均顯得不尋常。「即使在歡慶的聖誕假期,仍籠罩着壓抑的氣氛,在尖沙嘴商場的打卡位,大家排隊影相,在漂亮燈飾前面,三位少女望向拍照的手機,卻絲毫沒有開心的表情。」同樣寫實,卻很詭異。

寫實又超現實 生活習慣非必然

朱迅曾是攝影記者,2003年沙士的經歷仍歷歷在目,那時他在淘大花園、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等重災區拍攝,「淘大花園冷清得可怕,即使大白天也四處無人;更恐怖是在8A病房拍攝完之後,我忽然發燒,當時真的非常害怕,幸好只是虛驚一場。」當去年武漢肺炎爆發、戴口罩再次成為日常時,他有感疫症又將會持續,於是一直記錄疫症下的香港生活。「雖然今次疫情的感覺不及沙士般恐怖,死亡率及後遺症也不及沙士,但上次到夏天已完結,反觀今次已經一年,還不見減緩的迹象。」

17年後,他的身份是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講師,對他而言,新聞攝影就是要面對社會發生的事情,過去一年的焦點,自然是疫症。由朱迅策展的展覽「罩日」,除了他的黑白作品,也展出16位同學拍攝疫症歲月的照片,令展覽內容更豐富、廣泛,同時道出學生們的疫症經歷及看法。有學生的家庭因疫症出現經濟問題、有學生卻因此拉近與家人的關係、有學生以比較誇張的手法講述疫症,這些多元的照片令人見到香港人在疫症下不盡相同的生活狀態。

展覽是過去一年寫實又超現實的最佳寫照,這場疫症不但令戴口罩成為新日常,也衍生出很多新名詞,如社交距離、599G規例、Work From Home等,「更重要的是令我們明白,很多生活方式及習慣其實不是必然或必要,這值得好好反思。」

罩日

日期:即日至02月11日 /時間:9am-8:30pm(星期一至五)、9:30am-6pm(星期六)

地點:歌德藝廊及黑盒子(灣仔香港藝術中心十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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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輝 捕捉被遺忘的小黃車

曾幾何時,五顏六色的共享單車在香港隨處可見,只是這股熱潮來得快,去得亦快,不到兩年時間,多間共享單車公司相繼結業,被遺棄的單車散落在港九新界不同地方,造就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攝影師黃海輝將鏡頭對準最常見的ofo小黃車,用影像探討這個曾經風行一時的現象,如果說小店敵不過時代巨輪,那麼ofo這間億萬公司,則是被大時代遺下的經濟產物。

出租單車,在香港已有頗長歷史,二〇一七年,多間共享單車公司相繼出現(高峯時共有六間),得到阿里巴巴等公司注資的過江龍ofo亦在同年底高調插旗,一時間,紅黃藍綠的共享單車隨處可見。哪想到,內地驕傲宣稱的所謂「新四大發明」之一,不久後已成為單車墳場。隨着多家公司退出香港共享單車市場(現時只剩下藍色LocoBike正常營運),單車山丘甚至單車墳場也在香港悄然出現,但更常見的,是亂放在街邊或馬路旁的一架架棄車,有的沒有座位,有的連車轆也消失了,可謂苟延殘喘。

一點黃令人無法忽視

家住港島的黃海輝,去年與兒子到馬鞍山踩單車時,瞥見小黃車靜躺在植物叢中,車身被植物「蠶食」,看來已被棄置許久,「我覺得這個畫面很有趣、很有美感,彷彿單車的生命正慢慢消逝,然而植物則充滿生命力。」常人眼中司空見慣的場景,倏然引起他的興趣,開始拍攝共享單車的計劃。他特別聚焦小黃車,畢竟它數目最多,也代表這個潮流,估計有逾萬架單車散落在香港各處。小黃車雖很搶眼,但久而久之,大家對這現象亦習以為常,攝影師以黑白加單色的風格拍攝,突出小黃車的顏色,這種強烈的視覺效果,讓人再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在馬鞍山、屯門、元朗及大埔等地拍攝的過程中,黃海輝也發現小黃車的不同命運,有的靜倚在路邊欄杆、有的棄置在草叢中、有的更沉於城門河底。其實,共享單車最初在香港出現時,已有人蓄意將其丟到河裏,是利益衝突還是同行如敵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單車作為一件產品,它的生命太快凋謝了,河裏的單車恍如屍體,那種畫面令人很傷心。」

周遭環境對比棄車命運

河水退卻後,可見小黃車沾滿黑色污泥,那種狀態不是新簇簇,彷彿遺棄河中已很長時間。有次,他在城門河單車徑旁邊發現一架從河裏打撈起來的小黃車,「可能浸得太久了,整架單車長滿白色微生物,那個畫面很戲劇性。」他不只是拍攝小黃車的狀態,亦「拉闊畫面」捕捉周圍的環境,旁邊兩架單車緩慢經過這架小黃車,形成強烈對比,這個畫面似乎也在隱喻共享單車的命運。

黃海輝說,相比起去年,船灣淡水湖一帶的棄車狀況似乎有所改善,但共享單車的熱潮過後,遺留的產物並未隨之而去,究竟是誰的責任?當小黃車成為明日黃花,當所謂的「創新」成為二輪殘骸,原來還有待城市去慢慢消化,也值得我們反思。

小黃車@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6月12日

時間:8:30am-6pm(星期一至五)

地址:堅尼地城士美菲路12P號祥興工業大廈6樓The Hive

原文見於果籽

林健恆 當香港患上「都市病」

說起都市病,很自然令人想起癌症或心臟病等都市人常見的疾病。「其實都市病不只是指都市人的病,還有都市本身的病。」即將出版攝影集《都市.病》(預售)的80後攝影師林健恆(Jimmy)開宗明義道出背後想法。

疾病危害健康,人人知道都市病是隱形殺手,每年奪去無數性命。一個生病的都市、畸形的城市制度,同樣可以無聲無息地殺人於無形,可怕程度不遜於武漢肺炎。生活在光怪陸離的香港,許多事情見怪不怪,當你仔細去觀察這個社會時,會發現這座城市的種種疾病無處不在,貧富懸殊、畸形價值觀以及荒謬的日常。與其說病的是人,不如說患病的是整個香港。

當燒鵝遇上口罩,是最近抗疫生活的日常荒謬。

燒味店賣口罩 荒謬感日增

林健恆鏡頭捕捉的,不只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更是無處不在的荒謬感。當按摩椅、心電圖機及BB車成為抗爭者的路障,可想而知當權者是如何將人民逼向絕境;在疫情蔓延的當下,港人搶米搶廁紙搶口罩,荒謬的不只是不良商人坐地起價,還有全民賣口罩。「有日,我在屋企附近的燒味店見到賣口罩的廣告牌,燒鵝與口罩並排的畫面很有趣,然後跑六層樓梯返屋企拿相機拍攝。」當我們以為2019年的香港不再令人熟悉,這三個月的抗疫日常,荒謬感可謂日益增加。

更可悲的是,當這種荒謬成為常態時,仍有許多人對其視而不見,而永遠慢半拍的政府,只懂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斷錯症」的例子更比比皆是。林健恆在臉書上寫道,當政府禁止四人以上聚集、餐枱至少相隔1.5米時,一架載滿人的地鐵列車已足以傳染十八區。「有時我也會反思,究竟有病的是這個城市,還是只有我自己?好多人甚麼都不理會,眼不見為淨,其實也很開心。」視而不見是正常人,而提出問題的人是有病,這才是更荒謬的事。「每個人身處的環境不盡相同,未必會關心這些現象,而香港的教育是訓練你成為一個齒輪,我希望這些照片,能促使觀者去進行思考。」

經濟掛帥的香港,每樣事情都是一個銀碼,香港人早已見怪不怪。

然而想當年,林健恆也承認自己曾是港豬一名。2008年在觀塘職業訓練中心修讀攝影課程後,投身攝影工作至今,當過攝影助理,也曾為香港電視劇集《童話戀曲》及電影《點對點》拍攝劇照,因2013年香港電視發牌事件才關注社會事件,從港豬進化成社會運動的記錄者,2015年出版記錄雨傘運動的攝影集 《傘民》,2016年憑作品《馬屎埔抗爭》獲得「網絡公民大獎──最佳新聞照片獎」,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他為社會聯合媒體(United Social Press)擔任攝影記者,在抗爭前線拍攝,有不少照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每日一相 廣告現實對比虛偽

其實,這些年來,他一直有個「everyday photo」的拍攝計劃,只是早期照片偏向趣味性的畫面,甚少將社會議題帶入作品。經歷過雨傘運動及旺角騷亂的洗禮後,他越來越覺得《天與地》裏「this city is dying」的金句正慢慢應驗,心態上有所轉變,照片裏也多了隱喻。他善於利用廣告的影像與現實中的人物形成對比,例如露天時尚廣告牌與拾荒者、銀行理財廣告與行乞者、「健康睡眠」廣告字眼與在巴士上睡覺的乘客……有張服裝品牌的廣告相,照片中的人物笑得燦爛,與現實中不苟言笑的途人形成強烈對比,照片也成為攝影集的封面。「香港人是不會笑的,只有在虛假的廣告裏面才是笑的,這彷彿告訴我們,這個社會很多東西是虛偽的。」

原本打算去年初出版的《都市·病》,因反修例運動擱置,林健恆最近才重拾出版的念頭。

都市·病@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4月16日至5月17日

時間:1pm-7pm(星期三至日)

地點:深水埗基隆街132號地下B舖MIDWAY Shop

原文見於果籽

封岩 用攝影展現日常物件的藝術視角

中國攝影藝術家封岩說:「在人們的慣性思維裏,鏡頭只能對準證明是有意義的事物,正如每處風景名勝都有一個最佳拍攝位置。」然而對喜歡拍攝日常物件的他而言,通過拍攝與日常生活感知密切的物件或細枝末節,以大尺寸畫面強調物件的細節,既令作品產生一種觀賞性及藝術性,藉此也呈現出物件在工藝中的視覺美感。他最近首次在香港舉辦同名個展,黑皮凳、木箱、並排的畫布看似瑣碎平凡,背後既潛藏他的個人情緒,亦隱晦地觸及幾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

在成為藝術家之前,封岩寫過小說、也拍過電影。198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他,曾擔任過張藝謀執導的電影《菊豆》的副導演,後來旅居美國拍攝紀錄片,當時不諳英文的他,經常依靠閱讀及寫作來打發時間。2001年回到北京後,他依然熱衷寫作,2004年完成兩篇長篇小說後,精疲力盡的他有感要轉換創作方式,於是重拾攝影機,這次不是拍電影,而是追求更純粹、個人的表達方式——攝影。

作品被視為「廢片」 艾未未卻看得懂

緊接三年,他連續創作三個攝影系列:《秩序》(擺拍日常物件的秩序感)、《山石》(山石的局部紋理)和《權力》(象徵着權力符號的事物),這些看似不經意捕捉的畫面,背後其實都被賦予特定意義,根據他的說法,是「從日常生活中表達事物的當代性」。至今仍有許多人對其作品感到不解,當時更是如此,形容他的作品像「廢片」,猶如沒意義的影像。能讀懂他的藝術家艾未未,則形容其作品「明確打破人們對攝影的慣性思維」,這也是攝影進入「當代藝術」的其中一個重點。

現場展出的《迷幻的竹子》、《紀念碑》、《繪畫》及《唐陵深草》,均是這種方法的延續,尤其是2010年創作的《紀念碑》。這系列第一件作品,是一張黑色皮凳,那是大陸的公共博物館常見的長凳,多年來有無數參觀者坐過。封岩將皮凳豎立起來拍攝,簡單一個動作,長凳彷彿被賦予一種「紀念碑」的意象。

在常規思維中,紀念碑通常為重要人物或事迹而豎立,藝術家從舊貨市場等買來的風扇、書櫃、木箱等,這些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物件是上一輩中國人的集體回憶,既蘊含功能、也投射了情感。然而當他將這些日常物件抽離原本身處的環境,再賦予它們充滿儀式感的展示方式,從而構成一座座「紀念碑」時,在在挑戰世人對紀念碑的想像,以及日常物件所蘊含的藝術感。

並排畫布側面 另類欣賞體驗

如果說《紀念碑》是關於公共物件的記憶,那麼《繪畫》便是他非常個人的經歷。系列始於2013至2014年間創作的繪畫作品,當時他剛結束攝影個展,忽然想停下攝影,去嘗試自己關注已久的繪畫,在畫筆遊走畫布的過程中,慢慢消弭心中不安的情緒。

在繪畫過程中,畫布是他最常接觸的事物,是他生活中的日常,他將十多幅畫布的側面並排成為一個藝術裝置,拍攝成《繪畫》系列。這些畫布在旁人眼中雖無意義,但對他而言卻有一種在繪畫以外、欣賞畫作的另類體驗。這不僅賦予畫布嶄新意義,同時將繪畫、裝置及攝影的概念融合在一張作品裏,最後以照片方式呈現。

封岩善於觀察日常生活物件,再以獨特微妙的攝影視角,呈現出物件的工藝或藝術感。他的作品不僅讓人們思考尋常物件所蘊含的歷史或政治意義,也鼓勵人們跳出慣性思維,去觀察、欣賞周遭世界的細節。

封岩》個展

日期:2020年2月13日至3月13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H Queen’s十樓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Catherine Opie 女性主義的風景

提起加州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腦海中自然閃過已故美國攝影師Ansel Adams的黑白照片,恢宏壯觀而層次分明,在攝影界更幾乎將其劃上等號。美國藝術家Catherine Opie拍攝的優勝美地,偏偏與壯觀之美背道而馳,以模糊失焦的局部畫面帶來新的觀看方式,一幅看似女性陰道的瀑布大特寫照片折射出彩虹,這位長期拍攝性小眾文化的同志藝術家,決意來顛覆長久以來由男性主導的風景世界,用嶄新的敘事方式來呈現風景攝影。

Ansel Adams生前多次在優勝美地拍攝,長年累月的拍攝早已建立起一套獨特的視覺語言——峭壁與瀑布、巨石與杉樹,顯得十分壯觀美麗。「我人生大部份時間住在加州,12歲時第一次去優勝美地,之後也多次重遊,對當地人來講,這個地方是很有地標性。」57歲的Catherine月前在中環立木畫廊舉辦展覽《So Long As They Are Wild》時,說起與這個世界自然遺產的淵源。

大學時認識Ansel Adams的作品,她認為那些充滿細節與美感的照片,隨著影像的廣為人知,已漸漸成為一種既定印象。三年前,她受邀拍攝優勝美地,以失焦的方法來拍攝,顛覆傳統風景照片的風光旖旎。「當畫面模糊不清時,影像會變得抽象,觀眾需要更加用心去觀看。」尤其影像氾濫的年代,大家瀏覽照片的速度越來越快,卻很少人去認真思考影像背後的意義。

Catherine Opie以一系列風景照片來做隱喻,可她坦言許多人包括媽媽在內,並不喜歡這樣的作品,「因為我們總喜歡看到熟悉的畫面,總假設自己很了解一件事情,而沒有用心去感受。」她憶述拍攝時的情景,許多遊客走馬看花般拍攝完照片就走,結果社交網絡的照片幾乎都如出一轍,相反Catherine用了兩個星期來觀察及拍攝,感受所處的環境,最後以大特寫來拍攝瀑布,而那看似陰道的瀑布,在在反映出其女性主義的切入點。

為性小眾發聲

今次展覽的作品看似隱晦,難免令人覺得她是個抽象的藝術家,其實她向來以直接、真實的攝影風格見稱,在保守的八十、九十年代,拍攝自己及性小眾朋友的照片。1991年拍攝的《Being and Having》,她特寫拍攝黏上假鬍鬚的朋友,在黃色的背景下製造一種陽剛的氣質;之後在1993年至1997年拍攝的《Portraits》系列,同樣為性小眾發聲,用鮮豔的背景來拍攝同性戀群體,反襯出他/她們在日常的隱蔽。

最為人熟悉的應是她的自拍系列,1993年拍攝的《Self Portrait/Cutting》,在背部𠝹了兩個身穿裙子的火柴人與小屋,表達出同性戀人的掙扎與期望;一年後的《Self Portrait/Pervert》,她戴上SM頭套、雙臂插滿刺針、胸前𠝹了紅色「Pervert」的標記,因同性戀當時被視為一種變態的行為。相比起舊作的一針見血,這次以風景來做隱喻,自然顯得比較subtle,「傳統的風景攝影追求細節,很宏偉也很陽剛,我的照片嘗試與Ansel Adams的作品產生一種對話,提供一種新的方式去看國家公園以及這個世界。」

《Self Portrait/Pervert》&《Self Portrait/Cutting》
 

同場還首度展出的陶瓷雕塑,將泥土印壓在樹皮,創作成樹根形狀,上釉後在窯中燒製而成。這些形狀奇特的雕塑與優勝美地的攝影作品形成強烈對比,似乎象徵著被燒毀或砍伐的樹木,藉此表達出大自然的脆弱。近年特朗普政府積極開採石油,在加州等地進行石油勘探,更尋求放寬石油開採區,對環境帶來極大影響。Catherine以個人觀念融入大自然風景,與巴西攝影師Sebastião Salgado一樣,通過作品來展現地球的脆弱,促使人們意識到保護大自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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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期間她還分享了《The Given Tree》(愛心樹)這則童話故事,故事中的小男孩長大後不斷向樹索求,可樹卻建議男孩把樹上的蘋果摘去賣錢、斬下樹枝蓋房子、砍伐樹幹造船,以覓得歡樂。這故事簡單但寓意深遠。Catherine不僅以藝術來發言,自己也身體力行教育下一代去保護環境,甚至捐錢給予環保組織,避免像《The Given Tree》的男孩一樣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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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漢紀 影像創作不一定要侷限在相機

三十年前,馮漢紀用硬物在顯影中的即影即有照片上進行刮劃,被破壞的感光劑在照片上顯示出不同的顏色,最後的畫面儼如油畫。「影像的表達有好多種形式,不一定要侷限在相機。」年屆八旬的馮漢紀一直是香港攝影教育的重要推手,桃李滿門的同時,他也是一位充滿實驗及前衛精神的攝影家。作為香港國際攝影節的壓軸展覽,最近他舉辦大型回顧展,展出1980年至今近的多組照片,有拍攝中國的黑白及彩色照片,也有用電腦製作出來的概念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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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寶麗來」作品

1980年代,任教香港理工學院的馮漢紀遇到瓶頸,毅然前往芝加哥修讀藝術碩士。「最大改變是心態,以前大家會叫你影相佬或攝影師,是有標籤的,去到那邊大家都會說是藝術工作者,只不過我是用攝影來表達。」展覽有部份作品是關於他的芝加哥歲月,最初踏足美國時他曾感迷惘,在一幅《In a Cage》作品中,馮漢紀以六張照片加上文字來表達這種情緒,或多或少是受美國攝影師Duane Michals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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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Cage》作品

當年在香港教書時,他一直無法靜下心來創作,反倒是到芝加哥後,拍攝了許多人像作品。除了在的士高裏拍攝造型奇異的龐克少年,他的一系列拍攝同學的肖像中,也安排了拍攝者(自己)與被攝者一同進入畫面——著名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將相機比喻為一種武器,馮漢紀想探討的是,當操控相機的人同時入鏡,這種意義會否改變。

兩年的進修經歷,擴闊了馮漢紀的攝影視野,間接影響了後來的創作,不太拘泥於攝影的形式與媒介,這在他的「前衛視點」作品裏可見一斑。九七回歸後翌年,他創作的「蝴蝶夢系列」充滿實驗性質,用一個製作三維風景的軟件來創作出不存在的風景, 將虛擬的蝴蝶置身不同的環境,顛覆攝影的定義。蝴蝶有蛻變的象徵,畫面中的蝴蝶時而困於籠中,時而躺於火海,究竟是莊周夢蝶,還是回歸後的隱喻,而今看來或更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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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夢系列」作品

隨意拍攝  捕捉1980年代中國

馮漢紀孩童時代已遊走於兩岸四地,生於廣州,不久後移居香港,日治時期在澳門渡過,及後又前往台灣讀醫。躲過文革,1978年改革開放後,他成為第一批較早進入中國大陸拍攝的攝影家。當時他正理工學院任教,每年利用暑假閒暇時間前往北京、深圳、青海、雲南等城市拍攝,為那個純真年代留下最後倩影。在沙龍攝影非常活躍的1960及1970年代,馮漢紀也曾是「龍友」,及後他發現自己格格不入,轉而拍攝社會紀實的畫面。當沙龍攝影師忙於發掘祖國的大好河山時,他卻把鏡頭對準了街道小巷的人生百態。

「我會說是直接攝影,拍攝時是很隨意的。」拍攝前他沒有任何預設的構思,也沒有追求唯美的構圖,胡同裏的途人、街邊的小販、巴士上的乘客,每個畫面似乎都是漫不經心的,有種淡然的詩意,然而畫面中的細節卻值得細細回味。後來他捨易取難,以中片幅相機取代135mm相機,拍攝了連南瑤族自治縣、青海、雲南等少數民族及鄉郊環境,同樣沒有風光旖旎的畫面,反而以樸實的鏡頭記錄他們的生活——這些都構成了馮漢紀的「中國,我的中國」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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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系列」作品

在推行改革開放的同時,鄧小平也批評了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現象,其時許多地方的毛像都被拆卸,有次馮漢紀在南京一間紀念館偶然見到毛像,深感意外,畢竟在大城市較為罕見。然而萌生拍攝「毛澤東系列」作品時,已是千禧年的事,他在廣東、雲南、香港及東南亞等地拍攝毛像,其中一張照片裏的毛澤東雕塑舉着招牌領導人手勢,牆上掛着寫有「鸞鳳和鳴」的掛毯,違和感十足。「不論世人對他的評價好或不好,作為上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人,我想用照片去呈現這樣一個現象。」

《時/空:暫如照片》2018年於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展出。

無懼惡劣天氣 捕捉香港風水

風水文化在民間向來頗為流行,常言道一命二運三風水,先不理會這是否有科學根據,如此抽象的概念若以影像來呈現,又該是甚麼模樣?居港攝影師Palani Mohan從傳統的風水文化裏,提取風、水、氣等元素進行攝影創作,他時常到風水先生口中的風水寶地拍攝,甚至無懼十號風球,以截然不同的視野來拍攝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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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Dragon》,慢快門拍攝的海浪猶如一條龍。

此風水非彼風水 影大自然的energy

2013年,Palani在家中看到窗外的廣闊天空有一大片雲朵飄過,看起來很漂亮,便拍攝了這些雲朵。從事自由攝影工作二十多年,過往他曾拍攝過養鷹人、捕鯨手及蒙古人等作品,在這些充滿人文關懷的影像裏,總少不了天空與雲朵的元素,「我為雲朵的移動、風的吹拂及雨水等現象感到興趣,覺得有種energy在其中。我總是為大自然的現象感到嘖嘖稱奇。」後來他從朋友口中得知,在華人文化裏,有所謂的風水命理之說,他雖不百分百認同這種文化,卻覺得這是一種很獨特的方式去認識一座城市。「我相信的風水是一股energy,而它是由城市的人所產生的,是與大自然共存的。當天氣改變時,你能明顯感受到那種energy。」

他口中的energy,對應的是風水裏的「氣」,氣代表了人氣財氣,正所謂藏風聚氣,在他的照片裏,還有一種意義,便是天氣。他將這系列作品命名為《Wind Water》(而非風水的英文Geomancy),Palani想探討的並非何謂風水,而是提取風水的元素,以風、水及天氣變化等角度來拍攝香港。所以在他的照片裏,總能看到雨水、雲朵、霧氣、海浪的畫面,很微妙地呈現出風與水的力量。他用中片幅相機以保留更多畫面的細節,同時以一種恍如夢境的、抽象而唯美的風格去拍攝。「我想展示大部份港人不會看到的視角,透過照片去反映這城市的energy是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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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去年十號風球期間,Palani拍下這張風高浪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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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Water》,當天氣變差時,他總會到海旁拍攝。

請教風水師 踏遍山頂碼頭風水寶地

香港三面環海,夏季天氣時常瞬息萬變,這正是Palani創作的好時機。他走遍香港不同地方拍攝,甚至還向風水先生請教,前往山頂、西環碼頭等風水寶地取材,還專門在惡劣的天氣到海旁拍攝。有次十號風球,他前往西環碼頭拍攝,剛停下車拍攝,汽車便開始搖晃,他不得不馬上離開。「打風下雨時,城市的變化很快,我想捕捉這非一般的香港面貌。」他以慢快門拍攝風起雲湧,在畫面上營造一種動感,令照片看起來充滿力量與活力,某程度上反映香港本質——在他看來是一個充滿活力與能量的城市。


1967年生於印度,12歲時Palani隨家人移居澳洲。家人從事電影及攝影相關工作,在耳濡目染下,他自小對視覺藝術及影像深感興趣,1985年高中畢業後,18歲的他加入《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任實習攝影記者,開始拍攝體育、新聞等不同題材,其間兼職修讀大學。九十年代開始從事自由攝影工作,在倫敦及亞洲等地工作,作品曾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及《時代》雜誌等,同時也從事商業攝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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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Water》系列作品

1998年他曾在香港居住過兩年,千禧年出版首本攝影集《Hong Kong Life》(香港生活),用外來者角度以紀實方式捕捉這城市的眾生相:建築地盤、消防隊、盲人學校、寶蓮寺僧人等等平凡人的生活,頗有特色。之後他在亞洲不同城市工作多年,2011年回港居住至今。「我很喜歡香港的活力,然而這些年來有很大改變,曾經的老店、小店都不復存在了,我懷念當初見到的那個舊香港。」

城市在變,他也在沉澱,2012年,他以智能電話結合濾鏡拍攝的彩色照片,出版攝影集《Vivid Hong Kong》,以比較隨心的風格拍攝重返香港後的所見所聞,來重新認識這座城市。事隔六年出版《Wind Water》(風水),問及這是否他的香港三部曲,Palani笑說不是,他純粹想透過風與水的影像,來呈現這個令他着迷的都市,一個他視之為家的城市的面貌。(2018年,Palani Mohan在灣仔f22 Foto Space舉辦《風水》攝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