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輝 捕捉被遺忘的小黃車

曾幾何時,五顏六色的共享單車在香港隨處可見,只是這股熱潮來得快,去得亦快,不到兩年時間,多間共享單車公司相繼結業,被遺棄的單車散落在港九新界不同地方,造就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攝影師黃海輝將鏡頭對準最常見的ofo小黃車,用影像探討這個曾經風行一時的現象,如果說小店敵不過時代巨輪,那麼ofo這間億萬公司,則是被大時代遺下的經濟產物。

出租單車,在香港已有頗長歷史,二〇一七年,多間共享單車公司相繼出現(高峯時共有六間),得到阿里巴巴等公司注資的過江龍ofo亦在同年底高調插旗,一時間,紅黃藍綠的共享單車隨處可見。哪想到,內地驕傲宣稱的所謂「新四大發明」之一,不久後已成為單車墳場。隨着多家公司退出香港共享單車市場(現時只剩下藍色LocoBike正常營運),單車山丘甚至單車墳場也在香港悄然出現,但更常見的,是亂放在街邊或馬路旁的一架架棄車,有的沒有座位,有的連車轆也消失了,可謂苟延殘喘。

一點黃令人無法忽視

家住港島的黃海輝,去年與兒子到馬鞍山踩單車時,瞥見小黃車靜躺在植物叢中,車身被植物「蠶食」,看來已被棄置許久,「我覺得這個畫面很有趣、很有美感,彷彿單車的生命正慢慢消逝,然而植物則充滿生命力。」常人眼中司空見慣的場景,倏然引起他的興趣,開始拍攝共享單車的計劃。他特別聚焦小黃車,畢竟它數目最多,也代表這個潮流,估計有逾萬架單車散落在香港各處。小黃車雖很搶眼,但久而久之,大家對這現象亦習以為常,攝影師以黑白加單色的風格拍攝,突出小黃車的顏色,這種強烈的視覺效果,讓人再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在馬鞍山、屯門、元朗及大埔等地拍攝的過程中,黃海輝也發現小黃車的不同命運,有的靜倚在路邊欄杆、有的棄置在草叢中、有的更沉於城門河底。其實,共享單車最初在香港出現時,已有人蓄意將其丟到河裏,是利益衝突還是同行如敵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單車作為一件產品,它的生命太快凋謝了,河裏的單車恍如屍體,那種畫面令人很傷心。」

周遭環境對比棄車命運

河水退卻後,可見小黃車沾滿黑色污泥,那種狀態不是新簇簇,彷彿遺棄河中已很長時間。有次,他在城門河單車徑旁邊發現一架從河裏打撈起來的小黃車,「可能浸得太久了,整架單車長滿白色微生物,那個畫面很戲劇性。」他不只是拍攝小黃車的狀態,亦「拉闊畫面」捕捉周圍的環境,旁邊兩架單車緩慢經過這架小黃車,形成強烈對比,這個畫面似乎也在隱喻共享單車的命運。

黃海輝說,相比起去年,船灣淡水湖一帶的棄車狀況似乎有所改善,但共享單車的熱潮過後,遺留的產物並未隨之而去,究竟是誰的責任?當小黃車成為明日黃花,當所謂的「創新」成為二輪殘骸,原來還有待城市去慢慢消化,也值得我們反思。

小黃車@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6月12日

時間:8:30am-6pm(星期一至五)

地址:堅尼地城士美菲路12P號祥興工業大廈6樓The Hive

原文見於果籽

榮榮與中國先鋒攝影

攝影是攝影家表達自我的工具,就如畫家手中的畫筆。但這種忠於自我的陳述,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時間裡,卻是尋不可覓,因為攝影在中國僅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以至這種追求自我、獨立態度的攝影1980和1990年代出現時,紛紛被冠以先鋒攝影的頭銜。

藝術家榮榮說,「觀念攝影、實驗攝影、先鋒攝影等這些說法都無所謂,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是真正發自自己內心的聲音,像張海兒、洪磊等藝術家,他們站在社會的另一面,走在主流攝影之外,是引領這個時代的先行者。」1996年,榮榮創辦的《新攝影》雜誌曾記錄了這些先行者的影像,十多年後在香港,他以策展人和藝術家的身份,策劃展覽《新建構:中國八十至九十年代先鋒攝影》,將中國攝影史的一次重要變革重現眼前。

榮榮《東村 1994 No.19》

Q:這次展覽名為《新建構:中國八十至九十年代先鋒攝影》,顧名思義所著墨的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國攝影,為何這段時期如此特別?在這之前和之後的攝影氛圍又是怎樣的?

A:中國攝影的崛起,嚴格來說就是8090年代這段時間。在這之前攝影當然也存在,比如說民國時期已有私人相機,也有玩得很純粹的攝影沙龍,但1949年後整個體系發生很大的變化,從這往後很漫長的三十多年裡,攝影基本上是政治宣傳的工具,主流的攝影都是來自報社、雜誌社指定的拍攝,個人幾乎沒有拍攝的器材,中國當代攝影在這段時間是空白的。80年代開始漸漸有了一點脈絡,南方的張海兒創作了《壞女孩》系列,上海的顧錚,北方的莫毅、韓磊等,也對這個制度發生異樣的聲音。90年代有更多的藝術家加入到這個脈絡裡,像我、邱志傑、洪磊、蔣志和趙亮等。我覺得這段時間是有區別於大眾對中國攝影的認識的,這些邊緣的聲音恰恰構成了一個體系。

當時社會上經商的氛圍很濃烈,很少談論藝術和精神上的東西,更不要說畫廊和關於攝影的出版、傳播。幸好我們那時年輕有活力,對藝術也有追求和嚮往,想聚在一起談論,把內心真實的聲音表達出來,所以才有東村的行為藝術,像張洹的《12平米》、《65公斤》在當時是引起很大爭議的,我也參與其中,拍攝整個現場。那時社會上對這些行為藝術根本沒有認同感,也不了解這些人想表達的是什麼,而國內的報道也大多是負面的,像馬六明就以「傳播色情」的罪名被警察抓走。後來因為要申請奧運會、加入WTO,國外的學者投資者紛紛到北京來,政府也開始開放。2000年後,畫廊開始在中國出現了,798藝術區也是在2002年之後出現的事。

劉錚 《打水的囚犯,河北保定》 1995

Q:80年代的藝術界發生「85美術新潮」等重要事件,在攝影領域是否也有相關的事件呢?

85年的美術新潮運動,還有後來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攝影在裡面幾乎是沒有出現的。主流的機構沒有參與,反倒有一些以民間形式出現的攝影組織,像1979年成立的攝影組織「四月影會」,還有由李媚主編的深圳的《現代攝影》雜誌,這些都是在89年之前出現的,但幾年後都夭折了,且沒有跟國際攝影界接軌。89年之後,由於中國已壓制太長時間,到90年代就迸發出來,而且速度很快,馬上跟國際接軌,像岳敏君、方力鈞等所在的圓明園畫家村,我和馬六明、左小祖咒等所在的東村,和後來我和劉錚創辦的《新攝影》刊物。

Q:《新攝影》雖然只存在兩年,但它的影響卻是毋庸置疑的,當時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新攝影》創辦於96年,當時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在主流媒體裡幾乎不能發表,當時因為我們想就交流,於是便用最簡單的方法,把照片貼在紙上複印,然後用線把他們串起來,裝訂成冊。當時每期只印數十冊,交流時遇到其他藝術家很喜歡這本雜誌的,便送他一本。從96年第一期到98年第四期(即最後一期),涵蓋的藝術家也達1516位,像這次展覽有不少作品當時都有了,那是非常豐富的。當時誰對這樣的攝影作品都漠不關心,也看不懂,那時候沒有任何市場,僅僅是因為我們的內心要發出聲音。沒想到就這樣慢慢傳播,最後這本雜誌變成中國當代攝影的一個先鋒。 

當時有很多國外的學者、專家到北京,想了解一些藝術家的作品,當在我們手裡看到一些這樣的作品時,覺得很新鮮、很吃驚,也非常意外有年輕人在做這樣的事情,他們很感興趣,然後邀請我們到國外做展覽,讓外界看到不一樣的中國、不一樣的聲音。也是因為在國外陸續做展覽,形成一個很好的氛圍,我們才可以持續下來。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新攝影》一開始在主流不被認可,是被排斥的,但現在他們已端正看法,反而會邀請我們做展覽,因為我們這一些人代表著中國先鋒攝影的面孔,而且這些作品也在影響著老一代的攝影家。

Q:既然這麼成功,又為何只存在了兩年時間?

我想《新攝影》的使命早就完成了。如果它在2000年後產生,那它的意義應該是零,因為2000年後已經有畫廊出現,像2000年的上海雙年展也把攝影包括進去了。但在這之前出現的意義就非同一般,因為當時還沒有畫廊,主流的媒體如《大眾攝影》《攝影之友》刊出的也都是風景山水,但這樣的雜誌卻出現了,如果說是先鋒,那是真正的先鋒。 

韓磊 《開封 1988》

Q:所以說,攝影和它所處的社會環境、背景是密切聯繫的。

攝影是通過一個實際的物件來拍攝的,它不可能沒有社會背景,你個人也是生活在這攝影背景裡。攝影最重要的是跟現實發生關係,所以要傳達的東西自然是離不開社會的。有些人這些作品帶有一定的政治性,難道政治就不可以表達、不可以發生聲音嗎?

Q:那你覺得中國攝影所面對的困境是什麼?

我剛提到2000年後當代攝影的情況有所好轉,但所謂的好也是一個假象。中國本土對中國攝影的認識、從學術角度探討中國攝影的傳播,這些幾乎都是空白的。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攝影博物館,對攝影的認識仍是非常滯後。還有是教育的問題,中國人不尊重自己的歷史,這是很可怕的。短短這一百年裡發生了很多事情,攝影恰恰就是最重要的見證,我們看不到歷史的真相,看不到影像跟生活的關係。在我們生活的土壤裡,應該通過影像去了解過去,但這些東西恰恰是缺失的,如果有人在做這樣的東西讓公眾了解,那中國的攝影也可以很偉大。因為這不止是表面上的好,影像的傳播也能讓外界通過攝影了解中國的文化、社會,因為攝影是最容易讀懂的、最直接。我所了解的日本攝影之所以很厲害,就是因為他們透過攝影、出版物,向世界傳播日本文化,很多外國人認識日本,也是通過畫冊、攝影認識的。通過影像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這些都是文化的輸出,這很重要。

莫毅 《街道的表情 No.6 (天津,1988)》

Q:所以這也是你成立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的原因嗎?

從我88年偶然接觸並愛上攝影,我覺得攝影為自己打開了一個世界,透過攝影認識了很多人,包括我的太太映里。我們一起生活一起創作,後來我們的作品被國外所接受,也有一定的市場,那時我所想的,不是去拍更多的作品,而是發出一個針對攝影的聲音,它不是快門的聲音,而是跟世界發生交流,所以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這個空間對我而言非常重要。三影堂不僅有圖書館、暗房等,我們也出版攝影刊物、舉辦攝影展覽和攝影獎,讓它成為一個影像傳播者的角色。因為在中國,我們的國民對攝影毫無認識性,對影像傳播也沒什麼概念,即使有一些展覽,也大多是被商業利用,跟精神上、生活上的關係不大。在發明攝影術的法國,照片跟人們的生活是聯繫在一起的,攝影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這值得我們反思。

Q:最後我想把話題回到展覽本身,你既是展覽的策展人,又是展出的藝術家之一,這背後有何特別原因嗎?

這次選題的脈絡是80年代到90年代,這段時間裡我參與了很多事情,也算是介入中國當代攝影其中。我本來也不是策展人,要以藝術家的身份兼任策展人我也覺得很尷尬,因為寫文章真的好頭疼。然而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它不像歐洲那樣分工都很仔細,中國幾乎沒有攝影的策展人,也很少批評家,像顧錚、邱志傑和艾未未等藝術家都做過策展人或批評家。既然這個體系是空白的,還不如自己動手,畢竟我很了解這些藝術家,我對攝影也有認識,這是我的優勢。

榮榮,中國藝術家。1968年生於福建漳州,1988年開始接觸攝影,1990年代因參與東村藝術家的行為藝術而備受注目。1996年與劉錚創辦《新攝影》雜誌。2007年與太太映里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個展與聯展散見於中國、日本、美國和歐洲等地,包括2011年在刺點畫廊舉辦的香港首次個展《三生萬物》。

·顯影 InstagramPayMe / MeWe

·文章見於2013年《號外》雜誌

·圖片由Blindspot Gallery提供

日本人像攝影先驅 藤井秀樹


201說起日本攝影師,你或會想起荒木經惟森山大道,但要數日本最享負盛名的人像攝影師,藤井秀樹(Hideki Fujii)絕對當之無愧(操上和美也十分出色),集日本寫真藝術專門學校校長、日本廣告寫真家協會會長等諸多頭銜於一身,他的一生見證二十世紀下半葉日本商業攝影的發展歷程,而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攝影生涯裏,成功結合商業廣告與人體藝術,堪稱日本人像攝影先驅。

藤井第一次拍攝照片的經歷頗具戲劇性,當時他還是中學生時,班裏有個男生想約會女生,由於害羞說不出口,就叫上藤井一起去看電影。碰巧戲院起火,眾人都在逃命,手握相機的藤井,卻情不自禁站在座位上,將整個火災的場景拍攝下來。戲院對面是《朝日新聞社》(The Asahi Shimbun),藤井將菲林交給報紙編輯,讓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日報紙出街,整整三版都是他拍攝的照片。

這不僅令他獲得優秀報導攝影獎,他同時亦因這次難得的體驗,從此對攝影深感興趣。高中畢業後,藤井如願考入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攝影學科。當時媽媽並不想兒子成為攝影記者,而是希望他當商業攝影師,因此在大學二年級時,哥哥介紹他到著名攝影家秋山莊太郎(Shotaro Akiyama)的工作室當助手。秋山可謂藤井的啓蒙老師,藤井在那裏學到很多學校沒有教授的知識和經驗,後來隨着工作越來越繁忙,他索性退學,專心投入攝影工作。

三年之癢

跟隨秋山三年後,當時東京有一本《DRESS》雜誌創刊,秋山於是推薦25歲的藤井去雜誌社任職攝影師。當時日本雜誌流行用女明星當封面,藤井開始大量拍攝人像,為日後的人像攝影奠下基礎。任職雜誌社期間,他幾乎每晚都在工作室度過,暗房技術也大有長進。如是者又過三年,他正尋求新突破,恰好這時日本設計中心(Nippon Design Center)剛成立,他於是二話不說辭去雜誌社工作,轉而在日本設計中心工作,負責豐田等汽車的廣告攝影。

1960年代,美國才是汽車界的龍頭大哥,而日本國內的汽車攝影也不發達,藤井於是買來玩具汽車,利用不同的角度、亮度等去研究汽車造型,更試驗出一種新方法去消除拍攝環境在車身的反射,拍攝出風行一時的汽車廣告照片。三年後,害怕陷入墨守成規的風格,藤井又辭去工作,開創工作室拍攝他最喜愛的人像攝影。

人像攝影
在1970年代之前,日本廣告攝影基本上仍以歐美模特兒為主,然而他認為,和服代表日本傳統美,應該在攝影中呈現日本文化的精髓,於是利用日本女性及和服進行實驗性的創作。當時他聘請芳齡美少女做專用模特兒,過程中也對人體美感有獨到見解,他注重呈現出鮮明的日本特色,更帶有日本歌舞伎的文化烙印,這種手法令他開始聲名大噪。不久後,彩妝品牌Max Factor邀請他拍攝化妝品,他開始拍攝彩色人像作品,同時與化妝師小林照子一起探索人體彩繪,結合光影、色彩及完美的構圖,將人體攝影提升到藝術層次。

創作,歸零

看藤井的作品,有時像照片,有時又像繪畫,充滿視覺震撼,同時展現出女性身體美感。雖言為商業攝影師,但他的作品卻從來不乏藝術色彩,將商業和藝術完好結合。藤井最令人值得敬佩之處,是他時常以一種不滿足的心態進行創作,也經常反思照片的拍攝手法和技巧,他說創作就猶如杯子一樣,如果你想裝入新水,就必須把舊水倒空。也許正是這種歸零的想法,令他沒有局限在既有規條,而是不停的創新,在人像攝影領域領先於人前。

藤井秀樹(193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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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圖片來自網絡。

郭嘉樂 用攝影尋找抑鬱症的情緒出口

患上抑鬱症的九十後攝影師郭嘉樂(Khalil Kwok),曾經歷情緒上的起伏,接受過藥物治療、經歷過心態轉變,令他逐漸封閉自己,處於一種平靜而悲傷的狀態,這種難以名狀的感覺,他透過鏡頭去自我探索,過程中慢慢得到釋放。

抑鬱症,是他的性格使然,也與成長環境不無關係。身為家中獨子,他自小是情感豐富而內斂的人,甚少與家人溝通,有甚麼情緒,也總埋藏在內心。中六那年,忙着準備考公開試,壓力大,情緒開始不穩定。邁進大學,生活方式大轉變,恰好碰上雨傘革命,積聚的情緒開始爆發。「那時覺得自己的情緒各方面都很差,動不動就會發脾氣。」慢慢他意識到,自己患上抑鬱症,他開始求診食藥,為此還休學一年,但休學不等於荒廢,他也睇書影相,透過攝影尋找情緒的出口。

雙手緊抓肩膀 掙扎與孤獨

中學時期,他已喜歡拍照,在城市大學修讀創意媒體後,更視攝影為一種自我探索的工具。「我不太善於用文字準確地表達自己,攝影成為我表達自己的語言,而這種方法是舒服的。」平時,他會拍攝靜物、人像等題材,在相片中呈現出一種與世界隔離的孤獨感,其實是他不同階段的內心世界。大學畢業是轉捩點,令他想總結這個階段的自己,於是去年初開始創作這系列關於抑鬱症的作品。

「我覺得抑鬱症是『不可抗力』的。雖然精神科藥物能紓緩病症,令人覺得平靜,但這種情緒仍然存在,只是無法釋放出來,也很難痊癒。」服食藥物數年,他曾困在那種情緒裏,一直無法走出來,那種被壓抑的情感,促使他把思緒轉化為影像。他選擇在日落後至天黑前的短暫時間拍攝,那種平靜中的孤獨感,彷彿映照他的內心世界。他邀請朋友們擔任模特兒,在海旁或河流中拍攝,朋友們知道他的經歷,透過想像演繹他的情緒,其中一張照片在上水的河流中拍攝,照片中赤裸背部的男生雙手緊抓着肩膀,感覺很掙扎,「那種情緒與我當時的狀態很相似,彷彿透過攝影與自己對話。」

正視情緒 才能釋放自己

許多藝術家都曾創作抑鬱症題材的作品,最初構思拍攝時,他希望作品能令人感同身受。拍攝過程中,他亦時常想起自己的經歷,這個自我了解的過程,令他的情緒有所釋放,心態上也有所轉變,如今他更鼓勵同路人能積極去面對自己。「身邊有情緒病的朋友,往往被它牽着走,或者眼不見為淨就算,不甚理會,其實是可以去面對它的。」

其實,情緒的困擾,在現今的都市很平常,尤其是去年的衝突場景,更令許多人徹夜無眠,這並非不尋常之事。只是,情緒病往往帶有負面印象,令人望而生畏,「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正視這件事,不要避而遠之。」或許,每個人都能夠找到釋放自己的方法,對郭嘉樂而言,大概就是攝影。

不可抗力@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4月30日至5月31日

時間:11am-8pm(一至五)、12pm–4:00pm(六)

地點:觀塘興業街18號美興工業大廈6樓606室PHOTATO 

原文見於果籽

Michael Wolf居港廿五載 「香港給我源源不絕的靈感」

居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擅於尋覓被人忽略的香港城市現象,拍攝過許多有趣的香港系列作品,包括密集建築《Architecture of Density》、街角樓《Corner House》、土地公《Earth Gods》、石硤尾公屋《100 X 100》等等。2019年4月24日,他在長洲家中離世,終年65歲,引發攝影界一片悼念之聲,連《紐約時報》等外媒也有報道。

《100 X 100》

從歐美到亞洲 關注人類生存環境

生於德國慕尼黑,曾在歐洲、美國、加拿大定居,住得最長久的城市反而是香港。Michael Wolf曾入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德國埃森大學,之後在德國《Stern》雜誌擔任攝影記者。1994年,不惑之年的他厭倦歐洲生活,來到香港生活,很快被這個新舊結合、高度密集的城市所吸引而停留,一直居住至今。當時他以香港為基地,每年用數月時間遊歷中國,為《Stern》雜誌拍攝當地的工人生活及歷史文化,更憑藉一系列中國工廠流水式作業的照片贏得2005年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Contemporary Issues)一等獎。

2003年,他成為自由攝影師後,他繼續將焦點對準這個亞洲大國,尤其以深圳大芬村複製畫畫師的《Real Fake Art》作品最廣為人知。2010年,憑拍攝東京地鐵的《Tokyo Compression》作品獲得世界新聞攝影獎(Daily Life)一等獎,2011年以拍攝Google街景照片的《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獲得2011年世界新聞攝影獎的榮譽獎。2017年,他在歐洲多個城市舉辦大型回顧展《Life in Cities》,探討人類的生活空間,這也是他一直創作的主題。

大城市的隱喻 對香港充滿愛與恨

《Architecture of Density》

在香港生活多年,Michael Wolf既為這裏的文化着迷,也為這裏的現狀擔憂,他對這城充滿愛與恨。創作《Architecture of Density》系列作品時,他故意裁掉天空和水平線,畫面上盡是密密麻麻的房屋,大廈間沒有間隔,呈現出生活空間的壓迫感。他說最諷刺的是,買他作品的人,通常都有幾千呎的大屋,「我拍攝的不只是建築物,也是大城市的隱喻。」2006年,他得悉石硤尾公屋即將拆除重建,用數日時間拍攝一百戶住在百呎空間的住戶《100 X 100》,同樣反映港人狹窄的生存空間。

《Cheung Chau Sunrises》

他說香港總是給他源源不絕的靈感,從建築慢慢觀察到生活細節,尋訪都市的「土地公」,又經常穿梭陰暗潮濕的大廈後巷,拍攝地拖、凳子、膠手套及衣架雜物等,平實物件的錯落有致,也為影像增添幾分藝術和幽默感。生命的最後時光,他幾乎每天在長洲家中拍攝日出,集結成《Cheung Chau Sunrises》一書,風雲變色的日出拼圖,是他留給香港人的最後回憶。

狹窄而有生命力的後巷

或許他的《Architecture of Density》密集建築系列最廣為人知,個人最欣賞的卻是《Informal Solution》(非常道 巷裡巷外)。2003年開始,他用十多年時間拍攝香港後巷,常人眼中的骯髒發臭之地,卻是他的樂園,足跡遍及灣仔、銅鑼灣、深水埗及西貢等。他幾乎每天都在後巷拍攝,那些手套、拖把、衣架、彩帶看似雜亂,卻又拼湊出美麗的幾何圖案。「每棟大廈都有後巷,它其實也是香港的寫照,反映着這城的性格,狹窄而有生命力。」他稱這種後巷文化為Vernacular,「它正是關於日常生活的文化。」

2015年,我曾跟隨他前往多條後巷拍攝,期間也感受到他的觀察力、他的好奇心,以及對香港日常生活文化的關注,「香港是個追求物質的城市,政府一味講求發展,代價是某部份的香港正在消失。當事物失去,又開始很懷舊。我拍攝了很多建築物,我希望下一代不要在照片上才能看到石硤尾、深水埗是甚麼模樣。」

圖片來源:http://photomichaelwolf.com/

黎雪沁 捕捉黑暗都市的一點光明

光,象徵着希望,英女皇日前在復活節演說中說道:「光明終會戰勝黑暗。」光,也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令人克服心中恐懼。畢業於巴黎Spéos攝影學院的香港攝影師黎雪沁,以黑暗中的光線為主題,根據抗爭場景的記憶及自身的想像,用照片拼湊出去年反送中期間,對香港的絲絲感受。

照片中的光線在雲朵的襯托下充滿暗湧,正是她去年創作時的情緒。

這一切,始於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接着的數個月,她與許多香港人一樣,經歷過不可言喻的焦慮、憂傷與恐懼,每天擔驚受怕。「我覺得那時的香港處於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但我始終相信光明是存在的,只是暫時在我們的城市缺席。」有日,她望着天空滲出的微光,覺得恍如守護天使般,給予她希望,令她慢慢戰勝內心的恐懼,從而繼續走下去。光明會照亮景觀,也會讓我們看到被黑暗遮蓋的輪廓,「我相信,終有一天,光會將一切從黑暗彰顯出來。」

陽光灑落 希望降臨

她作品中的香港被一片黑暗籠罩,城市輪廓一片灰暗,幾乎看不清畫面的細節,目光很自然地聚焦在那一點光線上,彷彿是這個城市的寫照。在炎熱的盛夏,黎雪沁經常在下午接近黃昏時分,在維港海旁拍攝這些微妙的光線。天氣不似預期,雨天固然無法捕捉陽光,有時太陽光普照,同樣無法拍攝,「我很想捕捉雲縫中瀉下的光線,那種光線很神奇,時常稍縱即逝。」她為鏡頭裝上減光鏡,以慢快門捕捉這種光線,雲層移動令畫面產生一種混亂感覺,正是她彼刻的心情。

照片中的光線在雲朵的襯托下,時而平靜、時而充滿暗湧,在她的照片裏,也看到光的移動與變化,從天空慢慢轉移到海面,到最後降臨城市。「當我見到光線落在中環的大廈時,那一點光恍如投射了希望——光明有日終會來到我們的城市。」

暗黑的城市有一點光芒,隱喻光芒終將來到香港。

亮燈觀展 守護信念

踏進位於中環PMQ的展覽現場,眼前一片黑暗,在伸手隱約可見五指的空間裏,牆上掛着十張照片,觀眾要開啟手提電話的燈光,才能看見相片的內容。「如果現場夠光的話,是能夠更好地看到照片的內容,然而亮起的手提電話燈,是我對當時香港的感動記憶。」手機燈海的畫面,許多人不會感到陌生,在不同的集會上,大家亮起手提電話燈,以燈光默默守護信念。100萬人遊行那天,她站在太古廣場的行人天橋上,揮動手機的燈光跟遊行的人互相支持;中秋節那天,她站在港島海旁,看着對岸獅子山上發出的光芒,山上山下的同路人用點點燈光互相照耀。

「幕幕情景,令我感受到,縱然香港暫時沒有光,只有黑暗與恐懼,但擁有相同信念的人,那點點燈光就如守護天使,鼓勵大家走下去。」展覽場地背景有一個模擬獅子山的小型裝置,用點點燈光模擬當時的獅子山人鏈畫面,「觀眾的手提電話燈與背景獅子山上的光,就是想營造那種互相守望的感受。」這個展覽,不僅是攝影師的個人記憶,也是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那一點光,既是力量,亦是希望。

With light – We Can Conquer Our Fear@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5月31日

時間:11am-8pm

地址:中環鴨巴甸街35號元創方S512室

原文見於果籽

林健恆 當香港患上「都市病」

說起都市病,很自然令人想起癌症或心臟病等都市人常見的疾病。「其實都市病不只是指都市人的病,還有都市本身的病。」即將出版攝影集《都市.病》(預售)的80後攝影師林健恆(Jimmy)開宗明義道出背後想法。

疾病危害健康,人人知道都市病是隱形殺手,每年奪去無數性命。一個生病的都市、畸形的城市制度,同樣可以無聲無息地殺人於無形,可怕程度不遜於武漢肺炎。生活在光怪陸離的香港,許多事情見怪不怪,當你仔細去觀察這個社會時,會發現這座城市的種種疾病無處不在,貧富懸殊、畸形價值觀以及荒謬的日常。與其說病的是人,不如說患病的是整個香港。

當燒鵝遇上口罩,是最近抗疫生活的日常荒謬。

燒味店賣口罩 荒謬感日增

林健恆鏡頭捕捉的,不只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更是無處不在的荒謬感。當按摩椅、心電圖機及BB車成為抗爭者的路障,可想而知當權者是如何將人民逼向絕境;在疫情蔓延的當下,港人搶米搶廁紙搶口罩,荒謬的不只是不良商人坐地起價,還有全民賣口罩。「有日,我在屋企附近的燒味店見到賣口罩的廣告牌,燒鵝與口罩並排的畫面很有趣,然後跑六層樓梯返屋企拿相機拍攝。」當我們以為2019年的香港不再令人熟悉,這三個月的抗疫日常,荒謬感可謂日益增加。

更可悲的是,當這種荒謬成為常態時,仍有許多人對其視而不見,而永遠慢半拍的政府,只懂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斷錯症」的例子更比比皆是。林健恆在臉書上寫道,當政府禁止四人以上聚集、餐枱至少相隔1.5米時,一架載滿人的地鐵列車已足以傳染十八區。「有時我也會反思,究竟有病的是這個城市,還是只有我自己?好多人甚麼都不理會,眼不見為淨,其實也很開心。」視而不見是正常人,而提出問題的人是有病,這才是更荒謬的事。「每個人身處的環境不盡相同,未必會關心這些現象,而香港的教育是訓練你成為一個齒輪,我希望這些照片,能促使觀者去進行思考。」

經濟掛帥的香港,每樣事情都是一個銀碼,香港人早已見怪不怪。

然而想當年,林健恆也承認自己曾是港豬一名。2008年在觀塘職業訓練中心修讀攝影課程後,投身攝影工作至今,當過攝影助理,也曾為香港電視劇集《童話戀曲》及電影《點對點》拍攝劇照,因2013年香港電視發牌事件才關注社會事件,從港豬進化成社會運動的記錄者,2015年出版記錄雨傘運動的攝影集 《傘民》,2016年憑作品《馬屎埔抗爭》獲得「網絡公民大獎──最佳新聞照片獎」,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他為社會聯合媒體(United Social Press)擔任攝影記者,在抗爭前線拍攝,有不少照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每日一相 廣告現實對比虛偽

其實,這些年來,他一直有個「everyday photo」的拍攝計劃,只是早期照片偏向趣味性的畫面,甚少將社會議題帶入作品。經歷過雨傘運動及旺角騷亂的洗禮後,他越來越覺得《天與地》裏「this city is dying」的金句正慢慢應驗,心態上有所轉變,照片裏也多了隱喻。他善於利用廣告的影像與現實中的人物形成對比,例如露天時尚廣告牌與拾荒者、銀行理財廣告與行乞者、「健康睡眠」廣告字眼與在巴士上睡覺的乘客……有張服裝品牌的廣告相,照片中的人物笑得燦爛,與現實中不苟言笑的途人形成強烈對比,照片也成為攝影集的封面。「香港人是不會笑的,只有在虛假的廣告裏面才是笑的,這彷彿告訴我們,這個社會很多東西是虛偽的。」

原本打算去年初出版的《都市·病》,因反修例運動擱置,林健恆最近才重拾出版的念頭。

都市·病@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4月16日至5月17日

時間:1pm-7pm(星期三至日)

地點:深水埗基隆街132號地下B舖MIDWAY Shop

原文見於果籽

范家朗 十八港孩的臉孔

2019年6月9日,烈日當空,10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維園裏人山人海,23歲的攝影師范家朗沒有拍攝密密麻麻的人群,而是把鏡頭對準等待出發的一張張孩童的面孔。半年後的「國際人權日」遊行,80萬人昂然上街,「禁蒙面法」仍未廢止,口罩下仍是一張張稚氣的臉龐,他們的眼神坦率而堅定,事實上也反映出許多港人的態度。一葉知秋,在「人像日記:十八港孩」展覽現場,兩組照片並排展出,從中也可感受到過去大半年的情緒。

畢業於香港大學測量學系的范家朗,大學二年級才萌生當攝影師的想法,他坦言喜歡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因而喜歡人像攝影。在各種因緣際會下,他曾為戴耀廷、作家李怡及港大校長張翔等人拍攝肖像,兩年前畢業後成為自由攝影師,一方面從事商業攝影,同時進行個人創作。去年,「逃犯條例」鬧得沸沸揚揚,也令他思考究竟如何透過人像攝影去表達情緒。

抗暴起點 記錄面孔

許多人均會記錄遊行時的所見所聞,喜歡人像攝影的他,則選擇用面對面的方式近距離捕捉遊行人士的面孔。 那時有示威者介意被人影「大頭相」,他也曾擔心過,因此拍攝時也特意詢問,在得到當事人及家長同意才拍攝。事前他已構思好拍攝手法,以同一種方法聚焦人物的表情,「當日在維園拍攝60多人,最後覺得小朋友的照片最有感覺,彷彿透過這些人像記錄下自己的心情。」

這系列港孩照片共九張,有幼兒有中學生,也有獨自參加遊行的南亞裔小女孩,不用水炮車染藍清真寺助攻,坊間不同光譜的參與者早已「we connect」。他們面對鏡頭,沒有刻意微笑,雖然每個人的表情不盡相同,但明顯有種憂愁及無奈的情緒,在在反映當時港人心情。然而這種心緒只是開端,隨着抗爭運動越演越烈,經歷過7.21、8.31、10.1及「禁蒙面法」等,「這大半年來發生很多事情,如果只是單靠6月9日的記錄,總是覺得不夠完整。」

當初拍攝時從沒想過有續集,直至半年後12月8日的「國際人權日」遊行,他再次踏足維園,這次他有明確目標,只拍攝年紀相若的孩童。相比上次拍攝的小朋友,這次不僅裝扮不一樣,戴上口罩,連眼神也截然不同。半年前的孩童眼神帶有迷茫,這次更多是堅定,當口罩遮擋了大部份臉孔,也令人更聚集他們的眼睛。「無論是社會氣氛還是大家的心情,這半年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反映在他們的眼神裏。」在展覽現場,兩輯照片並排而立,令人明顯感受到兩者的分別,其中兩幅照片足有4.5 × 3米之大,那種視覺上的衝擊感迎面而至,令人不得不面對這些影像,難免令人回首往事。

互不相識 情緒相似

拍攝過一系列前線攝影記者人像,也曾為多位少數族裔掌鏡肖像,「我嘗試在這些或許互不相識的人當中,尋找一種共性。」其實在「十八港孩」作品中亦然,儘管大家不認識,但照片中的情緒卻十分相似,「人像攝影既能捕捉被攝者的某部份性格或心情,同時也能記錄香港社會及港人心態的變化。」

人像日記:十八港孩@香港國際攝影節「新一代影像創作者育成計劃」

日期:4月13日至6月9日

地址: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7樓綠色空間

原文見於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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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五月風暴」 by Gilles Caron

1970年4月5日,法國攝影記者Gilles Caron在紅色高棉控制的領土消失,之後便絕跡於人世,那時他只三十歲。

Gilles Caron的一生短暫而精彩,高中畢業後,曾在巴黎學習過一年新聞學,然後前往阿爾及利亞服役,當時他拒絕參與軍方策劃的政變,因此還被拘禁兩個月。回到巴黎後,僅僅數年時間,他已在攝影界闖出名堂,曾參與過尚盧·高達的電影拍攝工作、為時尚icon名模Twiggy拍攝照片,並在1967年與攝影師Raymond Depardon成立著名的Gamma Agency,及後三年他在世界各地拍攝重要事件,如以色列的六日戰爭、尼日利亞內戰、阿拉伯之春一週年,當然最廣為人知的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Mai 68)。

這場由學生發起的運動,引致全國大罷工,雖然最後以失敗收場,但卻影響法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抗爭意識。Gilles Caron是少數完整紀錄這場運動的攝影師,他既同情示威者,指控政治的暴力;同時拍攝過實行「高壓統治」的戴高樂總統。一方面記錄激烈衝突的場面,另一方面也有和平集會及遊行的瞬間。2018年,運動五十年之際,巴黎市政廳(Hôtel de Ville)曾展出這些照片。

1970年,他前往乍得拍攝內戰時,曾作為人質被綁架一個月。獲釋後不久,當得悉柬埔寨國王施漢諾(Sihanouk)被罷免時,他仍馬不停蹄前往當地拍攝。4月5日,他消失在紅色高棉控制的領土,至今下落未明,恐怕當時已凶多吉少,因此這日也被視為他的死忌,至今剛好半世紀。

照片來源:https://www.instagram.com/fondationgillesc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