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Wolf居港廿五載 「香港給我源源不絕的靈感」

居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擅於尋覓被人忽略的香港城市現象,拍攝過許多有趣的香港系列作品,包括密集建築《Architecture of Density》、街角樓《Corner House》、土地公《Earth Gods》、石硤尾公屋《100 X 100》等等。2019年4月24日,他在長洲家中離世,終年65歲,引發攝影界一片悼念之聲,連《紐約時報》等外媒也有報道。

《100 X 100》

從歐美到亞洲 關注人類生存環境

生於德國慕尼黑,曾在歐洲、美國、加拿大定居,住得最長久的城市反而是香港。Michael Wolf曾入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德國埃森大學,之後在德國《Stern》雜誌擔任攝影記者。1994年,不惑之年的他厭倦歐洲生活,來到香港生活,很快被這個新舊結合、高度密集的城市所吸引而停留,一直居住至今。當時他以香港為基地,每年用數月時間遊歷中國,為《Stern》雜誌拍攝當地的工人生活及歷史文化,更憑藉一系列中國工廠流水式作業的照片贏得2005年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Contemporary Issues)一等獎。

2003年,他成為自由攝影師後,他繼續將焦點對準這個亞洲大國,尤其以深圳大芬村複製畫畫師的《Real Fake Art》作品最廣為人知。2010年,憑拍攝東京地鐵的《Tokyo Compression》作品獲得世界新聞攝影獎(Daily Life)一等獎,2011年以拍攝Google街景照片的《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獲得2011年世界新聞攝影獎的榮譽獎。2017年,他在歐洲多個城市舉辦大型回顧展《Life in Cities》,探討人類的生活空間,這也是他一直創作的主題。

大城市的隱喻 對香港充滿愛與恨

《Architecture of Density》

在香港生活多年,Michael Wolf既為這裏的文化着迷,也為這裏的現狀擔憂,他對這城充滿愛與恨。創作《Architecture of Density》系列作品時,他故意裁掉天空和水平線,畫面上盡是密密麻麻的房屋,大廈間沒有間隔,呈現出生活空間的壓迫感。他說最諷刺的是,買他作品的人,通常都有幾千呎的大屋,「我拍攝的不只是建築物,也是大城市的隱喻。」2006年,他得悉石硤尾公屋即將拆除重建,用數日時間拍攝一百戶住在百呎空間的住戶《100 X 100》,同樣反映港人狹窄的生存空間。

《Cheung Chau Sunrises》

他說香港總是給他源源不絕的靈感,從建築慢慢觀察到生活細節,尋訪都市的「土地公」,又經常穿梭陰暗潮濕的大廈後巷,拍攝地拖、凳子、膠手套及衣架雜物等,平實物件的錯落有致,也為影像增添幾分藝術和幽默感。生命的最後時光,他幾乎每天在長洲家中拍攝日出,集結成《Cheung Chau Sunrises》一書,風雲變色的日出拼圖,是他留給香港人的最後回憶。

狹窄而有生命力的後巷

或許他的《Architecture of Density》密集建築系列最廣為人知,個人最欣賞的卻是《Informal Solution》(非常道 巷裡巷外)。2003年開始,他用十多年時間拍攝香港後巷,常人眼中的骯髒發臭之地,卻是他的樂園,足跡遍及灣仔、銅鑼灣、深水埗及西貢等。他幾乎每天都在後巷拍攝,那些手套、拖把、衣架、彩帶看似雜亂,卻又拼湊出美麗的幾何圖案。「每棟大廈都有後巷,它其實也是香港的寫照,反映着這城的性格,狹窄而有生命力。」他稱這種後巷文化為Vernacular,「它正是關於日常生活的文化。」

2015年,我曾跟隨他前往多條後巷拍攝,期間也感受到他的觀察力、他的好奇心,以及對香港日常生活文化的關注,「香港是個追求物質的城市,政府一味講求發展,代價是某部份的香港正在消失。當事物失去,又開始很懷舊。我拍攝了很多建築物,我希望下一代不要在照片上才能看到石硤尾、深水埗是甚麼模樣。」

圖片來源:http://photomichaelwolf.com/

黎雪沁 捕捉黑暗都市的一點光明

光,象徵着希望,英女皇日前在復活節演說中說道:「光明終會戰勝黑暗。」光,也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令人克服心中恐懼。畢業於巴黎Spéos攝影學院的香港攝影師黎雪沁,以黑暗中的光線為主題,根據抗爭場景的記憶及自身的想像,用照片拼湊出去年反送中期間,對香港的絲絲感受。

照片中的光線在雲朵的襯托下充滿暗湧,正是她去年創作時的情緒。

這一切,始於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接着的數個月,她與許多香港人一樣,經歷過不可言喻的焦慮、憂傷與恐懼,每天擔驚受怕。「我覺得那時的香港處於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但我始終相信光明是存在的,只是暫時在我們的城市缺席。」有日,她望着天空滲出的微光,覺得恍如守護天使般,給予她希望,令她慢慢戰勝內心的恐懼,從而繼續走下去。光明會照亮景觀,也會讓我們看到被黑暗遮蓋的輪廓,「我相信,終有一天,光會將一切從黑暗彰顯出來。」

陽光灑落 希望降臨

她作品中的香港被一片黑暗籠罩,城市輪廓一片灰暗,幾乎看不清畫面的細節,目光很自然地聚焦在那一點光線上,彷彿是這個城市的寫照。在炎熱的盛夏,黎雪沁經常在下午接近黃昏時分,在維港海旁拍攝這些微妙的光線。天氣不似預期,雨天固然無法捕捉陽光,有時太陽光普照,同樣無法拍攝,「我很想捕捉雲縫中瀉下的光線,那種光線很神奇,時常稍縱即逝。」她為鏡頭裝上減光鏡,以慢快門捕捉這種光線,雲層移動令畫面產生一種混亂感覺,正是她彼刻的心情。

照片中的光線在雲朵的襯托下,時而平靜、時而充滿暗湧,在她的照片裏,也看到光的移動與變化,從天空慢慢轉移到海面,到最後降臨城市。「當我見到光線落在中環的大廈時,那一點光恍如投射了希望——光明有日終會來到我們的城市。」

暗黑的城市有一點光芒,隱喻光芒終將來到香港。

亮燈觀展 守護信念

踏進位於中環PMQ的展覽現場,眼前一片黑暗,在伸手隱約可見五指的空間裏,牆上掛着十張照片,觀眾要開啟手提電話的燈光,才能看見相片的內容。「如果現場夠光的話,是能夠更好地看到照片的內容,然而亮起的手提電話燈,是我對當時香港的感動記憶。」手機燈海的畫面,許多人不會感到陌生,在不同的集會上,大家亮起手提電話燈,以燈光默默守護信念。100萬人遊行那天,她站在太古廣場的行人天橋上,揮動手機的燈光跟遊行的人互相支持;中秋節那天,她站在港島海旁,看着對岸獅子山上發出的光芒,山上山下的同路人用點點燈光互相照耀。

「幕幕情景,令我感受到,縱然香港暫時沒有光,只有黑暗與恐懼,但擁有相同信念的人,那點點燈光就如守護天使,鼓勵大家走下去。」展覽場地背景有一個模擬獅子山的小型裝置,用點點燈光模擬當時的獅子山人鏈畫面,「觀眾的手提電話燈與背景獅子山上的光,就是想營造那種互相守望的感受。」這個展覽,不僅是攝影師的個人記憶,也是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那一點光,既是力量,亦是希望。

With light – We Can Conquer Our Fear@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5月31日

時間:11am-8pm

地址:中環鴨巴甸街35號元創方S5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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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恆 當香港患上「都市病」

說起都市病,很自然令人想起癌症或心臟病等都市人常見的疾病。「其實都市病不只是指都市人的病,還有都市本身的病。」即將出版攝影集《都市.病》(預售)的80後攝影師林健恆(Jimmy)開宗明義道出背後想法。

疾病危害健康,人人知道都市病是隱形殺手,每年奪去無數性命。一個生病的都市、畸形的城市制度,同樣可以無聲無息地殺人於無形,可怕程度不遜於武漢肺炎。生活在光怪陸離的香港,許多事情見怪不怪,當你仔細去觀察這個社會時,會發現這座城市的種種疾病無處不在,貧富懸殊、畸形價值觀以及荒謬的日常。與其說病的是人,不如說患病的是整個香港。

當燒鵝遇上口罩,是最近抗疫生活的日常荒謬。

燒味店賣口罩 荒謬感日增

林健恆鏡頭捕捉的,不只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更是無處不在的荒謬感。當按摩椅、心電圖機及BB車成為抗爭者的路障,可想而知當權者是如何將人民逼向絕境;在疫情蔓延的當下,港人搶米搶廁紙搶口罩,荒謬的不只是不良商人坐地起價,還有全民賣口罩。「有日,我在屋企附近的燒味店見到賣口罩的廣告牌,燒鵝與口罩並排的畫面很有趣,然後跑六層樓梯返屋企拿相機拍攝。」當我們以為2019年的香港不再令人熟悉,這三個月的抗疫日常,荒謬感可謂日益增加。

更可悲的是,當這種荒謬成為常態時,仍有許多人對其視而不見,而永遠慢半拍的政府,只懂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斷錯症」的例子更比比皆是。林健恆在臉書上寫道,當政府禁止四人以上聚集、餐枱至少相隔1.5米時,一架載滿人的地鐵列車已足以傳染十八區。「有時我也會反思,究竟有病的是這個城市,還是只有我自己?好多人甚麼都不理會,眼不見為淨,其實也很開心。」視而不見是正常人,而提出問題的人是有病,這才是更荒謬的事。「每個人身處的環境不盡相同,未必會關心這些現象,而香港的教育是訓練你成為一個齒輪,我希望這些照片,能促使觀者去進行思考。」

經濟掛帥的香港,每樣事情都是一個銀碼,香港人早已見怪不怪。

然而想當年,林健恆也承認自己曾是港豬一名。2008年在觀塘職業訓練中心修讀攝影課程後,投身攝影工作至今,當過攝影助理,也曾為香港電視劇集《童話戀曲》及電影《點對點》拍攝劇照,因2013年香港電視發牌事件才關注社會事件,從港豬進化成社會運動的記錄者,2015年出版記錄雨傘運動的攝影集 《傘民》,2016年憑作品《馬屎埔抗爭》獲得「網絡公民大獎──最佳新聞照片獎」,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他為社會聯合媒體(United Social Press)擔任攝影記者,在抗爭前線拍攝,有不少照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每日一相 廣告現實對比虛偽

其實,這些年來,他一直有個「everyday photo」的拍攝計劃,只是早期照片偏向趣味性的畫面,甚少將社會議題帶入作品。經歷過雨傘運動及旺角騷亂的洗禮後,他越來越覺得《天與地》裏「this city is dying」的金句正慢慢應驗,心態上有所轉變,照片裏也多了隱喻。他善於利用廣告的影像與現實中的人物形成對比,例如露天時尚廣告牌與拾荒者、銀行理財廣告與行乞者、「健康睡眠」廣告字眼與在巴士上睡覺的乘客……有張服裝品牌的廣告相,照片中的人物笑得燦爛,與現實中不苟言笑的途人形成強烈對比,照片也成為攝影集的封面。「香港人是不會笑的,只有在虛假的廣告裏面才是笑的,這彷彿告訴我們,這個社會很多東西是虛偽的。」

原本打算去年初出版的《都市·病》,因反修例運動擱置,林健恆最近才重拾出版的念頭。

都市·病@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4月16日至5月17日

時間:1pm-7pm(星期三至日)

地點:深水埗基隆街132號地下B舖MIDWAY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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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朗 十八港孩的臉孔

2019年6月9日,烈日當空,10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維園裏人山人海,23歲的攝影師范家朗沒有拍攝密密麻麻的人群,而是把鏡頭對準等待出發的一張張孩童的面孔。半年後的「國際人權日」遊行,80萬人昂然上街,「禁蒙面法」仍未廢止,口罩下仍是一張張稚氣的臉龐,他們的眼神坦率而堅定,事實上也反映出許多港人的態度。一葉知秋,在「人像日記:十八港孩」展覽現場,兩組照片並排展出,從中也可感受到過去大半年的情緒。

畢業於香港大學測量學系的范家朗,大學二年級才萌生當攝影師的想法,他坦言喜歡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因而喜歡人像攝影。在各種因緣際會下,他曾為戴耀廷、作家李怡及港大校長張翔等人拍攝肖像,兩年前畢業後成為自由攝影師,一方面從事商業攝影,同時進行個人創作。去年,「逃犯條例」鬧得沸沸揚揚,也令他思考究竟如何透過人像攝影去表達情緒。

抗暴起點 記錄面孔

許多人均會記錄遊行時的所見所聞,喜歡人像攝影的他,則選擇用面對面的方式近距離捕捉遊行人士的面孔。 那時有示威者介意被人影「大頭相」,他也曾擔心過,因此拍攝時也特意詢問,在得到當事人及家長同意才拍攝。事前他已構思好拍攝手法,以同一種方法聚焦人物的表情,「當日在維園拍攝60多人,最後覺得小朋友的照片最有感覺,彷彿透過這些人像記錄下自己的心情。」

這系列港孩照片共九張,有幼兒有中學生,也有獨自參加遊行的南亞裔小女孩,不用水炮車染藍清真寺助攻,坊間不同光譜的參與者早已「we connect」。他們面對鏡頭,沒有刻意微笑,雖然每個人的表情不盡相同,但明顯有種憂愁及無奈的情緒,在在反映當時港人心情。然而這種心緒只是開端,隨着抗爭運動越演越烈,經歷過7.21、8.31、10.1及「禁蒙面法」等,「這大半年來發生很多事情,如果只是單靠6月9日的記錄,總是覺得不夠完整。」

當初拍攝時從沒想過有續集,直至半年後12月8日的「國際人權日」遊行,他再次踏足維園,這次他有明確目標,只拍攝年紀相若的孩童。相比上次拍攝的小朋友,這次不僅裝扮不一樣,戴上口罩,連眼神也截然不同。半年前的孩童眼神帶有迷茫,這次更多是堅定,當口罩遮擋了大部份臉孔,也令人更聚集他們的眼睛。「無論是社會氣氛還是大家的心情,這半年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反映在他們的眼神裏。」在展覽現場,兩輯照片並排而立,令人明顯感受到兩者的分別,其中兩幅照片足有4.5 × 3米之大,那種視覺上的衝擊感迎面而至,令人不得不面對這些影像,難免令人回首往事。

互不相識 情緒相似

拍攝過一系列前線攝影記者人像,也曾為多位少數族裔掌鏡肖像,「我嘗試在這些或許互不相識的人當中,尋找一種共性。」其實在「十八港孩」作品中亦然,儘管大家不認識,但照片中的情緒卻十分相似,「人像攝影既能捕捉被攝者的某部份性格或心情,同時也能記錄香港社會及港人心態的變化。」

人像日記:十八港孩@香港國際攝影節「新一代影像創作者育成計劃」

日期:4月13日至6月9日

地址: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7樓綠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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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五月風暴」 by Gilles Caron

1970年4月5日,法國攝影記者Gilles Caron在紅色高棉控制的領土消失,之後便絕跡於人世,那時他只三十歲。

Gilles Caron的一生短暫而精彩,高中畢業後,曾在巴黎學習過一年新聞學,然後前往阿爾及利亞服役,當時他拒絕參與軍方策劃的政變,因此還被拘禁兩個月。回到巴黎後,僅僅數年時間,他已在攝影界闖出名堂,曾參與過尚盧·高達的電影拍攝工作、為時尚icon名模Twiggy拍攝照片,並在1967年與攝影師Raymond Depardon成立著名的Gamma Agency,及後三年他在世界各地拍攝重要事件,如以色列的六日戰爭、尼日利亞內戰、阿拉伯之春一週年,當然最廣為人知的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Mai 68)。

這場由學生發起的運動,引致全國大罷工,雖然最後以失敗收場,但卻影響法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抗爭意識。Gilles Caron是少數完整紀錄這場運動的攝影師,他既同情示威者,指控政治的暴力;同時拍攝過實行「高壓統治」的戴高樂總統。一方面記錄激烈衝突的場面,另一方面也有和平集會及遊行的瞬間。2018年,運動五十年之際,巴黎市政廳(Hôtel de Ville)曾展出這些照片。

1970年,他前往乍得拍攝內戰時,曾作為人質被綁架一個月。獲釋後不久,當得悉柬埔寨國王施漢諾(Sihanouk)被罷免時,他仍馬不停蹄前往當地拍攝。4月5日,他消失在紅色高棉控制的領土,至今下落未明,恐怕當時已凶多吉少,因此這日也被視為他的死忌,至今剛好半世紀。

照片來源:https://www.instagram.com/fondationgillescaron/

“Black in White America” by Leonard Freed

美國攝影師Leonard Freed(1929-2006)以拍攝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揚名,1960年代跟隨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走遍美國,在馬丁路德金逝世的1968年,他推出《Black in White America》攝影集,成為當時記錄這場民權運動重要見證。

1929年,他誕生於紐約一個猶太工人階級家庭,最初想成為畫家,二十多歲時在歐洲及北非旅行時,才意識到自己對攝影的熱情,回美國後成為著名攝影師Alexey Brodovitch的學生。他對自己猶太人的根源深感興趣,曾說”Ultimately, photography is about who you are. It’s the seeking of truth in relation to yourself. And seeking truth becomes a habit”。1958年曾到荷蘭拍攝當地的猶太人社區,1960年代到以色列紀錄當地人的生活,甚至還拍攝過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Yom Kippur War)。

1961年,他開始成為自由攝影師,翌年在德國拍攝柏林圍牆興建的過程中,在圍牆下見到一位美國黑人士兵,讓他萌生拍攝非裔美國人的想法。當時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已進行得如火如荼,他在紐約、華盛頓及整個南部拍攝種族隔離的現況,1963年馬丁路德金發表著名的「I Have a Dream」演講時,他也身在現場。

在1968年的《Black in White America》一書中,他不但紀錄了1960年代的遊行集會,也有黑人兒童玩樂的瞬間,以及黑人與種族歧視標語的互動等,是一本關於民權運動的重要著作,也令他一舉成名。1972年,他加入著名圖片社Magnum Photos,繼續在美國及世界各地拍攝社會暴力、北海石油開發等議題。

周生 捕捉街頭滑稽日常

如果說商業攝影師的作品是製作嚴謹的荷李活電影,那麼八十後業餘攝影師周生(Fung Chow)的照片,則好比低成本製作的港產片,儘管場面不震撼、技術不到位,偶爾還帶點詼諧,但卻令人覺得份外親切,看完不禁會心一笑。他的最新攝影集《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由Zen Foto Gallery出版)可謂一套無厘頭靜態港產片,不僅戳中觀者笑點,背後還有一套「歪理」。


業餘攝影師周生第三本攝影集《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由Zen Foto Gallery出版,有興趣可聯絡攝影師購買。

周生的「歪理連篇」,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的首本攝影集《旅行》,收錄在香港拍攝的趣味相片,誰說旅行一定要離境?之後的攝影集《日系照片》開宗明義道出,只有在日本拍攝的才是日系照片,在香港拍攝的日系照片即使能模仿那種小清新的風格,也無法呈現日本的風土人情。新作《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單看名字已覺搞笑,而且語法上也怪怪的,這次又有何「歪理」?「1980年代有本攝影教材叫《攝影術無師自通》,我以半桶水的英文直接繙譯書名,想說的是攝影技術並不重要,每日不斷地觀察與拍攝,才是重點!」

不斷拍攝 捕捉街頭滑稽瞬間

如此論調其實並不新鮮,森山大道與荒木經惟這兩位日本攝影界的泰斗,也總是忘我地不停拍攝,森山大道更視攝影是觀察城市的一種手法。對周生而言亦一樣,他本身是設計師,十多年來,他幾乎每天都會帶着Leica M6及儍瓜機,在街頭拍攝那些滑稽的瞬間。拿着手機卧睡石壆的男子、地鐵站內不經意做着相同動作的兩個陌生人、幪面超人打扮的cosplayer在海旁拍照,在太平山頂人力車做一字馬的女子……一一定格在他的菲林裏。當這些照片在攝影書裏以並排的手法呈現時,更加強了觀看時的趣味,原來「港產片」的日常也可以如斯有趣。


幪面超人打扮的cosplayer在海傍拍照,是香港的另一種無厘頭日常。

這些場景看來很無厘頭,與周圍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然而這些詼諧、趣怪的畫面,卻活生生出現在日常生活中,只是許多人忽略了這些另類的細節。周生固然對這些生活細節很敏感,其實也與他的性格息息相關,他坦言自己較隨意、搞笑,所以這些性格也自然反映在照片裏。「這本攝影集的設計師是日本人,後來我們在日本見面時,對方也說我人如其相。」

棄唯美包袱 風趣令人共鳴

有時,他會到西環碼頭、彩虹邨等熱門打卡景點,觀察、捕捉別人拍照的情景;有時,他故意用閃光燈拍攝,以加強畫面的詭異氣氛;有時,當他預計到某些畫面可能出現,便會等待適當的時機才按下快門。或者有人會覺得這種照片很容易拍攝,事實上越是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攝影師,越難卸下傳統攝影那種工整、唯美的包袱,往往也無法捕捉周生這種隨意但詼諧的畫面。

當世人仍對傳統攝影理論奉若神明之際,有時這種貼地、幽默的照片,其實也是一種創作及觀看心態上的平衡,就如前文所提及的,即使港產片未必充滿視覺衝擊,至少那種風趣也能令人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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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érie Winckler 夢幻影像刺激想像力

「許多人指着我的照片說,『這明明是一幅畫』,當知道是攝影作品時,卻總是會問『你是如何拍攝的?』」法國女攝影師Valérie Winckler笑着說起即將在港展出的作品《Atlantide and Phosphène》,有人認為這些照片是螢光的海底世界、有人覺得是藍綠色的星雲、有人大膽假設這是阿凡達世界,「其實它是甚麼物體並不重要,重點是這些影像能刺激人們的想像力。」

誠然,當代攝影並無傳統攝影的包袱,它未必需要相機拍攝,亦不必直接反映現實。不過,Valérie攝影生涯的起點,卻是傳統的紀實攝影。1970年代,她在法國文化部工作,小兒子正就讀幼稚園,眼見許多人為幼稚園小朋友拍攝的照片一成不變,不是梳着整齊的頭髮,就是正在畫畫的場景,她覺得照片可以更有趣,於是借來一部相機,到小兒子的幼稚園拍攝這些小不點充滿童趣的畫面,「然後我發現,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修讀藝術史的她,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攝影師,然而拿起相機彷彿開啟本能,一切都是偶然。

Valérie善於長期拍攝同一主題,從親情延伸至生命、死亡等題材。1980年,女兒的誕生令她萌生拍攝初生嬰兒的念頭,跟隨醫院的婦產團隊拍攝多位女性產子的過程;1985年,媽媽的離世令她反思生命與死亡,從而用兩年時間拍攝多位年邁老人家生命的最後時光;1992年,女兒入讀中學,啟發她用四年時間記錄一群青少年在學校的青葱歲月。這一系列充滿人文關注的影像,不僅得到著名圖片社Gamma青睞,她也在1984年加入Rapho圖片社,她十分喜歡的Robert Doisneau及Willy Ronis等攝影大師,生前均曾為這間關注人文攝影的圖片社掌鏡。

千禧年是她攝影生涯的轉捩點,那時每年夏天,她總會前往法國西部小島Ile d’Yeu居住度假,喜歡海洋的她,既喜歡游水,也留意着海灘上的一事一物。「有天晚上,我拿着感光紙到海灘,嘗試將海灘上的物件放在感光紙上實物投影(photogram),利用光線直接投射出物件的輪廓,我覺得很有趣。」沙灘上凋落的花朵、折斷的樹枝、死去的鳥兒,還有海藻與貝殼等,都成為她實物投影的對象,效果有如星空般璀璨。這種以獨特手法描繪大自然元素的創作,也促使她之後繼續以「轉換現實」的方法拍攝關於海洋的題材,只是這次她重拾起相機。

《Atlantide and Phosphène》之名頗有詩意,前者是傳說中的迷失帝國亞特蘭蒂斯,象徵着照片的拍攝地——大西洋的法國小島;後者是指閉眼後見到的奇光,其實正是其作品給人的感覺。這系列作品色彩強烈而夢幻,感覺很神秘,然而畫面中的元素卻模稜兩可,不同的人或會看見不同的事物。Valérie不願直接透露照片中的物件為何,只提及將海洋相關的事物擺放在一起拍攝,然後再用電腦改變照片的顏色,令其變得抽象。「如果你知道拍攝的物件是甚麼,就會改變你對照片的觀感,也會限制你的想像力。」與其告訴你是海浪或海藻,她更希望觀者可以自由地在影像中遨遊,留意物件的形狀,跟隨自己天馬行空的想法,接受事物的奧秘,而非刻意去解釋它。

Atlantide and Phosphène

日期:3月27日至4月1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2pm-7pm(星期日)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74號地舖La Galerie Paris 1839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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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lagalerie.hk/ & https://www.valerie-winckler.com/

Stephanie Teng  捕捉荃灣福來邨日常

一個地區的街道與建築,往往反映出這個社區的歷史,許多人知道,港島街道的名字與當年的洋行或華商(如太古洋行、利希慎家族)息息相關。其實,曾是香港輕工業中心的荃灣,因有全港最大的紗廠及染廠, 也衍生出充滿活力的社區,只是隨着輕工業的消失,這段歷史逐漸被人遺忘。攝影師鄧詩廷(Stephanie)遊走這個發展逾半世紀的社區,捕捉荃灣的生活日常。

攝影師鄧詩廷遊走荃灣的福來邨等地方,捕捉這區的生活日常。

荃灣是香港第一代衞星城市,1961年發展成為首個新市鎮,此後屋邨及各種設施陸續落成。另一邊廂,戰後香港的工業及輕工業迅速發展,商人陳廷驊於1950年代在柴灣角設立南豐紗廠,隨之而來的還有附近的福來邨、香車街街市及沙咀道遊樂場等,為工廠工人提供居住及休憩的地方,可謂見證着這區的發展。後來工廠北移,香港的輕工業地位不再,南豐紗廠停止紡紗業務,這段過去也漸漸被人淡忘,直至近年紗廠發展成為文創基地The Mills,才吸引更多年輕一代了解這區的故事。

從空間設計 看民間智慧

家住港島的Stephanie,原本對荃灣並不熟悉,因The Mills邀請拍攝荃灣,才慢慢熟悉這一區。「我跟家人說起這個拍攝計劃時,才得悉原來我爺爺在文革時從上海落到香港後,曾在南豐紗廠工作。機緣巧合知道爺爺的歷史,我覺得是種緣份。」她遊走在當年紗廠一帶的社區,觀察人們如何在這個空間生活,有逾半世紀樓齡的福來邨是她經常流連的地方,這裏以前是紗廠員工的住處。「我行過福來邨許多次,不管在疫情前後,每次行的感覺都不盡相同。」

家住港島華富邨附近,她坦言十分喜歡舊時香港屋邨的公共空間,空間的設計令人自然地聚集,營造出社區的感覺,「我覺得這是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可惜現在的屋邨大多缺乏這種思考。」隨着參觀次數越來越多,她從最初關注福來邨的空間設計,慢慢留意到家居的細節。「福來邨窗口的波浪形簷篷很有特色,很多街坊都會用米袋拼起來遮擋簷篷。」這種民間的智慧同時也反映出屋邨居民務實的性格。

全新視角 尋找消失中的浪漫

Stephanie以細膩的鏡頭捕捉福來邨的日常瞬間,人們在遊樂場休憩玩樂、屋邨內的街坊小店,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老人家們坐在大樹下的凳子乘涼、閒聊,這種樹下的空間感覺有如歐洲的噴水池,自然而然凝聚人群。「這些都是很日常的東西,那種圍着坐在樹下的浪漫,在香港已經越來越少。」不只是福來邨,還有近年不斷拆卸的建築物,其實都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我希望我的攝影可以令人用新的視角去看事物,加深對這個地方的認識,促使人去了解日常事物背後的故事,不要等到失去才覺得要珍惜。」

展覽現場,她以混合媒體的裝置方法展示照片,啟發自福來邨的波浪形簷篷,一系列懸掛在牆上的作品,利用象徵紗廠的棉布加上樹脂為變成硬身的波浪板。另一方面,她也將照片打印在金象牌膠米袋上,照片與米袋元素融合在一起,詩意得來又有點超現實,以呈現福來邨的特色。

啟發自福來邨的波浪形簷篷,作品以波浪形的物料展示。

遇上荃灣

日期:即日至5月2日

時間:9am-8pm(一至五)、11am-8pm(六、日)

地址:荃灣南豐紗廠KoKo Coffee Roasters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