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麻弓 用攝影走出311地震陰霾

對許多日本人而言,311大地震是不能磨滅的傷痕。家破人亡的背後,有人鬱鬱寡歡,也有人在年月的流逝中慢慢走出陰霾。日本女攝影師鈴木麻弓(Mayumi Suzuki)的父母在海嘯中身亡,傷心欲絕的她,全靠父親遺下的相機重新振作,走出地震的陰霾。

海嘯過後,許多攝影師聚焦災區慘情,香港攝影師余偉健曾在災難發生後第一時間前往災區現場拍攝,照片收錄在2012年攝影同人誌《麻雀》第三期的日本特集。回想2011年,鈴木麻弓也是得悉海嘯消息後,才回到位於宮城縣女川町的老家。當地是重災區,有七成地區被海嘯摧毀,近萬人的漁村約十分一人口失蹤或死亡。

《Onagawa Madams》拍攝在海嘯中失去家人的年邁婦女,她們在拍攝過程中重拾快樂。

重回照相館 與父親連結

剛回到女川町時,她幾乎不認得這個成長的地方,家傳三代的照相館變成廢墟,父母也在海嘯中離世,她在照相館的黑房裏發現父親的相機與他拍攝的相片,那刻她十分後悔沒有接手照相館。然而當她拿起父親的相機拍攝時,又黑又矇的相片效果恍如死亡的風景,令她頓覺好像與父親有了無形的連結,從而萌生繼承照相館的使命。

她開始記錄女川町的一切,拍攝那些願意留下來重建家園的人。重建遙遙無期,《To Live》系列拍攝的是村民搭建的臨時商店,讓大家的生活得以繼續;《Gems in the Rubble》系列拍攝的是災後的情況,瓦礫碎石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亮,就如耀眼的寶石一樣,她以詩意的名稱來命名眾人曾經的家園;還有《Onagawa Madams》系列,拍攝的是在海嘯中失去家人的年邁婦女,講述她們如何在拍攝過程中重拾快樂。

災後的女川町百廢待興,很多人失去房屋及工場,對人口正在減少(有2,000人離開)的當地人來說,即使在災難之前,接手家族生意也有一定風險,然而這些人卻甚至不惜貸款重置設備,令家族生意可以重新運作,保留當地傳統行業。身為有80年歷史的照相館的第三代,父母的離世一度令這家族生意無法繼承,這反而促使她去思考,當地人如何通過一代傳一代,去維持家族生意,而這些家族的歷史,正好塑造了女川町的歷史。

持續拍攝 體會生機重現

這啟發她創作《The Bonds of Parent and Child》系列,從2013年開始,拍攝接手家族生意的年輕人,父子甚至三代同堂站在家族的工場、酒樓或漁船前,有的則是繼承傳統的獅子舞及太鼓技藝。看似平凡的一組組親子組合,既體現出災後當地人如何走出陰霾,也令人感受到日本人對於傳承的重視。

有人說,311之後,日本從此不再一樣,許多人失去正常的生活。要走出悲痛的陰霾並非易事,鈴木麻弓最初亦非常心痛,在持續地與當地人聊天、拍照的過程中,她慢慢感到療癒與力量,而小鎮也漸漸重現生機。她說,相比起2011年,現在大家更懂得往前看,而陪伴她往前走的,還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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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mayumisuzuki.jp/the-bonds-of-parent-and-child

Tugo Cheng 中國一方水土的人文風景

西藏鹽田的航拍照片猶如一幅拼圖、福建漁村的畫面宛似一幅水墨畫,還有廣西梯田及雲南紅土地那充滿幾何線條的俯瞰圖,80後攝影師鄭振揚(Tugo)以講究的構圖及豐富的色彩,記錄中國內地不同地方的人文景觀。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系列《一方水土》照片,以充滿美感的嶄新視角,展示不同地域的傳統文化和風土人情。

以長焦距鏡頭拍攝的福建漁村猶如水墨畫。

建築師鏡頭 展現在地文化

港大建築系畢業的Tugo本身是建築師,曾赴劍橋大學修讀碩士研究保育政策,2007年到北京清華大學當交換生的經歷,讓他迷上內地的自然風景,開始建築以外的攝影人生。自此每年踏足十多次,幾乎走遍大江南北,更憑藉在新疆天山拍攝的風景照片獲得2015年《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自然組第一名。遊歷中國期間,他見證少數民族傳統及地方特色文化,2015年開始將鏡頭從壯觀的大自然風景慢慢轉移至人文景觀,萌生「一方水土」念頭。

「說起中國,大家通常只想起一二線城市;人人知道西藏的布達拉宮,卻不曾聽聞當地的曬鹽文化。」他提及,內地現在時常強調「大一統」,是「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連粵語也慢慢被蠶食,更遑論有不同信仰背景的新疆。「我希望透過這些照片,推廣不同地方的文化與智慧。」廣西梯田、浙江茶園、青海油菜花田、雲南紅土地及西藏鹽田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在地文化,孕育一方水土。

西藏鹽田航拍照片,人們正在顏色深淺不一的紅色鹽田勞作。

「很多人以為沿海才有鹽田,其實甘肅也有沙漠曬鹽,西藏鹽田更有逾千年歷史。」當地山勢陡峭,村民們將鹽水從鹽井倒入鹽田,再曬乾成粗鹽,保留古老的製鹽方法。他補充,當地鹽田有紅白之分,白色是人類食用的,而由紅黏土製成的紅色鹽田,鹽分會有雜質,是給動物食用的。Tugo以航拍照片展現鹽田的壯觀,人們正在顏色深淺不一的紅色鹽田勞作,「顏色也反映曬鹽過程,紅色是未乾的,當慢慢曬乾成白色時,則意味可以收成。」

落田收成 反思平衡之道

因修讀建築設計的關係,拍攝時他十分注重畫面的線條、色彩與光影,以長焦距鏡頭在高位拍攝或用無人機航拍,俯瞰的角度令梯田、茶園及鹽田充滿視覺震撼。除了捕捉這些如幻似真的地景美感之餘,他也近距離感受這些獨特的文化,了解背後的故事,甚至親自落手收成,柴米油鹽醬醋茶,背後都孕育了不同的鄉土奇觀。

拍攝過程中,他也了解到,人類為了食物而重塑自然環境,開墾山峯成為梯田或茶園,當中涉及樹木砍伐,才創作出如此豐富多采的景觀,也令他反思人類如何以持續性的方式與大自然共存。「過度開墾誠然會傷害自然,塑造地區文化時,也要顧及大自然的可續性。」或許正是這種平衡之道,這種獨特的人文風景才得以保留至今。

位於青海的中國最大油菜花田,用來榨取菜油。

一方水土

日期:即日至3月22日

時間:11am-10pm

地址:海港城海洋中心二樓207號海港城美術館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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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bluelotus-gallery.com/

巨型動物照片 無聲控訴人類

澳洲山火持續多月,導致超過十億動物葬身火海,不禁令人傷心惋惜。天災使人淚流,而人類對動物的殺戮則讓人憤恨。過去數十年間,大自然環境不斷被破壞、野生動物數量一直減少,若然以這種速度繼續下去,大象、犀牛等動物將慢慢消失,我們下一代或許再無法見到多元化的地球,英國攝影師Nick Brandt鏡頭下的動物照片,就是對人類的無聲控訴。

Quarry with Lion, 2014

啟發Nick Brandt走上攝影之路的,是已故歌手Michael Jackson,Nick曾為其《Stranger in Moscow》、《Cry》等MV掌鏡,1995年在非洲坦桑尼亞拍攝的《Earth Song》,更改變其想法。MV以充滿震撼力的畫面及反思的歌詞,向世人展示地球的傷痛與自然萬物的消逝,控訴人類犯下的錯誤如何令自己痛失家園及大自然。此行讓他愛上非洲,深受非洲野生動物與大自然生態影響,他漸漸放棄成功的導演事業,開始在非洲這片土地上,近距離捕捉野生動物生態。

一般的動物攝影都是遠距離拍攝壯觀的畫面,不過Nick Brandt總是用拍攝人像的手法為野生動物掌鏡,先是與牠們靜靜相處,等到動物對他的存在完全放下戒心,等待適合的天氣及特定的動物姿勢,才能拍攝出牠們最動人的一刻。更難得的是,他喜歡用中片幅菲林相機拍攝,相對龐大的相機也為拍攝增加難度,他甚少用長焦距鏡頭,只能盡量地靠近拍攝的動物,在相處過程中感受動物的情感。草原上形形色色的動物,大象、長頸鹿、斑馬、獅子……畫面華麗而神秘,深邃的眼神彷彿充滿靈魂,訴說一個個故事。

Wasteland with Elephant, 2015

1:1真實尺寸 大象天橋下漫步

隨着拍攝次數越來越多,他越發感受到動物所面臨的惡劣環境,「十多二十年來,我走過無數地區,眼見那裏的動物慢慢減少,成為人們口中的『野味』,只剩下一大片廣袤土地。」他坦言,如果以這樣的破壞方式繼續下去,不用說下一代,可能數年之後,非洲農村兒童已無法在田野裏看見大象和長頸鹿,就好像已經消失的長毛犀牛一樣。「人類用數十億年才建立如此奇妙、多樣性的環境,然後短短幾年間,這種環境便消失了。」

2007年,他曾在肯雅Amboseli Park國家公園拍攝大象Igor,然而兩年後牠卻被偷獵者屠殺了,此事令他覺得這一切並非必然。過去十多年,有逾十萬頭大象的象牙被盜獵,若以這速度推算,野生大象將在20年內絕種。眼見亞洲對象牙的需求大增而引發更多大象屠殺事件(有報告指香港正是全球野生動物及象牙貿易的主要樞紐),2010年,他成立非牟利組織Big Life Foundation,組織巡邏隊阻止捕殺動物行為,制止在國家公園內的偷獵行為,十年來已拘留超過三千名偷獵者。

Underpass with Elephants, 2015

過去這些年,眼見非洲大陸一望無際的曠野變成荒涼廢墟及開發工地,城市發展與污染嚴重破壞當地面貌,非法捕獵、砍伐森林等更令動物痛失生命或家園,Nick不無心痛,啟發他創作《Inherit the Dust》系列作品。他將曾經拍攝過的那些瀕臨絕種的動物照片,以1:1的真實尺寸印刷在巨型畫板上,然後放置在牠們原本棲息的土地上再進行拍攝。大象生活的地方變成垃圾站,獅子奔跑的地方變成工地,那些商場或天橋,曾經是長頸鹿猩猩漫步之處,如今牠們都成為了亡魂。而這些破壞,不僅發生在過去的十數年間,此時此刻也在不斷重演。

為生活掙扎 忽略動物的命運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當他在天橋下佈置巨型畫板時,有許多無家可歸的青少年正在吸膠毒(sniffing glue),有些人更是神情恍惚。另一邊廂,有位小男孩被巨型大象影像吸引,用類似小木棍的物體撫摸大象的腿,可悲的是他卻無法見到真正的大象。更絕望的是,這些露宿街頭的人,每天的生活都在苦苦掙扎,根本無暇理會動物的命運。「這些動物的命運和痛苦,應被視為所有人類的責任,缺乏同情心的人類,在動物保育這條道路上,我們迷路了。」

Wasteland with Rhinos, 2015

遺憾的是,創作《Inherit the Dust》後,他覺得大自然不但沒有變好,而且變得更差了,「隨着非洲人口急速增長,從今天的10億增加到2050年的19億,到時估計根本沒足夠空間讓野生動物棲息。」如果人類再不做些甚麼,或許不久之後,人類能繼承的便沒有動物,只剩下塵埃。要知道,人類與動物唇齒相依,動物消失了、大自然環境被破壞,人類最終會自食其果,同樣劫數難逃。

Inherit the Dust

日期:3月13日至4月22日

時間:星期三至日(11am至6pm)

地址: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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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岩 用攝影展現日常物件的藝術視角

中國攝影藝術家封岩說:「在人們的慣性思維裏,鏡頭只能對準證明是有意義的事物,正如每處風景名勝都有一個最佳拍攝位置。」然而對喜歡拍攝日常物件的他而言,通過拍攝與日常生活感知密切的物件或細枝末節,以大尺寸畫面強調物件的細節,既令作品產生一種觀賞性及藝術性,藉此也呈現出物件在工藝中的視覺美感。他最近首次在香港舉辦同名個展,黑皮凳、木箱、並排的畫布看似瑣碎平凡,背後既潛藏他的個人情緒,亦隱晦地觸及幾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

在成為藝術家之前,封岩寫過小說、也拍過電影。198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他,曾擔任過張藝謀執導的電影《菊豆》的副導演,後來旅居美國拍攝紀錄片,當時不諳英文的他,經常依靠閱讀及寫作來打發時間。2001年回到北京後,他依然熱衷寫作,2004年完成兩篇長篇小說後,精疲力盡的他有感要轉換創作方式,於是重拾攝影機,這次不是拍電影,而是追求更純粹、個人的表達方式——攝影。

作品被視為「廢片」 艾未未卻看得懂

緊接三年,他連續創作三個攝影系列:《秩序》(擺拍日常物件的秩序感)、《山石》(山石的局部紋理)和《權力》(象徵着權力符號的事物),這些看似不經意捕捉的畫面,背後其實都被賦予特定意義,根據他的說法,是「從日常生活中表達事物的當代性」。至今仍有許多人對其作品感到不解,當時更是如此,形容他的作品像「廢片」,猶如沒意義的影像。能讀懂他的藝術家艾未未,則形容其作品「明確打破人們對攝影的慣性思維」,這也是攝影進入「當代藝術」的其中一個重點。

現場展出的《迷幻的竹子》、《紀念碑》、《繪畫》及《唐陵深草》,均是這種方法的延續,尤其是2010年創作的《紀念碑》。這系列第一件作品,是一張黑色皮凳,那是大陸的公共博物館常見的長凳,多年來有無數參觀者坐過。封岩將皮凳豎立起來拍攝,簡單一個動作,長凳彷彿被賦予一種「紀念碑」的意象。

在常規思維中,紀念碑通常為重要人物或事迹而豎立,藝術家從舊貨市場等買來的風扇、書櫃、木箱等,這些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物件是上一輩中國人的集體回憶,既蘊含功能、也投射了情感。然而當他將這些日常物件抽離原本身處的環境,再賦予它們充滿儀式感的展示方式,從而構成一座座「紀念碑」時,在在挑戰世人對紀念碑的想像,以及日常物件所蘊含的藝術感。

並排畫布側面 另類欣賞體驗

如果說《紀念碑》是關於公共物件的記憶,那麼《繪畫》便是他非常個人的經歷。系列始於2013至2014年間創作的繪畫作品,當時他剛結束攝影個展,忽然想停下攝影,去嘗試自己關注已久的繪畫,在畫筆遊走畫布的過程中,慢慢消弭心中不安的情緒。

在繪畫過程中,畫布是他最常接觸的事物,是他生活中的日常,他將十多幅畫布的側面並排成為一個藝術裝置,拍攝成《繪畫》系列。這些畫布在旁人眼中雖無意義,但對他而言卻有一種在繪畫以外、欣賞畫作的另類體驗。這不僅賦予畫布嶄新意義,同時將繪畫、裝置及攝影的概念融合在一張作品裏,最後以照片方式呈現。

封岩善於觀察日常生活物件,再以獨特微妙的攝影視角,呈現出物件的工藝或藝術感。他的作品不僅讓人們思考尋常物件所蘊含的歷史或政治意義,也鼓勵人們跳出慣性思維,去觀察、欣賞周遭世界的細節。

封岩》個展

日期:2020年2月13日至3月13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H Queen’s十樓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植田正治 沙丘上的夢幻寫真

多得已故日本攝影師植田正治(Shoji Ueda,1913-2000),鳥取沙丘之名變得更廣為人知,福山雅治1994年專輯《Hello》的封面照片,正由植田正治在鳥取沙丘操刀拍攝。翌年,日本首間以個人名義的寫真美術館——植田正治寫真美術館落成,更吸引世界各地的遊人慕名而來。

2020年是植田正治逝世20周年,台北亞紀畫廊與植田正治事務所合作舉辦「植田正治逝世20年紀念回顧展」,呈現他在沙丘上的夢幻寫真。

《爸爸、媽媽與孩子們》,1949年。

很多人以為植田正治的照片只要有沙丘,就是在鳥取拍攝的,其實他直至1949年,才在這片沙丘拍攝出一幅幅猶如超現實主義般的作品。不過,他的一生的確離不開沙灘與沙丘,出生在鳥取縣境港市,家中附近就是弓之濱海灘,他第一次拿起相機拍攝,就是在弓之濱,1931年在該地拍攝的《海濱少年》照片還刊登在攝影雜誌《Camera》。

植田最初是喜歡繪畫的,伊藤彥造的武士針筆畫、高畠華宵的摩登女性,都是他的臨摹對象,還夢想過成為畫家。十多歲時偶然見識過沖曬菲林的過程,開始熱衷攝影,1932年前往東京入讀東洋寫真學校,之後回到境港開設「植田照相館」,當時他才19歲。

植田幾乎每日都在拍攝,只要他覺得當天的雲朵很美,就會踩單車外出拍攝,將照相館交由妻子打理,後來連照相館的拍攝工作也由自學成才的妻子操刀。孩子眼中十分愛笑的他,一旦拍攝就會非常認真,也熱衷於嘗試新事物,早於1930年代已嘗試實物投影等技巧,而他最喜歡的是擺拍,1939年,他在弓之濱拍攝的《少女四態》,就是他在二戰前擺拍攝影的代表作;1949年,發表在《Camera》的以家人為主題的《家庭》系列,這種手法更顯而易見,作品充滿療癒,讓人百看不厭。

植田正治曾說過:「只有普通人看得懂的照片,才是真正的好照片。」以業餘攝影愛好者自居的他,一生主要以沙丘為舞台,拍攝家人與家鄉鳥取的人文風景,雖然大部分作品都如舞台攝影般以「擺拍」進行,但卻絲毫不顯生硬,反而有一種魔幻的趣味,令人想起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Rene Magritte的作品。

很多人將植田正治與鳥取沙丘畫上等號,其實這片沙丘在戰爭期間是軍事用地,二戰前也不輕易從境港前往,1949年當他踏足這個日本最大的觀光沙丘時,才將自己的擺拍攝影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當時鳥取經常舉辦攝影活動,植田有時會與妻子同行,照片《有妻子的沙丘風景》便是如此由來。1949年,《Camera》雜誌曾邀請攝影師土門拳與植田正治一同前往鳥取,在沙丘上進行一場「攝影對決」,土門拳以紀實攝影家自居,因此這次活動也被視為是現實主義攝影與非現實主義的較量。

植田有時會與妻子一同前往鳥取,拍攝下這張「有妻子的沙丘風景」,1950年。

當時日本攝影界普遍認為,只有紀實攝影才能呈現出真實的日本面貌,翌年土門拳提出「絕對要抓拍,不能擺拍」的攝影口號,在戰後的日本攝影界旋即風行,熱衷於擺拍的植田,自然在這股風氣中敗下陣來。他曾如此感嘆:「我鍾愛的擺拍攝影,曾在戰爭時期一度中斷,其後又在現實主義攝影浪潮中再度中斷。」對植田而言,他純粹享受攝影的樂趣,他的攝影理念也並非呈現所謂的日本真實面貌,為此他曾質疑過攝影的價值,也質疑過自己,直至後來「當代攝影」的概念進入日本,他才有一種死而復生的感覺。

1983年,一直支持他的妻子紀枝離世,對他造成巨大打擊,他變得沉默不語,甚至喪失對攝影的興趣。讓植田重燃熱情的人,是身為藝術總監的二兒子充,他委託父親為設計師菊池武夫的品牌Takeo Kikuchi拍攝時尚寫真。一向以業餘自居的植田正治,忽然要拍攝商業攝影,震驚當時的攝影界。不過對植田而言,這卻是難得的經歷,他重回熟悉的鳥取沙丘,模特兒自由地表演,他則透過鏡頭重拾攝影的樂趣。

沙丘上的地壇與煙花、錯落有致的黑色衣架、還有模特兒身穿西裝與禮帽飛起的畫面,這種充滿舞台感的超現實畫面,正是為人熟悉的「植田調」。其實當時他已年屆七十,然而他的作品卻在年輕世代流行,一直至今。

植田正治逝世20年紀念回顧展  |地址:台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西五館  |日期:至202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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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慶強 直視中國人四十年 

一位老婦姿勢端莊地坐在金色屏風前,臉上皺紋充滿歲月痕迹,屏風上的紋飾是「嚙指痛心」與「行傭供母」兩則二十四孝故事,令人對畫面中人物產生好奇。這幅細膩作品是香港攝影師蘇慶強《中國人》系列其中一張,此系列作品獲得2001年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去年末香港藝術館重開,當中「香港經驗.香港實驗」展覽部份,正展出館藏的這系列《中國人》作品。

早在1981年,蘇慶強已開始拍攝中國,「那時改革開放不久,內地生活環境與香港很不同,我跟家人返鄉探親,印象最深刻是,他們對世界發生的事幾乎一無所知,令我好奇為何大家都是中國人,思考方式會如此不同。」在交通仍不太便利的當年,那時他每逢假期就前往內地拍攝,由雲南、四川到西藏、新疆及哈爾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拍攝眼前的所見所聞。10年前,他曾舉辦「第一個印象中國1981」展覽,顧名思義強調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照片流露出他對周遭事物的好奇目光。


身穿紅衣的女子站在紅色大門前,某些傳統似乎仍維持着。

拍攝風景及街頭十多年,他漸漸感到不滿足,覺得攝影不只是如此,於是重回理工大學修讀攝影,「以前是很紀實的,那時對攝影的看法有所改變,從風景轉而拍攝人物,想深入了解人們的真實生活。」他將範圍收窄至與香港鄰近的廣東省,在1995年開始這系列《華南地誌》,也以哈蘇120格式代替最初的135格式,以捕捉更多生活細節。他既拍攝屋內擺設,也聚焦人物的表情神態,這系列《中國人》也是《華南地誌》一部份。

拍攝時,他時常帶上兩部相機,一部儍瓜機拍攝對方想要的照片,一部哈蘇相機捕捉自己追求的畫面。「拍攝過程很有趣,用儍瓜機時氣氛比較輕鬆,當用哈蘇相機拍攝時,他們會覺得很凝重。」在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攝影的他,時常告訴學生,不同的攝影工具,既影響拍攝者觀看事物的方式,也影響被攝者心態,「有時他們見到哈蘇相機,甚至會穿上漂亮的衣服拍照。」

蘇慶強說,中國人向來較抗拒被人拍攝,也不隨便讓人進屋拍攝,因此花不少時間與拍攝者建立關係。「人物的表情、眼神會流露出訊息,我希望他們在鏡頭前自然地呈現自己,這不是隨便就能拍攝出來的。」不論是滿臉皺紋的老人、充滿稚氣的孩童,還是身穿紅色外衣的女人,幾乎都是喜怒不形於色,但他們的舉止似乎又透露出某些訊息。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屏風前的婆婆肖像,「她身穿的藍色衣服令我想起貴族的感覺,於是在金色屏風背景前拍攝,感覺再隆重些,有點西方肖像畫的感覺。」

蘇慶強很喜歡看畫作,覺得攝影與繪畫有密切關係,西方人像畫大多是貴族或有錢人,然而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卻背道而馳,畫過一批社會低下階層扮演歷史和宗教人物的畫作。這啟發他透過鏡頭將普通村民拍攝得恍如西方人像畫般有尊嚴、高貴,照片的顏色、光線與背景等,帶有油畫的影子。2014年,卡拉瓦喬名作《以馬忤斯的晚餐》在亞洲協會展出時,同場亦展示《中國人》照片,那是跨越近400年的藝術傳承。

過去近四十年,蘇慶強一直用類型學的攝影方法,系統地拍攝中國人肖像,從中呈現出他們的變化。回想當年,在偏遠的鄉村地區,純樸的人們似乎仍在維持着某些傳統價值。改革開放後,內地急速發展,如今重看,他坦言,「當中的改變是明顯的,不僅某些傳統改變了,甚至連人的精神面貌,都已截然不同。」

《中國人》@「香港經驗·香港實驗」

日期:即日至5月3日

時間:10am-6pm(星期一至三、五)、10am-7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址:香港藝術館2樓香港藝術廳

圖片由蘇慶強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Liam Wong  電子遊戲般的東京街頭cyberpunk

攝影師Liam Wong鏡頭下的東京街頭,濃烈的冷暖色調結合在一起,時而突兀、時而超現實,恍如電子遊戲中的場景。假若這刻背景音樂響起,眼前這個「虛擬」世界,會令人錯覺以為正在進行一場第三人稱視角遊戲,而每一下快門聲,就是他的攝影集《TO:KY:OO》裏面的某一個場景。

攝影師將「Tokyo Nights」系列照片集結成攝影集《TO:KY:OO》(Thames & Hudson,2019年出版)。

最初在誠品書店見到Liam Wong這名字,還以為是香港攝影師,其實他一半是蘇格蘭血統,一半是中國人,在蘇格蘭出生長大。從小,他總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一種文化,這位安靜的男孩,只喜歡躲在房間打機。遠在歐洲的他,原來也為王家衛的電影着迷,《花樣年華》的攝影、服裝、燈光,都深深吸引着他。「看王家衛的電影,令我覺得很親近,有助我認識華人血統的另一面。」踏足香港後,這種感覺自然更強烈,他尤其喜歡旺角,當他夜晚穿梭在街角時,腦海中卻浮現出《攻殼機動隊》的畫面。

電影與動漫,深深影響他的攝影風格,大友克洋的《Akira》、列尼史葛的《Blade Runner》等,令他的照片洋溢着一種cyberpunk風格 。「對我影響最深的,是為《Blade Runner》設計場景的美國藝術家Syd Mead,他對顏色及畫面有過人的觸覺,一切畫面都很完美。」為拍攝出心目中的理想效果,他時常在午夜時分,在霓虹燈最燦爛的時刻,漫遊在東京街頭或小巷,捕捉最炫目的場景。他特意為照片進行後期處理,或者是用偏冷調的白平衡進行拍攝,令畫面變得失實,彷彿是模仿現實世界的遊戲場景。

設計遊戲激發攝影靈感

Liam是遊戲公司Ubisoft的藝術總監,負責射擊遊戲《極地戰嚎》(Far Cry)的美術指導工作,他不諱言設計遊戲背景的經歷,塑造他看待這個世界的視角。製作遊戲時,無論是故事、角色還是畫面元素,他時常以現實生活為參考,「設計遊戲的經歷讓我明白風格及視覺識別的重要性,當我將電子遊戲的背景知識與攝影的興趣結合時, 這些照片的顏色、構圖及燈光等,不斷激發靈感,讓我變得更有創意。」

攝影開啟他遊戲設計以外的另一種創造力, 他不再擔心畫面是否真實,反而視之為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將攝影視作一種藝術。「我把捕捉的真實瞬間變成超現實,從而令觀者質疑眼見的所謂真實。」在他刻意營造的世界裏,一種充滿活力的紅色與冷調的藍色交織着,熱情而憂鬱,正如霓虹燈與雨中行人的對比一樣。Liam以幾近遊戲的畫面,揭開東京入夜後的面紗,揭示東京人的內心世界。

他鏡頭下的畫面,濃烈的冷暖色調結合在一起,充滿cyberpunk風格。

憑藉獨特的風格,他的這系列「Tokyo Nights」照片,在網絡上大受歡迎,作品被BBC、福布斯等傳媒報道,其instagram賬號有逾18萬追隨者。其實他接觸攝影只有短短幾年時間,2015年尾為東京之旅買下一部相機,從而開始拍攝的興趣,沒想到開啟了另一道創意之窗,而今他的攝影師身份反而更廣為人知。不論陰天還是雨天,他每晚都會在街頭拍攝,「攝影同時是我生活的一種紓緩,有時在空無一人的街頭拍攝,反而令我更集中精神。」

·原文見於果籽

Cecil Beaton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要數二十世紀的傳奇攝影師,每個人的答案可能不盡相同,但在許多人腦海裏,英國攝影師Cecil Beaton(1904-1980)會是首先出現的名字。他既為英國王室掌鏡近四十年,又曾是戰地攝影師;他也是服裝設計師,憑《窈窕淑女》及《金粉世界》兩奪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他的才華橫溢還表現在設計、畫畫、寫作及戲劇等諸多領域的游刃有餘。不論從倫敦、紐約到中國,也不管從街頭、戰場到舞台,為這世界帶來許多精彩美麗的瞬間。

1904年,全名為Cecil Walter Hardy Beaton的他出身倫敦大戶人家,父親Ernest Beaton是位木材商人也是業餘演員,在演出戲劇時認識後來的母親Etty Sissons。或許是遺傳關係,小時候的他對藝術份外感興趣,當時奶奶有部柯達相機,在她的指導下學習攝影和沖曬菲林,時常以妹妹和媽媽為拍攝對象。在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畢業後,他在劍橋大學修讀歷史、建築與藝術,大學期間繼續攝影的興趣,在學校舉薦下,他獲得為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拍攝肖像的機會,這組照片最後刊登在《Vogue》雜誌,成為他在攝影界的敲門磚。

人像攝影與服裝設計

21歲時,他從劍橋輟學,一邊在倫敦工作,一邊利用閒暇時間練習攝影。儘管輟學一事在旁人看來甚為可惜,但後來回看這段經歷,卻是他人生的首個轉捩點。他的作品深受當時英國女詩人Edith Sitwell賞識,在她的贊助下,23歲的他便舉辦首個展覽,憑藉獨特的人像攝影成功吸引大眾目光。英倫雖好,但他相信在紐約會有更好成就,於是在1928年前往美國,而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那裏他認識開始為《Vanity Fair》和《Vogue》拍攝荷里活明星及劇照,1930年代的Marlene Dietrich、1950年代的夢露與Elizabeth Taylor、1960年代的Audrey Hepburn與Grace Kelly,都是二十世紀為人熟悉的照片。

常說攝而優則導,Cecil Beaton是少數跨界設計服裝的攝影師,1956年,他先是為百老匯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設計服裝,獲得很高的評價,繼而為電影《金粉世界》(Gigi)及Audrey Hepburn主演的《窈窕淑女》設計服裝,分別獲得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期間為Audrey Hepburn拍攝的造型照片,對攝影及時尚界都有深厚影響,著名作家Truman Capote受他影響,在1966年舉辦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舞會Black and White Ball。

王室攝影師到戰地攝影師

1937年,他曾為《Vogue》雜誌在法國拍攝溫莎公爵(即那位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卸任皇帝愛德華八世)的婚禮,自此與英國王室結下不解之緣。兩年後,英女皇的媽媽英國王太后(Queen Elizabeth,The Queen Mother)邀請她拍照,之後四十年一直深受皇室喜愛,分別拍攝過英女王與四個子女的溫馨照片,為他贏得王室御用攝影師的稱號。1953年,為英女王拍攝加冕一刻的照片,更是其攝影生涯的巔峰。

如果說這就是他在芸芸攝影師中脫穎而出的原因,那或許並不足夠。二戰時期他回到英國,受英女王推薦,成為英國新聞部的戰地攝影師,在前線拍攝德國對英國的閃電戰,將德國轟炸下滿目瘡痍的倫敦面目記錄下來,他還前往中國等地,拍攝生活在戰火下的人們。1972年,他還被封以騎士爵位(Knighthood),也算是對他一生在藝術領域的肯定。

他的私生活也是人們討論的話題,被認為雙性戀的他,性取向很模糊,擁有無數情人的他,曾和Greta Garbo、Coral Browne等著名女演員在一起,然而他一生的最愛卻是數藝術收藏家Peter Watson,但他們卻從未成為愛人。1970年代中期,他因腦溢血而半身不遂,堅強的他並沒有被病魔所擊垮,他開始學習用左手畫畫、寫作和拍攝照片,延續自己的創作生涯。不過其健康每況愈下,1980年,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在英國家中遠離塵世。

曾廣智 當東方符號遇上西方地標

一位國民黨後代身穿中山裝,以自身化為一種東方符號,在西方國家的地標前進行「自拍」,用離經叛道的方式挑戰西方人看待東方的刻板印象。他是曾廣智,1950年生於香港,曾活躍於紐約藝術界,1990年因愛滋病逝世。離世30年之際,在中環布朗畫廊的展覽現場,其舞蹈家胞妹曾筱竹回首那段往事。

畫廊2014年首次舉辦曾廣智展覽《Citizen of the World》,部份作品亦出現在今年展出的《East Meets West》展覽。

身穿中山裝 化身「政要」

作為國民黨前軍官的後代,曾廣智在父親1949年逃離上海後翌年在香港出世,曾就讀聖若瑟書院,16歲時隨家人移民加拿大。童年時,他已展現出藝術天賦,因父親贈送的祿萊相機對攝影產生興趣,在加拿大完成大學教育後,前往巴黎修讀油畫及攝影。講得一口流利的法文及英文的他,1979年移居紐約後,在東村(East Village)認識Keith Haring、Basquiat及Kenny Scharf等前衞藝術家,他的鏡頭也記錄了1980年代紐約東村的藝術盛況。當然,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創作於1979至1989年的《East Meets West》作品。

這系列作品的開始,源自一套中山裝。有次,他與遠道而來的父母在紐約世貿中心的餐廳共晉晚餐,他身穿一件從滿地可二手店買來的中山裝出現,「父母當時有點驚訝,餐廳人員以為他是外國政要,熱情招待他。」曾筱竹回憶說,更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他因而開始「East Meets West」的創作計劃。他將名字由英文的Joseph Tseng改為本名Tseng Kwong Chi, 從一個藝術家搖身變成身份曖昧的「政要人物」,以中山裝化身成象徵東方的符號,開始在歐美各地的旅遊勝地前拍攝。那一年,中美剛剛建交,他這種裝束在紐約東村藝術圈頗受歡迎,「他覺得藝術家應該是世界公民,這在當時是很超前的想法。」

曾廣智身穿中山裝展出歐美標誌性建築物前,圖為《New York(Empire State), 1979》。

從紐約自由女神像開始,到三藩市金門大橋、洛杉磯荷李活標誌,再到巴黎鐵塔、羅馬鬥獸場及巴西等地的著名景點前拍攝,他從美國開始慢慢走向全世界。中山裝是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國人形象,在照片裏,他以幾乎一致的機械式姿勢,結合中山裝和黑超的形象,拍攝了一張張冷峻的自拍照。在西方著名景點前,他塑造出一個充滿東方主義的個人形象,以虛構的身份審視周遭的環境,反映出西方人眼中的典型亞洲人形象。

文明對碰 與「女神」合照 

他既是攝影師、又是拍攝對象,甚至可以說行為藝術家。他的鏡頭從不缺乏構圖美學,並非隨便站在風景前擺個姿勢便草草了事,而是在特定的地點,通過特定的角度和構圖呈現出東西方之間的微妙關係,正如那幅與自由女神像的合照,他的神態及姿勢恍如雕塑,令人感受到兩種文明之間的對碰。隨着創作持續,後來他放棄使用快門線,讓自己距離相機更遠,構圖上亦有更大空間。他逐漸走進廣袤的自然景觀,甚至隱入景觀深處,過往強烈的東方主義形象,在壯觀的大自然景色前變得模糊。那幅亞利桑那州大峽谷的壯觀磅礡畫面,令人想起19世紀浪漫主義畫家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作品。

Grand Canyon, Arizona 1987 (vista shadows with back)

他從未踏足過中國大陸,在中國甚至香港的藝術史上,也從來沒有曾廣智,不過他的中山裝照片卻在歐美藝術圈廣為人知。藝術評論家Barry Blinderman曾說,在1980年代,不論甚麼時候遇到曾廣智,他要不正準備去拍攝,要不就是剛從外國拍攝回來,可見他對這系列作品的投入。作為一名藝術家,曾廣智與眾不同的是,他以一種類似風景自拍的形式進行創作,強調東西方的符號與文化差異。

TSENG KWONG CHI: East Meets West

日期:即日至3月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

地址:中環畢打行303室Ben Brown Fine Arts

圖片由Ben Brown Fine Arts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