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in White America” by Leonard Freed

美國攝影師Leonard Freed(1929-2006)以拍攝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揚名,1960年代跟隨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走遍美國,在馬丁路德金逝世的1968年,他推出《Black in White America》攝影集,成為當時記錄這場民權運動重要見證。

1929年,他誕生於紐約一個猶太工人階級家庭,最初想成為畫家,二十多歲時在歐洲及北非旅行時,才意識到自己對攝影的熱情,回美國後成為著名攝影師Alexey Brodovitch的學生。他對自己猶太人的根源深感興趣,曾說”Ultimately, photography is about who you are. It’s the seeking of truth in relation to yourself. And seeking truth becomes a habit”。1958年曾到荷蘭拍攝當地的猶太人社區,1960年代到以色列紀錄當地人的生活,甚至還拍攝過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Yom Kippur War)。

1961年,他開始成為自由攝影師,翌年在德國拍攝柏林圍牆興建的過程中,在圍牆下見到一位美國黑人士兵,讓他萌生拍攝非裔美國人的想法。當時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已進行得如火如荼,他在紐約、華盛頓及整個南部拍攝種族隔離的現況,1963年馬丁路德金發表著名的「I Have a Dream」演講時,他也身在現場。

在1968年的《Black in White America》一書中,他不但紀錄了1960年代的遊行集會,也有黑人兒童玩樂的瞬間,以及黑人與種族歧視標語的互動等,是一本關於民權運動的重要著作,也令他一舉成名。1972年,他加入著名圖片社Magnum Photos,繼續在美國及世界各地拍攝社會暴力、北海石油開發等議題。

周生 捕捉街頭滑稽日常

如果說商業攝影師的作品是製作嚴謹的荷李活電影,那麼八十後業餘攝影師周生(Fung Chow)的照片,則好比低成本製作的港產片,儘管場面不震撼、技術不到位,偶爾還帶點詼諧,但卻令人覺得份外親切,看完不禁會心一笑。他的最新攝影集《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由Zen Foto Gallery出版)可謂一套無厘頭靜態港產片,不僅戳中觀者笑點,背後還有一套「歪理」。


業餘攝影師周生第三本攝影集《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由Zen Foto Gallery出版,有興趣可聯絡攝影師購買。

周生的「歪理連篇」,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的首本攝影集《旅行》,收錄在香港拍攝的趣味相片,誰說旅行一定要離境?之後的攝影集《日系照片》開宗明義道出,只有在日本拍攝的才是日系照片,在香港拍攝的日系照片即使能模仿那種小清新的風格,也無法呈現日本的風土人情。新作《No Teacher But I Can Take Photos》單看名字已覺搞笑,而且語法上也怪怪的,這次又有何「歪理」?「1980年代有本攝影教材叫《攝影術無師自通》,我以半桶水的英文直接繙譯書名,想說的是攝影技術並不重要,每日不斷地觀察與拍攝,才是重點!」

不斷拍攝 捕捉街頭滑稽瞬間

如此論調其實並不新鮮,森山大道與荒木經惟這兩位日本攝影界的泰斗,也總是忘我地不停拍攝,森山大道更視攝影是觀察城市的一種手法。對周生而言亦一樣,他本身是設計師,十多年來,他幾乎每天都會帶着Leica M6及儍瓜機,在街頭拍攝那些滑稽的瞬間。拿着手機卧睡石壆的男子、地鐵站內不經意做着相同動作的兩個陌生人、幪面超人打扮的cosplayer在海旁拍照,在太平山頂人力車做一字馬的女子……一一定格在他的菲林裏。當這些照片在攝影書裏以並排的手法呈現時,更加強了觀看時的趣味,原來「港產片」的日常也可以如斯有趣。


幪面超人打扮的cosplayer在海傍拍照,是香港的另一種無厘頭日常。

這些場景看來很無厘頭,與周圍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然而這些詼諧、趣怪的畫面,卻活生生出現在日常生活中,只是許多人忽略了這些另類的細節。周生固然對這些生活細節很敏感,其實也與他的性格息息相關,他坦言自己較隨意、搞笑,所以這些性格也自然反映在照片裏。「這本攝影集的設計師是日本人,後來我們在日本見面時,對方也說我人如其相。」

棄唯美包袱 風趣令人共鳴

有時,他會到西環碼頭、彩虹邨等熱門打卡景點,觀察、捕捉別人拍照的情景;有時,他故意用閃光燈拍攝,以加強畫面的詭異氣氛;有時,當他預計到某些畫面可能出現,便會等待適當的時機才按下快門。或者有人會覺得這種照片很容易拍攝,事實上越是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攝影師,越難卸下傳統攝影那種工整、唯美的包袱,往往也無法捕捉周生這種隨意但詼諧的畫面。

當世人仍對傳統攝影理論奉若神明之際,有時這種貼地、幽默的照片,其實也是一種創作及觀看心態上的平衡,就如前文所提及的,即使港產片未必充滿視覺衝擊,至少那種風趣也能令人產生共鳴。

原文見於果籽

Valérie Winckler 夢幻影像刺激想像力

「許多人指着我的照片說,『這明明是一幅畫』,當知道是攝影作品時,卻總是會問『你是如何拍攝的?』」法國女攝影師Valérie Winckler笑着說起即將在港展出的作品《Atlantide and Phosphène》,有人認為這些照片是螢光的海底世界、有人覺得是藍綠色的星雲、有人大膽假設這是阿凡達世界,「其實它是甚麼物體並不重要,重點是這些影像能刺激人們的想像力。」

誠然,當代攝影並無傳統攝影的包袱,它未必需要相機拍攝,亦不必直接反映現實。不過,Valérie攝影生涯的起點,卻是傳統的紀實攝影。1970年代,她在法國文化部工作,小兒子正就讀幼稚園,眼見許多人為幼稚園小朋友拍攝的照片一成不變,不是梳着整齊的頭髮,就是正在畫畫的場景,她覺得照片可以更有趣,於是借來一部相機,到小兒子的幼稚園拍攝這些小不點充滿童趣的畫面,「然後我發現,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修讀藝術史的她,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攝影師,然而拿起相機彷彿開啟本能,一切都是偶然。

Valérie善於長期拍攝同一主題,從親情延伸至生命、死亡等題材。1980年,女兒的誕生令她萌生拍攝初生嬰兒的念頭,跟隨醫院的婦產團隊拍攝多位女性產子的過程;1985年,媽媽的離世令她反思生命與死亡,從而用兩年時間拍攝多位年邁老人家生命的最後時光;1992年,女兒入讀中學,啟發她用四年時間記錄一群青少年在學校的青葱歲月。這一系列充滿人文關注的影像,不僅得到著名圖片社Gamma青睞,她也在1984年加入Rapho圖片社,她十分喜歡的Robert Doisneau及Willy Ronis等攝影大師,生前均曾為這間關注人文攝影的圖片社掌鏡。

千禧年是她攝影生涯的轉捩點,那時每年夏天,她總會前往法國西部小島Ile d’Yeu居住度假,喜歡海洋的她,既喜歡游水,也留意着海灘上的一事一物。「有天晚上,我拿着感光紙到海灘,嘗試將海灘上的物件放在感光紙上實物投影(photogram),利用光線直接投射出物件的輪廓,我覺得很有趣。」沙灘上凋落的花朵、折斷的樹枝、死去的鳥兒,還有海藻與貝殼等,都成為她實物投影的對象,效果有如星空般璀璨。這種以獨特手法描繪大自然元素的創作,也促使她之後繼續以「轉換現實」的方法拍攝關於海洋的題材,只是這次她重拾起相機。

《Atlantide and Phosphène》之名頗有詩意,前者是傳說中的迷失帝國亞特蘭蒂斯,象徵着照片的拍攝地——大西洋的法國小島;後者是指閉眼後見到的奇光,其實正是其作品給人的感覺。這系列作品色彩強烈而夢幻,感覺很神秘,然而畫面中的元素卻模稜兩可,不同的人或會看見不同的事物。Valérie不願直接透露照片中的物件為何,只提及將海洋相關的事物擺放在一起拍攝,然後再用電腦改變照片的顏色,令其變得抽象。「如果你知道拍攝的物件是甚麼,就會改變你對照片的觀感,也會限制你的想像力。」與其告訴你是海浪或海藻,她更希望觀者可以自由地在影像中遨遊,留意物件的形狀,跟隨自己天馬行空的想法,接受事物的奧秘,而非刻意去解釋它。

Atlantide and Phosphène

日期:3月27日至4月1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2pm-7pm(星期日)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74號地舖La Galerie Paris 1839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圖片來源:https://www.lagalerie.hk/ & https://www.valerie-winckler.com/

Stephanie Teng  捕捉荃灣福來邨日常

一個地區的街道與建築,往往反映出這個社區的歷史,許多人知道,港島街道的名字與當年的洋行或華商(如太古洋行、利希慎家族)息息相關。其實,曾是香港輕工業中心的荃灣,因有全港最大的紗廠及染廠, 也衍生出充滿活力的社區,只是隨着輕工業的消失,這段歷史逐漸被人遺忘。攝影師鄧詩廷(Stephanie)遊走這個發展逾半世紀的社區,捕捉荃灣的生活日常。

攝影師鄧詩廷遊走荃灣的福來邨等地方,捕捉這區的生活日常。

荃灣是香港第一代衞星城市,1961年發展成為首個新市鎮,此後屋邨及各種設施陸續落成。另一邊廂,戰後香港的工業及輕工業迅速發展,商人陳廷驊於1950年代在柴灣角設立南豐紗廠,隨之而來的還有附近的福來邨、香車街街市及沙咀道遊樂場等,為工廠工人提供居住及休憩的地方,可謂見證着這區的發展。後來工廠北移,香港的輕工業地位不再,南豐紗廠停止紡紗業務,這段過去也漸漸被人淡忘,直至近年紗廠發展成為文創基地The Mills,才吸引更多年輕一代了解這區的故事。

從空間設計 看民間智慧

家住港島的Stephanie,原本對荃灣並不熟悉,因The Mills邀請拍攝荃灣,才慢慢熟悉這一區。「我跟家人說起這個拍攝計劃時,才得悉原來我爺爺在文革時從上海落到香港後,曾在南豐紗廠工作。機緣巧合知道爺爺的歷史,我覺得是種緣份。」她遊走在當年紗廠一帶的社區,觀察人們如何在這個空間生活,有逾半世紀樓齡的福來邨是她經常流連的地方,這裏以前是紗廠員工的住處。「我行過福來邨許多次,不管在疫情前後,每次行的感覺都不盡相同。」

家住港島華富邨附近,她坦言十分喜歡舊時香港屋邨的公共空間,空間的設計令人自然地聚集,營造出社區的感覺,「我覺得這是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可惜現在的屋邨大多缺乏這種思考。」隨着參觀次數越來越多,她從最初關注福來邨的空間設計,慢慢留意到家居的細節。「福來邨窗口的波浪形簷篷很有特色,很多街坊都會用米袋拼起來遮擋簷篷。」這種民間的智慧同時也反映出屋邨居民務實的性格。

全新視角 尋找消失中的浪漫

Stephanie以細膩的鏡頭捕捉福來邨的日常瞬間,人們在遊樂場休憩玩樂、屋邨內的街坊小店,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老人家們坐在大樹下的凳子乘涼、閒聊,這種樹下的空間感覺有如歐洲的噴水池,自然而然凝聚人群。「這些都是很日常的東西,那種圍着坐在樹下的浪漫,在香港已經越來越少。」不只是福來邨,還有近年不斷拆卸的建築物,其實都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我希望我的攝影可以令人用新的視角去看事物,加深對這個地方的認識,促使人去了解日常事物背後的故事,不要等到失去才覺得要珍惜。」

展覽現場,她以混合媒體的裝置方法展示照片,啟發自福來邨的波浪形簷篷,一系列懸掛在牆上的作品,利用象徵紗廠的棉布加上樹脂為變成硬身的波浪板。另一方面,她也將照片打印在金象牌膠米袋上,照片與米袋元素融合在一起,詩意得來又有點超現實,以呈現福來邨的特色。

啟發自福來邨的波浪形簷篷,作品以波浪形的物料展示。

遇上荃灣

日期:即日至5月2日

時間:9am-8pm(一至五)、11am-8pm(六、日)

地址:荃灣南豐紗廠KoKo Coffee Ro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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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麻弓 用攝影走出311地震陰霾

對許多日本人而言,311大地震是不能磨滅的傷痕。家破人亡的背後,有人鬱鬱寡歡,也有人在年月的流逝中慢慢走出陰霾。日本女攝影師鈴木麻弓(Mayumi Suzuki)的父母在海嘯中身亡,傷心欲絕的她,全靠父親遺下的相機重新振作,走出地震的陰霾。

海嘯過後,許多攝影師聚焦災區慘情,香港攝影師余偉健曾在災難發生後第一時間前往災區現場拍攝,照片收錄在2012年攝影同人誌《麻雀》第三期的日本特集。回想2011年,鈴木麻弓也是得悉海嘯消息後,才回到位於宮城縣女川町的老家。當地是重災區,有七成地區被海嘯摧毀,近萬人的漁村約十分一人口失蹤或死亡。

《Onagawa Madams》拍攝在海嘯中失去家人的年邁婦女,她們在拍攝過程中重拾快樂。

重回照相館 與父親連結

剛回到女川町時,她幾乎不認得這個成長的地方,家傳三代的照相館變成廢墟,父母也在海嘯中離世,她在照相館的黑房裏發現父親的相機與他拍攝的相片,那刻她十分後悔沒有接手照相館。然而當她拿起父親的相機拍攝時,又黑又矇的相片效果恍如死亡的風景,令她頓覺好像與父親有了無形的連結,從而萌生繼承照相館的使命。

她開始記錄女川町的一切,拍攝那些願意留下來重建家園的人。重建遙遙無期,《To Live》系列拍攝的是村民搭建的臨時商店,讓大家的生活得以繼續;《Gems in the Rubble》系列拍攝的是災後的情況,瓦礫碎石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亮,就如耀眼的寶石一樣,她以詩意的名稱來命名眾人曾經的家園;還有《Onagawa Madams》系列,拍攝的是在海嘯中失去家人的年邁婦女,講述她們如何在拍攝過程中重拾快樂。

災後的女川町百廢待興,很多人失去房屋及工場,對人口正在減少(有2,000人離開)的當地人來說,即使在災難之前,接手家族生意也有一定風險,然而這些人卻甚至不惜貸款重置設備,令家族生意可以重新運作,保留當地傳統行業。身為有80年歷史的照相館的第三代,父母的離世一度令這家族生意無法繼承,這反而促使她去思考,當地人如何通過一代傳一代,去維持家族生意,而這些家族的歷史,正好塑造了女川町的歷史。

持續拍攝 體會生機重現

這啟發她創作《The Bonds of Parent and Child》系列,從2013年開始,拍攝接手家族生意的年輕人,父子甚至三代同堂站在家族的工場、酒樓或漁船前,有的則是繼承傳統的獅子舞及太鼓技藝。看似平凡的一組組親子組合,既體現出災後當地人如何走出陰霾,也令人感受到日本人對於傳承的重視。

有人說,311之後,日本從此不再一樣,許多人失去正常的生活。要走出悲痛的陰霾並非易事,鈴木麻弓最初亦非常心痛,在持續地與當地人聊天、拍照的過程中,她慢慢感到療癒與力量,而小鎮也漸漸重現生機。她說,相比起2011年,現在大家更懂得往前看,而陪伴她往前走的,還有攝影。

原文見於果籽

圖片來源:https://www.mayumisuzuki.jp/the-bonds-of-parent-and-child

Tugo Cheng 中國一方水土的人文風景

西藏鹽田的航拍照片猶如一幅拼圖、福建漁村的畫面宛似一幅水墨畫,還有廣西梯田及雲南紅土地那充滿幾何線條的俯瞰圖,80後攝影師鄭振揚(Tugo)以講究的構圖及豐富的色彩,記錄中國內地不同地方的人文景觀。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系列《一方水土》照片,以充滿美感的嶄新視角,展示不同地域的傳統文化和風土人情。

以長焦距鏡頭拍攝的福建漁村猶如水墨畫。

建築師鏡頭 展現在地文化

港大建築系畢業的Tugo本身是建築師,曾赴劍橋大學修讀碩士研究保育政策,2007年到北京清華大學當交換生的經歷,讓他迷上內地的自然風景,開始建築以外的攝影人生。自此每年踏足十多次,幾乎走遍大江南北,更憑藉在新疆天山拍攝的風景照片獲得2015年《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自然組第一名。遊歷中國期間,他見證少數民族傳統及地方特色文化,2015年開始將鏡頭從壯觀的大自然風景慢慢轉移至人文景觀,萌生「一方水土」念頭。

「說起中國,大家通常只想起一二線城市;人人知道西藏的布達拉宮,卻不曾聽聞當地的曬鹽文化。」他提及,內地現在時常強調「大一統」,是「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連粵語也慢慢被蠶食,更遑論有不同信仰背景的新疆。「我希望透過這些照片,推廣不同地方的文化與智慧。」廣西梯田、浙江茶園、青海油菜花田、雲南紅土地及西藏鹽田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在地文化,孕育一方水土。

西藏鹽田航拍照片,人們正在顏色深淺不一的紅色鹽田勞作。

「很多人以為沿海才有鹽田,其實甘肅也有沙漠曬鹽,西藏鹽田更有逾千年歷史。」當地山勢陡峭,村民們將鹽水從鹽井倒入鹽田,再曬乾成粗鹽,保留古老的製鹽方法。他補充,當地鹽田有紅白之分,白色是人類食用的,而由紅黏土製成的紅色鹽田,鹽分會有雜質,是給動物食用的。Tugo以航拍照片展現鹽田的壯觀,人們正在顏色深淺不一的紅色鹽田勞作,「顏色也反映曬鹽過程,紅色是未乾的,當慢慢曬乾成白色時,則意味可以收成。」

落田收成 反思平衡之道

因修讀建築設計的關係,拍攝時他十分注重畫面的線條、色彩與光影,以長焦距鏡頭在高位拍攝或用無人機航拍,俯瞰的角度令梯田、茶園及鹽田充滿視覺震撼。除了捕捉這些如幻似真的地景美感之餘,他也近距離感受這些獨特的文化,了解背後的故事,甚至親自落手收成,柴米油鹽醬醋茶,背後都孕育了不同的鄉土奇觀。

拍攝過程中,他也了解到,人類為了食物而重塑自然環境,開墾山峯成為梯田或茶園,當中涉及樹木砍伐,才創作出如此豐富多采的景觀,也令他反思人類如何以持續性的方式與大自然共存。「過度開墾誠然會傷害自然,塑造地區文化時,也要顧及大自然的可續性。」或許正是這種平衡之道,這種獨特的人文風景才得以保留至今。

位於青海的中國最大油菜花田,用來榨取菜油。

一方水土

日期:即日至3月22日

時間:11am-10pm

地址:海港城海洋中心二樓207號海港城美術館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圖片來源:https://bluelotus-gallery.com/

巨型動物照片 無聲控訴人類

澳洲山火持續多月,導致超過十億動物葬身火海,不禁令人傷心惋惜。天災使人淚流,而人類對動物的殺戮則讓人憤恨。過去數十年間,大自然環境不斷被破壞、野生動物數量一直減少,若然以這種速度繼續下去,大象、犀牛等動物將慢慢消失,我們下一代或許再無法見到多元化的地球,英國攝影師Nick Brandt鏡頭下的動物照片,就是對人類的無聲控訴。

Quarry with Lion, 2014

啟發Nick Brandt走上攝影之路的,是已故歌手Michael Jackson,Nick曾為其《Stranger in Moscow》、《Cry》等MV掌鏡,1995年在非洲坦桑尼亞拍攝的《Earth Song》,更改變其想法。MV以充滿震撼力的畫面及反思的歌詞,向世人展示地球的傷痛與自然萬物的消逝,控訴人類犯下的錯誤如何令自己痛失家園及大自然。此行讓他愛上非洲,深受非洲野生動物與大自然生態影響,他漸漸放棄成功的導演事業,開始在非洲這片土地上,近距離捕捉野生動物生態。

一般的動物攝影都是遠距離拍攝壯觀的畫面,不過Nick Brandt總是用拍攝人像的手法為野生動物掌鏡,先是與牠們靜靜相處,等到動物對他的存在完全放下戒心,等待適合的天氣及特定的動物姿勢,才能拍攝出牠們最動人的一刻。更難得的是,他喜歡用中片幅菲林相機拍攝,相對龐大的相機也為拍攝增加難度,他甚少用長焦距鏡頭,只能盡量地靠近拍攝的動物,在相處過程中感受動物的情感。草原上形形色色的動物,大象、長頸鹿、斑馬、獅子……畫面華麗而神秘,深邃的眼神彷彿充滿靈魂,訴說一個個故事。

Wasteland with Elephant, 2015

1:1真實尺寸 大象天橋下漫步

隨着拍攝次數越來越多,他越發感受到動物所面臨的惡劣環境,「十多二十年來,我走過無數地區,眼見那裏的動物慢慢減少,成為人們口中的『野味』,只剩下一大片廣袤土地。」他坦言,如果以這樣的破壞方式繼續下去,不用說下一代,可能數年之後,非洲農村兒童已無法在田野裏看見大象和長頸鹿,就好像已經消失的長毛犀牛一樣。「人類用數十億年才建立如此奇妙、多樣性的環境,然後短短幾年間,這種環境便消失了。」

2007年,他曾在肯雅Amboseli Park國家公園拍攝大象Igor,然而兩年後牠卻被偷獵者屠殺了,此事令他覺得這一切並非必然。過去十多年,有逾十萬頭大象的象牙被盜獵,若以這速度推算,野生大象將在20年內絕種。眼見亞洲對象牙的需求大增而引發更多大象屠殺事件(有報告指香港正是全球野生動物及象牙貿易的主要樞紐),2010年,他成立非牟利組織Big Life Foundation,組織巡邏隊阻止捕殺動物行為,制止在國家公園內的偷獵行為,十年來已拘留超過三千名偷獵者。

Underpass with Elephants, 2015

過去這些年,眼見非洲大陸一望無際的曠野變成荒涼廢墟及開發工地,城市發展與污染嚴重破壞當地面貌,非法捕獵、砍伐森林等更令動物痛失生命或家園,Nick不無心痛,啟發他創作《Inherit the Dust》系列作品。他將曾經拍攝過的那些瀕臨絕種的動物照片,以1:1的真實尺寸印刷在巨型畫板上,然後放置在牠們原本棲息的土地上再進行拍攝。大象生活的地方變成垃圾站,獅子奔跑的地方變成工地,那些商場或天橋,曾經是長頸鹿猩猩漫步之處,如今牠們都成為了亡魂。而這些破壞,不僅發生在過去的十數年間,此時此刻也在不斷重演。

為生活掙扎 忽略動物的命運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當他在天橋下佈置巨型畫板時,有許多無家可歸的青少年正在吸膠毒(sniffing glue),有些人更是神情恍惚。另一邊廂,有位小男孩被巨型大象影像吸引,用類似小木棍的物體撫摸大象的腿,可悲的是他卻無法見到真正的大象。更絕望的是,這些露宿街頭的人,每天的生活都在苦苦掙扎,根本無暇理會動物的命運。「這些動物的命運和痛苦,應被視為所有人類的責任,缺乏同情心的人類,在動物保育這條道路上,我們迷路了。」

Wasteland with Rhinos, 2015

遺憾的是,創作《Inherit the Dust》後,他覺得大自然不但沒有變好,而且變得更差了,「隨着非洲人口急速增長,從今天的10億增加到2050年的19億,到時估計根本沒足夠空間讓野生動物棲息。」如果人類再不做些甚麼,或許不久之後,人類能繼承的便沒有動物,只剩下塵埃。要知道,人類與動物唇齒相依,動物消失了、大自然環境被破壞,人類最終會自食其果,同樣劫數難逃。

Inherit the Dust

日期:3月13日至4月22日

時間:星期三至日(11am至6pm)

地址: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封岩 用攝影展現日常物件的藝術視角

中國攝影藝術家封岩說:「在人們的慣性思維裏,鏡頭只能對準證明是有意義的事物,正如每處風景名勝都有一個最佳拍攝位置。」然而對喜歡拍攝日常物件的他而言,通過拍攝與日常生活感知密切的物件或細枝末節,以大尺寸畫面強調物件的細節,既令作品產生一種觀賞性及藝術性,藉此也呈現出物件在工藝中的視覺美感。他最近首次在香港舉辦同名個展,黑皮凳、木箱、並排的畫布看似瑣碎平凡,背後既潛藏他的個人情緒,亦隱晦地觸及幾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

在成為藝術家之前,封岩寫過小說、也拍過電影。198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他,曾擔任過張藝謀執導的電影《菊豆》的副導演,後來旅居美國拍攝紀錄片,當時不諳英文的他,經常依靠閱讀及寫作來打發時間。2001年回到北京後,他依然熱衷寫作,2004年完成兩篇長篇小說後,精疲力盡的他有感要轉換創作方式,於是重拾攝影機,這次不是拍電影,而是追求更純粹、個人的表達方式——攝影。

作品被視為「廢片」 艾未未卻看得懂

緊接三年,他連續創作三個攝影系列:《秩序》(擺拍日常物件的秩序感)、《山石》(山石的局部紋理)和《權力》(象徵着權力符號的事物),這些看似不經意捕捉的畫面,背後其實都被賦予特定意義,根據他的說法,是「從日常生活中表達事物的當代性」。至今仍有許多人對其作品感到不解,當時更是如此,形容他的作品像「廢片」,猶如沒意義的影像。能讀懂他的藝術家艾未未,則形容其作品「明確打破人們對攝影的慣性思維」,這也是攝影進入「當代藝術」的其中一個重點。

現場展出的《迷幻的竹子》、《紀念碑》、《繪畫》及《唐陵深草》,均是這種方法的延續,尤其是2010年創作的《紀念碑》。這系列第一件作品,是一張黑色皮凳,那是大陸的公共博物館常見的長凳,多年來有無數參觀者坐過。封岩將皮凳豎立起來拍攝,簡單一個動作,長凳彷彿被賦予一種「紀念碑」的意象。

在常規思維中,紀念碑通常為重要人物或事迹而豎立,藝術家從舊貨市場等買來的風扇、書櫃、木箱等,這些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物件是上一輩中國人的集體回憶,既蘊含功能、也投射了情感。然而當他將這些日常物件抽離原本身處的環境,再賦予它們充滿儀式感的展示方式,從而構成一座座「紀念碑」時,在在挑戰世人對紀念碑的想像,以及日常物件所蘊含的藝術感。

並排畫布側面 另類欣賞體驗

如果說《紀念碑》是關於公共物件的記憶,那麼《繪畫》便是他非常個人的經歷。系列始於2013至2014年間創作的繪畫作品,當時他剛結束攝影個展,忽然想停下攝影,去嘗試自己關注已久的繪畫,在畫筆遊走畫布的過程中,慢慢消弭心中不安的情緒。

在繪畫過程中,畫布是他最常接觸的事物,是他生活中的日常,他將十多幅畫布的側面並排成為一個藝術裝置,拍攝成《繪畫》系列。這些畫布在旁人眼中雖無意義,但對他而言卻有一種在繪畫以外、欣賞畫作的另類體驗。這不僅賦予畫布嶄新意義,同時將繪畫、裝置及攝影的概念融合在一張作品裏,最後以照片方式呈現。

封岩善於觀察日常生活物件,再以獨特微妙的攝影視角,呈現出物件的工藝或藝術感。他的作品不僅讓人們思考尋常物件所蘊含的歷史或政治意義,也鼓勵人們跳出慣性思維,去觀察、欣賞周遭世界的細節。

封岩》個展

日期:2020年2月13日至3月13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H Queen’s十樓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植田正治 沙丘上的夢幻寫真

多得已故日本攝影師植田正治(Shoji Ueda,1913-2000),鳥取沙丘之名變得更廣為人知,福山雅治1994年專輯《Hello》的封面照片,正由植田正治在鳥取沙丘操刀拍攝。翌年,日本首間以個人名義的寫真美術館——植田正治寫真美術館落成,更吸引世界各地的遊人慕名而來。

2020年是植田正治逝世20周年,台北亞紀畫廊與植田正治事務所合作舉辦「植田正治逝世20年紀念回顧展」,呈現他在沙丘上的夢幻寫真。

《爸爸、媽媽與孩子們》,1949年。

很多人以為植田正治的照片只要有沙丘,就是在鳥取拍攝的,其實他直至1949年,才在這片沙丘拍攝出一幅幅猶如超現實主義般的作品。不過,他的一生的確離不開沙灘與沙丘,出生在鳥取縣境港市,家中附近就是弓之濱海灘,他第一次拿起相機拍攝,就是在弓之濱,1931年在該地拍攝的《海濱少年》照片還刊登在攝影雜誌《Camera》。

植田最初是喜歡繪畫的,伊藤彥造的武士針筆畫、高畠華宵的摩登女性,都是他的臨摹對象,還夢想過成為畫家。十多歲時偶然見識過沖曬菲林的過程,開始熱衷攝影,1932年前往東京入讀東洋寫真學校,之後回到境港開設「植田照相館」,當時他才19歲。

植田幾乎每日都在拍攝,只要他覺得當天的雲朵很美,就會踩單車外出拍攝,將照相館交由妻子打理,後來連照相館的拍攝工作也由自學成才的妻子操刀。孩子眼中十分愛笑的他,一旦拍攝就會非常認真,也熱衷於嘗試新事物,早於1930年代已嘗試實物投影等技巧,而他最喜歡的是擺拍,1939年,他在弓之濱拍攝的《少女四態》,就是他在二戰前擺拍攝影的代表作;1949年,發表在《Camera》的以家人為主題的《家庭》系列,這種手法更顯而易見,作品充滿療癒,讓人百看不厭。

植田正治曾說過:「只有普通人看得懂的照片,才是真正的好照片。」以業餘攝影愛好者自居的他,一生主要以沙丘為舞台,拍攝家人與家鄉鳥取的人文風景,雖然大部分作品都如舞台攝影般以「擺拍」進行,但卻絲毫不顯生硬,反而有一種魔幻的趣味,令人想起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Rene Magritte的作品。

很多人將植田正治與鳥取沙丘畫上等號,其實這片沙丘在戰爭期間是軍事用地,二戰前也不輕易從境港前往,1949年當他踏足這個日本最大的觀光沙丘時,才將自己的擺拍攝影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當時鳥取經常舉辦攝影活動,植田有時會與妻子同行,照片《有妻子的沙丘風景》便是如此由來。1949年,《Camera》雜誌曾邀請攝影師土門拳與植田正治一同前往鳥取,在沙丘上進行一場「攝影對決」,土門拳以紀實攝影家自居,因此這次活動也被視為是現實主義攝影與非現實主義的較量。

植田有時會與妻子一同前往鳥取,拍攝下這張「有妻子的沙丘風景」,1950年。

當時日本攝影界普遍認為,只有紀實攝影才能呈現出真實的日本面貌,翌年土門拳提出「絕對要抓拍,不能擺拍」的攝影口號,在戰後的日本攝影界旋即風行,熱衷於擺拍的植田,自然在這股風氣中敗下陣來。他曾如此感嘆:「我鍾愛的擺拍攝影,曾在戰爭時期一度中斷,其後又在現實主義攝影浪潮中再度中斷。」對植田而言,他純粹享受攝影的樂趣,他的攝影理念也並非呈現所謂的日本真實面貌,為此他曾質疑過攝影的價值,也質疑過自己,直至後來「當代攝影」的概念進入日本,他才有一種死而復生的感覺。

1983年,一直支持他的妻子紀枝離世,對他造成巨大打擊,他變得沉默不語,甚至喪失對攝影的興趣。讓植田重燃熱情的人,是身為藝術總監的二兒子充,他委託父親為設計師菊池武夫的品牌Takeo Kikuchi拍攝時尚寫真。一向以業餘自居的植田正治,忽然要拍攝商業攝影,震驚當時的攝影界。不過對植田而言,這卻是難得的經歷,他重回熟悉的鳥取沙丘,模特兒自由地表演,他則透過鏡頭重拾攝影的樂趣。

沙丘上的地壇與煙花、錯落有致的黑色衣架、還有模特兒身穿西裝與禮帽飛起的畫面,這種充滿舞台感的超現實畫面,正是為人熟悉的「植田調」。其實當時他已年屆七十,然而他的作品卻在年輕世代流行,一直至今。

植田正治逝世20年紀念回顧展  |地址:台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西五館  |日期:至202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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