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戴安娜王妃走過安哥拉地雷區

戴安娜王妃印象最深刻的照片,無疑是1997年1月15日,戴安娜戴著簡單護具,徒步穿過安哥拉中部城市萬博(Huambo)的地雷區,藉此引起世界各地對於地雷武器的關注。

戴安娜向來熱衷於慈善事業,她參與紅十字會活動多年,關注愛滋病人、無家者等,當年正是跟隨紅十字會的安排來到非洲。安哥拉是其中一個最多地雷的國家,當地自1975年獨立後陷入持續27年的內戰,期間埋下數不清的地雷。1994年開始,掃雷組織HALO Trust一直致力清除安哥拉的地雷,據悉多年來已在當地清除約十萬枚地雷。

當戴安娜1997年前往安哥拉時,當地仍在進行內戰,得悉HALO Trust的掃雷工作後,她會見地雷倖存者的單腳孩子,跟隨專家及工作人員穿過清除地雷後的道路,並向全球各國呼籲禁止使用地雷。作為當時全球最多人認識的公眾人物之一,戴安娜王妃身處地雷區的照片,隨即刊登在全球媒體頭版,令更多人關注事件。其實,安哥拉並非她唯一到訪的受地雷影響的國家,在她離世前的八月,還在波斯尼亞探訪地雷受害者,再次將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地雷問題。

遺憾的是,她在八月底因意外逝世,未能見證幾個月後在加拿大簽署的渥太華條約(Ottawa Treaty),這條約禁止使用、儲存、生產、轉讓具殺傷力的地雷,以及銷毀、完全禁止一切殺傷地雷,至今已有164個國家加入協議。國際反地雷組織(ICBL)在1997年獲得諾貝爾獎和平獎,背後也不無戴安娜的功勞。

對安哥拉人而言,王妃的到訪是他們至今茶餘飯後的話題,即使多年之後,他們對戴安娜的友善及體貼,依然讚不絕口。近年,哈利王子也跟隨母親的步伐來到安哥拉,模仿戴安娜當年的事蹟,徒步穿過另一個地雷區。25年過後,據ICBL稱,至今全球約有60個國家和地區受到地雷污染,還有32個國家未遵守禁雷條約,包括中國、古巴、伊朗、以色列、俄羅斯、美國及南北韓等。

On Jan 15, 1997, Princess Diana walked across a minefield in Huambo in central Angola. The photographs soon rais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on the landmine issue. Angola was still at a civil war when she arrived in 1997, the Princess came across the HALO Trust,  which had been working to clear mines in Angola since 1994. It is reported that about 100,000 landmines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he area over the years.

She met landmine survivors, followed the experts and staff walk through the mine-cleared road, and vocally appealed for an international ban on landmines. As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images of Princess Diana wearing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equipment in a minefield were immediately published on the front pages of the global media, raising the profile of the work being done to clear landmines worldwide.

It grieves me to say, Diana passed away due to a car accident and was unable to witness the Ottawa Treaty signed in Canada a few months later, which prohibits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transfer of landmines, and 164 countries have so far joined the agreement. The International Anti-Landmine Organization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97, and it is not without Diana’s credit for it.

Images Credit to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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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Duffy 捕捉大衛·寶兒百變造型

傳奇歌手大衛·寶兒(David Bowie)形象百變,其前衛造型至今仍影響着潮流及時尚界,連Lady Gaga也在模仿這位「搖滾變色龍」。英國攝影師Brian Duffy曾五次為他掌鏡,拍攝Bowie的Ziggy Stardust及Thin White Duke化身,由他操刀的《Aladdin Sane》更是廣為人知,專輯封面的紅藍色閃電形象,更成為一種搖滾視覺符號。

Brian Duffy比Bowie年長十四歲,1957年,24歲的他開始在英國版《Vogue》任職攝影師,短短數年間打響名堂,是1960、1970年代英國時裝與攝影界的叱吒人物。那時候的Bowie剛好相反,雖然出過幾張專輯,卻一直處於半紅不紫,直至1972年在專輯《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裏創造出雌雄同體的形象Ziggy Stardust。Brian Duffy首次為Bowie操刀,正是拍攝Ziggy Stardust,這個虛構的搖滾明星角色前額有一輪金色太陽圖案,火紅的頭髮、妖豔的妝容充滿顛覆性。他形容當時的Bowie還不是超級明星,只是一位很喜歡打扮的小子,對於他的表現,也只用competent來形容,而不是brilliant。

《Aladdin Sane》

令Bowie事業更上一層樓的,是1973年的專輯《Aladdin Sane》。在1972年的美國巡迴演出時,Bowie產生強烈的矛盾情緒,他一方面既期待在舞台上表演,同時又對巡演期間發生的事情反感。他想透過專輯表達出這種奇怪的狀態,專輯名稱據悉啟發自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Aladdin Sane》即A Lad Insane,意思是「一個瘋癲的少年」。當時他以閃電呈現出矛盾的雙重人格,而這個閃電圖案的靈感,就是源自Brian Duffy工作室裏樂聲牌(National)電飯煲的Logo。

閃電圖案由化妝師Pierre La Roche創作,當時化妝師原本只畫了一道小閃電,後來廣為人知的版本由Brian Duffy所設計,他還邀來藝術家Philip Castle在Bowie的鎖骨加上水滴,令造型有畫龍點睛的效果。這張由Bowie創作的專輯熱賣,成為他在英國的首張銷量冠軍專輯,吸引很多年輕人爭先模仿Aladdin Sane造型。

Thin White Duke時期的Bowie西裝革履,1975年。

在1975年拍攝Thin White Duke時期的西裝革履和優雅造型之後,1979年,Brian Duffy再次為Bowie的新專輯《Lodger》操刀封面。當時他以寶麗來相機拍攝,鏡頭下的Bowie鼻骨斷裂、四肢扭曲地躺在磁磚地板,右手還綁着白色繃帶,模仿的是在浴室不慎跌倒的狼狽情景。拍攝時,Bowie躺在鋼架上保持平衡,而Brian Duffy則從他的正上方捕捉影像。相比起《Aladdin Sane》及《Ziggy Stardust》的華麗搖滾,《Lodger》裏的Bowie呈現的是一個受傷、有血有肉的平凡人,感覺反而更貼地,而非總是遙不可及的形象。

二人的最後一次合作,是Bowie在1980年的專輯《Scary Monsters (and Super Creeps)》,這張專輯口碑很好,Bowie在專輯裏的角色是一位啞劇小丑,他身穿飾滿閃爍花瓣的藍色緊身衣,白色與紅藍色的妝容十分戲劇化,藝術家Edward Bell根據Brian Duffy拍攝的相片,再結合插畫創作成這個專輯封面。之後,Brian Duffy淡出攝影界,近三十年沒有再拍攝,2013年,離世後的他被評為最有影響力的百位攝影師之一,他拍攝的Bowie照片,則收錄在其2014年的攝影集《Duffy Bowie: Five Sessions》裏。

圖片來源:https://www.duffyarchive.com/

《百變香江》——邱良逝世25週年紀念展

「在港數十年的攝影生涯,正好永誌着回歸前的民生片段,見證着帶動潮流的焦點,見證着港人創造傳奇的辛勤努力成果。」—— 攝影家邱良, 1997

已故著名香港攝影家邱良(Yau Leung,1941-1997)一生用鏡頭記錄生活,他熱衷於捕捉香港1960及1970年代的社會面貌,定格草根階層的生活點滴,以照片觀照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

2022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邱良逝世25周年。藝文平台「文化者 The Culturist」及攝影平台「顯影 PhotogStory」共同策劃邱良紀念展《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展出多張邱良於1960至70年代拍攝、以及由攝影家親手放曬的珍貴銀鹽原作照片,相片也呈現當時港人的樸素日常以及生活的閒情逸致,是難得的集體回憶。

邱良《六十年代太平山下香港島》,1960年代(銀鹽紙基,藝術家親手沖製,一組2張)。

除了珍貴原作照片,展覽也難得呈現邱良生前常用的相機、稿件及他任職多年的《攝影藝術》雜誌等,觀眾還可在會場購藏1997年出版、已絕版多時的《百變香江:邱良攝影珍藏九七版(上)》。此書誕於回歸年,出版後不久邱良便意外離世,籌備多時的下冊也就隨着作者溘逝而成為消失的檔案,這沒有下集的攝影集也就是邱良的絕世遺作。

《百變香江》珍貴在於其歷史價值,也是邱良與父親的一次難得的「合作」。攝影集中多幀四十年代的原版照片,是邱良亡父拍攝的珍藏,邱良重新跟着父親的腳蹤再拍攝一次,以鏡頭對照和回味滄海桑田的急促變遷,是一次平行時空的父子聯手合作。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還看今朝,改頭換面又是一番景象。

《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展期由2022年1月7日(五)至1月23日(日),期間並舉行兩場講座,由前《攝影畫報》總編輯伍小儀及編輯方明回憶與邱良的相識及工作上的點滴;Asia One董事總經理劉文邦(Peter Lau)與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張順光則會分享香港舊照片的收藏與價值,歡迎傳媒參觀、邀約訪問。

除了邱良的作品集,展場還有不同攝影師操刀的舊香港攝影集展示,大部分更是絕版,歡迎觀眾一同回味那些年的集體回憶,驚艷香江昔日之美。

邱良——沙龍與寫實攝影的橋樑

1960年,年僅十九歲的邱良已在街頭拍攝。他的照片講究構圖與光影,作品也甚具美感,由於當時非常流行沙龍攝影,加上人們常將傳統攝影簡單分為沙龍畫意與寫實攝影,因此曾有人將他歸類為沙龍攝影師。實際上,邱良受當時布列松等攝影大師的寫實主義攝影所影響,風格上更偏向寫實。

邱良的年代正好處於沙龍與寫實攝影之間,他與上一代沙龍攝影師不同的是,他在香港的沙龍及寫實攝影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樑。畢竟身為攝影雜誌編輯的他,非常樂於接觸新事物,即使後來他面對當代攝影的興起,同樣以了解、欣賞的態度去接觸。

邱良曾擔任多本雜誌的編輯,1965年至1970年,他在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擔任攝影師。1971年,他在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任職攝影師,拍攝電影製作的場景,也拍攝武打巨星李小龍、陳寶珠、蕭芳芳、狄娜等明星名人。1973年,他創辦《攝影生活》月刊,但只維持數年時間。停刊後,1980年起在《攝影藝術》擔任編輯,一直工作至離世前夕,對於推廣攝影藝術可謂不遺餘力。

邱良出版不少著作,包括《爐峯故事》(1992年)、《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1997年)等書籍,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因離世未能實現。之後,三聯為他出版《香港故事 1960’s-1970’s》(1999年及2012年)。

《情侶打傘》,1960-70年代。藝術家印製銀鹽相片。

 邱良逝世25週年紀念展 ——《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

日期:2022年1月7日(星期五)至1月2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時至7時(星期三四休息)

地址:The Culturist’s Playground | 上環文咸東街105-107號利文商業大廈6樓

傳媒導賞: 1月7日下午2時至6時

分享會:

一、香港舊照片的收藏與價值

講者:劉文邦(Peter Lau,Asia One董事總經理)、張順光(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

主持:鄭天儀(文化者創辦人) 

時間:1月8日(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登記:https://www.eventbrite.hk/e/237585272947 

二、邱良——工作及日常

講者:伍小儀(《攝影畫報》前總編輯)及方明(《攝影畫報》前編輯)

主持:顯影

日期:1月15日(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登記:https://www.eventbrite.hk/e/23759244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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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露御用攝影師 EVE ARNOLD

用「夢露御用攝影師」來形容Eve Arnold(1912.4.21-2012.1.4)或許不太恰當,畢竟拍攝夢露的攝影師不止她一個,而Eve Arnold的成就也遠不止拍攝夢露這麼簡單。但「御用」二字不僅意味著信任,也意味二人之間非一般的感情,這正是她的過人之處,因為Eve Arnold從不刻意地窺看與揭露,而是禮貌地記錄。

老來學藝

說Eve Arnold老來學藝確實有點誇張,相比起同時期的Robert DoisneauRobert Capa等攝影師,她的攝影啓蒙顯然來得有點晚。1946年,Robert Doisneau已嶄露頭角,Robert Capa更是聲名遠播,34歲的Eve 在男友建議下,才毅然放棄從醫念頭,帶著男友送給自己的ROLLEICORD相機開始攝影事業。當時她正在一間菲林沖晒工廠工作,一有閒暇便背著相機四處拍攝以累積經驗。

1948年,她在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這裡也孕育另一位著名攝影師Richard Avedon,學校現改名為The New School)跟隨《HARPER’S BAZZAR》雜誌藝術總監Alexey Brodovitch學習攝影技巧,完成六周攝影課程後,她毅然前往黑人聚居地HARLEM區,一連幾個月在教堂、酒吧和飯店等地方拍攝黑人女模特兒。

由於沒有美國雜誌願意出版這些黑人照片,她丈夫唯有將照片寄往英國《Picture Post》雜誌的朋友,雜誌社不僅出版照片,還登上封面。遲來的機會令她獲得一定名氣,也為她加入Magnum Photos 一事助一臂之力。在成為兼職記者六年後,1957年,她正式成為會員,成為圖片社第二位女攝影師(僅次於奧地利攝影師Inge Morath)。之後她也開始為《TIME》和《LIFE》等雜誌工作,拍攝Joan Crawford、Malcolm X、Jacqueline Kennedy等名人及政治家等,當然也包括和她關係密切的夢露(Marilyn Monroe)。

與夢露的友誼

201214日,Eve Arnold在倫敦去世,享年99歲,這年也是她鏡頭下的女主角夢露逝世50周年,這巧合也令大家再次談起她們之間的友誼。關於二人的關係,或許應該從1951年說起,當時二人均未算成名,有一次舞會上相遇時,Eve Arnold將自己為電影明星Marlene Dietrich拍攝照片的事情告訴夢露,深感興趣的夢露問EVE,既然你拍攝MARLENE的照片這麼出色,那也許你也可以為我拍照。不久後在攝影師Sam Shaw介紹下,二人正式成為朋友。

相識十年多,Eve Arnold曾六次為夢露拍攝照片,其中一次更長達兩個月。夢露早已習慣她的存在,每當有新想法都會告訴EVE,而EVE也像姐姐一樣照顧她,更將她的生活細節及工作場景中記錄下來。 Eve Arnold是夢露最信任的攝影師,在她鏡頭下,夢露展現出最自然的一面,不論在拍戲、化妝室甚至在臥室,她總能捕捉到夢露或開心或憂鬱、毫不掩飾的一面,這是男性攝影師鏡頭下所無法看見的神韻,而她也憑藉這些照片,開始廣為人知。儘管夢露已離世多年,但Eve Arnold和世人一樣並沒有忘記她,在1980年代將夢露照片集結成《Marilyn Monroe: An Appreciation》等書,2005年在倫敦Halcyon Gallery,更展出一批從未曝光的夢露照片。

時代記錄者

夢露離世那年(1962年),Eve Arnold移居英國,並以攝影記者身份遊歷前蘇聯、中國、蒙古、阿富汗、南非和古巴等地,拍攝當地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將鮮為人知的故事記錄下來。1979年,她曾兩度到訪中國進行拍攝,次年她在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舉辦中國主題攝影展,並將照片集結成《IN CHINA》一書。

這本影集不但令她贏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更獲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Photographers頒發終身成就獎。在隨後年月裡,皇家攝影學會成員(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Master Photographer(國際攝影中心評選)這些頭銜也接踵而來,以肯定這位時代記錄者的成就。踏入21世紀後的她較少露面,在距離一百歲還有三個月之際,Eve Arnold終究敵不過歲月,在倫敦護理院病逝,結束傳奇又偉大的一生,僅希望她與夢露在天國再續情誼。 

圖片來源:Eve Arnold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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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攝影逾八十年 Sabine Weiss逝世

瑞士裔法國攝影師Sabine Weiss(1924.7.24-2021.12.28)日前逝世,終年97歲。

1932年,當Sabine仍是一位八歲女孩時,已以零用錢買下一部樹脂相機(bakelite camera),開始她長達八十多年的拍攝生涯。作為一位熱愛攝影的女生,年少時的她無疑十分幸運,母親總是帶她參觀畫廊,而身為化學家的父親更協助她在家中沖曬菲林底片。十多歲時,她有感對學業沒有興趣,於是毅然離開校園,開始邁向攝影師的世界。1945年,她在日內瓦開設攝影室,開始拍攝人像及廣告攝影。翌年移居巴黎後,她經朋友介紹成為德國時尚攝影師Willy Maywald的助手,這段歲月磨練了她的攝影技巧,令她更善於以自然光線拍攝。

Sabine Weiss — Amoureux et Femme Lisant (Lovers and woman reading)

1949年,她在意大利旅遊時遇見美國畫家Hugh Weiss,二人在翌年結婚,並領養一位女兒。1952年,她認識法國著名攝影師Robert Doisneau,並在其幫助下加入Rapho攝影通訊社,與Willy Ronis、Brassai及Izis Bidermanas等攝影師成為二戰後法國「人文攝影」(Humanist Photography)的代表人物,為1950及1960年代的巴黎留下許多精采的黑白影像。

Sabine Weiss曾是《VOGUE》雜誌攝影師,也為許多文化界大人物拍攝肖像,包括作曲家Igor Stravinsky、美國作家F. Scott Fitzgerald、瑞士雕刻家Alberto Giacometti、法國女星Jeanne Moreau、Brigitte Bardot及Coco Chanel等。在攝影工作以外,她喜歡在閒暇時漫遊巴黎街頭,隨性捕捉一般人的生活點滴,令人感受生活的樂趣。著名攝影師Edward Steichen十分欣賞她的照片,當他1955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策劃上世紀最重要的展覽之一《The Family of Man》時,便展出三張Sabine Weiss的作品。

Sabine Weiss — Cartes Postales Tour Eiffel

她曾如此形容攝影:我拍照片是為了捕捉轉瞬即逝、即將消失的事物,提醒我們生命的短暫。即使後來她九十多歲時,仍樂此不疲地拿著相機拍攝,這種對攝影的熱情,絕對值得我們敬重。

Swiss-French photographer Sabine Weiss passed away recently at 97. She bought a bakelite camera in 1932 and has been photographing for over 80 years. In 1945, she opened a studio in Geneva and began to shoot portraits and advertisements. After moving to Paris the following year, she worked as fashion photographer Willy Maywald’s assistant. During this time, she honed her photography skills.

Sabine Weiss — La Petite Egyptienne 1983

Sabine worked for “VOGUE” magazine for 9 years and took portraits of many cultural icons, including American writer F. Scott Fitzgerald, French actress Brigitte Bardot. She loved to roam on Paris streets in her spare time, capturing ordinary people’s lives. Photographer Edward Steichen admired her photos and included three of Sabine’s images when he curated the essential exhibitions, “The Family of Man,” at the MoMA in 1955. 

In 1952, she met the famous photographer Robert Doisneau and joined the Rapho Agency, representing “Humanist Photography” with Willy Ronis and Brassai. She captured Pari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with her brilliant black and white images. Sabine once said, “I take photographs to hold on to the ephemeral, capture something that will disappear: gestures, attitudes, objects that are reminders of our brief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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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香港 塵封舊照片

「獅子山下」是香港人奮鬥精神的象徵,對於從新加坡移居香港的李福志而言,逆境自強的故事反而始於太平山頂。生前寂寂無聞的他,為香港五十年代的街頭面貌及鄉郊風情留下重要紀錄,若非攝影師及作家艾思滔(Edward Stokes)在山頂發現他的相片,他的故事或許至今仍不為人知。

1950年代中期,從馬己仙峽道俯瞰中環及維港。

無師自通 山頂為遊人拍照

生於新加坡的李福志是一名孤兒,從小已有自立的精神,1947年,二戰後的新加坡一片混亂,20歲的他懷着外出闖蕩的心態,搭輪船來到香港,投靠養父的外甥。這位表兄當時是照相館的合夥人,其弟弟也是一名攝影師。有次這位表兄帶李福志到太平山頂,眼見他為遊客拍攝的人像照片輕鬆賺取三元,等同當時一般勞工的日薪。李福志頓覺這不失為一條謀生之道,於是下定決心成為一名攝影師。

李福志教育水平不高,攝影也是無師自通,可他勝在勇於嘗試,拿着向表兄借來的舊蔡司相機,到山頂碰運氣搵食。舊器材雖然吃虧,但他很懂得挑選顧客,那裏經常有訪港的美國軍人和逃避內地戰亂來港的富有上海人,拍攝完紀念照後,翌日就將沖曬完的相片送往客人的居住地。當時正值國共內戰,大批難民湧入香港,1949年,港英政府以簽發身份證的形式登記人口,他因而獲得工作機會,為調景嶺的難民拍攝身份證照片,這次經歷也令他更堅定攝影的道路,之後他重回太平山頂,繼續為遊人拍照。另一邊廂,他也在香港成家立室,他和妻子帶着三個孩子,成為香港居民。

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中華循道公會禮拜堂是灣仔地標。

踏入1950年代中期,旅遊業成為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然而隨着相機普及,遊客對旅行相片的需求減少,他改為拍攝香港熱門的景點,例如山頂俯瞰維港的景色、中式帆船、電車、人力車夫及新界圍村等,沖曬之後向遊客兜售,這個新出路曾為他帶來不錯收入,這些照片無形中也為1950年代的香港留下重要的視覺記憶。及後香港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許多殖民地建築紛紛拆卸,李福志的照片彷彿封存1950年代的歲月時光。

隨着彩色相片慢慢流行,越來越少人買風景照片,加上攝影行業競爭激烈,有次李福志跟一位新來的攝影師發生爭執,更慘被毆打,厭惡這種環境的他,不得不另謀出路,無奈放棄攝影這門搵食工具,1960年代輾轉到粉嶺開士多為生。士多生意蒸蒸日上,他還擴充業務購入一架雪糕車,在上水鳳溪中學賣雪糕,擺檔逾二十年。其後轉行當看更,與攝影漸行漸遠。

人力車伕拉着藤籃及竹籮,這些藤籃通常用來載農作物到街市。

不見唯美光線 更見社會真實

故事若到此為止,這些照片也不可能為後世所知。回歸後,他意識到香港舊照片的珍貴,於是將塵封多年的底片曬成相片,2003年重返太平山頂,出售1950年代拍攝的香港照片。2010年,艾思滔在山頂遊玩時遇見兜售舊照片的李福志,覺得他的舊照片很有歷史價值,及後二人多次見面,並着手出版李福志攝影集《流光迅影香港情》。遺憾的是,李福志在2012年辭世,享年85歲,未能見證影集的誕生。

由艾思滔創辦的「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今年(2021年4月1日至5月30日)曾與信和集團在銅鑼灣信和廣場舉辦香港與新加坡雙城攝影作品展,展出「李福志鏡頭下的香港」等。最近,艾思滔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策劃大型展覽《Recovery, Resilience, Resurgence》,展出包括李福志在內三位攝影師(還有Hedda Morrison及Brian Brake)逾八十多幅在香港拍攝的照片,呈現出香港在1940至1970年代三十多年的蛻變。

當年尖沙咀兩大地標——半島酒店九廣鐵路火車總站。

回首當年,李福志拍攝的原意是為了謀生,這令他與當時的沙龍攝影愛好者與別不同,他並沒有閒情逸致慢慢研究光影,在寫實攝影不流行的年代,他拍攝的城市街景的照片不見唯美光線,反而卻更見真實,記錄當時的社會面貌。

 《Recovery, Resilience, Resurgence》

日期:2021年12月14日至2022年3月6日

時間:11am-6pm(星期二至六) 

地址:金鐘正義道9號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相片由©️The Estate of Lee Fook Chee提供

木村伊兵衛 日本現代主義攝影之父

有留意日本當代攝影師的,北井一夫星野道夫、川內倫子等名字大概都聽聞過吧,還有之前介紹過的蜷川実花、梅佳代,他們的共同身份是「木村伊兵衛写真賞」得主木村伊兵衛(Ihei Kimura)被喻為是日本現代主義攝影之父,在日本攝影界有崇高的地位,1974年逝世後,為紀念這攝影界巨匠,日本權威報社《朝日新聞》在翌年設立「木村伊兵衛賞」,用來表揚出色的年輕攝影師。 

1901年12月12日,木村伊兵衛生於日本東京一個商人家庭,小時候已開始接觸攝影,對攝影的興趣,也隨著他19歲時隻身前往台灣後逐漸加深,當時他在日軍佔領的台南一邊從事食糖批發商工作,一邊在當地的遠藤寫真館學習攝影,潛心研究人像攝影。

學有所成後,他於1924年回到日本,在東京日暮里(Nippori)開設寫真館,開始攝影師生涯。1930年,他曾加入花王株式會社廣告部,之後與其他攝影師組成「日本工房 Nihon-kobo」,一個強調寫實主義的攝影團體。1933年,他為日本文藝界及新聞界等31位人物拍攝的59幅肖像廣受好評,旋即在「文藝家肖像寫真展」一舉成名。

木村伊兵衛與中國有特殊的連結,1937年,他以攝影師身分被派往中國戰場;1956年,他與小說家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及畫家梅原龍三郎等人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後也在文革前後五次訪華,記錄當時中國人的生活面孔,並在1974年集結成《中国の旅》一書。今年是木村伊兵衛誕生120週年,日本的青艸堂株式会社特意復刻版這本經典攝影集。

《木村伊兵衛之眼》

1950年,木村伊兵衛成立日本寫真家協會,並擔任會長,之後他成為自由攝影家。1954年,在《朝日相機》時任主編津村秀夫的幫助下,木村伊兵衛前往歐洲各地旅遊拍攝多月,不僅與布列松Robert Doisneau等攝影師結識,也捕捉下巴黎等城市的浪漫氣息,更憑著這些照片成為首位獲得「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獎」的攝影師。

之後多年,他一直在《朝日相機》雜誌發表攝影作品,對日本攝影界有重要影響力。在木村伊兵衛去世翌年的1975年,《朝日相機》的主辦單位《朝日新聞》創立「木村伊兵衛写真賞」,以彰顯他對攝影的貢獻,同時推廣日本新生代的攝影師,成為日本最有影響力的攝影獎之一(另一個重要攝影獎「土門拳賞」同樣由《朝日新聞》成立)。

木村伊兵衛主張以攝影服務社會,拍攝時他喜歡利用自然光抓拍生活中的事物,照片追求真實性且充滿生活氣息,這種寫實主義風格也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在戰後滿目瘡痍的日本,他拍攝東京和秋田縣的紀實作品,安靜而細膩,以率真的鏡頭捕捉那個時代人們的純真與樸素。

10號贊善里畫廊二十週年聯展中的攝影作品

中環10號贊善里畫廊最近舉辦二十週年聯展,展出44位來自國內及國際藝術家的作品,當中不乏攝影作品,包括史國瑞用暗箱攝影拍攝的維港景色,榮榮映里夫婦的三聯攝影作品、肖魯的行為藝術攝影作品《15槍……從1989到2003》以及蘇格蘭攝影師John Thomson在十九世紀拍攝的香港面貌。

史國瑞是中國著名針孔攝影家,剛開幕的M+博物館,藏有七件他的作品,可惜並沒收藏他拍攝西九龍及維港的作品《To See Hong Kong Island From Kowloon 15-16 July 2016》,這幅暗箱攝影(Camera Obscura)作品最近在10號贊善里畫廊舉辦的二十週年聯展中展出。

1990年,史國瑞入讀南京師範大學攝影系,開始系統地接觸各種攝影流派,雖然針孔攝影缺乏銳利、精準的構圖,但獨特的視覺效果卻深深吸引他。1998年開始,他放棄先進的攝影器材,專注投入針孔攝影及暗箱攝影的創作,甚至搭建幾米大的暗箱進行拍攝,將影像直接曝光到相紙。暗箱攝影讓他更了解置身其中的創作方式,而在漫長的曝光過程中,他的思緒也隨著時間沉澱得到抒發。他最大的作品長達八米,這對搭建暗箱及後期的沖洗製作,無疑都是很大的挑戰。

二十多年來,史國瑞曾在長城、珠穆朗瑪峰、長江以及紐約時代廣場等地方進行創作,2013年開始,他踏足香港考察及選址,數年間在維港兩岸、跑馬地、大館等地創作出多幅作品。在這幅拍攝西九龍的照片中,他身處環球貿易廣場(ICC)大樓Deutsche Bank會議室,將其改建成巨大的暗箱,在7月15日至16日期間捕捉維港兩岸的景色。

Shi Guorui is a well-known Chinese pinhole photographer. One of his works, “To See Hong Kong Island From Kowloon 15-16 July 2016,” was exhibited at 10 Chancery Lane Gallery’s 2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recently.

In 1990, Shi majored in Photography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various genres of photography. Although pinhole photography lacks sharpness, the unique visual effects deeply attracted him. Starting in 1998, he focused on creating pinhole photography. He even built a camera obscura a few meters in size for shooting, exposing the image directly to the photographic paper.

Pinhole Photography has given him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work and brings him peace of mind during the long exposure process. His largest work is eight meters long, which is undoubtedly a big challenge for constructing the camera obscura and the image process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hi has worked on the Great Wall, Mount Everest, Yangtze River, and Times Square. Since 2013, he has conducted site visits in Hong Kong and created artworks at Tai Kwun, Happy Valley, and Victoria Harbour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is photo taken in West Kowloon, he transformed the Deutsche Bank meeting room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into a colossal Camera Obscura to capture the Victoria Harbour.

《15槍……從1989到2003》(15 Shots…From 1989 to 2003)

1989年2月5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中國現代藝術展」中,藝術家肖魯在展覽現場向自己的裝置電話亭作品《對話》連開兩槍,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史的一個重要時刻。事後,她與幫忙佈置作品的另一位藝術家唐宋被囚禁三天,也促成他們十多年的戀情。

約十五年後,她創作出另一件作品《15槍……從1989到2003》(15 Shots…From 1989 to 2003)。當時,畫家李松松(正是他當年為肖魯提供手槍)為她拍攝手握54式手槍的黑白數碼照片,照片裝裱後運至北京某靶場,肖魯用77式手槍先後向十五張照片開槍,子彈穿透玻璃及照片,在照片中她的額頭、臉龐及眼睛等位置留下槍眼痕跡,宣洩在《對話》作品後隱藏多年的壓力及情緒,藉此也告別他與唐宋近十五年的感情。

在肖魯的網站上,她如此為這幅作品解畫:愛,天知道。恨,地知道。無愛;無恨,鬼知道。我不善理論的闡釋,更無從談論藝術,我只知道真實地生活著。作為一件作品,其表現形式對我來說;它的存在只是一種內心需要。它可以是一幅畫,也可以是一首詩;或者說,它需要的是用一把槍……這一切的一切,都取決於你在特定狀態下的心理走向。它不是用「藝術」這個詞所能解釋的,它是一種求生本能,是你的生命之所在。

On February 5, 1989, artist Xiao Lu fired two shots towards her phone booth installation artwork “Dialogue” at the “China/Avant-Garde Exhibition” held at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which became a crucial moment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After the gunshots, she and Tang Song, another artist who helped set up the artwork, were imprisoned for three days, and they became lover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fter that.

About fifteen years later, Xiao Lu created another artwork, “15 Shots…From 1989 to 2003.” Painter Li Songsong (who provided Xiao Lu with the gun back then) took a black and white digital photo of Xiao Lu holding a 54-type pistol. The image was mounted and transported to a shooting range in Beijing. Xiao Lu shot each photo with a 77-type pistol bullet. The 15 bullets penetrated the glass and pictures, leaving gun marks on her forehead, face, and eyes in the images. The artwork released her pressure and emotions hidden for many years after the “Dialogue” and bid farewell to her years of relation with Tang Song. 

Xiao Lu describes the artwork on her website as below. 

Love, The sky Knows. Hate, The earth Knows, Without love; Without hate, The devil knows.

I am no good a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ven worse at talking about art. All I know is real life. As a work, it’s from, for me, is just an internal necessity. It can be a painting or a poem. Perhaps it requires a gun. All of this is decided by your own psychological tendencies, your disposition. This is not anything tha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word “art,” but rather a survival instinct, your very lift.

Pedder Street, The Bund, Hong Kong. Photograph by John Thomson, 1868/1871. Photo 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蘇格蘭探險家、地誌學家John Thomson(1837-1921)是其中一位最早在香港拍攝的西方攝影師。生於愛丁堡的他,小學畢業後曾在一家光學儀器店做學徒,從中認識攝影的原理,同時就讀藝術夜校。1862年,25歲的他前往新加坡,探望在當地經營照相館的哥哥,從此以新加坡為基地,到處在亞洲各地遊歷,拍攝當地的歷史建築及風土人情,更是首位拍攝吳哥寺的西方攝影師。

1866年,他來到香港,在當時皇后大道中的商業銀行大廈開設照相館,除了用濕版攝影為人們拍攝肖像,閒暇時也喜歡拍攝香港的街頭面貌,中環畢打街的鐘樓、禮賓府、中式騎樓、帆船、轎夫、獅子山,為當時的香港留下珍貴的視覺紀錄,大概也可視為最早期的街拍。

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規定英國人及法國人可在中國內地自由遊歷和傳教。1870年底至1871年,他從香港前往中國東南部沿海拍攝,深深被內地的人文風貌吸引。回港後,他賣掉照相館,添置更多攝影材料(如玻璃版、顯影液),抬著木匣子相機、大量感光玻璃版及帳篷(黑房)重返中國內地拍攝,踏足廣州、潮州、廈門、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四川等地,還為攝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李鴻章等重要人物拍攝肖像,成為首位深入內地遊歷及拍攝的西方攝影師。1872年從上海回到香港後,他挑選1,200塊玻璃底版帶回英國,其餘的照片則賣給香港的行家。

John Thomson用十年時間在亞洲各地遊歷拍攝,照相機一直陪伴他的旅行,記錄沿途的所見所聞。 1872年回到英國後,他用大量時間整理照片,並出版五套關於中國的著作,包括《中國和中國人照片集》(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鏡頭前的舊中國》(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等。他是第一位在西方出版圖書介紹中國的攝影師,其著作大大擴闊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也使他名留青史。

The Bund, Hong Kong. Photograph by John Thomson, 1868/1871. Photo 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Scottish explorer John Thomson (1837-1921) was one of the first western photographers to photograph Hong Kong. He came to Hong Kong and opened a photo studio on Queen’s Road in 1866. In addition to taking portraits of people with wet plate photography(wet-collodion process), Thomson also likes to document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in his spare time, such as the clock tower in Pedder Street, Government House, Sedan chair, and Lion Rock, leaving precious visual records for Hong Kong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may be regarded as the earliest street photography.

Love The Dream

Date: Now till Jan 2, 2022

Site: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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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攝影節2021】夏永康與 i_is_one:藉音樂回歸簡單快樂

以拍攝電影劇照及廣告攝影為人所熟知的攝影師夏永康,一頭標誌性的長髮已有幾分band友氣息,近兩年更彈起結他,敲起頌缽,與一班志同道合好友組成即興樂團i_is_one。今個週六,一眾團友準備上演一場名為「I」的演出,伴隨著夏永康在秘魯拍攝的影像,希望藉著帶原始性的音韻,與觀眾一同接觸感受來自宇宙之頻率。

表演前一週,我來到夏永康位於柴灣的工作室,見他時而彈結他、時而敲著銅鑼,十分興奮忘我。很多人不知道Wing懂得玩音樂,其實年輕時在加拿大留學時,已和當地鬼仔一起夾band:「那時玩的音樂很怪,沒有旋律,好像敲鐵一樣。」回港後,Wing曾任職商業電台,那時黃志淙的音樂節目偶爾不夠人手,他便幫忙彈奏結他或Keyboard。如今雖然放下樂器多年,但夏永康的創作一直有soundtrack相伴,是他靈感來源,也令他更投入在拍攝氛圍之中。

夏永康與朋友組成樂團是巧合也是緣分。2019年,他與一班朋友在友人Wellen家中食飯聊天,其間有人敲檯敲椅、有人哼唱;轉眼間,魚糧袋變成沙鎚、水兜變成鼓,一班人就這樣在Wellen家中天台玩起來。「大家覺得很過癮,就好像土著玩音樂的情況。」Wellen說。2016年,他與夏永康、填詞人小克等人一同前往秘魯的亞馬遜森林,在當地巫師帶領下,經歷了一段靈魂清洗的旅程。巫師的音樂帶動他們的思緒,進入不同維度的空間,與自己的靈魂對話。一行數人均對當地的薩滿音樂印象深刻,所以他們於自己的樂團,也嘗試加入這種心靈之音。夏永康說,「我們相信聲音的不同頻率,有治療的作用。」

聲音是一種治癒

近年流行聲音治療(Sound Therapy),頌缽(Singing Bowl)及水晶缽(Crystal Bowl)尤其受歡迎,不同頌缽發出的泛音聲響,能對應及調和人體的七個脈輪(Chakra),有效幫助放鬆身體。屆時在演出過程中,觀眾可在團員帶領下練習七輪喉唱,感受身體的脈輪。團員之一的Wellen熱衷於身心靈,去年更在Youtube開設「Wellen Time」頻道,教人以唱誦啟動脈輪,也講解聲音治療的原理。

他指出,聲音是振動的音頻,某些樂器如水晶缽、Didgeridoo(澳洲土著的長管吹奏樂器)等發出的低音頻,尤其能穿透身體,與內在頻率產生共鳴效果,因此在經過聲音治療過後,身體會感到放鬆。「對我而言,玩完聲音治癒後的轉變很明顯,會感到身心健康,也會變得開心,每次玩完都睡得很好。」也難怪,過去兩年他們不時聚在一起即興吹打彈奏,由最初幾個人變成十幾個人,儘管大家仍是抱著玩的心態,不過越玩越認真,樂器也越來越多元化。去年,他們正式組成樂團i_is_one ,這個「I」不是指「我」,而是一個整體;而他們希望透過演出與工作坊,與更多人分享這份簡單快樂。

相片由夏永康提供

自由即興地玩

來到彩排現場,一班人席地而坐,地上放滿各種各樣的樂器,有頌缽、水晶缽、砂槌、秘魯笛、Handpan、Cymbal、Didgeridoo等,配合喉音唱法,令身體產生和諧的共鳴。一輪唱誦過後,Handpan及Didgeridoo的聲音響起,然後是不同樂器的音效,其間偶爾有人敲鼓或改變節奏,其他人的節奏也跟著變化,在錯亂中慢慢進入和諧,彷彿有種無形的默契。夏永康說樂器並非最重要,「大家隨手拿起樂器即興地玩,也沒有對或錯的玩法,就好像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你如何與別人產生harmony。」

去到某個狀態,大家即興站起來舞動身體,或者用手掌拍出節奏,我拿起身邊的砂槌融入節奏,閉眼感受這種忘我投入的狀態。「這種Free Jam好像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我們不用語言,而是用音樂溝通,大家是互有影響的。」夏永康十分享受這種專注當下及自由的狀態,其實這種心態也呈現在他的創作之中,我見過他不消幾分鐘拍攝完一筒菲林,創作個人作品《Sweet Sorrow》時,整個構思及拍攝過程歷時兩年。「快慢只是一種方法,不代表照片的好壞;也沒有說那種方法最好,最重要是能夠自由地創作。」 

這次演出,他也為空靈的聲音配上畫面,那是當年在秘魯(包括馬丘比丘)裏拍攝的照片。「那時在秘魯時帶著菲林相機,沒事做一大早就起身出去拍攝,純粹是貪得意拍攝的,當初也沒想過用得著。」這些森林的相片營造出大自然的感覺,讓大家離開煩囂的城市,「不要想太多事情,配合現場的音樂,享受當下。」

相片由夏永康提供

香港國際攝影節「I by i_is_one」

時間:11月27日5:30pm – 7:30pm 

地址:金鐘正義道9號Asia Society香港賽馬會廳

詳情:https://hkipf.org.hk/zh/events/7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