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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 SPACE「當代攝影深造文憑」：掌握攝影的視覺語言

November 11, 2021December 21, 2021Posted in InterviewTagged 秦偉, 香港攝影師, HKU SPACE, 攝影Leave a comment

匈牙利攝影師László Moholy-Nagy在上世紀初曾說，「不懂得攝影的人，未來將成為文盲。」認識文字，不等於可以成為作家，那只是文學領域的入門，攝影又何嘗不是呢？在相機普及的當下，人人懂得拍照，卻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掌握攝影這種視覺語言，HKU SPACE當代攝影深造文憑（Postgraduate Diploma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就是在如此情況下應運而生。以下是與著名攝影師及課程老師秦偉的對話。

1.這個文憑課程與一般的攝影課程有何特別之處？現在攝影這麼普及為什麼仍會舉辨這樣專業性的課程？

秦偉：這是個以攝影為主軸的藝術研究生課程，課程是一年制。從開始籌備發展至今天，這個課程轉眼進入第十個年頭，當時校方及我們的老師團隊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在當代藝術領域中開創一個研究生攝影課程，方向和昔日傳統的攝影課程不同，擺脫了舊有應用學科的教學模式——也就是說，這個課程目標不是培訓攝影技師。課程的重點是人文思考領域，內容圍繞當代藝術上的創意思維及批判性思維這兩大區塊，提升學生創作上的闊度與敏鋭度，達至與歐美高等院校藝術碩士學位接軌的水平。

老師的核心團隊包括王禾𤩹老師、馮漢紀老師及林慧潔老師和秦偉，同時也邀講請黎健強博士（香港攝影史）、羅婉儀博士（女性主義藝術）、施臻遉大律師（攝影與法律及版權）、高志強先生（大畫幅攝影）、張益平先生（古典濕版攝影）及Joey Pong先生（色彩管理）等專家分別授課。課程內容致力於當代影像方面的研究，教學大綱由四個單元組成：攝影歷史及評論（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Photography）、攝影的當代議題（Contemporary Issues in Photography）、攝影範例（Paradigm of Photography）及畢業創作（Graduate Project）。

在攝影如此普及的當下，為何仍要辦一個和攝影有關的研究生的課程？回想當年創辦課程時，曾有人調侃：「糟糕了，現在連影張相都需要讀個碩士學位」。其實這種反應也很有意思，我們當然理解他們的不理解。若換個角度思考，問題就會清晰易明，回應也很簡單。今天的社會基本已消除文盲，雖然人人都懂得寫與讀，却並不等同人人可成為作家，也不等如懂得欣賞文學。文學就是通過文字建立或詮釋更深層更廣闊的內在世界，而這個世界可以是很敏感的，也很靈動的，甚至直達你的心源。要成為文學家，需要文學創作的培訓，單是懂得寫字是不夠的，那僅是文學領域的入門而已，而攝影又何嘗不是？

攝影的本質本來便帶有記錄的性質，它是機械的、冷漠的，因為人的需要，才變得有指向性；人們讓圖像轉化為語言，推動訊息、釋放情感。而攝影的機械性本身遠遠超出人類眼睛的能力，攝影發明之前，我們沒法以千分一秒的時間觀讀事物，亦無法以一分鐘慢快門曝光方式理解世界的存在。科技會帶來我們對這個世界另一種的景觀，但掌握一門技術却並不等如掌握藝術，仍需把這門技術轉化成視覺語言，從而開拓你的詮釋空間。

2. 在數碼攝影非常方便的當下，了解攝影的歷史及思潮，對於個人創作有何重要作用或意義？

秦偉：我們身處一個急速變動的時代，攝影技術的發展愈來愈精準，但世界的輪廓卻愈來愈模糊，我們不斷被海量的影像資訊所包圍，它直接影響我們對外在世界的感觀經驗，動搖我們的價值判斷。甚麼是好的藝術？甚麼是好的圖片？它好在哪裏？又有何不好之處？如何理解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差異？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通過學習攝影美學思潮來裝備自己是極為重要，但不能僵化地生背死記，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擺放在一種動態範疇來思考。一種藝術風格的誕生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有它的內在規律Autonomy of Art，也有它的外在因素，我們理解某個時期的攝影美學，同時也要連結該時期前前後後的藝術思潮，甚至是社會、政治及文化的變動，旁徵博引融匯貫通，擴闊思考維度。這個學習過程可助人梳理層層複雜的問題，確立對事物的態度。但我更鼓勵學員多讀文學、多觀賞不同的藝術創作，甚至聆聽不同風格的音樂，從而吸取創作的養分，激活創作的潛能。

_{Chow Kar Chun Eddie (Graduate of 2017)}

3. 課程名稱命名是「當代攝影深造文憑」，是不是學生的作品一定是當代的？談談你們的授課方式。

秦偉：歷屆畢業同學的作品不論形式、風格、內容及呈現方式都很多元，這很符合我們的課程目標。當中作品有屬前衞及探索性的，也有作品是運用當代景觀手法，也有個別同學沿用傳統紀實的敘事方式。各種形式的表達手法我們都不排斥，重點是找到自身適用的影像語言及發展方向。

課程的編排在上述四個單元中盡量找到平衡，而課程的中後期更著重創意的環節。每位同學要提交修業個人創作，在課堂內公開討論、分析、論證，從主題概念、表現形式、內容敏銳度至呈現能力等，作出嚴謹的審核。

藝術科教育與其他學科不大相同，藝術及創意是不能用「教」與「學」這套觀念的，因為藝術超越語言的局限，學生的學習過程及態度該以「悟」為主，而老師只能用「導」的方式。用另一個角度解釋，技術是可以教也可以學，而藝術只能領悟而不可以「學」，老師的作用是引導學員去領悟。若藝術科的畢業作品如同板模一塊人人一樣的話，這個課程便很有問題了。

4. 「當代攝影深造文憑」的受眾學生是什麼人？作為一名攝影愛好者，修讀「當代攝影深造文憑」後，有何出路或得著？

秦偉：課程歡迎對攝影有興趣及願意投身藝術工作行列的人士報讀，並沒任何劃一界線。即是說，招生對象並不限於藝術本科畢業，也歡迎持有其他學科大學學位人士，在個別情況下，也接納資深的攝影從業員，尤其對攝影有高水平表達技巧及批判能力的會列為優先。

從過往多年報讀學生的情況來說，除了那些有本科學歷之外，修讀的在職人士也不少，分別來自不同的工作界別，包括有從事教育工作、設計、社會工作、金融服務、媒體及藝術行政等，當中不少學員都有高學歷背景及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們對攝影抱有濃厚興趣，為追尋新一輪的知性經驗來修讀，將課程視為人生旅途或職場上的加油站，入讀目的並不局限於尋找工作出路，這也很切合HKU SPACE的辦學方向。

至於修業後出路問題，學員可在文化創意及藝術行政相關的工作發展，學生畢業後亦可往外地藝術院校繼續深造進修，完成藝術碩士學位，這個課程是一個連接的台階。

「當代攝影深造文憑」課程網站：https://www.hkuspace.hku.hk/cht/prog/postgrad-dip-in-contemporary-photography/

報名截止日期：2021年11月17日

【香港國際攝影節2021】攝影院：台灣攝影新視野

November 10, 2021November 11, 2021Posted in InterviewTagged 香港國際攝影節, Lightbox, 台灣攝影師, 攝影院Leave a comment

伊朗導演阿巴斯曾說過，Photography is the mother of cinema。攝影是某個瞬間的定格，電影則透過流動的影像來傳達故事，兩者之間交錯結合，尤其在數碼時代及創作多元的當下，當照片可以變得十分動感、電影畫面也可以很靜止時，這種界線更顯模糊。攝影與影片向來不是簡單的二分法，若攝影的敘事方式不再侷限在靜態影像，又能否為影像的表達帶來新的可能性？今屆香港國際攝影節以「Photography Cinema 攝影院」為題，探索攝影與電影的本質及邊界，從而擴闊影像創作的想像。

「攝影院」的構思，與近兩年的疫情不無關係，過往歷屆的香港國際攝影節，除了策劃展覽內容外，很多時間均消耗在相片的製作、運輸及裝裱等。疫情無疑阻礙國際攝影師來港舉辦展覽，攝影節順勢以電影院投映的方式取代實體照片，藉此探討靜態相片與動態影像這兩種媒介的多樣性，同時回應攝影在數碼科技及社交網絡的洪流及衝擊下，應該如何發揮它的作用與力量。「攝影院」既播放張乾琦、夏永康等著名攝影師的影像作品，同時也放映來自東南亞地區攝影節近年的代表作，還邀請台灣Lightbox攝影圖書室策劃「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環節，帶來五位新進影像創作者的作品。

攝影跳出靜態影像的框架

Lightbox創辦人曹良賓是「台灣攝影新視野」環節的策劃者之一，他指出傳統攝影節的展覽作品必須經過印刷、運輸等過程，然而在數碼時代的當下，實體照片並非十分必要。誠然，實體照片有其重要性及意義，若攝影能跳出傳統靜態影像的框架，無疑有助攝影的多元探索。「『攝影院』的概念可以不用遷就實體照片的尺寸，就算在很小的空間，也可以很靈活地展示作品。」

攝影有凝固某個瞬間的魔力，然而靜態照片未必能呈現出事件的前因後果或變化，相對較碎片化，曹良賓認為相比起影片，攝影對某個切片的細節有更好的還原程度，能讓人靜下心來觀察定格的畫面。「電影是有明確的敘事、線性的結構，它通常有二十四格，只是連續播放時看起來很連貫，相對於現實，它仍是切片。」在他看來，Still Image及Moving Image的界線是隨著科技進步而變動的，「這兩者之間固然有差別，我的看法是通過不同的創作去探究它們的邊界和可能性，正是這種不停地探索讓攝影保持活力，如果把它十分明確地進行定義，創作可能也會失去靈活性。」

不同的創作及觀賞體驗

Still Image的創作方式相當多元，可以利用相機、暗箱或藍曬法進行影像創作，Moving Image的創作形式同樣不是單一的，像阿巴斯在遺作《廿四格》（24 Frames）裏用定格的畫面拍攝雨水、雪花及海浪的流動，攝影師張乾琦的《唐人街》在靜止照片加上拍攝現場的錄音和訪談的對話，令人物形象更生動。「台灣攝影新視野」其中一位創作者陳彥呈的作品《錦鯉》，講述一對夫妻的蜜月旅行，他與太太為相片分別配上男女主角的口白及背景音樂，將零散的照片進行有順序地敘事，恍如一部小品的照片電影。這些影片與傳統的電影定義是有區別的，然而更不能將其歸納在靜態影像的領域。

陳彥呈說，拍攝照片時往往一個人就可以完成，而《錦鯉》是他和太太共同創作的，「它不像做攝影時有完全的掌控度，需要容納與更多人分享創作的權力，過程中也有很多爭執和妥協，然而也是很有趣的嘗試和討論。」陳彥呈以靜態影像創作為主，他認為攝影的反饋往往很不一樣，而且觀眾的解讀和觸動點也不盡一致。「動態影像因為有播放的順序及限制，讓觀眾在某個時間軸線上閱讀影像，創作者可以把敘事講得更清楚。」

主觀與個人化

「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播映的五件作品中，黃皭的《相反的共存》呈現出用藥者及母親不同身分的情緒、唐佐欣的《大觀社區我的家》記錄反拆遷的抗爭運動、林郁恩的《詩憶》探索世代間的對話與鴻溝、馬雨辰的《家庭相本》重新詮釋家族的歷史、《錦鯉》反思的是記憶中攝影與旅行的衝突。這些作品主題多元，巧合的是他們都以個人經歷相對主觀地敘事，這在電影裏面是比較罕見的。曹良賓說，藝術創作是比較個人的，它並不一定要承擔一種公共性，藝術家最大的武器就是誠實。「這些作品都在回溯創作者們的生命歷程，透過影像審視生活的狀態。」

創作的方法和選擇是多樣性的，並非有一種特定的框架，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現適合個人風格的作品。《錦鯉》是一段搞砸的蜜月旅行回憶，然而陳彥呈以文字、語音與照片的交錯，用第三人稱和男女主角各自的角度描述遇到的事情，讓觀眾感受到一種有別於平鋪直敘的觀賞體驗。「如果說攝影像詩、電影似小說，我嘗試把兩者結合成散文。」

唐佐欣的《大觀社區我的家》則是另一種風格的呈現，以紀錄片的風格拍攝與她一起進行反對清拆抗爭運動的戰友，影片牽涉到主觀情感，拍攝的鏡頭既是一種影像檔案，也像是她的個人記憶。「唐佐欣在情感上保留一種真實，她的攝影是一種抵抗現實的工具，以帶有主觀色彩的記錄片形式出現，同時藉此發揮社會影響力，這也是很合理的。」

香港國際攝影節「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

時間：11月14日3pm-5pm（設映後談）

地址：錦田永隆圍「一九八三」（2:50pm在賽馬會錦田場外投注站集合）

詳情：https://bit.ly/3ohW1jk

同一沙丘兩種靈感

November 7, 2021November 7, 2021Posted in UncategorizedTagged Dune, Empty Quarter, 阿拉伯半島, F22 Foto Space, Justin Hui, 沙丘

改編自美國作家Frank Herbert同名小說的太空科幻電影《沙丘瀚戰》（Dune），上映以來引起不少關注，現時全球票房逾三億美金，電影公司日前宣布明年拍攝續集《Dune: Part Two》，預計2023年正式上映。關於《Dune》的小說背景及電影情節就不再贅述，無巧不成書，這段時間相繼在香港看過兩個關於沙丘的展覽，一位是香港建築師及攝影師Justin Hui，另一位是最近重返香港居住的澳洲攝影師Palani Mohan，他們不約而同都把鏡頭對準阿拉伯半島的沙丘。

說起著名的沙丘作品，自然不得不提日本攝影師植田正治拍攝的鳥取沙丘，還有美國攝影師Edward Weston在加州拍攝的Oceano Dunes，而Justin及Palani拍攝的這個沙丘名為魯卜哈利沙漠（Rub’ al Khali），也稱Empty Quarter，因面積佔阿拉伯半島四分之一而得名，是世上最大的沙丘沙漠。

身處一望無際的沙漠，人類顯得十分渺小，Justin選擇在日落時分拍攝沙丘，斜陽的光線在不同形狀的沙丘表面留下獨特的光影，凸顯出沙丘的輪廓與線條，與Edward Weston在加州拍攝的Oceano Dunes有幾分相似。高反差的光影效果令照片顯得超現實，同時充滿想像空間，正如Justin所說，the desert is a meditation into the vast unknown。

The long-awaited epic sci-fi film, “Dune,” adapted from Frank Herbert’s novel, reminds me of Hong Kong architect and photographer Justin Hui’s Dune images.

The photos were taken in Rub’ al Khali Desert, also known as the Empty Quarter. It is named because it covers a quarter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and is the largest dune desert in the world. Justin photographed the dunes at sunset. The rays of the setting sun leave unique light and shadow on the surface of the dunes, highlighting the contours and lines of the dunes. The high-contrast light and shadow effects make the photos quite surreal and imaginative. Humans seem tiny in such an endless dune, and the desert is a meditation into the vast unknown.

攝影師Palani Mohan過去兩年曾在阿聯酋居住，也被這片一望無盡的沙漠吸引，用很多時間拍攝壯觀的沙丘。有天早上，他在沙地阿拉伯與阿聯酋邊界的沙漠上發現動物的足跡，細小的腳印有規律地延續，恍如大自然的藝術。

他從博物學家口中得知，這些足跡既有鳥類、昆蟲，也有避日蛛（Camel Spider）、沙漠壁虎（Gecho）及蛇等，祂們只會在夜晚的沙丘上活動，留下不同形狀及節奏的腳印，然後在日出之前鑽進沙子裏，以避過白天超過50度的高溫。在沙漠的風吹之下，這些足跡可能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翌晨又會出現不盡相同的足跡，不同足跡有時更會交織在一起，令人好奇發生過甚麼事情。攝影師除了耐心及細心去觀察、尋找，也需要運氣，他還幸運地看見一隻「晨運」的沙漠壁虎，為廣闊無邊的沙漠畫布添上微細的足跡。

Photographer Palani Mohan has lived in the UAE for the past two years and was also attracted by this endless desert, spending a lot of time photographing the spectacular dunes. One morning, he found tiny animal footprints in the desert. The continued regular footmarks are just like the art of nature.

Palani learned from naturalists that these footprints included birds, insects, Camel Spiders, Desert Gecho, snakes, etc. They usually appear on the dunes at night and get into the sand before sunrise to avoid the high temperature of over 50 degrees during the day, leaving rhythmic footprints with different shapes.

These footprints may soon disappear without a trace under the wind blow. However,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footprints the following day, and the footmarks are sometimes intertwined, making people wonder what happened. In addition to being patient and careful to observe their traces, the photographer also needs luck. Yet, he was lucky enough to see a desert gecko in the morning, adding subtle footprints to the vast expanse of desert canvas.

Sand Trails and Storm Clouds

Date: From Now On

Time: 10:30-19:30 (open daily)

Venue: f22 foto space, Shops BW11&13, The Peninsul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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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紀實攝影奈良原一高

November 3, 2021November 3, 2021Posted in 香港Tagged 細江英公, DIANE ARBUS, 詩意, Garry Winogrand, Ikko Narahara, Robert Adams, Vivo, 奈良原一高, 攝影, 日本攝影師, 東松照明

日本著名攝影師奈良原一高（Ikko Narahara）生於1931年11月3日，2020年1月19日逝世，享年88歲。奈良原一高的影像充滿張力，拍攝角度介乎客觀記錄與主觀論述之間，將新聞記錄式的拍攝手法推向另一個層次，有人稱為新紀實攝影，也有人稱為詩意紀實攝影。

奈良原一高生於福岡，大學時在中央大學法學部學習法律及在早稻田大學學習藝術史。這個充滿攝影天賦的年輕人，憑自學成才的攝影技巧，25歲已舉辦個展《Human Land》，發表拍攝軍艦島和礦工的紀實作品。軍艦島原名端島，島上有煤礦，後來因外形與日本軍艦相似，因而被稱為軍艦島。後來因為石油能源興起，礦場在1974年關閉，成為無人島，直至2009年開放給旅客參觀。奈良原一高拍攝時，軍艦島的煤礦仍在運作，他的照片記錄島上工人的生活和採礦工作。《Human Land》的第二部份是拍攝鹿兒島的活火山櫻島，奈良原一高拍攝當時的火山活動，以及依靠種植業生活在這裏的人們。

奈良原一高早期的作品關注那些生活在孤獨邊緣的人，圍繞著人和土地等主題，首次展覽獲得成功後，他拍攝北海道男子修道院（Trappist Monastery）僧人及和歌山女子監獄的照片，均是非常出色報道式攝影，這也是1958年第二次展覽《Domains》的內容，當年還獲得「日本寫真批評家協會新人賞」。和歌山女子監獄是被迫生活在圍牆世界裏的女性，而北海道男子修道院的男性則是自主選擇在與世隔絕的地方修習神學，雖然這兩個地方的人們彷彿身處兩個世界，但均刻畫出生活在封閉世界裡人們的生存狀態。

102 — _{美國伊利諾州《Long Fence》，天空中的雲朵為照片增添幾分超現實意味。}

好多人以為森山大道、荒木經惟就代表日本攝影，其實在日本國內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攝影家，同期還有杉本博司、中平卓馬、篠山紀信，稍微前期的也有奈良原一高、細江英公、土門拳、東松照明及現代攝影之父木村伊兵衛等。1957年，奈良原一高與東松照明、細江英公、川田喜久治等人參加名為《The Eyes of Ten》展覽，之後成立攝影團體Vivo，代表日本新一代攝影家。這個團隊影響很多熱愛攝影的年輕人，1961年，當時23歲的森山大道慕名前往東京想加入Vivo，碰巧團體解散，最後輾轉成為細江英公助手，所以按輩分，他應稱呼奈良原一高為師叔。

經歷四年Vivo生涯後，他前往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遊歷拍攝，後來在1970年代初期跟隨美國傳奇女攝影師Diane Arbus學習，這段時期他拍攝出最廣為人知的《Where Time Has Vanished》系列作品，包括汽車旅館、賭場、廣闊風景、印地安人居住地等，代表作是攝於1972年的《Two garbage cans, Indian village, New Mexico》。

_{《Two garbage cans, Indian village, New Mexico》}

奈良原一高的影像充滿張力，拍攝角度介乎客觀記錄與主觀論述之間，將新聞記錄式的拍攝手法推向另一個層次，有人稱為新紀實攝影，也有人稱為詩意紀實攝影。他經常用廣角鏡甚至魚眼鏡頭拍攝，即使是廣角鏡頭，畫面上也沒有容納許多細節，反而以簡練純粹的畫面賦予想像的空間，這些畫面既有詩意又充滿超現實意味。

何家豪用相片記載香港的都市傳說

October 30, 2021October 30, 2021Posted in HK PhotographerTagged 紅外線攝影, 香港國際攝影節, 香港攝影師, 新香港傳說, 何家豪

相傳在1980年代，很多華富邨居民目擊UFO，隨後UFO發出強光，向大嶼山方向飛去。雖然缺乏相片或影片佐證，不過這個都市傳說一直流傳至今，攝影師何家豪拍攝的華富邨照片，以一道強光模擬當年的「華富邨的不明飛行物體」。

何家豪近年以各種方式蒐集民間故事，鬼郵差、港督府秘道、藍田水龍、匯豐獅子魔咒等，故事繪聲繪色，讓人難辨真偽。「這些都市傳說往往是集體創作，可能是無法證實的真實事件，也可能是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最重要的不是故事的真假，而是這些都市傳聞某程度上盛載著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香港人在某段時期對於社會的看法，這是官方論述之外的事蹟，非常值得保留。」

事隔多年後，當聆聽過故事的老人家相繼離世，遺下的建築物也可能因為重建而消失，後來的人們未必有途徑了解這些故事，可能就會慢慢失傳。關注社區及土地議題的何家豪，以攝影的手法為這些都市傳說尋找視覺上的載體，讓這些故事增添說服力，當中也承載著他的個人感受。

相傳在皇室堡的前身溫莎公爵大廈，在一塊雲石的紋理中出現七個狐狸頭，後來流傳有一名嬰兒在商場的酒樓擺滿月酒後死亡，「狐仙殺人」之說於是不脛而走。當年狐仙的雲石早已拆走，當何家豪前來商場拍攝照片時，卻巧合地發現仍有相關的意象。「商場裏面有七個小朋友的櫥窗人形公仔，它們的服飾恰好有狐狸的元素，彷彿是狐仙的借屍還魂。」

另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是匯豐銀行的獅子魔咒。在中環匯豐銀行總部有一對銅獅子，張開口的那隻叫史提芬（Steven），另一隻叫施迪（Stitt），用來保護銀行。相傳這對靈獅有個魔咒，每次移位時香港就會發生災難，第一次是1941年，銅獅被日軍運到日本，還差點被溶掉，香港則淪陷三年八個月。第二次是匯豐總行1983年重建，獅子被移到對面的皇后像廣場後，香港隨即發生大股災。當獅子去年元旦被人塗鴉及縱火後，已有人預料香港將再次遭受不幸，結果同樣應驗！

這系列「新香港傳說」照片至今有逾三十幅，通常在夜晚時分拍攝，畢竟大部分鬼故及傳說發生在入黑之後。何家豪以紅外線攝影結合由移軸鏡頭進行拍攝，將多張照片合成的影像轉換成黑白效果，呈現出營造鬼魅、冷清的氣氛。「紅外線是不可見光，用紅外線拍攝的照片可見更多暗位細節，也能看到許多人眼看不到的東西，視覺上很適合這系列作品的創作。」

《新香港傳說》@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

日期：即日至11月28日

地址：石硤尾JCCAC六樓公共空間

文藝豔色——何藩的電影世界

October 22, 2021January 27, 2025Posted in HK PhotographerTagged 電影, 顯影, 香港攝影師, 攝影師, 三級片導演, 何藩

著名攝影師何藩（1931-2016）以充滿光影詩意的舊香港照片為人所認識，其實他也是一名演員及導演，執導逾二十部電影，更曾擔任台灣金馬獎評委。非牟利藝術團體REEL TO REEL INSTITUTE最近策劃專題節目「再現．重構——何藩的文藝艷色」，播映多部何藩導演的作品，包括揉合驚慄、懸疑和情色的《淫獸》（1978）、台灣文藝奇情片《時代之風》（1990年台灣公映）、九十年代情色名作《我為卿狂》（1991），以及何藩最後一部導演作品《罌粟》（1994）等。

有「光影魔術師」的何藩，電影導演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大學時期，他與羅卡、石琪、吳宇森、章國明等電影人認識，更與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大學生活電影會」，也會為看過的藝術電影寫下影評。當時他眼見電影製作公司尋找新演員，曾經學習過演戲的他決定一試，渴望成為「香港費里尼」的他，1960年加入邵氏電影公司時，其實是想當導演。然而，當時邵氏需要的是演員，他心想演員一樣可以學習電影製作的過程，更何況著名導演李翰祥也曾是演員出身，令他覺得可循此路勇闖影壇。

當時他與邵氏簽約八年，參演過《不了情》（1961）及《宋宮秘史》（1965）等電影，當然最出名的角色是扮演唐僧，當時青靚白淨的他，接連參演《西遊記》（1966）、《鐵扇公主》（1966）、《盤絲洞》（1967）及《女兒國》（1968）等作品，還登上過不少明星雜誌。經歷過演員階段，何藩的演藝事業相當順利，但他心裡仍然想成為導演。

1961年，他曾擔任電影《燕子盜》的副導演，也曾製作過黑白無聲短片《大都市小人物》（1963），所以當演員的合約結束後，他決心實現導演夢。他曾說，在鏡頭後才可尋回真正的自己，他十分嚮往導演的工作，1969年，他與孫寶玲一同執導的短片《迷》已獲得不錯迴響，成功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從而開始二十多年的導演生涯。

雖然何藩有多年演戲經驗、擅於講述故事，更是出色的攝影家，然而令他在電影圈成名的卻不是這些，而是三級片導演的頭銜。1972年，他更以《血愛》開始唯美文藝片與情色片生涯，及後執導《春滿丹麥》（1973）、《長髮姑娘》（1975）、《初哥初女初夜情》（1977）及《三度誘惑》（1990）等逾廿部影片，後者是香港第一套票房過千萬的三級電影，不過要數最出名的，以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也令他的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

_{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令何藩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

何藩後來曾坦言，自己並非喜歡執導豔情片，只為搵食而製作，以色情內容或暴力做賣點的三級片往往得到觀眾青睞，反而認真製作的藝術電影相對少人問津。可以的話，他寧願創作實驗及藝術電影，他曾以有限資金在台灣執導文藝片《台北吾愛》（1980），結果叫好不叫座，票房很一般，後來甚至不能在香港上映。如此一來，就更沒有人願意投資他的藝術電影，何藩無奈向現實低頭，只能跟隨投資者的口味。1992年，台灣金馬獎曾想委任他為評委，當時也曾引來爭議，最後他成功擔任評委，可見他的地位不只是三級片導演。

REEL TO REEL INSTITUTE形容何藩的電影勇於實驗，「以豐富的影像和聲音設計，營造巧妙特殊的情境和構圖，把文藝信念、通俗故事呈現得極具藝術風格。他的情色電影回應時代的情慾想像，不避塵俗，又超乎其外；勾劃胴體線條、造型和動態之美，仿如活動藝術攝影，推動香港情色電影發展，且能自成體系。」

雖然何藩曾說過，在演員、導演及攝影師三重身份中，最喜歡的仍是攝影。然而這並非意味他的電影創作不重要，「再現．重構——何藩的文藝艷色」的特別放映，正好讓港人重新認識何藩幾乎被遺忘的電影之路，重溫他的文藝、艷色及唯美的光影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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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Eggleston 唱片封套的繆斯

October 15, 2021October 17, 2021Posted in Music IconTagged Alex Chilton, BIG STAR, 音樂, Primal Scream, William Eggleston, 唱片, 孟菲斯

唱片封套是音樂的視覺表現，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歌手們更會邀請攝影師或設計師操刀專輯封面。現年81歲的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在這方面可謂奇葩，他從未主動為歌手拍攝專輯封套，但數十年來，卻有許多樂隊及歌手相繼將他的照片用作唱片封面，他更被人打趣地形容為「King of the Album Cover Photo」，究竟他的作品有何獨特魅力呢？

1973年，William Eggleston在任教哈佛大學時發現一種新的沖印方法——轉染法（Dye Transfer），這種方法能加強照片的色彩效果，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之一《The Red Ceiling》就是以此沖印而成，紅色的天花板色彩飽和，充滿視覺衝擊力。照片翌年被美國搖滾樂隊Big Star用作《Radio City》的專輯封套，從此開始，他的照片便成為唱片封套的繆斯。

《Radio City》推出時，William Eggleston尚未成名，1976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彩色攝影展後，他才開始聲名大噪，Big Star一早選用他的照片，固然是有淵源。音樂主音Alex Chilton與攝影師同樣生於南部城市孟菲斯，紅色天花板的照片就是在當地的TGI Friday’s餐廳拍攝，作為後輩的Alex Chilton十分喜歡他的作品，後來樂隊解散後，Alex Chilton在1979年推出《Like Flies on Sherbert》，專輯封套照片同樣來自William Eggleston。1993年，Big Star重組樂隊後，推出live album《Columbia: Live at Missouri University 4/25/93》，專輯封面的白色天花板照片《Untitled, Washington D.C., 1990》，仍源自這位孟菲斯同鄉的鏡頭。

蘇格蘭樂隊Primal Scream同樣對William Eggleston的作品情有獨鍾，1994年的《Give Out But Don’t Give Up》專輯封面，照片剪裁自他的「Troubled Waters」系列；2006年推出的單曲《Dolls》及《Country Girl》，同樣選用他的照片，後者曾被Chuck Prophet用作《Age of Miracles》專輯封面——這張躺在草地上女孩的照片（1975年），連美國導演Sofia Coppola首次見到時也被深深吸引。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美國搖滾樂隊Jimmy Eat World的《Bleed American》、The Derek Trucks Band的《Soul Serenade》、Silver Jews的《Tanglewood Numbers》等專輯，以及Joanna Newsom的EP《Joanna Newsom and the Ys Street Band》等等。

或許值得探討的是，為何三十多年過去，仍有音樂界對他的照片仍興致勃勃？誠然，William Eggleston在攝影界是響當當的名字，他成長在孟菲斯的經歷也息息相關。眾所週知，這座南部小城是傳奇歌手貓王及藍調音樂的故鄉，孕育出許多出色的歌手，他跟許多當地的音樂人相當熟稔，當中包括Big Star。由Alex Chilton帶起的這股潮流，後來似乎成為音樂界的不成文傳統。

撇除這些外在因素，William Eggleston的照片其實也散發出一種情緒，房間裏的物件、道路上的荒蕪，這些照片的構圖放諸當下或許平平無奇，但當時他用彩色菲林的視角記錄生活的日常瞬間，在那時卻是有特殊意義的。William Eggleston被譽為彩色攝影先驅，相比起黑白攝影，他覺得色彩是一種能呈現出時代感的載體，也能紀錄時代的變化，在他的照片裏，能夠窺見美國南部城市的印記，或許這才是吸引眾多音樂人的原因吧。

原文見於SPILL HK

二戰經典相片「硫磺島升旗」

October 9, 2021July 15, 2024Posted in Classic PhotoTagged 硫磺島升旗, 經典相片, Joe Rosenthal

10月9日是美國攝影師Joe Rosenthal（1911-2006）誕生110週年，他最廣為人知的照片，是1945年拍攝的《硫磺島升旗》（Raising the Flag on Iwo Jima）。相片捕捉六位美軍士兵在日本硫磺島摺鉢山（Mount Suribachi）豎立美國國旗的情形，成為二戰的經典照片，也獲得當年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Pulitzer Prize for Photography）。

生於華盛頓特區的Joe Rosenthal，在美國大蕭條時期對攝影產生興趣。1932年，21歲的他前往三藩市為《The San Francisco News》擔任攝影師記者，後來成為美聯社攝影師。1944年，他跟隨美國陸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太平洋戰區擔任戰地記者，拍攝硫磺島等戰役。二戰後，他在《三藩市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任職攝影師35年，直至1981年退休。

1945年2月19日，美軍進攻硫磺島，四天後攻下摺鉢山，並在山頂插上美國國旗。當時Joe Rosenthal尚未身處山頂，拍攝下這張照片的是海軍陸戰隊雜誌《Leatherneck》攝影記者Louis R. Lowery。豎旗國旗後不久，現場發生一輪槍戰，一枚日軍的手榴彈在攝影師不遠處爆炸，雖然Louis R. Lowery並無大礙，不過相機卻已損壞，無奈終止當日的拍攝任務。

出乎眾人意料的是，由於這幅旗幟尺寸太小，軍方高層要求換上一幅更大的國旗，這也為後來的士兵身分爭議埋下伏筆。兩個多小時後，執行第二次插旗任務的士兵分別有Harlon Block、Michael Strank、Franklin Sousley、John Bradley、Rene Gagnon及Ira Hayes。這時Louis R. Lowery已不在現場，拍攝下這個歷史性瞬間的，是美聯社攝影師Joe Rosenthal，而另一名攝影記者Bill Genaust則負責拍攝短片。

當局眼見這張照片深得人心，隨即將照片製成海報，並將存活的三名士兵送回國內，用來推銷戰爭債券募集資金。他們被塑造成戰爭英雄，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情擁戴，連日來更在逾三十個城市籌得263億美金。面對別人的歡呼及對戰場的一次又一次回憶，對他們卻是一種折磨，因為他們明白，真正的英雄大多已葬身硫磺島。

這個故事被海軍醫護兵John Bradley的兒子、美國作家James Bradley及另一位記者作家Ron Powers寫成歷史小說《Flags of Our Fathers》，此書被《紐約時報》評為2000年暢銷書。書籍出版後不久，夢工廠電影公司買下出版權，並由Clint Eastwood在2006年執導成同名電影《戰火旗蹟》。電影在硫磺島戰場及推銷戰爭債券的畫面之間不斷來回切換，同時凸顯出三名士兵的內心矛盾。

當時參與巡迴活動的三位士兵，除了印地安人士兵Ira Hayes，其餘兩位並沒有真正出現在第二張升旗照片中。John Bradley曾出現在第一張照片中，後來被他的身分被證實是海軍下士Harold Schultz，通訊兵Rene Gagnon的身分是另一名海軍下士Harold Keller，而Harlon Block則被錯認為是出現第一張升旗照片的Henry Oliver Hansen。其實，當時軍方高層也知道部分士兵的身分不符事實，奈何為銷售戰爭債券，此事最終不了了之。或許對當時的他們而言，募集資金才是當務之急，後來海軍陸戰隊才調查及證實所有士兵的身分。

《硫磺島升旗》不但影響美國人，同時鼓舞遠在歐洲的蘇聯攝影師Yevgeny Khaldei。當時他很想拍攝戰場上紅軍旗幟飄揚的照片，不過由於當時缺乏真正的旗幟，他還拜託叔叔用紅色桌布縫製出一面臨時的蘇聯旗幟前往柏林。當他第一次舉起這面旗幟時，並沒有攝影師拍攝這個畫面，數日後，當蘇聯佔領柏林國會大廈後，他找來三位士兵前往柏林國會大廈樓頂，拍攝下這幅勝利旗幟飄揚的照片，成為歐洲戰場的標誌性相片之一。

PS：美國時間2024年7月13日在出席演講活動時遭受槍擊，許多人將美聯社記者Evan Vucci拍攝的照片比喻為還原「硫磺島升旗」，從而令這篇文章的瀏覽量大幅增加，這也是令我始料不及的。

00後攝影師凌文滔《留住一切，親愛的》

October 3, 2021October 3, 2021Posted in HK PhotographerTagged Axel Ling, 留住一切，親愛的, 街頭攝影, 香港, 香港攝影師, 凌文滔, 森山大道

已故英國評論家John Berger在其著作《留住一切親愛的》中，書寫世間的苦難引起讀者共鳴，透過釋放內心的關懷與溫暖，讓人們看見美好的一面。本地攝影團體Menos年輕攝影師凌文滔（Axel Ling），最近推出首本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同樣以其著作為名，不同的是他以影像代替文字，呈現出內心的脆弱與憂傷，在黑白反差的城市快照中，釋放出無以名狀的情緒。

_{凌文滔（Axel Ling）首本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

年僅二十歲的Axel，千禧年出生於南美法屬圭亞那，兒時參觀過當地著名的圭亞那太空中心，令他曾夢想成為太空人。九歲時，在當地開設超市的父母打算退休，於是帶著他回到香港。來到地球另一端，令他感到始料不及的不是密集的高樓大廈及繁忙的街道，而是功課繁忙的教育模式，每晚做到九、十點才能完成。原本參與戲劇的他，在十六歲時接觸攝影，覺得這個媒介更適合表達自己。「那時對攝影的印象，僅僅片面地停留在廣告影像及《國家地理》雜誌等風光旖旎的照片，在相機廣告的『洗腦』下，也曾誤以為只有好相機才能拍攝出好照片。」

令他突破這種思想框架的人，是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那種高反差、失焦及模糊的風格，對他有很大震撼，「原來攝影可以這樣拍攝！」他買來一部二手Ricoh GX200相機，漫遊在街頭，同樣以黑白、粗微粒的風格表達個人情緒，「黑白照片給人的感覺較抽離，相比起森山大道，我的情緒、風格並不像他一般強烈。」

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收錄的是他近兩年拍攝的照片，「那時剛考完DSE，準備離開香港到英國升學，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對未來充滿未知，這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促使我不斷拍攝，想用相機留住珍惜的一切。」攝影集不乏他在香港拍攝的照片，街頭的廣告影像、城市的輪廓，營造出躁動不安的情緒。在水塘旁邊，他用左手抓緊水中的枯葉及泥土，好像正在緊緊抓住某些失去的事物。

除了他在倫敦藝術大學修讀預科時於英國拍攝的影像，還有因為英國疫情而選擇在波蘭首都華沙過境停留時所拍攝的照片。「那段時間即使我已離開香港，但仍時刻心繫這片土地，有時在國外看到某些事物，也不禁想起香港。」在經歷過戰爭蹂躪的波蘭，他拍攝的墳墓或街上見聞，同樣瀰漫著淡淡的悲涼或憂傷氣息。

_{在水塘旁邊，他用左手抓緊水中的枯葉及泥土，好像正在緊緊抓住某些失去的事物。}

不論是在香港、倫敦或華沙拍攝的照片，均是模糊而朦朧的，令人無法輕易辨別拍攝地點。這某程度上也象徵他混沌的內心世界，不論身處何地，那段日子的內心總有一種不捨得離開的感傷。完成攝影集後，當他一頁頁翻著照片，過去的情緒湧現眼前，不禁潸然淚下，而攝影集正代表這一階段的自己。刻下的他，正前往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影視學院（FAMU）深造攝影。

Axel認為，攝影集不僅是他對過去的總結，同時也鼓舞更多人推出攝影集，「香港在這方面的風氣並非很成熟，既然我也能推出攝影集，其他人比我更有經驗，我希望能鼓勵更多人出版攝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