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atles經典唱片《Abbey Road》是如何拍攝的?

1969年9月26日,The Beatles發佈專輯《Abbey Road》,這是首張沒有在專輯封面寫上樂隊及專輯名字的唱片,四人在斑馬線的照片更成為搖滾樂史上的經典。

專輯封面由蘇格蘭攝影師Iain Macmillan操刀,他曾為小野洋子拍攝展覽,後來經她認識John Lennon,後者邀請他為專輯拍攝照片。由於The Beatles在位於倫敦Abbey Road的EMI Studios完成大部分的錄音工作,所以他們決定以這條街道來命名這張專輯,照片也在Abbey Road的斑馬線拍攝。

最初兩張照片裏的Paul McCarthy穿著涼鞋,動作也不一致。
第三、第四張相片後面的紅色巴士及汽車太搶眼,步伐同樣不一致。

拍攝時間是同年8月8日中午,其實是為了避開熱情的歌迷,因為歌迷們知道The Beatles通常下午兩三點才會出現在錄音室。由於要在馬路中間拍攝,當日還有一名警察管制交通,攝影師站在馬路中間的梯子上,在短短約十分鐘的時間,共拍攝六張照片。

John Lennon、Ringo Starr、 Paul McCartney及George Harrison四人往斑馬線左右兩個方向分別走過三次,最初兩張照片裏的Paul McCartney穿著涼鞋,第三、第四張相片後面的紅色巴士太搶眼,其他的照片也總會出現行人,或者步伐不一致,最終他們選擇動作一致的第五張照片,作為第十一張專輯的封面,在這張照片中,赤腳的Paul手中正拿著香煙。

第五張(圖左)最完美,成為《Abbey Road》專輯封面。

拍攝完專輯封面後,攝影師以Abbey Road路牌作為專輯的Back Cover,當他按下快門時,剛好有位身穿藍色裙的女生經過入鏡,據悉攝影師當時很生氣,但最後仍挑選這張照片。翌年,The Beatles解散,《Abbey Road》被許多歌迷視為最後一張專輯,因為《Let It Be》在樂隊解散後才發行,錄製時間也比《Abbey Road》更早。

1993年,攝影師再次回到Abbey Road的斑馬線,拍攝牽著牧羊犬的Paul McCartney,再結合1969年拍攝的照片進行數碼合成,作為其《Paul is Live》的專輯封面,專輯名稱似乎也在回應「Paul is dead」的都市傳聞。

1993年,攝影師以《Abbey Road》為靈感進行二次創作,作為《Paul is Live》的專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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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偉良:「舊照片是集體回憶 」

著名攝影師翟偉良(1942-2021)日前逝世,終年79歲。

翟偉良1960年代中開始攝影,逾半世紀以來,一直樂此不疲地記錄香港的點點滴滴,不論是城市風貌、勞動階層、昔日行業、傳統節慶,以及街頭巷尾的人生百態,一一被他的鏡頭攝下。

生於東莞的翟偉良,年少時已對攝影及黑房有初步認識,十五歲時來到香港,1959年加入香港政府工作,1993年退休並獲優良服務獎。1964年,他在大會堂見到攝影展覽的漂亮照片後大受啟發,決定參加教育署舉辦的免費攝影班,師承鄧雪峰老師(與何藩、黃貴權等攝影師份屬師兄弟),這才開始認真地拍攝。

翟偉良的照片,有沙田河填海的畫面、有石硤尾的天台學院、駱克道的運貨三輪車伕、汽車排隊在中環統一碼頭準備過海的情形,可謂記錄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當時家住九龍城的他,聽到消防車的聲音,便衝到附近的九龍城寨拍攝救火現場,城寨裡環境擠迫,有許多非法經營的牙醫,火災事故時有發生。

翟偉良只在週末或公眾假期出動,拍攝大自然與昆蟲、小朋友與街頭面貌,還有跑馬賽事,連當年邵氏公司開放給公眾拍攝明星的活動,他也沒錯過。堅持拍攝多年,他說攝影只是個人興趣,當年曾有人打本給他做沖印及婚紗攝影,但他覺得當興趣變成工作,反而不自在,反而每個星期外出拍攝更開心。難怪逾半世紀以來,他一直樂此不疲地拍攝至今。可惜的是,多年前他曾待在英倫數月,結果家中漏水,逾千張相片就此報銷,可謂損失慘重。

2004年,他發起首屆《黑白情懷》展覽,聚集顏震東及周潤發等攝影愛好者,展出眾人手工製作的寫實照片。展覽的反應非常熱烈,及後變成幾乎每年一度的活動,至今共舉辦十多屆,漸漸有很多新面孔及年輕人加入,令更多人感受到黑白攝影的魅力。

當時為參加展覽,他徹底搜尋過去拍攝的黑白底片,最終找到兩百張攝於1964年至1970年間拍攝的照片。這些影像題材豐富多元,既有街頭巷尾的生活瞬間,也有體育活動、工展會、寶蓮寺等畫面。為了不讓這批照片被遺忘,他因而萌生舉行展覽的念頭,結果在2006年舉辦《獅子山下 1964-1970攝影作品集》。

2009年,港鐵為慶祝三十週年,正在尋找香港舊照片,讓市民了解地鐵未通車前的模樣,翟偉良是當年罕有踏足十八區拍攝的攝影師,照片固然非常適合,當時他還找來幾位朋友供應照片,令影像更豐富。不知情的人或以為港鐵公司給予他豐厚報酬,實情上翟偉良眼見照片不是商業用途,算是社會公益活動,結果分文不取,只要求列出攝影師名字。

「我覺得這些照片是集體回憶,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這些照片,我求之不得,總好過將菲林藏在床下底。 」

圖片由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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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潔宜  卯時曙光下的香港地標

卯時,即早上五時至七時,是黑夜離去、黎明來到的時刻,意味著新一天的開始,晨曦的曙光也象徵著希望。這月落日升的微妙時刻,正是人們睡夢正酣時,香港攝影師唐潔宜卻選擇起早摸黑,帶著雙鏡反光相機前往香港不同的地標或紀念碑,這些地方或多或少見證過本地社會事件,在晨光熹微之際,她嘗試以抽離、平靜的角度記錄當下的感受。

唐潔宜在2009年開始接觸攝影,她曾參與過不同聯展,《卯時》的出現,對應的正是2014年參與的攝影聯展《子時》,她說在特定的時間內拍攝有一定考驗,畢竟在卯時發生的事情並不多。經歷過一連串社會事件,近年的香港喧囂不已,眼見這座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變得越來越陌生,她既感到無奈,同時也充滿無力感,唯有在深夜和清晨才有片刻的安寧。

在沉澱思緒過後,她選擇在清晨來到「地標」前,例如是和平紀念碑、維園女皇銅像、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禮賓府、中山紀念公園和高鐵地盤等,這些地方象徵著權力、歷史和某些社會事件,對唐潔宜及許多香港人而言,同時也參雜著情感或回憶。在她鏡頭的審視下,相片裏四野無人,從維園、從政總到終審法院,過往曾令人傷心或茫然之地,在卯時的晨光下,此刻卻一片寧靜,促使觀者以另一角度重新反思它們的歷史意義和存在價值。

這系列作品攝於2016年至2021年,第一天拍攝的日子是2016年6月4日,她來到熟悉的維園,當時曾有「不再悼念六四」的呼聲,令她有些傷感。維園的一端被鐵馬圍住,另一端則有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巨幅橫額,在空曠球場的襯托下,一切顯得很平靜,聯想起日前被迫解散的支聯會,更顯得尤其不真實。

香港是名副其實的「鐵馬圍城」,許多標誌建築物時常可見鐵馬或水馬圍著,在2019年的社會事件過後,連行人天橋也被鐵絲網團團圍住,成為一種「新秩序」,一般人無可奈何,只能默默穿過壓抑的鐵籠。唐潔宜的鏡頭穿過鐵絲網,審視著遠處海底隧道入口的政府宣傳橫額,一句「國家安全,護我家園」,彷彿一切已成定局?

展覽的最後一幅照片,是被鐵絲網圍著的行人天橋,天橋的盡頭是一棵綠色的植物,彷彿象徵著走過牢籠之後,就能見到希望及出路。唐潔宜透過卯時的晨光,提醒並期許香港終會見到一絲曙光,「因為無論情況怎樣令人沮喪,我們也不能失掉希望,特別是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 

卯時

日期:即日至2021年10月3日

時間:11am-1pm, 2pm-6pm (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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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IA》——亞馬遜雨林的守護者與原住民的文化習俗

亞馬遜雨林橫跨九個國家,當中有六成面積在巴西境內,在1500年西方人到達之前,這個面積是法國八倍的土地,曾生活著500萬人。隨著巴西南部的移民不斷遷入雨林,導致森林減少,新建的公路方便運輸樹木以及尋金,然而外來人口同時也帶來麻疹、瘧疾和流感等,導致很多原住民死亡。

而今,這片土地僅生活著約37萬人,他們來自188個部落,說著150種不同的語言,當中至少有114個部落從未與外界的人聯絡,最少部落的連一百人都不到,可謂與世隔絕。儘管生活在同一片熱帶雨林,這些原住民的生活及習俗不盡相同,大部分部落之間基本上不相往來,由於地理位置不同,他們也迎來不一樣的命運。

史詩式的創作手法

現年77歲的巴西攝影師Sebastiao Salgado,用六年時間拍攝亞馬遜雨林,記錄這片森林、河流、山峰以及居住在裏面的人,探訪分散在巴西各地的12個原始部落原住民,包括Yanomami、Ashaninka、Yawanawa、Suruwaha、Kuikuro、Macuxi等等,拍攝他們如何捕獵、捕魚、跳舞、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結,還有原住民的人體繪畫技藝、薩滿信仰等傳統儀式。今年,他將相片結集成攝影集《AMAZONIA》 ,既記錄這些原住民的文化、習俗,也是向這片土地的守護者致敬。

自小在巴西的鄉村地區成長,Salgado十分崇敬大自然,也造就他日後充滿人文關懷的攝影風格。他關注的議題多元,擅長對拍攝題材進行深入記錄,1986年推出的第一本書《Other Americas》,用七年時間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等國家拍攝;《Workers》用六年時間拍攝,記錄26個國家的勞動階層;《Migrations》在35個國家拍攝因戰亂、災害等造成的移民,歷時近七年。《AMAZONIA》延續他的史詩式創作手法,用六年時間記錄這片全球最大的熱帶雨林。

Salgado向來對原住民文化有濃厚興趣,1986年,他首次踏足亞馬遜,拜訪巴西境內最大的部落Yanomami,四萬人口中有三分一居住在委內瑞拉的邊境附近。當時攝影師曾感到很不安,覺得與他們或有所隔閡,短短幾個小時後,當他感受到自己被原住民接受時,即時喜行於色。踏足過世界各地,他覺得與原住民合作最開心,因為這裏可以了解到數千年前人們的生活。美洲原住民是大約在兩萬年前從白令海峽穿過來的亞洲人,16世紀歐洲人殖民美洲後,大量原住民死亡,數百年下來,由於歐洲人與原住民的結合,也衍生出許多混血兒。

同一片雨林 不一樣的原住民文化

多年來,他接觸的原住民文化很不一樣,有些完全與世隔絕,只與「巴西原住民基金會」(FUNAI)聯絡,用弓箭及吹箭捕獵,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全裸的。有些曾有外界聯絡的,例如Yanomami部落,在1980年中期,四萬名挖金者「入侵」部落領土,導致他們的習俗也被改變,現在大多已穿上衣服,但依然保留傳統的儀式。

許多原住民部落均有獨特的信仰或傳統,例如Upper Xingu部落拒絕食用熱血動物,他們相信這會導致人們變得暴力,日常主要靠魚、陸龜、蛇等動物補充維他命,所以會圍繞著湖邊居住。他們很注重乾淨,每天沐浴數次,早上更會進行兩三小時浸浴。Suruwaha部落有崇拜青年的「信仰」,年輕人不論喜怒哀樂,都會在熱帶雨林尋找一種叫timbo的樹根毒汁,飲用後在親人的懷中窒息身亡。在我們看來,這無異於自殺,但他們卻不是這麼認為,覺得生命只是被植物的靈魂熄滅了,而年輕的往生是很神聖的。2016年,Salgado原本要探訪這個部落,當時正因部落有六位原住民咀嚼timbo身亡而延遲。

Salgado每次探訪部落的旅程絕不簡單,他與「巴西原住民基金會」聯絡合作,請他們擔任嚮導及翻譯,團隊中還有人類學家、雨林專家、廚師及船夫,還有經驗豐富的登山導遊Jacques Barthelemy相隨。他們要自備食物,自備用太陽面板為相機充電,進入雨林前甚至要隔離,以免傳染給當地人任何疾病。探訪部落時,他總會為當地部落帶上需要的物資示好,探訪Korubo部落時,還送上兩艘大船,可見拍攝前的準備功夫有多繁複!他說,一張好的照片在於攝影師與被攝者的關係,拍攝時他會先投入被攝者的生活方式,與他們一起生活,讓他們適應鏡頭的存在,然而才會進行拍攝。

《AMAZONIA》對世人的警示

《AMAZONIA》一書由其妻子Lelia Wanick Salgado負責編輯及設計,內容十分有心思,書籍開端是從高空拍攝的蜿蜒河流及山峰,宏觀地呈現出亞馬遜的面貌及各種自然景觀,一如Salgado以往高反差的黑白作品,戲劇性的光影令相片十分震撼,令人讚嘆這片土地的美麗及壯觀。鏡頭一轉,畫面從大自然景觀轉移到生活在這片雨林裏的人,不僅拍攝他們生活及捕獵的畫面,也為他們拍攝家族肖像。Salgado帶上6×9米的大帆布,用作拍攝肖像的背景,將他們從繁盛的熱帶雨林抽離出來,藉此更好地呈現他們日常裝扮。這些人像照片充滿美感,仔細留意畫面,每個部落的人體繪畫圖案都不盡相同,有的原住民還在嘴巴穿上小木條。

這種多元的文化,正如他之前的攝影集一樣,背後也帶出另一重要訊息,如果我們沒有愛護好身處的環境,這些原始而美麗動人的風景,有一天或許會慢慢消失。畢竟,在這片廣袤的熱帶雨林裏,有人匿藏在此地販毒、販賣武器,故意放火的例子也不是新鮮事,被稱為地球之肺的熱帶雨林,近年已逐漸減少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AMAZONIA》一書,某程度上也是對世人的一種警示。

圖片來源:Sebastião Salgado / Amazonas Images / Ta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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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攝影師捕捉不一樣的九一一襲擊事件

發生於2001年的「九一一襲擊事件」,今年剛好20週年,相信大家對事發經過仍歷歷在目,這裏也就不再重述歷史,倒是想透過四位攝影師的鏡頭,從不同角度去描述這一歷史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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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pse of south tower of World Trade Center—by James Nachtwey

先來說James Nachtwey的作品,事發時他正在家中閣樓,望見不遠處的世貿中心正在著火,不久後第二架飛機撞往另一棟大樓,這位戰地攝影師立即意識到這是一種戰爭行為,他馬上為相機裝上菲林,往著火的大樓跑去,拍攝下South Tower倒塌的一刻。他說現場環境就好像一條瀑布從天而降,視覺上很震撼,然而他很快意識到,若不離開的話將會命喪瓦礫下。當時他衝進了對面街的酒店,一瞬間後眼前一片灰暗,幾乎被灰塵窒息。死裡逃生的他,當日仍一直在現場附近拍攝,紀錄下這一影響深遠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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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lling Man by Richard Drew

911當日許多人都拍攝了飛機撞往大樓、著火燃燒的畫面,美聯社攝影師Richard Drew拍攝的這張照片很平靜,沒有絲毫血腥場面,卻比其他影像震撼得多,成為整個911事件最震撼的一張照片。當日他得悉世貿中心出事之後,便趕往現場拍攝,當他拍攝大廈時,見到有人從大廈裏面跳出來,他下意識地拿起相機拍攝跳下來的人,連續拍攝了很多張。畫面中的男人恍如一支箭似的直墜,其實他一直在空中翻滾,攝影師當時也不知道拍攝到這張照片,回到公司後才發現捕捉了那個畫面。照片在全世界引起極大迴響,兩年後《Esquire》雜誌作者在文章中用「The Falling Man」來形容這張照片,於是才成為了這幅照片的名字。

Thomas Hoepker 911
by Thomas Hoepker @ Magnum Photos

Magnum Photos攝影師Thomas Hoepker拍攝的這幅照片,是911事件中最受爭議的影像。當時他見到世貿中心濃煙滾滾,便駕著汽車去尋找更近的拍攝角度。他在車裏看到一群年輕人坐在海傍,在陽光下很輕鬆歡樂地聊天,絲毫沒有理會身後的大廈正在冒煙,他們的神色自若與佈滿濃煙的世貿中心形成強烈對比。 當時他並不覺得這張照片很有趣,所以一直沒有公開,直至2006年,一位策展人重看其舊作時才發現這張作品。照片在雜誌刊登後隨即引起很大爭議,人人大罵這幾名年輕人冷酷無情,照片中人後來澄清當時他們也很震驚,只是攝影師曲解了當時的場景,還譴責攝影師的偷拍行為。

View of Lower Manhattan from a Brooklyn Heights rooftop. ©Alex Webb / Magnum Photos / IC photo

恐襲的銷煙與母親的溫柔並存 Magnum攝影師Alex Webb的911回憶

馬格蘭攝影師Alex Webb以充滿活力及色彩豐富的街頭照片為人所認識。他有出色的觀察力,每張照片均充滿錯綜複雜的元素,鮮豔的顏色充滿視覺衝擊,形形色色的人物與背景交錯在一起,複雜卻不紊亂,這種多層次的光影效果與構圖,也成為他作品的特色。

2001年9月11日上午,居於布魯克林區的Alex Webb起床後如常到公寓樓下取報紙,得悉有飛機撞向世貿中心後,他慌忙回到家打開電視,正好見到第二架飛機撞向大廈的駭人場面。當時他正準備帶著相機外出拍攝,同是攝影師及詩人的妻子Rebecca Norris Webb也想一同前往,考慮到她並沒拍攝衝突場面的經驗,他也猶豫不決。在混亂和不確定性中,二人選擇待在一起,並用相機作回應。

當時他們來到東河岸邊的Brooklyn Heights,那時渡河大橋已經封閉,無奈之際,旁邊大廈一位女士見到兩人身上的攝影器材,邀請他們到大廈天台。不遠處曼哈頓下城區的天空煙霧瀰漫,Alex Webb留意到眼前有位媽媽正在安慰嬰兒車裏的襁褓,他本能地將母親的溫柔與災難性的畫面一同定格,這也是他整天拍攝的第一張相片。多年後他回想這個畫面,指出如果當時沒有妻子陪伴,那位女士不一定會邀請他進入大廈,自己也未必能拍攝這張特別的照片。

翁維銓攝影55年 「天、 地、人」作品展

現年72歲的香港導演及攝影師翁維銓,現正於香港大會堂舉辦「天、地、人」攝影作品展,展出過去55年拍攝的約三百幅相片。

翁維銓最為人熟悉的身分是香港新浪潮電影導演,代表作有《行規》(1979)及《再生人》(1981)等,現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瞧潮香港60+」展覽,在講述香港新浪潮電影篇章時,也有談及翁維銓的作品。

1968年,十九歲的他赴美讀書,後入讀美國加州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期間兼職助理攝影師。翌年,他跟隨曾兩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攝影」的美籍華人黃宗霑學習電影攝影,自此展開二人亦師亦友的情誼。最初他拍攝毒品等題材的紀錄片,及後以紀錄片的拍攝手法製作劇情片,處女座《行規》講述一名警察如何在毒販與線人之間周旋,最後以悲劇收場,是香港電影新浪潮重要作品之一。

縱觀他的創作,一直如影隨形的反而是攝影。1966年,年僅十七歲的他因為想獲得「沙龍攝影獎」而迷上攝影,在美國升學時,他主修攝影、副修電影,1972年回港後成為一名攝影師。翌年,他得到恩師黃宗霑資助,首次舉辦個人攝影展。多年來,他舉行過多次展覽及出版過五本攝影書籍,當中在1980年代出版的《總站·終站》拍攝的是尖沙咀火車站的最後歲月,此書在千禧年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對他而言也有重要意義。

尖沙咀火車站是九廣鐵路香港(英段)總站九龍車站的俗稱,也是翁維銓小時候流連之地,在他成長的記憶裏,不乏火車站附近的人與物。1975年11月29日是尖沙咀火車站的最後一天,他用兩筒菲林拍攝最後一班火車離開的過程,將對於此地的情感及回憶顯影在影像中。翌日,九廣鐵路的總站遷至紅磡(即紅磡站),尖沙嘴火車站在1978年拆毀(僅鐘樓原址保留),遺址現為香港文化中心。在今次展覽現場,也有展出這本書籍及當年拍攝的照片。

《總站·終站》

今次展覽由「光影作坊」策劃,內容以天、 地、人為主題,包括十二組作品,題材豐富多元,創作年份橫跨逾半世紀。「天」用唯美風格拍攝大自然景色,在高處以俯瞰角度拍攝山峰及田園風光,展示大自然的宏偉;「地」是關於空間、自然界的一切,喜歡遊山玩水的他,多年來的足跡遍及老撾、泰國、吳哥窟及西藏、新疆等地方,以寫實的鏡頭展現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人文風景。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人」,他說有人的照片才有意思,畢竟風景僅是過場。翁維銓鏡頭下的人物總是充滿笑容,真摯地直視鏡頭,令人好奇鏡頭後發生過什麼互動。當中在新疆拍攝的照片尤其出色,1986年,他曾出版攝影集《新疆:絲路上的中國情》(Xinjiang: The Silk Road Islam’s Overland Route to China)。他形容雖然當地人的生活和政治存在矛盾,但生活態度卻是很正面,他的照片也捕捉了當地人的精神面貌及民風習俗。

雖然翁維銓喜歡四處遊歷,但他也不忘對現代都市的過度發展等問題感到擔憂。早在1970年代,他已在藝術中心舉辦名為「人與他的環境」的展覽,為攝影作品進行編導式的「加工」,在相片表面加上蠟燭、鐵絲網,或進行相片拼貼,藉此反映出環境污染及都市化等問題。已故著名建築師何弢當年對他的作品,也有很高的評價,這些影像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依然是十分前衛的。

從事攝影多年,翁維銓形容攝影對他而言是一種隨遇而安。他覺得攝影是表達自己的方式,以平衡商業上的掣肘,是他「心中的樂土」。

《「天、 地、人」翁維銓作品展 》

展期:即日至9月12日

時間:11am-6pm

地址: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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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Demand 用雕塑攝影演繹戴安娜王妃之死

1997年8月31日零時23分,一架載有戴安娜王妃的汽車在巴黎阿爾瑪橋(Pont de l’Alma)行車隧道的入口失控撞向石牆,戴安娜經搶救後證實不治,終年36歲。阿爾瑪橋原本只是巴黎塞納河的眾多橋樑之一,卻因這件交通意外獲得全球的關注,1999年,德國藝術家Thomas Demand以此為靈感,創作出影片作品《Tunnel》。

現年57歲的Thomas Demand原本是一名雕塑家,由於當時他居住的地方很小,沒有足夠空間擺放作品,所以每次他創作完小型雕塑後就會扔掉。後來老師建議他用攝影的方法記錄雕塑作品,於是他在1990年代初轉向攝影,拍攝紙製的模型。之後,他從個人的經驗延伸至集體回憶,作品大多取材自社會或歷史事件,包括著名歌手Whitney Houston的最後晚餐、戴安娜王妃的事故現場等,參考廣為流傳的照片或影片,再利用紙造的模型還原事件發生的場景,然後拍攝成照片。

影像向來被認為是傳遞真相的方法,當這些模型重現「真實」的畫面時,攝影的真實意義是否也會因而消失?Thomas Demand的雕塑攝影模糊了真實與真相之間的界限,他意識到攝影不僅僅是真相的記錄或還原,拍攝的過程比拍攝的對象更重要,因此在完成作品後,他一如既往會扔掉創作的模型。由於獨特的手法,他的作品獲得廣泛關注,2005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回顧展。

説回《Tunnel》,這是Thomas Demand的首個影片作品,當時他在工作室製作一條隧道, 巧妙地利用燈光效果模仿跟蹤鏡頭在隧道快速穿梭的畫面,以模仿當年狗仔隊追車的氣氛。他製作的紙板模型,並非對死亡事件的忠實再現,某些細節會被更改,畢竟每個人對於同一事件或影像的重建不盡一致。觀眾或會想起從媒體上看過這些畫面,感覺似曾相識,從而勾起對這件事情的回憶,而不同人腦海中的細節,也可能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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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問出處」 每位運動員都是hidden heroes

2021年8月24日,東京殘疾人奧運會如期揭幕,香港代表團派出24名運動員,參加輪椅劍擊、硬地滾球、游泳、羽毛球、射箭、乒乓球、田徑及馬術等項目,當中在前面四個範疇有望爭奪獎牌。剛過去的東京奧運,港隊取得1金2銀3銅的好成績,即使平日不太關注體育賽事的市民,奧運期間也都在談論香港運動員。

相比起奧運會,香港人對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帕奧)向來比較少人關注,正因如此,在2018年第三屆「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前夕,攝影師程詩詠(Brian Ching) 為當中十二位殘疾運動員義務拍攝照片,當中包括參加今年東京「帕奧」的輪椅劍擊運動員余翠怡、硬地滾球運動員梁育榮、輪椅羽毛球手陳浩源、田徑運動員鄧雨澤等,用光影訴說這些無名英雄的故事,並曾在鑽石山荷里活廣場舉辦「英雄問出處」攝影展,令更多人知道這些運動員背後的付出與努力。

(運動員:余翠怡 / 運動項目:輪椅劍擊 / 拍攝地點:天際100香港觀景台)  余翠怡今年已是第五次參加帕奧,過去四屆賽事曾贏得七面金牌,是最能代表香港的殘疾運動員之一!照片在SKY100觀景台拍攝,背景可見香港的天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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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鄧雨澤/運動項目:田徑(智障級別)/拍攝地點:廷桂鄧公祠) 鄧雨澤自小於圍村長大,經過多年努力訓練,終成為跳遠運動員,由圍村跳出世界,代表香港參與國際賽事。攝影師特意安排鄧雨澤於其祠堂進行拍攝,捕捉他的動態之餘,更可記錄極具本土特色的建築物,引起共鳴。

英雄莫問出處,是叫大家不要追究那些功成名就的人的出身,然而殘疾運動員從來不是鎂光燈主角,他們的經歷與付出,應值得更多人關注。攝影師為運動員拍攝的地方不是常見的比賽及訓練場地,而是運動員居住或工作的社區,再以青馬大橋、維港及屋邨等作背景帶來「英雄問出處」的訊息。照片沒有刻意放大這些運動員的缺陷,而是展現他們充滿力量與信念的一面——是的,他們與健全的運動員一樣,同樣能在競技場上發熱發亮。

(運動員:陳浩源 / 運動項目:羽毛球 / 拍攝地點:青山公路深井段)因為輪椅羽毛球必須在木地板作賽,Brian向體育學院借來木板,然後運到深井組裝,呈現出真實的比賽環境,完成拍攝後再逐塊搬上車,交還給體育學院。 

(運動員:梁育榮 / 運動項目:硬地滾球 / 拍攝地點:天際100香港觀景台) 梁育榮是另一位帕奧「五朝元老」,過往曾贏得三金一銀,也是最能代表香港的現役殘疾運動員。與余翠怡一樣,照片同樣以維港做背景。

運動攝影是一種平衡

為這輯照片掌鏡的程詩詠,1995年成為攝影記者,採訪過03年SARS、04年南亞海嘯及08年四川地震等重大事件,難得的是,任職攝記的逾十年間,他的假期都用來為香港奧委會義務拍攝。「運動攝影是我的興趣,是我做攝影記者或商業攝影師的一種平衡,我可以一手一腳全權去做。」

平時,他會幫體育平台「 體路 Sportsroad 」拍攝運動員,也很熟悉香港運動員的故事。2017年,他發起攝影義工隊,組織一班喜歡運動拍攝的攝影師,為殘疾運動員義務拍攝,「當運動員見到自己的相片時,其實是有鼓勵的作用。」

2020年,由於疫情關係,運動員也只能「work from home」,他走進九位運動員家中,拍攝他們獨特的鍛鍊方式,並舉辦《我們的WFH》展覽。在潛移默化間,這些相片及展覽,無疑鼓勵更多人關注香港運動員及香港體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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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周宏基/運動項目:游泳/拍攝地點:香港仔避風塘) 周宏基曾兩度患上癌症,切除了左腳主要的大腿肌肉、膝關節及一半腎。雖經歷重重艱苦,但他仍懷着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困難。在康復過程中接觸到游泳訓練,及後更入選殘奧會游泳代表隊,發揮潛能。他現居於香港仔,相片攝於他住處附近及以石灘為背景,連繫游泳項目,意義深遠。

「英雄問出處」的由來,是因他常在麥當勞遇到輪椅運動員,周圍的人都不太留意,這個畫面卻深深烙在他的腦海,到殘奧會邀請他拍攝宣傳照片時,便想把這些hidden heroes的故事講出來。Brian了解每位運動員的故事,令他最印象深刻的是,即使運動員各有各的缺憾,但他們並沒有自怨自艾,反而很樂觀正面。「拍攝游泳運動員周宏基時天氣很差,原本我已打消拍攝念頭,反而是他建議可以繼續拍攝,令我見識到他的毅力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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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高行易/運動項目:乒乓球/拍攝地點:啟德跑道公園) 高行易出生時脊柱內血管畸形,九歲時該血管爆裂令下半身癱瘓。他從小練習乒乓球,12歲入選青少年代表隊,從就讀中學、大學至工作數年,高行易在學業、工作及運動間找出平衡點,於訓練和比賽保持表現。相片攝於啟德跑道公園,就在高行易的工作地點—九龍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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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傅朗淇/運動項目:田徑/拍攝地點:香港體育學院田徑場) 傅朗淇自小喜歡田徑運動,中學時參加學界田徑賽被發掘,成為殘奥會田徑代表隊成員。她現就讀運動及康樂學副學士,課餘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位於沙田火炭的香港體育學院。

·圖片及運動員資料來自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曾經的攝影天堂 170年歷史中環街市的前世今生

有逾170年歷史的香港中環街市,在停止運作18年後,終於在2021年8月23日開幕試業。回想當年,這裏曾是攝影愛好者的天堂,像何藩鍾文略邱良、麥烽、趙羨藻等攝影家都曾在中環街市的水磨石樓梯取景。這篇文章藉著他們的照片,來重溫中環街市的前世今生。

保育與活化是香港近年發展的熱門話題,由美利樓、舊大澳警署、雷生春到美荷樓,有重建有完整保留,有褒也有貶, 當中不可避免都涉及建築物的歷史及文化價值。這對中環街市絕對有前車之鑑的作用,作為香港目前屈指可數包豪斯風格的建築物,中環街市從風光一時走向停用,之後更曾一度面臨清拆威脅,幸好最後政府懸崖勒馬將其剔出勾地表。定下活化方案後,社會上對中環街市保留的程度也議論紛紛,眼見同為包豪斯風格的前灣仔街市變得面目全非,不願中環街市步其後塵的聲音也愈來愈強。當我們討論如何保育一座建築物時,自然不能忽視其歷史意義,而中環街市的前世與今生,正好見證香港的歷史發展,極具保育意義。

何藩 《三點九・中環街市》,1950及1960年代,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前世

中環街市位於皇后大道中與德輔道中之間,東、西兩側分別是域多利皇后街與租庇利街。它是香港現代化街市的先驅,在同一座建築物裡,有魚檔肉檔,也有生果蔬菜。中環街市曾是東南亞最大型的肉類市場,當年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和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均有到訪。當然,要了解中環街市的歷史意義,更應追溯至它的前身--誕生於 1842 年的廣州市場(Canton Bazzar),以及前中環街市時期的歷史。

1842年,英軍登陸香港翌年,在中環海旁一帶(即現時中環街市一段的皇后大道中)有不少華人攤販聚集,他們多來自廣州, 因此便有廣州市場之稱。據悉街市曾短暫遷往皇后大道東,約1850年改名為中環街市(Central Market),並遷至現址。1858年,第一代中環街市重建而成,及後在1895年,政府將街市建成一座更優雅的大理石建築。建築樓高三層,中央設有塔式建築,屬維多利亞式房屋設計,於1937年拆卸。1938 年,中環街市再次重建,並於翌年啟用。

何藩 《穩》,1950及1960年代,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當時包浩斯(Bauhaus)建築風格非常流行,像中環街市和灣仔街市都以這個風格建造。中環街市樓高四層,一至三樓是街市,可容納超過200戶攤檔,頂層是職員宿舍及辦公室。街市呈長方形,樑柱採用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建成,角位略圓,特色是以簡單的橫向線條及實用功能為主,設計平實,沒有多餘的裝飾,只有一排排的玻璃窗。建築物中央是長方形中庭,和玻璃窗一樣可加強天然光線及空氣流通,亦可改善人的流動。整個中環街市由當時的工務司署(Public Works Department)負責設計,從街市的功能出發,是建築師吳永順所說的Form Follows Function,所以當時也被視為是最先進的街市。

日軍佔領時期,中環街市曾被改為「中央市場」,這個名字直至1993年,仍見於德輔道中的入口。1967 年,當時的港督戴麟趾曾前來參觀這個東南亞最大的肉類市場,而街市的重要性也吸引另一位總督葛量洪到訪,成為一時佳話。1990年代,隨著中環填海計劃完成及高樓大廈陸續建成,中環街市一帶成為高樓林立的商業金融區,住宅區逐漸向半山遷移。1994年,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啟用後,中環街市上層被改為中環購物廊,並作為恆生銀行總行大廈及行人天橋的連接點。儘管有電梯連接中環至半山,不過街市的使用率仍持續下降,最終於2003年,中環街市完成其使命,正式停止運作,只有德輔道中與租庇利街的兩間公廁持續開放。

關閉後,政府初期有意將中環街市的地皮用作私人發展,將街市拆建成新的商業大廈,並將地皮列入勾地表(即申請售賣土地表)。作為匯聚中西文化及中環歷史發展的見證,中環街市在1990年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但三級歷史建築並不受《古物及古蹟條例》所保護,仍會面臨改建甚至拆除的命運。

鍾文略,1960年代,圖片由F22 Foto Space提供。

今生

2005年,香港建築師學會發表《中環街市之歷史及建築研究》報告,分析中環街市的設計風格、歷史意義、建築價值等,希望保留這座建築物。吳永順當時也在香港建築師學會, 他說當時還未有天星皇后碼頭事件,社會的保育意識並不強, 社會上普遍認為像西港城那種風格的才值得保留。「灣仔街市和中環街市都體現包浩斯形式源於功能的精神。可惜,即使有專業人士建議保留,政府也未必聽你意見,當時另一包浩斯建築物灣仔街市,也已賣給地產商華人置業。」

得悉香港唯一包浩斯建築風格的建築物將面臨清拆命運, 包浩斯發源地的德國對事件也十分關注,德國駐港總領事館向政府表達保留中環街市的立場。2007年,發展局成立,將文物保育納入規程,加上天星皇后碼頭事件後,社會的保育意識及訴求與日俱增,於是政府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保育中環的計劃,希望將中環街市打造成「城市綠洲」,並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由市區重建局進行保育及活化。

在中環街市活化前,市建局將只有數間店舖的中環購物廊近一半的空間開闢為綠洲藝廊(Oasis Gallery),作為中環的休憩及藝術展覽空間,而另外大半的空間則被圍上圍板。綠洲藝廊會不定期舉辦展覽, 也曾是香港本地設計節Detour的活動場地。另外,市建局亦邀請李惠珍、李志清及黃照達三位藝術家,為中環街市外牆加入漫畫元素。

定下保育計劃後,市區重建局邀來中文大學建築學院院長何培斌教授研究中環街市的建築及保育價值。何教授是研究宗教建築史的專家,多年來一直研究香港的建築保育,像灣仔動漫基地(已改名為茂羅街7號)、北角油街實現、中環PMQ及大坑虎豹別墅的保育工作均有參與,有些是文物影響評估(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有些是設計研究或做工程,中環街市前期的評估工作正是由何教授負責。

趙羨藻,1966年。

2011年,何教授帶領團隊做了三四個月研究,從建築及社會的角度,評估對中環街市的影響,究竟哪些一定要保留、哪些又不一定要保存。「我們進去每層都看,很多攤檔都是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像外牆、橫向窗戶、水磨石樓梯等這些定義特徵元素(Character Defining Elements)一定不能改,不然就沒有以前街市的回憶。」

雖然中環街市不是很漂亮的建築物, 但何教授認為街市代表那個時期建築的風格,有歷史價值,是值得保留。他同時又指出,當建築物失去其原本作用時,便不一定要保存所有部份。「中環街市已做過幾次改動,部份建築甚至已消失,屋頂也曾加建過,如果改動能給建築帶來新生命,又不影響我們認為重要的部份,我認為是可行的。」

雖說如此,但早於2009年之前,已有不少民間保育團體呼籲完整保留中環街市,覺得舊建築不應該加入新元素,最起碼不應該破壞舊有建築面貌,因為中環街市是僅有的當代包浩斯風格建築。它作為有逾170年歷史的街市,見證整個社區的變遷,日佔時期被日軍改名也見證歷史事件,更與附近的中區警署建築形成文化建築群。面對社會訴求,市建局展開諮詢工作。

何教授說,保育有兩種方法,一種是top down,由政府由上而下去做;一種是bottom up,由社會發聲,究竟我們要什麼。「中環街市是介於兩者之間,是市建局籌劃一個bottom up的過程,藍屋也是,我覺得這個方案很好,因為這個建築有很多人使用,也有很大的社會價值。他們思考在如何用這個建築時,不是以自己想法出發,而是大家一起去想。」

邱良,《媽姐》,1963年,照片由攝影畫報提供。

曇花一現的建築方案

吳永順也有參與提供中環街市的設計方案,據他表示,市建局從十多個計劃書中選出四個,然後做公眾諮詢,問大家希望街市將來有什麼用途,最後他所在的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AGC Degign Ltd)的漂浮綠洲(Urban Floating Oasis)設計得到最多市民支持。他說,漂浮綠洲的設計較多互動、創意成份也較多。

「大家覺得中環街市應有多些綠色空間,但到我們真正研究結構時,發覺這有一定難度,因為樹、泥土、水都有重量,原有建築物的結構無法支撐這些東西,就算在原有的建築物上種樹,也需要將舊有結構加固。當結構要加固時,我們也想有創意成份,希望既能保留舊建築物,像外牆、橫向窗戶、 長方形中庭、水磨石樓梯及部份攤檔等定義特徵元素都會保留,也會加入新元素,所以最後我們拿走最頂那層,利用懸臂式結構去加高,讓加建上去的綠洲看起來像浮起來,這樣21世紀與20世紀新舊建築之間的空間感覺也有對話。」

決定漂浮綠洲計劃後, 市建局再拿去招標, 最後還是選擇吳永順的建築公司。「當時市建局要求落標時與外國公司合作,於是我們找來日本建築大師磯崎新(Arata Isozaki),他將我們原本設計變得更簡化,讓整個建築的風格及定位更清晰。」

簡單化後的設計方案,看起來像一個裝在玻璃箱裡的綠洲,在四周都是高樓大廈的中環,可以作為城市的呼吸空間。中西區關注組發言人羅雅寧也認同中環街市應該活化為公共空間,但她認為設計的高度遠遠超過規劃署設定的高度限制(即四層或現有高度,後來城規會放寬高度限制),是有違規劃原意的。「整個設計破壞街市原本的建築,將街市貶低為漂浮綠洲的一個基地,裡面的大多數攤檔也沒有得到保留,沒有尊重街市的歷史。」

麥烽,1960年代。

結果,談論多年的漂浮綠洲計劃,最終並沒有出現,中環街市的外觀大致上保留。裏面據悉有1,000平方米的公共空間,以及連接中區至半山自動扶梯的24小時行人通道及公共洗手間。

市區重建局在2021年初公布,中環街市活化項目的營運合約,將由華懋集團旗下的公司營運,為期十年,預計2021年第三季開始首階段營運。何教授則指出,街市在所有國家都是最好、最活躍的社區中心,它的社區價值是無法代替的,如何讓新的中環街市維持舊有的那種氣氛,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原文見於2013年《號外》雜誌,再作修改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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