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豔色——何藩的電影世界

著名攝影師何藩(1931-2016)以充滿光影詩意的舊香港照片為人所認識,其實他也是一名演員及導演,執導逾二十部電影,更曾擔任台灣金馬獎評委。非牟利藝術團體REEL TO REEL INSTITUTE最近策劃專題節目「再現.重構——何藩的文藝艷色」,播映多部何藩導演的作品,包括揉合驚慄、懸疑和情色的《淫獸》(1978)、台灣文藝奇情片《時代之風》(1990年台灣公映)、九十年代情色名作《我為卿狂》(1991),以及何藩最後一部導演作品《罌粟》(1994)等。

何藩最後一部導演作品《罌粟》(1994年)。

有「光影魔術師」的何藩,電影導演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大學時期,他與羅卡、石琪、吳宇森、章國明等電影人認識,更與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大學生活電影會」,也會為看過的藝術電影寫下影評。當時他眼見電影製作公司尋找新演員,曾經學習過演戲的他決定一試,渴望成為「香港費里尼」的他,1960年加入邵氏電影公司時,其實是想當導演。然而,當時邵氏需要的是演員,他心想演員一樣可以學習電影製作的過程,更何況著名導演李翰祥也曾是演員出身,令他覺得可循此路勇闖影壇。

當時他與邵氏簽約八年,參演過《不了情》(1961)及《宋宮秘史》(1965)等電影,當然最出名的角色是扮演唐僧,當時青靚白淨的他,接連參演《西遊記》(1966)、《鐵扇公主》(1966)、《盤絲洞》(1967)及《女兒國》(1968)等作品,還登上過不少明星雜誌。 經歷過演員階段,何藩的演藝事業相當順利,但他心裡仍然想成為導演。

短片《迷》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

1961年,他曾擔任電影《燕子盜》的副導演,也曾製作過黑白無聲短片《大都市小人物》(1963),所以當演員的合約結束後,他決心實現導演夢。他曾說,在鏡頭後才可尋回真正的自己,他十分嚮往導演的工作,1969年,他與孫寶玲一同執導的短片《迷》已獲得不錯迴響,成功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從而開始二十多年的導演生涯。

雖然何藩有多年演戲經驗、擅於講述故事,更是出色的攝影家,然而令他在電影圈成名的卻不是這些,而是三級片導演的頭銜。1972年,他更以《血愛》開始唯美文藝片與情色片生涯,及後執導《春滿丹麥》(1973)、《長髮姑娘》(1975)、《初哥初女初夜情》(1977)及《三度誘惑》(1990)等逾廿部影片,後者是香港第一套票房過千萬的三級電影,不過要數最出名的,以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也令他的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

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令何藩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

何藩後來曾坦言,自己並非喜歡執導豔情片,只為搵食而製作,以色情內容或暴力做賣點的三級片往往得到觀眾青睞,反而認真製作的藝術電影相對少人問津。可以的話,他寧願創作實驗及藝術電影,他曾以有限資金在台灣執導文藝片《台北吾愛》(1980),結果叫好不叫座,票房很一般,後來甚至不能在香港上映。如此一來,就更沒有人願意投資他的藝術電影,何藩無奈向現實低頭,只能跟隨投資者的口味。1992年,台灣金馬獎曾想委任他為評委,當時也曾引來爭議,最後他成功擔任評委,可見他的地位不只是三級片導演。

REEL TO REEL INSTITUTE形容何藩的電影勇於實驗,「以豐富的影像和聲音設計,營造巧妙特殊的情境和構圖,把文藝信念、通俗故事呈現得極具藝術風格。他的情色電影回應時代的情慾想像,不避塵俗,又超乎其外;勾劃胴體線條、造型和動態之美,仿如活動藝術攝影,推動香港情色電影發展,且能自成體系。」

雖然何藩曾說過,在演員、導演及攝影師三重身份中,最喜歡的仍是攝影。然而這並非意味他的電影創作不重要,「再現.重構——何藩的文藝艷色」的特別放映,正好讓港人重新認識何藩幾乎被遺忘的電影之路, 重溫他的文藝、艷色及唯美的光影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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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Eggleston 唱片封套的繆斯

唱片封套是音樂的視覺表現,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歌手們更會邀請攝影師或設計師操刀專輯封面。現年81歲的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在這方面可謂奇葩,他從未主動為歌手拍攝專輯封套,但數十年來,卻有許多樂隊及歌手相繼將他的照片用作唱片封面,他更被人打趣地形容為「King of the Album Cover Photo」,究竟他的作品有何獨特魅力呢?

1973年,William Eggleston在任教哈佛大學時發現一種新的沖印方法——轉染法(Dye Transfer),這種方法能加強照片的色彩效果,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之一《The Red Ceiling》就是以此沖印而成,紅色的天花板色彩飽和,充滿視覺衝擊力。照片翌年被美國搖滾樂隊Big Star用作《Radio City》的專輯封套,從此開始,他的照片便成為唱片封套的繆斯。

《Radio City》推出時,William Eggleston尚未成名,1976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彩色攝影展後,他才開始聲名大噪,Big Star一早選用他的照片,固然是有淵源。音樂主音Alex Chilton與攝影師同樣生於南部城市孟菲斯,紅色天花板的照片就是在當地的TGI Friday’s餐廳拍攝,作為後輩的Alex Chilton十分喜歡他的作品,後來樂隊解散後,Alex Chilton在1979年推出《Like Flies on Sherbert》,專輯封套照片同樣來自William Eggleston。1993年,Big Star重組樂隊後,推出live album《Columbia: Live at Missouri University 4/25/93》,專輯封面的白色天花板照片《Untitled, Washington D.C., 1990》,仍源自這位孟菲斯同鄉的鏡頭。

蘇格蘭樂隊Primal Scream同樣對William Eggleston的作品情有獨鍾,1994年的《Give Out But Don’t Give Up》專輯封面,照片剪裁自他的「Troubled Waters」系列;2006年推出的單曲《Dolls》及《Country Girl》,同樣選用他的照片,後者曾被Chuck Prophet用作《Age of Miracles》專輯封面——這張躺在草地上女孩的照片(1975年),連美國導演Sofia Coppola首次見到時也被深深吸引。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美國搖滾樂隊Jimmy Eat World的《Bleed American》、The Derek Trucks Band的《Soul Serenade》、Silver Jews的《Tanglewood Numbers》等專輯,以及Joanna Newsom的EP《Joanna Newsom and the Ys Street Band》等等。

或許值得探討的是,為何三十多年過去,仍有音樂界對他的照片仍興致勃勃?誠然,William Eggleston在攝影界是響當當的名字,他成長在孟菲斯的經歷也息息相關。眾所週知,這座南部小城是傳奇歌手貓王及藍調音樂的故鄉,孕育出許多出色的歌手,他跟許多當地的音樂人相當熟稔,當中包括Big Star。由Alex Chilton帶起的這股潮流,後來似乎成為音樂界的不成文傳統。

撇除這些外在因素,William Eggleston的照片其實也散發出一種情緒,房間裏的物件、道路上的荒蕪,這些照片的構圖放諸當下或許平平無奇,但當時他用彩色菲林的視角記錄生活的日常瞬間,在那時卻是有特殊意義的。William Eggleston被譽為彩色攝影先驅,相比起黑白攝影,他覺得色彩是一種能呈現出時代感的載體,也能紀錄時代的變化,在他的照片裏,能夠窺見美國南部城市的印記,或許這才是吸引眾多音樂人的原因吧。

原文見於SPILL HK

二戰經典相片 「硫磺島升旗」

10月9日是美國攝影師Joe Rosenthal(1911-2006)誕生110週年,他最廣為人知的照片,是1945年拍攝的《硫磺島升旗》(Raising the Flag on Iwo Jima)。相片捕捉六位美軍士兵在日本硫磺島摺鉢山(Mount Suribachi)豎立美國國旗的情形,成為二戰的經典照片,也獲得當年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Pulitzer Prize for Photography)。

生於華盛頓特區的Joe Rosenthal,在美國大蕭條時期對攝影產生興趣。1932年,21歲的他前往三藩市為《The San Francisco News》擔任攝影師記者,後來成為美聯社攝影師。1944年,他跟隨美國陸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太平洋戰區擔任戰地記者,拍攝硫磺島等戰役。二戰後,他在《三藩市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任職攝影師35年,直至1981年退休。

1945年2月19日,美軍進攻硫磺島,四天後攻下摺鉢山,並在山頂插上美國國旗。當時Joe Rosenthal尚未身處山頂,拍攝下這張照片的是海軍陸戰隊雜誌《Leatherneck》攝影記者Louis R. Lowery。豎旗國旗後不久,現場發生一輪槍戰,一枚日軍的手榴彈在攝影師不遠處爆炸,雖然Louis R. Lowery並無大礙,不過相機卻已損壞,無奈終止當日的拍攝任務。

出乎眾人意料的是,由於這幅旗幟尺寸太小,軍方高層要求換上一幅更大的國旗,這也為後來的士兵身分爭議埋下伏筆。兩個多小時後,執行第二次插旗任務的士兵分別有Harlon Block、Michael Strank、Franklin Sousley、John Bradley、Rene Gagnon及Ira Hayes。這時Louis R. Lowery已不在現場,拍攝下這個歷史性瞬間的,是美聯社攝影師Joe Rosenthal,而另一名攝影記者Bill Genaust則負責拍攝短片。

當局眼見這張照片深得人心,隨即將照片製成海報,並將存活的三名士兵送回國內,用來推銷戰爭債券募集資金。他們被塑造成戰爭英雄,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情擁戴,連日來更在逾三十個城市籌得263億美金。面對別人的歡呼及對戰場的一次又一次回憶,對他們卻是一種折磨,因為他們明白,真正的英雄大多已葬身硫磺島。

這個故事被海軍醫護兵John Bradley的兒子、美國作家James Bradley及另一位記者作家Ron Powers寫成歷史小說《Flags of Our Fathers》,此書被《紐約時報》評為2000年暢銷書。書籍出版後不久,夢工廠電影公司買下出版權,並由Clint Eastwood在2006年執導成同名電影《戰火旗蹟》。電影在硫磺島戰場及推銷戰爭債券的畫面之間不斷來回切換,同時凸顯出三名士兵的內心矛盾。

當時參與巡迴活動的三位士兵,除了印地安人士兵Ira Hayes,其餘兩位並沒有真正出現在第二張升旗照片中。John Bradley曾出現在第一張照片中,後來被他的身分被證實是海軍下士Harold Schultz,通訊兵Rene Gagnon的身分是另一名海軍下士Harold Keller,而Harlon Block則被錯認為是出現第一張升旗照片的Henry Oliver Hansen。其實,當時軍方高層也知道部分士兵的身分不符事實,奈何為銷售戰爭債券,此事最終不了了之。或許對當時的他們而言,募集資金才是當務之急,後來海軍陸戰隊才調查及證實所有士兵的身分。

《硫磺島升旗》不但影響美國人,同時鼓舞遠在歐洲的蘇聯攝影師Yevgeny Khaldei。當時他很想拍攝戰場上紅軍旗幟飄揚的照片,不過由於當時缺乏真正的旗幟,他還拜託叔叔用紅色桌布縫製出一面臨時的蘇聯旗幟前往柏林。當他第一次舉起這面旗幟時,並沒有攝影師拍攝這個畫面,數日後,當蘇聯佔領柏林國會大廈後,他找來三位士兵前往柏林國會大廈樓頂,拍攝下這幅勝利旗幟飄揚的照片,成為歐洲戰場的標誌性相片之一。

PS:美國時間2024年7月13日在出席演講活動時遭受槍擊,許多人將美聯社記者Evan Vucci拍攝的照片比喻為還原「硫磺島升旗」,從而令這篇文章的瀏覽量大幅增加,這也是令我始料不及的。

00後攝影師凌文滔 《留住一切,親愛的》

已故英國評論家John Berger在其著作《留住一切親愛的》中,書寫世間的苦難引起讀者共鳴,透過釋放內心的關懷與溫暖,讓人們看見美好的一面。本地攝影團體Menos年輕攝影師凌文滔(Axel Ling),最近推出首本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同樣以其著作為名,不同的是他以影像代替文字,呈現出內心的脆弱與憂傷,在黑白反差的城市快照中,釋放出無以名狀的情緒。

凌文滔(Axel Ling)首本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

年僅二十歲的Axel,千禧年出生於南美法屬圭亞那,兒時參觀過當地著名的圭亞那太空中心,令他曾夢想成為太空人。九歲時,在當地開設超市的父母打算退休,於是帶著他回到香港。來到地球另一端,令他感到始料不及的不是密集的高樓大廈及繁忙的街道,而是功課繁忙的教育模式,每晚做到九、十點才能完成。原本參與戲劇的他,在十六歲時接觸攝影,覺得這個媒介更適合表達自己。「那時對攝影的印象,僅僅片面地停留在廣告影像及《國家地理》雜誌等風光旖旎的照片,在相機廣告的『洗腦』下,也曾誤以為只有好相機才能拍攝出好照片。」

令他突破這種思想框架的人,是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那種高反差、失焦及模糊的風格,對他有很大震撼,「原來攝影可以這樣拍攝!」他買來一部二手Ricoh GX200相機,漫遊在街頭,同樣以黑白、粗微粒的風格表達個人情緒,「黑白照片給人的感覺較抽離,相比起森山大道,我的情緒、風格並不像他一般強烈。」

凌文滔想用相機留住珍惜的一切。

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收錄的是他近兩年拍攝的照片,「那時剛考完DSE,準備離開香港到英國升學,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對未來充滿未知,這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促使我不斷拍攝,想用相機留住珍惜的一切。」攝影集不乏他在香港拍攝的照片,街頭的廣告影像、城市的輪廓,營造出躁動不安的情緒。在水塘旁邊,他用左手抓緊水中的枯葉及泥土,好像正在緊緊抓住某些失去的事物。

除了他在倫敦藝術大學修讀預科時於英國拍攝的影像,還有因為英國疫情而選擇在波蘭首都華沙過境停留時所拍攝的照片。「那段時間即使我已離開香港,但仍時刻心繫這片土地,有時在國外看到某些事物,也不禁想起香港。」在經歷過戰爭蹂躪的波蘭,他拍攝的墳墓或街上見聞,同樣瀰漫著淡淡的悲涼或憂傷氣息。

在水塘旁邊,他用左手抓緊水中的枯葉及泥土,好像正在緊緊抓住某些失去的事物。

不論是在香港、倫敦或華沙拍攝的照片,均是模糊而朦朧的,令人無法輕易辨別拍攝地點。這某程度上也象徵他混沌的內心世界,不論身處何地,那段日子的內心總有一種不捨得離開的感傷。完成攝影集後,當他一頁頁翻著照片,過去的情緒湧現眼前,不禁潸然淚下,而攝影集正代表這一階段的自己。刻下的他,正前往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影視學院(FAMU)深造攝影。

完成攝影集後,當他一頁頁翻著照片,過去的情緒湧現眼前,不禁潸然淚下,

Axel認為,攝影集不僅是他對過去的總結,同時也鼓舞更多人推出攝影集,「香港在這方面的風氣並非很成熟,既然我也能推出攝影集,其他人比我更有經驗,我希望能鼓勵更多人出版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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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tles經典唱片《Abbey Road》是如何拍攝的?

1969年9月26日,The Beatles發佈專輯《Abbey Road》,這是首張沒有在專輯封面寫上樂隊及專輯名字的唱片,四人在斑馬線的照片更成為搖滾樂史上的經典。

專輯封面由蘇格蘭攝影師Iain Macmillan操刀,他曾為小野洋子拍攝展覽,後來經她認識John Lennon,後者邀請他為專輯拍攝照片。由於The Beatles在位於倫敦Abbey Road的EMI Studios完成大部分的錄音工作,所以他們決定以這條街道來命名這張專輯,照片也在Abbey Road的斑馬線拍攝。

最初兩張照片裏的Paul McCarthy穿著涼鞋,動作也不一致。
第三、第四張相片後面的紅色巴士及汽車太搶眼,步伐同樣不一致。

拍攝時間是同年8月8日中午,其實是為了避開熱情的歌迷,因為歌迷們知道The Beatles通常下午兩三點才會出現在錄音室。由於要在馬路中間拍攝,當日還有一名警察管制交通,攝影師站在馬路中間的梯子上,在短短約十分鐘的時間,共拍攝六張照片。

John Lennon、Ringo Starr、 Paul McCartney及George Harrison四人往斑馬線左右兩個方向分別走過三次,最初兩張照片裏的Paul McCartney穿著涼鞋,第三、第四張相片後面的紅色巴士太搶眼,其他的照片也總會出現行人,或者步伐不一致,最終他們選擇動作一致的第五張照片,作為第十一張專輯的封面,在這張照片中,赤腳的Paul手中正拿著香煙。

第五張(圖左)最完美,成為《Abbey Road》專輯封面。

拍攝完專輯封面後,攝影師以Abbey Road路牌作為專輯的Back Cover,當他按下快門時,剛好有位身穿藍色裙的女生經過入鏡,據悉攝影師當時很生氣,但最後仍挑選這張照片。翌年,The Beatles解散,《Abbey Road》被許多歌迷視為最後一張專輯,因為《Let It Be》在樂隊解散後才發行,錄製時間也比《Abbey Road》更早。

1993年,攝影師再次回到Abbey Road的斑馬線,拍攝牽著牧羊犬的Paul McCartney,再結合1969年拍攝的照片進行數碼合成,作為其《Paul is Live》的專輯封面,專輯名稱似乎也在回應「Paul is dead」的都市傳聞。

1993年,攝影師以《Abbey Road》為靈感進行二次創作,作為《Paul is Live》的專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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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偉良:「舊照片是集體回憶 」

著名攝影師翟偉良(1942-2021)日前逝世,終年79歲。

翟偉良1960年代中開始攝影,逾半世紀以來,一直樂此不疲地記錄香港的點點滴滴,不論是城市風貌、勞動階層、昔日行業、傳統節慶,以及街頭巷尾的人生百態,一一被他的鏡頭攝下。

生於東莞的翟偉良,年少時已對攝影及黑房有初步認識,十五歲時來到香港,1959年加入香港政府工作,1993年退休並獲優良服務獎。1964年,他在大會堂見到攝影展覽的漂亮照片後大受啟發,決定參加教育署舉辦的免費攝影班,師承鄧雪峰老師(與何藩、黃貴權等攝影師份屬師兄弟),這才開始認真地拍攝。

翟偉良的照片,有沙田河填海的畫面、有石硤尾的天台學院、駱克道的運貨三輪車伕、汽車排隊在中環統一碼頭準備過海的情形,可謂記錄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當時家住九龍城的他,聽到消防車的聲音,便衝到附近的九龍城寨拍攝救火現場,城寨裡環境擠迫,有許多非法經營的牙醫,火災事故時有發生。

翟偉良只在週末或公眾假期出動,拍攝大自然與昆蟲、小朋友與街頭面貌,還有跑馬賽事,連當年邵氏公司開放給公眾拍攝明星的活動,他也沒錯過。堅持拍攝多年,他說攝影只是個人興趣,當年曾有人打本給他做沖印及婚紗攝影,但他覺得當興趣變成工作,反而不自在,反而每個星期外出拍攝更開心。難怪逾半世紀以來,他一直樂此不疲地拍攝至今。可惜的是,多年前他曾待在英倫數月,結果家中漏水,逾千張相片就此報銷,可謂損失慘重。

2004年,他發起首屆《黑白情懷》展覽,聚集顏震東及周潤發等攝影愛好者,展出眾人手工製作的寫實照片。展覽的反應非常熱烈,及後變成幾乎每年一度的活動,至今共舉辦十多屆,漸漸有很多新面孔及年輕人加入,令更多人感受到黑白攝影的魅力。

當時為參加展覽,他徹底搜尋過去拍攝的黑白底片,最終找到兩百張攝於1964年至1970年間拍攝的照片。這些影像題材豐富多元,既有街頭巷尾的生活瞬間,也有體育活動、工展會、寶蓮寺等畫面。為了不讓這批照片被遺忘,他因而萌生舉行展覽的念頭,結果在2006年舉辦《獅子山下 1964-1970攝影作品集》。

2009年,港鐵為慶祝三十週年,正在尋找香港舊照片,讓市民了解地鐵未通車前的模樣,翟偉良是當年罕有踏足十八區拍攝的攝影師,照片固然非常適合,當時他還找來幾位朋友供應照片,令影像更豐富。不知情的人或以為港鐵公司給予他豐厚報酬,實情上翟偉良眼見照片不是商業用途,算是社會公益活動,結果分文不取,只要求列出攝影師名字。

「我覺得這些照片是集體回憶,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這些照片,我求之不得,總好過將菲林藏在床下底。 」

圖片由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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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潔宜  卯時曙光下的香港地標

卯時,即早上五時至七時,是黑夜離去、黎明來到的時刻,意味著新一天的開始,晨曦的曙光也象徵著希望。這月落日升的微妙時刻,正是人們睡夢正酣時,香港攝影師唐潔宜卻選擇起早摸黑,帶著雙鏡反光相機前往香港不同的地標或紀念碑,這些地方或多或少見證過本地社會事件,在晨光熹微之際,她嘗試以抽離、平靜的角度記錄當下的感受。

唐潔宜在2009年開始接觸攝影,她曾參與過不同聯展,《卯時》的出現,對應的正是2014年參與的攝影聯展《子時》,她說在特定的時間內拍攝有一定考驗,畢竟在卯時發生的事情並不多。經歷過一連串社會事件,近年的香港喧囂不已,眼見這座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變得越來越陌生,她既感到無奈,同時也充滿無力感,唯有在深夜和清晨才有片刻的安寧。

在沉澱思緒過後,她選擇在清晨來到「地標」前,例如是和平紀念碑、維園女皇銅像、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禮賓府、中山紀念公園和高鐵地盤等,這些地方象徵著權力、歷史和某些社會事件,對唐潔宜及許多香港人而言,同時也參雜著情感或回憶。在她鏡頭的審視下,相片裏四野無人,從維園、從政總到終審法院,過往曾令人傷心或茫然之地,在卯時的晨光下,此刻卻一片寧靜,促使觀者以另一角度重新反思它們的歷史意義和存在價值。

這系列作品攝於2016年至2021年,第一天拍攝的日子是2016年6月4日,她來到熟悉的維園,當時曾有「不再悼念六四」的呼聲,令她有些傷感。維園的一端被鐵馬圍住,另一端則有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巨幅橫額,在空曠球場的襯托下,一切顯得很平靜,聯想起日前被迫解散的支聯會,更顯得尤其不真實。

香港是名副其實的「鐵馬圍城」,許多標誌建築物時常可見鐵馬或水馬圍著,在2019年的社會事件過後,連行人天橋也被鐵絲網團團圍住,成為一種「新秩序」,一般人無可奈何,只能默默穿過壓抑的鐵籠。唐潔宜的鏡頭穿過鐵絲網,審視著遠處海底隧道入口的政府宣傳橫額,一句「國家安全,護我家園」,彷彿一切已成定局?

展覽的最後一幅照片,是被鐵絲網圍著的行人天橋,天橋的盡頭是一棵綠色的植物,彷彿象徵著走過牢籠之後,就能見到希望及出路。唐潔宜透過卯時的晨光,提醒並期許香港終會見到一絲曙光,「因為無論情況怎樣令人沮喪,我們也不能失掉希望,特別是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 

卯時

日期:即日至2021年10月3日

時間:11am-1pm, 2pm-6pm (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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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IA》——亞馬遜雨林的守護者與原住民的文化習俗

亞馬遜雨林橫跨九個國家,當中有六成面積在巴西境內,在1500年西方人到達之前,這個面積是法國八倍的土地,曾生活著500萬人。隨著巴西南部的移民不斷遷入雨林,導致森林減少,新建的公路方便運輸樹木以及尋金,然而外來人口同時也帶來麻疹、瘧疾和流感等,導致很多原住民死亡。

而今,這片土地僅生活著約37萬人,他們來自188個部落,說著150種不同的語言,當中至少有114個部落從未與外界的人聯絡,最少部落的連一百人都不到,可謂與世隔絕。儘管生活在同一片熱帶雨林,這些原住民的生活及習俗不盡相同,大部分部落之間基本上不相往來,由於地理位置不同,他們也迎來不一樣的命運。

史詩式的創作手法

現年77歲的巴西攝影師Sebastiao Salgado,用六年時間拍攝亞馬遜雨林,記錄這片森林、河流、山峰以及居住在裏面的人,探訪分散在巴西各地的12個原始部落原住民,包括Yanomami、Ashaninka、Yawanawa、Suruwaha、Kuikuro、Macuxi等等,拍攝他們如何捕獵、捕魚、跳舞、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結,還有原住民的人體繪畫技藝、薩滿信仰等傳統儀式。今年,他將相片結集成攝影集《AMAZONIA》 ,既記錄這些原住民的文化、習俗,也是向這片土地的守護者致敬。

自小在巴西的鄉村地區成長,Salgado十分崇敬大自然,也造就他日後充滿人文關懷的攝影風格。他關注的議題多元,擅長對拍攝題材進行深入記錄,1986年推出的第一本書《Other Americas》,用七年時間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等國家拍攝;《Workers》用六年時間拍攝,記錄26個國家的勞動階層;《Migrations》在35個國家拍攝因戰亂、災害等造成的移民,歷時近七年。《AMAZONIA》延續他的史詩式創作手法,用六年時間記錄這片全球最大的熱帶雨林。

Salgado向來對原住民文化有濃厚興趣,1986年,他首次踏足亞馬遜,拜訪巴西境內最大的部落Yanomami,四萬人口中有三分一居住在委內瑞拉的邊境附近。當時攝影師曾感到很不安,覺得與他們或有所隔閡,短短幾個小時後,當他感受到自己被原住民接受時,即時喜行於色。踏足過世界各地,他覺得與原住民合作最開心,因為這裏可以了解到數千年前人們的生活。美洲原住民是大約在兩萬年前從白令海峽穿過來的亞洲人,16世紀歐洲人殖民美洲後,大量原住民死亡,數百年下來,由於歐洲人與原住民的結合,也衍生出許多混血兒。

同一片雨林 不一樣的原住民文化

多年來,他接觸的原住民文化很不一樣,有些完全與世隔絕,只與「巴西原住民基金會」(FUNAI)聯絡,用弓箭及吹箭捕獵,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全裸的。有些曾有外界聯絡的,例如Yanomami部落,在1980年中期,四萬名挖金者「入侵」部落領土,導致他們的習俗也被改變,現在大多已穿上衣服,但依然保留傳統的儀式。

許多原住民部落均有獨特的信仰或傳統,例如Upper Xingu部落拒絕食用熱血動物,他們相信這會導致人們變得暴力,日常主要靠魚、陸龜、蛇等動物補充維他命,所以會圍繞著湖邊居住。他們很注重乾淨,每天沐浴數次,早上更會進行兩三小時浸浴。Suruwaha部落有崇拜青年的「信仰」,年輕人不論喜怒哀樂,都會在熱帶雨林尋找一種叫timbo的樹根毒汁,飲用後在親人的懷中窒息身亡。在我們看來,這無異於自殺,但他們卻不是這麼認為,覺得生命只是被植物的靈魂熄滅了,而年輕的往生是很神聖的。2016年,Salgado原本要探訪這個部落,當時正因部落有六位原住民咀嚼timbo身亡而延遲。

Salgado每次探訪部落的旅程絕不簡單,他與「巴西原住民基金會」聯絡合作,請他們擔任嚮導及翻譯,團隊中還有人類學家、雨林專家、廚師及船夫,還有經驗豐富的登山導遊Jacques Barthelemy相隨。他們要自備食物,自備用太陽面板為相機充電,進入雨林前甚至要隔離,以免傳染給當地人任何疾病。探訪部落時,他總會為當地部落帶上需要的物資示好,探訪Korubo部落時,還送上兩艘大船,可見拍攝前的準備功夫有多繁複!他說,一張好的照片在於攝影師與被攝者的關係,拍攝時他會先投入被攝者的生活方式,與他們一起生活,讓他們適應鏡頭的存在,然而才會進行拍攝。

《AMAZONIA》對世人的警示

《AMAZONIA》一書由其妻子Lelia Wanick Salgado負責編輯及設計,內容十分有心思,書籍開端是從高空拍攝的蜿蜒河流及山峰,宏觀地呈現出亞馬遜的面貌及各種自然景觀,一如Salgado以往高反差的黑白作品,戲劇性的光影令相片十分震撼,令人讚嘆這片土地的美麗及壯觀。鏡頭一轉,畫面從大自然景觀轉移到生活在這片雨林裏的人,不僅拍攝他們生活及捕獵的畫面,也為他們拍攝家族肖像。Salgado帶上6×9米的大帆布,用作拍攝肖像的背景,將他們從繁盛的熱帶雨林抽離出來,藉此更好地呈現他們日常裝扮。這些人像照片充滿美感,仔細留意畫面,每個部落的人體繪畫圖案都不盡相同,有的原住民還在嘴巴穿上小木條。

這種多元的文化,正如他之前的攝影集一樣,背後也帶出另一重要訊息,如果我們沒有愛護好身處的環境,這些原始而美麗動人的風景,有一天或許會慢慢消失。畢竟,在這片廣袤的熱帶雨林裏,有人匿藏在此地販毒、販賣武器,故意放火的例子也不是新鮮事,被稱為地球之肺的熱帶雨林,近年已逐漸減少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AMAZONIA》一書,某程度上也是對世人的一種警示。

圖片來源:Sebastião Salgado / Amazonas Images / Ta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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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攝影師捕捉不一樣的九一一襲擊事件

發生於2001年的「九一一襲擊事件」,今年剛好20週年,相信大家對事發經過仍歷歷在目,這裏也就不再重述歷史,倒是想透過四位攝影師的鏡頭,從不同角度去描述這一歷史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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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pse of south tower of World Trade Center—by James Nachtwey

先來說James Nachtwey的作品,事發時他正在家中閣樓,望見不遠處的世貿中心正在著火,不久後第二架飛機撞往另一棟大樓,這位戰地攝影師立即意識到這是一種戰爭行為,他馬上為相機裝上菲林,往著火的大樓跑去,拍攝下South Tower倒塌的一刻。他說現場環境就好像一條瀑布從天而降,視覺上很震撼,然而他很快意識到,若不離開的話將會命喪瓦礫下。當時他衝進了對面街的酒店,一瞬間後眼前一片灰暗,幾乎被灰塵窒息。死裡逃生的他,當日仍一直在現場附近拍攝,紀錄下這一影響深遠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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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lling Man by Richard Drew

911當日許多人都拍攝了飛機撞往大樓、著火燃燒的畫面,美聯社攝影師Richard Drew拍攝的這張照片很平靜,沒有絲毫血腥場面,卻比其他影像震撼得多,成為整個911事件最震撼的一張照片。當日他得悉世貿中心出事之後,便趕往現場拍攝,當他拍攝大廈時,見到有人從大廈裏面跳出來,他下意識地拿起相機拍攝跳下來的人,連續拍攝了很多張。畫面中的男人恍如一支箭似的直墜,其實他一直在空中翻滾,攝影師當時也不知道拍攝到這張照片,回到公司後才發現捕捉了那個畫面。照片在全世界引起極大迴響,兩年後《Esquire》雜誌作者在文章中用「The Falling Man」來形容這張照片,於是才成為了這幅照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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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omas Hoepker @ Magnum Photos

Magnum Photos攝影師Thomas Hoepker拍攝的這幅照片,是911事件中最受爭議的影像。當時他見到世貿中心濃煙滾滾,便駕著汽車去尋找更近的拍攝角度。他在車裏看到一群年輕人坐在海傍,在陽光下很輕鬆歡樂地聊天,絲毫沒有理會身後的大廈正在冒煙,他們的神色自若與佈滿濃煙的世貿中心形成強烈對比。 當時他並不覺得這張照片很有趣,所以一直沒有公開,直至2006年,一位策展人重看其舊作時才發現這張作品。照片在雜誌刊登後隨即引起很大爭議,人人大罵這幾名年輕人冷酷無情,照片中人後來澄清當時他們也很震驚,只是攝影師曲解了當時的場景,還譴責攝影師的偷拍行為。

View of Lower Manhattan from a Brooklyn Heights rooftop. ©Alex Webb / Magnum Photos / IC photo

恐襲的銷煙與母親的溫柔並存 Magnum攝影師Alex Webb的911回憶

馬格蘭攝影師Alex Webb以充滿活力及色彩豐富的街頭照片為人所認識。他有出色的觀察力,每張照片均充滿錯綜複雜的元素,鮮豔的顏色充滿視覺衝擊,形形色色的人物與背景交錯在一起,複雜卻不紊亂,這種多層次的光影效果與構圖,也成為他作品的特色。

2001年9月11日上午,居於布魯克林區的Alex Webb起床後如常到公寓樓下取報紙,得悉有飛機撞向世貿中心後,他慌忙回到家打開電視,正好見到第二架飛機撞向大廈的駭人場面。當時他正準備帶著相機外出拍攝,同是攝影師及詩人的妻子Rebecca Norris Webb也想一同前往,考慮到她並沒拍攝衝突場面的經驗,他也猶豫不決。在混亂和不確定性中,二人選擇待在一起,並用相機作回應。

當時他們來到東河岸邊的Brooklyn Heights,那時渡河大橋已經封閉,無奈之際,旁邊大廈一位女士見到兩人身上的攝影器材,邀請他們到大廈天台。不遠處曼哈頓下城區的天空煙霧瀰漫,Alex Webb留意到眼前有位媽媽正在安慰嬰兒車裏的襁褓,他本能地將母親的溫柔與災難性的畫面一同定格,這也是他整天拍攝的第一張相片。多年後他回想這個畫面,指出如果當時沒有妻子陪伴,那位女士不一定會邀請他進入大廈,自己也未必能拍攝這張特別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