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傭變攝影師 Xyza:家庭傭工就像空氣

「活着如風」,多麼有詩意的字句,然而放諸家庭傭工議題,卻份外顯得諷刺。「家庭傭工就像空氣,很重要卻看不見,呼吸着卻很易被忽視。」WMA委託計劃得主、31歲的Xyza Cruz Bacani也曾在港當女傭,在她的家鄉菲律賓,海外傭工被稱為「新英雄」,但許多女傭來到香港,卻成為了隱形人。熱愛攝影的她三年前決定當一名自由攝影師,作品聚焦移民及人權等議題,最近她舉辦展覽及發佈新書,名字正是「活著如風」(We Are Like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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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放着一堆小盆栽,圍繞着盆摘的是Xyza家人的照片。

慶幸僱主借錢買相機

展覽現場放着一堆小盆栽,提醒人們呼吸是甚麼,圍繞着盆栽的是她家庭的照片,媽媽為了賺錢養家庭,在她9歲時來港做家庭傭工,19歲那年她也來港踏上女傭之路。香港現約有37萬家庭傭工,當中大半是母親,骨肉分離的故事幾乎每日重複上演,香港是這些「新英雄」的悲情城市。「所有的問題都是從自己的國家開始,一個媽媽如果能生存,是永遠不會離開自己的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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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家庭傭工是僱員以上、家人未滿,Xyza慶幸自己與媽媽共同為一個富裕家庭工作,與僱主雷太太的關係也十分融洽,當年正是她借錢給自己買相機,令她踏上攝影之路,成為攝影師後,雷太太還僱用了她弟弟。在香港工作近十年,她也明白女傭們的處境,「最常見的還是空間問題,這也是所有香港人面對的問題。」香港人居住面積細小,許多女傭被迫要睡地上甚至廁所,有些好心僱主願意為她們另覓住處,但礙於違反外傭留宿政策,也是無可奈何——展覽現場角落的一張地鋪,直指這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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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離譜的,還有如幾年前Erwiana一樣的被虐待事件,其前僱主羅允彤最近提早獲釋,Xyza說起仍帶着失望與不忿。儘管如此,她覺得香港的家庭傭工狀況仍有循序漸進(baby steps)的改善,最新的外傭工資是4,520港元,這是她們在家鄉的兩至三倍工資,加上香港人口老化,對家庭傭工的需求也越來越大,許多政策其實都應與時並進。

 

Josefa為兩代人湊女

別誤會,「活著如風」其實並非對外傭問題的控訴,而是透過記錄家庭傭工的生活面貌,去令人關注及反思僱主與外傭的關係。Xyza曾在紐約、新加坡及阿布扎比等地拍攝人權及移民議題,關於香港家庭傭工的作品,她早於2014年已開始拍攝,把鏡頭對準她們的喜怒哀樂,不過這次展覽她更想呈現的,不僅女傭與僱主的關係,還有她們與家人的細膩情感。其中一個最令她感動的故事是JosefaAdaJosefaAda年幼一直照顧她至成長,直至她結婚後退休回鄉,兩年前Ada誕下女兒,Josefa又在來港照顧Ada女兒,更視她為自己的小孫女。不僅如此,她還跟隨某些拍攝對象,回到她們的家鄉拍攝,去呈現兩種不同的生活,展覽現場展示了她們與家人的親密來往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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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fa曾照顧年幼的Ada,現又照顧Ada的女兒。Xyza媽媽為每張展覽照片寫上文字。

她說最難忘也最有挑戰的,是拍攝自己的家庭,將辛酸往事告諸世人。Xyza年輕時曾覺得媽媽遺棄了她們,直到自己來香港做女傭,才明白她的悲戚。「爸爸媽媽結婚32年了,最初他去沙地阿拉伯當建築工人,回到家鄉時,媽媽又到新加坡及香港工作,為的都是照料這個家庭。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聚少離多,卻仍然愛對方。 」最初她拿起相機,也是想把香港的面貌拍攝下來,展示給從不休息的媽媽看,也因為她,Xyza成為了一名全職攝影師。

 

《活著如風》攝影展

日期:即日20日(10am-6pm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三樓實驗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人造風景 Edward Burty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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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攝影師Edward Burtynsky以拍攝受工業摧殘但卻美得令人難以忘懷的景色照片而聞名,他與風景攝影師Ansel Adams一樣追求細節,但他所呈現的不是風景的層次,而是工業化遺留下來人造風景的震撼。他認為攝影是一種沉澱的過程,而不是攝影師Henri Bresson所推崇的決定性瞬間,以精采取勝。在他看來,美麗風景的背後應該有所啟發,他的一系列人造風景照片,正是他所提出的人類反思。

成長於加拿大,現年66歲的Edward Burtynsky自小被雪國冰封千里的風光吸引,父親喜歡戶外運動,令他從小有許多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啟發於自然,他常常有這樣的感觸:在滄茫天地間,人類只是渺小過客。11歲時,父親買來一間黑房,耳濡目染下,他學懂了如何沖曬黑白照片,之後在大學修讀視覺藝術及攝影。拍攝過肖像照,也定格過許多美麗風景,照片雖然漂亮,但他卻總覺得畫面裡若有所缺,他不想自己的作品被視為月曆照片或電腦桌面照片,所以一直思考自己的拍攝思路。有次在美國賓州看到荒廢的礦場,偌大的場景空無一人,看起來像超現實場景,他有所領悟,開始尋找類似被人類力量改造的工業風景,從北美洲到亞洲,拍攝令人難以置信的大型工業足跡,至今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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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的代價

Edward Burtynsky的作品常以高角度拍攝,拍攝時通常使用升降機或直升機、定翼飛機,畫面中充滿相同的元素,有時是機械、有時是工人,放眼望去盡是人為的工業風景,畫面看起來雖然很美,但卻令人有種窒息的感覺。他想呈現給觀眾身臨其境的感覺,明白到人類正是這種風景的締造者,是大自然的破壞者,那一望無垠的礦場與荒地,都是人類發展的代價。有次他拍攝一間廢舊輪胎廠,那裡有4,500萬個舊輪胎,這是駕駛汽車的他所無法預料的。

早期的作品受Ansel AdamsEdward Weston等攝影大師影響,為自然景色的壯觀而着迷,現在的他似乎是在為人類的行為向自然表達歉意,他希望觀眾能感受到拍攝的感受,促使社會進行思考。之後他逐漸將目光放眼全世界,頻繁地在世界各地的工業足跡間探險,孟加拉的拆船廠、中國內地的煤礦基地及電子垃圾村等等。他說自己並非在美化或責備工業化,而是希望自己以照片令更多人關注永續發展這一議題。他明白,傷害自然,最終傷害的只是人類自己。

ÒManufacturing #18Ó Cankun Factory,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人造風景

Edward Burtynsky在世界各地拍攝工業風景,最令他難忘的肯定是中國,這個迅速發展的人口大國,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留下了巨大的傷疤,為追求發展、眼前利益付出了沉重代價:三峽大壩工程令百萬人進行大遷徙、電子垃圾村莊的人民每天與致命金屬為伴,成千上萬的高樓大廈取代了老房屋。攝影師多次到中國內地拍攝,以鏡頭拍攝下一系列動人心魄的畫面,整個拍攝過程也被拍攝成紀錄片《人造風景》(Manufactured Landscapes),告訴世人要懂得反省,因為這不是關乎中國人,也關係到全世界的人。

Catherine Opie 女性主義的風景

提起加州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腦海中自然閃過已故美國攝影師Ansel Adams的黑白照片,恢宏壯觀而層次分明,在攝影界更幾乎將其劃上等號。美國藝術家Catherine Opie拍攝的優勝美地,偏偏與壯觀之美背道而馳,以模糊失焦的局部畫面帶來新的觀看方式,一幅看似女性陰道的瀑布大特寫照片折射出彩虹,這位長期拍攝性小眾文化的同志藝術家,決意來顛覆長久以來由男性主導的風景世界,用嶄新的敘事方式來呈現風景攝影。

Ansel Adams生前多次在優勝美地拍攝,長年累月的拍攝早已建立起一套獨特的視覺語言——峭壁與瀑布、巨石與杉樹,顯得十分壯觀美麗。「我人生大部份時間住在加州,12歲時第一次去優勝美地,之後也多次重遊,對當地人來講,這個地方是很有地標性。」57歲的Catherine月前在中環立木畫廊舉辦展覽《So Long As They Are Wild》時,說起與這個世界自然遺產的淵源。

大學時認識Ansel Adams的作品,她認為那些充滿細節與美感的照片,隨著影像的廣為人知,已漸漸成為一種既定印象。三年前,她受邀拍攝優勝美地,以失焦的方法來拍攝,顛覆傳統風景照片的風光旖旎。「當畫面模糊不清時,影像會變得抽象,觀眾需要更加用心去觀看。」尤其影像氾濫的年代,大家瀏覽照片的速度越來越快,卻很少人去認真思考影像背後的意義。

Catherine Opie以一系列風景照片來做隱喻,可她坦言許多人包括媽媽在內,並不喜歡這樣的作品,「因為我們總喜歡看到熟悉的畫面,總假設自己很了解一件事情,而沒有用心去感受。」她憶述拍攝時的情景,許多遊客走馬看花般拍攝完照片就走,結果社交網絡的照片幾乎都如出一轍,相反Catherine用了兩個星期來觀察及拍攝,感受所處的環境,最後以大特寫來拍攝瀑布,而那看似陰道的瀑布,在在反映出其女性主義的切入點。

為性小眾發聲

今次展覽的作品看似隱晦,難免令人覺得她是個抽象的藝術家,其實她向來以直接、真實的攝影風格見稱,在保守的八十、九十年代,拍攝自己及性小眾朋友的照片。1991年拍攝的《Being and Having》,她特寫拍攝黏上假鬍鬚的朋友,在黃色的背景下製造一種陽剛的氣質;之後在1993年至1997年拍攝的《Portraits》系列,同樣為性小眾發聲,用鮮豔的背景來拍攝同性戀群體,反襯出他/她們在日常的隱蔽。

最為人熟悉的應是她的自拍系列,1993年拍攝的《Self Portrait/Cutting》,在背部𠝹了兩個身穿裙子的火柴人與小屋,表達出同性戀人的掙扎與期望;一年後的《Self Portrait/Pervert》,她戴上SM頭套、雙臂插滿刺針、胸前𠝹了紅色「Pervert」的標記,因同性戀當時被視為一種變態的行為。相比起舊作的一針見血,這次以風景來做隱喻,自然顯得比較subtle,「傳統的風景攝影追求細節,很宏偉也很陽剛,我的照片嘗試與Ansel Adams的作品產生一種對話,提供一種新的方式去看國家公園以及這個世界。」

《Self Portrait/Pervert》&《Self Portrait/Cutting》
 

同場還首度展出的陶瓷雕塑,將泥土印壓在樹皮,創作成樹根形狀,上釉後在窯中燒製而成。這些形狀奇特的雕塑與優勝美地的攝影作品形成強烈對比,似乎象徵著被燒毀或砍伐的樹木,藉此表達出大自然的脆弱。近年特朗普政府積極開採石油,在加州等地進行石油勘探,更尋求放寬石油開採區,對環境帶來極大影響。Catherine以個人觀念融入大自然風景,與巴西攝影師Sebastião Salgado一樣,通過作品來展現地球的脆弱,促使人們意識到保護大自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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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期間她還分享了《The Given Tree》(愛心樹)這則童話故事,故事中的小男孩長大後不斷向樹索求,可樹卻建議男孩把樹上的蘋果摘去賣錢、斬下樹枝蓋房子、砍伐樹幹造船,以覓得歡樂。這故事簡單但寓意深遠。Catherine不僅以藝術來發言,自己也身體力行教育下一代去保護環境,甚至捐錢給予環保組織,避免像《The Given Tree》的男孩一樣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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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影響力的女攝影師 Annie Leibovitz

“What’s the photographer’s life? It’s a life looking through your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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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Haring

在男性為主導的攝影世界裡,女攝影師要闖出一片天確實不容易,但一位美國女性的出現似乎改寫這個局面。她以搖滾攝影起家,替無數名人拍攝一張又一張深邃、傳神的照片,她是美國流行文化的見證者,在攝影界舉足輕重,更被喻為二十世紀末最具影響力的女性攝影師。她,就是Annie Leibovitz

 

與《Rolling Stone》結緣

1949年,Annie Leibovitz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爸爸是美國空軍中校,由於爸爸任務分配的關係,小時候她總是跟著爸媽不停搬家,很多日子都是在車上渡過。久而久之,車前的擋風玻璃就成為她的觀景窗,透過車窗去捕捉不同的風景,這也是她最早的攝影回憶,為日後的攝影工作埋下伏筆。1967年,她入讀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學習繪畫,大學二年及三年級時,她曾到以色列的集體農場kibbutz,那時的男友訂閱剛創刊的《Rolling Stone》雜誌,她每期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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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皇

1970年回到美國後,她帶著拍攝反越戰示威及在以色列拍攝的照片前往雜誌辦公室,結果其中一張反越戰照片成為雜誌封面。由此也正式展開近半世紀的攝影生涯,當時她拍攝的第一個封面人物,正是John Lennon,當時他剛解散The Beatles樂隊。別忘記,當年Annie Leibovitz年僅21歲,還是個大學生。短短三年時間,她便成為雜誌首席攝影師,並跟隨滾石樂隊巡迴演出,拍下許多精彩照片。1983年,她離職到《Vanity Fair》雜誌當首席攝影師,且長期為《Vogue》等雜誌拍攝,多年來她鏡頭下的名人多不勝數,也曾為前美國總統George W. Bush、英女皇等人拍攝。

John Lennon的最後照片

任職《Rolling Stone13年期間,拍下不少珍貴照片,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11月份John Lennon與小野洋子的封面照片。1980128日,她來到二人位於紐約的住所,當時他們剛完成新專輯Double Fantasy》,所以同意雜誌拍攝。原本只想拍攝Lennon一人,但他堅持小野洋子也要出現在封面上,Annie想起二人在1968年推出的實驗性專輯《Unfinished Music No. 1: Two Virgins》,當時他們正是全裸出鏡,於是提出全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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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子拒絕提議,說她只能接受脫掉上衣,Annie於是叫洋子維持原有造型,而Lennon則除去衣服,以蜷縮的姿態緊抱洋子,嘗試好幾個擁抱及親吻的動作。當見到Lennon側吻小野洋子那一瞬間,Annie敏捷地捕捉畫面,當時三人望著那張寶麗來照片均非常興奮,Lennon更說照片準確捕捉二人關係。

不幸的是,五小時後,Lennon在公寓前遭受瘋狂歌迷Mark David Chapman槍殺身亡,而這張被美國雜誌協會評為過去四十年最佳雜誌封面的相片,也成為John Lennon的最後公開照片。至於最後被拍攝到的照片,則出自歌迷Paul Goresh之手,他在Lennon離開寓所時曾拍攝到Lennon為兇手Chapman簽名,為這個舉世震驚的消息再添悲劇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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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Vuitton廣告

風格多變

Annie Leibovitz以時尚及名人攝影為人所知,其實她也拍攝過戰爭及示威等,走進盧旺達、波斯尼亞等地方拍攝戰火中的女性。他早期受Robert FrankHenri Cartier-Bresson影像,對紀實攝影深感興趣,後來慢慢也受到Richard AvedonIrving PennHelmut Newton等時尚攝影師的影響。她的風格很難概括,她的構圖及燈光佈置總是很華美,也非常善於拍攝大場面。仔細看她的作品,會發覺她有女性特殊的洞悉力,透過細心的觀察和瞭解,去捕捉人物的另外一面,所以她鏡頭下的人物照片,總是很有感染力,這也是她有別於甚至超越一般商業攝影之處。

靈魂知己

人生有一知己已無憾,而的那位,就是評論家及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1989年,當時應邀為桑塔格拍攝書籍封面,儘管年紀相差十多歲,然而相似的生命歷程卻令二人份外投契,於是漸漸超越朋友層次,成為知己。當1998年桑塔格患上癌症時,立即放下所有工作,陪她到約旦旅行,期間拍下她最喜歡的一張照片。隨後幾年,她用鏡頭紀錄桑塔格這位靈魂知己的動人身影,桑塔格2004年離世後,曾展出這些照片,她說桑塔格的照片雖展現了死亡的殘酷,也呈現出無比的勇氣,更引述桑塔格生前的告誡——藝術應該超越個人情感——而這,也是二人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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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漢紀 影像創作不一定要侷限在相機

三十年前,馮漢紀用硬物在顯影中的即影即有照片上進行刮劃,被破壞的感光劑在照片上顯示出不同的顏色,最後的畫面儼如油畫。「影像的表達有好多種形式,不一定要侷限在相機。」年屆八旬的馮漢紀一直是香港攝影教育的重要推手,桃李滿門的同時,他也是一位充滿實驗及前衛精神的攝影家。作為香港國際攝影節的壓軸展覽,最近他舉辦大型回顧展,展出1980年至今近的多組照片,有拍攝中國的黑白及彩色照片,也有用電腦製作出來的概念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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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寶麗來」作品

1980年代,任教香港理工學院的馮漢紀遇到瓶頸,毅然前往芝加哥修讀藝術碩士。「最大改變是心態,以前大家會叫你影相佬或攝影師,是有標籤的,去到那邊大家都會說是藝術工作者,只不過我是用攝影來表達。」展覽有部份作品是關於他的芝加哥歲月,最初踏足美國時他曾感迷惘,在一幅《In a Cage》作品中,馮漢紀以六張照片加上文字來表達這種情緒,或多或少是受美國攝影師Duane Michals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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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Cage》作品

當年在香港教書時,他一直無法靜下心來創作,反倒是到芝加哥後,拍攝了許多人像作品。除了在的士高裏拍攝造型奇異的龐克少年,他的一系列拍攝同學的肖像中,也安排了拍攝者(自己)與被攝者一同進入畫面——著名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將相機比喻為一種武器,馮漢紀想探討的是,當操控相機的人同時入鏡,這種意義會否改變。

兩年的進修經歷,擴闊了馮漢紀的攝影視野,間接影響了後來的創作,不太拘泥於攝影的形式與媒介,這在他的「前衛視點」作品裏可見一斑。九七回歸後翌年,他創作的「蝴蝶夢系列」充滿實驗性質,用一個製作三維風景的軟件來創作出不存在的風景, 將虛擬的蝴蝶置身不同的環境,顛覆攝影的定義。蝴蝶有蛻變的象徵,畫面中的蝴蝶時而困於籠中,時而躺於火海,究竟是莊周夢蝶,還是回歸後的隱喻,而今看來或更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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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夢系列」作品

隨意拍攝  捕捉1980年代中國

馮漢紀孩童時代已遊走於兩岸四地,生於廣州,不久後移居香港,日治時期在澳門渡過,及後又前往台灣讀醫。躲過文革,1978年改革開放後,他成為第一批較早進入中國大陸拍攝的攝影家。當時他正理工學院任教,每年利用暑假閒暇時間前往北京、深圳、青海、雲南等城市拍攝,為那個純真年代留下最後倩影。在沙龍攝影非常活躍的1960及1970年代,馮漢紀也曾是「龍友」,及後他發現自己格格不入,轉而拍攝社會紀實的畫面。當沙龍攝影師忙於發掘祖國的大好河山時,他卻把鏡頭對準了街道小巷的人生百態。

「我會說是直接攝影,拍攝時是很隨意的。」拍攝前他沒有任何預設的構思,也沒有追求唯美的構圖,胡同裏的途人、街邊的小販、巴士上的乘客,每個畫面似乎都是漫不經心的,有種淡然的詩意,然而畫面中的細節卻值得細細回味。後來他捨易取難,以中片幅相機取代135mm相機,拍攝了連南瑤族自治縣、青海、雲南等少數民族及鄉郊環境,同樣沒有風光旖旎的畫面,反而以樸實的鏡頭記錄他們的生活——這些都構成了馮漢紀的「中國,我的中國」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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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系列」作品

在推行改革開放的同時,鄧小平也批評了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現象,其時許多地方的毛像都被拆卸,有次馮漢紀在南京一間紀念館偶然見到毛像,深感意外,畢竟在大城市較為罕見。然而萌生拍攝「毛澤東系列」作品時,已是千禧年的事,他在廣東、雲南、香港及東南亞等地拍攝毛像,其中一張照片裏的毛澤東雕塑舉着招牌領導人手勢,牆上掛着寫有「鸞鳳和鳴」的掛毯,違和感十足。「不論世人對他的評價好或不好,作為上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人,我想用照片去呈現這樣一個現象。」

《時/空:暫如照片》2018年於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展出。

盧廣 用鏡頭揭露中國社會問題

現年58歲的中國攝影師盧廣,自1990年代開始,專注拍攝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以及底層人民生活,被譽為「攝影界的良心」,作品獲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及荷賽獎等。根據其妻子徐小莉的Twitter發文,2018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他到新疆出席活動及旅行,然而11月3日起失去聯繫,據悉被當地的國保警察帶走。

消息旋即在網絡上廣為傳播(更新:根據《美國之音》中文版2019年9月9日報導,徐小莉日前在twitter證實,盧廣在幾個月前已回到家中,因不想被打擾而暫時沒有發布消息,這也是盧廣去年失蹤之後,外界首次得知他的安危。),連BBC也有報導,這裏反而想寫寫他的故事,看完之後你大概便知道,當權者為何想讓他「被消失」。

盧廣1961年生於中國浙江省,讀書不多的他半路出家自學攝影,自1980年拿起相機,便對攝影充滿熱情。最初他邊在家鄉永康縣的工廠工作,邊在農村為朋友拍攝全家照,1987年他在當地開設照相館,一直到1993年。照相館為他賺到十萬元,但他明白不能單純為了賺錢,便拿著積蓄到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進修。

9《開發與污染》
《開發與污染》系列作品

攝影師有責任去記錄及改變現狀

盧廣喜歡Robert CapaSebastiao SalgadoEugene Smith攝影師,他們的作品都有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在學校時他還接觸了中國攝影師解海龍的《希望工程》作品,這些照片某程度改變了中國貧窮學童無法上學的命運。這也令他明白,攝影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他的首個拍攝計劃是《西部大淘金》,1994年開始拍攝,在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逾萬人在金礦裏淘金,這些工作不僅辛苦,而且死亡率很高,淘金過程又嚴重地破壞了大自然。這些作品轟動一時也令他更加堅定,要用相機來記錄及揭發重要的社會議題。

2001年,他在北京讀到一篇河南愛滋病小孩到北京求醫的新聞報導,深有感觸的他很快找到孩子父母,仔細調查了解,知道這些人因家裏貧苦去賣血,最後感染上愛滋病。他在河南省的不同村莊拍攝近三年,在國內發表作品後引來一定迴響,令部份孩子得到救助,但仍無法真正解決愛滋病問題。當時他將照片送到國外參,結果贏到荷賽獎一等獎(World Press Photo/Contemporary Issues),此事也促使河南省政府下令調查當地愛滋病狀況,加快官方救助當地愛滋病人的步伐。

13.《愛滋病村》jpg
《愛滋病村》系列作品

在中國,此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然而要進行拍攝卻並非易事,畢竟這些影像間接地批評掌權者,因此盧廣的拍攝過程常常受到阻擾,他試過被抓、試過被搶相機、試過被人按在地上打,家人也收過恐嚇電話但他從沒想過放棄因為他明白,照片一旦曝光,便意味著有機會改變現狀。他曾在訪問中提及,「其實我做的許多專題,很多人是知道的,不過政府壓著不讓說而已,當地人不敢說也不敢拍攝,所以當地的問題就需要外地攝影師去拍攝。」作為一個攝影師,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紀錄、發表、改變這些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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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中國污染》 系列作品

中國式污染

盧廣長期關注中國的污染問題2005年開始拍攝,他用四年時間走遍中國西部及東部沿海,拍攝環境污染致病、海洋污染等,期間他與地方官員及排放污染物的公司企業鬥智鬥勇,他追蹤污染來源,拍下許多驚人的畫面,最後這輯《關注中國污染》作品獲得2009年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W. Eugene Smith Memoria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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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中國污染》 系列作品

污染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歐美國家甚至日本,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都發生過類似問題,Eugene Smith拍攝的日本水俁病作品,堪稱紀實攝影的典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過去十多年間因為不斷開發,嚴重破壞了環境,廢料及廢氣的排放導致農田及空氣污染,不僅使草原變成沙漠、農民失去家園,也使呼吸疾病的患者越來越多,連食物及飲用水也受到污染,許多地方都出現「癌症村」。盧廣曾在訪問中提及,自己對環境的改善是抱有希望的,畢竟某些工廠是改善了污染情況,然而許多企業卻「化明為暗」,選擇在夜晚偷偷排放,或者將污水通道建在地底下,直接排放到河流或海洋。

2015年,這系列拍攝因經濟發展而造成環境污染問題的《開發與污染》作品,為盧廣獲得荷賽獎長期拍攝題材(Long-Term Projects)的三等獎,是國際社會對他的再一次肯定。拍攝社會議題逾二十載,獲獎無數,盧廣說自己更像是一位調查者,不斷去挖掘社會上被隱藏的問題,從而引起世人關注。只可惜,相比起改變或改善,某些地方政府或當權者,更多地是選擇了隱瞞,或者直接令人噤聲甚至消失。

超現實治癒 Valentina Loffredo

說來難以置信,眼前這些充滿超現實主義意味的照片,其實是在香港的沙灘拍攝,是居港意大利藝術家Valentina Loffredo創作的Staged Photography作品《Stillness》,想像一個人在創傷後如何重回生活的故事。

每個人都會經歷創傷,重要的是如何治癒,如何重返正常生活。Valentina的作品就是建基於這樣一個設想,她事前先繪畫好想拍攝的畫面,以海洋來隱喻生命,浮標是穩定我們生活的重心。一開始浮標出現在沙子裡,與畫面中的模特兒一樣迷失在無盡的沙灘上,期間海洋與沙灘的比例、浮標的數量不斷出現變化,到最後一幅作品完好地平衡,浮標也正常地出現在海面上,回歸心靈的靜止。這系列作品以反復出現的充滿象徵性的浮標及特別的構圖,用一系列(11張)視覺影像來講述一個抽象的故事,儘管抽象,但的確頗具心思。

細小與留白的藝術

Valentina Loffredo憑著創意及童趣的照片,迅速在Instagram上走紅,觀乎她的照片,不難發現她對顏色、幾何比例很敏感,也很注重留白,她作品的人物,常常顯得很渺小,以對應偌大的簡潔空間,帶來無限想像。她的作品看似隨意,一道門、一扇窗、一幅牆都可能是一張創意之作,實際上每幅作品都是精心策劃的,她會事先把有趣的畫面記下來,再進行構思,例如她在街道牆上看到一條黃色,便想到讓模特兒站在牆下撐傘,成就作品《!》,畫面充滿趣味,確實不得不佩服其天馬行空。

現年40歲的她之前曾在香港從事珠寶行業,2012年誕下第二個孩子後,以全職媽媽的身份重回這個曾經光輝的都市。在沉悶的生活中,有日她在Ted Talks見到「30日挑戰」的演講,於是展開一系列挑戰,包括跑步、閱讀等,直至在2013年遇上攝影,並在Instagram上發佈自己創作的照片,結果反應熱烈,至今有超過8萬追隨者,更得到畫廊青睞,去年在灣仔Novalis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舉辦首次個展《As for me, I’m very little》,更近再與畫廊合作舉辦《Stillness》個展,以11幅Staged Photography作品,想像一個人在創傷後如何重回生活的故事。

《Stillness》2018年11月27日至12月15日 於灣仔秀華坊5號地下Novalis Art Design Gallery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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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卓馬》策展人黃亞紀:我覺得他是很可憐的人

日本攝影家中平卓馬的一生起伏跌宕,從1973年燒毀作品、1977年酒精中毒失憶,到後來不帶情感的彩色直幅作品,他一直是個難以看透的人。華文世界裏,對中平卓馬有較深認識的,有台灣攝影策展人黃亞紀,十年前首次為他舉辦個展,及後也多次策劃相關展覽,包括最近的香港國際攝影節(HKIPF)重要展覽《中平卓馬》。黃亞紀說:「他的每段時間其實都過得很不好,我覺得他是一位很可憐的人。」

說他可憐,倒不只因為他生活潦倒,不及亦敵亦友的森山大道名成利就。黃亞紀說,中平卓馬做藝術時是很焦慮的,這與他的個性有重要關係,他總是不斷地重新追尋自己,「我對他最大的評價,在於他樹立了一個不斷追問『攝影是甚麼』的好典範。」從事攝影創作的人,往往十多年後便缺乏能量繼續往前,而且甚少探索攝影本質。她指出,像中平卓馬這樣,每五年或十年都有新想法的攝影家,是非常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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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疊1970年的《為了該有的語言》作品。


世人因中平卓馬是《PROVOKE》的重要人物而認識甚至崇拜他,其實西班牙語學系畢業的他,先是一位熱血的社運青年,在《現代之眼》擔任編輯期間,認識了東松照明,才踏上攝影之路。東松照明不但送贈他相機,還撮合他結識了森山大道。19681970年間,日本社會因全共鬥、續簽美日安保條約等事件情緒激昂,《PROVOKE》的誕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應與探索。沒想到1970年代初,熾熱的社會氣氛完全被打壓下來,這對社會運動充滿憧憬的中平卓馬來說,無疑是很大的衝擊,「他一直以為所謂的激進時代,竟然在數年之間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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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循環:日期、場所、行為》系列作品,在巴黎即興創作及展出。


中平卓馬結合過往在刊物發表的影像,在1970年出版了首本攝影集 《為了該有的語言》。這些搖晃、高反差的影像,成為展覽首部份內容,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叠影像,去呈現他內心的不安感。1971年,他到巴黎參加青年雙年展,創作了《循環:日期、場所、行為》這系列作品,他每日漫步巴黎街頭拍照,夜晚沖曬後翌日就展出,強調了攝影的happening。還有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彩色照片拼貼裝置作品《氾濫》,都是他對攝影的持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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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裝置作品《氾濫》,以48張彩色照片拼貼而成。

自毀作品 酒精中毒失憶


1973年,他出版了攝影論述《為何是植物圖鑑》,批判過往的觀點,只是大家始料不及,他一把火燒毀了所有的照片與菲林,此後也與森山大道分道揚鑣。政治上的挫折,更一度令他失去拍攝的動力,那段時間他常常與酒精為伴,直至1976年《朝日相機》編輯邀請他與篠山紀信連載《決鬥寫真論》專欄,才慢慢重燃起他的熱情,只是意想不到,他在1977年《決鬥寫真論》出版前夕,因酒精中毒喪失記憶。失憶後的他不再文采飛揚,也不再滔滔雄辯,及後卻仍依稀記得自己攝影家的身份。在1980年代往後的漫長日子裏,他每天踩着單車在屋企附近拍照,在重複的攝影中慢慢醞釀出新的想法。黃亞紀說,1980年代及後的日本社會非常富裕,早已沒有抗爭迹象,「說時代或社會背叛他也好,說他捨棄對抗社會的想法也罷,那個時期的中平卓馬,其實很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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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紀認為,中平卓馬的彩色直幅照片是其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中平卓馬曾在《決鬥寫真論》提及,人的知識與素養,會令眼睛蒙上一層濾鏡,然而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早已沒有「挑釁」的熾烈,幾乎是不帶情感地拍攝,按下快門時也不為美學所牽動,到後來慢慢發展出彩色的直幅作品。這些照片色彩飽滿,圍繞着花、火、獸、樹等元素,黃亞紀認為,這才是中平卓馬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對照森山大道的名氣及遭遇,更有才華的中平卓馬的確顯得悲哀,尤其是他在攝影界的長期沉寂,他的貢獻也一直被忽視了。2003年,橫濱美術館為65歲的中平卓馬舉辦回顧展,因此契機意外發現他早年沒被燒毀的作品。「對我來說,中平卓馬是2003年誕生的攝影家,令世人重新認識他的作品。」中平卓馬三年前離世後,他的作品及攝影成就才再次得到肯定,姍姍來遲,這是攝影界的悲哀。

《中平卓馬》
時間:即日至1127
地址:中環砵典乍街45H CODE三樓及五樓

·原文見於果籽

黃曉亮 從回憶的黑白到彩色的當下

黑白與彩色、回憶與當下,在中國藝術家黃曉亮三十歲那年,劃下一條界線。在這之前,擅長光影的他喜歡懷舊及夢幻,創作出朦朧而有詩意的投影黑白作品。而立之後他感受當下,連攝影風格也有所轉變,以彩色影像呈現當下生活細節。33歲的他早前在中環Over The Influence畫廊舉辦首個個展《夜幕》,展出18幅黑白及彩色作品,從回憶說到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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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回憶,是因為黃曉亮的黑白作品裡瀰漫著懷舊氣息。2009年大學畢業時,他結合攝影與投影的手法,創作了黑白影子作品《一個期待或新的奇蹟》,之後的《叢林日記》、《春-人間景》等作品都延續了這種創作手法,畫面中出現的孩童、動物、花草等若隱若現的事物,代表著他對過去的懷緬,是他童年時的回憶景象。黃曉亮挖空心思改善畫面,在工作室搭建場景,正如他這次展覽的作品所展示,「畫面的上半部份是投影,下半部份則是真實的水面,虛實結合,去呈現回憶那種模糊不清、難以辨識的感覺。」

攝影是種思考方式,也是一種視覺閱讀,黃曉亮經常思考投影與攝影的關係,通過燈光的投射及影像的疊加,令畫面顯得更有立體感。作品中的模糊影子,不禁令人聯想起傳統的皮影戲,對他而言,靈感反而是來自兒時玩耍的手影遊戲。影子也貫穿在他的動態影像中,展覽現場有兩個動態投影作品——不停轉動的電風扇及一直在行路的孩童。「影子是有共性的,能讓觀眾產生聯想,孩童的背影或會勾起大家的某些回憶。如果是真實的影像,反而會束縛了你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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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 捕捉當下

古人常說三十而立,香港導演彭秀慧的《29+1》就講述女生踏進三十歲後的心態變化,沒想到對黃曉亮而言,也是一個心理關口,在展覽開幕現場,他不時提起三十歲的變化。「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忽然發現身邊許多事情都不一樣了,商場大廈好像也是突然出現的,變化很大,這讓我感到很迷惘。」他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有段時間甚至放下了創作,同時也不再追求對過去的回憶了,反而對日常的、真實的事物感興趣。

「成長後被社會的信息填滿,你的想法、生活方式處理態度,都會發生變化,在過程中變成熟了,也懂得了接受日常普通的東西。」2014年及2015年,他每天用手機拍攝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照片,數量達數萬張。「很多照片都是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拍攝的,之後篩選時發現,很多照片都是有共性的,畫面中都帶有一種不確定感,可能已經或即將發生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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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系列作品多在傍晚時分拍攝,黃曉亮用冰冷的藍色調呈現出夜幕降臨的現場氣息,畫面中的人物都在做些瑣碎的事情,像在街上遊走,在窗前打電話,在橋下商量事情,「平時我們不太在意這些生活上的細節。」這系列彩色作品創作始於2015年,創作手法比起黑白作品更為複雜,黃曉亮利用電腦把手機拍攝的相片中的多餘元素去除,保留現場畫面的單純感覺,創作成畫作之後再打印成幻燈片,最後拍攝下幻燈片投影出來的畫面。如此大費周章,在真實世界提取虛構的元素,再還原為真實,黃曉亮故意將影像處理得曖昧不清,其實與其舊作一脈相承,同樣模糊了真實與夢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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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亮,生於1985年,2009年畢業於青島大學現於北京及長沙工作。他獲得北京三影堂攝影獎及今日美術館的方駿藝術獎,也曾於上海M97畫廊、北京ChART ContemporarySee+ Gallery舉辦個展,最近在香港中環Over The Influence畫廊舉辦首個個展《夜幕》

·原文刊於《Photography is Art》雜誌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