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模攝影負負得正 還原缺失的士多風景

負片是常見的菲林,拍攝後會得到反轉的負像,底片影像的明暗與現實相反。90後藝術家李卓媛(Sharon)借用負像的概念,來拍攝倒模士多物件後的水泥,內凹的負空間在負像顯示下,負負得正重現物件消失的空間,還原缺失的士多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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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豉鯪魚罐頭、珍寶珠、樽裝可樂、益力多等都是士多常見的東西。

事情緣起整理奶奶遺物時,發現一批關於士多的照片。「原來爺爺一家1970年代曾在柴灣經營士多,在當時的木屋區前舖後居,後來這區要發展,搬遷前爺爺把店舖空間及每個角落仔細拍攝。」無意間挖掘出塵封的往事,她深感好奇,然而當她與爸爸重臨故地時,卻發現士多原址已成為一片水泥牆,過去的痕跡便這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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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豉鯪魚罐頭、珍寶珠、樽裝可樂、益力多等都是士多常見的東西。

畢業於中大藝術系,及後從事陶瓷創作,她原意是用水泥為士多物件做標本,參考照片中見到的物件,在土瓜灣士多買來豆豉鯪魚罐頭、益力多、珍寶珠等食品,又問起父親關於士多的印象,再找來生抽王、高露潔牙膏等物件,然後在工作室一一倒模這60多件物品,儼然一項偌大工程。

李卓媛說,在倒模過程中,許多關於物件的資料會流失,只保留了形狀,文字及色彩均無法辨識。她想以此來借喻,近年香港的倒模式發展,也令某部分的城市景象慢慢消失。近些年她不時遠赴外國做藝術交流或當駐村藝術家,「每次回來,總覺得好似又再稍微不認得這個城市了,這種狀態與倒模一樣,是一種介於熟悉與陌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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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令我的立體作品多有一重閱讀空間。」

倒模是一種「攝影」

她沒接受任何攝影的訓練,然而影像總與她的創作不時偶遇,畢業作品以錄像拍攝陶瓷裝置,去年她在光影作坊舉辦首個個展時,展出多元化陶瓷作品,其中一系列以影像拍攝倒模手心的作品,看起來像一座山峰,令人嘖嘖稱奇。 「從事陶瓷創作的人對物料比較敏感,影像令我的立體作品有多一重閱讀的空間,提供另一個角度去呈現作品。」

對她來說,倒模就像是對物件的第一重「攝影」,留住了物件的形狀,同時製造出一個負的空間;第二重攝影是用相機對倒模水泥的拍攝,拍攝時她特意用測光,令物件留下很深的影子,她故意將影像轉為負像,遠看恍如炭筆畫,照片中的影子變成了光亮之處,原本水泥中消失的物件空間亦得以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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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奶奶1970年代曾經營士多,亦是這系列作品的緣起。

這系列作品啟發自舊照片,以倒模及攝影作為創作媒介,最後以裝置的形式來呈現。李卓媛為每張負片影像加上白鐵框,框身厚度正是物件原來的厚度,還原物件原來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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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以物件原大的尺寸來呈現影像,框身厚度正是物件原來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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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景》

日期:即日至11月18日

時間:星期三至六(2pm-6pm)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522私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吉行耕平 偷窺野戰

看畢香港國際攝影節重頭戲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最難忘不是森山大道或細江英公的作品,而是澤渡朔的《KINKY》及吉行耕平的《公園》(The Park)。PROVOKE》攝影展的策展人長澤章生說,一個展覽要除了學術,也要兼顧娛樂元素,看罷整個展覽,最能對號入座的,就是吉行耕平的《公園》系列作品。展覽現場有一個用黑布圍起的空間,觀眾要用電筒「照田雞」,裏面作品正是吉行耕平拍攝人們偷窺情侶野戰的照片,似在還原拍攝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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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行耕平《公園》——偷窺野戰「照田雞」

事緣吉行耕平(Kohei Yoshiyuki)在新宿一個公園發現一群人正在偷窺一對情侶做愛,隨即萌生拍攝下這種公園奇景的念頭。不過他並不急於拍攝,而是用半年時間實地考察,令那些偷窺者相信他也是其中一員,同時研究用紅外線菲林加濾色片閃光燈拍攝的技巧。《公園》系列照片在東京的新宿、代代木公園拍攝,把偷窺者窺看情侶撫摸及做愛的畫面拍攝入鏡(之後也在青山公園拍攝同性戀),有些躲在草叢旁觀,有些甚至趁機上前「抽水」撫摸女生。

實際上,他自己也是偷窺者之一,不過吉行耕平卻不承認這是偷拍行為,反而認為是一種時代記錄,記錄了那個年代的放縱,也紀錄了日本攝影鮮為人知的一面。粗糙及混亂的畫面,某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的氣氛。相比起荒木經惟或森山大道的尺度,這些照片似乎還稱不上暴露或色情,然而那些含蓄而又張力的畫面,卻比二人的作品更有可讀性。

更深一層思考,這些照片其實也在探討人性的慾望、隱私及偷窺的議題,放諸當下通通成立。想想看,這些偷窺者,不正是無處不在的閉路電視嗎?天眼恢恢,人人不自覺被監視,然而總有人做出踰矩的行為。

吉行耕平生於1946年,1974年成為電信公司攝影師,1978年成為自由攝影師。這批照片是他在1971年至1973年拍攝的,1979年展出這些照片時,在日本社會也引來關注及討論。正如當時許多日本攝影師一樣,吉行耕平的作品在國外也鮮為人知,直至2007年在紐約Yossi Milo畫廊舉行首次海外個展,他的名聲才開始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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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Cheung 在深水埗發現佐丹奴的哲學家

哲學家與佐丹奴有何關係?有的,因為一款Slogan Tee。

2016年夏天,攝影師張俊謙(Jeremy Cheung)在街頭上發現好些路人穿着同款文字的Slogan Tee,尋根究底後發現,是佐丹奴推出的平價T恤,99元兩件。這個系列T恤在胸前印上作家、哲學家的至理名言,例如蘇格拉底的「To Find Yourself, Think For Yourself」、作家Joseph Hall的「Perfection is the Child of Time」等,不一而足。

連續三年夏天,Jeremy在沙田、荃灣及深水埗等地方拍攝,根據他個人的非正式統計,大多是中年男士及外籍傭工,甚至在深水埗見到同樣的Slogan Tee。「有趣的現象是,這些字句充滿哲學意味,是很形而上的,而穿在身上的人,則是相對草根階層的人。他們產生了一種反差。」這也令他好奇,究竟這些人是因為真心喜歡語句,還是單純因為價錢相宜而購買,忽略了T恤背後傳遞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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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gan Tee向來是時尚界的長青產品,許多人都會以此來表達自己特立獨行的態度,甚至在民權及示威運動中也很常見。事實上1989年民運期間,正是佐丹奴印製大量T恤,寫着示威標語「您好!請您下來!」、「下來!我們憤怒了!」,當年許多港人正是穿上這些Slogan Tee上街遊行。

從文字角度看城市

其實從六年多前開始玩Instagram,Jeremy已時常留意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文字與符號,試過結合文字及城市風景創作雙重曝光的影像,以另一種方法去觀察這個城市。正如這一系列T恤文字的照片,拍攝時,Jeremy也注重語句與環境的關係,例如有一幅在麥當勞拍攝的照片,中年男人身上T恤的標語是老羅斯福總統的「Believe you can and you’re halfway there」,正好對照畫面中的男人訓話給小朋友的情景。

若你有留意Jeremy的instagram,大概知道他擅長以唯美的鏡頭紀錄我城大小事,畫面中的人物往往是有距離感的,然而這系列照片卻截然不同,構圖也不是盡善盡美。「我想捕捉文字與環境的moment,因為它稍縱即逝,常常一發現便要立刻拍攝,甚至只是用手機近距離拍攝。」

《路邊的哲學家》

日期:即日起至11月30日(10am-10pm)

地址 :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3樓誠品生活店

霓虹都市 懷舊香港

達明一派1987年的歌曲《今夜星光燦爛》裏如此唱道:霓虹亮透晚上/把城內也照亮。霓虹燈曾是香港夜景的標誌,五光十色的招牌,承載着工藝與美學,也記錄了香港的歷史與文化。

為霓虹燈深深着迷的,有英國攝影師Keith MacGregor2002年他曾出版以霓虹燈為題材的攝影集《Neon City, Hong Kong, at Night》,把密密麻麻的霓虹招牌拼貼在同一街景裏,充滿超現實意味。事隔十多年,72歲的他最近在香港展出這輯《霓虹幻想》(Neon Fantasy)作品,以及近半世紀以來鏡頭下的香港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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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在真實的街道上拼貼標誌性的霓虹招牌,看起來很超現實。

LED欠靈魂 「太boring了」

霓虹光管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先在歐洲流行,二戰後才逐漸傳入香港。霓虹燈招牌與香港的發展息息相關,19601970年代,隨着工業蓬勃發展,許多飯店、國貨公司、夜總會,甚至公司企業等,紛紛使用霓虹燈招牌來宣傳品牌。在未有互聯網的年代,以大取勝來突出形象,是慣常的做法,加上當時未有完善的法例規管,結果招牌數目越來越多,爭芳鬥艷互相遮擋。Keith鏡頭下1970年代的莊士敦道及1980年代的上海街,都是招牌林立的場景。
霓虹燈招牌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一部份,在王家衛導演的《重慶森林》與《墮落天使》裏,不難見到霓虹招牌的都市景象,達明一派的《今夜星光燦爛》MV更是如此。Keith雖然不太明白招牌上的中文字,但他仍為招牌的圖像及設計着迷,「霓虹燈招牌是一種藝術,它塑造了香港的特色,令香港的街道變得獨一無二。」只可惜,政府在1990年代開始,不斷拆卸舊式霓虹招牌,取而代之的是燈箱或LED招牌,曾經的霓虹之城,已逐漸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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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n Fantasy」系列之軒尼詩道街景。

相比起霓虹燈招牌,LED的確較省電,卻毫無特色,「太boring了,無法呈現香港的靈魂。」在香港拍攝近半世紀,見證過舊時代的美好事物,他說霓虹招牌與大排檔、老店、街頭小食都是香港的一部份,香港正慢慢拆掉它的文化。「我也明白城市要發展,但不是建設一些毫無美觀可言的東西。」2001年開始,Keith嘗試把霓虹燈招牌從菲林照片的背景中剪出來,然後在真實的街道上密密麻麻地拼貼出霓虹招牌,包括某些已經消失的標誌性招牌,看起來很超現實,恍如外國遊戲中的香港典型印象,同時又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歷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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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維港景色與中式帆船。

Keith深感可惜的,不只霓虹招牌的逐漸消逝,還有中式木帆船(Junk)的消失。「這些帆船看起來像蝴蝶,有帆船的維多利亞港才是最漂亮的。它某程度上是香港的象徵。」Keith生於印度,畢業於牛津大學,無師自通學懂攝影,後來在紐約學懂黑房技巧。他的家族與中國有很大淵源,其時家人在香港從商,1969年他移居香港後,卻決定成為一名攝影師,從事人像及婚禮攝影,也拍攝了許多香港市民的生活百態。那時候他也為船務公司拍攝商船,時常乘坐直升機拍攝維港,航拍了許多帆船的照片。

香港掌鏡半世紀 72歲仍有passion

1974年是他的一個轉捩點,他在怡東酒店舉辦個人攝影展,反應很熱烈,結果有出版商邀請合作推出日曆,再一次獲得成功。朋友於是建議他做明信片生意,一年大賣二百萬張,那年代外國人對香港的認識,或多或少由Keith的影像所塑造。「明信片生意成功之後,很快被人複製,後來漸漸就沒再推出了。」1992年,Keith舉家遷回英國,之後每年仍會來港兩三次,繼續拍攝香港不斷變化的城市景觀。1997年,他推出首本攝影集《An Eye on Hong Kong》,六版全部售罄,大賣數萬本,以攝影集來說是非常驕人的數字。


Keith的照片裏,可以見到香港的黃金時代,充滿殖民地及本地文化的懷舊街景,「我很喜歡19701980年代,那時候的街景很美麗。當時我忙於工作,像港島西區等地方並沒有仔細拍攝,我希望能拍攝更多。」 Keith有時也會搞搞新意思,把照片轉成黑白,僅僅保留某些巴士及招牌的彩色,「我覺得看起來很漂亮,更加突出街景的特色。」現在許多相機已有這種功能,然而在黑房的年代,卻並非易事。眼見近年香港變化之大,他也嘗試用新舊對照的方法,在相同位置拍攝全景照片,這個城市的變改、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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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在1970年及2016年分別用全景方式拍攝同一位置,照片見證香港的變化。

Keith今年72歲了,他說現在經常背痛,不能像以往一樣揹着相機四處拍攝,「不過我仍有拍攝這座動人都市的動力,我來香港時,總是感覺很有passion,這也是我能拍攝近半世紀的原因。」

PS:2018年Keith MacGregor在Blue Lotus Gallery舉辦攝影展《The Way We W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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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KE》五十載 日本攝影的挑釁時代

1968年,日本二戰後最傳奇的攝影雜誌《PROVOKE》首度發行,以晃動模糊高反差的黑白影像,顛覆傳統攝影美學;誕生於日本社會運動的熾熱年代,它同時像利刀一般,向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及制度發出一種「挑釁」。雜誌由攝影家中平卓馬擔大旗,只發行了三期,但其攝影觀念及風格對後世影響深遠,至今仍孜孜不倦貫徹自我「Provoke」(挑釁)精神的森山大道,便是在第二期加入。半世紀之際,香港國際攝影節的重頭戲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呈現《PROVOKE》的前生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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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山大道作品《醜聞》,受美國攝影師William Klein影響,開始用高反差的風格拍攝。

要談《PROVOKE》,先來說VIVO1957年,攝影家細江英公參與了寫真評論家福島辰夫策劃的《10人之眼》展覽,及後在1959年與東松照明、奈良原一高等人成立攝影團體VIVO,以主觀、個人的攝影風格,來抗衡當時主流的寫實主義攝影。這團隊體影響了很多熱愛攝影的年輕人,1961年,23歲的森山大道慕名前往東京想加入VIVO,碰巧團體解散,輾轉成為細江英公助手。另一方面,寫評論出身的中平卓馬,受東松照明影響開始攝影生涯,在其召集下參與了《攝影一百年:日本人攝影表現的歷史》展覽的籌備工作,回顧及整理日本老照片的過程中,慢慢對「攝影是藝術」之說產生懷疑,開始思考攝影的定義及意義,遂與攝影評論家多木浩二、詩人岡田龍彥及攝影家高梨豐等人創辦《PRO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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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江英公《薔薇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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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


中平卓馬深受東松照明影響,又是《PROVOKE》核心人物,所以有些人把《PROVOKE》視為VIVO的延續,在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看來,VIVO雖有抗衡主流的意味,但始終更像一個攝影團體,沒有像《PROVOKE》一樣有強烈的反叛精神。不過他也覺得,「《PROVOKE》誕生前,VIVO發出的聲音是重要的。它作為一種精神,對《PROVOKE》的誕生是關鍵的。」所以在展覽開端,是細江英公最著名的《薔薇刑》及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然後才是森山及中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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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隆作品《京都大學校園抗爭》,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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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隆作品《戰慄的成田機場》,1971年。

PROVOKE不是風格 是一種精神

PROVOKE》雜誌裏的照片,是模糊、高對比、搖晃的黑白影像,這已成為森山大道的標誌(早期的中平卓馬亦如是),世人紛紛以此來形容《PROVOKE》的風格。然而長澤章生卻說大家都誤解了《PROVOKE》,「它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種精神、一場運動。雖然後來這成為人們了解《PROVOKE》的關鍵詞,但當時他們不是故意嘗試創出這種風格,只是借助一種手法來表達心中感覺,是時代的產物。」策展人想呈現《PROVOKE》反抗精神的多元,19601970年代,攝影家濱口隆拍攝校園抗爭及成田機場抗爭的作品,展覽現場除了激勵的衝突場面,也有寫實彩色的瞬間。


雜誌在當時稱不上受歡迎,更遑論主流,領軍的中平卓馬向來有自省精神,覺得雜誌無法表達心中所想,決定解散,之後更否定《PROVOKE》粗獷失焦的實踐與美學,在1973年一把火燒毀了大部份作品。曾為中平卓馬出版攝影集的長澤章生回應,「像他這樣的攝影師,先要推翻自己的言論,才有新的想法出來,否則他無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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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出版過多本森山大道攝影書。

森山大道當時反對解散,之後也繼續踽踽獨行,「他曾跟我透露,《PROVOKE》的精神從未消失,那種感覺仍與當初一樣。」《PROVOKE》某程度上改寫戰後的日本攝影面貌,長澤章生認為其精神一直存在,影響力從未消失,只是呈現的方法不盡相同。展覽末端是日本新晉攝影組合SPEW的作品,他們不斷挑戰攝影的媒介,在長澤章生看來也是一種《PROVOKE》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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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度朔在1968年創作的《KIN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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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出自吉行耕平的《公園》,1971年。

在《PROVOKE》誕生的平行時空,日本攝影也有輕鬆及夢幻一刻,攝影家澤度朔1968年創作的《KINKY》,透過沙灘上的美麗少女,從東京激烈的抗爭場面中抽離出來。策展人說一個展覽在學術的基礎上,也要兼顧娛樂的元素,「我希望觀眾能感受日本攝影的多元及有趣。」展覽現場有一個用黑布圍起的房間,觀眾要用電筒「照田雞」,裏面的作品正是攝影家吉行耕平拍攝偷窺客窺看情侶親熱的照片,大概是展覽自身的一種Provoke

《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2019年曾於香港JCCAC展出。

曖昧相撲 by Dolly Faibyshev

隨性的構圖、詼諧的畫面、鮮豔的顏色,看美國攝影師Dolly Faibyshev的作品,很自然想起英國攝影師、Magnum Photos前主席Martin Parr的相片。Dolly Faibyshev鏡頭下的畫面,甚至比他更不和諧,色彩更濃豔,強硬直接的燈光(即使大白天也用閃光燈),有種突兀效果,然而細看卻總能發現相片中的趣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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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俄羅斯家庭,Dolly Faibyshev與其他移民一樣,自小對於所謂的「美國夢」有所幻想,自學攝影後,便用影像來探索所謂的「American Dream——它可能是很華麗的,同時又可能是很庸俗的。看她的照片,猜想她應該是個觀察力很敏銳的人,因為不管摔角比賽、時裝週還是寵物展,她總能找到那種有趣的瞬間。

Three Sumo champions perform at Sumo + Sushi at Playstation Theatre on Broadway
This was at the Playstation Theatre on Broadway and featured three Sumo world champions – Yama, who at 600 lbs is the “heaviest Japanese human being ever”, Byamba from Mongolia, and Ramy from Egypt. In total, they share 8 Pro Sumo Champion and World Sumo Champion Titles and 1500 lbs. I was drawn to their unconventional shapes, which are a juxtaposition to the bodies I photograph at Fashion Week. I’m drawn to spectacle and the nostalgia of this ancient Japanese practice and used their forms as a canvas for color. Ramy, Byamba, and Yama posing for photos.

Dolly Faibyshev居於紐約,有次機緣巧合得悉有相撲表演活動,她覺得與之前拍攝的題材截然不同,便拍攝下這系列《Sumo/相撲》照片。三位分別來日本、蒙古及埃及的相撲選手同場競技Dolly說這更像是一場表演性質的儀式及活動,並非真正的比賽,而她則以一向的風格來捕捉這三位巨人表演的有趣畫面,在飽和的色調下顯得很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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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相撲》紐約攝影師Dolly Faibyshev作品展
日期:20181025日至1210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6 (逢星期三休息)
地點:.JPG(西環保德街620號保基大廈地下5號舖)

揭北韓建築面紗 用童話色彩麻醉人民

北韓的神秘面紗,近年隨着全球的焦點,正一層層被揭開。傳統印象裏的北韓首都平壤,是一個樸實無華的共產城市,英國《衛報》建築及設計評論專欄作者Oliver Wainwright來港宣傳其攝影書《Inside North Korea》時說,「平壤是我見過最色彩繽紛的城市。」他從建築及室內空間設計的角度解構平壤,從金日成時期到金正恩執政,這座城市的每座建築物都在為政治服務,「那些科幻式的建築物營造出一種烏托邦的氛圍,某程度上轉移了人們的專注力。」

Oliver Wainwright先後在劍橋大學與皇家藝術學院修讀建築,曾在著名建築師Rem Koolhaas旗下建築事務所工作,2012年成為《衛報》評論作者。他從小喜歡攝影,也時常在專欄刊登拍攝建築的照片,他笑說自己只是攝影愛好者,並非專業攝影師。2014年,他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見到關於北韓建築的繪畫作品,「那些建築物就像電影《星空奇遇記》裏的飛船一樣非常有趣。」閒談間得知,策展人Nicholas Bonner在北京開設了一間北韓旅遊公司koryo tours當時他正策劃一個北韓建築旅行團Oliver二話不說便報名參加

2015年出發前Oliver對北韓的了解正如多數西方人的傳統視野一樣是毫無生氣的灰色建築到處都有許多雕像紀念碑及宣傳海報等「踏足之後我很驚訝我站在觀光塔上俯視周圍都是粉紅淺藍橙色的簡樸樓房這種色彩的運用成為了一種特色」有人把這現象歸納為北韓童話式建築風格Oliver則認為除了政治因素估計亦與當地傳統有關畢竟這些顏色在韓服上也很常見。「淡綠色在當地建築物很普遍,相信是源於韓國古時的青瓷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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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繽紛的樸素樓房是當地建築特色,遠處是5月1日競技場。

然而他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充滿未來主義風格的建築物柳京酒店(Ryugyong Hotel)遠看像一座金字塔或太空船建於綾羅島上的5月1日競技場(May Day Stadium),外型像一個個連接着的降落傘。這座聲稱全球最大的體育館能容納逾十萬人,1989年建成,2015年進行翻新,裏面的設備都很新淨,似乎沒有被用過的痕跡,感覺很像德國攝影師Thomas Demand作品的一樣,是用色紙製作出來的模型。「當地建築物那種對稱置中的空間設計,令我想起Wes Anderson電影裏的畫面,看起來很超現實。」

關於這些建築物的靈感他曾問及當地的Paektusan Academy of Architecture建築公司有趣是其中一位建築師曾在意大利留學十分熟悉現代建築文化。人人說1982年建成的平壤溜冰場(Pyongyang Ice Rink),外表與巴西的Brasilia Church非常神似,「但他們會說所有東西都是集體的努力是在領導人的帶領下設計及建築的。」北韓講求主體思想其中一座最著名的建築物就是主體思想塔(Juche Tower是1982年為紀念金日成70週年而興建的在夜晚漆黑的平壤這座塔為數不多亮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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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壤大劇院(East Pyongyang Grand Theatre)是Oliver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我覺得平壤建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從一開始就是被同一個政權塑造這是很獨特的在一座城市裏能看到它歷史的變化,而且每一代領導人的建築各有特色」1953年韓戰結束,平壤借鑑了同是共產國家蘇聯的建築風格(1960年代興建的平壤地鐵與莫斯科的豪華裝飾如出一轍),亦即新古典主義,許多建築都有巨型的門柱,然而又保留了韓國傳統的宮殿廟宇元素,看起來首爾的青瓦台在金正日執政前後,北韓想展示一個摩登的形象開始出現一些未來主義式的誇張建築物早幾年金正恩接手後建設了許多休閒主題公園Let us turn the whole country into a socialist fairyland(讓我們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個社會主義樂園)——這是他執政後的其中一句標語。「他想透過一種童話色彩的建築,來麻醉人們的現實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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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韓拍攝自然有諸多掣肘,然而卻比他想象中寬鬆,「除了軍事設備及未完成的建築物不能拍攝外,其他都能自由拍攝。他們希望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很完整,領導人的照片更必須是完整的雕像或肖像。」每日走馬看花參觀十多座建築,他印象深刻是導遊總會強調說領導人來過每座建築物的次數因為他們會引以為豪

然而他也遺憾未能與當地人交談,「我們全程有三個導遊跟隨,晚上回到酒店後便不準離開。」唯一令他感受到真實的面貌,是旅行車前往南部邊境城市開城(Kaesong)途中,隨處可見是破舊的建築物,這也令他有多一個角度去看平壤,「平壤是給北韓中產生活的,離開平壤之後覺得這地方是個bubble,其實其他地方都是很貧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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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攝影師Ara Güler逝世 享年九十歲

土耳其Magnum Photos攝影師Ara Güler的照片,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說,構成了許多人對伊斯坦堡及土耳其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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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在亞非歐洲及中東拍攝,可Ara Güler最愛的仍是伊斯坦堡,為這座城市捕捉了豐富而詩意的瞬間。Ara是帕慕克最喜歡的攝影師,因他紀錄了最美好的伊斯坦堡。上週(1017日),這位有「The Eye of Instanbul」之稱的土耳其攝影師逝世,享年九十歲。

生於1928年,Ara Güler父母是亞美尼亞人,父親與藝術界朋友相熟,年少的他想成為一名劇作家,及後才轉向攝影。1950年,22歲的他一邊在伊斯坦堡大學修讀經濟學,一邊在當地的Yeni Istanbul報社擔任攝影記者,及後轉職到另一間報社Hürriyet。1958年,美國雜誌公司Time Life在土耳其開設分部,他成為該地區的第一位近東攝影記者,開始走向國際之路,為英國的《The Sunday Times》及德國的《Stern》雜誌工作。

服完兵役後,1961年,他成為Hayat雜誌社攝影部門負責人,繼續攝影師生涯。同一年,他在巴黎認識了布列松及Marc Riboud,並接受他們的邀請成為Magnum Photos一分子,當時通訊社只有十多位攝影師。1960年代,他在肯亞、印度、中亞等地方拍攝任務,1970年代他拍攝了畢加索、達利等藝術家,以及邱吉爾、甘地等政治家。然而, 要說他最令人記得的照片,仍是1950及1960年代拍攝的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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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開始,伊斯坦堡開始興建新廣場及大樓,許多歷史建築被拆除,Ara Güler的照片留住這座城市的美好時光。街頭與店舖、碼頭與郵輪、馬車與電車、白天與黑夜,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霧氣縈繞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餘暉,他鏡頭下的伊斯坦堡有種淡淡的鄉愁,同時又是充滿詩意的。

他說一座城市的靈魂,是人們的生活與記憶,以及周遭的環境,Ara Güler為他們一一留下珍貴影像,是伊斯坦堡的視覺歷史學家(Visual Historian)。

 

山水意境畫上身 捕捉另類「紋身」

現年52歲的中國藝術家黃岩,從小鍾情傳統山水畫,繪畫至今四十載,他沒有畫在傳統的宣紙上,反而繪畫在皮膚及身體上,將傳統山水畫、行為藝術及攝影結合──繪畫是表達他想法的行為,攝影則是記錄他行為的呈現,成為其人體「紋身」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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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水纹身10》,人體山水畫由於肢體動作及構圖不同,完成的攝影作品也不盡相同。

在身體上繪畫不是新鮮事,藝術家劉勃麟借用「狙擊手」的做法,把自己塗畫成身處背景的造型,拍攝了一系列「隱形人」攝影作品,去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與無聲抗議。這種創作模式,黃岩比劉勃麟還要早逾十年,當年他受京劇臉譜彩繪的影響,已開始嘗試在人臉上繪畫,再用攝影的手法記錄下來,這一點與劉勃麟有異曲同工之妙。人臉之後,他很快也嘗試在身體上繪製宋元時期的山水景觀,將山水畫崇尚自然的「烏托邦理想」化成身體的另類「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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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有別宣紙 自創水溝油新繪畫技術
黃岩說身體繪畫不僅對材料還是技術都是一種挑戰,始終人的皮膚有別於宣紙,不易控制墨水的乾濕。「因為皮膚是油性的,很難在皮膚上表現出山水的意境,所以我就自創了一種結合水和油的新繪畫技術。」雖然畫出來的效果不及傳統山水畫層次分明,繪畫在人體上卻更具立體效果,況且不同的肢體動作會有截然不同的畫面,變成一幅幅不同的攝影作品。例如今次展覽的《中國山水紋身》系列,共有13幅攝影作品,每一幅作品的構圖與肢體都不盡一致,它提供了一種想像,令觀者能以不同的方式與角度觀看傳統的山水畫。


黃岩自12歲已跟隨山水畫名師王淮學習繪畫,嚮往傳統文人繪畫與禪宗崇尚自然的理念,那時剛好改革開放,西方藝術理論湧進中國,他也深受影響,還參加了當時的「85美術新潮運動」。相比起繪畫,他的攝影啟蒙其實更早,在父親的影響下學習,於1984年左右,18歲的他已嘗試將繪畫與攝影結合進行創作。對他而言,傳統藝術與西方的觀念藝術可以是並行不悖的,「我的攝影是跨媒介的,是不受到形式束縛的。」於1994年開始,他開始用繪畫與攝影記錄自己的觀念與行為,在赤裸的人體上繪畫,某程度上是一種禪宗崇尚自然的體現。


今時今日,裸體藝術對普羅大眾而言,仍是禁忌,當年黃岩創作《拆山水》系列攝影作品時,讓充滿山水畫的裸女站在油畫前拍攝,非常前衞。在繪畫裏注入當代元素,也在攝影這個媒介裏融入繪畫與行為藝術,這系列作品既象徵東西方藝術的對碰,又意味着傳統與現代藝術的融合,對黃岩而言,更是他對中國文化及身份的認同,成為他獨特的藝術商標。

《紋身烏托邦》

日期:即日至11月15日

時間:11am-7pm(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西營盤皇后大道西189號SOHO 189地下獅語画廊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