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日本二戰後最傳奇的攝影雜誌《PROVOKE》首度發行，以晃動模糊高反差的黑白影像，顛覆傳統攝影美學；誕生於日本社會運動的熾熱年代，它同時像利刀一般，向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及制度發出一種「挑釁」。雜誌由攝影家中平卓馬擔大旗，只發行了三期，但其攝影觀念及風格對後世影響深遠，至今仍孜孜不倦貫徹自我「Provoke」（挑釁）精神的森山大道，便是在第二期加入。半世紀之際，香港國際攝影節的重頭戲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呈現《PROVOKE》的前生後世。
要談《PROVOKE》，先來說VIVO。1957年，攝影家細江英公參與了寫真評論家福島辰夫策劃的《10人之眼》展覽，及後在1959年與東松照明、奈良原一高等人成立攝影團體VIVO，以主觀、個人的攝影風格，來抗衡當時主流的寫實主義攝影。這團隊體影響了很多熱愛攝影的年輕人，1961年，23歲的森山大道慕名前往東京想加入VIVO，碰巧團體解散，輾轉成為細江英公助手。另一方面，寫評論出身的中平卓馬，受東松照明影響開始攝影生涯，在其召集下參與了《攝影一百年：日本人攝影表現的歷史》展覽的籌備工作，回顧及整理日本老照片的過程中，慢慢對「攝影是藝術」之說產生懷疑，開始思考攝影的定義及意義，遂與攝影評論家多木浩二、詩人岡田龍彥及攝影家高梨豐等人創辦《PROVOKE》。
中平卓馬深受東松照明影響，又是《PROVOKE》核心人物，所以有些人把《PROVOKE》視為VIVO的延續，在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看來，VIVO雖有抗衡主流的意味，但始終更像一個攝影團體，沒有像《PROVOKE》一樣有強烈的反叛精神。不過他也覺得，「《PROVOKE》誕生前，VIVO發出的聲音是重要的。它作為一種精神，對《PROVOKE》的誕生是關鍵的。」所以在展覽開端，是細江英公最著名的《薔薇刑》及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然後才是森山及中平的作品。
PROVOKE不是風格 是一種精神
《PROVOKE》雜誌裏的照片，是模糊、高對比、搖晃的黑白影像，這已成為森山大道的標誌（早期的中平卓馬亦如是），世人紛紛以此來形容《PROVOKE》的風格。然而長澤章生卻說大家都誤解了《PROVOKE》，「它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種精神、一場運動。雖然後來這成為人們了解《PROVOKE》的關鍵詞，但當時他們不是故意嘗試創出這種風格，只是借助一種手法來表達心中感覺，是時代的產物。」策展人想呈現《PROVOKE》反抗精神的多元，1960及1970年代，攝影家濱口隆拍攝校園抗爭及成田機場抗爭的作品，展覽現場除了激勵的衝突場面，也有寫實彩色的瞬間。
雜誌在當時稱不上受歡迎，更遑論主流，領軍的中平卓馬向來有自省精神，覺得雜誌無法表達心中所想，決定解散，之後更否定《PROVOKE》粗獷失焦的實踐與美學，在1973年一把火燒毀了大部份作品。曾為中平卓馬出版攝影集的長澤章生回應，「像他這樣的攝影師，先要推翻自己的言論，才有新的想法出來，否則他無法前進。」
森山大道當時反對解散，之後也繼續踽踽獨行，「他曾跟我透露，《PROVOKE》的精神從未消失，那種感覺仍與當初一樣。」《PROVOKE》某程度上改寫戰後的日本攝影面貌，長澤章生認為其精神一直存在，影響力從未消失，只是呈現的方法不盡相同。展覽末端是日本新晉攝影組合SPEW的作品，他們不斷挑戰攝影的媒介，在長澤章生看來也是一種《PROVOKE》精神。
在《PROVOKE》誕生的平行時空，日本攝影也有輕鬆及夢幻一刻，攝影家澤度朔在1968年創作的《KINKY》，透過沙灘上的美麗少女，從東京激烈的抗爭場面中抽離出來。策展人說一個展覽在學術的基礎上，也要兼顧娛樂的元素，「我希望觀眾能感受日本攝影的多元及有趣。」展覽現場有一個用黑布圍起的房間，觀眾要用電筒「照田雞」，裏面的作品正是攝影家吉行耕平拍攝偷窺客窺看情侶親熱的照片，大概是展覽自身的一種Provo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