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懼惡劣天氣 捕捉香港風水

風水文化在民間向來頗為流行,常言道一命二運三風水,先不理會這是否有科學根據,如此抽象的概念若以影像來呈現,又該是甚麼模樣?居港攝影師Palani Mohan從傳統的風水文化裏,提取風、水、氣等元素進行攝影創作,他時常到風水先生口中的風水寶地拍攝,甚至無懼十號風球,以截然不同的視野來拍攝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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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Dragon》,慢快門拍攝的海浪猶如一條龍。

此風水非彼風水 影大自然的energy

2013年,Palani在家中看到窗外的廣闊天空有一大片雲朵飄過,看起來很漂亮,便拍攝了這些雲朵。從事自由攝影工作二十多年,過往他曾拍攝過養鷹人、捕鯨手及蒙古人等作品,在這些充滿人文關懷的影像裏,總少不了天空與雲朵的元素,「我為雲朵的移動、風的吹拂及雨水等現象感到興趣,覺得有種energy在其中。我總是為大自然的現象感到嘖嘖稱奇。」後來他從朋友口中得知,在華人文化裏,有所謂的風水命理之說,他雖不百分百認同這種文化,卻覺得這是一種很獨特的方式去認識一座城市。「我相信的風水是一股energy,而它是由城市的人所產生的,是與大自然共存的。當天氣改變時,你能明顯感受到那種energy。」

他口中的energy,對應的是風水裏的「氣」,氣代表了人氣財氣,正所謂藏風聚氣,在他的照片裏,還有一種意義,便是天氣。他將這系列作品命名為《Wind Water》(而非風水的英文Geomancy),Palani想探討的並非何謂風水,而是提取風水的元素,以風、水及天氣變化等角度來拍攝香港。所以在他的照片裏,總能看到雨水、雲朵、霧氣、海浪的畫面,很微妙地呈現出風與水的力量。他用中片幅相機以保留更多畫面的細節,同時以一種恍如夢境的、抽象而唯美的風格去拍攝。「我想展示大部份港人不會看到的視角,透過照片去反映這城市的energy是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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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去年十號風球期間,Palani拍下這張風高浪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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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Water》,當天氣變差時,他總會到海旁拍攝。

請教風水師 踏遍山頂碼頭風水寶地

香港三面環海,夏季天氣時常瞬息萬變,這正是Palani創作的好時機。他走遍香港不同地方拍攝,甚至還向風水先生請教,前往山頂、西環碼頭等風水寶地取材,還專門在惡劣的天氣到海旁拍攝。有次十號風球,他前往西環碼頭拍攝,剛停下車拍攝,汽車便開始搖晃,他不得不馬上離開。「打風下雨時,城市的變化很快,我想捕捉這非一般的香港面貌。」他以慢快門拍攝風起雲湧,在畫面上營造一種動感,令照片看起來充滿力量與活力,某程度上反映香港本質——在他看來是一個充滿活力與能量的城市。


1967年生於印度,12歲時Palani隨家人移居澳洲。家人從事電影及攝影相關工作,在耳濡目染下,他自小對視覺藝術及影像深感興趣,1985年高中畢業後,18歲的他加入《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任實習攝影記者,開始拍攝體育、新聞等不同題材,其間兼職修讀大學。九十年代開始從事自由攝影工作,在倫敦及亞洲等地工作,作品曾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及《時代》雜誌等,同時也從事商業攝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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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Water》系列作品

1998年他曾在香港居住過兩年,千禧年出版首本攝影集《Hong Kong Life》(香港生活),用外來者角度以紀實方式捕捉這城市的眾生相:建築地盤、消防隊、盲人學校、寶蓮寺僧人等等平凡人的生活,頗有特色。之後他在亞洲不同城市工作多年,2011年回港居住至今。「我很喜歡香港的活力,然而這些年來有很大改變,曾經的老店、小店都不復存在了,我懷念當初見到的那個舊香港。」

城市在變,他也在沉澱,2012年,他以智能電話結合濾鏡拍攝的彩色照片,出版攝影集《Vivid Hong Kong》,以比較隨心的風格拍攝重返香港後的所見所聞,來重新認識這座城市。事隔六年出版《Wind Water》(風水),問及這是否他的香港三部曲,Palani笑說不是,他純粹想透過風與水的影像,來呈現這個令他着迷的都市,一個他視之為家的城市的面貌。(2018年,Palani Mohan在灣仔f22 Foto Space舉辦《風水》攝影展。)

現代彩色攝影先鋒 William Eggleston

彩色攝影有超過百年歷史,但直至1970年代,彩色攝影作為藝術創作才開始廣泛被接受。1976年,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出的一個彩色攝影展開始改變了人們對彩色攝影的偏見。展覽被認為是彩色攝影的分水嶺,象徵著彩色攝影得到藝術界的承認,作為展覽的主角,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自然也奠定了他在現代彩色攝影的先鋒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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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緣起

早於20世紀初,法國發明家兄弟LUMIERE已發明了彩色底片,不過出來的彩色效果並不自然。1935年,KODAK公司研發初柯達彩色菲林,推動彩色攝影再走一步。儘管彩色更接近事物原貌,但攝影家們一直以黑白攝影為正宗,所以彩色攝影在藝術領域依然難佔一席位,到1950年代依然是黑白攝影的天下。開始出現變化是1960年代,當時Ernst HaasWilliam Eggleston已嘗試拍攝彩色照片,但多數情況下,彩色菲林只是旅行或一些特定情形下才會拍攝,作為創作的攝影師可謂寥寥可數,畢竟彩色菲林價錢更貴,感光度卻更低。1970年代彩色攝影技術成熟,彩色菲林價錢便宜,感光度也增高了,美國攝影界也開始重新認識、評價彩色在攝影中的表現,但要到1980年代,彩色攝影才成為主流。

彩色探索

最初,William Eggleston也是從黑白攝影開始,小時候喜歡彈琴畫畫的他,大學時期逐漸對攝影感興趣,當時他頗受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及Robert Frank的作品影響,於是拿著朋友送他的LEICA相機,拍攝了一系列黑白照片。1960年代中期,他開始嘗試拍攝彩色照片,與另一重要攝影師William Christenberry一同探索彩色攝影。當時彩色正片菲林(Transparency Film)已很流行,沖印出來的效果也相當理想,當1969年MoMA攝影部主任John Szarkowski看到他的彩色作品時已為之驚訝,並遊說MoMA買下他的作品。1973年,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發現了轉染法(Dye Transfer),這種沖印方法可加強照片的色彩,他用這種方法來沖印自己的照片,效果非常出色。這種方法造就他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品,例如1973年沖印的《The Red Ceiling》,紅色的天花非常有力量及有感染力,照片翌年更被美國搖滾樂隊BIG STAR用作專輯《Radio City》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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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創作

生於美國南部田納西州,William Eggleston兒時跟隨父母搬至密西西比州,長期在陽光明媚的南部成長,無形中令他對色彩有特別感覺,拍攝場景主要也是在美國南部。他的鏡頭所拍攝的都是很平常的畫面,汽車、路牌、小旅館及一些很生活化的片段。有時是在空曠的背景下,以明快的色彩來凸顯現實的空虛;有時他會將不同的色塊組織在一起,帶來強烈的視覺效果。對彩色的世界非常感興趣,覺得色彩是一種時代感覺的載體,也紀錄了時代的變化。儘管如此,當時像Ansel AdamsRobert Frank等著名攝影家都對彩色攝影不以為然,直至1976年,MoMA舉辦了William Eggleston的彩色攝影個展,一改業界對彩色攝影的偏見。與此同時,Stephen ShoreJoel SternfeldJohn PfahlJan Groover等攝影師也以彩色攝影進行創作,一同掀起了彩色攝影革命。

陳復禮 紀實與畫意並存

戰爭與和平
《戰爭與和平》

香港著名攝影家陳復禮從事攝影創作逾大半世紀,曾多次被評為沙龍攝影「世界十傑」。創辦過攝影雜誌,多年來陳復禮一直鑽研攝影,為表揚其貢獻,藝發局向他頒發「2013香港藝術發展獎」終身成就奬。陳復禮2018年9月11日逝世,享年102歲。

喜雨
《喜雨》

1916年生於廣東省潮安縣,陳復禮在愛好繪畫與音樂的父親的耳濡目染下,從小便對藝術深感興趣。1930年代年家道中落,廿歲不到的他,離鄉別井到泰國謀生,後來又因日本入侵泰國,1944年再輾轉到越南。年輕時他已接觸過中國畫意攝影大師郎靜山的作品,到越南後師從攝影家陳芳渠,專心研究黑房技術。這個時期作品可稱為「集錦攝影」,做法是利用底片疊加合成的方法進行創作,出來的效果充滿意境。然而不久後他已不再滿足集錦式攝影,慢慢走向風光及靜物拍攝。1951年,他在越南拍攝拍攝的《戰爭與和平》,曾在多個國家的沙龍攝影獲獎,照片裏雜亂無章的鐵絲網襯托出兩隻白鴿,整個畫面非常意味深長。

左:《搏鬥》右:《兩修女》

1955年他移居香港,業餘從事攝影創作。當時香港的攝影風氣旺盛,也給予他充分發揮攝影才華的機會,五十年代的香港是沙龍攝影的天下,他的作品屢屢獲獎,更多次進入沙龍攝影的「世界十傑」。拍攝沙龍攝影之外,他也有拍攝紀實攝影作品,其中一幅代表作就是拍攝勞工的《血汗》。當時他還提出將畫意與寫實結合的風格,在他看來,紀實攝影與畫意攝影是能並存的,而且能夠互相影響。這對後來香港攝影風氣的改變,或多或少有推波助瀾的貢獻。

黑貓
《黑貓》

攝影之外,他也大力推動攝影文化,早於1951年,他已在越南組織過「越南攝影學會」。回到香港後,1958年,他與朋友創辦了以華人為主導的「香港中華攝影學會」(當時的「香港攝影學會」以英國人為主),翌年在香港舉辦首個攝影展覽。1960年他自資創辦攝影月刊《攝影藝術》,可惜雜誌叫好不叫座,一直缺乏廣告,出版僅三年便停刊,原班人馬在翌年創辦《攝影畫報》,一直出版至2005年。

陳復禮、劉海粟 《古松》
陳復禮、劉海粟 《古松》

陳復禮的創作生涯以風光攝影為人所知,與中國的吳印咸、台灣的郎靜山齊名,被攝影界並稱「華夏三老」。其實在早期的攝影作品中,他也拍攝了許多低下階層勞苦大眾的照片,1980年代他又提出了「影畫合璧」的風格,邀請黃永玉、吳冠中、李可染、劉海粟等著名藝術家,為他的攝影作品增添書法及繪畫,也算是前無古人,當年在香港亦引起熱烈討論。當代藝術大師劉海粟曾為陳複禮題字,「複禮攝影,六法留真,千變萬化,不斷創新」這十六個字,大概是他一生的最佳總結。

鋤田正義 捕捉大衛寶兒的搖滾寫真

鋤田正義(Masayoshi Sukita)在搖滾音樂界是響噹噹的名字,你未必記得這位年屆八十的搖滾樂攝影界翹楚的樣貌,但他鏡頭下的照片,或早已出現在你收藏的大衛寶兒(David Bowie)唱片裏。他與Bowie相識於1972年,逾四十年來多次為其掌鏡,1977年的《Heroes》唱片封面照片,正是出自鋤田之手。2018年,百老匯戲院曾特別放映紀錄片《鋤田正義:搖滾寫真館》(SUKITA: The Shoot Must Go On),講述他與David Bowie如何從相識相知到成為好友,透過走訪不同的音樂人,來呈現其搖滾寫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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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攝影師鋤田正義與David Bowie相識逾四十年,期間多次為他拍攝相片。

成長在二戰後的福岡縣直方市,鋤田正義自小已深受美國文化影響,貓王的音樂、馬龍白蘭度的電影,足以令他深深着迷。高中時媽媽送給他一部相機,自此燃起他對攝影的興趣,在拍攝搖滾明星之前,他拍攝最多的是媽媽,還有家人及鄰居。兒時他經常在家人的店舖流連,喜歡透過店門去觀看外面的世界,這無形中訓練了他的攝影觸覺——這令我想起已故伊朗導演阿巴斯,他經常透過汽車的擋風玻璃來觀看這個世界。
鋤田正義從小就有這種攝影的覺悟,他在紀錄片裏說道︰「有了框架後會令你變得集中,也令你的觀察力變得敏銳。」從寫真學校畢業後,他曾師從攝影師棚橋紫水,後來從事過廣告攝影。1970年,亦即天才結他手Jimi Hendrix逝世那年,他曾在紐約欣賞他的演出並拍攝過一些照片。那時候他也喜歡英國的T. Rex樂隊,還專門到倫敦拍攝樂隊歌手Marc Bo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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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自薦為Bowie拍攝的照片。

倫敦遇見海報 毛遂自薦

英國算是他的福地,在這裏他認識了後來的摯友David Bowie,而一切只因一張海報。他在紀錄片中憶述,當時在街上見到David Bowie的演唱會海報,已被其氣質吸引。當時他對這位形象百變的舞台王者一無所知,也未聽過膾炙人口的《Space Oddity》,好奇之下便去聽他的演唱會一探究竟,誰知卻被其表演深深感染,之後鋤田向他的經理人毛遂自薦,結果還真的成功安排了拍攝機會。當日比他更早掌鏡的是大名鼎鼎的David Bailey,輪到鋤田拍攝時,他還特意開了一瓶酒來放鬆。不過令二人份外投契可不是這瓶酒,而是他們的共同興趣——Bowie喜歡東方文化及京都,鋤田熱衷於西方文化,儘管二人言語不通,但這並沒有成為摯友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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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David Bowie身穿山本寬齋設計的vinyl bodysuit連身褲,成為鋤田正義其中一張廣為人知的作品。


David Bowie曾說過鋤田正義是他最喜愛的攝影師,鋤田對他也是讚不絕口。每次Bowie前往日本,總會叫上鋤田見面拍照。1973年,Bowie為其巡迴演唱會來到東京,當時他身穿日本服裝設計師山本寬齋設計的vinyl bodysuit連身褲,鋤田以紅色背景拍攝下這個造型,成為廣為人知的作品之一。另一幅標誌性的作品是1977年拍攝的《Heroes》唱片封套照片,當時BowieIggy Pop一同到日本籌備宣傳後者的專輯《The Idiot》,Bowie忽然致電鋤田,希望可以拍攝一些照片,最後在攝影棚完成了身穿皮褸的造型拍攝。

照片的場景很簡單,也沒有華麗的裝扮,反而更能呈現出真實的面貌,鋤田說這是他最喜歡的Bowie作品。這張照片2013年被重新製作成《The Next Day》專輯封面,設計師在照片上加上白色框,寫上The Next Day字樣。同一幅照片用在兩張專輯封面上,這在音樂史上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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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拍攝這幅相片是《Heroes》專輯封面,也是鋤田最喜歡的Bowie相片。

紀錄片零碎 着墨相知過程不多

作為一套紀錄片,導演很盡責地通過不同人物的訪問,包括音樂家坂本龍一、是枝裕和及Jim Jarmusch等導演去讚美鋤田正義的照片及為人,讓觀眾知道他是一個充滿活力、觀察入微的攝影師,呈現出他是如何捕捉這些搖滾明星的形象。然而太多的人物及情景,卻令每位拍攝對象的故事變得零碎,感覺有點蜻蜓點水,到喉不到肺。不論作為樂迷、時裝迷還是攝影迷,相信觀眾都更想了解對鋤田正義與David Bowie的相識及相知,可惜紀錄片着墨得不夠,如果這部紀錄片在Bowie生前開始拍攝,我想應該會精采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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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風不逝》張國榮2018紀念展

關於哥哥張國榮的照片,最難忘是1991年12月《號外》雜誌封面那個反串花旦的形象,以及2001年5月的Punk Look造型封面。哥哥形象百變,2018年,在走馬燈舉辦的《隨風不逝》張國榮2018紀念展上,則展出多幅瀟灑斯文的哥哥照片,由中國攝影師周雁鳴拍攝。

周雁鳴曾是鞏俐的私人攝影師,也為章子怡、張藝謀及張國榮等名人掌鏡,中國權威電影雜誌《大眾電影》的封面人物,不少都由他操刀拍攝。1990年代作為訪問學者遠赴法國,1993年《霸王別姬》入選康城電影節時,他被邀請到康城為劇組人員拍攝照片,戲中主角張國榮自然是他拍攝的焦點。

他說印象中的哥哥沒有架子,風趣幽默,非常迷人,他也成功地捕捉張國榮或自然或瀟灑的一面。當時《霸王別姬》獲得了最高榮譽的「金棕櫚」大獎,那種喜悅或許從他鏡頭下的哥哥照片裡可見一斑。之後在1996年,導演陳凱歌與張國榮再度合作拍攝電影《風月》,周雁鳴也在拍攝現場紀錄了許多哥哥的照片。

這批照片最近在香港展出,同場還有哥哥迷借出的藏品,一齊再來懷念哥哥的風采吧。

詳情 
日期 :2018年09月08日至17日(11am-8pm) 
地點 :走馬燈(旺角太子道西204號 2樓)

余偉建 紀錄回歸前後歲月

1998年,啟德機場的最後一日,一架舊款國泰747客機徐徐起飛離開香港,象徵一個舊時代的逝去。美聯社攝影記者余偉建Vincent Yu)把這一幕記錄在菲林裏,同年他以香港機場代碼HKG為名,推出個人首本攝影集,用影像記載五十年不變前的香港。二十年過去,表面上「馬照跑舞照跳」,可暗地裏許多事情已悄然改變,許多固有價值在眾聲喧嘩中慢慢被蠶食,甚至是面目全非。有感於此,余偉建重新製作《HKG》攝影集,加入了回歸後的作品,記錄香港變化的同時,也無不有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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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地鐵站內的鄧小平廣告〉。

余偉建從事新聞攝影三十多年,多年來採訪過南亞海嘯、四川大地震、北韓勞動黨周年慶典、福島311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其中一個令他難忘的經歷,便是回歸,這也是二十年前《HKG》面世的契機。「其實回歸前數年已決心要出一本書,覺得要認真地記錄香港。」從1992年彭定康離開答問大會的畫面到董建華上台,從地鐵站裏的鄧小平廣告到駐守添馬艦的解放軍,還有一張香港與英國士兵對望的照片,他的照片不僅記錄了殖民地的最後歲月,背後亦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及時代特色。


社會在轉,歷史在演變。2007年他舉辦攝影展,展出回歸前及回歸後十年的相片,當時余偉建已有重出攝影集的打算,可惜最後擱置了。又過十年,變化巨大,他覺得許多東西正慢慢消失,更加覺得要重編書籍。在新版《HKG》裏,依然能見到許多國旗、英女皇像、鄧小平等充滿符號性的元素,他以1986年英女皇離港上機的畫面開篇,以啟德機場的最後一天做結尾,似乎在嘆息一個時代的終結。
新書照片大多是回歸及回歸前的照片,同時亦加入了海洋公園的熊貓像、胡錦濤的蠟像、天星碼頭鐘樓等在2006年及2007年拍攝的照片,記錄香港的變化。印象深刻是那幅大會堂的照片,被拆走的殖民地徽章在牆上留下一個印,這是歷史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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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新華社門外的示威〉,一雙眼睛令人想起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這經典預言。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問及回歸的最大變化,他說以前能暢所欲言地說話,「現在很多人都有顧慮,有種無形的掣肘。」攝影策展人黃啟裕在攝影集裏提到中英聯合聲明是流產的承諾,或許有人會覺得字眼敏感,是政治不正確,「這是以前不會有的,現在大家都有了自我審查。」誠如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書中序言所寫,「我希望香港仍然會是一個能夠維持其自主和法治的偉大城市……而近年的種種事件也確實令人有點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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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G》由獨立出版社Brownie Publishing出版,「顯影·書櫃」有售。


舊版書名的HK字母是黑色的,現在有意無意變成了紅色,印在半透明的牛油紙書套上,封面是一張在新華社門外示威的照片,照片裏的眼睛影像若隱若現,似乎在印證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而且令人越來越擔憂。「1992年拍攝時這張照片時或許是預言性的畫面,現在這種情況香港已經發生了。」政治如此,民生問題亦然,回歸前他拍攝住在籠屋及劏房裏的人、貧富懸殊(銅鑼灣的勞斯萊斯與巴士),而今看來這種情況沒有最差,只會更差!
佐治·奧威爾在《1984》裏寫道:誰控制了過去便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便控制了過去。不論香港的現在由誰控制,《HKG》裏的香港景況,是在這一代人的記憶消失前,不能復再的歲月。

·原文見於果籽

被埋藏的菲林  重現文革荒唐

文化大革命雖是半世紀前的事,但作為一段重要的歷史,依然值得更多人認識。「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年近八旬的李振盛在其著作《紅色新聞兵》(Red Color News Soldier)裏如此說道,讓歷史告訴未來。文革時期,他是《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十年間拍攝近十萬照片,包括許多敏感畫面,九十年代移居美國後,這批敏感照片才得以重見天日,並於2003年編集成六種外語的文革攝影集《紅色新聞兵》。十五年過後,中文版才姍姍來遲面世,身在紐約的李振盛事隔半世紀越洋再憶往事,那段歲月他依然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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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攝影記者不會拍攝槍斃的畫面,李振盛出於好奇也把它拍攝下來。

兩萬底片藏地板 躲過一劫

1966年,26歲的李振盛任職《黑龍江日報》,除了報社的攝影任務外,他也把批鬥、槍決、紅衞兵打砸搶燒——他稱之為「抹黑文革」的負面照片一一拍攝下。紅衞兵批鬥的畫面,其他記者都視為是沒用的照片,一來不僅不能登報,更有可能會惹來被批鬥之禍,當時李振盛要等報社的同事下班後,才敢在黑房裏沖曬底片,再藏於抽屜暗格裏。他一直把攝影老師吳印咸的話記在心中: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文革期間,他感覺自己有一種朦朧的歷史使命感,「所以我的想法是先把它記錄下來,留待後人評說。」

為了暢通無阻地在造反大會上拍攝,19668月,李振盛特意發起組成一個「紅色青年戰鬥隊」,翌年1月還被北京的「全國新聞界革命造反者總部」認可,得到「紅色新聞兵」的紅袖章。如今這個紅袖章陳列在成都建川博物館聚落的「李振盛攝影博物館」裏,也成為書籍的名稱,是這批文革照片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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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毛澤東暢遊長江兩週年活動時,眾人在下水前閱讀毛語錄,以防在水中迷失方向,李振盛說當時沒人願意捅破這荒唐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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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人人相信毛澤東在防止「黨變修、國變色」,破舊立新是為邁向繁榮富強。李振盛也曾興奮地參與這場運動,然而他發現事情很快已變質,更無法理解紅衞兵以「破四舊」為名大肆毀壞珍貴文物、四處批鬥的行為。1968年春天,在黑龍江的反右傾運動中,他預感自己將被批鬥被打倒,於是將約兩萬張底片藏於家中地板底。結果,他當年年底便遭受批鬥及被抄家,幸好這些菲林躲過一劫。

1969年,他和妻子被發配到偏遠地區的柳河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心知有去日無歸期,便把埋藏菲林底片之事告知好朋友李明達,厚道忠誠的朋友守口如瓶年,直到2006年日本NHK電視台跟隨李振盛到哈爾濱拍攝紀錄片時,才道出這秘密。「我把這段歷史寫在書中,是想讓讀者知道那個年代也有人性的光輝,在文革的荒唐歲月中,也有好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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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員與貧農大娘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背景牆上的毛主席像模糊了,他不得不換上清晰的毛澤東頭像。

違背操守 修改照片是政治需要

如火如荼的文革,新聞報章也大力配合,當時為了拍攝照片登報,李振盛明知違背新聞攝影道德,也不惜修改照片。集會時群眾高舉的拳頭打在毛主席像上,他便把拳頭塗抹走;其中一張人物照片背景的毛主席像模糊了,便做手腳換上一張清晰的毛像。當時在他的工作枱上,甚至放着各種不同尺寸不同角度的毛澤東像,方便隨時修改照片。「最初是總編要求修改的,自己也覺得有點彆扭,後來慢慢變成記者的自覺行動,習慣成自然了,也沒有痛苦感覺。」
舊事重提,他也覺得好笑,他一早明白,當一切為政治服務時,新聞工作者也要為黨服務,「見報就是政治需要,不見報就白白拍攝了,而且多見報還能多派發菲林呢。」當時人人讀《毛語錄》,游泳健兒下水前、飛行員起飛前都要讀,李振盛在書中寫道:兩名空軍飛行員在起飛前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以免在飛上藍天後迷失航向。如今讀來覺得荒唐,可這就是當時的政治現實,「人人都穿着那皇帝的新衣,誰也不願去捅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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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歷史細節 中文版文字再下工夫

躲過文革劫難,八十年代他在北京國際政治學院教新聞攝影。那段時期的政治氛圍尚算寬鬆,李振盛的一組文革系列照片,曾在全國攝影公開賽得獎並在中國美術館展出。1988年,新華社攝影部理論研究室主任蔣齊生策劃的「中國新聞攝影50年」展覽在國外展出,也把李振盛的文革照片收錄其中。這也引起了聯繫圖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總裁、後來的英文版《紅色新聞兵》編輯普雷基(Robert Pledge)的關注,同年普雷基在北京見到李振盛及其作品後,立即提出合作,其時哈佛大學也邀請他訪問講學——可惜兩事均因天安門事件而耽擱。

1996年,哈佛大學舊事重提,邀請他到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講學,他隨即決定前往美國,及後陸續將三萬多張底片帶到美國。因緣際會下重遇普雷基,結果與他用三年多時間整理底片,最後在2003年出版《紅色新聞兵》,最初擬定有2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最後以英法德意西日六種語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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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新聞兵》有別於一般攝影集或歷史書,李振盛將自身經歷與文革歷史結合,讀來更引人入勝。當時兩位攝影大師Robert Frank與布列松閱讀此書後,均主動邀約見面,布列松還破天荒地與他合照。他在書中提及四人幫被粉碎後,人人聚餐喝慶功酒,李振盛帶着醉意走在回家路上,打算抱起女兒向上一拋再接住,結果用力過猛向後方拋去,女兒一臉朝天摔在雪地上,「後來Robert Frank的太太看到我女兒,還慈祥地摸着她的頭,好像剛剛摔過似的。」沉重的歷史讀來生動有趣,這就是敍事的力量。

當年《紅色新聞兵》在世界各地引起極大迴響,但他最掛念的,始終是中文版。李振盛對中國歷史格外關心,一直希望能推出中文版,終於在15年後,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相比起外文版本,中文版除了增補及替換50多張照片,自述內容也新增二萬多字,去還原歷史的細節。李振盛不諳外文,當初出版的英文書籍都無法閱讀,「後來我認真閱讀繙譯文稿,覺得有些話都不像我自己說的,所以我特意花了很多工夫在中文版的文字上。」重看舊作重提往事,他唯一遺憾的就是對平民百姓生活的記錄不多,而這些也都是歷史的細節。

·註:李振盛先生2020年6月在美國紐約逝世,終年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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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十五年,《紅色新聞兵》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原文見於果籽 ·照片由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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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m攝影家張乾琦 「家就像風箏的線把我拉回來」

來自台灣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家張乾琦,形容以前的自己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總是無邊無際地飛,「孩子出生後,現在那個線特別短,一拉就回來了。」讓他成為斷線風箏的是攝影,自從1995年加入享負盛名的Magnum Photos後,這位唯一的台灣攝影家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創作。一對兒女出生後,他依然像《寡佬飛行日記》(Up in the Air)裏的佐治古尼一樣,經常穿梭在不同的機場與城市,卻有一條無形的線牽引着他——家與孩子,「現在我會更兼顧孩子,也不想離開他們太久,遇到重要的日子我一定會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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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乾琦在攝影群展《Home》中展出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生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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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m Photos最近在香港舉辦大型攝影群展《Home》,展出16位攝影家逾190張相片,包括Elliott ErwittTrent Parke及久保田博二等,張乾琦是唯一出席的攝影家。一如以往「空中飛人」的生活,展覽前一日他才從奧地利趕來香港,一下飛機就匆匆趕到場館佈展及接受訪問,停留兩三天後繼續飛往下一站。這樣的生活他早就習以為常,2015年出版的攝影集《Jet Lag》,就把多年來與飛機為伴的影像集結成書,現在他每年仍有一半時間飛往世界各地,做創作、演講、展覽、教工作坊。開幕當日一早訪問他,咖啡還未到,他顯得很疲累。張乾琦本來就是不太善於辭令的人,時差作祟下,他的說話更輕柔了,要挨得很近才聽得清楚。

「每個人對『家』有不同詮釋」
展覽以「家」為主題,張乾琦拍攝的是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生活,而非身在台灣的父母或在奧地利的孩子。「每個人對『家』都有不同的詮釋,台灣、紐約、奧地利對我而言都是家,我在紐約住了很長時間,從1992年開始至今,我一直在拍攝紐約的唐人街。」實際上,從最初記錄紐約唐人街非法移民生活的《唐人街》(China Town),到拍攝越南新娘被販賣到台灣的《囍》(Double Happiness),再到記錄逃離北韓生活的《脫北者》(Escape From North Korea),張乾琦的作品裏從來不乏「家」的元素,只是他鏡頭下的家總是與異鄉人結合在一起,這或多或少與他在台中農村成長、美國工作、移民奧地利的經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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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2年至今,張乾琦一直在拍攝紐約《唐人街》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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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7歲的他,1984年從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教育科目,當地的攝影風氣令他愛上了這種視覺藝術。「其實大學畢業後是打算回台灣的,那時候剛好有報社的實習機會,就這樣留在了美國。」1991年至1994年,他先後在《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和《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擔任攝影記者,期間也開始醞釀創作《唐人街》和拍攝高雄精神病院「龍發堂」的《鏈》(The Chain)這兩個重要的作品。


張乾琦的作品向來帶有人文主義關懷,近年也開始有明顯關注自我的轉變,2014年的短片作品《在路上》(On the Road),就把過去多年拍攝的日常照片,結合周遭環境的聲音,變成一部自傳式紀錄。「其實這個作品某程度上是因為孩子做出來的,我在不同的地方邀請當地媽媽唱搖籃曲,當成是給孩子的禮物。」他曾錯過孩子的出生,也曾多次缺席了家人的團聚,《在路上》是一份溫馨的禮物,也把他牽回到他的家。


攝影之外,張乾琦對聲音也深感興趣,早在2004年拍攝《囍》時,他已開始一邊拍照一邊錄像收音,後來的《脫北者》及去年的錄像作品《非戰之戰》(The War That Never Was),他多次把平面影像與聲音結合成短片作品。「攝影與錄像是不同的思考,聲音讓我多了一個說故事的語言。」平面的影像加上聲音後頓時變得立體,也令影像變得更有生命力,更能喚起觀者情感。正如他拍攝唐人街華人的生活,有了聲音後,相片中所呈現出的異鄉與家的感覺,也變得更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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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展出16位攝影家逾190張相片,圖為意大利攝影家Alex Majoli作品。

《Home》 Magnum Photos攝影群展

時間:即日起至8月27日

地址: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照片由Magnum Photos提供

布拉格之春見證者 Josef Koudelka

“I don’t pretend to be an intellectual or a philosopher. I just look.”——Josef Koudelka

在捷克,如果你喜歡攝影,有兩位Josef一定要認識。第一位是已離世多年的Josef Sudek,這位被譽為布拉格詩人的攝影師終其一生在拍攝布拉格的詩意與靜謐,到訪布拉格時可在Josef Sudek Gallery和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看到他的作品;第二位是今期主角Josef Koudelka,他以拍攝布拉格之春成名,同時也因此要流亡海外。他的鏡頭不以詩意見稱,而是一幅幅歷史畫面的見證。

曾是工程師

Josef Koudelka出生於捷克東部摩拉維亞地區一個小鎮,年少時受攝影啓蒙從而開始這方面興趣,早期拍攝對象主要是家人與朋友。大學時期修讀工程學,期間接觸劇場及藝術活動,拍攝不少攝影作品。1961年,當他大學畢業時,已在布拉格舉辦首次攝影展覽。

或許大家覺得他會順理成章成為攝影師,但事實是他當時依然喜歡工程學,於是畢業後成為一名航空工程師。幸好他在攝影方面的興趣並沒因此而停滯,還常常利用業餘時間為雜誌和劇場拍攝照片,也拍攝很多當地的吉普賽人。在航空工程界打拼幾年,終於在1967年決定成為全職攝影師,這一切,與當時社會的局勢不無關係。

布拉格之春   

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對共產黨的批評不斷,1968年共產黨第一書記杜步切克(Alexander Dubček)為當地人民帶來新希望,不但廢除新聞審閱制度,也逐漸改變共產黨的中央集權。老大哥蘇聯當然不會袖手旁觀,8月20日深夜,二十萬華約軍隊駕著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武裝鎮壓這次布拉格之春改革。當時參與這場運動的,有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有後來成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Josef Koudelka也在現場。

米蘭昆德拉之後寫出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文字控訴那段歷史,而Josef Koudelka來得更直接,用他的鏡頭拍攝下蘇聯的惡行。當時蘇聯控制布拉格,包括當地媒體,他所拍攝的底片更要偷偷運出布拉格,才能交到Magnum Photos將真相公諸於世。當時他害怕遭受報復,於是以匿名發表作品。這些照片引起全球迴響,翌年美國權威新聞組織Overseas Press Club也把Robert Capa Gold Medal頒給這位匿名的捷克攝影師。

流浪的吉普賽人

早於大學時期,Josef Koudelka已系統地拍攝四處流浪的吉普賽人,先是在斯洛伐克,後來更前往羅馬尼亞拍攝,並於1975年發表《GYPSIES》一書。布拉格之春後,Josef Koudelka的命運也無奈像吉普賽人般四海為家。當時國內的處境令他不得不流亡,他先是逃到英國,加入Magnum Photos攝影通訊社,之後為拍攝吉普賽人系列作品而在歐洲各地拍攝。流浪十多年後,他終於在1985年加入法國籍,擺脫無國者身份。儘管如此,流亡多年的他依然繼續漂泊,在不同地方拍攝,並於1988年推出《EXILES》(流亡)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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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鄉別井二十多年後,他1990年首次踏足祖國,此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剛發生天鵝絨革命,並於兩年多後分裂為兩個獨立的國家。事過境遷,當年紀錄布拉格之春的攝影集《Invasion 68: Prague》,後來也順利在捷克出版了。

今天的Josef Koudelka,已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東京宮、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等地舉辦過展覽,是許多人心中的大師與英雄。年屆八十的他,依然忠於自己的內心,仍在孜孜不倦地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