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同人誌《Prologue》 記香港被遺忘的人

攝影同人誌作為一種志同道合的攝影作品結集,在香港曾經活躍過,在2008年至2010年間,由朱德華主編的《pH infinity》、由黃勤帶及岑允逸等攝影師出版的《麻雀》、由新聞攝影師梁祖彝發起的《柒菲》、由小丁與何兆南等人籌劃的《傾計會》先後面世,可惜推出三、四期後便無疾而終。

這些年坊間不乏攝影師以不同形式推廣攝影,2018年初,一群本地攝影愛好者成立攝影組織「Ménos 心象社」,不定期舉辦攝影講座及Photo Walk等,2019年中更結集11位成員作品,推出攝影集《Prologue》,首期主題是「Hong Kong Street」。

攝影師盧嘉俊拍攝一位在街頭露宿的長者。

不拍靚人靚景 反映貧窮問題

顧名思義,攝影集主題是香港街頭,有地鐵乘客、街上行人、豬肉檔主或後巷偷閒抽煙的員工,這些人或直視鏡頭,或匆匆行過,這些照片既是街頭百態的寫真,也是香港社會的縮影。閱讀過程中,垃圾桶、露宿者、流浪貓、拾紙皮或推石油氣罐老人家的照片不斷浮現,無形中加強了一種印象,反映香港的貧窮問題。無可否認,在金融都市的光環下,香港仍有許多生活困苦的人。

將鏡頭對準露宿者的攝影師林敬豪說:「香港街拍文化不太廣泛,大家只在拍靚人靚景,我認為不足的是沒有太多人去關注那些被遺忘的人,其實我們總能經常在街頭遇見露宿者或拾荒者,只是有些人沒有選擇去看見。」他鏡頭下的露宿者及流浪漢,有的睡在金舖前,有的徘徊在後巷,這些都並非隨機抽樣能拍攝到的畫面,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後,盡可能在不騷擾對方的情況才按下快門。

攝影師林敬豪認為,香港並沒太多街拍攝影師集中關注露宿者或拾荒者。

仔細翻閱攝影集,有些照片能明顯見到畫面的趣味點,如途人的眼神或舉止。然而更多是編輯的心思,將相似元素的照片並排,如抽煙的人、地鐵的孩童、露出肚腩的伯伯與小孩,既有歸類效果,亦產生另一種趣味效果。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兩張上下並置直視鏡頭的照片,一張是街頭表演者戴着太陽眼鏡及草帽開心唱歌,一張是衣衫襤褸流浪漢的無助眼神,兩種不同的街頭生活照片形成強烈對比,這種效果是單獨觀看時所缺乏的。負責編輯攝影集的鄭偉學說:「無論是順序看或者隨意翻閱,都希望讀者能發掘相片之間的互動,以及段落之間的故事性,然後在腦海內建構各自的想像空間。」

編輯排版見心思 令讀者有好奇心

有別於固定排版的攝影集,《Prologue》的閱讀體驗是有驚喜的。有時是一張跨版照片、有時是對齊或對角的兩張照片、有時是一橫一直,甚至是三張不同尺寸的照片,甚至是一片黑色或紅色,呈現出不同的節奏,閱讀時無法估計下一頁是甚麼畫面,而每一次翻閱,都可能有不同的發現。攝影師梁舒婷說:「這種編輯及排版心思,令讀者有閱讀的新鮮感及好奇心。」當然這種優點同時也可能是缺點,畢竟有時彩色與黑白照片之間的過渡效果並不總是理想,有時難免會顯得跳脫,但無論如何,它至少提供不同的閱讀方式。

某些照片有明顯趣味點,並排的相片能產生另一種趣味效果。

作為一本同人誌,《Prologue》不是逐一介紹每位成員的作品,而是將所有人的作品視為一個整體,再進行編排。這樣固然需要更多的心思去處理,雖然每個人拍攝的地點及風格不盡一致,或是動感畫面、或是曖昧色彩,然而在「香港街頭」這個大主題下,眾人各自發揮,卻合併成更多元化的香港街頭。攝影集最後分別收錄每位攝影師作品的縮略圖,其實也是另一種展示作品的方式,讓人去了解各位攝影師的作品。這種手法令我想起日本東京街頭攝影師創辦的同人誌《VoidTokyo》,然而《Prologue》的主題內容,卻絲毫不比它遜色。

《Prologue:Hong Kong Street》

日期:即日至1月5日

地點:何蘭正(中環蘇豪卑利街65-65A號地舖)

中環大業藝術書店及銅鑼灣攝影器材店Meteor有售《Prologue:Hong Kong Street》

原文見於果籽

Romain Jacquet-Lagrèze 憑字寄意

沸沸揚揚的六月,香港人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多次走上街頭,許多居港的外國人也挺身支持。移居香港八年的法國攝影師Romain Jacquet-Lagrèze先後在社交網絡發佈「不平則鳴」、「愛家」這兩幅作品,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Romain原是平面設計師,2009年來港定居後,被密集摩天大廈所吸引,以影像來表達對這座石屎森林的震撼,創作過《Vertical Horizon》及《The Blue Moment》等關於香港城市建築的攝影集。隨着居住時間越久,他也從宏觀視野慢慢深入至本土文化,最新作品《City Poetry》(城市詩意)拍攝大廈及店舖招牌的文字,然後再利用拍攝的文字作為素材,重新組合出新的字句及成語,他更憑字寄意,「愛家」愛香港之餘,更以「不平則鳴」來聲援港人抗議的舉動。

數年前拍攝《Wild Concrete》系列時,他被牆上文字的美感吸引,近年眼見許多霓虹燈消失,不斷令他想起那張文字的照片,於是開始創作《City Poetry》系列,在深水埗及旺角等舊區拍攝舊商店、大廈或霓虹燈招牌的文字,同時從太太口中了解每個文字背後的意思,開始學習繁體中文。「有時候需要拆開文字的結構來了解,然後創造一個故事來記得這個文字,藉此也令我更了解香港文化,發現許多新的事物。」香港的招牌文字有不同的寫法及創作手法,有書法、雕刻、⼿⼯吹製的霓虹燈管,甚至用紙⽪石拼貼的文字,「這些都是非常精湛的技巧,看起來也充滿視覺詩意。」

Romain至今已拍攝下逾千張這樣的照片,由於很多都是大廈及店舖名稱,所以有很多重複的字,如「龍」、「有限公司」等。拍攝約五百個不同文字,他已能認得逾半,也逐漸懂得解讀街頭的文字密碼,對中國書法著迷的他,以並排文字的創作手法,拼湊在不同地⽅拍攝的字體,創作成句子或成語,呈現出新的藝術感。

他覺得「龍」字很漂亮, 於是利用九個不同顏色的「龍」字,拼貼出九龍的意思。他也懂得拼湊「香港文化」等簡單的作品,至於「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等祝壽用語,則是在太太幫忙之下完成。有時也因缺失某些文字,要以其他相同意思的文字來取代,我們常說「百煉成材」,因為Romain無法找到「苦」,後來創作了「百苦成材」,起碼一般人都能明白字面的意思。

他認為這些街頭文字是時間、文字書法與攝影的結合,時間令腐蝕的文字有質感,例如生鏽的金屬字及破碎的霓虹燈等,同時也記錄城市的歷史及時間,令其顯得獨一無二。近年社會四處重建,也令這些文字消失,「當舊店被取代,這些充滿書法美感的文字也會慢慢消失,逐漸被數碼印刷及LED光管文字取代。」另一種意義是,近年傳統繁體文字也受到蠶食,香港作為繁體字的堡壘,他覺得更要保育及記錄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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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攝影師Robby Müller的光影色彩世界

已故荷蘭電影攝影師洛比慕勒(Robby Müller)生前掌鏡近五十部電影,在獨立電影界享負盛名,與德國新浪潮導演雲溫達斯(Wim Wenders)更合作無間。2018年7月3日,長期患有血管性認知障礙症(Vascular Dementia)的他因病離世,享年78歲。離世一周年之際,電影節發燒友(Cine Fan)最近舉辦「凝光留影——攝影大師洛比慕勒」的專輯選映,播放七套攝影作品及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來回顧他的光影詩意。

洛比一生在美國、南美及歐洲各地拍攝電影,原來其早年經歷亦如此,1940年生於加勒比海鄰近委內瑞拉的荷屬庫拉索(Curacao)島嶼,及後在另一個荷蘭前殖民地印尼成長,十多歲時才跟隨家人回到荷蘭生活。在當地的Netherlands Film Academy畢業之後,他曾跟隨德國電影攝影師Gérard Vandenberg當助手,同時也是一位廣告片攝影師。

洛比擅於運用顏色,《三個藍月亮》酒店經理的紅色西裝令人印象深刻。

善用顏色及燈光 呈現人物情緒

1960年代末,洛比認識比他年輕五歲的德國導演溫達斯,當時的溫達斯還只是名不見經傳的導演,二人一見如故,洛比先是為他的短片《Alabama(2000 Light Years), 1969》作品掌鏡,多年來合作逾十部電影,包括溫達斯的大學畢業作品兼首部長片《Summer in the City, 1970》、德國公路電影三部曲以及獲得康城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的 《德州巴黎》(Paris, Texas, 1984)。

溫達斯憶述拍攝《美國朋友》(The American Friend, 1977)時,現場充斥着不同顏色的霓虹燈光,團隊考慮過修正這些顏色,但洛比卻堅持保留下來,反而嘗試將華美的光影,融入故事及人物的情緒之中。在《德州巴黎》裏,洛比對色彩的運用更淋漓盡致,戲中不少場景瀰漫着充滿曖昧情感的綠色燈光,映照男主角Travis的內心世界。最後Travis重遇妻子Jane時,房間裏的微暗紅色,也在在反映出他的複雜情感。

洛比善於以燈光及顏色,呈現出影片的格調。在《酒心情緣》(Barfly, 1987)中,酒鬼男主角流連在酒吧與街頭,藍色街燈與酒吧招牌的粉紅色交織在一起,準確地呈現出男主角的愛蒲與不清醒狀態。而在《三個藍月亮》(Mystery Train, 1989)裏,電影處處流露出一種落寞的冷調藍色,在貓王曾居住的孟菲斯,不同的異鄉人在這寂寥的都市,不約而同來到一間旅館,上演各自的「藍月亮」(貓王經典歌曲《Blue Moon》)故事。執導《三個藍月亮》的導演占渣木殊(Jim Jarmusch)對洛比推崇有加,稱讚其鏡頭細緻地表達出顏色與情緒的關係。

《酒心情緣》男主角身處街頭,藍色街燈與酒吧招牌的粉紅色交織在一齊,呈現出男主角的流連與不清醒狀態。

抗拒荷李活電影 喜歡自己揸機

二人志同道合的另一原因,是他們都喜歡維持在小規模製作,從而能更靈活地拍攝,在拍攝當日即興發揮靈感,洛比抗拒荷李活電影的製作,他喜歡自己操作相機,而非指揮操作員進行拍攝。多位與他合作的導演均對他十分信任,任由他去捕捉現場光影及氛圍。

洛比從來不刻意追求唯美影像,在他的畫面中並沒有花巧的事物,用最簡單的構圖來講述完整的故事。實際上,後來他與丹麥導演Lars Von Trier的合作,包括《愛情中不能承受的痛》(Breaking the Waves, 1996)及《天黑黑》(Dancer in the Dark, 2000),某程度上更推倒過往的攝影方式,後者以仿紀錄片的手搖鏡頭DV來拍攝,響應當時的Dogma 95宣言,這與電影界越趨精美的製造,可謂背道而馳。

在他看來,過份依賴畫面的美感,恍如堆砌詞藻的文章,是對電影本身的破壞,他追求的是故事,更希望觀眾投入在故事的情緒,正如他鏡頭下的顏色與燈光一樣。

「凝光留影——攝影大師洛比慕勒」

《美國朋友》
《酒心情緣》
《三個藍月亮》
《愛情中不能承受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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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市景象到遊行人群 Tugo Cheng的航拍風景

2019年6月16日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二百萬香港人在炎熱天氣下身穿黑衣走上街頭,用行動及腳步向條例說不!遊行期間,攝影師鄭振揚(Tugo)身處銅鑼灣一幢大廈天台,用航拍機拍攝街道上擁擠的遊行人潮,黑色人海的場面非常震撼、壯觀,表達出香港人對抗惡法的決心與力量,成為當日的標誌性相片之一。

6月16日攝影師用航拍機拍攝街道上擁擠的遊行人潮,照片在網絡瘋傳(圖右)。

鄭振揚(Tugo)本身是建築師,十多年前開始攝影,曾憑藉在新疆天山拍攝的風景照片曾獲得2015年《國家地理雜誌》全球攝影大賽自然組第一名。2014年開始接觸航拍,工作上,他需要用航拍記錄地盤的狀況;私底下,喜歡拍攝風景的他,以垂直鳥瞰的角度拍攝香港的城市與自然景象,創作一系列《City Patterns》的作品。在他的鏡頭下,污水廠彷彿一個個平躺着的摩天輪、貨櫃碼頭的貨櫃恍如一塊塊積木、新界的農田像不同深淺顏色的調色板、整齊排列的墓園猶如大型屋苑,在地表上平平無奇的作品,在空中鳥瞰卻充滿驚喜。

污水廠彷彿一個個平躺着的摩天輪,在地表上平平無奇的作品,在空中鳥瞰卻充滿驚喜。

很多人玩航拍喜歡鬥高鬥遠,或者拍攝密集的城市建築,Tugo則喜歡以較低角度聚焦在城市的細節上,原來香港的海岸、橋樑、屋苑甚至墳場,都有充滿幾何線條的美麗畫面。「我希望作品有人和故事 ,正如那幅大海及泳池游水的泳客,反映出香港人不同的生活方式。」

Tugo喜歡以較低角度聚焦在城市的細節,希望作品有人和故事 。

Daniel Eskenazi 捕捉大自然物件的獨特視野

昆蟲、礦物、煙霧、奇木怪石、海洋貝類、砂石凝結物,攝影藝術家Daniel Eskenazi鏡頭下的物件無奇不有,以獨特視角捕捉大自然存在物的姿態萬千,這些影像既熟悉又陌生,美妙而又帶着神秘。「人們總以習慣的方式來觀看事物,其實即使同一片雲彩,每個人的觀感亦不盡一致,希望我的鏡頭能塑造出另一種欣賞事物的角度。」

《Creatures》系列作品

年屆五旬的Daniel Eskenazi出身藝術世家,他既是倫敦Eskenazi畫廊的舵手,收藏無數亞洲藝術品;同時亦是一名攝影藝術家,創作許多靜物影像。對他而言,兩者相輔相成,藝術的薰陶令他更懂得用影像去表達,而攝影的創作,又令他更了解藝術的本質。

5歲時,爸爸已時常帶他參觀畫廊,耳濡目染之下接觸豐富的亞洲藝術,在不同的宗教、文化、藝術的影響下,歷練出對藝術的靈敏觸覺。即使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攝影教育,不過他對許多藝術家的表現手法早已了然於胸,從琳琅滿目的藝術品中獲得截然不同的情感,尤其亞洲藝術令他受益匪淺。「日本的花道及屏風畫,令我知道構圖平衡的重要性。」

拍攝煙霧的作品《Untitled》,一團團的煙霧各樣姿態各種曼妙。


Daniel在22歲時已接管家族的畫廊,大部份時間要處理畫廊事務,這反而令他做攝影創作時更有效率、更專注,他不想重複前人的創作,經常構思影像意念,做出耳目一新的作品。「我們生活在影像氾濫的年代,有些照片初看很有衝擊力,然而很快就沒有新感觀,我覺得好的作品是足以令人放慢速度、促進觀者思考的。」他拍攝過一系列煙霧的作品《Untitled》,一團團的煙霧有的像一棵樹、有的恍如一件陶瓷、有的令人想起蘑菇雲,各樣姿態各種曼妙,讓人嘖嘖稱奇,從而思考影像的構成與由來。

從1990年代初開始創作攝影作品,Daniel嘗試過街頭及風景攝影,他覺得在黃山拍攝的風景相片很像水墨畫,或多或少影響他對攝影媒介的看法。他的《Each Minute, Each Hour》系列作品用慢快門拍攝瀑布,黑白影像中猶如白絲般的流水充滿動感,然而細看卻充滿水墨畫的氣勢磅礴。

用慢快門拍攝瀑布的《Each Minute, Each Hour》,細看有水墨畫的氣勢磅礴。

他對中國藝術的興趣還不止於此,最近在瑞斯帝中國藝術(Rasti Chinese Art)策劃的群展上,展出以中國文人傳統為基礎的《Synoptikos》作品。名字源自希臘文,意指通過局部來了解整體,他將鏡頭對準中國傳統文房的經典物件——文人石與樹根,它們都有美妙的表面,扭曲的外觀令其看起來很像雕塑。Daniel專注在物件的細節上,通過構圖改變樹根的尺寸,產生新的感知形式,不同的光影及角度亦帶來迥異的觀看視野。

以並排的四幅直相呈現拍攝奇木盤根細節的作品,令人更專注在樹根的紋理及形態。

他從日本屏風畫及David Hockney的寶麗來拼貼相獲得靈感,以並排的四幅直相來呈現作品,在麻布質感背景的襯托下猶如水墨畫,帶來神秘感。「人類的眼睛只能看到一部份視野,這意味着有時可能會錯過物件的本質,一件不能見到全貌的作品,反而能見到細節的精髓,令人發現它的本質。」正如畫面中的奇木盤根,歷經多年寒暑才能生長成形,放大的細節令人更專注在樹根的紋理及形態,這才是它的本質及值得欣賞之處。

·原文見於果籽

李家昇 以影像來寫詩

在攝影世界裏,人們時常以詩意來形容夢幻、留白的影像,但詩意不等同於寫詩。對攝影師李家昇而言,攝影其實是一種書寫的方法,每張相片都是一個詞彙或字句,正如他正在「光影作坊」展出的作品《時光機》一樣,每幅牆十多張照片組合成一首詩,背後藏着隱形的文字,描繪生活中的隨意瞬間與情緒。

影像與文字既相輔相成,又同樣能容納想像的空間。李家昇過往的作品,不少均糅合文字與攝影的創作,與已故詩人也斯熟稔的他,曾以影像作品結合也斯的詩,創作《蔬果說話》等作品。去年尾在香港國際攝影節期間舉辦的展覽《與也斯重遊》,則以並排的影像詩,重遊也斯筆下的香港。

中環海濱的摩天輪,容易令人想起林夕填詞的《幸福摩天輪》。

影像與文字,有不同的閱讀方式,文字通常具體準確,而影像往往較為抽象。他曾創作過一系列叫《Z Fiction》的作品,為影像加上虛構的故事文字,在文字的引導之下,觀者彷彿更易與影像產生聯繫。但若然影像沒有文字的敍述,又會有何種觀感呢?這便是他的另一系列作品《游動詩寫室》。李家昇以圖像代替文字來鋪陳,有的是單獨的照片,有的是連續並排的影像,共同構成了一首照片詩。背後道理與填詞人閱讀音符或許如出一轍,當年林夕拿着陳輝陽譜寫的《暗湧》旋律,歌詞就如行雲流水般暗湧出來——如果將李家昇的作品想像成旋律,那麼這系列作品便是一首樂章,只是每位觀者譜寫的歌詞都不盡相同。

最新《時光機》是《游動詩寫室》的延伸,拍攝的題材包羅萬象,有生活的物件、有城市的景象,不同大小的物件,在照片中被一片黑色包圍,抽離了身處的背景,來探討物件與影像的關係。李家昇某程度上把個人的情緒或心理狀況投放在照片上,展覽現場的四面牆,便是四組詩句,它們可能是相連的,也或許是跳脫的,有些人或會想起《幸福摩天輪》,有些人則可能聯想起《夢遊》。「每張影像都是一個元素,單獨看是有視覺滿足的,觀眾或會聚焦在某些影像的元素,然而整個系列去觀看時,是有不同的層次。」

李家昇以影像來寫詩,照片中的手錶或否令你想起時間的流逝?

心中有詩 創作本質一致

在他看來,創作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媒介有所不同,只要心中有詩的存在,作品未必要以文字來呈現。不過詩與攝影,確實構成了不同時期的李家昇。早在從事攝影之前,他已是位文藝青年,中學時期已開始寫詩,1970年,年僅16歲的他與詩人關夢南創辦了《秋螢》詩刊。後來他在1970年代末開設影室之後,將心力放在攝影上,便慢慢放下了寫詩,及後雖然在《星晚周刊》及《攝影藝術》等刊物撰寫攝影專欄,不過內容並非文字或詩歌的創作。

儘管如此,從1980年代開始,不管商業作品還是個人創作,李家昇時常以不同菲林拼貼成多層次的影像作品。「照片通常只有一個焦點,而寫詩是有幾個焦點,拼貼這種方式或多或少是受到寫詩的影響,令畫面上有不同的焦點。」不論是早期的拼貼作品還是新作《時光機》,李家昇善於運用影像的語言來進行敍述,寫出別具一格的攝影詩。

《時光機》的拍攝題材豐富,有生活物件、有城市景象。

李家昇近作展

日期:即日至7月21日

時間:11am-1pm、2pm-6pm(星期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原文見於果籽: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90619/20707378

鮮花與刺刀 和平與暴力

6月12日在香港的示威活動,許多畫面令人痛心疾首,一位參與示威的媽媽痛哭向警方呼籲並慢慢走進警方盾牌面前的情景、一位青年中彈後抽搐吐血的畫面,至今歷歷在目。這兩個場面,分別令我想起已故Magnum Photos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與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得主John Filo的反越戰作品,鮮花與刺刀,是那個年代最好的見證。

<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by Marc Riboud

1967年10月21日,近十萬人遊行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抗議美國介入當時的越南戰爭,Magnum攝影師Marc Riboud拍攝了整個遊行過程,最後一格菲林拍攝的畫面也是最著名的一張,一位名為Jan Rose Kasmir的17歲高中女生手握鮮花,站在阻擋示威者的士兵前面。其實當時Jan並不知道這畫面被Marc Riboud拍攝下來,但鮮花與刺刀對立的畫面,卻成為反戰的象徵。

<Kent State Shootings> by John Filo

Marc Riboud那張「鮮花與刺刀」照片成為經典,另一張由美國攝影師John Filo拍攝的反越戰照片<Kent State Shootings>,背後卻是個悲傷故事。1970年4月尾,尼克遜總統宣佈擴大越南戰爭,進軍越南鄰國柬埔寨,消息引來全國多個城市的抗議活動,包括俄亥俄州肯特市,可惜最終釀成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Kent State shootings)。

5月1日,學生開始在校園示威,之後慢慢在校園散去,準備5月4日再次集會。不過示威活動卻擴散到肯特市的不同地方,亦有不少人趁機進行破壞,於是俄亥俄州派遣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到肯特市,不僅向人群使用催淚彈,還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再次舉行集會,當時警衛隊試圖驅散聚集的學生,不過大多數人依然拒絕散開,警衛隊於是開始使用催淚彈,及後拿着步槍向人群邁進,驅散公共草坪上的抗議者,此時很多學生已經離開,但仍有部分人留下來與士兵們對峙。

突然間,警衛隊士兵忽然一齊開槍,有的朝天開槍,有的則瞄準了學生,在短短13秒時間內發射出近70發子彈,造成四名學生死亡、九名學生受傷。身為學生的一分子,John Filo同時也是一名兼職的新聞攝影師,當時他正在學校的攝影室裏,聽到槍聲後馬上衝出去拍照,當他跑過去距離開槍不遠的地方時,見到一位15歲少女Mary Ann Vecchio跪在中槍學生面前大聲痛哭,迅速地拍攝下來,照片刊登在《New York Times》封面,也為他贏得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

抗爭歌手Neil Young知道這個故事後,隨即創作了歌曲<Ohio>,歌詞是這樣寫的:Tin soldiers and Nixon coming/ We’re finally on our own/ This summer I hear the drumming/ Four dead in Ohio。

<Bosnian War> by Ron Haviv

相信許多人都聽過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這首歌,故事講述一對年輕戀人想逃離戰爭中的Sarajevo,最後被軍隊殺死的真實故事。發生於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戰爭(Bosnian War)造成逾十萬人死亡,1993年由美國記者Mark H. Milstein拍攝的「Romeo and Juliet in Sarajevo」,由於被製作成紀錄片及改編成流行曲,固然廣為人知。另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由美國攝影師Ron Haviv在1992年3月31日拍攝。

當時戰爭尚未正式展開,在波黑東北部城市Bijeljina,Ron Haviv是第一批進入當地的攝影記者,他獲准跟隨當地塞爾維亞武裝部隊Serb Volunteer Guard(也稱Arkan’s Tigers)在街上巡邏。儘管事前被警告不能拍攝任何殺戮的照片,不過當他目睹三名穆斯林被士兵槍殺時,還是冒險按下快門,將一名士兵用皮靴踢女人頭顱的畫面捕捉下來。事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自己正在發抖,幸好拍攝時三名士兵都沒有發現,當他把相機放下之後,士兵才轉過頭來。

《時代週刊》一週之後出版這相片,很快引起國際關注,武裝部隊指揮官Arkan(原名Zeljko Raznatovic)得悉後非常惱火,將Ron Haviv綁架及毒打,最後在西方干預下釋放,不過之後還是把Ron Haviv列入死亡名單。照片拍攝後不久,波黑戰爭全面展開,持續三年八個月,Ron Haviv仍冒險在當地拍攝,紀錄下這場種族屠殺。戰後,這張照片成為海牙國際法庭指證Arkan種族清洗的罪證,然而Arkan否認殺人的事實,也沒有被審判,直至2000年被人槍殺。


Sergey Melnitchenko 掌鏡夜店女舞者的後台百態

見到烏克蘭九十後攝影師Sergey Melnitchenko在港舉辦的個展名稱《晚9朝5》(From Dusk Till Dawn),不期然想起由陳豪主演的1990年代同名電影,戲中幾位男女主角飲酒縱情揮霍青春。同樣置身夜店,不過Sergey的着眼點卻是在裏面工作的舞者,他以同路人的身份,細膩地捕捉她們舞台後的各種場景與表情,夜店表面上五光十色,可這些人的心酸又有誰知?這輯充滿電影感的作品「Behind the Scenes」,獲得2017年「Leica Oskar Barnack Newcomer Award」,令他在攝影界嶄露頭角。

在成都一間夜店後台,四位女舞者戴着面具。

從表演者到攝影師

成為攝影師之前,Sergey五歲時已習舞,傳統的芭蕾舞及現代的hip hop舞步,都略知一二。學習攝影的由來也有趣,嫲嫲為讓孫兒除去舌環,以一部新相機來誘惑,結果他就這樣與攝影結緣,時為2009年。那時他自學攝影,拍攝過人像及健美運動員的系列作品,後來還成為商業攝影師。「攝影對當時的我而言,只算是愛好,稱不上很有熱情,儘管薪水不多,那時我偶爾還會在婚禮及活動上表演跳舞。」

在烏克蘭南部小城Mykolayiv成長,他說當地並沒太多文化活動,2015年,他與朋友受邀到成都一間夜店表演跳舞,從未離開國境的Sergey,二話不說便來到東亞的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出生在蘇聯末年的他而言,中國的一切都非常新穎,從食物到高鐵都令他着迷,「烏克蘭的夜店是傳統的的士高音樂,人人盡情跳舞,中國的夜店有最新的歐美歌曲,然而所有人都在飲酒、看別人跳舞。」

Sergey每晚會表演三次舞蹈,休息時便與大家一齊飲酒,有時覺得不盡興,還結伴到其他夜店繼續飲。幸好,他並沒忘記自己攝影師的身份,度過三個月的舞蹈員生活,最後一個月他開始帶上相機到夜店工作。「大家早已習慣我的存在,只是對我的相機很好奇,她們最初面對鏡頭時仍有些不習慣,但很快就適應了,有時還會主動叫我拍攝!」

一位女舞者在後台化妝,毫不介意攝影師的鏡頭。

得益於之前數月與她們的相處,令他在後台恍如隱形人一樣,拍攝那些不為人知的瞬間,她們在休息、化妝、抽煙、更衣、排練等等,有人大笑、有人沉寂,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有時她們在鏡頭前扮鬼扮馬舉中指,有時他卻神不知鬼不覺地拍攝到女生背部拔罐的痕迹,這一切比幕前的表演有趣得多。「她們不懂英文,我只懂簡單中文,有時看到有趣的畫面,就用蹩腳的普通話說『等一下』,然後拿起相機拍攝。」一切來得十分自然。

外界通常將夜店女生標籤為壞女孩,在共處的過程中,Sergey覺得她們大多是很普通女孩,感覺很害羞,「她們不是專業舞蹈員,大概都因薪水較高或家庭問題,才到夜店工作吧。」

「畫面看似電影場景,但這些都是她們的真實生活,也是我的生活。」

記錄中國平民日常

礙於言語不通,他無法再進一步了解她們的故事,鏡頭下的這些畫面,彷彿不斷上演的劇情,或許她們也是一群為夢想而努力生活的舞者——這在在反映出娛樂產業背後的甜酸苦辣。他為照片加上菲林的微粒效果,令其充滿電影感,每張相片就如一個電影場景,記錄她們鮮為人知的生活一面。

離開夜店後,他在西安、北京、廣州等城市繼續從事不同工作,同時以寶麗來相機及華為手機拍攝在中國街頭的所見所聞,跳舞的大媽、在公園長椅睡覺的露宿者、交通工具的眾生相等,以黑白照片記錄中國人的日常——新與舊的結合、趣怪與憂傷並存,這系列「From Dusk Till Dawn」與「Behind the Scenes」作品一樣,共同構成他眼裏中國人「晚9朝5」的生活。

晚9朝5

日期: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

時間:2p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灣仔摩理臣山道70-74號凱利商業大廈5樓f22 foto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90612/20701353

邱良 1960年代的香港情懷

1961年的灣仔街頭,兩位青年背向鏡頭坐在巴士站欄桿上,對面馬路一架巴士緩緩駛過,畫面恍如電影場景,那是個《花樣年華》或《春光乍洩》的故事嗎?當時年僅二十歲的攝影師邱良,開始在街頭拍攝市井百態,紀錄那個純真年代的生活點滴,也定格1960及1970年代的精彩瞬間,寫實的畫面中帶着詩意,即使半世紀後仍值得細細回味。

1961年的灣仔街頭,兩位青年(當時稱為欄杆飛)背向鏡頭坐在巴士站欄桿上。

邱良一生從事攝影相關工作,1965年至1970年曾擔任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的攝影師,之後在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擔任攝影師,為明星名人拍攝肖像,包括李小龍與兒子鍛練的畫面等。1973年創辦《攝影生活》月刊,可惜只維持數年時間,由1980年一直至1997年離世前夕,他在復刊的《攝影藝術》雜誌擔任總編輯,為推廣攝影藝術不遺餘力。

在他剛出道的1960年代,是香港沙龍攝影的盛行時期,因此曾有人將他歸類為沙龍攝影師。與他相識十多年的攝影師李家昇說,「傳統攝影常常簡單分為沙龍畫意與寫實攝影,邱良的年代正好處於兩者之間,他其實受1960及1970年代的寫實主義攝影所影響(包括布列松),風格偏向寫實,當時的沙龍攝影界對他是有排斥的。」沙龍攝影講究構圖與光線,這對邱良的照片無疑有所影響,不過他拍攝的題材與畫面,如街上的孩童、雨天的人力車伕及告士打道的《儷人行》等,都傳神地捕捉了草根階層的生活寫照,在在顯示他的寫實功力。

已故攝影師邱良的照片捕捉草根階層的生活寫照。

「我覺得邱良的建樹,是在香港的沙龍及寫實攝影之間建構起一座橋樑,他的作品正好代表了那個時代。」李家昇說,邱良與上一代的沙龍攝影師不同,他非常願意去接觸新的事物,私底下也是一位很隨和、容易相處的前輩,「他雖然未必完全了解新一代攝影師的創作,但他並沒有排斥,會欣賞大家的作品。」

李家昇與邱良在1980年代中相識,當時邱良是《攝影藝術》雜誌總編,身為專業攝影師的李家昇替《攝影畫報》寫專欄(之後也在《攝影藝術》寫),「我們時常在展覽上碰見,那時兩間雜誌社在同一幢大廈,我有時會去找他聊天,因而慢慢變得熟識。後來我舉辦展覽時,照片冊也是由他出版。」

傳統與摩登——左:1961年的《儷人行》,兩位身穿旗袍的女士沿着告士打道行走。/右:1965年,又一村公園的Go-Go Girl女孩。

1990年代前,香港甚少攝影畫廊,也無收藏照片風氣,有見及此,李家昇在1995年創立OP Print Program(即Original Photograph縮寫),為攝影師製作限量照片,同時梳理多位同代及上代攝影師的作品,邱良就是其中一位,當時他親手沖印不少照片,部份成為李家昇的藏品。

近年不論社會還是拍賣界,都興起一股懷舊潮,2017年蘇富比曾舉行何藩展售會,邱良作為戰後攝影界另一位代表人物,作品同樣備受重視。2019年,蘇富比在展出邱良藏品的同時,也以李家昇近年拍攝的都市風景作品做對比,來個跨時空對話。「雖然我們的作品在時代背景、選材及風格均大不不同,但同樣流露對這片土地的感情。」

中環街市的水磨石樓梯打卡位,邱良也曾在此取景。

其實回歸前夕,當時已有一股懷舊潮,邱良開始整理1960及1970年代的照片,1992年出版的《爐峯故事》是他逾三十年攝影生涯的作品精選,曾於1994年在藝術中心舉辦同名展覽。之後他還出版《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1997年)等書籍,值得一提是《百變香江》,他在書中對照1960年代及1990年代拍攝的照片,呈現同一地方在不同時空的迥異面貌。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在1997年因意外離世,終年54歲,一直未有機會實現。邱良逝世後,三聯為他出版《香港故事 1960’s-1970’s》(1999及2012年)。

邱良的攝影集,是他生於斯、長於斯、影於斯的見證,他不僅以生動的鏡頭記錄下當時香港社會的面貌,捕捉草根階層那種質樸的感染力,同時在急速發展的社會中,保留一份生活的閒情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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