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昇 以影像來寫詩

在攝影世界裏,人們時常以詩意來形容夢幻、留白的影像,但詩意不等同於寫詩。對攝影師李家昇而言,攝影其實是一種書寫的方法,每張相片都是一個詞彙或字句,正如他正在「光影作坊」展出的作品《時光機》一樣,每幅牆十多張照片組合成一首詩,背後藏着隱形的文字,描繪生活中的隨意瞬間與情緒。

影像與文字既相輔相成,又同樣能容納想像的空間。李家昇過往的作品,不少均糅合文字與攝影的創作,與已故詩人也斯熟稔的他,曾以影像作品結合也斯的詩,創作《蔬果說話》等作品。去年尾在香港國際攝影節期間舉辦的展覽《與也斯重遊》,則以並排的影像詩,重遊也斯筆下的香港。

中環海濱的摩天輪,容易令人想起林夕填詞的《幸福摩天輪》。

影像與文字,有不同的閱讀方式,文字通常具體準確,而影像往往較為抽象。他曾創作過一系列叫《Z Fiction》的作品,為影像加上虛構的故事文字,在文字的引導之下,觀者彷彿更易與影像產生聯繫。但若然影像沒有文字的敍述,又會有何種觀感呢?這便是他的另一系列作品《游動詩寫室》。李家昇以圖像代替文字來鋪陳,有的是單獨的照片,有的是連續並排的影像,共同構成了一首照片詩。背後道理與填詞人閱讀音符或許如出一轍,當年林夕拿着陳輝陽譜寫的《暗湧》旋律,歌詞就如行雲流水般暗湧出來——如果將李家昇的作品想像成旋律,那麼這系列作品便是一首樂章,只是每位觀者譜寫的歌詞都不盡相同。

最新《時光機》是《游動詩寫室》的延伸,拍攝的題材包羅萬象,有生活的物件、有城市的景象,不同大小的物件,在照片中被一片黑色包圍,抽離了身處的背景,來探討物件與影像的關係。李家昇某程度上把個人的情緒或心理狀況投放在照片上,展覽現場的四面牆,便是四組詩句,它們可能是相連的,也或許是跳脫的,有些人或會想起《幸福摩天輪》,有些人則可能聯想起《夢遊》。「每張影像都是一個元素,單獨看是有視覺滿足的,觀眾或會聚焦在某些影像的元素,然而整個系列去觀看時,是有不同的層次。」

李家昇以影像來寫詩,照片中的手錶或否令你想起時間的流逝?

心中有詩 創作本質一致

在他看來,創作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媒介有所不同,只要心中有詩的存在,作品未必要以文字來呈現。不過詩與攝影,確實構成了不同時期的李家昇。早在從事攝影之前,他已是位文藝青年,中學時期已開始寫詩,1970年,年僅16歲的他與詩人關夢南創辦了《秋螢》詩刊。後來他在1970年代末開設影室之後,將心力放在攝影上,便慢慢放下了寫詩,及後雖然在《星晚周刊》及《攝影藝術》等刊物撰寫攝影專欄,不過內容並非文字或詩歌的創作。

儘管如此,從1980年代開始,不管商業作品還是個人創作,李家昇時常以不同菲林拼貼成多層次的影像作品。「照片通常只有一個焦點,而寫詩是有幾個焦點,拼貼這種方式或多或少是受到寫詩的影響,令畫面上有不同的焦點。」不論是早期的拼貼作品還是新作《時光機》,李家昇善於運用影像的語言來進行敍述,寫出別具一格的攝影詩。

《時光機》的拍攝題材豐富,有生活物件、有城市景象。

李家昇近作展

日期:即日至7月21日

時間:11am-1pm、2pm-6pm(星期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原文見於果籽: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90619/20707378

鮮花與刺刀 和平與暴力

6月12日在香港的示威活動,許多畫面令人痛心疾首,一位參與示威的媽媽痛哭向警方呼籲並慢慢走進警方盾牌面前的情景、一位青年中彈後抽搐吐血的畫面,至今歷歷在目。這兩個場面,分別令我想起已故Magnum Photos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與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得主John Filo的反越戰作品,鮮花與刺刀,是那個年代最好的見證。

<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by Marc Riboud

1967年10月21日,近十萬人遊行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抗議美國介入當時的越南戰爭,Magnum攝影師Marc Riboud拍攝了整個遊行過程,最後一格菲林拍攝的畫面也是最著名的一張,一位名為Jan Rose Kasmir的17歲高中女生手握鮮花,站在阻擋示威者的士兵前面。其實當時Jan並不知道這畫面被Marc Riboud拍攝下來,但鮮花與刺刀對立的畫面,卻成為反戰的象徵。

<Kent State Shootings> by John Filo

Marc Riboud那張「鮮花與刺刀」照片成為經典,另一張由美國攝影師John Filo拍攝的反越戰照片<Kent State Shootings>,背後卻是個悲傷故事。1970年4月尾,尼克遜總統宣佈擴大越南戰爭,進軍越南鄰國柬埔寨,消息引來全國多個城市的抗議活動,包括俄亥俄州肯特市,可惜最終釀成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Kent State shootings)。

5月1日,學生開始在校園示威,之後慢慢在校園散去,準備5月4日再次集會。不過示威活動卻擴散到肯特市的不同地方,亦有不少人趁機進行破壞,於是俄亥俄州派遣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到肯特市,不僅向人群使用催淚彈,還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再次舉行集會,當時警衛隊試圖驅散聚集的學生,不過大多數人依然拒絕散開,警衛隊於是開始使用催淚彈,及後拿着步槍向人群邁進,驅散公共草坪上的抗議者,此時很多學生已經離開,但仍有部分人留下來與士兵們對峙。

突然間,警衛隊士兵忽然一齊開槍,有的朝天開槍,有的則瞄準了學生,在短短13秒時間內發射出近70發子彈,造成四名學生死亡、九名學生受傷。身為學生的一分子,John Filo同時也是一名兼職的新聞攝影師,當時他正在學校的攝影室裏,聽到槍聲後馬上衝出去拍照,當他跑過去距離開槍不遠的地方時,見到一位15歲少女Mary Ann Vecchio跪在中槍學生面前大聲痛哭,迅速地拍攝下來,照片刊登在《New York Times》封面,也為他贏得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

抗爭歌手Neil Young知道這個故事後,隨即創作了歌曲<Ohio>,歌詞是這樣寫的:Tin soldiers and Nixon coming/ We’re finally on our own/ This summer I hear the drumming/ Four dead in Ohio。

<Bosnian War> by Ron Haviv

相信許多人都聽過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這首歌,故事講述一對年輕戀人想逃離戰爭中的Sarajevo,最後被軍隊殺死的真實故事。發生於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戰爭(Bosnian War)造成逾十萬人死亡,1993年由美國記者Mark H. Milstein拍攝的「Romeo and Juliet in Sarajevo」,由於被製作成紀錄片及改編成流行曲,固然廣為人知。另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由美國攝影師Ron Haviv在1992年3月31日拍攝。

當時戰爭尚未正式展開,在波黑東北部城市Bijeljina,Ron Haviv是第一批進入當地的攝影記者,他獲准跟隨當地塞爾維亞武裝部隊Serb Volunteer Guard(也稱Arkan’s Tigers)在街上巡邏。儘管事前被警告不能拍攝任何殺戮的照片,不過當他目睹三名穆斯林被士兵槍殺時,還是冒險按下快門,將一名士兵用皮靴踢女人頭顱的畫面捕捉下來。事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自己正在發抖,幸好拍攝時三名士兵都沒有發現,當他把相機放下之後,士兵才轉過頭來。

《時代週刊》一週之後出版這相片,很快引起國際關注,武裝部隊指揮官Arkan(原名Zeljko Raznatovic)得悉後非常惱火,將Ron Haviv綁架及毒打,最後在西方干預下釋放,不過之後還是把Ron Haviv列入死亡名單。照片拍攝後不久,波黑戰爭全面展開,持續三年八個月,Ron Haviv仍冒險在當地拍攝,紀錄下這場種族屠殺。戰後,這張照片成為海牙國際法庭指證Arkan種族清洗的罪證,然而Arkan否認殺人的事實,也沒有被審判,直至2000年被人槍殺。


Sergey Melnitchenko 掌鏡夜店女舞者的後台百態

見到烏克蘭九十後攝影師Sergey Melnitchenko在港舉辦的個展名稱《晚9朝5》(From Dusk Till Dawn),不期然想起由陳豪主演的1990年代同名電影,戲中幾位男女主角飲酒縱情揮霍青春。同樣置身夜店,不過Sergey的着眼點卻是在裏面工作的舞者,他以同路人的身份,細膩地捕捉她們舞台後的各種場景與表情,夜店表面上五光十色,可這些人的心酸又有誰知?這輯充滿電影感的作品「Behind the Scenes」,獲得2017年「Leica Oskar Barnack Newcomer Award」,令他在攝影界嶄露頭角。

在成都一間夜店後台,四位女舞者戴着面具。

從表演者到攝影師

成為攝影師之前,Sergey五歲時已習舞,傳統的芭蕾舞及現代的hip hop舞步,都略知一二。學習攝影的由來也有趣,嫲嫲為讓孫兒除去舌環,以一部新相機來誘惑,結果他就這樣與攝影結緣,時為2009年。那時他自學攝影,拍攝過人像及健美運動員的系列作品,後來還成為商業攝影師。「攝影對當時的我而言,只算是愛好,稱不上很有熱情,儘管薪水不多,那時我偶爾還會在婚禮及活動上表演跳舞。」

在烏克蘭南部小城Mykolayiv成長,他說當地並沒太多文化活動,2015年,他與朋友受邀到成都一間夜店表演跳舞,從未離開國境的Sergey,二話不說便來到東亞的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出生在蘇聯末年的他而言,中國的一切都非常新穎,從食物到高鐵都令他着迷,「烏克蘭的夜店是傳統的的士高音樂,人人盡情跳舞,中國的夜店有最新的歐美歌曲,然而所有人都在飲酒、看別人跳舞。」

Sergey每晚會表演三次舞蹈,休息時便與大家一齊飲酒,有時覺得不盡興,還結伴到其他夜店繼續飲。幸好,他並沒忘記自己攝影師的身份,度過三個月的舞蹈員生活,最後一個月他開始帶上相機到夜店工作。「大家早已習慣我的存在,只是對我的相機很好奇,她們最初面對鏡頭時仍有些不習慣,但很快就適應了,有時還會主動叫我拍攝!」

一位女舞者在後台化妝,毫不介意攝影師的鏡頭。

得益於之前數月與她們的相處,令他在後台恍如隱形人一樣,拍攝那些不為人知的瞬間,她們在休息、化妝、抽煙、更衣、排練等等,有人大笑、有人沉寂,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有時她們在鏡頭前扮鬼扮馬舉中指,有時他卻神不知鬼不覺地拍攝到女生背部拔罐的痕迹,這一切比幕前的表演有趣得多。「她們不懂英文,我只懂簡單中文,有時看到有趣的畫面,就用蹩腳的普通話說『等一下』,然後拿起相機拍攝。」一切來得十分自然。

外界通常將夜店女生標籤為壞女孩,在共處的過程中,Sergey覺得她們大多是很普通女孩,感覺很害羞,「她們不是專業舞蹈員,大概都因薪水較高或家庭問題,才到夜店工作吧。」

「畫面看似電影場景,但這些都是她們的真實生活,也是我的生活。」

記錄中國平民日常

礙於言語不通,他無法再進一步了解她們的故事,鏡頭下的這些畫面,彷彿不斷上演的劇情,或許她們也是一群為夢想而努力生活的舞者——這在在反映出娛樂產業背後的甜酸苦辣。他為照片加上菲林的微粒效果,令其充滿電影感,每張相片就如一個電影場景,記錄她們鮮為人知的生活一面。

離開夜店後,他在西安、北京、廣州等城市繼續從事不同工作,同時以寶麗來相機及華為手機拍攝在中國街頭的所見所聞,跳舞的大媽、在公園長椅睡覺的露宿者、交通工具的眾生相等,以黑白照片記錄中國人的日常——新與舊的結合、趣怪與憂傷並存,這系列「From Dusk Till Dawn」與「Behind the Scenes」作品一樣,共同構成他眼裏中國人「晚9朝5」的生活。

晚9朝5

日期: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

時間:2p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灣仔摩理臣山道70-74號凱利商業大廈5樓f22 foto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90612/20701353

邱良 1960年代的香港情懷

1961年的灣仔街頭,兩位青年背向鏡頭坐在巴士站欄桿上,對面馬路一架巴士緩緩駛過,畫面恍如電影場景,那是個《花樣年華》或《春光乍洩》的故事嗎?當時年僅二十歲的攝影師邱良,開始在街頭拍攝市井百態,紀錄那個純真年代的生活點滴,也定格1960及1970年代的精彩瞬間,寫實的畫面中帶着詩意,即使半世紀後仍值得細細回味。

1961年的灣仔街頭,兩位青年(當時稱為欄杆飛)背向鏡頭坐在巴士站欄桿上。

邱良一生從事攝影相關工作,1965年至1970年曾擔任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的攝影師,之後在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擔任攝影師,為明星名人拍攝肖像,包括李小龍與兒子鍛練的畫面等。1973年創辦《攝影生活》月刊,可惜只維持數年時間,由1980年一直至1997年離世前夕,他在復刊的《攝影藝術》雜誌擔任總編輯,為推廣攝影藝術不遺餘力。

在他剛出道的1960年代,是香港沙龍攝影的盛行時期,因此曾有人將他歸類為沙龍攝影師。與他相識十多年的攝影師李家昇說,「傳統攝影常常簡單分為沙龍畫意與寫實攝影,邱良的年代正好處於兩者之間,他其實受1960及1970年代的寫實主義攝影所影響(包括布列松),風格偏向寫實,當時的沙龍攝影界對他是有排斥的。」沙龍攝影講究構圖與光線,這對邱良的照片無疑有所影響,不過他拍攝的題材與畫面,如街上的孩童、雨天的人力車伕及告士打道的《儷人行》等,都傳神地捕捉了草根階層的生活寫照,在在顯示他的寫實功力。

已故攝影師邱良的照片捕捉草根階層的生活寫照。

「我覺得邱良的建樹,是在香港的沙龍及寫實攝影之間建構起一座橋樑,他的作品正好代表了那個時代。」李家昇說,邱良與上一代的沙龍攝影師不同,他非常願意去接觸新的事物,私底下也是一位很隨和、容易相處的前輩,「他雖然未必完全了解新一代攝影師的創作,但他並沒有排斥,會欣賞大家的作品。」

李家昇與邱良在1980年代中相識,當時邱良是《攝影藝術》雜誌總編,身為專業攝影師的李家昇替《攝影畫報》寫專欄(之後也在《攝影藝術》寫),「我們時常在展覽上碰見,那時兩間雜誌社在同一幢大廈,我有時會去找他聊天,因而慢慢變得熟識。後來我舉辦展覽時,照片冊也是由他出版。」

傳統與摩登——左:1961年的《儷人行》,兩位身穿旗袍的女士沿着告士打道行走。/右:1965年,又一村公園的Go-Go Girl女孩。

1990年代前,香港甚少攝影畫廊,也無收藏照片風氣,有見及此,李家昇在1995年創立OP Print Program(即Original Photograph縮寫),為攝影師製作限量照片,同時梳理多位同代及上代攝影師的作品,邱良就是其中一位,當時他親手沖印不少照片,部份成為李家昇的藏品。

近年不論社會還是拍賣界,都興起一股懷舊潮,2017年蘇富比曾舉行何藩展售會,邱良作為戰後攝影界另一位代表人物,作品同樣備受重視。2019年,蘇富比在展出邱良藏品的同時,也以李家昇近年拍攝的都市風景作品做對比,來個跨時空對話。「雖然我們的作品在時代背景、選材及風格均大不不同,但同樣流露對這片土地的感情。」

中環街市的水磨石樓梯打卡位,邱良也曾在此取景。

其實回歸前夕,當時已有一股懷舊潮,邱良開始整理1960及1970年代的照片,1992年出版的《爐峯故事》是他逾三十年攝影生涯的作品精選,曾於1994年在藝術中心舉辦同名展覽。之後他還出版《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1997年)等書籍,值得一提是《百變香江》,他在書中對照1960年代及1990年代拍攝的照片,呈現同一地方在不同時空的迥異面貌。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在1997年因意外離世,終年54歲,一直未有機會實現。邱良逝世後,三聯為他出版《香港故事 1960’s-1970’s》(1999及2012年)。

邱良的攝影集,是他生於斯、長於斯、影於斯的見證,他不僅以生動的鏡頭記錄下當時香港社會的面貌,捕捉草根階層那種質樸的感染力,同時在急速發展的社會中,保留一份生活的閒情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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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三泰 廣場上的四十天                   

(編按:謝三泰(1958)是台灣資深攝影記者、紀實攝影師,1987年在《自立晚報》開始攝影記者生涯,之後曾任職《黑白新聞周刊》、《新台灣周刊》等,曾出版《勞動尊嚴》、《走拍台灣》、《鹹水煙》和《火燒島:流麻溝十五號》等多本攝影集。

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兩天,他被公司派往北京採訪,在天安門廣場上拍攝了四十天,及後報社因安全理由迫使他返回台灣,因此六四當日他並沒身處現場。三十載過後,謝三泰在2019年出版《吼叫一九八九》,將埋藏多年的照片重現眼前。「顯影」得到謝三泰老師首肯授權,刊登序文及部份圖片。)

1989.04.26 多間學校為胡耀邦發起悼念活動。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杯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1989年亞銀年會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1989.05.13 天安門廣場

那是個沒有網路通訊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鐘,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

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全,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哪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棉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空間擠了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學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唳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1989.05.23 謝三泰在北京拍下的最後一張照片——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
東像遭工人損毀。

回台灣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三十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1989.05.23 廣場石碑上貼着寫有「新聞要自由」的海報,此照片也是謝三泰攝影集《
吼叫一九八九》封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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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Ruff 不常用相機的攝影師

「我不在意相機,我只對影像有興趣。」現年61歲的德國藝術家Thomas Ruff談起他過去四十年的攝影作品,輕描淡寫地說。早在1989年的「Stars」系列開始,他已放下攝影成見,嘗試不使用相機來創作,將天文台檔案中的負片進行剪裁及放大,製作成大尺寸的星空圖片。過去多年他創作28個系列作品,只有約三分一由相機拍攝,其餘的影像都由電腦以不同的技術方法創造而成,「這些原圖或者來自別處,但它們都是我的作品。」

「Interiors」及「Portraits」系列

雖然相機在Thomas Ruff作品的存在感很低,不過他的攝影起點確是相機,16歲時從朋友手中接觸單反相機,令他深深着迷。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他在著名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Kunstakademie Dusseldorf)跟隨藝術家夫婦Bernd & Hilla Becher學習,在這前衞的學府裏,他與畫家及雕塑家同學談論藝術,沒有將自己局限在攝影領域。儘管如此,作為接受過專業攝影訓練的他,最早的「Interiors」、「Portraits」及「Houses」等作品,仍是以傳統相機來創作。

在1990年代開始,相機對他而言再不是必需品,只是其中一種創作途徑。在「Nights」作品中,他受波斯灣戰爭中軍方及傳媒利用增光設備拍攝的夜間圖片所啟發,使用影像增強器(Image Intensifier)來拍攝杜塞爾多夫的城市夜景,這些夜視鏡效果的綠色影像,與現實大相逕庭,再度揭示攝影並非能忠實紀錄現實的論調,促使他繼續不斷探索攝影的方法。

在「Other Portraits」作品中,他利用1970年代德國警察的照片合成機器來創作不存在的人物肖像;在「jpeg」系列中,他將網上的低清圖片放大至模糊效果,並將影像打印成兩米多長的作品,站在展覽現場觀看,效果恍如油畫一般。還有充滿挑戰的「Photogram」系列,他模仿實物投影法的效果,創作了一個虛擬黑房,利用超級電腦虛擬物件在相紙上的移動軌迹。

「Photogram」及「Stars」系列

他的作品探討裸體、肖像、風景及建築等多元題材,創作手法天馬行空,其實都源於他的日常生活,是他的人生拼圖。他自小喜歡天文學,這成為創作「Stars」及「ma.r.s.」的關鍵;成長在杜塞爾多夫,那裏的人與建築,吸引他創作「Portraits」及「Houses」;新作「Flower.s」靈感來自家中花園,他以模擬技術將花朵處理成中途曝光效果(Sabattier Effect),令影像產生黑白正負反轉的效果,再將其打印在陳舊的紙張上。

《Substrat》系列將網上的日本漫畫圖案,進行放大及重疊,最終成為一幅迷幻色調的抽象作品。

「我不只對藝術攝影有興趣,對科學及醫學影像同樣如此,我覺得大家都在狹義的層面去談論攝影,其實影像創作不應局限在特定的攝影媒介。」熟悉攝影歷史的他指出,實物投影及中途曝光等手法,在上世紀初Man Ray甚至更早之前的攝影師作品中已出現,只是相機普及後,慢慢構成了世人對攝影的認知,「我們應該在更廣闊的層面去理解攝影,去探索不同媒介的界限與可能性。」在Thomas的作品中,你能見到望遠鏡、夜視鏡、影像合成的效果,他對攝影的科技同樣興致勃勃,「我正期待一種能自動構圖的相機,(正如Lytro相機嗎?)對,但需要改進,以及要有很高清的版本。」

新作《Tripe》系列將1850年代在印度和緬甸拍攝的紙質負片轉為正片圖像,以數碼技術模擬手工潤飾的效果。

以為像他這般鑽研攝影媒介的藝術家,會如Cindy Sherman一樣以影像探索時下的社交媒體現象,「社交媒體的確成為了影像的集中地(有人在Instagram幫他開設賬戶),但我覺得太浪費時間,我寧願去閱讀。」然而我也察覺到,他的作品與許多社交媒體的照片一樣,至少視覺上是很吸引的,「雖然我總是想創造出漂亮的影像(Other Portraits系列是個反例),但我不會故意處理成美觀的效果,藝術品不一定要漂亮,它更應該要令人思考。」

《Transforming Photography》

日期:即日至6月2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 5-6樓卓納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用生命來拍照 Robert Capa

“If your photograph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在Robert Capa短短的41年生命裡,戰爭似乎與他一直相隨。他討厭戰爭,卻將戰爭作為鏡頭下的題材,為的不是刺激,而是以赤裸的事實,去揭露戰爭的殘酷。但始料不及的是,在一次平靜地拍攝任務中,誤中地雷命喪戰場,結束自己短暫而戲劇性的人生。每次進行拍攝時,這位前線記者總喜歡潛伏於人前,在關鍵時刻拍下最震撼的場面,他的那句名言就是最好的詮釋——「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 

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一名共和軍民兵中槍即將倒地,這一瞬間正好被他拍攝下來,也是他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

Robert Capa原名Endre Friedmann,1913年生於奧帝國時期的布達佩斯,兒時夢想成為一個作家,然而17歲時在柏林找到一份攝影工作後,從此癡迷於藝術,並立志成為一名攝影師。在柏林大學求學期間,他曾在一間通訊社從事暗房工作,後來到巴黎當記者時,被委派到戰地進行採訪,第一個拍攝的專題就是當時如火如荼的西班牙內戰,拍攝了著名的《The Falling Soldier》(1936年,後來有說此照片是由Gerda Taro拍攝)。

CHINA. Hubei. Hankou. March, 1938. Young women being trained as Nationalist Chinese soldiers. After having lost Shanghai and Nankijng to the Japanese troops, CHANG KAI SHEK retreated to Hankou, where he resisted until late 1938.

當時他與同是攝影記者女友的Gerda Taro(1937年在拍攝西班牙內戰時犧牲)虛構Robert Capa這名字,女友死後他沿用此名字,自此之後與戰爭結下「不解之緣」,先後親臨中國抗日戰爭、二戰歐洲戰場、第一次中東戰爭及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最前線。

二戰後期,同盟軍開始在歐洲反攻,在登陸諾曼第時,他跟隨軍隊前往前線,拍攝了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D-DAY》。1944年6月6日,他作為自由記者為《生活》雜誌拍攝,隨第一波突擊部隊登陸奧馬哈海灘,拍攝了這張流芳後世的作品。然而,美國攝影評論人A. D. Coleman去年撰文指出,Robert Capa只是在戰事大致結束時,拍攝清拆阻礙物的軍方工程小組,而非槍林彈雨下的搶灘士兵,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詳情可參考此文章:https://bit.ly/2wiWreT

1944年6月6日,第一批美國軍隊在黎明時分在法國諾曼第奧馬哈海灘(Omaha Beach)登陸,為諾曼第戰役拉開序幕。

Robert Capa的攝影生涯多以戰爭為題材,然而他卻非常憎恨戰爭,他說之所以要拍攝戰爭,是想藉著影像喚醒人們的良知,不再彼此殺戮,「相機本身並不能阻止戰爭,但它拍攝出來的照片卻可以揭露戰爭,阻止戰爭的發展。」他一次又一次冒險進入戰場的最前線,在槍林彈雨的戰壕間用血肉之軀去換來相機中的一格格菲林,而他的死亡正是人類戰爭提出的最後諫言。 

在傳統的攝影美學中,失焦的照片往往會被歸類為壞照片,不過在他鏡頭下的這些照片卻有另外一種美學,一種用生命在拍照的美學。雖然所拍攝出來的照片模糊、失焦,但卻沒有人批評他的作品不夠技巧、場面不夠精緻,反而讓人忽略技巧的重要性,去感受他用生命換取影像的精神。他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因為他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機器。1954年5月25日,他在越南採訪印度支那戰爭時誤中地雷而客死異鄉,終年41歲。

畢加索是他鏡頭下的常客,照片攝於1948年8月,畢加索正和兒子CLAUDE在沙灘玩耍。

除了將戰爭攝影推向一個高度、影響無數後來攝影師外,他的另一重要貢獻就是創辦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攝影社——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1947年,他與布列松和David Seymour等攝影師成立公司專門發行亂世戰爭的照片,正當大家苦思公司名字時,靈機一動的他忽然想起經常與朋友暢飲的Magnum香檳,因而以此來命名攝影通訊社。直至去世前,他一直是馬格蘭的靈魂人物,而在他離世後的大半世紀以來,每一代的馬格蘭攝影師依然深入每一件世界大事現場,拍攝一張張有血肉的照片,繼續為新聞攝影的內容和形式樹立典範。

輪椅攝影師 航拍下的港式美學

近年航拍大行其道,地面上平平無奇的風景,在高空下顯得精采,帶來不一樣的觀賞視野。攝影師鄭啟文(Kevin)說:「航拍令我的拍攝思維不同了。」患有「季肋發育不全症」的他,雙腳失去活動能力,出入以電動輪椅代步,四年前開始航拍後,某程度上擺脫輪椅局限,發掘獨特的港式美學。

鄭啟文喜歡點線面的畫面,原來香港也有簡潔舒服的一面。

擺脫輪椅的限制

別以為Kevin坐在輪椅,踏足的地方有限,實際上連飛鵝山、大帽山,他的電動輪椅都能登頂。他的鏡頭記錄過許多香港的變幻時刻,其中一幅雀鳥作品,更被郵政署製成郵票。多年來他以鏡頭鏗鏘發聲,由2007年的皇后碼頭清拆事件、到後來的菜園村事件及雨傘運動,均有其輪椅身影,五年前他創作「城市.農夫」時,更走入塱原及沙頭角等偏僻地方拍攝。

輪椅雖沒局限創作題材,不過拍攝內容或多或少有所限制。雨傘運動時,礙於輪椅難以走到最前線,Kevin則在街頭拍攝許多溫情場面,「如果我能到前線去拍攝,對整件事的了解就會更立體。」那時他曾幻想航拍,想像過飛鳥般的視野,到2015年開始玩航拍後,他發覺航拍某程度上擺脫了輪椅限制,即使他無法親臨的獅子山,有了航拍機後,無需經過崎嶇的山路,也能欣賞其氣勢。他最近舉辦展覽《獅人地方》,海報上的照片就是獅子山,這些航拍照片既有獅子山下的港式美學,在他而言也是航拍的私人視野,「地面上的照片很容易重複,航拍的視野卻很獨特。」 

運用些許想像力,海面上的獨木舟恍如盛開的花,中環AIA嘉年華的畫面好似波子機。

簡約畫面與想像力
Kevin是香港展能藝術會藝術家,平時在賽馬會共融藝術工房兼職工作,只要遇上好天氣,他便會把握時間玩航拍,至今已累積逾千張作品。他說航拍比在地面拍攝更有挑戰,面對的變化更大,亦需要有很好的攝影觸覺,「每粒電池只能玩二十分鐘,每次起飛前都會預先構思想要的畫面。」然而許多拍攝的畫面,都在他的想像以外,在其鏡頭下,停泊在一起的獨木舟恍如一朵盛開的花,中環AIA嘉年華的畫面好似波子機,其實航拍也需要想像力。

同一片天空下,有些人玩航拍是為了飛得更遠更高,Kevin不為密集的建築群着迷,反而鍾情簡單的構圖。有時他送女兒往幼稚園後,會到附近的避風塘拍攝船隻,看似雜亂無章的避風塘,拿走多餘的元素後,原來也可以很簡潔,這自然與他修讀設計出身有關,「我很喜歡點線面的畫面,航拍能將立體的城市變得平面化,也令我更了解這個城市。」

打卡聖地彩虹邨,從高空望像一個四面舞台的表演場地。

航拍令他看見不一樣的風景,也看見城市的規劃。成長在屋邨的他,很喜歡拍攝彩虹邨、愛民邨、勵德邨等舊式屋邨,從中也可見屋邨規劃的巧妙之處。「我去到華富邨時覺得很震撼,它不但有正方形的天井,連地面的階磚及涼亭也是四方形的幾何學,整個佈局很統一,看得出是很有心思的設計。」

鄭啟文: 「航拍令我更了解香港這個城市。」

《獅人地方》

日期:即日至5月31日

時間:10:30-18:30(星期一至五)

地址:銅鑼灣軒尼詩道438-444號金鵝商業大廈10樓B室藝全人ADAM

原文見於果籽

雷安喬《校園欺凌》 致沉默的大多數

在青年廣場的展覽現場,明亮燈箱裏是一群眼捆白布的青春少艾,伴隨着攝影師雷安喬(Lean Lui)的獨白,背後是她被欺凌的灰暗經歷。

今年20歲的她,中學二年級時曾在學校遭受同學欺凌,言語的侮辱、仇視的眼光,甚至向她丟紙巾,不願沉默的她向老師告發,同學們的欺凌表面上有所收斂,但背地裏依然繼續以謠言中傷,一直持續至她中學畢業。那些年的孤獨與無助,在她入讀大學接觸攝影後,演變成創作的動力與靈感,將那段沉重的歷史紀錄在菲林之中。

照片中四位身穿校服的女學生站在樓梯間,眼睛不約而同被白色紗布蒙着,像是一群沉默的羔羊。

四位身穿校服的女學生,坐在課室或站在樓梯間,眼睛不約而同都被白色紗布蒙着,像是一群沉默的羔羊。雷安喬想譴責與探討的,不只是凌辱無辜的欺凌者,更多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事不關己的旁觀態度,某程度上也是一種助紂為虐。常說眼睛是靈魂之窗,而這些被紗布蒙眼的羔羊,正隱喻着那些不懂得思考只懂盲從的人。

剛完成作品時她仍感憤怒,後來在多次的訪問分享中,不斷審思經歷過的事情,才慢慢對事件釋懷。她說類似的欺凌事件其實很普遍,只是許多人選擇不與人傾訴,作品發表後,她收到世界各地許多同路人的信息,被她的作品感動——亦令這系列作品多了一重意思。

《School Bullying》

時間:即日至5月22日

地址:柴灣青年廣場Y Plat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