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sational】義教婦女攝影 社企出書談環保

正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放諸攝影亦同樣成立,與其授人相機,不如教授攝影的技巧,利用她們的鏡頭去改變世界。九十後女生趙舜茹(Bonnie)六年前成立社企Lensational,為弱勢女性提供攝影培訓,短短幾年已有數百位女性參與。學有所成後,許多學員不約而同利用攝影探討環保議題,因此社企最近在kickstarter發起眾籌活動(至5月22日),推出攝影集《Our Shared Planet》(眾籌網址:https://bit.ly/30hzLJH)。

九十後女生趙舜茹成立社企Lensational,為弱勢女性提供攝影培訓,並幫助她們賣相改善生活。

Lensational名字源自Lens(鏡頭)和Sensational(感受)的結合,顧名思義是透過鏡頭去表達個人感受。想法萌芽於香港,啟發自Bonnie在土耳其的旅行經歷,她邀請一位當地女性幫忙拍照,豈料對方之前從未接觸過相機,「生活在香港的我們很幸運,許多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發展中國家卻並非必然。」就讀中大工商管理系的她,對女性賦權(Women’s Empowerment)深感興趣,由此經歷獲得靈感成立Lensational,招募義工攝影師及收集舊相機,先是在香港開班授徒教外傭攝影技巧,令她們透過照片訴說內心故事。

讓女性以攝影發聲

Bonnie希望能在發展中國家實踐並推廣Lensational,當時受馬拉拉的故事影響,得悉當地女性連讀書也有困難,希望攝影能對她們的生活有所改變,於是一腔熱血帶着數十部即棄相機前往巴基斯坦,再透過當地的NGO組織,去不同的學校教導女生攝影。此事也令她明白,更理想的模式是通過當地義工幫助當地人,為此她還撰寫攝影指導手冊,方便義工教導。六年下來,從孟加拉到印度、從印尼到非洲多個國家,Lensational已在23個國家實踐理念,孟加拉的未婚女性、巴基斯坦的學童、香港的外傭,希望她們能利用攝影發聲、改善生活。

尼日利亞婦女在棕櫚油磨坊中工作,她們因性別無法從事石油業。

其中一位女傭學員Joan Pabona曾獲得「2017年國家地理會德豐青年攝影大賽」亞軍,最近更準備辭去女傭工作、打算成為一名攝影師,她的事迹鼓勵許多同路人,也讓Bonnie感到相當鼓舞。「她令我更肯定當初的想法,好像在不同的地方播放了種子,希望有更多這樣的例子出現。」電影《淪落人》也講述類似故事,Bonnie同樣深受感動,因為這正是機構一直想做的事情。回想過去幾年,Lensational一直充滿挑戰與困難,「有些人未必認同我們做的事情,覺得女傭不是香港人,為何要幫助她們,但我覺得攝影可以改變某些東西。」

社企授人以漁,但從沒限制她們的拍攝題材,出乎意料的是,生活在不同國家的學員,在懂得拍攝之後,都主動拍攝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議題。在肯雅,游牧民族的馬賽人(Maasai)婦女收集柴木與乾草建造房屋;在尼日利亞,有學員拍攝當地的棕櫚油工業令森林被砍伐的現象;在缺乏水資源的加納,當地婦女及小孩經常頭頂大水盆四處尋水;在中國青藏高原,有居民自製工藝品,利用所得收入為三江源地區的土地保育出心出力——攝影集《Our Shared Planet》收錄這四個國家27位女性攝影師的作品。

在缺乏水資源的加納,當地婦女及小孩經常頭頂大水盆四處尋水。

「我覺得攝影是非常有力量的語言,她們既能與世界分享自身故事,某程度上也改變了許多人的想法、改變了世界。」更感人的是,許多學員都有一顆回饋的心,Lensational與圖片社合作,將攝影作品的收入分半給攝影師及機構,令她們賺取生活費,同時維持社企的營運。「這些學員大多並不富裕,有學員賣出照片後,把錢捐給孤兒院,讓更多人得益。」以影像改變世界、以生命影響生命,這亦是Lensational的宗旨。

光影魔術師 Bill Brandt

攝影被喻為光與影的藝術,英國人Bill Brandt(1904-1983)是上世紀其中一個將光影玩得出神入化的攝影師,不但利用強列的光影對比令被攝者從環境中孤立出來,更遊走於真實於虛幻之間,以光影投射感觀。說他是光影魔術師,其實絕不為過。

因病得福

儘管生於漢堡, 但Bill Brandt的一生似乎跟德國沒甚麼淵源,他也不喜歡這地方,更聲稱自己生於倫敦南部。一次世界大戰完結沒多久,他便感染上肺結核,不得不在瑞士的療養院度過青春時光。後來他去奧地利接受治療,在當地慈善家Eugenie Schwarzwald的照料下逐漸痊癒。美國著名詩人龐德(Ezra Pound)參觀慈善家住所時,Brandt為他拍攝照片,出於感激,龐德將他介紹給當時已聲名遠播的美國超現實主義攝影師MAN RAY,於是他前往巴黎成為其攝影助理,開始奠定超現實主義的基礎,這年他25歲,

紀實攝影

學徒歲月雖只短暫數月,但對其攝影之路卻影響深遠,他在MAN RAY身上學習如何表現內在,懂得捕捉心中畫面。在巴黎逗留三年後,他前往英國發展事業,當時他受匈牙利攝影師Brassai在1932年出版的《Pais de Nuit》啟發,開始在倫敦拍攝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及夜間景色,最後結集成《The English at Home》(1936)及《A Night in London》(1938)。這兩本拍攝倫敦生活的攝影集不錯迴響,當1940年當德國空襲倫敦時,英國情報局委託他紀錄大轟炸期間倫敦地下防空洞發生的事情,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紀實攝影作品。

人體攝影

戰後,他不斷嘗試新穎的拍攝手法,在人像及風景攝影範疇尤其出色。有次看過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Citizen Kane》後,被電影裡的視覺效果所震撼,於是他告別紀實攝影,轉向嘗試比較實驗性的影像,找來一部裝有廣角鏡的舊式柯達箱式相機拍攝女性身體,近攝時的光學畸變及大景深的效果充滿視覺衝擊力,激發他對人體攝影的興趣。

一開始時,他僅在室內拍攝人像,後來他發現在海灘拍攝時,岩石沙礫的粗糙更能襯托出人體肌膚的光滑。為突出這種人體的視覺效果,他甚至通過暗房處理加強這種反差,以犧牲照片的真實和細節,換來畫面誇張的表現力。1961年,他將這些人體照片集結成攝影集《Perspective of Nudes》,一舉奠定他攝影大師的聲譽。他的影響力至今依然不減,在他逝世三十周年之際(2013年),紐約現代藝術藝術館(MoMA)舉辦展覽《Bill Brandt :Shadow and Light》,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攝影師。

Bill Brandt同名攝影集可於「顯影·書櫃」購買。

無家者的天空 有瓦遮頭是奢求?

近年有句戲謔的說話叫「貧窮限制了想像力」,但真正貧窮的生活,一般人也無法想像。在經濟掛帥的香港,有瓦遮頭是奢求,每晚有逾千人睡在天橋、街道、公廁、網吧、麥當勞、貨車甚至機場,共同構成了無家者的身份。攝影師雷日昇拍攝露宿者多年,出版過三本《野宿》系列攝影集及新作《無家者生活誌》,希望用圖片喚起社會關注、改變社會現狀。然而20年過去,近年露宿者的人數卻不減反增,原因何在?

劉鐵民在街頭流露宿逾五十年,因參與雨傘運動,去年尾被高等法院判監四個月。

經濟復蘇 露宿人數不跌反升

露宿人數與經濟問題,無疑息息相關。1999年,在金融風暴後,許多人失業、成為負資產,無奈被迫露宿街頭,當年尖沙嘴文化中心門外曾是露宿者聚居地。這固然是冰山一角,卻促使非牟利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展開露宿者服務,與時任報社攝影記者的雷日昇合作,用三年時間慢慢接觸及拍攝露宿者議題,並在2002年出版首本《野宿》攝影集及舉辦同名展覽。當初他曾樂觀以為,情況若有改善便不再拍攝,誰知20年後經濟復蘇,露宿問題近年反而更加嚴重,「歸根究柢還是樓價及土地問題,現在連中產也覺得吃力,更何況基層!」

當租住板間房或籠屋都要兩、三千元租金時,對於低收入或綜援人士而言,這的確是很大的經濟壓力,許多不捨得租住的人便要流落街頭。綜援人士有租金津貼,但金額有限,只能租住閣樓及板間房,居住環境很惡劣。「我曾探訪位於廁所上層的閣樓,大熱天時沒有冷氣;板間房的木床有木蝨,根本無法入睡,因此很多人寧願瞓街,當租個地方來存放家當。」有些家住新界的人,在市區找到兼職,奈何收入低微,寧願在市區露宿。常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但有家歸不得,有房不能住,這才是難以想像的事。

租住床位的阿強因床有木蝨,有時夜晚會到快餐店睡覺。

也是普通人 只是較不幸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2013年登記的露宿人數是718人,到2018年增加至1,270人,大多集中在深水埗及油尖旺區。一方面,社署雖有資助露宿者宿舍運作,讓這群淪落街頭的人得以有一息喘氣的空間,然而卻治標不治本,往往住幾個月就要離開。另一方面,政府又將露宿者的藏身之處趕盡殺絕,將天橋底圍起鐵絲網。「趕走了他們,並不代表這些人不需要露宿,只會令他們去到一些更偏僻隱蔽的地方。」

這些畫面,都記錄在雷日昇的鏡頭之下,這些影像既是一種紀錄,亦是一種控訴。雷日昇說紀實攝影需要長時間的拍攝,才能記錄露宿者的轉變,看到新聞攝影以外的一面。他覺得文字的記述同樣重要,因此書中也有多位記者撰寫的露宿者人物故事,「所謂紀實攝影,需要影像的藝術感與文字的配合,才能產生應有的震撼力量。」

一位露宿者在地產舖門口準備睡覺,顯得分外諷刺。

要改變現狀恐非易事,但起碼社會大眾對露宿者的觀感有所改善。回想廿年前,他們常被標籤為吸毒人士或精神病患者,人人避而遠之。「現在大家都對露宿者有普遍認識,希望可以有更多包容。」多年來接觸過無數露宿者,有人捱餓、有人病痛,他見過自力更生的老人家在街頭離世,也見過不少成功再入屋的例子。「其實露宿者與大家一樣都是普通人,只是他們比較不幸,畢竟沒有人想瞓街。」

原文見於果籽

Paul Cox 「我不是販賣蒙古的異國風情」

說起蒙古,腦海中立即閃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畫面,卻不曾想過,首都烏蘭巴托隨處可見工業大煙囪,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居港攝影師Paul Cox的照片同樣顛覆世人對蒙古的印象,沒有標誌性的成吉思汗雕像,也不以馴鷹人或摔跤選手等典型蒙古元素作招徠,而是把鏡頭對準日常生活中的蒙古人們,尤其天真爛漫的小朋友,他以非牟利組織義務攝影師的身分,賣相出書籌錢以助當地孩童改善生活。

居港攝影師Paul Cox是把鏡頭對準日常生活中的蒙古人們,尤其天真爛漫的小朋友,他以非牟利組織義務攝影師的身分,賣相出書籌錢以助當地孩童改善生活。

生於津巴布韋,年輕時Paul曾到英國當兵,後來成為一名攝影師,2013年定居香港。來港後不久,他經朋友認識蒙古非牟利組織Tsolmon Ireedui Foundation(TIF),一間在烏蘭巴托當地照顧及教育貧困家庭兒童或留守兒童的機構。過去數年,他從好奇變成牽掛,踏足蒙古逾十次,每次停留個多月,探訪不同的家庭,拍攝出最真實的蒙古生活之餘,他的作品義賣捐贈達七位數字,成為TIF的最大捐款者。最近,他將數年拍攝的照片集結成書《Red Hero》(即烏蘭巴托的原意),也在中環古董店燕譽堂舉辦同名展覽,希望引起更多人關注。

舉機拍攝遭質問 逐漸獲信任

他說出書及展覽乃是計劃之外,蒙古地域遼闊,回想當初,他根本無從入手,的士司機見他是遊客,總是把他帶到成吉思汗雕像前,但他不想拍攝這些所謂的典型照片。「對我來說,這並非真正的蒙古生活,反而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形象,很吸引我。」雖然有當地人當翻譯,不過一個白人在一個遊牧民族國家拍攝,難免令人產生疑惑與不解。尚不說屢吃閉門羹,他試過被人言語辱罵,甚至有醉漢見到他的相機,想衝向他動手。「甚至連我的翻譯也被人質問,『你怎麼能容許外國人拍攝我們,這是很不尊重的事情。』」

蒙古政府鼓勵生育,多產的媽媽還能得到榮譽獎章,另Paul說每次去蒙古都會碰上雙胞胎。

Paul自問沒有觸犯任何人,對自己造成的冒犯不明所以,然而這也令他明白不同國度的文化差異。所以後來他換上一部小相機,而且初次見面時把它藏起來,知道當地人喜歡抽煙的習慣,見面時他總是先遞上香煙,再慢慢打開話匣子,解釋自己的拍攝計劃。即便如此,有當地人看過他拍攝的照片,直言不喜歡,反問他為何不拍攝捕鷹人或摔跤手。「蒙古人是很自豪的民族,不想被人拍攝到很貧窮的樣貌。」

Paul很喜歡這張照片,小朋友的眼神與手指與攝影師有互動,背後的狼圖案似乎在保護他。

雖說《Red Hero》意指烏蘭巴托,不過Paul的足跡遍及蒙古不同角落,從北部的西伯利亞到南部的戈壁沙漠,在市集、草原及蒙古包拍攝不同的人。首都以外的地區,風景秀麗,人煙稀少,交通亦不便利,冬天溫度零下四十度,也為整個拍攝計劃徒添困難,試過車輛陷在河中十多小時,「有時每日拍攝的時間只有一小時,很多時間都花在交通及溝通上。」然而重看照片時,他覺得一切也是值得,孩子們時而在他面前玩耍、時而真誠地直視鏡頭,老奶奶對着他微笑抽煙,有位媽媽甚至在他面前餵奶,可見他們對Paul是何等信任。

Paul Cox:「拍攝時尊重很重要,要尊重每位拍攝對象及他們的文化。」

過往《國家地理》曾試過以獵奇的角度拍攝第三世界國家,Paul也時常提醒自己,不能以純粹西方人的視野來觀看這個遊牧民族國家,「我不是販賣蒙古的異國風情,也不是拍攝他們的悲慘,只想透過我與他們的相處及互動,呈現出他們的獨特文化。」他說最重要的是尊重,尊重他們的文化,尊重每位拍攝對象,就如許多當地人一樣,「他們十分愛護孩子,非常敬重老人家。」

原文見於果籽

劉霞 黑暗中的吶喊 

許多人認識劉霞,皆因她是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妻子,其實她也是一名詩人、畫家及攝影師,或許平時圍繞她的都是被中國政府非法軟禁的消息,難免忽略她才華洋溢的一面。

2019年,她與另一位同受政治迫害者家屬的藝術家蔡海如,一同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展覽《呼吸鞦韆》(Atemschaukel),名字來自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作家Herta Müller同名作品,書中描寫二戰後被囚禁在蘇聯勞改營中受盡壓迫的人們,與劉霞的經歷不無對照。這裏只談劉霞的作品,當時她展出26件黑白攝影作品(「醜娃娃」系列)及詩歌,後來她移居德國後,也有在柏林展出過。

1996年,劉曉波準備發表關於兩岸統一等問題的《雙十宣言》,不過在發表前被當局拘留,隨後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改三年。入獄時劉霞尚未與她結婚,不久後她提出申請,在獄中成婚,方便探望劉曉波。中國作家貝嶺曾在那段時間去探望劉霞,他說她的家非常破舊,生活非常貧苦,期間劉霞開始學習攝影,自學成才,在1996年至1999年間醞釀出「醜娃娃」系列,而創作也無形中給予她支撐的力量。貝嶺說正是這批作品,令她從繪畫轉型攝影。九十年代末時,藝術家艾未未曾為她舉辦展覽,劉曉波本人也很喜歡她的攝影作品。

劉霞「醜娃娃」系列最廣為人知的一張——劉曉波將醜娃娃放在肩上的照片,他眼神堅定地看着前方,望向未知的未來。2008年,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呼籲人權與自由的《零八憲章》被當局刑事扣留,翌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劉曉波被捕後,她有感自己快將失去自由,作品也被禁止在內地公開展覽,於是把照片托付法國作家Guy Sorman運出中國,及後他以《The Silent Strength of Liu Xia》為名,在歐美為劉霞策劃展覽,2019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作品,也是出自Guy Sorman手中。

Guy Sorman形容劉霞的創作是「囚徒的藝術」,根據其說法,劉霞用的是一部沒有閃光燈的舊相機,大部分照片都在家中拍攝。她擅於光影,利用簡單的洋娃娃、書籍及布料等,表達出所經歷的孤立與無助、未知與恐懼。相片中出現的書籍,代表知識份子的身分,同時也是他們被迫害的原因。仔細看作品,洋娃娃的表情怪異,它們或憤怒或恐懼,有的困在籠中、有的被膠袋窒息,卻無法逃離;有些張開嘴瞪大眼睛不斷地吶喊,強烈的黑白光影震撼人心,不禁令人想起劉霞與劉曉波二人,這些年來面對的各種痛苦與絕望情緒。

劉霞還有另一個在2014年創作的系列叫「孤獨星球」,拍攝將廚房錫紙(鋁箔紙)捏成球體或人體形狀的靜物照片,表面紋理褶皺,然而卻不會裂開或破碎。靜物在漆黑的背景下發亮,感覺如外太空的星球,難免又令人聯想起劉霞,在軟禁的歲月中仍堅韌地創作。著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形容,「這系列作品的氛圍是悲傷的,然而錫紙做的物件卻是堅忍不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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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古寶麗來 捕捉西式建築今昔

香港有逾千座歷史建築物,當中許多都經歷過身分的轉變,例如美利樓前身是軍營、茶具文化館原是三軍司令官邸,如今成為打卡熱點的大館,也是從舊中區警署演變而來。攝影師黃海輝(Chris)用復古的寶麗來照片,拍攝香港多座西式建築,集結成首本攝影集《今日昔日》,用別出心裁的手法記錄香港西式建築,「建築物也關於時間,在歲月中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能在建築物中反映出來。」

圖為舊鯉魚門軍營第十座,現是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近年他去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參加孩子的學校活動時,才知道這裏以前是鯉魚門軍營。在他看來,這些建築物不僅有實用功能,某程度上也記錄了香港的歷史與文化,很值得去仔細了解,近年社會上的保育呼聲甚高,其實許多東西未必要等到失去了才來緬懷。他家住港島,兩年前遇上景賢里開放,參觀之後發現這地方很有趣,「我覺得建築物本身有很多故事,到處是前人的生活痕跡,彷彿與當下的人有種對話,非常吸引。」

九龍塘聖德肋撒堂

這令他萌生拍攝香港建築物的念頭,從低調寧靜的訊號山訊號塔到港產片《星願》拍攝地伯大尼修院,前後拍攝約二十座建築物,當中大多是西式建築。他會參加導賞團,了解建築物背後的故事才進行拍攝,「伯大尼修院是十九世紀法國外方傳道會在東亞地區的首間療養院,是當年法國天主教會在東亞傳道的重要地點,現在是演藝學院伯大尼校園,是一座法定古蹟。」

黃海輝是天主教徒,因此也拍攝了港九多座標誌性的教堂,如九龍塘聖德肋撒堂、中環聖約翰座堂及半山的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後兩者都逾170年歷史,是香港最早一批西式教會建築物。這些殖民地建築不僅在華人的土壤上紮根多年,某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我通常會去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參加聖誕子夜彌撒,那裏的氣氛與其他教堂不一樣。」

黃海輝說,除了教堂之外,香港許多西式建築物已經改變用途,因此想以書名《今日昔日》道出建築物在今昔的兩種身分。他特意選擇用寶麗來SX-70拍攝建築物,即時顯影的照片充滿復古感覺,更切合建築物的歲月沉澱。寶麗來照片的隨機不定及不完美效果,也令他更能從商業攝影的角度抽離出來,不拘泥於工整的畫面、不侷限在廣角鏡頭,以更純粹的心態做視覺創作,記錄自己與建築物的對話。

九十及千禧年代,他曾在中港台任職商業攝影師,那時仍是菲林年代,在攝影棚拍攝時,會用寶麗來測試拍攝效果,幾乎每日都要拍攝數十張寶麗來。昔日的工作器材,如今成為創作手法,三年前他曾與香港藝術家尹麗娟合作,將照片移膜陶瓷上,這次則將寶麗來照片複製成數碼版,同時在攝影書上呈現出寶麗來的立體感覺。

在陽光之下拍攝的寶麗來建築物照片,光影線條及顏色較突出,
圖為舊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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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kia Wesseling 是時候馴服虎媽了?

虎媽(Tiger Mother)這個詞近年常常聽見,指的是那些父母用嚴厲苛刻的教育方法,希望將子女培育成材。你以為華人社會才是如此?只要你進入了這個教育制度,即使是外國人,原來亦難免被潛移默化影響。

「當所有事情都以成績來衡量時,我擔心這時代小朋友的個性,會被慢慢消磨。」

居港荷蘭攝影師Saskia Wesseling兩位兒女在香港讀書,為了讓女兒考上心儀的中學,她也讓女兒去參加考試班,無形中成為虎媽的一份子。此事也令她意識到,只要這樣的教育制度及招生系統存在,不論學生、家長還是學校,都無法完全置身事外——這也啟發她創作關於香港教育制度的攝影計劃《是時候馴服虎媽了?》(Time to tame the tigers?),最近這系列作品入圍2019年WMA大師攝影奬。

過去十多年,Saskia從荷蘭到瑞士、從埃及到廣州,五年前在香港定居。作為一名新移民,她為香港的中西合璧文化着迷;作為一名媽媽,她不禁為香港學童自殺的新聞感到心痛。

在她的作品裏,兩位女兒一步步登上高處,通過小女兒吶喊表達對制度的不滿。

根據香港大學運動及潛能發展研究所(HKU IHP)的研究,香港部分學生的戶外運動時間,比在囚人士的60分鐘還要少(外國也有類似研究結論),中學生日均運動時間更不足半小時。另邊廂,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問卷調查顯示,有逾五成中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背後原因,無疑與香港的教育制度息息相關。

她覺得,亞洲學校制度是個壓力煲,而她的作品正揭示制度下人們的那種集體無力感。「我變成了虎媽,同時與虎媽鬥爭,這個制度要求你怎麼做,同時內心又不斷吶喊。」

學生的面目卻顯得模糊,伴隨的只是「欠改正」、「功課草率」等圖章式的評語。

在她的作品裏,兩位女兒一步步登上高處,然而面目卻顯得模糊,伴隨的只是「欠改正」、「功課草率」、「須要用完整句子」等圖章式的評語。另外,她也邀來學童拍照,再後期處理成以練習簿遮擋他們的樣貌,象徵所謂的教育制度令他們失去自我,人人感到不開心,同時相當無助。

學童樣貌被練習簿遮擋,人人感到不開心,同時相當無助。

她覺得,孩子們處理事情的能力,包括學習如何合作、做決定、創意思維,遠比學懂書本上的知識更重要。「當所有事情都以成績來衡量時,我擔心這個時代小朋友的個性,會被慢慢消磨,他們也無法感受到教育的樂趣,更多反而是來自測試及高分數的壓力。」Saskia要馴服的虎媽,不只是所有家長的思維,也是整個制度的荒謬。

《機遇!WMA 大師攝影獎作品展》

日期:即日至4月23日

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9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展覽廳

Audrey Hepburn 戲內外的優雅與純真  

一代女星柯德莉夏萍(Audrey Hepburn)是上世紀的優雅代名詞,也是許多導演及攝影師的繆思女神,多年來為她掌鏡的大師有Cecil Beaton、Richard Avedon、Yousuf KarshIrving Penn等,例子不勝枚舉。然而像美國攝影師Bob Willoughby這樣,能捕捉柯德莉夏萍鎂光燈背後的生活一面,可謂非常罕有。今年對二人而言都有特別意義,既是柯德莉夏萍誕生九十周年,也是Bob去世十周年,因此跑馬地F11 Foto Museum與Bob兒子Christopher Willoughby策劃展覽,展出九十張經典照片,重現柯德莉戲內戲外的優雅與純真。

在《窈窕淑女》中,身穿由Cecil Beaton設計服飾的柯德莉,十分優雅。

年輕的柯德莉夏萍一直夢寐成為芭蕾舞蹈家,踏足美國後成為一名出色演員;修讀設計與電影的Bob則熱愛藝術,曾跟隨Wallace Seawell等荷李活攝影師學習,擅長拍攝人像。二人年紀相若,1953年,柯德莉夏萍憑《羅馬假期》在荷李活一炮而紅,剛入行的Bob前來拍攝這位英倫女星,自此結下不解之緣。多年後Christopher憶述往事,「雖然當時她在荷李活還是一位新人,但所有人都覺得她與眾不同,彷彿已經是一位超級巨星。」

Bob是首位被荷李活製片公司聘請為電影拍攝宣傳劇照的駐場攝影師,由1954年《星海浮沉錄》(A Star is Born)開始嶄露頭角,二十年來為逾百部電影拍攝劇照,包括《畢業生》及《魔鬼怪嬰》(Rosemary’s Baby)等,期間與柯德莉夏萍在《翠谷香魂》(Green Mansions)、《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及《儷人行》(Two for the Road)等多部電影合作。Bob擅於捕捉電影明星的自在一刻,同時充滿美感,在電影場景中,柯德莉夏萍優雅高貴;休息時,她流露出放鬆及開心的神態;她的歡樂與憂愁,在他的鏡頭下一覽無遺。

拍攝《翠谷香魂》時,柯德莉與小鹿Pippin相處融洽。

私交甚篤 捕捉母子溫馨瞬間

在電影《翠谷香魂》中,情節需要一隻小鹿跟隨柯德莉夏萍,拍攝前她與小鹿住在一起培養感情,甚至去購物時也會帶上小鹿Pippin,大家相處融洽,而小鹿彷彿把她當成媽媽,那種親和力不言而喻。在Christopher看來,爸爸與柯德莉夏萍一樣,都很平易近人,二人成為很好的朋友,兩個家庭也非常親近,Bob因而能以朋友的身份,拍攝許多柯德莉夏萍的私人生活照片,包括兩家人的聚會等。

柯德莉與Bob太太分別扶着兒子學走路,非常生活化。

「我自小就與柯德莉相識,我與她的兒子Sean Ferrer同年出生,小時候經常到她家中玩。」在Bob的照片中,兩位孩童在地板上進行爬行比賽,另一幅作品則捕捉柯德莉夏萍與Bob太太分別扶着兒子學走路的情景,還有許多柯德莉夏萍與兒子的溫馨瞬間,這些生活化的照片,呈現了在柯德莉夏萍在電影以外,作為一名母親的角色,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說到二人最標誌性的合作,非1963年的《窈窕淑女》莫屬。電影開拍首日,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前來採訪拍攝,柯德莉被一大班攝影師圍繞,當她發現熟悉的身影後展現出開心的笑容,Bob因而把這一幕有趣的畫面捕捉下來。Christopher說,在電影拍攝現場的時間都很緊湊,柯德莉夏萍與Bob能建立這樣的友誼,相當難得。

Bob Willoughby的照片捕捉柯德莉夏萍與兒子的親密瞬間。

1960年代末,柯德莉逐漸步入半息影狀態,Bob及後在1970年代初移居愛爾蘭,二人均在荷李活鎂光燈下淡出,但私底下仍保持聯絡,二人的兒子至今也是很好的朋友。晚年的柯德莉夏萍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而Bob則將愛爾蘭詩歌繙譯成英文,以及整理多年來拍攝的Elizabeth Taylor、Frank Sinatra等荷李活影星及爵士樂手的照片,作品也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及英國國家肖像館永久收藏。當然,大家最念念不忘的,仍是這些柯德莉夏萍的不朽影像。

AUDREY by Bob Willoughby

圖片由F11 Foto Museum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科隆香水 前衛女藝術家的溫床

科隆香水(Eau de Cologne),除了令人想起4711或Farina 1709香水,在德國,《Eau de Cologne》也曾是一本重要的藝術雜誌及展覽名稱,當今如雷貫耳的女性藝術家,Cindy Sherman與Barbara Kruger,還有已故雕塑家Louise Bourgeois與畫家Georgia o’Keeffe等,1980年代時均出現在這本前衛雜誌。這些女性藝術家個性鮮明、作風前衛、尖銳敢言,作品探討權力、藝術媒介或社會議題等,共同在《Eau de Cologne》發出鏗鏘有力的聲音,是藝術界獨特而又不可多得的存在。距離最後一期《Eau de Cologne》出版三十年,掌舵人Monika Sprüth最近首次在亞洲舉辦同名展覽,開宗明義道明,「我的想法是藝術界的男女平等。」

第一二期分別以Cindy Sherman及Barbara Kruger的作品做封面。

1983年,Monika在德國科隆開設Sprüth Magers畫廊,開始代理德國及美國為主的藝術家,包括George Condo、John Baldessari、Gretchen Bender等。她其實一早意識到女性藝術家曝光率不足的現狀,經過兩年的沉澱與籌備,在1985年舉辦首次《Eau de Cologne》展覽,展出Astrid Klein、Louise Lawler以及Louise Bourgeois、Georgia o’Keeffe等女性藝術家的作品,而同名雜誌在這個名單上,還訪問了多位博物館策展人及畫廊女主人,第一期的封面是Cindy Sherman。

《Eau de Cologne》掌舵人Monika Sprüth

《Eau de Cologne》雜誌仿效Andy Warhol創辦的《Interview》雜誌,雖然製作略顯粗糙,不過內容卻非常前瞻。「我覺得好的作品是不分性別的,當時的想法是有provocation的,希望引起藝術界對女性藝術家的關注。」當下藝術界仍由男性主導,當年的情形可想而知,尤其傳統的繪畫世界,情況更加明顯。Jenny Holzer最初也從事繪畫創作,可惜作品不受重視,後來她受當時的觀念藝術影響,選擇用LED裝置來展示文字,用創新的藝術媒介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Cindy Sherman早期作品《Murder Mystery》。

以不同角色形象的自拍照為人所認識的Cindy Sherman,最初也是見到繪畫作為藝術媒介的侷限,才轉而從事攝影創作,不過她沒有走傳統的攝影路線,在成名作《Untitled Film Stills》之前,1976年,年僅22歲的她,便以別樹一幟的手法來創作攝影,將黑白影像以剪紙的形式來呈現一個懸疑的犯罪故事,名為《Murder Mystery》。至於Barbara Kruger的作品,同樣顛覆影像創作的定義,那幅《I shop therefore I am》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她的作品以黑白影像混合諷刺的字句,成為藝術界的標誌性元素。1987年第二期《Eau de Cologne》封面,正是出自她的手筆,紅底白字寫着「Are we having fun yet?」,同樣擲地有聲。

Barbara Kruger作品《Untitled (Free love)》,1988年。

事隔三十多年,重新展出這些「科隆香水」藝術家,Monika坦言這些女性藝術家的存在,令當代藝術更加多元,也給予後來的女性藝術家很大的自信心。「雖然與1980年代相比,女性藝術家的創作環境已有改善,也有更多女性藝術家得到藝術界的關注,但藝術界對男性和女性藝術家的支持和資源仍有差距。」早前的metoo運動如火如荼,也令她覺得,在21世紀的當下,藝術界更需要這樣的討論,「我的想法是希望女性與男性藝術家的數目一樣,不過現在恐怕還不是。」

Louise Lawler這幅攝影作品將拍攝Jeff Koons作品的照片無限放大,令畫面扭曲,藉此來思索藝術的本質。

《科隆香水》

日期:即日至4月12日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地下HART 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