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霞 黑暗中的吶喊 

許多人認識劉霞,皆因她是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妻子,其實她也是一名詩人、畫家及攝影師,或許平時圍繞她的都是被中國政府非法軟禁的消息,難免忽略她才華洋溢的一面。

2019年,她與另一位同受政治迫害者家屬的藝術家蔡海如,一同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展覽《呼吸鞦韆》(Atemschaukel),名字來自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作家Herta Müller同名作品,書中描寫二戰後被囚禁在蘇聯勞改營中受盡壓迫的人們,與劉霞的經歷不無對照。這裏只談劉霞的作品,當時她展出26件黑白攝影作品(「醜娃娃」系列)及詩歌,後來她移居德國後,也有在柏林展出過。

1996年,劉曉波準備發表關於兩岸統一等問題的《雙十宣言》,不過在發表前被當局拘留,隨後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改三年。入獄時劉霞尚未與她結婚,不久後她提出申請,在獄中成婚,方便探望劉曉波。中國作家貝嶺曾在那段時間去探望劉霞,他說她的家非常破舊,生活非常貧苦,期間劉霞開始學習攝影,自學成才,在1996年至1999年間醞釀出「醜娃娃」系列,而創作也無形中給予她支撐的力量。貝嶺說正是這批作品,令她從繪畫轉型攝影。九十年代末時,藝術家艾未未曾為她舉辦展覽,劉曉波本人也很喜歡她的攝影作品。

劉霞「醜娃娃」系列最廣為人知的一張——劉曉波將醜娃娃放在肩上的照片,他眼神堅定地看着前方,望向未知的未來。2008年,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呼籲人權與自由的《零八憲章》被當局刑事扣留,翌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劉曉波被捕後,她有感自己快將失去自由,作品也被禁止在內地公開展覽,於是把照片托付法國作家Guy Sorman運出中國,及後他以《The Silent Strength of Liu Xia》為名,在歐美為劉霞策劃展覽,2019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作品,也是出自Guy Sorman手中。

Guy Sorman形容劉霞的創作是「囚徒的藝術」,根據其說法,劉霞用的是一部沒有閃光燈的舊相機,大部分照片都在家中拍攝。她擅於光影,利用簡單的洋娃娃、書籍及布料等,表達出所經歷的孤立與無助、未知與恐懼。相片中出現的書籍,代表知識份子的身分,同時也是他們被迫害的原因。仔細看作品,洋娃娃的表情怪異,它們或憤怒或恐懼,有的困在籠中、有的被膠袋窒息,卻無法逃離;有些張開嘴瞪大眼睛不斷地吶喊,強烈的黑白光影震撼人心,不禁令人想起劉霞與劉曉波二人,這些年來面對的各種痛苦與絕望情緒。

劉霞還有另一個在2014年創作的系列叫「孤獨星球」,拍攝將廚房錫紙(鋁箔紙)捏成球體或人體形狀的靜物照片,表面紋理褶皺,然而卻不會裂開或破碎。靜物在漆黑的背景下發亮,感覺如外太空的星球,難免又令人聯想起劉霞,在軟禁的歲月中仍堅韌地創作。著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形容,「這系列作品的氛圍是悲傷的,然而錫紙做的物件卻是堅忍不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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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古寶麗來 捕捉西式建築今昔

香港有逾千座歷史建築物,當中許多都經歷過身分的轉變,例如美利樓前身是軍營、茶具文化館原是三軍司令官邸,如今成為打卡熱點的大館,也是從舊中區警署演變而來。攝影師黃海輝(Chris)用復古的寶麗來照片,拍攝香港多座西式建築,集結成首本攝影集《今日昔日》,用別出心裁的手法記錄香港西式建築,「建築物也關於時間,在歲月中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能在建築物中反映出來。」

圖為舊鯉魚門軍營第十座,現是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近年他去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參加孩子的學校活動時,才知道這裏以前是鯉魚門軍營。在他看來,這些建築物不僅有實用功能,某程度上也記錄了香港的歷史與文化,很值得去仔細了解,近年社會上的保育呼聲甚高,其實許多東西未必要等到失去了才來緬懷。他家住港島,兩年前遇上景賢里開放,參觀之後發現這地方很有趣,「我覺得建築物本身有很多故事,到處是前人的生活痕跡,彷彿與當下的人有種對話,非常吸引。」

九龍塘聖德肋撒堂

這令他萌生拍攝香港建築物的念頭,從低調寧靜的訊號山訊號塔到港產片《星願》拍攝地伯大尼修院,前後拍攝約二十座建築物,當中大多是西式建築。他會參加導賞團,了解建築物背後的故事才進行拍攝,「伯大尼修院是十九世紀法國外方傳道會在東亞地區的首間療養院,是當年法國天主教會在東亞傳道的重要地點,現在是演藝學院伯大尼校園,是一座法定古蹟。」

黃海輝是天主教徒,因此也拍攝了港九多座標誌性的教堂,如九龍塘聖德肋撒堂、中環聖約翰座堂及半山的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後兩者都逾170年歷史,是香港最早一批西式教會建築物。這些殖民地建築不僅在華人的土壤上紮根多年,某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我通常會去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參加聖誕子夜彌撒,那裏的氣氛與其他教堂不一樣。」

黃海輝說,除了教堂之外,香港許多西式建築物已經改變用途,因此想以書名《今日昔日》道出建築物在今昔的兩種身分。他特意選擇用寶麗來SX-70拍攝建築物,即時顯影的照片充滿復古感覺,更切合建築物的歲月沉澱。寶麗來照片的隨機不定及不完美效果,也令他更能從商業攝影的角度抽離出來,不拘泥於工整的畫面、不侷限在廣角鏡頭,以更純粹的心態做視覺創作,記錄自己與建築物的對話。

九十及千禧年代,他曾在中港台任職商業攝影師,那時仍是菲林年代,在攝影棚拍攝時,會用寶麗來測試拍攝效果,幾乎每日都要拍攝數十張寶麗來。昔日的工作器材,如今成為創作手法,三年前他曾與香港藝術家尹麗娟合作,將照片移膜陶瓷上,這次則將寶麗來照片複製成數碼版,同時在攝影書上呈現出寶麗來的立體感覺。

在陽光之下拍攝的寶麗來建築物照片,光影線條及顏色較突出,
圖為舊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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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kia Wesseling 是時候馴服虎媽了?

虎媽(Tiger Mother)這個詞近年常常聽見,指的是那些父母用嚴厲苛刻的教育方法,希望將子女培育成材。你以為華人社會才是如此?只要你進入了這個教育制度,即使是外國人,原來亦難免被潛移默化影響。

「當所有事情都以成績來衡量時,我擔心這時代小朋友的個性,會被慢慢消磨。」

居港荷蘭攝影師Saskia Wesseling兩位兒女在香港讀書,為了讓女兒考上心儀的中學,她也讓女兒去參加考試班,無形中成為虎媽的一份子。此事也令她意識到,只要這樣的教育制度及招生系統存在,不論學生、家長還是學校,都無法完全置身事外——這也啟發她創作關於香港教育制度的攝影計劃《是時候馴服虎媽了?》(Time to tame the tigers?),最近這系列作品入圍2019年WMA大師攝影奬。

過去十多年,Saskia從荷蘭到瑞士、從埃及到廣州,五年前在香港定居。作為一名新移民,她為香港的中西合璧文化着迷;作為一名媽媽,她不禁為香港學童自殺的新聞感到心痛。

在她的作品裏,兩位女兒一步步登上高處,通過小女兒吶喊表達對制度的不滿。

根據香港大學運動及潛能發展研究所(HKU IHP)的研究,香港部分學生的戶外運動時間,比在囚人士的60分鐘還要少(外國也有類似研究結論),中學生日均運動時間更不足半小時。另邊廂,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問卷調查顯示,有逾五成中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背後原因,無疑與香港的教育制度息息相關。

她覺得,亞洲學校制度是個壓力煲,而她的作品正揭示制度下人們的那種集體無力感。「我變成了虎媽,同時與虎媽鬥爭,這個制度要求你怎麼做,同時內心又不斷吶喊。」

學生的面目卻顯得模糊,伴隨的只是「欠改正」、「功課草率」等圖章式的評語。

在她的作品裏,兩位女兒一步步登上高處,然而面目卻顯得模糊,伴隨的只是「欠改正」、「功課草率」、「須要用完整句子」等圖章式的評語。另外,她也邀來學童拍照,再後期處理成以練習簿遮擋他們的樣貌,象徵所謂的教育制度令他們失去自我,人人感到不開心,同時相當無助。

學童樣貌被練習簿遮擋,人人感到不開心,同時相當無助。

她覺得,孩子們處理事情的能力,包括學習如何合作、做決定、創意思維,遠比學懂書本上的知識更重要。「當所有事情都以成績來衡量時,我擔心這個時代小朋友的個性,會被慢慢消磨,他們也無法感受到教育的樂趣,更多反而是來自測試及高分數的壓力。」Saskia要馴服的虎媽,不只是所有家長的思維,也是整個制度的荒謬。

《機遇!WMA 大師攝影獎作品展》

日期:即日至4月23日

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9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展覽廳

Audrey Hepburn 戲內外的優雅與純真  

一代女星柯德莉夏萍(Audrey Hepburn)是上世紀的優雅代名詞,也是許多導演及攝影師的繆思女神,多年來為她掌鏡的大師有Cecil Beaton、Richard Avedon、Yousuf KarshIrving Penn等,例子不勝枚舉。然而像美國攝影師Bob Willoughby這樣,能捕捉柯德莉夏萍鎂光燈背後的生活一面,可謂非常罕有。今年對二人而言都有特別意義,既是柯德莉夏萍誕生九十周年,也是Bob去世十周年,因此跑馬地F11 Foto Museum與Bob兒子Christopher Willoughby策劃展覽,展出九十張經典照片,重現柯德莉戲內戲外的優雅與純真。

在《窈窕淑女》中,身穿由Cecil Beaton設計服飾的柯德莉,十分優雅。

年輕的柯德莉夏萍一直夢寐成為芭蕾舞蹈家,踏足美國後成為一名出色演員;修讀設計與電影的Bob則熱愛藝術,曾跟隨Wallace Seawell等荷李活攝影師學習,擅長拍攝人像。二人年紀相若,1953年,柯德莉夏萍憑《羅馬假期》在荷李活一炮而紅,剛入行的Bob前來拍攝這位英倫女星,自此結下不解之緣。多年後Christopher憶述往事,「雖然當時她在荷李活還是一位新人,但所有人都覺得她與眾不同,彷彿已經是一位超級巨星。」

Bob是首位被荷李活製片公司聘請為電影拍攝宣傳劇照的駐場攝影師,由1954年《星海浮沉錄》(A Star is Born)開始嶄露頭角,二十年來為逾百部電影拍攝劇照,包括《畢業生》及《魔鬼怪嬰》(Rosemary’s Baby)等,期間與柯德莉夏萍在《翠谷香魂》(Green Mansions)、《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及《儷人行》(Two for the Road)等多部電影合作。Bob擅於捕捉電影明星的自在一刻,同時充滿美感,在電影場景中,柯德莉夏萍優雅高貴;休息時,她流露出放鬆及開心的神態;她的歡樂與憂愁,在他的鏡頭下一覽無遺。

拍攝《翠谷香魂》時,柯德莉與小鹿Pippin相處融洽。

私交甚篤 捕捉母子溫馨瞬間

在電影《翠谷香魂》中,情節需要一隻小鹿跟隨柯德莉夏萍,拍攝前她與小鹿住在一起培養感情,甚至去購物時也會帶上小鹿Pippin,大家相處融洽,而小鹿彷彿把她當成媽媽,那種親和力不言而喻。在Christopher看來,爸爸與柯德莉夏萍一樣,都很平易近人,二人成為很好的朋友,兩個家庭也非常親近,Bob因而能以朋友的身份,拍攝許多柯德莉夏萍的私人生活照片,包括兩家人的聚會等。

柯德莉與Bob太太分別扶着兒子學走路,非常生活化。

「我自小就與柯德莉相識,我與她的兒子Sean Ferrer同年出生,小時候經常到她家中玩。」在Bob的照片中,兩位孩童在地板上進行爬行比賽,另一幅作品則捕捉柯德莉夏萍與Bob太太分別扶着兒子學走路的情景,還有許多柯德莉夏萍與兒子的溫馨瞬間,這些生活化的照片,呈現了在柯德莉夏萍在電影以外,作為一名母親的角色,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說到二人最標誌性的合作,非1963年的《窈窕淑女》莫屬。電影開拍首日,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前來採訪拍攝,柯德莉被一大班攝影師圍繞,當她發現熟悉的身影後展現出開心的笑容,Bob因而把這一幕有趣的畫面捕捉下來。Christopher說,在電影拍攝現場的時間都很緊湊,柯德莉夏萍與Bob能建立這樣的友誼,相當難得。

Bob Willoughby的照片捕捉柯德莉夏萍與兒子的親密瞬間。

1960年代末,柯德莉逐漸步入半息影狀態,Bob及後在1970年代初移居愛爾蘭,二人均在荷李活鎂光燈下淡出,但私底下仍保持聯絡,二人的兒子至今也是很好的朋友。晚年的柯德莉夏萍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而Bob則將愛爾蘭詩歌繙譯成英文,以及整理多年來拍攝的Elizabeth Taylor、Frank Sinatra等荷李活影星及爵士樂手的照片,作品也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及英國國家肖像館永久收藏。當然,大家最念念不忘的,仍是這些柯德莉夏萍的不朽影像。

AUDREY by Bob Willoughby

圖片由F11 Foto Museum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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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香水 前衛女藝術家的溫床

科隆香水(Eau de Cologne),除了令人想起4711或Farina 1709香水,在德國,《Eau de Cologne》也曾是一本重要的藝術雜誌及展覽名稱,當今如雷貫耳的女性藝術家,Cindy Sherman與Barbara Kruger,還有已故雕塑家Louise Bourgeois與畫家Georgia o’Keeffe等,1980年代時均出現在這本前衛雜誌。這些女性藝術家個性鮮明、作風前衛、尖銳敢言,作品探討權力、藝術媒介或社會議題等,共同在《Eau de Cologne》發出鏗鏘有力的聲音,是藝術界獨特而又不可多得的存在。距離最後一期《Eau de Cologne》出版三十年,掌舵人Monika Sprüth最近首次在亞洲舉辦同名展覽,開宗明義道明,「我的想法是藝術界的男女平等。」

第一二期分別以Cindy Sherman及Barbara Kruger的作品做封面。

1983年,Monika在德國科隆開設Sprüth Magers畫廊,開始代理德國及美國為主的藝術家,包括George Condo、John Baldessari、Gretchen Bender等。她其實一早意識到女性藝術家曝光率不足的現狀,經過兩年的沉澱與籌備,在1985年舉辦首次《Eau de Cologne》展覽,展出Astrid Klein、Louise Lawler以及Louise Bourgeois、Georgia o’Keeffe等女性藝術家的作品,而同名雜誌在這個名單上,還訪問了多位博物館策展人及畫廊女主人,第一期的封面是Cindy Sherman。

《Eau de Cologne》掌舵人Monika Sprüth

《Eau de Cologne》雜誌仿效Andy Warhol創辦的《Interview》雜誌,雖然製作略顯粗糙,不過內容卻非常前瞻。「我覺得好的作品是不分性別的,當時的想法是有provocation的,希望引起藝術界對女性藝術家的關注。」當下藝術界仍由男性主導,當年的情形可想而知,尤其傳統的繪畫世界,情況更加明顯。Jenny Holzer最初也從事繪畫創作,可惜作品不受重視,後來她受當時的觀念藝術影響,選擇用LED裝置來展示文字,用創新的藝術媒介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Cindy Sherman早期作品《Murder Mystery》。

以不同角色形象的自拍照為人所認識的Cindy Sherman,最初也是見到繪畫作為藝術媒介的侷限,才轉而從事攝影創作,不過她沒有走傳統的攝影路線,在成名作《Untitled Film Stills》之前,1976年,年僅22歲的她,便以別樹一幟的手法來創作攝影,將黑白影像以剪紙的形式來呈現一個懸疑的犯罪故事,名為《Murder Mystery》。至於Barbara Kruger的作品,同樣顛覆影像創作的定義,那幅《I shop therefore I am》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她的作品以黑白影像混合諷刺的字句,成為藝術界的標誌性元素。1987年第二期《Eau de Cologne》封面,正是出自她的手筆,紅底白字寫着「Are we having fun yet?」,同樣擲地有聲。

Barbara Kruger作品《Untitled (Free love)》,1988年。

事隔三十多年,重新展出這些「科隆香水」藝術家,Monika坦言這些女性藝術家的存在,令當代藝術更加多元,也給予後來的女性藝術家很大的自信心。「雖然與1980年代相比,女性藝術家的創作環境已有改善,也有更多女性藝術家得到藝術界的關注,但藝術界對男性和女性藝術家的支持和資源仍有差距。」早前的metoo運動如火如荼,也令她覺得,在21世紀的當下,藝術界更需要這樣的討論,「我的想法是希望女性與男性藝術家的數目一樣,不過現在恐怕還不是。」

Louise Lawler這幅攝影作品將拍攝Jeff Koons作品的照片無限放大,令畫面扭曲,藉此來思索藝術的本質。

《科隆香水》

日期:即日至4月12日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地下HART Hall

Pieter Hugo 從非洲到中國

憑電影《三夫》先後入圍台灣金馬獎及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內地女演員曾美慧孜(小美),戲內戲外都是話題人物。數年前,曾在北京為她掌鏡的南非攝影師Pieter Hugo說:「她很瘋狂,是個很古怪的人。」回想當時,小美得悉攝影師在北京的拍攝計劃,主動聯繫Pieter尋求上鏡,拍攝當日,她自攜一箱衣服前往餐廳,穿上華麗服飾擺出性感姿勢,「那時她不斷叫我拍攝,但這並不是我的風格。」最後完成的作品是一幅手指夾着香煙、眼睛直視鏡頭的照片,與電影裏的小妹判若兩人,也與最近的形象大相逕庭,然而在攝影師的鏡頭下,卻有一種莫名的情緒投射出來,吸引人去觀看照片。

Pieter坦言自己一直不知道她是誰,直到最近才知道小美是演員,對《三夫》這電影也聞所未聞。事實上,他多年來拍攝的題材都聚焦在非洲大陸上,拍攝尼日利亞的獵狗操控者、加納的廢品回收工人、盧旺達大屠殺之後的兒童等,平靜畫面背後的赤裸現實,有強烈的情感衝擊。他不懂得中文,也從沒想過踏足中國,受到巴黎出版社Editions Bessard邀請,第一次探索非洲以外的地區,對他而言,是一次有趣的挑戰。「踏足之前,每個人都告訴我北京的空氣污染很嚴重,沒人講英文,不能用google。來到之後,我發現這地方有很強的文化底蘊,這裏的人很好也吸引。」

在這座歷史與摩登重叠的都市,他感受到社會的複雜性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用照片來呈現這個地方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的轉變,一切來得急速而自然。最初他拍攝當地人的家庭照片,後來慢慢轉移到個人身上,用現代的攝影手法捕捉社會與家庭的那種隱形矛盾。成長在改革前的老一輩,家庭觀念傳統,而成長在數碼化年代的年輕人,則完全沒有這種包袱,同性戀、裸體、紋身、穿孔,他們嚮往自由及個人主義,然而儘管兩種文化截然不同,被攝者的形象服飾各異,但他們都渴望做真正的自己——在他看來,這才是真實的北京。

與被攝者建立私密關係

這些照片其實也可視作攝影師在首都的所見所聞,只是他的觀察不是旅客式的走馬觀花,而是將手中的鏡頭對準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私密瞬間。這些拍攝對象有大學生、有他的助手、也有在街頭及在微信認識的人,在非洲擔任攝影記者及拍攝多年,他善於發掘人們的特質,與被攝者建立一種私密的關係,並透過照片反映出來。

「我的拍攝計劃很緩慢,經常與他們一起出去吃喝玩樂,了解他們的生活。」他把整個計劃命名為「Flat Noodle Soup Talk」,指的是北京話「片兒湯話」,意思就是吹水、說些不着邊際的話。正是這種平等、地道的對話,讓攝影師得以捕捉他們自然又內在的一刻,大城市燈紅酒綠,Pieter的照片卻有一種「過於喧囂的孤獨」。

展覽現場也有他在盧旺達及南非拍攝的作品,雖然地域截然不同,不過有些聲音卻是類似的,1994年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終結,也發生了盧旺達種族屠殺,而歷史的問題無形中影響了下一代。成長在南非的政治制度,許多事情都是被政府牢牢控制,這一點與中國非常相似,「我想作為一個中間人,去引起一些共鳴。」再者,他照片裏的人物總是直視鏡頭,令觀者產生好奇心,究竟你正在看甚麼,歷史與時代的印記,又能否在這雙眼中反映出來?

Africa To China

日期:即日至5月29日

時間:10am-6pm(星期二至五)、11am-6pm(星期六)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道48號聯合工業大廈16層Pékin Fine Arts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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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 Teng 捕捉女性軀體美

去年初,攝影師鄧詩廷(Stephanie)的膝蓋嚴重受傷,工作時要撐着枴杖拍攝,狀態不理想,情緒慢慢變得低落,最後連熱衷的攝影也似乎一下子失去感覺。她好想逃離這種壓力,那時剛好成功報讀倫敦的Magnum Photos課程,儘管行動不便,她仍毅然前往英倫。「我當時覺得被自己的身體困住,到當地之後就特別留意身邊人的軀體,嘗試將攝影作為一種治療方法,去釋放內心的困擾。」

邊拍攝邊聊天 呈現自然一面

Stephanie原本在美國修讀心理學,大學時才接觸攝影,參加黑白菲林課程後從此愛上,沉浸在其中,影相曬相,連時間也忘記。畢業回港後從事商業攝影,為雜誌、品牌拍攝人像或時尚照片,其間放下心理學興趣,在倫敦的攝影課程,正好將兩樣喜歡的東西結合。

那時入住Airbnb,跟女屋主講起拍攝計劃,「原來她身邊亦有許多朋友對身體有不同程度的掙扎,覺得瘦就是靚。」分享完各自故事,二人對女性身體的變化甚有共鳴,女屋主更幫忙聯繫拍攝對象,最後Stephanie共拍攝八位不同女性,有肥胖的、有厭食症的、也有純粹不喜歡自己身體的,這系列作品稱為「A Body of Work」。


「攝影好多時都由攝影師去詮釋,被攝者往往沒有話事權,但我覺得攝影更應是兩者合作的過程。」拍攝前,她先與被攝者互相分享成長的經歷及對身體的掙扎等,拍攝場地也由被攝者決定,或家中或戶外,「我會一邊拍攝一邊聊天,講起這些年來她們身體的變化,後來她們會慢慢忘記相機的存在,變得很自然。」

例如其中一位不喜歡穿泳衣的女生,躺在床上幻想自己在沙灘,Stephanie跟她說不要被別人的眼光影響自己,坦承去面對自己最害怕的地方。「對我而言也是一種治療,我最初由黑白菲林開始接觸攝影,所以在情緒低落時,也希望這系列黑白照片,能重燃起對攝影的感覺。」

漂亮≠瘦 要欣賞背後故事

許多男性攝影師如Helmut Newton及Terry Richardson等,都以情色誘惑的視角來拍攝女性身體,Stephanie則透過光影或線條,捕捉女性的身體美感,有些照片甚至顯得抽象,「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單純的美感去欣賞女性的軀體。」當時課程要求製作一本Zine(小雜誌),除了照片之外,她也將每位被攝者的故事寫成詩,當時完全陌生的這些人,打開心扉後,感覺卻變得很熟識。

回到香港後,她也繼續拍攝計劃,「在香港,很多人第一句就會話『你肥咗或瘦咗喔』,身形很容易就成為一種話題。」她相信所有女生都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如果經常將肥瘦的觀念灌輸在小朋友身上,對成長是有負面影響的,正如她的作品所展示,「我覺得漂亮不等於瘦,其實皺紋都可以很自然很美,重點是懂得欣賞別人背後的故事,而不要單看表面。」

A Body of Work

日期:即日至4月7日  

時間:10am至6:30pm

地址:彌敦道380號香港逸東酒店4樓Eaton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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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街拍 捕捉巧妙瞬間

火炬變成煙囪、途人頭上的勞力士皇冠,香港攝影師黃建榮(Edas)的街頭照片,是日常生活的有趣瞬間,巧妙的錯位效果令人忍俊不禁。美國著名攝影師Elliott Erwitt說過,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observation),Edas的照片正印證這名言,在尋常之處發現巧合與趣味。

每位看過Edas作品的人,都會為相片中的巧合畫面嘖嘖稱奇,被輪胎撕裂開的欄杆、地鐵乘客的龍珠頭,照片人物往往與環境產生有趣互動,令人不得不佩服其過人的觀察力。某些作品有湊合成份,某些畫面卻是他腦海中預想的情景,「有次行街見到有位女士站在海報女郎腋下,心想如果她會捂鼻就太好,結果那一瞬間出現,就迅速按下快門。」還有一幅女傭與海報動漫人物融為一體的照片,同樣是他預先構思的畫面,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將這系列作品稱為「Poster Gaming」。這歸功於他多年街頭拍攝的直覺與心得,有時碰見造型獨特的人,更會特別留意其一舉一動,看看能否與環境互動。

愛發白日夢 深受周星馳影響

攝影師固然要有好奇心,Edas說有如此風格的照片,其實是性格使然。兒時常獨自在家,經常發白日夢,至今仍不時搞爛gag,加上深受周星馳的無厘頭文化影響,攝影某程度上成為他表達天馬行空想法的途徑,「有時我覺得是用搞笑相片來訓練想像力。」他曾拍攝過一張流汗浹背的男人相片,汗水印在衣衫上的痕迹,感覺好像卡通人物;另一幅室內光管與室外白雲並排的照片,絲毫沒有違和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想像力,許多人根本不會拍攝如此畫面——這令我想起他網站上的愛因斯坦名言:imagination is everything。

Edas任職瑞典公司當工程師,有逾10年時間要瑞典、香港兩邊住,北歐冬夜漫長,容易令人感到沮喪。「攝影某程度是種救贖,專注攝影時能抵抗這種沮喪心情。」自學攝影的他,早期喜歡拍攝風景,沉迷過器材,2011年開始街頭攝影,模仿過森山大道式的黑白隨性,但他很快知道這並非心中杯茶,慢慢嘗試在街拍時加入想像力,令畫面變得更有意思,「我希望透過相片去引發大家的想像力,重新定義或看事物。」

作為一名周末攝影師,Edas只能在公餘時間拍攝,他坦言並非每張作品都精采滿意,「街拍效果有高有低很正常,重要是繼續自信去拍攝。」然而安全的拍攝環境,對創作出好作品有很大幫助,他的許多照片,都是在熟悉的油尖旺地區拍攝。「當你身處陌生環境時,總會有些牽掛,很難完全投入環境。」平時他也盡量放鬆放空,心無旁騖,才更易發現有趣的畫面,這正是他作品的特色,每一張相片都看似漫不經心,然而卻是匠心獨運的。

多年來累積一定數量的作品,他最近推出攝影集《RE-FORM》,字面上是改革之意,他說其實是重組照片,以想像力結合四周環境,重新組合出新的主體,建構成一幅幅有趣的畫面。「時下很流行街頭攝影,有人喜歡何藩式的光影詩意與唯美構圖,有人鍾情森山大道式的隨性高反差,我很想知道,這種街拍又能否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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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藩 念香港人的舊

2016年,著名攝影師及導演何藩(Fan Ho)在美國因病去世,享年85歲。在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他正籌備攝影集《念香港人的舊》,離世後其家人從已挑選的五百幅遺作中,精選出153幅作品結集成書,2016年出版面世,代理何藩的畫廊Blue Lotus Gallery翌年在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辦《何藩 : 鏡頭細訴香港光影》展售會,展出逾三十幅經典原作。2019年3月,畫廊再舉行《念香港人的舊》(Portrait of Hong Kong),展出書中另一批作品,既懷念何藩,也重看昔日香港舊貌。

故事要從2015年說起,當時畫廊負責人Sarah Greene與在美國聖荷西與何藩一同整理舊菲林底片,發現許多在1950、1960年代拍攝卻從未發表的作品。何藩很喜歡這些照片,不過在沙龍攝影的年代,所謂的寫實攝影並不獲重視。於是當時二人決定出版照片,何藩用一年時間重新檢視這批塵封菲林,進行掃描及剪裁,還親自為每張照片起題,哪想到期間因病撒手人寰。

何藩被譽為「東方布列松」、光影魔術師,他對光影十分講究, 作品構圖鮮明,獨特的光影營造出或戲劇感或詩意美感。他對多重曝光的掌握也出神入化,街道與海平面的結合、小巷的帆船,盡顯其獨特的美學視野。

不過在《念香港人的舊》一書中,更多的是寫實照片,聚焦港人面孔。他拍攝的市井百態照片,充滿人文氣息,如搬運的苦力、沿街叫賣的小販、街上玩耍的孩童等,記錄那年代香港人的苦難和堅韌——有人說是街頭攝影,其實更是一個年代的記錄,即使半世紀後重看,依然非常親切,一切如斯美好,令人緬懷。

近年,何藩在香港攝影界是炙手可熱的名字,其事蹟你或多或少有聽聞。1931年生於上海,作為富商的獨生子,他的童年原本過得逍遙而快樂。1941年,日軍侵佔上海,在澳門出差的父母因戰爭原因被迫滯留,將近四年無法相見。那時候,好奇的他拿起父親的柯達Brownie相機拍攝,自此與攝影結下不解之緣。

年紀輕輕的他,已憑藉上海外灘的照片得到獎項,當時上海並沒攝影學院或課程,一腔熱誠的他透過攝影書籍和電影自學成才,白天到大街或弄堂拍攝,夜晚就將浴室變為暗房沖洗照片。十八歲時,他獲得一部Rolleiflex雙鏡頭相機,繼續追尋攝影夢,並用此相機拍下許多的著名作品。

一家人在戰後團圓,兩年後移居廣州,1949年在香港安定下來。何藩鍾情文學及古典音樂,曾在新亞書院修讀比較文學,他尤其中國古典文學感興趣,更將詩詞的意境融入攝影,這種手法在他後來的作品亦可見一斑。大學時何藩曾因學業成績不理想,中斷學業去旅行和攝影,之後再重返大學修讀戲劇。何藩曾在訪問時提及,他原本想當作家,後來得了嚴重頭痛病,必須停止閱讀及寫作,只能以鏡頭代筆。

1950年代,香港並沒正規攝影學校,為獲得更多攝影知識,何藩加入多個業餘攝影師協會,包括香港攝影學會及中國攝影學會等。當時香港的業餘攝影圈頗為蓬勃,在美國等地方亦得到認同,何藩積極參與其中,同時為多本期刊撰寫攝影文章。

當時的攝影學會喜歡集體外出拍攝,然而拍攝出來的照片往往類似,所有何藩更鍾意做獨行俠,除了沙龍攝影常見的詩意光影的帆船畫面等,同時以寫實的方式捕捉許多大街小巷及市集百態,令他的作品尤其與眾不同。在活躍於攝影界的十多年間,他屢次在國際攝影界獲獎,在1950及1960年代更連續多年獲得美國攝影學會頒發的「攝影十傑」的頭銜。

正所謂攝而優則導,何藩亦有電影導演夢,不過其導演生涯卻並非一帆風順。1960年代加入邵氏時,渴望成為「香港費里尼」的他,其實是想當導演,然而當時邵氏需要的是演員,他心想演員一樣可以學習電影製作的過程,何況名導李翰祥也曾是演員出身,這也令他覺得可循着此路勇闖影壇。

當時他與邵氏簽約八年,參演過《不了情》(1961)及《宋宮秘史》(1965)等電影,當然最出名的角色是扮演唐僧,當時青靚白淨的他,接連參演《西遊記》、《鐵扇公主》和《盤絲洞》等作品。儘管如此,他心底裏仍是想當導演,他曾在1961年《燕子盜》擔任副導演,也曾製作過黑白無聲短片《大都市小人物》。

1970年代是他導演生涯的轉捩點,和孫寶玲一同執導的短片《迷》成功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1972年更以《血愛》開始唯美文藝片與情色片生涯,拍攝《春滿丹麥》(1973)、《初哥初女初夜情》(1977)及《三度誘惑》(1990)等逾廿部影片,當中以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也令他的「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何藩後來曾坦言,自己並非喜歡執導豔情片,只為搵食而製作,他曾執導文藝片《台北吾愛》(1980),但由於資金及製作有所限制,結果叫好不叫座,甚至不能在香港上映。

何藩一直執導1996年,65歲退休後,他離開香港,前往聖荷西與家人團聚。在家人鼓勵下,他開始整理年輕時拍攝的相片,出版《香港追憶》(Hong Kong Yesterday, 2006)、《人生舞台》(The Living Theatre, 2009) 、《香港‧往日情懷》(A Hong Kong Memoir, 2014)及逝世後的《念香港人的舊》(Portrait of Hong Kong, 2016,2021年出版第四版)、《感情・感悟・感覺》(Photography. My Passion. My Life. 2021)等攝影集。他曾說過,在演員、導演及攝影師三重身份中,他最喜歡的仍是攝影。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畫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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