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德機場的最後歲月

那些年的集體回憶,九龍城區「鐵鳥」低飛的震撼畫面,許多人依然歷歷在目。廿載過後,昔日的機場變成沙中綫地盤,仰望天空只有樓盤天秤,以及一棟棟拔地而起的牙籤樓。啟德機場的最後歲月與都市幻變,曾留存在攝影師朱迅(Birdy)的鏡頭中,如今重遊故地不禁欷歔,「以前有飛機很超現實,現在的牙籤樓卻與這區很不協調,顯得格格不入。」





昔日飛機低飛的畫面,相信大家仍印象深刻。

上筆架山影飛機 偶遇發哥

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這不只是電影對白,也是朱迅的親身經歷。他依稀記得,以前一踏出啟德機場,「那陣潮濕的空氣迎鼻而來,就是回家的感覺。」1990年代初,他從這裏踏上往加拿大的飛機,移民或感無奈,但回歸那政權交替的變幻時刻,吸引他回流香港,用鏡頭記錄港人港事。他曾當過攝影記者,活躍於街頭,長期拍攝香港的遊行示威,2013年出版《我行我攝——香港遊行紀錄》,之後也拍攝過雨傘運動紀錄片《傘步》。若說最難忘的拍攝經歷,卻是啟德機場。

「有次在大廈天台拍攝,一架飛機從頭頂擦過,距離非常近,好像要撞向我,那刻我嚇得蹲低。」那刻震撼,開啟了他對機場的着迷,用半年時間記錄它的最後歲月。回想當年,他每日前往機場拍攝,不分晝夜、不管日曬雨淋,接近瘋狂狀態,也在黃大仙、觀塘、筆架山等不同角度拍攝,希望更全面地記錄機場的最後點滴。「在筆架山拍攝時,站的位置比飛機還要高,能見到整個降落過程,還試過偶遇發哥上山影飛機。」

啟德機場是全球其中一個最繁忙又身處鬧市的國際機場,1998年7月5日是機場最後一日,許多市民湧到機場一帶,可說是萬人空巷,專程來聽那嘈雜的引擎聲,與頭頂掠過的每架飛機合照。那天,朱迅由早拍攝到深夜,見證最後一班航班離開,「即使最後一日,航班亦好密集,四處都是圍觀的人,場面非常壯觀。」

這照片剛好捕捉了飛機在兩排民居之間飛過的景象。

高度限制不再 九龍城變天

逾廿年後重遊九龍城,依舊車水馬龍,昔日招牌林立的畫面慢慢消失,也再沒有飛機的轟鳴聲,可是走過衙前圍道,當年飛機越過民居的畫面又再湧現腦海。朱迅曾拍攝到飛機從侯王道的恩泉堂及漢寶海鮮城的上空飛過,他指着舊相片說:「當時漢寶海鮮城樓上裝有導航燈,現在已變成單幢式大廈。」另一張照片剛好捕捉到飛機在兩排民居之間飛過的景象,龐然大物與路面的汽車形成對比,如今重看依然覺得震撼。

他坦言最大的轉變,不只是機場的逝去,而是這區翻天覆地的改變。「以前這區的民居有高度限制,天空是沒有遮擋的,現在周圍都是牙籤樓,將來應該還會更多,我覺得很礙眼。」再踏上舊樓天台,蓬亂的天線架仍在,飛機低飛的畫面只能殘存記憶。在天台望向昔日跑道,啟德已變成一片爛地與工地,何嘗不是滄海桑田?「啟德機場曾經是香港的傳奇,我希望這些照片能令人重溫及了解啟德機場的輝煌事迹,認識這區的歷史。」

九龍城區的飛機與街道的招牌一樣,早已消失不見。/ 當年的漢寶海鮮城樓上裝有導航燈,現已變成單幢式大廈。

啟德機場影像回顧展 |日期::即日至4月22日  |地點:新蒲崗Mikiki地下中庭


·瀏覽「顯影 PhotogStory」 Instagram Facebook / IG攝影書店

·歡迎支持「顯影」繼續書寫攝影:PayMe / PayPal

粵劇後台 by Bobby Lee

資深攝影師Bobby Lee從事攝影逾四十年,工作時,他為多間企業掌鏡,飛機、汽車、人像都要操刀拍攝;私底下,他喜歡旅遊攝影,也曾跟隨「香港救助兒童會」到中國山區紀錄學童的生活狀況,近年則把鏡頭對準一班業餘粵劇發燒友。

說起粵劇,許多人會想起戲曲中心、新光戲院以及大澳神功戲,這些表演者多是職業戲班。不過Bobby卻覺得,業餘愛好者的那份熱誠,來得更純粹。他拍攝的依蓮娜曲藝社,演員及化妝師多是退休人士,「他們每次演出都很雀躍,看得出是真心鍾意。」

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前台固然精采,但許多人都忽略了戲班後台,「其實化妝、髮型也是表演一部分,演員的準備,化妝師的細心及專注,都是非常敬業樂業的。」拍攝時,Bobby將焦點定格在演員及化妝師的表情及手部動作,例如紮頭髮時的力度與謹慎,有時則借助透過玻璃的反射,更好地呈現化妝間的氣氛。

據他觀察所見,演員的髮型道具都是循環再用,有時戲服不稱身,裏面便穿多件棉襖背心,有多熱可想而知。等出場時並沒冷氣,工作人員要不停幫演員撥扇,這些都是前台觀眾看不到的畫面,「他們的投入及專注程度,絕對不比職業劇團遜色。」業餘劇團的演出機會,往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只能做一場,而且大多是沒有回報的,那份投入,或許從後台的這些瞬間感受到。

展覽地址:銅鑼灣白沙道12號地下 LeicaCamera

林煒珽 疊影世界

「我鍾意嘗試新事物,試過不同的攝影創作及呈現方法,希望影像有更多思考空間。」對攝影一腔熱誠的林煒珽(Veronica),最近舉辦首次個展《疊影空間》,展出四組運用不同手法創作的攝影作品,或加上金箔,或將影像並排重疊,用婉轉含蓄的手法傳達心聲。

林煒珽的攝影興趣源自中學時期,時常拿着爸爸贈送的卡片相機四處拍照,在英國雷丁大學統計學系畢業後,她曾在帕森設計學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修讀黑白菲林的短期攝影課程。現任職娛樂公司的她,平時最大興趣是攝影,有空就會外出拍攝,週末及旅行時更是機不離手。

她喜歡黑白影像,然而有時卻覺得照片好似有所欠缺。在日本旅行時,她留意到神社畫像或傳統屏風,都有金箔點綴,啟發她將其融入作品,為黑白照片中的雀鳥及樹葉黏上金箔,令作品更有層次感。「金箔往往令人聯想起繁華,遮掩了影像的本來面目後,很容易成為人們的焦點。」很多時候,大家都只看到事物繁華的一面,但有沒想過繁華背後,對大自然造成的傷害?

以前,她鍾意拍攝街頭百態及建築物,十年前開始行山,愛上大自然及旅行後,開始寄情風景相。展覽有兩幅行山時拍攝的山景及大廈景象,作品看似水墨畫,其實是將照片印在透明膠片,兩張照片前後並置,交疊出若隱若現的景象,變得有層次感。她故意為作品留白,加上照片的低飽和度,營造出平靜詩意。

另一組在以色列沙漠拍攝的照片,她同樣調整色溫,令照片變得相對冷調,「沙漠非常高溫,不過我欣賞那片風景時是很平靜的,這樣的照片更能表達出旅遊時的感受。」

最近,她也掌鏡瑜伽照片,拍攝瑜伽導師梁惠婷(Delia)的不同瑜伽動作姿勢,展現人體的線條美。她特意隔着一層透明膠紙拍攝,朦朧的畫面令人無法看清樣貌,「這樣更能將焦點集中在瑜伽動作及人體美態。」

在林煒珽看來,許多感受無法用語言很清晰表達出來,彷彿有種疊影,令人無法一眼看穿——這正如她作品裏的疊影效果,當你慢慢去了解、觀看,方能明白背後的真正感受。

《疊影空間》攝影展(由Artify Gallery策劃)

日期 : 2019年3月20日至23日 

時間 :6-9pm(20日開幕酒會)、11am-7pm(21-23日)

地址:中環砵甸乍街45號H code五樓

安睡街頭 喝醉的日本人

你知道嗎?今日是世界睡眠日(World Sleep Day)!

由世界睡眠醫學學會(World Association of Sleep Medicine)在2008年發起,目的是喚起大家對睡眠的重視。世界睡眠日定在每年春分前的星期五,2019年恰好是3月15日,也正好來介紹居日英國攝影師Lee Chapman拍攝的「The Drunk」系列照片——雖然是爛醉後的昏睡。

九十年代末踏足日本,Lee Chapman原本只打算停留一兩年,然而他很快發現,這國度值得慢慢去深入了解,沒想到一住就是二十年,把東京視為新家。外來者的新鮮視野,加上多年來不停穿梭在小街後巷,他發現了許多奇妙有趣之事,並開始用鏡頭記錄下來,老店食肆、老齡化現象、流浪漢、廢墟、日本傳統文化、街頭奇人怪事……他專門拍攝飲酒的人,自然也有飲醉酒的人!

照片中那些醉臥街頭的人,有年輕人、也有西裝革履的上班族,Lee Chapman說這在東京並非罕見之事,時常能在新宿及涉谷碰見,他於是開始拍攝成系列作品。「其實大部分照片是在中午時分拍攝的,這些人不只是徹夜飲酒,而是飲到翌日朝早,甚至更久。」

飲酒是日本人的生活日常,由於工作及生活壓力,寄情酒精來釋放自己,可說是常態,在日本電視劇及電影裏也可見一斑。喝醉了,便以天為被、以路為床,隨時睡一覺。難得是日本人對這現象相對寬容,即使在公眾場合或橫街窄巷睡着,財物也甚少有損失——這或多或少是大家安心睡在街頭的原因之一?


·瀏覽「顯影 PhotogStory」 Instagram Facebook / Carousell

·歡迎支持「顯影」繼續書寫攝影:PayMe / PayPal

攝影蒙太奇 拼貼都市美感

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是一種易學難精的創作手法,人人懂得拼貼照片或圖像,卻不見得能創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精采作品。香港藝術家陳漢榮(Wing Chan)擅於將看似平平無奇的一張張都市相片,透過天馬行空的拼貼手法,轉化成一幅幅充滿視覺衝擊的影像。他的城市蒙太奇作品,透過捕捉都市中的不同圖案、形狀、顏色或質感,在平凡中發掘生活的美感。

與其稱陳漢榮為攝影師,我覺得用城市觀察家來形容他更適合。在他眼中,鬧市的排檔色彩繽紛、斑馬線的裂痕好像人的皺紋、零售店櫥窗的水迹恍如一幅蒼茫剛勁的水墨畫,這些毫不起眼的小事物,卻是他創作的靈感所在。初看他的作品,你或感到一頭霧水,然而當你明白他所拍攝的事物時,難免嘖嘖稱奇。「好多時我見到一個場景或圖案,腦海中已構思出大致的畫面構圖。」這背後,當然與他的設計背景息息相關。

陳漢榮自小已十分喜歡藝術,中學時曾跟隨畫家黃祥學習畫畫,認識了畢加索的作品與立體主義。畢加索是創作拼貼畫的能手,對他的創作或多或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18歲前往美國修讀設計,畢業後在紐約成為設計師,幫美國運通私人銀行做branding等,也曾在紐約州立大學出任客席教授。2011年,年近50歲的他,回港照顧年邁母親,為此也捨棄了紐約的一切。身邊朋友無不覺得可惜,可他不想重操故業,想不到竟闖出另一片天地。

滿街元素拼「城市圖像」

從事設計多年,陳漢榮對圖像有過人的觸覺,見到有趣的圖案或影像,便習慣地拍攝下來。他的作品從不局限在一個地方,香港馬路上的文字、首爾街上的黑白瓷磚弧線,東京及巴黎的街頭貼紙或海報,統統都是創作的元素。他稱這系列作品為「城市圖像」(Urban-Graphis),雖然這些事物不太引人注目,然而在相片與相片的交織及重叠之後,卻帶來煥然一新的美感,猶如一幅幅抽象畫作。

隨着對香港的認識慢慢加深,他的作品也從最初的抽象圖案,慢慢開始多了人的元素。在九龍城見到有人在搭棚,令他想起電影《臥虎藏龍》,於是停下腳步,觀察並拍攝了一個下午。他也喜歡捕捉途人的蹤影,中環街頭、東京的斑馬線、巴黎的地鐵樓梯,熙攘城市裏的匆匆途人,彷彿交織在一起,令照片充滿節奏感及活力。這系列作品稱為「城市編織」(Urban-Tapestry),Tapestry這名字,來自1971年Carole King的同名專輯。在陳漢榮看來,城市就如掛毯,充滿圖案與故事。

地鐵浮現眾生相

在這系列作品中,交通工具也是常見的創作元素,地鐵車廂的玻璃門及巴士的玻璃窗,就如一個個獨立的取景框,拼貼出相當有趣的效果,反映出繁忙都市的眾生相。那幅迴旋的地鐵車廂作品,同樣給人如此感覺,「有人玩手機、有人改簿、有人睡覺,我覺得很能代表香港,好像很分秒必爭。」創作時原來一波三折,他想用旋轉的效果呈現出擁擠的感覺,先用低解像度的相片試做,出來的效果很滿意,卻忘記換上高解像度的相片。「結果我用約200張照片重新做一次,其間不得不仔細去對照每一張照片,後來還發現朋友的兒子也在照片中。」

有時,他也結合社會事件來做創作,2013年葵青貨櫃碼頭工潮,吸引他以貨櫃箱為創作題材。去年颱風「山竹」吹襲香港後,住在紅磡的他路過海濱廣場大廈,見到大廈玻璃爆破的畫面,每塊窗戶上的玻璃尖角形狀都不盡相同,看起來充滿美感,於是創作成作品「颱風,藍色缺口」,既是對事件的一個記錄,也不禁令人反思,究竟這些破碎的玻璃窗除了是天災,是否有人為的疏忽?

《Urbanmontage》

日期:即日起至4月30日(2pm-7pm)

地址:灣仔摩理臣山道70-74號凱利商業大廈5樓F22 foto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

須田一政 現代與傳統的角力

日本攝影師須田一政(Issei Suda, 1940-2019)的名字雖不及荒木經惟森山大道為人所認識,然而他對日本攝影的貢獻,以及對日本社會的記錄,卻不容忽視。2018年尾,香港國際攝影節舉辦的《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展覽,難得見到須田一政在1970年代拍攝東京街頭人生百態的作品,確實十分精彩。2019年3月7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9歲。

伊賀上野

1940年4月24日,須田一政出生於東京神田,那裏有日本最出名的古書店街,周圍都是舊書店與電影院,他自小就是在電影與攝影的耳濡目染下成長,Irving Penn、Richard Avedon、Robert Frank、William Klein等攝影師的作品,早已了然於胸。成長在富裕家庭,中學時懇求媽媽買Leica相機,做過幾年攝影愛好者,及後就讀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有次在演講上認識攝影評論家田中雅夫(攝影師濱谷浩兄長),在其建議下投稿《日本相機》雜誌並獲入選,沒想到作品竟在這雜誌斷斷續續刊登了半世紀。

作為家中獨子,畢業後他繼承父業經營酒場,同時一邊積極參與攝影藝術活動。人生轉捩點是1967年,他正式成為詩人及戲劇家寺山修司「天井棧敷」的劇團攝影師,與後來的《Provoke》一樣記錄年輕藝術家的叛逆,為這個前衛劇團記留下珍貴的視覺資料。劇團攝影師的經歷,也令他下定決心放棄家業、投身攝影,並在1971年展開自由攝影師的生涯。

物草拾遺

出道初期,他以雜誌為發表平台,如《相機每日》(カメラ毎日)、《日本相機》(日本カメラ)等,後來在1978年出版的攝影集《風姿花伝》,就是專欄的結集作品,此書也獲得日本寫真協會賞新人賞。之後他陸續出版《我的東京100》(わが東京100)、《民謠山河》、《紅花》等,其中1996年的攝影集《人間の記憶》更獲得第16屆土門拳賞。

雖然須田一政早於1977年已首辦個展,及後亦每年參與聯展與個展,不過他在國外一直不太為人所知,直至2003年美國休士頓美術館舉辦「日本攝影史(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hotography)」,策展人Anne Tucker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最能反映日本的攝影家,姍姍來遲才獲得日文以外的國家認可,這一點與中平卓馬頗為相似。近年,他的作品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Tokyo 1955–1970: A New Avant-Garde),東京都寫真美術館也為他舉辦大型回顧展,再次肯定他的攝影生涯。

綜觀須田一政的創作,大多關注生活的日常,街道、途人、城市光影,或寫實或趣味,有時甚至是詭異。他堅持拍攝日本的民俗藝能,在當代的語境下呈現古老文化傳統,有一種現代與傳統的角力。對某些人來說,這或許才是最能代表日本的攝影。

·歡迎追蹤「顯影」IG(https://www.instagram.com/photogstory/)及透過Payme( payme.hsbc/photogstory )支持「顯影」繼續攝影寫作及網站運作。

Joan Pabona 「攝影令我變得自信,敢於追夢。」

十年,對家庭女傭的職業生涯來說,其實並不算長,可能只是換了僱主。對來自菲律賓的Joan Pabona而言,十年前她仍在為生計奔波,十年後已立志成為攝影師。離港在即,告別女傭生活前,她舉辦首次個人攝影展覽,剖白鏡頭內外的情緒,「攝影令我變得自信,敢於追夢。」


旋轉樓梯上的紅傘,代表着對家人的無盡思念。

讀書時期已對攝影萌生興趣,奈何還是向現實低頭,修讀電腦及教育等實用科目,之後出國做女傭,攝影之夢只能無限期放下。對家庭女傭而言,骨肉分離是老生常談的故事,那時她的兒子才兩歲。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到新加坡工作,最初兩年遇上刻薄僱主,一星期做七日,足足兩年沒放假!2013年來到香港,終於有「家」的感覺,相對較自由。初時每逢周日,她仍會與一眾同鄉坐在街頭,食飯聚會聊聊天,但不久之後,她已覺整天無所事事,浪費時間。近來她既要接受傳媒訪問又要準備個展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現在回想,覺得即使一分鐘也不能浪費,更別說一整日。」

精采的光影構圖,令人想起已故攝影師何藩。

去街市買餸 相機不離手

2015年,她參加社企組織Lensational舉辦的攝影工作坊,重燃對攝影的興趣,買了人生第一部相機後,生活自此變得充實,不再閒坐街頭,有時間便帶着相機四處練習拍攝,即使平時去街市買食物,短短十分鐘時間也機不離手,隨時捕捉有趣的畫面。訪問期間見到漂亮光線,也隨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儼然成為生活習慣。偶爾,她會組織攝影團,與朋友一同拍攝交流,「不過好多時我寧願自己拍攝,不想拍攝一模一樣的照片。」

她總寄情於相,這幅《Walk with me》給予她無形的力量。


Joan喜歡極簡主義,照片簡潔留白,頗有想像空間。事實上,她總寄情於相,有一幅在銅鑼灣Apple Store隔着玻璃拍攝的腳印剪影叫《Walk with me》,「那時經常自己一個人,感覺沒有東西支撐,照片無形中給予我力量。」或許如此,她的照片流露出淡淡的憂傷與孤獨,鏡頭下的香港不見熱鬧,反而都是獨行的人。作品常見元素有雨傘,對港人而言有象徵意義,對她卻是個人感受,「我離開兒子的時候,是在一個雨天。」這把傘,擋着雨水,也撐着思念。

她也喜歡何藩的照片,對城市的黑白光影着迷,「我覺得黑白更有力量,更能表達我的感受。」兩年前,一幅從跑馬地僱主家中拍攝的、有關一名地盤工人整理安全網的黑白照片《Sacrifice》,為她贏得2017年國家地理會德豐青年攝影大賽「香港人和事」組別的第二名,獨自工作的地盤工人令她身同感受,也贏得評審的欣賞。

這幅《Sacrifice》為她帶來攝影獎項,也令她更有信心。

首次攝影展 總結六年香港生活

攝影的稍縱即逝,令她明白要珍惜當下時刻,在街頭拍攝時,有時她快速捕捉趣味時刻,有時卻在等待腦海中構思好的畫面,哪怕等上一小時,攝影也令她變得有耐性。「攝影令我改變了很多,以前我很少說話,現在更懂得表達自己。」自信帶來勇氣,女傭合約快將完結,她打算專注發展攝影事業,不想再度與夢想擦肩而過。這次舉辦攝影展,既是六年香港生活的總結,背後也想提醒大家,去留意身邊的事物、欣賞他人的才華,「很多女傭來香港前都很有天賦,可惜來到香港後都被埋沒了。」

數年前,Xyza Cruz Bacani由女傭成為攝影師後揚威國際,或多或少改寫我們對外傭的印象,Joan有機會成為第二個嗎?值得期待,但先要懂得欣賞。

《Teardrops of the Rain》帶着淡淡的憂傷與孤獨。

《Empathy in a Click》

日期:3月10日至17日

時間:9am-4pm(星期五六休息)

地址: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14樓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

·原文見於果籽 

蜷川實花徒弟江紀鋒 「人生就如雙重曝光的菲林一樣充滿美麗的意外」

作為著名日本攝影師蜷川實花的經理人及唯一海外徒弟,香港攝影師江紀鋒(Keith)的說話總是三句不離她,連拍攝的花草樹木與煙花金魚題材,也與她相若。「我們的審美觀好相似,平時也很合拍,甚至會一齊買衫。」由當初誤打誤撞想拜師學藝,到成為蜷川實花推心置腹的經理人,他說人生就如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一樣,總會經歷美麗的意外。

毛遂自薦 是助手也是經理人

Keith大學時曾到日本交流,見到蜷川實花的作品後被深深吸引,便毛遂自薦以不同方式聯絡她。原本打算拜師學藝,沒料到見面後卻獲邀加入事務所,那時蜷川實花不時前往台灣拍攝,需要懂得中文的人協助,不過Keith當時尚未畢業,還要回港完成學業。畢業那年奈何遇上日本311地震,家人不放心他去日本,計劃再次耽擱。大學時修讀經濟,畢業後他當上會計師,別人眼中或許是筍工,可他過得並不愉快,朝九晚五的生活不斷重複,他更知道自己無法一輩子對着Excel。心灰意冷之時,蜷川實花再向他招手,這次他再無理由拒絕,順理成章前往日本。「我的工作一半是助手,一半是經理人,負責中華地區及海外市場的工作,還會做公司的會計。」

近距離跟隨蜷川實花工作,Keith的攝影之路,難免會受她影響,「我在她身上學到的並非技術,而是她對事物美感的觸覺,她不會告訴我應該怎麼拍攝,但一張好的照片,應該有情感反映出來。」想當初,為了模仿蜷川實花的照片,還買了蜷川實花使用的相機──Contax RX。慢慢Keith發現,自己不是刻意複製她的風格,只是大家都喜歡顏色鮮艷的東西,都鍾情花草樹木與金魚,就如今次的展覽作品,在過去十多年的作品裏,他覺得最能代表自己感受的,仍是櫻花、金魚、四季風景。

Keith喜歡拍攝花草樹木,圖為四季系列的春天作品。

畢竟珠玉在前,難免有人會相提並論。「她是我最喜歡的攝影師,至今仍是,潛移默化的影響總會有。其實我反覆問過自己為何要這樣拍攝,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我喜歡的事物,只是恰好大家喜歡的東西一樣,沒理由因為你拍攝了,所以我不去拍攝。」在他看來,即使拍攝同樣的櫻花,其實效果也會不同。回想當年,蜷川實花剛入行時,也時常有人將她與擔任戲劇導演的父親蜷川幸雄相提並論,最後她以別樹一格的攝影風格,擊破這種無形的先入為主印象。

接受缺陷 結果意外地美麗

Keith從沒以專業攝影師自居,也沒有所謂攝影的包袱,攝影對他而言,其實是自我溝通及療癒的方法,「我常常聽着音樂去拍攝,不被外界影響,每當壓力大的時候總會拿起相機。」拍攝對他來說,是記下回憶、捕捉時間的工具,是很個人的。他說人無法再次體驗過去的時間,菲林卻可將兩個時空的東西重叠在一起,因此拍攝時他總會將菲林雙重曝光,即使偶爾會遇上漏光甚至壞相機的情況,那管出來的效果不似預期。

「對我來說,這些都是美麗的意外,就像我過去十年似乎走錯了好多路,但原來最後的結果是美麗的。這一點跟我自己的人生相似,重點是要接受這種不完美,接受人生的缺陷與瑕疵。」

《Momento》

日期:即日至3月4日

時間:10am-8pm(星期日休息)

地址:中環下亞厘畢道2號藝穗會陳麗玲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Terry O’Neill 「我的照片令The Beatles成名

憑藉1960年代拍攝The Beatles及The Rolling Stone照片成名的英國著名攝影師Terry O’Neill,2019年11月16日因前列腺癌離世,享年81歲。2015年,Terry O’Neill曾來港出席展覽,印象中的他十分健談,說話風趣幽默,說起往事津津樂道,從The Beatles說到前妻Faye Dunaway,一段段往事令人心醉神迷。

Terry O’Neill曾說,他人生最正確的抉擇,就是偶然成為攝影師。他的攝影生涯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原本是爵士樂隊鼓手,嚮往紐約的他以為在航空公司工作,或許有多些機會出埠,結果做不成「空少」,英國海外航空(後來併入英國航空)公司反而給他一部相機,安排他拍攝倫敦希斯路機場旅客的溫馨場面,就這樣陰差陽錯入行。有次,他拍攝英國內政大臣Rab Butler的照片得到雜誌青睞,不久後更受邀到《Daily Sketch》報刊擔任攝影師。編輯知道他喜歡音樂,便安排他拍攝音樂專題故事,沒想到一開始,就是拍攝The Beatles。 

The first major group portrait of the Beatles was taken by Terry O’Neill during the recording of their first hit single and album ‘Please Please Me’ in the backyard of the Abbey Road Studios in London, January 1963.

時為1963年初,The Beatles正在Abbey Road Studios錄製第一張專輯《Please Please Me》,經驗尚淺的Terry領着他們到錄音室後院拍攝。「我不知道該怎麼拍攝,當時沒有人拍攝過樂隊,那刻我能想到的就是把他們帶到光線較好的戶外,拍攝他們手裏拿着樂器的場景。」說起大半世紀前的照片,Terry說技巧上有所不足,但卻很純真。照片刊登在翌日報紙,獲得很好迴響,之後The Beatles專輯一炮而紅,成為傳奇樂隊。回首往事,Terry驕傲說出,「My Picture Makes Them Famous(我的照片令他們成名)」。 

拍攝後The Beatles不久,他又收到年輕經理人Andrew Loog Oldham電話,拍攝另一隊新樂隊The Rolling Stone。當時樂隊寂寂無名,他帶着滾石五子在倫敦不同地區拍攝,結果報社編輯覺得他拍攝的The Rolling Stones像猴子,叫他拍攝另一樂隊。他四處打聽,最後找來剛成立的樂隊The Dave Clark Five。「他們穿着較時髦,當時編輯把他們與The Rolling Stones的照片做跨版刊登,取名『Beauty and the Beast』,Beast當然是指The Rolling Stone,這可把他們的經理人氣得半死。」Terry開懷大笑,難怪他說自己最喜歡六十年代。

攝影生涯起步如此順利,難怪後來的他自然平步青雲,所以不難在他的鏡頭見到Michael Caine、Sean Connery、Audrey Hepburn及Elizabeth Taylor等名人明星。當時經常有人問他誰是下一位搖滾巨星,他毫不猶豫地說Elton John,自從1971年在電台聽到Elton John歌曲後,他便深深喜歡,之後多次拍攝過這位歌手,包括1975年在洛杉磯Dodger Stadium的演唱會,這一幕也成為電影《Rocketman》的精采劇情。實際上,這套電影參考過不少Terry O’Neill的照片,去還原最真實的Elton John。

English singer and songwriter Elton John performs at Dodger Stadium in Los Angeles, October 1975.

當然人們經常提起的,必定有他拍攝Faye Dunaway照片。相信大家仍記得在2017年奧斯卡頒獎禮上頒錯獎的這位著名女演員吧?1977年,她憑電影《Network》贏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其時Terry O’Neill並不認識這位女演員,只知道自己不想拍攝那種拿着獎盃站在鎂光燈下的照片,於是說服她在洛杉磯比華利酒店的泳池拍攝,捕捉她獲獎後翌日的生活——地上散滿報導她得獎的報紙,早餐及小金人放在餐檯上,斜靠在泳池椅的Faye Dunaway則往向遠處,彷彿一切都很平常。這張經典照片脫穎而出,令Terry O’Neill在荷李活更廣為人知,相信也是二人婚姻的關鍵,可惜只短暫維持幾年,Terry O’Neill曾說這是他人生最大的錯誤。

Faye Dunaway ,1977年

千禧年後,他忙於舉辦展覽、出版個人攝影書籍,2014年亦曾在香港Picture This Gallery舉辦個展「ICONS」。攝影逾五十載,Terry鏡頭下的名人多不勝數,大概你能數得出的歐美明星,他都拍攝過,因此後來能吸引他拍攝的對象屈指可數,除了曼德拉,還有Amy Winehouse。2008年,當時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在倫敦Hyde Park舉行九十歲慶祝活動,Terry O’Neill在現場拍攝前來祝賀曼德拉的名人,Amy Winehouse正是活動其中一位表演嘉賓。

他覺得Amy非常有天賦,也非常喜歡她的聲音,其第二張專輯《Back to Black》更成為英國21世紀銷量最好的第二名,可惜世人更關注她濫藥酗酒的新聞。實際上,Amy不時要前往康復中心,當日她正是從康復中心前往現場表演,表演完之後亦要重返康復中心。據Terry憶述,當時只有數分鐘拍攝時間,於是他讓Amy自然地站着叉腰,然後很快地拍攝數張照片,出來的效果非常自然率真,他本人也非常喜歡。

The Who: Who Are You Cover Shot 1978

Photo Courtesy of Picture This Gall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