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田一政 現代與傳統的角力

日本攝影師須田一政(Issei Suda, 1940-2019)的名字雖不及荒木經惟森山大道為人所認識,然而他對日本攝影的貢獻,以及對日本社會的記錄,卻不容忽視。2018年尾,香港國際攝影節舉辦的《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展覽,難得見到須田一政在1970年代拍攝東京街頭人生百態的作品,確實十分精彩。2019年3月7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9歲。

伊賀上野

1940年4月24日,須田一政出生於東京神田,那裏有日本最出名的古書店街,周圍都是舊書店與電影院,他自小就是在電影與攝影的耳濡目染下成長,Irving Penn、Richard Avedon、Robert Frank、William Klein等攝影師的作品,早已了然於胸。成長在富裕家庭,中學時懇求媽媽買Leica相機,做過幾年攝影愛好者,及後就讀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有次在演講上認識攝影評論家田中雅夫(攝影師濱谷浩兄長),在其建議下投稿《日本相機》雜誌並獲入選,沒想到作品竟在這雜誌斷斷續續刊登了半世紀。

作為家中獨子,畢業後他繼承父業經營酒場,同時一邊積極參與攝影藝術活動。人生轉捩點是1967年,他正式成為詩人及戲劇家寺山修司「天井棧敷」的劇團攝影師,與後來的《Provoke》一樣記錄年輕藝術家的叛逆,為這個前衛劇團記留下珍貴的視覺資料。劇團攝影師的經歷,也令他下定決心放棄家業、投身攝影,並在1971年展開自由攝影師的生涯。

物草拾遺

出道初期,他以雜誌為發表平台,如《相機每日》(カメラ毎日)、《日本相機》(日本カメラ)等,後來在1978年出版的攝影集《風姿花伝》,就是專欄的結集作品,此書也獲得日本寫真協會賞新人賞。之後他陸續出版《我的東京100》(わが東京100)、《民謠山河》、《紅花》等,其中1996年的攝影集《人間の記憶》更獲得第16屆土門拳賞。

雖然須田一政早於1977年已首辦個展,及後亦每年參與聯展與個展,不過他在國外一直不太為人所知,直至2003年美國休士頓美術館舉辦「日本攝影史(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hotography)」,策展人Anne Tucker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最能反映日本的攝影家,姍姍來遲才獲得日文以外的國家認可,這一點與中平卓馬頗為相似。近年,他的作品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Tokyo 1955–1970: A New Avant-Garde),東京都寫真美術館也為他舉辦大型回顧展,再次肯定他的攝影生涯。

綜觀須田一政的創作,大多關注生活的日常,街道、途人、城市光影,或寫實或趣味,有時甚至是詭異。他堅持拍攝日本的民俗藝能,在當代的語境下呈現古老文化傳統,有一種現代與傳統的角力。對某些人來說,這或許才是最能代表日本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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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Pabona 「攝影令我變得自信,敢於追夢。」

十年,對家庭女傭的職業生涯來說,其實並不算長,可能只是換了僱主。對來自菲律賓的Joan Pabona而言,十年前她仍在為生計奔波,十年後已立志成為攝影師。離港在即,告別女傭生活前,她舉辦首次個人攝影展覽,剖白鏡頭內外的情緒,「攝影令我變得自信,敢於追夢。」


旋轉樓梯上的紅傘,代表着對家人的無盡思念。

讀書時期已對攝影萌生興趣,奈何還是向現實低頭,修讀電腦及教育等實用科目,之後出國做女傭,攝影之夢只能無限期放下。對家庭女傭而言,骨肉分離是老生常談的故事,那時她的兒子才兩歲。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到新加坡工作,最初兩年遇上刻薄僱主,一星期做七日,足足兩年沒放假!2013年來到香港,終於有「家」的感覺,相對較自由。初時每逢周日,她仍會與一眾同鄉坐在街頭,食飯聚會聊聊天,但不久之後,她已覺整天無所事事,浪費時間。近來她既要接受傳媒訪問又要準備個展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現在回想,覺得即使一分鐘也不能浪費,更別說一整日。」

精采的光影構圖,令人想起已故攝影師何藩。

去街市買餸 相機不離手

2015年,她參加社企組織Lensational舉辦的攝影工作坊,重燃對攝影的興趣,買了人生第一部相機後,生活自此變得充實,不再閒坐街頭,有時間便帶着相機四處練習拍攝,即使平時去街市買食物,短短十分鐘時間也機不離手,隨時捕捉有趣的畫面。訪問期間見到漂亮光線,也隨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儼然成為生活習慣。偶爾,她會組織攝影團,與朋友一同拍攝交流,「不過好多時我寧願自己拍攝,不想拍攝一模一樣的照片。」

她總寄情於相,這幅《Walk with me》給予她無形的力量。


Joan喜歡極簡主義,照片簡潔留白,頗有想像空間。事實上,她總寄情於相,有一幅在銅鑼灣Apple Store隔着玻璃拍攝的腳印剪影叫《Walk with me》,「那時經常自己一個人,感覺沒有東西支撐,照片無形中給予我力量。」或許如此,她的照片流露出淡淡的憂傷與孤獨,鏡頭下的香港不見熱鬧,反而都是獨行的人。作品常見元素有雨傘,對港人而言有象徵意義,對她卻是個人感受,「我離開兒子的時候,是在一個雨天。」這把傘,擋着雨水,也撐着思念。

她也喜歡何藩的照片,對城市的黑白光影着迷,「我覺得黑白更有力量,更能表達我的感受。」兩年前,一幅從跑馬地僱主家中拍攝的、有關一名地盤工人整理安全網的黑白照片《Sacrifice》,為她贏得2017年國家地理會德豐青年攝影大賽「香港人和事」組別的第二名,獨自工作的地盤工人令她身同感受,也贏得評審的欣賞。

這幅《Sacrifice》為她帶來攝影獎項,也令她更有信心。

首次攝影展 總結六年香港生活

攝影的稍縱即逝,令她明白要珍惜當下時刻,在街頭拍攝時,有時她快速捕捉趣味時刻,有時卻在等待腦海中構思好的畫面,哪怕等上一小時,攝影也令她變得有耐性。「攝影令我改變了很多,以前我很少說話,現在更懂得表達自己。」自信帶來勇氣,女傭合約快將完結,她打算專注發展攝影事業,不想再度與夢想擦肩而過。這次舉辦攝影展,既是六年香港生活的總結,背後也想提醒大家,去留意身邊的事物、欣賞他人的才華,「很多女傭來香港前都很有天賦,可惜來到香港後都被埋沒了。」

數年前,Xyza Cruz Bacani由女傭成為攝影師後揚威國際,或多或少改寫我們對外傭的印象,Joan有機會成為第二個嗎?值得期待,但先要懂得欣賞。

《Teardrops of the Rain》帶着淡淡的憂傷與孤獨。

《Empathy in a Click》

日期:3月10日至17日

時間:9am-4pm(星期五六休息)

地址: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14樓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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蜷川實花徒弟江紀鋒 「人生就如雙重曝光的菲林一樣充滿美麗的意外」

作為著名日本攝影師蜷川實花的經理人及唯一海外徒弟,香港攝影師江紀鋒(Keith)的說話總是三句不離她,連拍攝的花草樹木與煙花金魚題材,也與她相若。「我們的審美觀好相似,平時也很合拍,甚至會一齊買衫。」由當初誤打誤撞想拜師學藝,到成為蜷川實花推心置腹的經理人,他說人生就如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一樣,總會經歷美麗的意外。

毛遂自薦 是助手也是經理人

Keith大學時曾到日本交流,見到蜷川實花的作品後被深深吸引,便毛遂自薦以不同方式聯絡她。原本打算拜師學藝,沒料到見面後卻獲邀加入事務所,那時蜷川實花不時前往台灣拍攝,需要懂得中文的人協助,不過Keith當時尚未畢業,還要回港完成學業。畢業那年奈何遇上日本311地震,家人不放心他去日本,計劃再次耽擱。大學時修讀經濟,畢業後他當上會計師,別人眼中或許是筍工,可他過得並不愉快,朝九晚五的生活不斷重複,他更知道自己無法一輩子對着Excel。心灰意冷之時,蜷川實花再向他招手,這次他再無理由拒絕,順理成章前往日本。「我的工作一半是助手,一半是經理人,負責中華地區及海外市場的工作,還會做公司的會計。」

近距離跟隨蜷川實花工作,Keith的攝影之路,難免會受她影響,「我在她身上學到的並非技術,而是她對事物美感的觸覺,她不會告訴我應該怎麼拍攝,但一張好的照片,應該有情感反映出來。」想當初,為了模仿蜷川實花的照片,還買了蜷川實花使用的相機──Contax RX。慢慢Keith發現,自己不是刻意複製她的風格,只是大家都喜歡顏色鮮艷的東西,都鍾情花草樹木與金魚,就如今次的展覽作品,在過去十多年的作品裏,他覺得最能代表自己感受的,仍是櫻花、金魚、四季風景。

Keith喜歡拍攝花草樹木,圖為四季系列的春天作品。

畢竟珠玉在前,難免有人會相提並論。「她是我最喜歡的攝影師,至今仍是,潛移默化的影響總會有。其實我反覆問過自己為何要這樣拍攝,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我喜歡的事物,只是恰好大家喜歡的東西一樣,沒理由因為你拍攝了,所以我不去拍攝。」在他看來,即使拍攝同樣的櫻花,其實效果也會不同。回想當年,蜷川實花剛入行時,也時常有人將她與擔任戲劇導演的父親蜷川幸雄相提並論,最後她以別樹一格的攝影風格,擊破這種無形的先入為主印象。

接受缺陷 結果意外地美麗

Keith從沒以專業攝影師自居,也沒有所謂攝影的包袱,攝影對他而言,其實是自我溝通及療癒的方法,「我常常聽着音樂去拍攝,不被外界影響,每當壓力大的時候總會拿起相機。」拍攝對他來說,是記下回憶、捕捉時間的工具,是很個人的。他說人無法再次體驗過去的時間,菲林卻可將兩個時空的東西重叠在一起,因此拍攝時他總會將菲林雙重曝光,即使偶爾會遇上漏光甚至壞相機的情況,那管出來的效果不似預期。

「對我來說,這些都是美麗的意外,就像我過去十年似乎走錯了好多路,但原來最後的結果是美麗的。這一點跟我自己的人生相似,重點是要接受這種不完美,接受人生的缺陷與瑕疵。」

《Momento》

日期:即日至3月4日

時間:10am-8pm(星期日休息)

地址:中環下亞厘畢道2號藝穗會陳麗玲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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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O’Neill 「我的照片令The Beatles成名

憑藉1960年代拍攝The Beatles及The Rolling Stone照片成名的英國著名攝影師Terry O’Neill,2019年11月16日因前列腺癌離世,享年81歲。2015年,Terry O’Neill曾來港出席展覽,印象中的他十分健談,說話風趣幽默,說起往事津津樂道,從The Beatles說到前妻Faye Dunaway,一段段往事令人心醉神迷。

Terry O’Neill曾說,他人生最正確的抉擇,就是偶然成為攝影師。他的攝影生涯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原本是爵士樂隊鼓手,嚮往紐約的他以為在航空公司工作,或許有多些機會出埠,結果做不成「空少」,英國海外航空(後來併入英國航空)公司反而給他一部相機,安排他拍攝倫敦希斯路機場旅客的溫馨場面,就這樣陰差陽錯入行。有次,他拍攝英國內政大臣Rab Butler的照片得到雜誌青睞,不久後更受邀到《Daily Sketch》報刊擔任攝影師。編輯知道他喜歡音樂,便安排他拍攝音樂專題故事,沒想到一開始,就是拍攝The Beatles。 

The first major group portrait of the Beatles was taken by Terry O’Neill during the recording of their first hit single and album ‘Please Please Me’ in the backyard of the Abbey Road Studios in London, January 1963.

時為1963年初,The Beatles正在Abbey Road Studios錄製第一張專輯《Please Please Me》,經驗尚淺的Terry領着他們到錄音室後院拍攝。「我不知道該怎麼拍攝,當時沒有人拍攝過樂隊,那刻我能想到的就是把他們帶到光線較好的戶外,拍攝他們手裏拿着樂器的場景。」說起大半世紀前的照片,Terry說技巧上有所不足,但卻很純真。照片刊登在翌日報紙,獲得很好迴響,之後The Beatles專輯一炮而紅,成為傳奇樂隊。回首往事,Terry驕傲說出,「My Picture Makes Them Famous(我的照片令他們成名)」。 

拍攝後The Beatles不久,他又收到年輕經理人Andrew Loog Oldham電話,拍攝另一隊新樂隊The Rolling Stone。當時樂隊寂寂無名,他帶着滾石五子在倫敦不同地區拍攝,結果報社編輯覺得他拍攝的The Rolling Stones像猴子,叫他拍攝另一樂隊。他四處打聽,最後找來剛成立的樂隊The Dave Clark Five。「他們穿着較時髦,當時編輯把他們與The Rolling Stones的照片做跨版刊登,取名『Beauty and the Beast』,Beast當然是指The Rolling Stone,這可把他們的經理人氣得半死。」Terry開懷大笑,難怪他說自己最喜歡六十年代。

攝影生涯起步如此順利,難怪後來的他自然平步青雲,所以不難在他的鏡頭見到Michael Caine、Sean Connery、Audrey Hepburn及Elizabeth Taylor等名人明星。當時經常有人問他誰是下一位搖滾巨星,他毫不猶豫地說Elton John,自從1971年在電台聽到Elton John歌曲後,他便深深喜歡,之後多次拍攝過這位歌手,包括1975年在洛杉磯Dodger Stadium的演唱會,這一幕也成為電影《Rocketman》的精采劇情。實際上,這套電影參考過不少Terry O’Neill的照片,去還原最真實的Elton John。

English singer and songwriter Elton John performs at Dodger Stadium in Los Angeles, October 1975.

當然人們經常提起的,必定有他拍攝Faye Dunaway照片。相信大家仍記得在2017年奧斯卡頒獎禮上頒錯獎的這位著名女演員吧?1977年,她憑電影《Network》贏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其時Terry O’Neill並不認識這位女演員,只知道自己不想拍攝那種拿着獎盃站在鎂光燈下的照片,於是說服她在洛杉磯比華利酒店的泳池拍攝,捕捉她獲獎後翌日的生活——地上散滿報導她得獎的報紙,早餐及小金人放在餐檯上,斜靠在泳池椅的Faye Dunaway則往向遠處,彷彿一切都很平常。這張經典照片脫穎而出,令Terry O’Neill在荷李活更廣為人知,相信也是二人婚姻的關鍵,可惜只短暫維持幾年,Terry O’Neill曾說這是他人生最大的錯誤。

Faye Dunaway ,1977年

千禧年後,他忙於舉辦展覽、出版個人攝影書籍,2014年亦曾在香港Picture This Gallery舉辦個展「ICONS」。攝影逾五十載,Terry鏡頭下的名人多不勝數,大概你能數得出的歐美明星,他都拍攝過,因此後來能吸引他拍攝的對象屈指可數,除了曼德拉,還有Amy Winehouse。2008年,當時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在倫敦Hyde Park舉行九十歲慶祝活動,Terry O’Neill在現場拍攝前來祝賀曼德拉的名人,Amy Winehouse正是活動其中一位表演嘉賓。

他覺得Amy非常有天賦,也非常喜歡她的聲音,其第二張專輯《Back to Black》更成為英國21世紀銷量最好的第二名,可惜世人更關注她濫藥酗酒的新聞。實際上,Amy不時要前往康復中心,當日她正是從康復中心前往現場表演,表演完之後亦要重返康復中心。據Terry憶述,當時只有數分鐘拍攝時間,於是他讓Amy自然地站着叉腰,然後很快地拍攝數張照片,出來的效果非常自然率真,他本人也非常喜歡。

The Who: Who Are You Cover Shot 1978

Photo Courtesy of Picture This Gallery

Gijsbert Hanekroot的七十年代搖滾icon

1970年代是搖滾樂的美好年代,Bob Dylan、The Rolling Stones延續1960年代的精采,The Eagles、Queen開始發光發熱,還有另闢蹊徑的David Bowie及Patti Smith,這些近半世紀前的搖滾icon,均不約而同出現在Gijsbert Hanekroot鏡頭下。這位年逾七十的荷蘭攝影師,1970年代時曾為多位傳奇歌手及樂隊掌鏡,你數得出的名字,幾乎都被他的快門捕捉過,他在香港的首個展覽「From ABBA to Zappa」,某程度上也展示了那些年的搖滾面貌。

展覽現場的黑白人像照片,有John Lennon、Mick Jagger、Keith Richards、Neil Young等,位位都是殿堂級人物,「我遺憾的是未能為英年早逝的Jimi Hendrix、Janis Joplin及貓王等幾位歌手拍攝。」近幾年,Lou Reed、B.B. King、David Bowie、Leonard Cohen等傳奇歌手相繼去世,Gijsbert的影像,也寄託了一份懷念。

演唱會熱情高漲 「我要保持冷靜」

這位為時代留下搖滾印記的白髮老翁,望着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開始回首往事。年少輟學、自學攝影,後來跟隨荷蘭人像攝影師Philip Mechanicus實習,學懂黑房、燈光及拍攝人像的技巧。展覽現場一幅色士風歌手John Coltrane的作品,是他18歲時拍攝的照片,為後來的搖滾樂攝影師之路打下強心針,那時美國權威音樂雜誌《Rolling Stone》尚未創刊,曾與他同場競技的Annie Leibovitz也尚未出道。1969年胡士托音樂節舉行之年,在大西洋的彼端,年輕的Gijsbert正式成為一名搖滾樂攝影師。 

搖滾樂1960及1970年代在歐美蓬勃發展,世界各地報紙陸續出現音樂專欄,在荷蘭的音樂場地,開始有Gijsbert的身影,每星期拍攝四場演唱會,算是等閒之事,1971年荷蘭音樂雜誌《OOR》的創刊,給予他嶄新的音樂攝影舞台。作為荷蘭最受歡迎的搖滾攝影師,他一時在倫敦拍攝The Eagles,一時在美國拍攝Bob Dylan,穿梭在不同的音樂世界。「那是屬於搖滾樂的年代,我很幸運自己在正確的時間拍攝了這些人。」同樣幸運的,是那些年攝影師能在整場演唱會期間任意捕捉,現在只允許在表演前三首歌時拍攝,「大家都未曾熱身,又怎能感受到那種狂熱?」

身處過無數瘋狂、亢奮的演唱會,Gijsbert笑說自己卻不太投入。「雖然他們的演出很讓人激動,四周的人熱情高漲,但我需要保持冷靜,對我來說,攝影比音樂更重要。」拍攝過演唱會、攝影棚人像、訪問照片及新聞發佈會等場合,他坦言最喜歡拍攝訪問照片,集中拍攝歌手的表情, 「我通常整個採訪期間都會留下來,等到他們放鬆、不再裝腔作勢時,再按下快門。」

作品成Neil Young專輯封面

音樂家有脾氣很正常,碰見David Bowie當然氣氛輕鬆,遇着真人如音樂一樣憤怒的Neil Young,可不是容易相處,試過被邀請到他的派對,現場記者無一敢拍照,結果Gijsbert趁他不為意之時,偷拍了一張,幸好沒有被發現。這位倔強的搖滾icon,同時是位真性情的人,愛恨分明,當他見到Gijsbert在1973年拍攝的演出照片,喜歡到不得了,那個長髮披肩手指指的不羈形象,後來成為1975年發行的《Tonight’s The Night》專輯封面。


見盡名人,旁人羨慕,舊事重提,Gijsbert笑說自己並不懷念,「畢竟當時的工作也很辛苦,每星期要拍攝六日!」感受過搖滾樂最美好的年代,他沒有迷戀名人面孔及搖滾樂現場的激情,那時他有感自己拍攝的作品不復當年,1983年他轉行成為一名商人,出版書籍、售賣相機及電腦零件。

雖然退出攝影及音樂圈子,仍不時有人問起他的經典作品,終於他在千禧年後開始整理菲林照片,2008年出版搖滾樂攝影集《Abba…Zappa: Seventies Rock Photography》,並在歐洲各地舉辦同名展覽,最近幾年更陸續推出David Bowie、Patti Smith及Bob Marley的攝影集。其間他也重拾攝影,然而已不再聚焦歌手了,反而愛上了隨性的街拍。

《From ABBA To Zappa》

日期:即日至3月10日

時間:11am-6pm(星期三至日)

地址: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

原文見於果籽

Karl Lagerfeld 的黑白時尚照

人稱「老佛爺」的著名設計師Karl Lagerfeld在2019年2月19日離世,終年85歲。他不僅是一名時尚設計師、畫得一手好素描,同時也是一名出色的攝影師,Chanel的廣告照片大多由他掌鏡。

1980年代他成為Chanel創意總監,時常要尋找出色的攝影師來拍攝產品照片,可總是事與願違。有一季他請來三位不同風格的攝影師拍攝,結果他都不滿意,把那些作品扔進垃圾桶,無可奈何自己操刀拍攝。那時候拍攝的產品通常不是最終的完成品,可他總能完美遮蓋,不會露出破綻。半途出家,卻激發了他的攝影天賦。除了Chanel自家廣告,他也會為《Numero》等時尚雜誌拍攝,Christy Turlington、Linda Evangelista、Naomi Campbell、Claudia Schiffer等名模都是合作無間的對象,他還拍攝過Catherine Deneuve,為前法國總統夫人Carla Bruni拍攝過裸照。

Karl Lagerfeld其實也有拍攝彩色照片,但他更喜歡黑白攝影(另一原因或許黑白是Chanel的經典色調),看他簡潔的黑白時尚照片,還以為是哪位時尚攝影大師的作品。他很喜歡Paul Strand及Minor White的作品,兩位都是攝影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前者的寫實、後者的詩意,對老佛爺的簡潔影像或多或少有影響。

他同時也是一名攝影收藏家, Alfred Stieglitz、Edward Steichen、Jacques Henri Lartigue及André Kertész等早期攝影大師的作品,都是囊中之物(大多是朋友贈送),還有後來的Peter Lindbergh、Bruce Weber及Steven Meisel等,尤其Helmut Newtons的作品,藏量可謂相當豐富。

被遺忘的人 呂楠的中國三部曲

中國攝影師呂楠歷時15年創作的攝影三部曲,《被人遺忘的人——中國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在路上——中國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是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的史詩式作品,這些珍貴的黑白影像充滿人文關懷,表面上紀錄了不同低下階層的樸素生活,實際上從苦難、救贖到幸福,呂楠以毫不矯飾的鏡頭,呈現了生命的不同狀態。

平等視角 呈現精神病人

呂楠在攝影界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他是位低調的苦行僧,也是位孜孜不倦的創作者。現年57歲的他,1980年代在攝影師鄰居的影響下接觸攝影,其後任職於《民族畫報》。他的作品或許令人聯想起Josef Koudelka那簡潔有力的詩意畫面,然而啟發他走上攝影之路的卻是文學作品,歐文·斯通的《梵高傳:對生活的渴求》及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令他嚮往成為藝術家,而呂楠的媒介就是攝影。

《被人遺忘的人》拍攝中國多個省市的精神病患者。

1989年及1990年,呂楠走訪多個省市數十間精神病院、面對逾萬位精神病人,紀錄下這群被人遺忘的另類群體的生活面貌。他並非此類題材的先行者,著名攝影師Mary Ellen Mark的《Ward 81》及Raymond Depardon拍攝的意大利精神病院,都堪稱典範。事實上,呂楠也因一本拍攝精神病人的攝影集啟發,才萌生拍攝《被人遺忘的人》的念頭。珠玉在前,呂楠拍攝的這系列作品卻絲毫不遜色。

他最初在精神病院拍攝,後來更把範圍擴至病人的家庭及流浪患者,更全面地紀錄精神病人的生存狀況。呂楠的鏡頭沒有煽情或標奇立異,反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情景,人們在玩啤牌、跳繩、畫素描、打乒乓波……他們不是被人妖魔化的特殊人群,也是有尊嚴的人。呂楠用平等的視角,去呈現他們平凡、不為人知的一面。

拍攝時他感受至深的,是他在北京一所精神病院拍攝時,有位病人忽然快步衝他而來,呂楠以為對方會過來傷害他,本能地低頭保護相機,然而抬頭後卻發現對方原來想握手。此事也令卸下「精神病人」這標籤,將鏡頭聚焦他們的情感,而非病徵。「他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精神病人。」

《在路上》紀錄中國鄉村地區天主教徒的生活。

若說精神病人是呂楠主動選擇的題材,那麼後來拍攝的天主教徒,卻是冥冥中註定。拍攝《被人遺忘的人》時,呂楠在教堂拍攝了一位神父為精神病教友降福的畫面,那一刻他知道第二個要拍攝的項目,就是天主教。宗教題材在中國大陸是敏感議題,拍攝期間他曾被拘留二十多天,攝影器材也曾被沒收,可依然沒能阻擋他的決心。1992至1996年,呂楠在多個省份拍攝鄉村地區天主教徒的生活,如同名字《在路上》一樣,這系列作品有許多朝聖隊伍的畫面,象徵他們一生都在信仰的路上。呂楠紀錄了教徒們的生活日常,做麵餅、吃晚飯,更多的是祈禱的畫面,在強烈反差的畫面中,隱隱可見簡陋貧困的生活環境,而祈禱及信仰正給予他們力量,支撐他們繼續走下去。

最近推出的英文版《Trilogy》將三部分作品結集成一書,銅鑼灣Meteor HK有售,售價1,180元。

苦難救贖幸福 結集成書

雖然三部曲主題截然不同,但呂楠關注的始終是人。《被人遺忘的人》是苦難,《在路上》關於救贖,《四季》則是令人聯想到幸福的平靜生活,最近推出的英文版作品集《Trilogy》將三部分作品結集成一書,誠然加強了作品之間的聯繫。攝於1996年至2004年的《四季》,作品本身已帶有濃烈的情感,不論是父女、夫婦,還是爺孫、姊妹,總能明顯察覺村民之間的親密關係。

《四季》拍攝了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

呂楠前後去了九次西藏,每次停留三四個月,最長一次是九個月,鉅細無遺地拍攝這片山野的瑣碎日常,吃飯、跳舞、紡線、揚麥、播種……完整的秋收過程更拍攝了四次,最後從逾十萬張菲林中挑選百多張照片。呂楠的鏡頭不是典型的湖光山色,而是充滿生活細節的質樸畫面,其中一幅拾麥穗的女人作品,令人想起法國畫家米勒的《拾穗者》,充滿詩意與美感。在西藏這片高原淨土裏,這樣的畫面其實也有一種宗教的莊嚴儀式感,這又令三部曲多了一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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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Fashion 時尚攝影的啟示意義

從流行雜誌、戶外廣告到社交平台,時尚攝影無所不在,它作為一種視覺元素,已全然融入大眾生活之中。值得深究的是,時尚攝影除了標榜奢華與美感之外,還有何存在價值?這或多或少是時尚攝影展覽「Beyond Fashion」拋出的問號,尤其在影像氾濫及網上購物盛行的年代,還有人會在乎時尚攝影嗎?

《Home Work #3》,2008年,英國攝影師Miles Aldridge以戲劇性的視覺效果反諷社會物化女性的現象。

一進展館,迎面而來是Miles Aldridge那幅女模特兒在煤氣爐燃點香菸的作品,他的相片色彩夢幻,鏡頭下的女性冷艷,華麗的外衣與茫然的神情,以戲劇性的視覺效果反諷社會物化女性的現象。無獨有偶,David LaChapelle以更迷幻而浮誇的紙醉金迷畫面,直指這世代的貪婪與消費主義。Steven Meisel走得更前,以一輯輯照片挑戰社會的既有價值觀,黑人模特兒、恐怖主義、女性整容……從這些例子看得出,時尚攝影其實並非總是風花雪月,它也有不平則鳴的一面。

風格強烈 不乏搗亂分子

大概攝影師們都明白,若然時尚攝影只是單純地呈現服飾的華麗,那麼它無疑只是商業的傀儡,然而利用時尚來探討社會議題的攝影師屈指可數,用來表達自我個性的卻為數不少,前有迷戀女性的Helmut Newton,今有離經叛道的Juergen Teller。不論是西太后Vivienne Westwood的裸照、Marc Jacobs Bang男士香水廣告,還是展覽現場那幅將Victoria Beckham塞入白紙袋的作品,這些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影像常常惹來爭議,Juergen Teller總是樂此不疲地與傳統的時尚攝影唱反調。實際上時尚攝影界從來不乏此類「搗亂分子」,由二十世紀初的古典唯美時尚、1940年代異國情調的室外取景到後來的情色挑釁,哪一次不曾帶來視覺衝擊?

展覽展出48位攝影師的100幅時裝攝影作品,包括年逾七旬的Peter Lindberg、Bruce Weber及Paolo Roversi等攝影大師,以及Jack Davison、Maisie Cousins與Olivia Bee等九十後新進攝影師,依照Fantasy、Allure、Surrealism和Realism四種不同風格來區分作品,Fantasy顧名思義是畫面較夢幻的作品,而Realism則是在真實場景拍攝的照片。策展原意是在同一展區裏展示跨世代攝影師的風格變化,奈何作品之間過於跳脫,不熟悉攝影師背景的話,也無法窺探出不同時代攝影師的特色。

這幅1988年的作品拍攝了當時六位當紅名模,Peter Lindberg的黑白時尚攝影直率而坦誠。


其實許多攝影師本身就帶有強烈的風格,Peter Lindberg的黑白時尚攝影裏有種坦誠與真實,Paolo Roversi的作品彷彿一幅幅古典油畫,Koto Bolofo的照片看似隨意但優雅,Elaine Constantine的作品滲透着青春玩味的氣息,而模特兒出身的Ellen Von Unwerth則擅長以香艷、細膩的鏡頭去展現女性的自信與自在。年輕攝影師也有獨當一面的例子,Maisie Cousins的女性軀體與花蕊作品充滿情慾,令人聯想起荒木經惟;曾為《時代》雜誌拍攝歌手Adele封面的美國八十後攝影師Erik Madigan Heck,作品以濃烈鮮艷的色彩見稱,展覽現場一幅身穿白色Comme des Garçons服飾的模特兒與紅色背景形成強烈對比,反映出川久保玲對未來時裝的定義。

美國攝影師Erik Madigan Heck拍攝的Comme des Garçons服飾,反映出川久保玲對未來時裝的定義。

超越廣告 衣服只是工具

展館中的大部份作品,都來自《Vogue》雜誌,這是一本對時尚及攝影界有深遠影響的雜誌,從1930年代的Horst P. Horst、二戰後的Erwin Blumenfeld與Irving Penn,到當紅的Mario Testino、Nick Knight,共同創作出多個經典封面。香港版《Vogue》即將出版,不知會帶來甚麼新氣息?

時裝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大半個世紀以來,夢露、麥當娜、戴安娜王妃及Kate Moss等,無不是透過時尚攝影,塑造出一個個經典形象,時裝在這片歷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時尚攝影固然是攝影師對時裝的演繹,但某程度上而言,衣服只是講故事的工具,時尚攝影早已超越雜誌及廣告手段,在Irving Penn與Richard Avedon等前人的栽種下,它甚至還進入了藝術殿堂。時尚攝影作為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在這視覺為先的世代,更明顯也更普遍。 

八十後韓裔攝影師Ina Jang的作品很趣怪,善於利用紙與拼貼的手法將人物與背景融為一體。 

《Beyond Fashion》

日期:即日至2月24日 

時間:10am-8pm(2月13-17、21-24日至2:30pm)

地點: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康橋大廈1樓ArtisTree

原文見於果籽

多才多藝Irving Penn 從不重複自己

已故美國攝影師Irving Penn在時尚界及攝影界無人不曉,以時尚攝影揚名的他為美國時尚雜誌《Vogue》掌鏡六十多年,鏡頭下的名人多不勝數,當中柯德莉·夏萍、畢加索的照片,更是上世紀的標誌性作品。逝世十年,他的名字卻從沒被人遺忘,由兒子Tom Penn等人主理的Irving Penn Foundation在世界各地舉辦數十場展覽,最近亦在香港舉辦首場亞洲展覽,呈現他多元又新穎的攝影作品。

用二十多張作品來展示Irving Penn的漫長攝影生涯,絕非易事,展覽現場有他的時裝、人像、裸體及靜物攝影等作品,看得出背後用意是貴精不貴多,盡量呈現他多才多藝的一面,因此那幅紅唇上的蜜蜂作品《Bee on Lips》、名模太太Lisa Fonssagrives及柯德莉·夏萍的相片,均一一欠奉。作為觀眾未能一飽眼福固然可惜,然而Tom卻覺得很refreshing,畢竟那些經典之作在過往的大型回顧展中已重複出現,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裏,盡可能展示父親完整的一面,才是今次展覽的挑戰。

年過六旬的Tom Penn從不張揚,這次也低調不願上鏡,他原本是一名設計師,父親離世後才慢慢主理Irving Penn Foundation的工作。「我從來沒當他是著名攝影師,他也從不把工作帶回家中,他對我而言只是一名和藹可親的父親。」話雖如此,可談起父親的作品,尤其那幅《Turkey Head》及《Football Face》,他仍是讚不絕口,「每次看父親的作品總有驚喜,我覺得他最大的成就,是其作品呈現了視覺上的多樣性(versatility of vision),他是一位遠見的人,從不重複自己。」

半途出家 把靜物攝如人像

事實上,Irving Penn在攝影方面只算是半途出家,年輕時他跟隨著名設計師Alexey Brodovitch進修設計,最初到《Vogue》雜誌工作時,參與的是雜誌的版面設計及封面構思,幸好藝術總監Alexander Liberman很快發現他的攝影天賦,鼓勵他往攝影領域發展,多才多藝的他自然沒令人失望,1943年拍攝首個《Vogue》雜誌封面後,自此與這本雜誌結下不解之緣,多年來掌鏡過165個封面,至今無人能及。

《Worlds in a Small Room》系列作品

二戰後時裝攝影迅速發展,電影《春光乍洩》(Blow Up)正講述時尚攝影師瀟灑放蕩的生活,「大家都以為這是時尚界的面貌,但這不是父親的作為,在他的攝影棚甚至不能抽煙,他是很認真工作的人。」Irving Penn不喜歡浮誇,因他覺得越是簡單的背景,越能捉捕被攝者的靈魂,有時則以黑白鮮明的高反差效果帶來獨特的視覺效果,用光影及表情來突顯人物性格,這在那幅經典的畢加索相片可見一斑。

最難得的是,他從沒把自己侷限在時尚與名人,早在1940年代末,他已系統地拍攝世界各地的少數民族,從秘魯山區、摩洛哥沙漠到新幾內亞的森林部落,都有其足跡,為此他還準備一個移動工作室,利用大帳篷及簡單佈景拍攝不同地域的人,他們的神情及服飾不盡相同,在同樣的背景下卻各有特色。這系列作品創作歷時二十多年(期間也在紐約、巴黎、倫敦拍攝底層工人肖像系列「Small Trades」),最後在1974年出版攝影集《Worlds in a Small Room》,這也是展覽開端的作品。

Seven Metal, Seven Bone, New York (Irving Penn, 1980)

然而貫徹他漫長攝影生涯的主題,卻是靜物,從早期為《Vogue》拍攝的日常物件,到後來的香菸、花朵、器皿、頭顱等,每幅作品均扣人心弦,正好印證他的名言photograph a cake can be art。Tom笑說自己並沒聽過這句說話,但他認為Irving Penn對待靜物就如拍攝人像一樣,「看他的照片,總能令你聯想到一群人正在做什麼事情。」Tom還特別談到父親的繪畫作品,「印象中他每夜回家後便開始畫畫,幾乎日日如是。」多年來他畫下數以千計的繪畫作品,直至近年這些作品才慢慢被人發掘出來,展覽現場的兩幅抽象畫作,正展示他鮮為人知的一面。   

《Irving Penn》攝影展

時間:即日至3月7日(星期二至六11am-7pm)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 12樓佩斯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