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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jsbert Hanekroot的七十年代搖滾icon

February 21, 2019May 29, 2021Posted in Interview, Music IconTagged Bob Dylan, David Bowie, Gijsbert Hanekroot, John Lennon, keith richards, Lou Reed, mick jagger, neil youn, Neil Young, Patti Smith

1970年代是搖滾樂的美好年代，Bob Dylan、The Rolling Stones延續1960年代的精采，The Eagles、Queen開始發光發熱，還有另闢蹊徑的David Bowie及Patti Smith，這些近半世紀前的搖滾icon，均不約而同出現在Gijsbert Hanekroot鏡頭下。這位年逾七十的荷蘭攝影師，1970年代時曾為多位傳奇歌手及樂隊掌鏡，你數得出的名字，幾乎都被他的快門捕捉過，他在香港的首個展覽「From ABBA to Zappa」，某程度上也展示了那些年的搖滾面貌。

展覽現場的黑白人像照片，有John Lennon、Mick Jagger、Keith Richards、Neil Young等，位位都是殿堂級人物，「我遺憾的是未能為英年早逝的Jimi Hendrix、Janis Joplin及貓王等幾位歌手拍攝。」近幾年，Lou Reed、B.B. King、David Bowie、Leonard Cohen等傳奇歌手相繼去世，Gijsbert的影像，也寄託了一份懷念。

演唱會熱情高漲　「我要保持冷靜」

這位為時代留下搖滾印記的白髮老翁，望着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開始回首往事。年少輟學、自學攝影，後來跟隨荷蘭人像攝影師Philip Mechanicus實習，學懂黑房、燈光及拍攝人像的技巧。展覽現場一幅色士風歌手John Coltrane的作品，是他18歲時拍攝的照片，為後來的搖滾樂攝影師之路打下強心針，那時美國權威音樂雜誌《Rolling Stone》尚未創刊，曾與他同場競技的Annie Leibovitz也尚未出道。1969年胡士托音樂節舉行之年，在大西洋的彼端，年輕的Gijsbert正式成為一名搖滾樂攝影師。

搖滾樂1960及1970年代在歐美蓬勃發展，世界各地報紙陸續出現音樂專欄，在荷蘭的音樂場地，開始有Gijsbert的身影，每星期拍攝四場演唱會，算是等閒之事，1971年荷蘭音樂雜誌《OOR》的創刊，給予他嶄新的音樂攝影舞台。作為荷蘭最受歡迎的搖滾攝影師，他一時在倫敦拍攝The Eagles，一時在美國拍攝Bob Dylan，穿梭在不同的音樂世界。「那是屬於搖滾樂的年代，我很幸運自己在正確的時間拍攝了這些人。」同樣幸運的，是那些年攝影師能在整場演唱會期間任意捕捉，現在只允許在表演前三首歌時拍攝，「大家都未曾熱身，又怎能感受到那種狂熱？」

身處過無數瘋狂、亢奮的演唱會，Gijsbert笑說自己卻不太投入。「雖然他們的演出很讓人激動，四周的人熱情高漲，但我需要保持冷靜，對我來說，攝影比音樂更重要。」拍攝過演唱會、攝影棚人像、訪問照片及新聞發佈會等場合，他坦言最喜歡拍攝訪問照片，集中拍攝歌手的表情，「我通常整個採訪期間都會留下來，等到他們放鬆、不再裝腔作勢時，再按下快門。」

作品成Neil Young專輯封面

音樂家有脾氣很正常，碰見David Bowie當然氣氛輕鬆，遇着真人如音樂一樣憤怒的Neil Young，可不是容易相處，試過被邀請到他的派對，現場記者無一敢拍照，結果Gijsbert趁他不為意之時，偷拍了一張，幸好沒有被發現。這位倔強的搖滾icon，同時是位真性情的人，愛恨分明，當他見到Gijsbert在1973年拍攝的演出照片，喜歡到不得了，那個長髮披肩手指指的不羈形象，後來成為1975年發行的《Tonight’s The Night》專輯封面。

見盡名人，旁人羨慕，舊事重提，Gijsbert笑說自己並不懷念，「畢竟當時的工作也很辛苦，每星期要拍攝六日！」感受過搖滾樂最美好的年代，他沒有迷戀名人面孔及搖滾樂現場的激情，那時他有感自己拍攝的作品不復當年，1983年他轉行成為一名商人，出版書籍、售賣相機及電腦零件。

雖然退出攝影及音樂圈子，仍不時有人問起他的經典作品，終於他在千禧年後開始整理菲林照片，2008年出版搖滾樂攝影集《Abba…Zappa: Seventies Rock Photography》，並在歐洲各地舉辦同名展覽，最近幾年更陸續推出David Bowie、Patti Smith及Bob Marley的攝影集。其間他也重拾攝影，然而已不再聚焦歌手了，反而愛上了隨性的街拍。

《From ABBA To Zappa》

日期：即日至3月10日

時間：11am-6pm（星期三至日）

地址：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

原文見於果籽

Karl Lagerfeld 的黑白時尚照

February 20, 2019February 19, 2021Posted in Photo NoteTagged Chanel, 老佛爺, 逝世, 設計師, Karl Lagerfeld, 時尚Leave a comment

人稱「老佛爺」的著名設計師Karl Lagerfeld在2019年2月19日離世，終年85歲。他不僅是一名時尚設計師、畫得一手好素描，同時也是一名出色的攝影師，Chanel的廣告照片大多由他掌鏡。

1980年代他成為Chanel創意總監，時常要尋找出色的攝影師來拍攝產品照片，可總是事與願違。有一季他請來三位不同風格的攝影師拍攝，結果他都不滿意，把那些作品扔進垃圾桶，無可奈何自己操刀拍攝。那時候拍攝的產品通常不是最終的完成品，可他總能完美遮蓋，不會露出破綻。半途出家，卻激發了他的攝影天賦。除了Chanel自家廣告，他也會為《Numero》等時尚雜誌拍攝，Christy Turlington、Linda Evangelista、Naomi Campbell、Claudia Schiffer等名模都是合作無間的對象，他還拍攝過Catherine Deneuve，為前法國總統夫人Carla Bruni拍攝過裸照。

Karl Lagerfeld其實也有拍攝彩色照片，但他更喜歡黑白攝影（另一原因或許黑白是Chanel的經典色調），看他簡潔的黑白時尚照片，還以為是哪位時尚攝影大師的作品。他很喜歡Paul Strand及Minor White的作品，兩位都是攝影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前者的寫實、後者的詩意，對老佛爺的簡潔影像或多或少有影響。

他同時也是一名攝影收藏家， Alfred Stieglitz、Edward Steichen、Jacques Henri Lartigue及André Kertész等早期攝影大師的作品，都是囊中之物（大多是朋友贈送），還有後來的Peter Lindbergh、Bruce Weber及Steven Meisel等，尤其Helmut Newtons的作品，藏量可謂相當豐富。

被遺忘的人呂楠的中國三部曲

February 15, 2019November 4, 2021Posted in 香港Tagged 被遺忘的人, 西藏, 呂楠, 四季, 在路上, 中國

中國攝影師呂楠歷時15年創作的攝影三部曲，《被人遺忘的人——中國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在路上——中國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是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的史詩式作品，這些珍貴的黑白影像充滿人文關懷，表面上紀錄了不同低下階層的樸素生活，實際上從苦難、救贖到幸福，呂楠以毫不矯飾的鏡頭，呈現了生命的不同狀態。

平等視角呈現精神病人

呂楠在攝影界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他是位低調的苦行僧，也是位孜孜不倦的創作者。現年57歲的他，1980年代在攝影師鄰居的影響下接觸攝影，其後任職於《民族畫報》。他的作品或許令人聯想起Josef Koudelka那簡潔有力的詩意畫面，然而啟發他走上攝影之路的卻是文學作品，歐文·斯通的《梵高傳：對生活的渴求》及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令他嚮往成為藝術家，而呂楠的媒介就是攝影。

1989年及1990年，呂楠走訪多個省市數十間精神病院、面對逾萬位精神病人，紀錄下這群被人遺忘的另類群體的生活面貌。他並非此類題材的先行者，著名攝影師Mary Ellen Mark的《Ward 81》及Raymond Depardon拍攝的意大利精神病院，都堪稱典範。事實上，呂楠也因一本拍攝精神病人的攝影集啟發，才萌生拍攝《被人遺忘的人》的念頭。珠玉在前，呂楠拍攝的這系列作品卻絲毫不遜色。

他最初在精神病院拍攝，後來更把範圍擴至病人的家庭及流浪患者，更全面地紀錄精神病人的生存狀況。呂楠的鏡頭沒有煽情或標奇立異，反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情景，人們在玩啤牌、跳繩、畫素描、打乒乓波……他們不是被人妖魔化的特殊人群，也是有尊嚴的人。呂楠用平等的視角，去呈現他們平凡、不為人知的一面。

拍攝時他感受至深的，是他在北京一所精神病院拍攝時，有位病人忽然快步衝他而來，呂楠以為對方會過來傷害他，本能地低頭保護相機，然而抬頭後卻發現對方原來想握手。此事也令卸下「精神病人」這標籤，將鏡頭聚焦他們的情感，而非病徵。「他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精神病人。」

若說精神病人是呂楠主動選擇的題材，那麼後來拍攝的天主教徒，卻是冥冥中註定。拍攝《被人遺忘的人》時，呂楠在教堂拍攝了一位神父為精神病教友降福的畫面，那一刻他知道第二個要拍攝的項目，就是天主教。宗教題材在中國大陸是敏感議題，拍攝期間他曾被拘留二十多天，攝影器材也曾被沒收，可依然沒能阻擋他的決心。1992至1996年，呂楠在多個省份拍攝鄉村地區天主教徒的生活，如同名字《在路上》一樣，這系列作品有許多朝聖隊伍的畫面，象徵他們一生都在信仰的路上。呂楠紀錄了教徒們的生活日常，做麵餅、吃晚飯，更多的是祈禱的畫面，在強烈反差的畫面中，隱隱可見簡陋貧困的生活環境，而祈禱及信仰正給予他們力量，支撐他們繼續走下去。

最近推出的英文版《Trilogy》將三部分作品結集成一書，銅鑼灣Meteor HK有售，售價1,180元。

苦難救贖幸福結集成書

雖然三部曲主題截然不同，但呂楠關注的始終是人。《被人遺忘的人》是苦難，《在路上》關於救贖，《四季》則是令人聯想到幸福的平靜生活，最近推出的英文版作品集《Trilogy》將三部分作品結集成一書，誠然加強了作品之間的聯繫。攝於1996年至2004年的《四季》，作品本身已帶有濃烈的情感，不論是父女、夫婦，還是爺孫、姊妹，總能明顯察覺村民之間的親密關係。

呂楠前後去了九次西藏，每次停留三四個月，最長一次是九個月，鉅細無遺地拍攝這片山野的瑣碎日常，吃飯、跳舞、紡線、揚麥、播種……完整的秋收過程更拍攝了四次，最後從逾十萬張菲林中挑選百多張照片。呂楠的鏡頭不是典型的湖光山色，而是充滿生活細節的質樸畫面，其中一幅拾麥穗的女人作品，令人想起法國畫家米勒的《拾穗者》，充滿詩意與美感。在西藏這片高原淨土裏，這樣的畫面其實也有一種宗教的莊嚴儀式感，這又令三部曲多了一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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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Fashion 時尚攝影的啟示意義

February 8, 2019February 8, 2019Posted in Exhibition, Photo NoteTagged beyond fashion, fashion, HELMUT NEWTON, Juergen Teller, Peter Lindberg, 時尚攝影1 Comment

從流行雜誌、戶外廣告到社交平台，時尚攝影無所不在，它作為一種視覺元素，已全然融入大眾生活之中。值得深究的是，時尚攝影除了標榜奢華與美感之外，還有何存在價值？這或多或少是時尚攝影展覽「Beyond Fashion」拋出的問號，尤其在影像氾濫及網上購物盛行的年代，還有人會在乎時尚攝影嗎？

《Home Work #3》，2008年，英國攝影師Miles Aldridge以戲劇性的視覺效果反諷社會物化女性的現象。

一進展館，迎面而來是Miles Aldridge那幅女模特兒在煤氣爐燃點香菸的作品，他的相片色彩夢幻，鏡頭下的女性冷艷，華麗的外衣與茫然的神情，以戲劇性的視覺效果反諷社會物化女性的現象。無獨有偶，David LaChapelle以更迷幻而浮誇的紙醉金迷畫面，直指這世代的貪婪與消費主義。Steven Meisel走得更前，以一輯輯照片挑戰社會的既有價值觀，黑人模特兒、恐怖主義、女性整容……從這些例子看得出，時尚攝影其實並非總是風花雪月，它也有不平則鳴的一面。

風格強烈　不乏搗亂分子

大概攝影師們都明白，若然時尚攝影只是單純地呈現服飾的華麗，那麼它無疑只是商業的傀儡，然而利用時尚來探討社會議題的攝影師屈指可數，用來表達自我個性的卻為數不少，前有迷戀女性的Helmut Newton，今有離經叛道的Juergen Teller。不論是西太后Vivienne Westwood的裸照、Marc Jacobs Bang男士香水廣告，還是展覽現場那幅將Victoria Beckham塞入白紙袋的作品，這些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影像常常惹來爭議，Juergen Teller總是樂此不疲地與傳統的時尚攝影唱反調。實際上時尚攝影界從來不乏此類「搗亂分子」，由二十世紀初的古典唯美時尚、1940年代異國情調的室外取景到後來的情色挑釁，哪一次不曾帶來視覺衝擊？

展覽展出48位攝影師的100幅時裝攝影作品，包括年逾七旬的Peter Lindberg、Bruce Weber及Paolo Roversi等攝影大師，以及Jack Davison、Maisie Cousins與Olivia Bee等九十後新進攝影師，依照Fantasy、Allure、Surrealism和Realism四種不同風格來區分作品，Fantasy顧名思義是畫面較夢幻的作品，而Realism則是在真實場景拍攝的照片。策展原意是在同一展區裏展示跨世代攝影師的風格變化，奈何作品之間過於跳脫，不熟悉攝影師背景的話，也無法窺探出不同時代攝影師的特色。

這幅1988年的作品拍攝了當時六位當紅名模，Peter Lindberg的黑白時尚攝影直率而坦誠。

其實許多攝影師本身就帶有強烈的風格，Peter Lindberg的黑白時尚攝影裏有種坦誠與真實，Paolo Roversi的作品彷彿一幅幅古典油畫，Koto Bolofo的照片看似隨意但優雅，Elaine Constantine的作品滲透着青春玩味的氣息，而模特兒出身的Ellen Von Unwerth則擅長以香艷、細膩的鏡頭去展現女性的自信與自在。年輕攝影師也有獨當一面的例子，Maisie Cousins的女性軀體與花蕊作品充滿情慾，令人聯想起荒木經惟；曾為《時代》雜誌拍攝歌手Adele封面的美國八十後攝影師Erik Madigan Heck，作品以濃烈鮮艷的色彩見稱，展覽現場一幅身穿白色Comme des Garçons服飾的模特兒與紅色背景形成強烈對比，反映出川久保玲對未來時裝的定義。

美國攝影師Erik Madigan Heck拍攝的Comme des Garçons服飾，反映出川久保玲對未來時裝的定義。

超越廣告　衣服只是工具

展館中的大部份作品，都來自《Vogue》雜誌，這是一本對時尚及攝影界有深遠影響的雜誌，從1930年代的Horst P. Horst、二戰後的Erwin Blumenfeld與Irving Penn，到當紅的Mario Testino、Nick Knight，共同創作出多個經典封面。香港版《Vogue》即將出版，不知會帶來甚麼新氣息？

時裝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大半個世紀以來，夢露、麥當娜、戴安娜王妃及Kate Moss等，無不是透過時尚攝影，塑造出一個個經典形象，時裝在這片歷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時尚攝影固然是攝影師對時裝的演繹，但某程度上而言，衣服只是講故事的工具，時尚攝影早已超越雜誌及廣告手段，在Irving Penn與Richard Avedon等前人的栽種下，它甚至還進入了藝術殿堂。時尚攝影作為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在這視覺為先的世代，更明顯也更普遍。

八十後韓裔攝影師Ina Jang的作品很趣怪，善於利用紙與拼貼的手法將人物與背景融為一體。

《Beyond Fashion》

日期：即日至2月24日

時間：10am-8pm（2月13-17、21-24日至2:30pm）

地點：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康橋大廈1樓ArtisTree

原文見於果籽

多才多藝Irving Penn 從不重複自己

January 31, 2019January 31, 2019Posted in Exhibition, Interview, Photo NoteTagged Irving Penn, Irving Penn Foundation, Lisa Fonssagrives, tom penn, VOGUE1 Comment

已故美國攝影師Irving Penn在時尚界及攝影界無人不曉，以時尚攝影揚名的他為美國時尚雜誌《Vogue》掌鏡六十多年，鏡頭下的名人多不勝數，當中柯德莉·夏萍、畢加索的照片，更是上世紀的標誌性作品。逝世十年，他的名字卻從沒被人遺忘，由兒子Tom Penn等人主理的Irving Penn Foundation在世界各地舉辦數十場展覽，最近亦在香港舉辦首場亞洲展覽，呈現他多元又新穎的攝影作品。

用二十多張作品來展示Irving Penn的漫長攝影生涯，絕非易事，展覽現場有他的時裝、人像、裸體及靜物攝影等作品，看得出背後用意是貴精不貴多，盡量呈現他多才多藝的一面，因此那幅紅唇上的蜜蜂作品《Bee on Lips》、名模太太Lisa Fonssagrives及柯德莉·夏萍的相片，均一一欠奉。作為觀眾未能一飽眼福固然可惜，然而Tom卻覺得很refreshing，畢竟那些經典之作在過往的大型回顧展中已重複出現，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裏，盡可能展示父親完整的一面，才是今次展覽的挑戰。

年過六旬的Tom Penn從不張揚，這次也低調不願上鏡，他原本是一名設計師，父親離世後才慢慢主理Irving Penn Foundation的工作。「我從來沒當他是著名攝影師，他也從不把工作帶回家中，他對我而言只是一名和藹可親的父親。」話雖如此，可談起父親的作品，尤其那幅《Turkey Head》及《Football Face》，他仍是讚不絕口，「每次看父親的作品總有驚喜，我覺得他最大的成就，是其作品呈現了視覺上的多樣性（versatility of vision），他是一位遠見的人，從不重複自己。」

半途出家把靜物攝如人像

事實上，Irving Penn在攝影方面只算是半途出家，年輕時他跟隨著名設計師Alexey Brodovitch進修設計，最初到《Vogue》雜誌工作時，參與的是雜誌的版面設計及封面構思，幸好藝術總監Alexander Liberman很快發現他的攝影天賦，鼓勵他往攝影領域發展，多才多藝的他自然沒令人失望，1943年拍攝首個《Vogue》雜誌封面後，自此與這本雜誌結下不解之緣，多年來掌鏡過165個封面，至今無人能及。

二戰後時裝攝影迅速發展，電影《春光乍洩》（Blow Up）正講述時尚攝影師瀟灑放蕩的生活，「大家都以為這是時尚界的面貌，但這不是父親的作為，在他的攝影棚甚至不能抽煙，他是很認真工作的人。」Irving Penn不喜歡浮誇，因他覺得越是簡單的背景，越能捉捕被攝者的靈魂，有時則以黑白鮮明的高反差效果帶來獨特的視覺效果，用光影及表情來突顯人物性格，這在那幅經典的畢加索相片可見一斑。

最難得的是，他從沒把自己侷限在時尚與名人，早在1940年代末，他已系統地拍攝世界各地的少數民族，從秘魯山區、摩洛哥沙漠到新幾內亞的森林部落，都有其足跡，為此他還準備一個移動工作室，利用大帳篷及簡單佈景拍攝不同地域的人，他們的神情及服飾不盡相同，在同樣的背景下卻各有特色。這系列作品創作歷時二十多年（期間也在紐約、巴黎、倫敦拍攝底層工人肖像系列「Small Trades」），最後在1974年出版攝影集《Worlds in a Small Room》，這也是展覽開端的作品。

Seven Metal, Seven Bone, New York (Irving Penn, 1980)

然而貫徹他漫長攝影生涯的主題，卻是靜物，從早期為《Vogue》拍攝的日常物件，到後來的香菸、花朵、器皿、頭顱等，每幅作品均扣人心弦，正好印證他的名言photograph a cake can be art。Tom笑說自己並沒聽過這句說話，但他認為Irving Penn對待靜物就如拍攝人像一樣，「看他的照片，總能令你聯想到一群人正在做什麼事情。」Tom還特別談到父親的繪畫作品，「印象中他每夜回家後便開始畫畫，幾乎日日如是。」多年來他畫下數以千計的繪畫作品，直至近年這些作品才慢慢被人發掘出來，展覽現場的兩幅抽象畫作，正展示他鮮為人知的一面。

《Irving Penn》攝影展

時間：即日至3月7日（星期二至六11am-7pm）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 12樓佩斯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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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不相見留守兒童的天空

January 26, 2019October 23, 2019Posted in HK Photographer, Interview, Photo NoteTagged 甘肅, 留守兒童, 曾永楷, 樂施會Leave a comment

在甘肅省會寧縣罐峽小學裏，攝影師曾永楷（Leo）鏡頭下的孩子們笑容天真爛漫，與一般的農村兒童無異。然而從他們的全家福照片中，卻明顯能察覺到這些孩子的另一重身分——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幾乎都在全家福照片中缺席，留在兒童身邊的僅是年邁的祖父母。

像會寧縣這樣的留守兒童鄉村，在中國偏遠的農村地區比比皆是，現時全中國有逾900萬名農村留守兒童，當中九成生活在中西部地區。雖說大國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改革四十年來，農村人口湧向城市工作已成常態，留守兒童便成為了這時代的獨特存在。其實歸根究底，留守兒童的出現仍是貧窮問題，試問有誰願意與自己的孩子骨肉分離？

在《留守兒童》展覽現場，攝影師以兩米長的地貌照片道出緣由——甘肅位於黃土高原，氣候乾燥、缺乏自然資源，位於偏遠地區的會寧縣新添堡回族鄉，環境更加惡劣，連耕種也困難重重。許多村民為了生計，不遠萬里到大城市工作，有的留下妻兒，有的是夫妻都出外打工，留下子女與祖父母在鄉間生活。有些經濟拮据的家庭，父母甚至過年也無法與子女團聚，忍受骨肉不相見之悲。

留守兒童長時間與父母分離，缺乏照顧及愛護，在學習甚至情感上均遇到困難，常常會變得自卑、脆弱甚至孤僻，尤其需要心理輔助。鄉村學校的資源不足，往往顧此失彼，偏遠的位置、落後的教育設備，更難以吸引老師前去任教，因此樂施會與中國民間組織「彩虹公益」便招募志願者到貧窮地區當支教老師。會寧縣罐峽小學的「浩浩老師」任志浩，正是彩虹公益的負責人，他除了教授學生知識外，還特別關注留守兒童的情感需要及心靈成長。這一切都紀錄在曾永楷紀實而不煽情的鏡頭之下。

曾永楷的照片向來充滿人文關懷，2002年開始成為樂施會義務攝影師，歷年來多次前往中國及印度參與扶貧項目的拍攝工作，之後也為國際培幼會拍攝童婚、販賣兒童等項目，2006年曾出版以香港少數族裔為主題的《小童·大同》攝影集。2014年冬天，他長途跋涉來到甘肅省拍攝當地的留守兒童，義務為樂施會紀錄這些孩童們的生活。

罐峽小學有八成學生是留守兒童，在學校時，他們讀書玩耍，時而認真朗讀、時而開心玩樂，以微笑面對鏡頭，似乎無法分辨誰是留守兒童。然而當鏡頭聚焦孩子們的家庭時，這種身分卻是顯而易見的，學生們不僅要步行逾十公里的崎嶇山路返學，回家後還要幫助祖父母耕種及做家務，生活環境極其簡陋。在這部分照片中，留守兒童們的笑容明顯減少了，家長們為生計離鄉別井去打拼，又有誰來關心留守兒童的心理需要呢？

孩子們雖然沒有把感情宣之於口，不過在與他們的相處與觀察過程中，曾永楷隱約地感受到孩子們對父母的渴望，以及對支教老師的情感依賴，他透過照片把這種感覺呈現出來。「這些孩子某程度上把支教老師當成家長，他們相處時的表情是很親近的。」展覽也展出部份留守兒童寫給浩浩老師的信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感謝浩浩老師的付出，以及給予學生的希望與溫暖。

拍攝過程中，他刻意不渲染觀眾的情緒，而是融入留守兒童的家庭及校園生活，觀察他們生活上的細節與點滴，平等地拍攝他們。「雖然留守兒童給人的感覺比較悲慘，但我想正面地講述問題，既要懂得維護他們的尊嚴，同時又要令人覺得他們是有希望的。」

《留守兒童》攝影展

2019年初曾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藝廊展出，2019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留守兒童》在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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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電話訴心聲給坦桑尼亞總統的信

January 17, 2019May 15, 2020Posted in 香港Tagged 高仲明, John Magufuli, 坦桑尼亞, 我不是藥神, 智能電話

智能電話是把雙刃劍，有人沉迷或成為低頭族，懂得善用的話，卻能賦權發聲，甚至改變社會現狀。在非洲國家坦桑尼亞的邊陲地區，當地村民將智能電話搖身變為發聲機器，在社交平台投訴社會問題，並tag了總統或相關官員的帳號。然而，在貧窮落後的當地村落，類似問題多不勝數，當中又有多少心聲能真正被聽見呢？攝影記者高仲明的攝影集《給總統的信》，邀來多位當地村民齊齊發聲，一人一訊息講述民生問題，祈求總統以實際行動作回信。

在坦桑尼亞西北部基戈馬地區，村民在社交平台向總統提出訴求，這位村民盼望有電力供應。

高仲明是樂施會的義務攝影師，去年中跟隨組織到坦桑尼亞，拍攝當地社區發展及人道主義等項目，最後結集為一套兩冊攝影集：《塵土中的尊嚴——坦桑尼亞》及《給總統的信》。在西北部的基戈馬（Kigoma）地區，校舍擠逼、公路失修、食水供應不穩定，遠在邊陲一角，村民的聲音不被聽見，最後自然不了了之。近年智能電話在坦桑尼亞開始慢慢普及，樂施會在當地發起「animation」計劃（參與者稱為animator），給當地村民智能電話，資助電話費用，教導他們學習操作電話及社交媒體，培訓他們成為社區的「發聲達人」。在臉書與推特等社交媒體發帖前，animator通過收集村民意見及商討議題，再訂立倡議的內容向總統或國家部長投訴。

對於生活在都市的港人來說，透過社交平台來發聲，是尋常不過的事，只是視民意如浮雲的特區政府，坊間如何眾聲喧嘩也無動於衷。「當地雖然很落後，相對民智未開，但近年上任的總統似乎很開明，有決心做好基層問題。」在《給總統的信》中，高仲明徵集村民的心聲，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的希望增加課室數目、有的祈望有電力供應、有的寄望有一條平坦的道路、有的盼望穀物能賣個好價錢……當然問題不會瞬間解決，但村民們明白自己權益要自己爭取，一部電話一則發文就是一個希望。然而不久後奇蹟出現了，泥路修好了、新課室出現了，「成功爭取」的例子為數不少，背後也與當地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

攝影集以當地樂施會工作人員Yussuf Kajenje做結尾，他說請關注坦桑尼亞面對的種種挑戰。

2015年上任的民選總統馬格富利（John Magufuli），出身貧困背景，曾當過學校教師，雖然他打壓人權為人詬病，但他痛惡貪官污吏，回應基層需求，卻頗得低下階層歡心。去年他因低價收購腰果一事而革除農業部長，做事如此雷厲風行，在社交平台被tag的官員，自然不敢怠慢。對村民來說，相比起以往哭訴無門，有了智能電話後簡直是接通天地線，讓問題得以有效解決。

高仲明受樂施會邀請到坦桑尼亞拍攝，回港後出版一書兩冊攝影集：《塵土中的尊嚴——坦桑尼亞》及《給總統的信》。

其實歸根究底，所有的問題仍是貧窮問題，正如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對白：這世上只有一種病，是窮病。踏足坦桑尼亞後，「我見到許多小朋友沒有衣服或鞋子，令身體很容易感染細菌，許多小朋友更因疾病而死。」其中一位在當地樂施會的工作人員說「請關注坦桑尼亞面對的種種挑戰」，大概已說明了問題。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問題也非一日成事，起碼村民們是相對樂觀的，但願那封總統的回信，不會來得太遲。

·原文見於果籽

Marilyn Minter 朦朧美感下的女性主義

January 15, 2019November 4, 2021Posted in 香港Tagged 麥當娜, Marilyn Minter, 女性主義, 攝影是藝術

豔麗的紅唇、特寫的眼睛、私處的毛髮、朦朧的軀體，美國藝術家Marilyn Minter的作品總是不斷挑逗觀者的感官。這些前衛大膽的影像，重複出現在她的繪畫、攝影及影片作品裏。過去三十年，這位活躍的女性主義者，一直以一種超乎性感的方式來探索女性議題，並塑造了獨特的藝術語言。

華美中的吶喊

Minter向來是個出位的藝術家，在她初出茅廬的1960年代尾，已嘗試用別樹一格的方式來繪畫女性形象。1980年代開始，她作品中的女性主義探索越來越明顯，1989年繪畫陽具及口交的作品《Porn Grid》，引起很大爭議，為她惹來批判與有色眼光。女性在今天能勇於發聲，然而當時女性自主的話題尚未普及。在2009年的《Sticky & Sweet Tour》世界巡迴演唱會中，歌手麥當娜選擇了Minter充滿爭議性的影片作品，作為演唱會的視覺元素，肯定她多年來的創作，「因為我們都相信女性擁有性自主。」

在作品《Green Pink Caviar》中，藝術家把鏡頭對準在透明玻璃上不停舔魚子醬的女性紅唇，在特殊的視角、飽滿的色彩下，顯得份外誘人。她解釋說，「嘴唇是有隱喻的，令人聯想到呼吸與生命，同時也隱喻了慾望。」不論畫作還是攝影作品，紅唇早已是她作品中的標誌性元素，此外她也喜歡特寫眼睛及腳後跟等女性身體部份。有如時裝攝影的飽和色調，她的作品批評的卻是時裝攝影對女性身體的過份包裝，以及對女性身體的消費。華麗的高跟鞋包裹着的是沾滿了泥濘的雙腳，柔美的嘴唇毫無保留地展露着欲望。

現代浴女圖

在女性軀體及特寫之外，她的作品中常常可見水珠、玻璃及霧氣等元素，令作品中的女性帶着朦朧美。她指出作品與沐浴有關，浴女是傳統畫作的慣用主題。在古典藝術史中，女性胴體一直是代表大自然中美的最高呈現，例如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塞尚（Paul Cézanne）及德加（Edgar Degas）的畫作，都不乏女性在大自然環境下沐浴的畫面。

她的作品也借用傳統繪畫的題材，提出個人見解。更準確地說，她的作品使我們想起的是淋浴。她以朦朧的影像呈現這些性感動人的畫面，令人聯想起情色作品中的沐浴場景。傳統畫作的女性形象常以偷窺的視角繪畫，然而在她的作品裏，豔麗的臉孔主動迎向鏡頭，掌握了女性的自主權。因水氣而模糊的玻璃後方，在展露與掩藏之間，呈現出有別於窺探的複雜情感。

持續的探索

年輕時，Minter已是一位技巧純熟的畫家，能畫得一手寫實的畫作，效果如照片般逼真。她以攝影家的身份廣為人知，然而她卻說自己首先是一個畫家，「只是我的繪畫建基於攝影，如果我拍攝了一張完美的照片，或許它不會成為一幅畫作。」她的創作靈感來自聆聽內心的聲音，作品有時是攝影，有時是畫作。實際上，她也拍攝短片，甚至從短片中提取相片，再孕育出畫作，「這三種媒介是互相影響及孕育的。」她的作品嘗試模糊這三種媒介的邊界，也成為她創作的特色。

她從不根據單一的影像來繪畫，往往是許多元素結合而成的，然後用半透明的琺瑯材料，一層一層地塗畫在鋁金屬的表面，製造景深及營造過度曝光的效果。早前來港展出的攝影作品，她更運用了嶄新的熱昇華打印技術（dye-sublimation），將影像直接打印在金屬表面，令其作品呈現一致的鮮明透亮感覺。站在畫廊裏遠看，也更難分辨出是攝影還是畫作了。她解釋道：「新技術相比傳統打印技術保存時間更長，而且可打印更多顏色，提供更廣的色域。」

Minter年屆七十了，至今仍孜孜不倦在探索，不單是新技術、跨媒介作品，還有女性主義議題，一如當初。

·原文見於《Photography Is Art》雜誌2018年十二月號

·Photo Courtesy of Lehmann Maupin Gallery Hong Kong

中國天主教徒的日常——楊延康《神貧的人》

January 10, 2019August 3, 2025Posted in Photo BookTagged 楊延康, 中國攝影師Leave a comment

從天主教、藏傳佛教到伊斯蘭教，年過花甲的中國攝影家楊延康，數十年如一日拍攝中國偏遠地區教徒們的生活。若然撇除宗教的元素，這些照片實實在在就是人們生活的日常，楊延康的鏡頭沒有譁眾取寵、更沒有獵奇心態，而是平淡地記錄中國鄉土社會裏天主教徒的獨特存在。

《瑪竇福音》記載了耶穌的宣道：「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神貧的人指的是那些依賴天主而不追求權力財富的人，他們因為信仰天主而喜樂——這也是楊延康這輯照片《神貧的人》的名字由來。最初這系列作品名為《中國鄉村天主教》，主題直接明瞭，然而《神貧的人》卻多了一層意義，值得觀者去細細體會。

楊延康年少輟學，十多歲已到處打工，1984年三十歲時從貴州老家來到深圳，一邊在酒樓工作、一邊嘗試在報紙雜誌上發表照片。在酒樓他遇見了《現代攝影》雜誌的主編李媚，轉行成為雜誌的發行員。《現代攝影》是1980及1990年代中國一本很重要的攝影雜誌，影響了一整代中國攝影師，楊延康在這裏得到寶貴的學習機會，也在李媚的幫助下，來到陝西的偏遠鄉村。拍攝過當地的腰鼓秧歌，後來在紀實攝影師侯登科的引薦下接觸神父，開始了解及拍攝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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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農村，陝西是其中一個比較集中的地區。從1992年至2001年，楊延康用十年時間深入陝西省多個鄉鎮，拍攝天主教徒們的生活。楊延康毫不急功近利，為了拍攝最真實的畫面，他跟村民們一齊起居飲食，還幫他們挑水幹活，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長時間對這些人進行不動聲色的觀察，直到大家習慣了他的存在。他說好的照片是看不到攝影師的，真正的攝影應該是平靜的，即便是送葬、憑弔甚至悼念亡者時，都沒有強烈的悲天憫人感覺，而是平靜地記錄及訴說故事。

在與村民的相處中，楊延康覺得自在與幸福，儘管他連《聖經》也未讀過，卻在拍攝的過程中，成為了天主教徒。實際上，他之後在2003年拍攝《心象》時，又信仰了藏傳佛教。他不想只是一個旁觀者，而是更全情地投入其中，攝影對他而言就是不斷感受與感悟的過程，從觀望到皈依，他就像歸家的羔羊，這過程讓他感受到力量。

最初翻看《神貧的人》時，想起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沉默》（Silence），畢竟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向來並非一帆風順，看着神父在窯洞裏做彌撒，不期然又聯想到電影的畫面。楊延康的《神貧的人》沒有強烈的批判意味，旨在向世人展示天主教在中國鄉村的情況——在窮鄉僻壤中的莊嚴儀式裏，宗教是如何幫助人們面對日常中的苦難。對於宗教滲入日常生活，他也有很細膩的描寫，例如孩子們在唱聖歌、在教堂玩耍翻觔斗。村民們定期舉辦宗教活動，與此同時跟其他人一樣過着世俗日子，也要耕種婚娶——這種生活令他們有別於其他中國鄉民，又與傳統西方的天主教徒迥異。

說起《神貧的人》，便不得不提呂楠，他們都是難得在中國非常投入拍攝宗教題材的攝影家，而且拍攝的時期也重複，捕捉過相似的畫面，甚至在陝西的同一條村莊，拍攝過同一位雕刻耶穌像的老師傅。呂楠的《在路上》（On the Roa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攝於1992年至1996年，在中國十個省市拍攝，有許多祈禱、告解的畫面，強調他們的信仰，這在英文書名裏可見一斑。楊延康曾說過喜歡呂楠的作品，覺得他的作品有意境、有情緒，《在路上》裏時常出現舉着蠟燭的畫面，在較大反差黑白風格的渲染下，加深了作品的慘情。

然而，我更喜歡楊延康的作品，雖然偶有安葬的哀傷場面，但整體而言是平淡有詩意的，他拍攝了許多孩子們開心玩樂的畫面，感覺比較溫馨，確實也更符合《神貧的人》這主題。

·原文見於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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