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明星》——六、七十年代香港明星相展

1960至1970年代香港影壇百花齊放,粵劇電影、青春歌舞片、文藝片、豔情片、國語及粵語武俠片,還有新派動作片,孕育出多位各領風騷、有棱有角的電影明星,李小龍、蕭芳芳、陳寶珠、馮寶寶、姜大衛、狄娜……他們在一班著名攝影師的鏡頭下,鋒芒畢露。

藝文平台「文化者 The Culturist」及攝影平台「顯影 PhotogStory」共同策劃《摩登明星》展覽,展出多幅邱良於1960至70年代拍攝及親手沖曬的珍貴香港明星銀鹽相片,還有麥烽、陳復禮、陳迹及邱良父親邱啟福等著名攝影師捕捉的那些年星影。

說起二戰後的香港電影,不得不提邵氏兄弟及電懋這兩間當時得令的巨擘。電懋在1965年改組為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同年24歲的邱良加入國泰擔任攝影師,性感女星狄娜的玉照,正是在國泰片場拍攝。


奇女子狄娜17歲已晉身電影圈,1966年,21歲的她加入國泰機構,拍攝《英雄膽》及《血酒紅玫瑰》等電影,在《千手佛》拍攝現場,邱良在拍攝下衣著性感的她。邱良拍攝。

1971年,邱良加入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任職攝影師,拍攝電影製作的場景及劇照,同時拍攝不少明星名人,如武打巨星李小龍及陳寶珠、蕭芳芳、亞洲影展影后李菁等演員,還有童星馮寶寶及帶著青春稚氣的林青霞。獲得2022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的「喜劇天王」許冠文,1972年為參演首部電影《大軍閥》而剃光頭髮,邱良也見證經典一幕並抓拍他當時的造型。

六、七十年代的娛樂不及如今多元化,那時市民茶餘飯後的最大樂趣就是看電影,位於銅鑼灣的利舞臺戲院,就是當時最著名的戲院及表演場地之一。其時的邵氏公司為吸引觀眾,還特意舉辦活動讓電影及攝影愛好者前來拍照,令現場總是圍得水泄不通。邱良的鏡頭,見證當年的電影盛世,也拍攝包括張徹、李翰祥導演在幕後執導的罕見場景。

左:陳雲裳 by 邱啟福 / 右:林黛 by 麥烽 

邱良年少時已對攝影深感興趣,這或多或少源自父親邱啟福的影響。他也是一名出色的攝影師,在1930年代為女星陳雲裳留下倩影,能歌善舞的她是當時最著名的女演員之一,與阮玲玉、周旋齊名。1938年,她憑國語片《木蘭從軍》轟動上海灘,在1930及1940年代紅極一時。

邱啟福鏡頭下的陳雲裳,造型摩登時尚,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依然毫不過時。當然,為香港電影明星留下重要見證的何止邱良,在已故攝影師麥烽、陳復禮的菲林相片中,也可見丁瑩、汪明荃等人的身影,還有陳迹鏡頭下的童年蕭芳芳等,共同為香港影壇的光輝歲月留下重要見證。

在離開邵氏公司後,邱良在1973年創辦《攝影生活》月刊, 可惜只維持數年時間。停刊之後,他1980年開始在《攝影藝術》擔任編輯,一直工作至離世前夕,對於推廣攝影藝術可謂不遺餘力。 

邱良出版不少著作,包括《爐峯故事》(1992年)、《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 (1997年)等書籍,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因離世未能實現。在攝影集《爐峯故事》和《百變香江》 中,也收錄他當年在國泰及邵氏拍攝的明星照片。

邱良拍攝的邵逸夫與邵氏演員大合照 。

《摩登明星》——六、七十年代香港明星相展(Modern Celebrities of Old Hong Kong)

日期:2022年4月30日(星期六)至5月15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時至7時(星期一休息)

地址:The Culturist’s Playground | 上環文咸東街105-107號利文商業大廈6樓

Robert Doisneau 捕捉巴黎的動感與魅力

巴黎是很多攝影師的靈感,布列松、Robert Doisneau和Willy Ronis某程度上代表二戰後的巴黎攝影,還有Brassai、Ilse BingEd van der Elsken和Izis Bidermanas等攝影師,共同為巴黎的浪漫及活力留下見證。今天是法國攝影師Robert Doisneau(1912.4.14-1994.4.1)的110歲冥壽,齊來翻閱他近半世紀的巴黎時光。

Robert Doisneau的名字總是與布列松相提並論,身為二十世紀法國攝影界的代表人物,Doisneau與布列松都以紀實攝影為人所認識,然而風格及題材上卻不盡相同。周遊列國的布列松關切世界,經常穿梭世界各地拍攝當地人的生存狀況;Doisneau則一生以他所居住的巴黎為主要拍攝對象,在日常生活中捕捉風趣幽默的瞬間。

布列松在1947年成立馬格蘭通訊社(Magnum Photos)後,曾邀請他加入通訊社,Doisneau明白自己的根在巴黎,並不嚮往國際性的拍攝任務,因此婉拒布列松的邀請,繼續留在Rapho Agency,終其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花都拍攝,至今遺下45萬張菲林底片。2012年4月14日是他的百歲誕辰,Google Doodle用他的四幅巴黎照片來紀念他,可見他在法國攝影界乃至二十世紀攝影史的重要地位。

畢業於工藝學校的Doisneau,最初學習的是雕刻及平版印刷,畢業後在廣告公司負責寫字及製圖,後來才慢慢轉向他的業餘興趣——攝影,及後曾擔任法國藝術家André Vigneau助手。1934年,他成為雷諾車廠的攝影師,拍攝工廠的流水線、汽車零件及廣告照片,可惜由於經常遲到,他在1939年遭到解僱。他後來回憶說,這段歲月既標誌著他攝影師生涯的開始,也象徵著他青年時代的結束。

之後他加入攝影通訊社Rapho Agency,直至二戰爆發後被徵召入伍,擔任士兵和攝影師,因傷緣故僅服役至1940年。在巴黎淪陷後,他利用自己的製圖及刻字技術,在這段時間為法國抵抗軍偽造文件,同時以製作明信片謀生。二戰結束後,Doisneau曾被《Vogue》雜誌聘為時尚攝影師,他把模特兒從攝影棚帶到街頭,拍攝出不一樣的時尚照片。

1950年代可說是Doisneau的巔峰時期,很多著名照片都是在這段時間拍攝,包括那幅最廣為人知的《市政廳前之吻》《Le Baiser de l’Hôtel de Ville, 1950》,這幅作品現在幾乎已成為浪漫巴黎的代名詞。當年他在巴黎街頭見到一對擁吻的情侶卻來不及捕捉,於是邀請他們再次擺出親吻姿態。兩位從事戲劇工作的情侶於是再次進行「演繹」,造就這幅浪漫經典的照片,可惜他們在九個月後分開了。  

Robert Doisneau的鏡頭拍攝巴黎人的生活百態,即使在平凡的日常裏,他也總能發掘出耐人尋味的瞬間,用快門捕捉那轉瞬即逝的幽默與歡樂,例如用手擋住相機的小女孩、倒立而行的男孩們、還有人們從橋上一躍跳進塞納河……他的照片也記錄巴黎的街頭巷尾,彷彿正在觀看一齣齣靜態的法國電影,這段時間他也出版多本關於巴黎的照片,也令他幾乎與花都畫上等號。

在風靡的1950年代過後,隨著攝影畫刊銷量下降以及電視的普及,雜誌和報社的拍攝工作越來越少,他轉而拍攝商業和廣告攝影,但他仍堅持拍攝巴黎的風情,只是這些照片不及在1950年代時那般大受歡迎。不過無可否認的是,Robert Doisneau的照片的確為上世紀巴黎的魅力,留下最動人的視覺記錄。

圖片來源:https://www.robert-doisneau.com/en/portfo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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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內倫子 照片的「輕描」與生命的「淡寫」

2002年,三十歲的川內倫子(Rinko Kawauchi)憑藉《うたたね / Utatane》和《花火》兩本攝影集贏得木村伊兵衛賞,以低飽和度的色調建立起獨樹一幟的風格。轉眼二十年,今天50歲的她,對亞洲地區年輕一代的攝影師仍有重要的影響力。

川內倫子的照片,總瀰漫著淡淡的色調,朦朧的背景加上暖和的陽光,許多人會用「小清新」、「空氣感」或「日系相片」來形容。這種如夢境般、略帶失焦的表現手法,或許只是一種偶然,純粹是她的視力不好,在沒有佩戴眼鏡的情況下,模糊、柔和的畫面反而成就她的攝影風格,而淡雅的色調則與她使用的Fujifilm Pro400H菲林息息相關。

現在打開Instagram,不難看見這種風格的照片。誠然,川內倫子的照片很適合IG時代的產物,一來她偏向以6×6正方形格式的Rolleiflex相機拍攝,二來她拍攝的事物很廣泛,眼睫毛、雞蛋、水波紋、植物等,全是很碎片化的生活瞬間。若你單純看她在IG發佈的照片,確實很難梳理出脈絡,想要了解她的作品,還是要說她的攝影集說起。

2001年,川內倫子發表《花子》、《花火》和《Utatane》三本攝影集,這既是她的攝影起點,也奠定她日後的攝影風格。《花子》拍攝生活在京都的花子,川內倫子跟隨她的腳步,拍攝她從家到公園、體育館、通勤及參加殘疾人社區工作坊的畫面,以不同的視角記錄花子的日常瞬間。

《花火》一書拍攝的是日本各地放煙花的場面,她不只捕捉煙花綻放的絢麗瞬間,從中也加入週遭事物與人之間的互動,令照片瀰漫著一種美麗而不安的憂傷。《Utatane》是日文「転寝 / 打瞌睡」的意思,記錄的是鯉魚、花朵、海浪、蝴蝶、西瓜、祖父、太陽蛋等日常生活中不經意的風景,這些看似不相關的畫面,正如瞌睡時走馬燈般出現的片段,還有漏氣的輪胎、鴿子的屍體,川內倫子即使描寫死亡與恐懼,也是很輕描淡寫的。

初看川內倫子的照片,的確很容易被她表面的小清新風格所吸引,容易忽略她背後對生命與死亡的看法,這在她2005年出版的《Cui Cui》和《AILA》裏面尤其明顯。《Cui Cui》拍攝的是川內倫子的家人,家庭的聚會、哥哥的婚禮、爺爺的去世、外甥的誕生,在死亡及生命這兩種矛盾及衝擊之間,還穿插著日常生活的場景。你或會將這些照片視為她的家庭相冊,但從中也能體會到她那淡然自若的處世態度,她幾乎是不帶情緒地描寫生死。「Cui Cui」指的是麻雀叫聲,這種隨處可見的鳥類象徵著平凡的日常,也意味著生老病死這種經歷,是所有家庭均會面對的「日常」。  

《AILA》更是對生命的讚歌,她如此介紹這本攝影集:「有些生物在出生後不久就會死去;有些生物天生就是為了被其他生物吃掉以維持其他物種的生命。」川內倫子拍攝孵化的小雞、剛誕生的嬰兒及馬匹、上鉤的小魚,還有蝴蝶、烏龜、昆蟲,與前作一樣,整個系列中間穿插著花朵、天空與植物等日常的場景。對這些生靈而言,活著已是一種祝福,哪怕它只短暫存在,川內倫子用她觀察入微的鏡頭,提醒我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包括歡樂、美麗,還有生死。

當然,川內倫子的作品並非只圍繞在日常的瑣碎小事,她也曾探索廣袤的地理景觀。當代的日本攝影不太關注自然景觀,然而發生在2011年的311大地震,卻改變許多攝影師的心態。2013年出版的攝影集《あめつち / Ametsuchi》(意思是天地),川內倫子拍攝的是日本傳統的焼畑農業(刀耕火種),即透過砍伐及焚燒林地上的植物,以獲得耕地的古老農業技術,當中也夾雜著阿蘇火山的景觀。2017年推出的《Halo》,更令人感受到遙遠的宇宙。至於2022年出版的《やまなみ / 山波》,則是她用三年時間拍攝滋賀縣殘疾人福利所「山波工房」。

近年,隨著女兒的降臨,川內倫子再次內窺自己的生活,對家庭及記憶的探索,也是她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題,這在她2020年的攝影集《As it is》裏也得到延續。女兒的誕生、蹣跚學步的樣子、家庭的出遊,川內倫子以母親的角度記錄下撫養孩子的平凡日常,當中也穿插著四季更迭的景象。在經歷過疫情後,當我們重看這些照片時,會發現這些簡單、自然的瞬間或小事件,原來卻非理所當然。

川內倫子的照片有一種魔力,能令你不經意地融入自己的情緒,從而獲得不一樣的體會。在攝影集中,她透過照片的並列對比加強這種氛圍,利用照片為對頁的另一張相片註解,讓觀者感受到她的細膩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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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Demarchelier  從時尚攝影到王室攝影師

說起法國攝影師Patrick Demarchelier (1943.08.21-2022.03.31),相信很多人會想起他為戴安娜王妃拍攝的照片。在1989年8月的《Vogue》雜誌封面上,模特兒Vanessa Duve用大衣裹著攝影師的小兒子Victor Demarchelier,這張充滿母愛與溫馨的照片引起王妃的注意,於是她委託拍攝照片的攝影師為自己掌鏡。二人很快成為朋友,Patrick Demarchelier的鏡頭捕捉戴安娜的優雅與自信,而他也成為首位非英籍的英國王室攝影師。1997年戴安娜逝世時,許多雜誌均刊登由他拍攝的王妃照片,而今他與世長辭時,他們的友情也再次被提起。

Demarchelier在法國西北部的諾曼第成長,十七歲時繼父送給他一部柯達相機,自此開始自學成才。二十歲時,他前往巴黎發展,先是成為一間模特兒經紀公司的攝影師,透過大量的拍攝精進自己的攝影技巧,後來成為時尚攝影師Hans Feurer助手,這段經歷也成為他走進時尚攝影界的踏腳石。1975年,他前往紐約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短短幾年間已嶄露頭角,為《Vogue》、《Elle》及《Rolling Stone》等雜誌拍攝。

1980年代末,他開始與《Vogue》創意總監Grace Coddington合作無間,1989年的麥當娜封面是他這段時期的代表作,後來麥當娜還邀請他為其單曲《Justify My Love》拍攝唱片封面。在2006年的電影《The Devil Wears Prada》中,由Meryl Streep飾演的時尚女魔頭,在Anne Hathaway第一日工作時就問她:「Did Demarchelier confirm?」,由此可見他在時尚攝影界的地位。

1992年,Demarchelier開始《Harper’s Bazaar》工作,成為雜誌的首席攝影師,也令他的名字在時尚及攝影界變得更家喻戶曉。當年時尚編輯Liz Tilberis剛掌管雜誌,隨即邀來Demarchelier拍攝封面,名模Linda Evangelista在純白色背景下以手臂遮擋半邊臉,標題是「Enter the Era of Elegance」,一個經典封面就是如此誕生。任職雜誌在十多年間,他也為Dior、Louis Vuitton、Chanel、 YSL等時尚品牌拍攝廣告,在2005年、2008年及2014年(與Peter Lindbergh合作),他還負責拍攝Pirelli Calendar。

Patrick Demarchelier擅長以簡單的背景呈現出被攝者的神韻,他迷人而親密的人像作品優雅且充滿魅力,早已超越單純的時尚攝影。在他逾45年的攝影生涯中,曾為Beyonce、Angelina Jolie、Janet Jackson、Kate Moss和張曼玉等無數名人掌鏡,他為Naomi Campbell、Cindy Crawford及Christy Turlington等名模拍攝的照片,與Peter Lindbergh等攝影師一同定義1980及1990年代的超模審美。當他的官方帳號在Instagram公布逝世的消息後,多位名模均發表感謝及哀悼的感言,以紀念他的時尚攝影歲月。

2018年,Demarchelier也捲入時尚界的「#MeToo」運動,當時有多位模特兒控訴他性騷擾,他否認這些指控,也沒被正式起訴,不過Condé Nast仍終止與他的合作關係。日前他離世後,《Vogue》雜誌透過Demarchelier拍攝的Naomi Campbell,在Instagram公布這個消息。順便一提,他的兒子Victor Demarchelier也是一名時尚攝影師,這幅Patrick Demarchelier的照片正是由他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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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榮反串花旦 為《霸王別姬》程蝶衣角色推波助瀾

「說的是一輩子,差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算一輩子!」大家應該仍記得哥哥張國榮在電影《霸王別姬》的這句對白吧。他在戲中飾演命運多舛的程蝶衣,現實中關於程蝶衣的選角一事,同樣一波三折。

故事可能還得從《霸王別姬》的監製徐楓說起。今年72歲的她,1976年憑電影《刺客》獲得第13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1984年轉往幕後發展,創立「湯臣電影事業有限公司」,親自擔任電影監製。1980年代中,他先後監製由鍾楚紅及費翔主演的《竹籬笆外的春天》(1985年),以及由張曼玉主演的《黃色故事》(1987年),鍾楚紅及張曼玉都是「金牌經理人」陳自強旗下的藝人,他向徐楓推薦李碧華的小說《霸王別姬》,她閱讀過後深為感動,於是買下小說版權,李碧華還推薦由張國榮飾演程蝶衣。

張國榮在《霸王別姬》飾演程蝶衣。

當年徐楓在康城電影節觀看陳凱歌的《孩子王》後頗為震撼,於是邀請他擔任《霸王別姬》導演,二人就電影的選角進行多次詳談,她建議讓張國榮出演程蝶衣的角色,還向陳凱歌提供五部哥哥的作品錄影帶。儘管當時的Leslie已憑 《烈火青春》、《英雄本色》、《倩女幽魂》及《胭脂扣》等電影成為香港家喻戶曉的明星,但那時陳凱歌尚未認識張國榮,他一開始並不覺得哥哥適合這角色,後來他們在文華東方酒店會面後,陳凱歌也覺得程蝶衣的角色應該由張國榮飾演,但選角一事並未塵埃落定。

1989年,歌唱事業如日中天的哥哥宣布告別歌壇,不過33歲的他在紅館開33場封咪演唱會前,已落實接拍吳宇森的電影《縱橫四海》,原本他打算在演唱會及拍完這套戲後,就會移居加拿大,誰知中間王家衛也找他拍攝《阿飛正傳》。當時哥哥的檔期很滿,而且扮演程蝶衣前,還要花時間學習京劇,短時間內(四個月)肯定無法拍完《霸王別姬》。談不妥檔期後,徐楓找來憑《末代皇帝》而聲名大噪的尊龍,他有感程蝶衣與個人經歷有幾分相似,對這個角色深感興趣,加上尊龍當時的名氣,電影公司當時已決定讓他來演繹這角色,然而事情很快又出現轉折。

2018年《號外》500封面展覽,《號外》邀請當下香港新一代的歌手及演員,重新演繹當年的十個經典封面。無獨有偶,當年為張國榮創造造型的劉天蘭,今次也女兒岑寧兒演繹另一次反串的封面。

1991年在台灣舉辦的「亞太影展」及金馬獎,張國榮與尊龍同時現身台北,徐楓見到尊龍本人後,覺得他樣貌雖然英俊,但卻不夠柔美,於是又重新想起張國榮。為哥哥的程蝶衣角色推波助瀾的,不得不提1991年12月的《號外》雜誌,張國榮以花旦造型登上封面,負責造型的劉天蘭曾分享當年的拍攝情景,當時她有兩個造型想法讓哥哥挑選,張國榮選擇京劇花旦,那時他尚未接觸京劇,於是劉天蘭請來老師教他擺出花旦的動作姿態。全黑封面的花旦造型媚態橫生,封面標題是「反串」,徐楓及陳凱歌看到照片後均大感驚艷,於是再次與張國榮洽淡角色,還邀來李碧華幫忙說服。

其實,哥哥也有認真閱讀《霸王別姬》劇本,覺得程蝶衣的角色及電影劇本很難得,再三思考下最終推掉其他工作,接下程蝶衣這角色,《號外》雜誌的封面照片,無疑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為飾演京劇花旦的角色,張國榮提早前往北京,用數月時間學習京劇及發音,憑藉他在戲中的精湛演出及電影的出色故事,《霸王別姬》不僅獲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還在1993年獲得法國康城影展最高榮譽的金棕櫚獎,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獲得這獎項的華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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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日】1992年波黑戰爭  冒險拍攝塞爾維亞武裝部隊的殺戮

相信許多人都聽過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這首歌,故事講述一對年輕戀人想逃離戰火中的薩拉熱窩,最後被軍隊殺死的真實故事。發生於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戰爭(Bosnian War)造成逾十萬人死亡,1993年由美國記者Mark H. Milstein拍攝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由於被製作成紀錄片及改編成流行曲,固然廣為人知。另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則由美國攝影師Ron Haviv在1992年3月31日拍攝,他現時正身處烏克蘭拍攝由俄羅斯入侵所引起的戰爭。

當時波黑戰爭尚未正式展開,在波黑東北部城市Bijeljina,Ron Haviv是第一批進入當地的攝影記者,他獲准跟隨當地塞爾維亞武裝部隊Serb Volunteer Guard(也稱Arkan’s Tigers)在街上巡邏。儘管事前被警告不能拍攝任何殺戮的照片,不過當他目睹三名穆斯林被士兵槍殺時,還是冒險按下快門。

Ron Haviv.jpg

最初他見到一名穆斯林男人中槍倒地,他的妻子走過去看他,結果也被射殺了。不僅如此,Arkan’s Tigers在殺人之後,還用皮靴踢女人頭顱,Ron Haviv在千鈞一髮之間,捕捉下這個震撼的畫面。事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自己正在發抖,幸好拍攝時三名士兵都沒有發現,當他把相機放下之後,士兵才轉過頭來。

《時代週刊》一週後出版這張相片,很快引起國際關注,後來還被雜誌選為100張最重要的相片之一。武裝部隊指揮官Arkan(原名Zeljko Raznatovic)得悉後非常惱火,將Ron Haviv綁架及毒打,最後在西方干預下釋放,不過之後仍把Ron Haviv列入死亡名單。照片拍攝後不久波黑戰爭全面展開,持續三年八個月,Ron Haviv仍冒險在當地拍攝,記錄下這場種族屠殺。

戰爭初期,Arkan’s Tigers向當地的穆斯林進行種族清洗,這位青年名為Harush Ziberi,是一名居住在Bijeljina的阿爾巴尼亞穆斯林,當他Arkan’s Tigers抓住後,雙膝跪地向對方求饒,最後仍是被殺害,被丟在亂葬崗。他的家人後來透過DNA確認他的身分,再為他舉行葬禮。戰爭結束後,這些照片成為海牙國際法庭指證Arkan種族清洗的罪證,然而Arkan否認殺人的事實,也沒有被審判,直至2000年被人槍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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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Lucky Hole》 荒木經惟的日本色情產業體驗與記錄

日本色情產業十分發達,除了傳統的紅燈區,新興的色情服務在1970至1980年代曾經非常蓬勃。被喻為日本情色大師的荒木經惟,在1983年至1985年間,在東京新宿區為主(大阪也有)的多間色情場所記錄當時五花八門的性服務。由Taschen在2019年出版的《Araki. Tokyo Lucky Hole》攝影集,收錄逾800張黑白照片,展示日本性產業的蓬勃與創意。荒木經惟不是單純的拍攝者,也是一位親身體驗的光顧者,全情投入在這些色情場所中,而攝影彷彿只是他身體力行的見證。

No-Panties Coffee Shop

1978年,第一間無底褲咖啡店「No-Panties Coffee Shop」在京都出現,標誌著新興色情服務的開端。裏面的女大學生服務員身穿迷你裙卻沒穿內褲,這個消息很快傳開,好奇的大眾隨即在門口排起長龍,男人們花三倍平常咖啡的價錢,只期待服務員端來咖啡時,可以一瞥年輕女性不經意的裙底風光。這種咖啡店頓時大受歡迎,隨即傳到東京、大阪,第一間在東京出現的無底褲咖啡店名為Lourdes,不過它並非位於歌舞伎町,而是開設在東京都豐島區的東長崎,可見是故意避開傳統的紅燈區。相比起傳統的歌舞伎町,這種咖啡店無疑更親民,不會令人卻步,也不易被外人察覺。

眼見Lourdes生意興隆,其他咖啡店自然照辦煮碗,一年後,東京都中央環状線的所有車站附近都不難找到這種咖啡店。伴隨行業競爭而來的,是尺度逐漸加碼,慢慢演變成「無上裝咖啡店」。在大阪一間兩層的咖啡店,底層的天花板裝上透明玻璃,令上層女服務員的春光無限外洩。女服務員只要脫下底褲,就可以輕鬆找到快錢,這種咖啡店的出現,也令更多業餘的年輕女性投身色情行業。

咖啡店的顧客通常「眼看手勿動」,數年時間的新鮮感過後,這種咖啡店迅速沒落,不過色情行業從未式微。 無底褲咖啡店消失後,隨即又興起不穿內褲的按摩店「No-Panties Massage Parlour」,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按摩店在名古屋起家,它受歡迎的原因,是女服務員可為顧客自瀆。很快地,按摩店也出現在歌舞伎町,從而掀起一場情色服務大激戰。

那時日本紅燈區的老闆們,絞盡腦汁想新方法與對手競爭,各種色情服務千奇百趣,有的女服務員可按顧客要求變成護士或空姐進行色情表演,有的上演電車癡漢、處女情意結、相撲手,或提供各種變態性虐待服務。其中一間荒木經惟親自體驗的趣怪場所是「棺材屋情色算命」(Coffin Coffee House and Pornographic Fortune-Telling),裏面到處是乾冰產生的霧氣,顧客赤裸進入棺材,棺材蓋上有個洞,赤裸的女性扮演屍體,然後跨坐在棺材上,更可以進行性交「算命」。

若說最標奇立異的一間,無疑是Lucky Hole。客人站在隔板的一端,隔板中間有一個洞,足以容納男性的某個器官,另一端則是進行服務的女性。隔板畫有女性的身體線條,頭部則貼著松田聖子、原田知世等當紅女明星的照片,成為男士們的性幻想對象。顧客雙手抓住上方的扶手,耳機傳來女性的呻吟聲,這種前衛的性體驗,感覺就如21世紀的虛擬現實。在2014年的喜劇片《金雞SSS》裏,由黃偉文飾演的拓也哥,就是在一間Lucky Hole門店工作。

當時荒木經惟在《Photo Age》主編Akira Suei的陪伴下,體驗並記錄日本蓬勃的情色場所,與因貧窮而從娼的妓女不同,這些年輕女性並非無奈下海,在攝影師的鏡頭下,她們絲毫不覺羞恥或內疚,對於從事色情工作也沒有太多忌諱,盡情與慾望玩遊戲。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當時的荒木經惟在日本已頗有知名度,許多女性均不介意成為他鏡頭下的女主角,荒木的鏡頭可能變相令她們更投入地表演。

1985年,日本政府實行「改正風俗営業法」(New Amusement Business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Act),這種類似的場所逐漸被取締(有說是為保護傳統的性產業,以免新的競爭產生混亂?),不過日本的色情產業依然很發達。《Araki: Tokyo Lucky Hole》一書,便記載新法例實行前日本情色服務的鼎盛期,若撇除當中的色情元素,這些照片是對這行業很完整的視覺記載,然而荒木經惟的參與介入,卻打破單純客觀的攝影記錄,令照片變成很個人化的作品。

《Araki. Tokyo Lucky Hole》,Hardcover,14 x 19.5 cm,1.08 kg,704頁,HK$250,PhotogShop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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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攝影的標誌性開端——19世紀克里米亞戰爭

在俄羅斯轟炸烏克蘭境內多個城市之際,3月18日,普京在莫斯科慶祝「克里米亞『回歸』八週年」集會,再次合理化當年入侵克里米亞的行為。這次始於2014年的吞併行動稱為「克里米亞危機」,尚未定義為戰爭,不過回顧歷史,真正的克里米亞戰爭發生在1853年至1856年,作戰的雙方分別是英法與鄂圖曼帝國等國的聯軍,以及向歐洲擴張的俄羅斯帝國,最後以俄軍退出克里米亞半島並向聯軍投降告終。

Roger Fenton(1819-1869)

克里米亞戰爭被視為「第一次現代戰爭」,壕溝戰、電報、鐵甲艦(Ironclad warship)、戰地醫院等均是首次在戰爭中被使用。這場戰爭令兩個人的名字變得廣為人知,第一位是英國護士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她在戰爭期間向英軍爭取在戰地開設醫院,為士兵提供醫療護理,後來她的名字也成為護士精神的代名詞。另一位則是Roger Fenton(1819-1869),他普遍被認為是首位官方戰地攝影師。

攝影術在1839年發明,戰地攝影的誕生,有人認為始於美墨戰爭,因為在1847年,曾有佚名攝影師以銀版攝影法(Daguerreotypes)為當時的士兵及將領拍照。至於第一位知道名字的戰地攝影師,歷史學家認為是記錄第二次英國錫克戰爭(The Second Anglo-Sikh War)的蘇格蘭外科醫生John McCosh,他以卡羅法(Calotype)拍攝當時的英軍及錫克人。也有人認為戰地攝影始於克里米亞戰爭,畢竟正是Roger Fenton及克里米亞戰爭,才將「戰爭攝影」一詞變得更廣為人知。

Roger Fenton原本是一名畫家,1851年在倫敦參觀《The Great Exhibition》展覽時接觸當時誕生不久的攝影,開始對這們工藝深感興趣,翌年更到基輔及莫斯科拍攝。1853年,他成立至今歷史最悠久的皇家攝影學會(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並在1854年為英國王室拍攝。當克里米亞戰爭在英國引起公眾注意後,他在英國政府及王室贊助下,乘船前往克里米亞拍攝戰爭。

相比起現在的戰爭攝影,Roger Fenton的照片絲毫不顯得血腥,他拍攝的主要是英國軍官及士兵的肖像(也有為南丁格爾拍照)、軍隊的營地生活,甚少記錄戰鬥過程及戰後場景。這主要局限於當時的攝影技術,Roger Fenton以濕版攝影法進行拍攝,需要長時間曝光才能拍攝一張照片,而且需要即時在四輪車搭建而成的黑房進行顯影,所以只能拍攝靜止的畫面。擺拍的士兵照片英姿煥發,加上濕版攝影法成像細膩典雅的效果,本應血腥的戰場,結果在其鏡頭下被拍成優美的風景畫。當這些照片後來在英國展出時,也有人批評攝影師刻意迴避拍攝死亡,選擇不描繪戰爭的恐怖,也沒有改變人們對戰爭的看法。

其實這麼說也並非完全正確,因為Roger Fenton拍攝克里米亞戰爭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一幅貧瘠山谷的相片,不毛之地的土地上滿佈圓石,仔細觀察才發現是戰爭過後遺留下來的砲彈,頓時令照片產生陰森的死亡氣息。當然,這張照片與二十世紀的戰爭攝影相比,無疑顯得平淡及平靜。然而無可否認的是,Roger Fenton的照片確實開創「戰爭攝影」、「戰地攝影師」的先河,讓後人得以透過攝影去了解歷史及戰爭,尤其在這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每天均有大量的戰場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相比起Roger Fenton拍攝的照片,無疑要血腥、恐怖得多,也更能牽動觀者的情緒。

戰爭照片之外,Roger Fenton也拍攝許多英國著名的教堂、修道院,他在英格蘭、威爾斯及蘇格蘭拍攝的風景照片,令人想起John Constable和William Turner等英國畫家的作品。在攝影剛誕生的年代,它大多數是被視為輔助繪畫追求重現真實的「配角」(法國畫家Gustave Courbet更說利用照相機才能製作極度客觀的圖像) ,而Roger Fenton拍攝的風景照片,則證明攝影在表達及視覺方面,絕對能與繪畫媲美。

Roger Fenton的攝影生涯只有十餘年,1862年,他變賣所有的攝影設備及底片,退出他有份創立的皇家攝影學會,並以大律師的身分重返法律界。在他1869年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的名字已被世人遺忘,幸好後來到藝術史學家重新認識他的開創性作品,Roger Fenton的名字才被寫入攝影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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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騎士Danny Lyon 記錄美國電單車黨的不羈歲月

今天80歲生日的美國攝影師Danny Lyon,不但影響Nan Goldin等攝影師,他的成名作《The Bikeriders》攝影集更是1969年經典公路電影《逍遙騎士》(Easy Rider)的靈感源泉。

1942年,Danny Lyon生於紐約中產家庭,196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已開始記錄民權運動,拍攝在學校參與種族平等靜坐的Bernie Sanders。1950至1960年代,美國電單車黨方興未艾,年輕人都嚮往擁有一部電單車,當時美國已有正規的電單車協會American Motorcyclist Association(至今仍有),要求會員遵守交通規則及要安裝滅聲器。此外也有一班不遵守規則的電單車黨,成為他人眼中的「不法之徒」(Outlaw Clubs)。

USA. Elkhorn, Wisconsin. 1966. Cal.

Danny Lyon在機緣巧合後認識芝加哥電單車黨The Chicago Outlaw Motorcycle Club會員,及後更成為他們一員。雖然Outlaw成員大多駕駛Harley-Davidson,但這也無阻騎著Triumph電單車的Danny Lyon,與他們建立起親密關係。在1963至1967年間,他與電單車黨成員朝夕相處,全然融入拍攝群體,一同橫穿美國,在公路上馳騁,一齊聚會、賽車,將他們原始而自由的生活方式一一記錄下來。他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叛逆不羈的生活,同時完好刻畫這群人的生存狀態。

在主流傳媒的報導中,Outlaw成員連群結黨,無所事事、放浪形骸,手中總是拿著啤酒瓶,微醺醉駕乃家常便飯,甚至崇尚速度帶來的刺激與危險。他們的不羈本質上是追求自由,而這種擺脫社會束縛的方式,無疑讓他們被貼上反對主流的標籤。在Danny Lyon鏡頭下,他們是活生生的年輕人,他們重視友情、也尊重生命,為逝世的會員扶靈,並非世人印象中的冷酷無情。Danny Lyon將這些照片結集成書《The Bikeriders》,記錄他們特立獨行的生活,或許最後仍無法改變他們的聲名狼藉,至少透過攝影呈現出他們的人性光輝。

《The Bikeriders》是報導攝影領域的典範之作,之後他延續這種拍攝方式,關注社會邊緣人的生活狀態,用一年多時間拍攝德州多間監獄的囚犯,最後集結成攝影集《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ad》。還有拍攝曼哈頓市中心的拆遷的《The Destruction of Lower Manhattan》、記錄黑人民權運動的《Memories of the South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對於後來的新聞報導攝影,均有深遠影響。

圖片來源:Magnum Photos

Today marks the 80th birthday of American photographer Danny Lyon. His famous photobook “The Bikeriders” inspired the classic road film “Easy Rider” in 1969 and influenced photographers such as Larry Clark and Nan Goldin.

Danny Lyon was a member of The Chicago Outlaw Motorcycle Club. From 1963 to 1967, he got along well with the motorcycle outlaws,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ir life. They traverse the United States, partying and racing together. Danny photographed their primitive and free way of life. He deeply felt their rebellious and uninhibited lifestyle and portraye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se people.

Under the lens of Danny Lyon, The Chicago Outlaw members value friendship, respect life, and carry the hearse for the deceased members. They are not ruthless people. Danny Lyon compiled these photos into a book, “The Bikeriders.” Although the book documenting their maverick lives can’t change its notoriety, it shows their humanity through photography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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