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ond Depardon代表作《Glasgow》  塵封33年的格拉斯哥回憶

說起法國攝影師及紀錄片導演Raymond Depardon,自然會想起他在非洲多國拍攝的戰爭照片,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他1980年在格拉斯哥拍攝的照片,作為蘇格蘭最大都市及曾經的重工業城市,格拉斯哥的荒涼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在這批作品塵封33年的同時,格拉斯哥也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所以當他2013年首次展出這些影像時,呈現的不只是封存許久的舊照,也是很多人對於格拉斯哥這座城市的回憶。

年輕時走過非洲的烽火大地,年邁時為法國總統奧朗德拍照,今天八旬誕辰的Raymond Depardon,一直深受法國人愛戴。十二歲時,他已對攝影產生興趣,四年後,自學成才的他從家鄉農場前往法國的中心巴黎,不久後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1960年,十八歲的加入巴黎Dalmas通訊社,1966年與幾位攝影師創辦Gamma圖片社,這段時間他拍攝過不少國際性事件,包括阿爾及利亞戰爭、尼日利亞政變、乍得內戰等,可謂目睹非洲的去殖民地化過程,更憑後者的戰爭報道獲得1977年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翌年,他加入著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繼續在世界各地進行拍攝及報導,一直至今。在拍攝照片的同時,他在1974年開始拍攝紀錄片,多年來拍攝過十多部作品,以法國司法系統為題材的紀錄片《公然犯罪》(Délits flagrants),更曾獲1995年凱撒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獎。

說回他的代表作之一《Glasgow》。1980年,Raymond Depardon受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委託,前往格拉斯哥拍攝關於富人和窮人的專題報導。這座蘇格蘭最大城市過去十分繁華,曾是大英帝國第二大城市,1970年代,隨著重工業的沒落,當地陷入經濟衰退,失業率高漲。報社的原意是透過富裕及貧窮地區的對比,凸顯出這座城市的矛盾,雖然攝影師也曾拍攝過哥爾夫俱樂部及富人,然而他們並非炫耀之人,無法呈現出那種貧富懸殊的畫面,最終導致這些照片未被獲報社刊登,自此被埋藏於攝影師的菲林盒中長達33年,直至2013年他在巴黎大皇宮舉辦回顧展《A Sweet Moment》,其中展出的部分格拉斯哥的照片引起人們的關注,也促使他在2016年出版《Glasgow》一書。

回想當日,身為外來者的Raymond Depardon不懂英語,也對這座城市一無所知,每天就在這座城市最貧困的地方流連,拿著一部Leica Reflex相機及28mm鏡頭,裝上Kodachrome 64菲林,邊走邊拍攝。他雖然聽不懂他們的說話,卻仍記得人們的熱情與親切,尤其是小朋友,總是開懷地帶領這位法國人進入他們的世界,這些簡單、自然的日常生活畫面,吸引他按下快門。殘破的建築、陰鬱的天空、灰暗的畫面,瀰漫著一股疏離感,揭示出英國大都市表面光鮮亮麗背後的貧窮與困苦。

在記錄社會現實的同時,攝影師並沒有刻意強調人們的淒涼或貧困,而是透過畫面中的一點點色彩點綴,如紅色的汽車、粉紅色的泡泡或裙子、女士的紅衣外套等,為這座簡樸的城市增添一份活力及美麗。這些照片即使單獨來看,不論是色彩的掌握、構圖的拿捏,每幅均是非常出色的街頭攝影作品,可謂城市攝影的經典範例。更何況,如此的城市面貌早已消失,如今的格拉斯哥已是歐洲十大金融中心之一,當人們重溫舊照時,也為照片增添趣味及話題。
照片來源:Magnum Photos

馮思諾 細葉榕從葵涌登陸火星的奇妙構思

一棵位於葵涌的細葉榕,又怎麼與遙遠的火星扯上關係?它們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也像是個奇思怪想的意念,背後其實源自攝影師馮思諾的一片惻隱之心。

細葉榕是香港原生樹種,在城市街頭不難看見其蹤影,在港島中西區一帶尤其常見。香港境內山多平地少,許多道路均是由整平山坡開闢而成,再興建石牆以鞏固土坡,然而生命力頑強的榕樹種子,卻在石塊之間的縫隙長出樹苗,成為綠樹成蔭的石牆樹。

在葵涌華員邨一處斜坡上,也有一棵有四十年歷史的細葉榕,多年來見證著這區的歷史及屋苑的日常。由於斜坡的擋土牆因細葉榕樹根的生長而爆裂,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因昂貴的費用而發起投票諮詢,令細葉榕面臨可能被移除的命運。

畢業於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的攝影師馮思諾,與榕樹見證彼此的成長,不禁為榕樹的命運感到無奈及傷感,一方面記錄它可能僅餘的歲月,一邊聯絡香港環保組織長春社前來視察,得到的回覆是「樹木健康狀況良好,樹冠密度正常⋯⋯」,由於暫未有人入紙申請斬樹,細葉榕至今仍倖存。

突如其來的事件,也促使馮思諾回溯細葉榕、石牆樹在香港的發展與命運,由於香港沒有法例保護有歷史的古樹或石牆樹,不少大樹因建築工程或石牆裂痕等原因被斬除(也容易遇強風而折斷);加上新造的護土牆不再以石塊砌成,現有的石牆或斜坡翻新時大多以水泥填補,石牆樹在可見的將來必定會慢慢減少,未來或許只能在相片中尋覓。

有見及此,攝影師遊走在西營盤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堅尼地城科士街等地的石牆樹,記錄下它們的根莖及輪廓,呈現出樹木的堅韌與生命力。在展覽現場,觀眾可透過智能電話屏幕及AR擴增實境技術,「觀看」這棵細葉榕的立體面貌。在拍攝石牆樹之際,一則美國太空總署火星車登陸的新聞,令攝影師忽發奇想,他幻想這棵可能無法在地球生存的榕樹,將移居火星延續其生命,這也是展覽名稱《流徙熒惑》的由來(中國古代稱火星為熒惑)。

在光影作坊的展覽空間,馮思諾以投影片段播放榕樹「登陸」火星的過程,還根據火星車拍攝的照片創作出一幅榕樹生長在火星的照片。他以黃薑粉模仿火星表面的顏色,以花汁印相(Anthotype)的方法將感光劑塗抹在水彩紙上,再透過陽光顯影照片,完成天馬行空的「火星任務」。如此繁複、奇特的構思及攝影實踐,若追根究底地剖析,乃源於一棵在香港默默成長的細葉榕,馮思諾的「關懷攝影」也賦予作品另一層反思的空間。

《流徙熒惑》

日期:6月25日至7月31日

時間:11am-1pm、2pm-6pm(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JCCAC L2-02光影作坊 

前路透社攝記葉英傑推出攝影集 記錄疫情下的香港人肖像

「疫情增加我轉行的勇氣,為興趣而工作。」原本從事設計的Savina如此說,她現在成為一名紋身師,製片Felix手臂的紋身,便是出自她手筆。

翻閱前路透社攝影記者葉英傑 (Bobby Yip) 最近出版的攝影集《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三十幅來自各行各業的香港人肖像各有特色,Bobby以簡短的文字交代每位被攝者的故事與心聲,他們在疫情下如何自處的故事,或多或少能令觀者產生共鳴。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曾在2020年染疫,在照片中他赤裸上身,展示康復後的身體,「染病後,身邊團隊由教練變成醫護,我懷著必勝決心和信心面對疾病。」

突如其來的疫情,擾亂世人的生活節奏,也奪去許多人的生命。在worldometer網站裏,所有感染者、康復者、死亡人數均只是冰冷的數字,沒有姓名、背景,也沒有人性的關懷,但現實中我們接觸的人卻並非如此,是有血有肉有情緒的生命。這也令Bobby萌生念頭拍攝疫情下的香港人,他找來相識多年好友——電影及廣告攝影師梁炳權(Gordon Leung)與商業攝影師吳華(Benny Ng),一同創作一輯送給香港人的影像情書。

在2021年疫情期間,他們用數月時間拍攝三十幅香港人的肖像,囊括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前香港足球代表隊門將李瀚灝、港龍空姐、粵劇花旦、武館師傅、中醫師、外賣速遞員、健身教練、老師、學生及印尼傭工等,疫情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難得的是大家均積極面對生活的困難,不同階層的人在疫情下如何自處,對觀者而言或多或少也是有啟示的。

廚師Marco組織義廚給長者送食物、指揮家麥家樂在疫情下改在網上舉行音樂會、退休小學校長陳sir寧願外出與學生補習,也不想日日安坐家中看電視;任職文職逾20年的視障人士Maggie被裁員後修讀咖啡師課程,現已成功轉行成為一名咖啡師;蛇羹店主周嘉玲本著「窮則變、變則通」的思維,雖然顧客減少,但她加製蛇羹湯包,開拓網購生意。

「疫情期間很多負面新聞,也會擔心感染,心情難免受影響。原本的生活雖已不再如常,但也要如常生活下去。」Bobby如此解釋攝影集的書名。影集的白色封面寫著「生活如常」,封底則是英文標題「As Life Goes On」,白色的設計傳遞出正面、積極的信息,相集最後一幅照片是位懷胎十月的女士,新生命的誕生也象徵著希望。笑言怕死的Bobby,在拍攝過程中也有新的領悟,「這次拍攝計畫接觸很多不同的人,他們在疫情期間仍堅持工作,對我也是有啟發的。這麼多人願意參與我們的拍攝計畫,令我體會到不同人的故事及感受,過程中也更認識自己。這次拍攝對我而言,也有療癒的作用。」

他說《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不是單純的影集,相片固然有價值,但文字的配合也很有心思,他在攝影集開端引述毛利人諺語——「世間萬物人為貴」(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is People.),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也關乎人類的處境,當病毒仍是現在進行式,如何擺脫疫情的恐懼與無奈,或許是人生必須面對的新課題。影集最尾引用英國作家Samuel Butler的名句,「生活猶如在公共場合獨奏小提琴,邊拉邊學。」(Life is like playing a violin solo in public and learning the instrument as one goes on.) 言簡意賅的文字擲地有聲,也很切合疫情下世人的處世哲學。

Bobby從事新聞攝影逾三十年,在這次拍攝計劃中,他刻意捨棄傳統新聞攝影的拍攝方法,「新聞攝影講求事件,當進行個人項目時,可以慢慢思考如何拍攝,以相片為主導。」他選擇8×10吋大底片相機,以統一手法為每位受訪者拍攝肖像,結合七呎柔光箱,以白色背景突出照片中的人物。三位資深攝影師分工合作,Bobby負責與被攝者溝通、了解故事,Gordon負責對焦、換片夾,Benny負責調校鏡頭,每幅精采的影像,均是三人合力完成的心血。

《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一書很容易令人聯想起Richard Avedon著作《In The American West》,這系列每幅照片構圖精準嚴謹,著名的養蜂人肖像更分三次共拍攝121張照片,從而挑選出傳世之作。大片幅相機的拍攝成本很高,Bobby不像Avedon般有博物館贊助,他們專程為這次拍攝計畫買來相機、鏡頭、菲林及片夾等,每幅人像大概拍攝五張照片,事前自然做足準備功夫。許多人拍攝大片幅照片時會進行後期剪裁,以獲得更理想的畫面,他們則堅持不剪裁全片幅相片,這也是一種挑戰,同時令照片顯得更有誠意。

《生活如常——疫下群像》限量500本,收入將捐贈慈善,「顯影·書櫃」有售。

2022年Art Basel與Art Central攝影作品

今年Art Basel與Art Central的攝影作品明顯比往年少,在寥寥可數的作品中,倫敦Carlos Ishikawa畫廊展出英國藝術家Ed Fornieles的作品《Association Works》頗有驚喜。驟眼看以為是網絡迷因(meme)大集合,細看之下會發現圖像與圖像之間有明顯或微妙的關係,這種鏈接可能是畫面上、也可能是概念上。例如梵高的《星夜》令Ed Fornieles聯想起日本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冨嶽三十六景》的「神奈川沖浪裏」,這幅畫作與巨浪產生聯繫,而巨浪又令藝術家聯想起「摩西分紅海」的典故,一幅連接一幅的圖像串連起一個恍如迷宮般的作品。

在影像泛濫的年代,在無限的圖片庫中發掘出相似的作品,再進而發展出一種風格,實屬不容易。Ed Fornieles穿過時空的迷宮,以豐富的想像力創建出天馬行空的影像鏈,令觀者頓時打開想像力的大門,也挑戰人們如何看待、處理及吸收圍繞我們的影像,這一點無疑十分有啟發性。不過,這種創作方式也有其侷限性,它雖然能引導新觀眾進行思考,當人們瀏覽多幅此類作品後,卻很難持續感受到驚喜,這或許也是藝術家沒有大量創作這系列作品的原因。

Ben Brown Fine Arts畫廊帶來曾廣智、Paul Anthony Smith及Awol Erizku等藝術家的作品。路過畫廊時,被非裔美國藝術家Awol Erizku的作品《Girl with Bamboo Earrings》(2009) 吸引目光,它令人直接想起荷蘭畫家Vermeer的名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兩者的構圖、動作及表情均十分相似,原本以為只是另一幅模仿名畫的影像,後來得知這只是藝術家2012年個展《Black and Gold》其中一幅作品,還有靈感來自達文西的《Lady with a Pitbull》及取材自卡拉瓦喬的《Boy Holding Grapes》等。

看過整個系列後,就能明顯感受到藝術家的創作理念,這些名畫中的人物,無一例外均由白人變成黑人模特兒,間接道出有色人種在藝術史上的缺失。Awol Erizku以非裔藝術家的身分,透過挪用名畫的肖像或以Nefertiti頭像為主題,挑戰白人主導的藝術世界,建立起以非裔為中心的獨特視覺美學。

Awol Erizku生於埃塞俄比亞,在紐約South Bronx成長,在Cooper Union讀書期間對攝影產生興趣,並在耶魯大學獲得視覺藝術的碩士學位。他的創作不侷限於攝影,也拍攝短片、當DJ,2018年曾在香港展出一系列霓虹燈的裝置作品。

藝術家在商業攝影方面也取得成功,2021年2月,美國黑人詩人Amanda Gorman登上《時代》雜誌封面,身穿黑色連衣裙的她,在黑色背景的襯托下十分突出,這幅影像正是出自Awol Erizku的鏡頭。當然,他的另一幅照片或許更廣為人知——2017年,歌手Beyoncé在Instagram宣佈懷有雙胞胎,這幅宣佈懷孕的照片也是由他操刀拍攝,也是當時IG歷來最受歡迎的帖子(有逾630萬個Like)。

Galerie du Monde畫廊展出台灣藝術家吳季璁的作品,遠看氣勢磅礡的山峯像是一幅傳統的山水畫,其實是利用藍曬作品創作而成的效果。「我很喜歡作品能迷惑觀眾,既模糊攝影與繪畫的界線,也探索水墨畫的可能性。」

誕生於2012年的作品《皴法習作》(Wrinkled Texture),以藍曬法替代筆墨,在宣紙塗上感光材料,記錄彼時彼刻的光影明暗,皺摺的紙張效果猶如岩石,藉此呈現出山巒的宏偉氣勢。皴法是一種水墨畫技法,以書法的筆墨精神勾勒出山石的紋理及質感,從而投射畫家內心的山水景物。

之後數年,他繼續研究藍曬法及宣紙,2015年的作品《氰山集》(Cyano-Collage),擺脫畫面的佈局及畫作尺寸的局限,將數十幅藍曬宣紙在畫布上進行剪輯拼貼,從而建構出峯巒雄偉的景象。由於宣紙的質感非常柔薄,方便他將其貼附在畫布上,再塗上壓克力膠進行固定。其間他也會貼上白紙,用手指在畫布上抹走多餘的紙張,以呈現中國畫的留白效果。

由於時間及篇幅關係,無法所有攝影作品逐一介紹,在香港為數不多專注攝影藝術的La Galerie畫廊,帶來三位法國攝影師的作品,包括創作《Space Project》系列作品的Vincent Fournier、以多層照片拼貼出立體香港建築物及照片的Camille Levert,還有畫廊創辦人兼藝術家Cyril Delettre。

在Art Central的「Made in Hong Kong」環節,被牆上兩幅反光的「月亮」照片吸引目光,當觀者開始研究月球表面的痕跡時,卻不免被作品的名稱拉回現實——《香港旺角洗衣街195號》(另一幅是186號)。攝影師凌中雲拍攝的,其實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欄柱。

從小喜歡走路的他,某夜某時在旺角洗衣街留意到一系列圓柱型欄柱,雖然擦肩而過無數次,但那次才真正「看見」它。這些鐵質的欄柱本來塗上厚厚的油漆保護層,由於行人長年累月的觸碰,欄柱頂部的油漆終究抵不過歲月的洗禮,開始逐層剝落。凌中雲俯視欄柱的頂部,這種斑駁的痕跡,正恍如月球的表面,他以中片幅相機記錄下這個畫面與感覺。

2017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的凌中雲,擅於以獨特的視角探索城市中的平凡事物,作品引起觀者的共鳴。月亮向來象徵著情感的寄託,今時今日的香港,許多人無法共聚街頭賞月,當思念身處異鄉或失去自由的他們時,不妨抬頭望向月亮,月光會提醒人們的這份記憶。對凌中雲而言,這幅「月亮」比真實月光更親近,「因為它記載我們在街上的痕跡,我們的月亮,只需低頭便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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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merican West》——Richard Avedon歷時六年拍攝美國西部人像

在美國著名時尚及人像攝影師Richard Avedon (1923–2004) 逾六十年的攝影生涯裏,曾為無數演員、歌手及藝術家拍攝人像,單是他鏡頭下的美國總統,已有甘迺迪、卡特、福特等。若說他最重要的人像作品系列,無疑是在1979年至1984年間拍攝的《In The American West》,他用六個夏天的時間在美國中西部多個州份拍攝752位西部人,結果僅123幅作品在德州Fort Worth的Amon Carter Museum展出,同名攝影集也僅收錄一百餘人的肖像。《In The American West》是一本史詩般的著作,也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攝影集之一,深深影響無數攝影創作的後來者。

鳴謝攝影師吳華(Benny)借出珍貴攝影集供閱讀。

Richard Avedon年少時已對攝影感興趣,家中的Kodak Box Brownie相機滿足他對世界的好奇心;在紐約讀高中時,他已與後來的美國作家及社會活動家James Baldwin合作編輯文學雜誌,還獲得「桂冠詩人」的稱號。年輕時,他已覺得護照相片很漂亮,對於人像攝影的熱愛,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1942年,十九歲的他加入商船(民間商船在戰爭時可被軍隊徵用)的攝影部門工作,每天工作就是為航海員及士兵拍攝證件照片,到他真正成為攝影師時,估計已經拍攝過十萬張臉孔。

1944年,21歲的他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同時跟隨《Harper’s Bazaar》雜誌藝術總監Alexey Brodovitch學習攝影,兩年後進入這本著名時尚雜誌任職攝影師。他原本喜歡在戶外拍攝時尚影像,Alexey建議他將人像攝影的那種真誠融入時尚照片,從此開創他別樹一幟的時尚攝影。Richard Avedon很快成為《Harper’s Bazaar》雜誌首席攝影師,同時成立攝影工作室為《Vogue》、《Life》及《Look》雜誌拍攝。1962年,他跟隨著名時裝編輯Diana Vreeland的步伐,加盟另一時尚雜誌《Vogue》 ,1970年代及1980年代雜誌的多個封面,均是由他操刀。除了時尚拍攝工作,他在1960年代也拍攝過當時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越戰示威、精神院病人,以及後來柏林圍牆的倒塌。

《In The American West》

時間來到1978年,55歲的Richard Avedon已是行內數一數二的著名攝影師,不但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舉辦回顧展,也成為首位登上《Newsweek》雜誌封面的攝影師。他的作品也引起德州Amon Carter Museum注意,這間博物館藏有許多十九及二十世紀的西部照片,當館長Mitchell A. Wilder見到攝影師在蒙大拿州拍攝牧場騎馬師的照片時,隨即產生濃厚興趣,於是委託他在美國西部拍攝人像,並於1985年在Amon Carter Museum舉辦展覽《In The American West》,這些作品也成為博物館的永久收藏。

《In The American West》是美國攝影的里程碑,也是Richard Avedon最重要的作品。他的西部印象不見傳統的田園風光,只有身處白色背景下的一位位平凡人物,打破世人對美國西部人的典型印象。攝影師與兩位助手及隨行人員Laura Wilson(也是攝影師),帶著Deardorf大片幅相機、8×10吋菲林以及9×12呎的白色背景紙,穿梭在德州、內華達州、新墨西哥州、達科他州等美國中西部的不同州份,尋找合適的拍攝對象。那時候尚未有互聯網,生活在這些地方的人們,基本上從未聽說過Richard Avedon的名字,攝影團隊以真誠說服人們出現在他的鏡頭前。

有次他們在奧克拉荷馬州看見一位肩上背著鋪蓋的人在公路上徒步,這引起眾人的注意,於是邀請他上車,得知他甚少在任何城鎮久留,大半生總是不停地遊走,這種「On The Road」的精神令他們印象深刻。當時團隊在公路邊的一間咖啡館外牆黏上白色牆紙,拍攝下這位雙手交叉於胸前的流浪者。

Richard Avedon選擇在沒有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拍攝,避免強烈的光線凸顯臉孔的輪廓,從而影響攝影師拍攝時的判斷。他從不指導被攝者如何擺動作,也沒有使用閃光燈,有的僅是白色的背景,以及一位他深感興趣的人物。當被攝者從身處的環境抽離出來,觀者會更容易觀察到他們的表情與動作,Richard Avedon認為身體與動作同樣非常重要,也能揭示被攝者的經歷與情緒,因此他只在溫暖的夏天拍攝,畢竟在冬天時,人們的身體總會被厚厚的衣服所包裹。

德州聖安東尼奧Bexar Country Jail,Jesus Cervantes & Manuel Heredia,1980年。

在拍攝過程中,Richard Avedon總是站在相機旁邊,而非站在相機觀景器後面拍攝,因此他要等到相片沖曬出來後才知道拍攝的畫面。如此一來,擅長與人溝通的他,可即時留意拍攝者的表情與動作,也更易察覺對方的內心情緒,感受與被攝者之間的微妙情感。雖然他無需親自拍攝,不過相機擺放的位置及高度、與拍攝者之間的距離,仍需由他決定。這種多人合作的拍攝模式,可使拍攝過程更快速,因為他深深明白,一般被攝者集中的時間往往是有限的。

Richard Avedon鏡頭下的人物,均是平凡無奇的西部人,以及那些被世人忽視的人們,油田及屠宰場工人、礦工、搬運工人、新墨西哥州精神病院病人。在德州聖安東尼奧拍攝紋身師時,他們得知最好的紋身師均在監獄裏面,於是千辛萬苦取得許可進入監獄拍攝。裏面的犯人大多是墨西哥裔人,他們的紋身總與宗教信仰相關,攝影團隊發現身處兩位不同牢房的犯人,他們互不相識,然而他們的身高、背景甚至紋身均很相似,於是他們將兩幅相片並置,創作成一幅「雙聯畫」。

左:John Malkovich致敬之作。/ 右: Richard Avedon原作。

若說《In The American West》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幅作品,無疑是養蜂人Ronald Fischer,攝影師Sandro Miller與演員John Malkovich創作的《Homage To Photographic Masters》系列,也復刻過這個經典造型。1981年,Laura Wilson兒子說起在學校看見一位「蜜蜂鬍鬚」(Bee Beard)的養蜂人,Avedon助手聽聞後立即深感興趣,還構思出滿佈蜜蜂的畫面。他們在學校建議下,在養蜂人刊物詢問是否有養蜂人有興趣拍攝,接著幾天他們收到四十多張不同相片,其中一位名為Ronald Fischer的養蜂人引起團隊的注意,於是聯繫他進行拍攝。

拍攝當日,他們邀來昆蟲學家在被攝者的胸前及頸部蘸上蜂后外激素的液體,氣味吸引蜜蜂在養蜂人的身體停留。在兩日時間裏,團隊分三次共拍攝121張照片,有些照片明顯可見養蜂人被螫後的痛苦表情,最後他們選擇一張養蜂人習慣被螫的照片,Ronald Fischer泰然自若地望向鏡頭,在白色背景下的襯托下尤其震撼。

創作《In The American West》期間,攝影師Laura Wilson與Richard Avedon一起工作六年,她以旁觀者及參與者的角度,詳細記錄這系列作品誕生的過程,展示Avedon如何工作、選擇、與被攝者互動,仔細觀看拍攝者的臉孔及軀體,甚至實驗性及拍攝失敗的時刻。前面提及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均收錄在她於2003年出版的《Avedon at Work》一書,也是了解《In The American West》創作過程的天書。

George Hurrell  捕捉1920至1940年代荷里活明星光影

在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期,George Hurrell(1904-1992)是美國電影界家喻戶曉的名字,他曾為不同電影公司及明星拍攝照片。1930年成名於米高梅,及後在華納兄弟電影公司任職攝影師時,曾為Betty Davis、Ann Sheridan和James Cagney等巨星拍攝照片,之後在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擔任攝影師,為性感女星Rita Hayworth留下倩影。十多年間,他為多位一線明星拍攝肖像,包括Dorothy Jordan、Myrna Loy、Jean Harlow、Joan Crawford和Clark Gable等,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得主Norma Shearer更指明只與他合作。

二戰後,他開始為J. Walter Thompson Agency從事廣告業務,不過他出色的明星照片並沒被世人遺忘。1965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的人像展覽《Glamour Portraits》,收錄Richard Avedon、Irving PennCecil Beaton等著名攝影師的作品,George Hurrell的肖像相片也赫然在列。那時他的攝影創作十分多元,既為《Planet Of The Apes》(1968)等電影拍攝劇照,也為Paul McCartney專輯《Press To Play》(1986)拍攝封面,1984年為雜誌《Playboy》拍攝年屆五十的Joan Collins,也是令人津津樂道之作。

「棄畫從攝」

年少時,George Hurrell(1904-1992)在芝加哥藝術學院(Chicago Art Institute)學習繪畫和平面設計,經常要用相機拍攝各種場景,作為繪畫時的參考。儘管十分熟悉相機的操作,但他對攝影並不太感興趣,只當相機是協助繪畫的工具。1923年,攝影師Eugene Hutchinson邀請他擔任助理,才令他開始對肖像攝影感興趣,他發現攝影比繪畫更容易獲得報酬,於是展開「棄畫從攝」的職業生涯,不過私底下仍有繼續繪畫。

搬到洛杉磯後,他開設攝影工作室, 為加州的藝術家、名流和遊客拍照。1928年,他為富二代女飛行員Pancho Barnes拍攝申請執照的照片,也為她拍下迷人的肖像作品。Pancho很喜歡這些照片,還把他帶進荷里活的花花世界。她的好友Ramon Novarro是著名無聲電影明星,她向他推薦George Hurrell為其拍照。這些照片發表在《洛杉磯時報》,米高梅宣傳部負責人Howard Strickling看到照片後,隨即邀請他擔任公司的肖像攝影師,可惜這次合作好景不長,Hurrell在1932年因與公司意見分歧而離開米高梅。之後的他自立門戶,也先後任職過不同的電影公司,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明星攝影師。

油畫般的藝術感

晚年的George Hurrell一直飽受膀胱癌折磨,1992年5月17日死於癌症併發症,至今恰好三十年。自他去世以來,George Hurrell在192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初期的作品,深受博物館及拍賣會歡迎,他以復古格調開創出獨特的人像攝影,為黃金年代的荷里活明星留下大銀幕以外的美麗一面,她們性感而嫵媚。George Hurrell用出神入化的燈光塑造出一幅幅經典的肖像作品,如油畫般的光影效果令照片更有藝術感,難怪那些年的荷里活名人,都渴望坐在他的鎂光燈之下。(照片來源:George Hurrell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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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記者Dmitri Baltermants 記錄二戰殘酷與蘇聯士氣

說起二次世界大戰,衝突、傷亡、殘酷、悲傷是大家會首先聯想到的詞語,在蘇聯戰地記者Dmitri Baltermants(1912-1990)的鏡頭下,還有一份或許不應讚揚的美感。5月13日是Dmitri Baltermants的百歲誕辰。1912年,他出生於波蘭華沙,兒時移居俄羅斯,父親在沙皇軍隊擔任軍官,可惜在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自小成長在軍人家庭,年紀輕輕已感受過戰爭的殘酷,令他擁有過人的堅韌能力。

1930年代,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修讀數學,其間對攝影產生興趣,當1939年歐洲爆發二戰後,他隨即開始攝影記者的生涯,為蘇聯官方報紙《Isvestia》拍攝照片。最初他常在克里姆林宮拍攝官方活動,1941年,德國開始進攻蘇聯,戰火才蔓延至蘇聯本土。這場戰爭是二十世紀傷亡最慘烈的軍事鬥爭,造成逾二千萬人死亡,當中更有不少人是因疾病、飢餓及俄羅斯的嚴寒天氣而身亡。Dmitri Baltermants雖然兩次受傷,卻幸運地逃過一劫,然而他身邊的許多士兵及攝影記者,卻無法逃離這厄運。

從1941年到1945年盟軍獲勝,Baltermants拍攝紅軍在蘇聯和烏克蘭的戰鬥、史太林格勒戰役和柏林戰役等,捕捉士兵們的衝鋒陷陣、躍身跨過戰壕的瞬間、用望遠鏡觀察敵情的畫面、被遺棄在郊外泥濘道路上的士兵屍體、夜戰時砲彈的光線和白色煙霧十分絢麗,還有1942年納粹在克里米亞半島東部城市Kerch屠殺猶太人過後滿地屍體的場景⋯⋯由於當時蘇聯有非常嚴厲的審查制度,只有有助提升蘇聯士氣的照片,才會被官方報紙刊登出版,因此他拍攝的許多精采而殘酷的影像,一直到赫魯曉夫時期才得以展示,因此西方攝影界對他的認識,並非一直很全面。

二戰過後,他成為蘇聯圖片雜誌《Ogoniok》攝影師,在官方場合拍攝蘇聯國家領導人及愛國宣傳活動,也拍攝毛澤東及卡斯特羅等共產主義同盟國家的領導人。1990年,Dmitri Baltermants與世長辭,終年78歲;翌年蘇聯解體,也標誌著冷戰的結束。他的一生見證蘇聯的誕生以及它如何走向滅亡,他的鏡頭捕捉過戰火的無情與人類的悲痛,在殘酷的戰爭底下,Dmitri Baltermants的相片早已超越單純的政治宣傳,出色的構圖也令其作品充滿電影感。

戰地攝影師Horst Faas 記錄越南戰爭十年

5月10日是德國戰地攝影師Horst Faas逝世十週年,這位享譽盛名的新聞攝影師曾在世界各地拍攝戰爭及重要事件,不但兩次贏得普立茲新聞獎, 多幅標誌性的越南戰爭照片,也是經由他編輯。

1933年,Horst Faas生於德國;1951年,18歲的他開始任職Keystone Agency通訊社。在1956年加入美聯社前,他曾於1954年拍攝在日內瓦舉行的越南和平談判。加入美聯社後,他先是踏足非洲,在剛果拍攝難民及在阿爾及利亞拍攝衝突,1962年被分配到越南,在中南半島拍攝逾十年,長時間在越南記錄陷入暴力衝突的軍隊和平民。

Horst Faas拍攝的多幅越南戰爭照片均廣為人知,其中一張是南越士兵從裝甲車上往下看著一位父親抱著孩子的屍體;一位用布蒙著口鼻的南越士兵,穿行在士兵的屍體之間;婦女和兒童蹲在泥濘的水溝裏躲避炮火襲擊;一位越南婦女在她丈夫的屍體旁哀嚎。憑藉這些令人震驚的照片,他在1965年贏得普立茲新聞獎。

1967年,他的腿部被火箭榴彈擊中重傷,當這無阻他從事新聞攝影的決心。越戰以外,Horst Faas也拍攝孟加拉戰事,1972年,他憑藉一輯拍攝孟加拉士兵用刺刀殺死巴基斯坦叛軍的照片《Death in Dacca》,令他在1972年獲得第二次普立茲獎。

Horst Faas不僅以戰地攝影師而聞名,也以圖片編輯的身分為人所認識,包括Eddie Adams在1968年拍攝的《Saigon Execution》,以及美聯社越南攝影師Nick Ut在1972年拍攝的《The Napalm Girl》。這張照片講述一位裸體女孩在凝固汽油彈爆炸後,驚恐地在路上奔跑,由於小女孩的正面裸體,當時美聯社拒絕發送這張照片。Horst Faas隨即與紐約總部爭辯,他認為這張照片的新聞價值超越對於裸體的爭議,最後美聯社決定發送這張照片,這幅作品也令攝影師獲得1973年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1976 年,他移居倫敦,擔任美聯社歐洲高級圖片編輯,他一直工作至2004年才從美聯社退休,之後他的健康開始惡化,2005年腰部以下癱瘓,2012年逝世,終年79歲。

攝影界梵高 Vivian Ma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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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保姆在40年間拍攝逾15萬張菲林照片,生前從沒與人分享,甚至沒有沖曬出來;死後這批照片被收藏家公諸天下,在業界引起巨大迴響,各種稱讚欣賞之詞接踵而至,更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師之一。是的,Vivian Maier的故事很像梵高,她的才華橫溢也是死後才被人發掘,不同的是,她根本不嚮往任何頭銜,事實上大多數照片甚至連她自己也沒有看過,她只是愛攝影,並沒想過要改寫攝影史。或許,正是她生前的平淡,增加死後的戲劇感,當世人發現她的天賦時,才驚現原來攝影界也有一位梵高。

原是保姆

Vivian Maier的身世並不為人所熟知,即使後來她聲名大噪,關於她的經歷,也並非太多。1926年,Vivian Maier生於紐約,童年在法國一個小村莊上度過,1951年她回到紐約,當過工廠妹,後來到芝加哥當保姆,一做就是40年。她曾在好幾個家庭中當保姆,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個人物品便置放在顧主家中。根據她曾經看護過的孩子回憶,Vivian Maier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喜歡看戲劇,時常拍攝照片,但卻從沒向任何人展示過。

在賣掉法國村莊的農場後,她曾利用這筆錢到曼谷、北京、埃及、意大利等地方拍攝照片,足跡遍及三大洲。結束保姆的生活之後,晚年的她曾試過無家可歸,幸好早年她看護過的一對兄弟給她在郊區買下一套公寓。2008年,她摔倒撞傷頭部後昏迷,之後被移送到療養院,直至2009年離世。

死後成名

如果故事就這樣完結,那Vivian Maier這名字大概至今仍不為人所知。2007年,由於未能繳交倉庫的租金,她儲存在倉庫的大批菲林照片和影片於是被沒收用來拍賣。最初的買家有三位,其中一位是John Maloof,他當時正在進行一項關於芝加哥歷史圖像的項目,起初他也不太留意照片的拍攝者是誰,後來當他在拍賣箱中發現Vivian Maier的名字時,上網卻只搜查到一則訃告。

其實2008年時另一收藏家曾將她的部份照片放上互聯網,但並未引起很大迴響。到2009年John Maloof在博客分享Vivian Maier的照片後,沒想到卻引起熱烈討論,許多國際媒體也爭先報道。一時間,Vivian Maier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名字,John Maloof為她舉辦展覽、出版攝影集,2013年更將她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Finding Vivian Maier》(獲得8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提名),令Vivian Maier成為近年攝影界的熱話,這是他買下照片時所無法意料的。

街頭攝影

很多人說Vivian Maier是街頭攝影大師,專家學者更直接將她與同期的Robert Frank及Diane Arbus等偉大攝影師相提並論。Vivian Maier較為著名的是她1950、1960年代在紐約及芝加哥街頭拍攝的黑白照片(儘管後來也有拍攝彩色照片),與其他街頭攝影師不一樣的是,她並非使用常見的35mm相機,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用中片幅Rolleiflex 相機拍攝,這意味着她無法在街頭快速的抓拍。

事實上,她鏡頭下的人物很多都是直視鏡頭的,與被攝者彷彿是沒有隔閡的,有一種友善的關懷,令人好奇當中究竟發生過什麼互動。Vivian Maier沒有受過任何攝影大師的指點,但從鏡頭的自拍照可見她非常自信,對攝影的拿捏也恰到好處。生活平淡而才華橫溢,大概是她最簡單的描述。

今年「法國五月  Le French May」期間,尖沙咀f22攝影空間舉辦《鏡像真我》展覽,展出多幅Vivian Maier的標誌性自拍作品,藉由她一絲不苟的構圖及細膩的視角,窺探她如何透過攝影探索⾃己與世界的關係,同時引領觀者走入她令人難以捉摸世界。

Self Portraits  

日期:5月4日起

時間:11am-7pm(星期⼆至日)

地址:尖沙咀半島酒店商場BW11及13號f22 foto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