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香港攝影師

李志超(1958－2014)是香港一位多棲藝術家，既是作家及美術指導，也是攝影師及導演，作品以大膽破格見稱。

2008年，李志超患上罕見的腹膜癌，及後數年徘徊在生死邊緣；2014年，從英國完成化療後回港的他，並沒有停下腳步休養生息，反而馬不停蹄舉辦展覽《Visionaire of Senses 超然．感官》、出版書籍《Hong Kong Photographers Eight – Julian Lee》。這本攝影集是李志超的遺作，內容與展覽大致相同，同樣分為「Vanity Fair」、「Law of Desire」、「Flesh & Soul」、「My Vanitas」及「Pantonemine」五部份，藉此回顧他近三十年的攝影生涯。

在完成回顧展後不到兩星期，李志超因病離世，終年56歲。2020年，由林耀聲主演的電影《造口人》，正是一部李志超的半自傳式電影，講述他患癌及造口的歲月。

1984年，李志超畢業於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最初在無線電視擔任編劇及資料搜集員，並開始在《東方日報》、《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等報章撰寫專欄。及後他加入《號外》雜誌擔任編輯及攝影師，逐漸發掘自己在美術指導及形象設計領域的潛能，這也是第一章節「Vanity Fair」的內容。第一張照片是1985年5月份「Private Eye」別冊封面，那個扮演三島由紀夫的男子，正是當今中國首屈一指的導演張藝謀，當時的他曾擔任數部電影的攝影師，尚未拍攝出成名作《紅高粱》。

李志超鏡頭下的人物還包括青澀的劉德華、方中信、黃耀明、吳彥祖、王敏德、鄭裕玲等，攝影集封面的王祖賢，是李志超為電影《心動》當美術指導時，為她拍攝的試戲服照片。許多人不知道的是，李志超曾為王家衛電影《春光乍洩》拍攝過劇照，捕捉下哥哥張國榮的憂鬱時刻，只是相片後來不為電影所用，這個故事也漸漸不為人所知。

第二章是「Law of Desire」，作為一名同志攝影師，李志超拍攝過不少裸體作品，無疑為當時性觀念仍十分保守的社會，帶來一定程度上的衝擊，他的照片令人反思身體與慾望的法則。這個章節同時收錄多幅他為《妖夜迴廊》(同名電影也由他執導，吳彥祖主演)、《放火燒城》、《暗夜機密》等個人小說及為《少年邪》、《巴黎私生活》等散文集拍攝的封面，也有為外國作家拍攝的書籍封面照片。

1988年，李志超留學英國，在皇家藝術學院修讀攝影碩士，在歐洲的日子，他一邊在報紙專欄寫城市遊記，還開始寫情色小說。他的裸男題材照片，也更大膽前衛，迷濛的畫面刺激著感官聯想。他還透過彰顯人體美態的照片，向著名攝影師Herb Ritts及Robert Mapplethorpe致敬——這些影像均是第三章「Flesh & Soul」的內容。接著的章節是「My Vanitas」，它是拉丁語「虛無」之意，也指十六至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的一種靜物繪畫，常見題材有花朵、頭蓋骨等，象徵著生命的短暫與脆弱。經歷過疾病的李志超，以骷髏骨頭與裸男形成對比，探索生死主題。

第五章也即最終章「Pantonemine」。他回望過去十年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照片，將其根據Pantone顏色從紅色、黃色、綠色、白色至黑色進行排列，這些照片可能在不同地方、不同時間、不同情緒下拍攝，卻共同構成他動人的回憶，象徵著他人生的高低起伏，在色彩的帶領下，一窺其匆匆一生的走馬燈。

《Hong Kong Photographers Eight – Julian Lee》，2014年出版，216頁，「顯影·書櫃」有售。

相比起何藩、邱良、鍾文略等攝影師，已故攝影師張焯 (1930-2016) 的名氣雖然未至於家喻戶曉，但他同樣以紀實的鏡頭，捕捉香港市民生活的點點滴滴，如四日供水、漁港風情、颱風襲港、山泥傾瀉及辛勤工作的工人等，記錄下當年的社會狀況，這些畫面如今大多早已不復見。

霧景日落的照片向來不乏追捧者，二戰後的香港攝影界，曾一度盛行唯美風格的沙龍攝影。張焯沒有隨波逐流，他的黑白照片取材自民間生活，不走畫意派路線，不僅題材廣泛，而且每張作品均能表達當時香港草根階層的現實生活。儘管不是用名貴器材拍攝，但他總是一絲不苟，作品的用光、構圖均非常細緻。與他同是中華攝影學會會員的攝影師陳紹文，正是被他的月賽照片吸引，因此與他成為惺惺相惜的朋友，他形容張焯的作品「不尚奢華，沉沉實實，又能交待社會的人生百態」。

在《香江掠影——張焯攝影集》中，張焯則如此形容自己的攝影：「我對黑白攝影情有獨鍾，每次細意回味鏡頭下的作品，挑起我昔日的情懷，當年情景還歷歷在目，颱風襲港、山泥傾瀉、四日供水、漁民生活等，歲月流逝，感慨良多。」

《香江掠影——張焯攝影集》是了解張焯作品的重要書籍，書中分為「風雨同路」、「水上人家」、「幾許艱辛」及「同甘共苦」四個主題，見證著香港人「獅子山下」努力拼搏的精神。「風雨同路」的照片十分精采，既寫實、也充滿動感。香港在1960年代曾受多個颱風吹襲，造成嚴重傷亡事故，如1960年的瑪麗颱風、1962年的溫黛颱風，還有1972年造成港島半山區及秀茂坪山泥傾瀉的大雨等，張焯的鏡頭捕捉人們在風雨中歸家的畫面，撐著被吹翻的雨傘在雨中奔跑、乘搭嘩啦嘩啦渡海汽船的乘客，還有冒雨送貨的工人，均令人深刻感受到當時的情景。

「水上人家」記錄香港仔、筲箕灣、大澳、沙田及塔門等漁民在艇上的生活；「幾許艱辛」拍攝在港九新界各地礦場及坪洲灰窯的搬運工人；「同甘共苦」則把鏡頭對準街頭小販、辛勤工作的人們，如鋪瀝青、搬運工、鐵匠、醬園工人等，他們以自強不息的精神造就今日的繁榮。

張焯退休前曾從事攝影沖曬業務，八十年代結束店舖生意後，他曾將一批底片沖曬成銀鹽相片。由於為人低調，整批照片從未展示於人前，只是擱於床底下的紙箱，就這樣默默存放逾二十年。2012年，前《攝影畫報》主編伍小儀說服他舉辦展覽，在石硤尾藝文空間「光影作坊」舉辦《那些年 張焯舊日情懷作品展》，展出二十幅1960及1970年代的黑白影像，引起不少迴響。事隔兩年，同樣在伍小儀的遊說下，從影逾六十年的張焯，才於2014年姍姍來遲出版首本作品集《香江掠影——張焯攝影集》，收錄逾百幅他在1960及1970年代拍攝的寫實照片。文章轉載自《Milk Motor Club》，完整版本請瀏覽《Milk Motor Club》037期。

1951年，劉香成生於香港，兒時曾在家鄉福州生活，及後回到香港就讀中學，1970年前往美國攻讀政治學，選修攝影課時，師從《LIFE》著名著名攝影師Gjon Mili，還在該雜誌社當實習生。父親是《大公報》編輯，對新聞業產生興趣的他，也想追隨父親的道路。在《LIFE》雜誌實習期間，也有機會見到布列松、Gjon Mili、Carl Mydans及Dmitri Kessel等攝影師當年在中國拍攝的照片，讓他得以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中國。

由於在中國成長，加上自身的中國血緣及對中國的情結，這些均成為他認識和理解中國的起點，而他也花很多時間閱讀關於中國的書籍，終於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他獲得機會以《時代》週刊美籍華裔記者的身分進入中國，從香港進入廣州，拍攝人民紀念毛澤東逝世的情形；來到上海，他拍攝一群小學生表演「打倒四人幫」。1978年前往北京，及後成為美聯社攝影記者，一直駐留北京至1983年(後來被派駐往洛杉磯、新德里、漢城和莫斯科)，其間他拍攝大量影像，這些照片為中國的變遷留下重要見證。

1981年，他拍攝在天安門廣場路燈下刻苦閱讀、準備高考的青年；另一邊廂在故宮裏，一位年輕人拿著一瓶可樂伸向攝影師的鏡頭；還有那幅三位戴墨鏡的年輕人、《上海公報》簽署十週年之際訪華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溥傑等。劉香成的鏡頭捕捉中國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對於成長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人而言，這無疑是非常熟悉而尋常的生活寫照；1983年，他出版攝影集《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成為西方國家了解中國的重要視覺記錄。

三十多年來，時代的變化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劉香成則持續地記錄中國的巨大變化。這本攝影集《中國夢》既有1978年至1983年在中國拍攝的新聞照片，也有1996年他重返中國時對新時代的敏銳觀察，例如在一幅上海拍攝的照片中，可見在鬧市中展示DIOR禮服的模特兒，引來路人好奇圍觀。到2010年代拍攝的照片，則是劉小東和曾梵志等藝術家的身影、攝影師陳曼為范冰冰拍照、還有在上海外灘露天酒吧閒聊的人們，可見中國改革三十多年來，人們的生活模式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就是「中國夢」嗎？攝影師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年來，劉香成持續地觀察這片廣袤的土地，如實地記錄生活中看見的每個瞬間。

前蘇聯總統戈巴卓夫逝世  回顧劉香成捕捉他的辭任時刻

前蘇聯總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 2022年8月30日逝世，終年91歲。說起他最廣為人知的照片之一，不得不提華裔攝影師劉香成在1991年捕捉他辭任蘇聯總統、放下講稿的重要瞬間。

1985年，戈巴卓夫出任蘇共總書記，其時的蘇聯國力虛耗，面對動盪不安的時局及困境，上任後的他試圖透過開放及改革來改善江河日下的政治及經濟現狀，然而一切卻事與願違，到1991年時基本上已是土崩瓦解，加盟國紛紛獨立、同年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蘇聯名存實亡。為避免蘇聯境內爆發內戰，戈巴卓夫在12月25日宣佈辭職，蘇聯正式解體。

當日夜晚七時，戈巴卓夫在克里姆林宮向全國作電視廣播，任職《美聯社》的劉香成在CNN總裁Tom Johnson關照下，成為極少數能進入現場拍攝的外國攝影記者。演講開始前，KGB曾警告他不得在總統講話時拍照，以免快門聲造成干擾。劉當時距離戈巴卓夫只有數米，站在錄影機後靜待時機，當戈巴卓夫完成辭職演說、闔上演講稿時，劉香成立即以用1/30秒快門捕捉下這個具歷史意義的時刻。說時遲那時快，那名KGB還因此揍他一拳，還好不算很痛。

拍攝完照片後，劉香成仍未放下擔憂，當時仍是菲林相機的年代，照片只有沖曬出來之後才見成敗。他隨即狂奔離開克里姆林宮，也不理克里姆林宮外同行記者的羨慕或謾罵，駕車回到分社的黑房沖曬照片。若調慢快門會令戈巴卓夫失焦，這張相片或許會是他攝影事業中的敗筆，幸好主角很清晰，講稿的紙張充滿動感，成功地定格及定義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翌日，這張照片幾乎佔據全球各大主要傳媒的頭版，他還因此與同事一起獲1992年普立茲獎「現場新聞攝影獎」。

Mihail Gorbachev folded his speech after a televised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from the Kremlin in which he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post of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Moscow, on December 25, 1991, which represent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ssociated Press Moscow correspondent Liu Heung Shing took this historical image. Here is how he recalled the moment in his book “A Life In a Sea of Red.”

“In order to capture this milestone in 20th-century history. I decided to focus on the moment when, at the end of his speech, Mihail Gorbachev signed his resignation paper. To make it work, it had to be done with a slow shutter of 1/30 second. Only this would show the motion of the speech paper as he laid it down on the table in front of him and, in so doing, laid to rest the U.S.S.R. With only one chance to get the shot at his moment, I had to take what was a calculated technical risk. The slow shutter speed could just have easily resulted in an entirely blurred picture.”

In 1992, Liu shared a Pulitzer Prize for Spot News Photography with his colleagues for document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On August 30, 2022, Mihail Gorbachev died in Moscow at the age of 92.

1962年，一架來往荔枝角及九龍城碼頭的6C巴士即將在土瓜灣道停站，乘客冒著大雨奔向九巴雙層巴士，雨點打在路面積水泛起漣漪，畫面寫實而動感，可見當時人們的生活日常。已故香港攝影師顏震東 (1927-2005) 不僅拍攝優美風景與日常事物的美麗光影，也捕捉許多精采的街頭瞬間，他鏡頭下的舊香港回憶不只是靜態的，也充滿動感效果。

顏震東是海南島人，1947年，二十歲的他隻身來到香港，進入柏林藥行工作，自此留在香港謀生。年少輟學，那時的他自覺身無一技之長，難免為將來感到迷茫。有次借用同鄉的相機拍攝，看到照片後他感到莫名興奮，於是省吃儉用，買來一部可以拍攝十六張120菲林的百麗牌 (Petri) 摺合相機，開始學習拍攝日常生活。

一年後，勤奮的他升遷為出街推銷藥品的經紀，收入也大大提升，朋友介紹他買東德相機Wetlax搭配Tessar鏡頭，與黑房師傅混熟後，於是向他們要些藥水，參考攝影書籍自學沖曬相片。後來，他從攝影朋友口中得知始於1937年的香港攝影學會，會員可登記借用黑房沖曬放大。顏震東在1952年參加香港攝影學會，利用學會的黑房自學沖曬放大相片，並開始參加學會的月賽，從中觀摩別人的作品。當年香港有幾家攝影學會，每年有不少沙龍展覽舉行，他必定到場欣賞作品，從中思考相片獲獎的原因。

顏震東不僅攝影作品屢次獲獎，他的放大技術，也深得朋友及行家欣賞。1950年，他曾與同事合租舖位開設沖印店，雖說那時的香港興起攝影熱潮，在那個仍以黑白攝影為主的年代，很多攝影愛好者都不喜歡假手於人，所以他的生意並不算很好，結果連相機都蝕本，之後唯有向朋友借用相機拍攝照片參加攝影比賽，他因此常常自嘲是「無機拍友」。

儘管如此，顏震東並不氣餒，在1954年東山再起，租下半邊舖位做沖曬放大，名為大華。1954至1964年，顏震東一直靠攝影比賽以戰養戰，同時以沖晒店糊口。大華沖曬店位於上環街市附近，他的街頭人物及街景等照片，大多是在這段時間拍攝的。顏震東的相片多在戶外取景，絕不擺拍，他雖然是沙龍攝影出身，但他的街頭照片卻是偏向寫實風格的，構圖及光影均十分出色。他既捕捉交通工具的動感效果，同時也喜歡拍攝草根階層的自強不息，相片中流露著一股溫厚的人情味，也可見昔日香港的簡樸生活。同樣熱愛攝影的經濟學者張五常，形容顏震東「不慕名利，每有新作，便欣然於色。」

多年來，顏震東一直為攝影興趣默默耕耘，風雨不改半世紀。1964年，他開始向《攝影畫報》投稿，為雜誌撰寫攝影技術文章多年，並將文章集結成《沖晒放 實例圖解》(1976年)、《攝影取景術》(1989年)、《攝影靈犀》(1995年)、《彩色暗室技術》和《集錦放大的理論和實踐》等多本著作。2003年，《攝影畫報》將其多年來拍攝的作品結集成《顏震東 黑白攝影集》，這是他的首本作品集，收錄130幅在1950至1990年代拍攝的照片，當中有四十多張曾經獲獎，更有不少是從未公開過的照片。

《顏震東 黑白攝影集》是了解顏震東的重要作品集，書中分為「攝影題材多面化」、「風景風光」、「人物人像」及「暗室特技」四個章節。個人最喜歡的章節是「人物人像」，收錄攝影師在1950及1960年代在港九新界各地拍攝的街頭景象，不論是滂沱大雨中的人力車夫或途人，還是在馬路上與汽車爭快的單車，均呈現出一個十分動感的舊時代。此外還有烘船、小販、賣花、童工、在街頭玩耍的孩童等，體現那個年代艱辛及奮鬥的精神。

完整文章請瀏覽《Milk Motor Club》036期雜誌，按此購買雜誌。

翻閱香港攝影師秦偉的最新攝影集《異域狂歡》，一位位奇裝異服的欖球迷化身不同角色，特朗普、蝙蝠俠、法官、警察、囚犯、護士等，或滑稽或幽默。這並非一本單純拍攝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球迷肖像的作品集，同時透過這些趣怪造型探討狂歡的意義，以及思考這些造型背後折射的多元聲音。

異域與狂歡的球迷

有四十多年歷史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是傳統欖球運動的變奏版，每場比賽只有上下半場各七分鐘，節奏很快，緊張而刺激。每場比賽之間還會播放強勁節奏的音樂，觀眾在熾熱的氣氛下盡情狂歡。在球場南看台的觀眾席有個特別傳統，球迷們悉心打扮成不同的角色，如超人、海盜、蜘蛛俠、天使等，儼然球賽的另一道風景線。在這個嘉年華般的賽事中，人人得以短暫脫離日常的社會身份，不論國籍與職業，那一刻變得不再重要，在酒精與音樂的助興下，南看台觀眾席搖身一變成為狂歡的舞台。

吸引秦偉拍攝的，不只是球迷們的奇裝異服，還有欖球運動賽規所包含的逆向思維——欖球的出現正是由於人們跳出墨守成規、訂立規則後而誕生。欖球起源於十九世紀的英國，隨著大英帝國的影響力也漸漸傳到英國海外領土及殖民地。首屆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在1976年舉辦，參賽隊伍包括澳洲、南非、新西蘭、威爾斯、斯里蘭卡、加拿大、斐濟及香港等，基本上是英聯邦成員國或前英國殖民地，賽事吸引許多英聯邦地區的欖球迷及居港外籍人士前來觀賞。

對秦偉而言，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作為香港回歸後碩果僅存的大型英式體育文化活動之一，其實是有象徵意義的。1993年，在法國留學多年的他回到香港，思考如何捕捉這座殖民地城市的最後歲月，於是萌生拍攝七人欖球賽的念頭。從1995年至2018年期間，秦偉幾乎每屆賽事均會在南看台附近為裝扮趣怪的球迷拍攝肖像，這些照片最近結集成攝影集《異域狂歡 香港的南看台》(A Revelrous Heterotopia – The South Stand of Hong Kong)。

書名借用狂歡理論剖析球迷的行為，秦偉在攝影集序言中提及已故前蘇聯文學批評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對狂歡文化的獨特見解，他認為狂歡活動的意義不止於嬉戲玩樂，而是透過狂歡抒發現實生活中的壓抑，它不是單純現實世界的延伸，而是透過一種嬉笑及玩世不恭的行為或方式，解除現實生活的束縛。

紀實卻不真實  

在球場內，秦偉以旁觀者的身份記錄這些沉浸在歡樂氣氛的球迷，以簡單、類似的石牆為背景，一一拍攝他們的裝扮，以突出球迷的裝束與神態。在酒精與嘉年華氣氛的推波助瀾下，人人戲精上身，擺出趣怪動作，盡顯幽默一面。這種在相同背景為途人拍攝肖像的手法，令人想起日本攝影師鬼海弘雄在東京淺草寺拍攝陌生路人的《Persona》系列，透過黑白影像呈現他們的哀傷、歡樂或自信的時刻。

雖說秦偉與鬼海弘雄的拍攝手法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當中的分別也相當明顯。鬼海弘雄的肖像均是真實生活在當地的人物，雖說背景相似，但人物的穿著特色，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時代感。秦偉《異域狂歡》裏面的人物恰恰相反，他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異域球迷，與身處的香港缺乏情感連繫，而且所穿的服飾也並非真實的日常服裝，更像是演繹著一個另類角色。因此，一幅幅黑白影像雖然以紀實方式拍攝，其實卻一點也不真實。有趣的是，當影像抽離時間、地點、人物造型等因素外，這批橫跨逾二十年的相片，彷彿並沒有太大差異，一切猶如發生在同一天。

鋪排見心思

翻開綠色的封面，攝影集以一幅寫著「南看台」的照片揭開序幕，看台上站滿眾多奇裝異服或赤裸上身的觀眾，對於從未涉足現場觀眾的讀者而言，照片提供一定的背景資訊，也與之後的照片形成對比。第一幅影像是一位扮演英國御林軍的觀眾，最後一幅是一位身穿「I heart HK」字樣的女士，彷彿在隱喻從英國過渡到香港的現況。

作為一項男性運動，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的球迷也以男性為主，從秦偉所拍攝的人物中，也可見一斑。男士們刻意來個性別轉換，變身天使、護士、白雪公主、夏威夷女郎、修女等角色，形象滑稽卻不失幽默感。觀眾的造型固然反映個人喜好，有時也可見當時流行的因素，一位球迷特意以特朗普的造型扮相，可謂不言而喻。有時也「穿者無意，觀者有心」，一幅外籍法官的照片容易引起目光，司法制度曾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基石，現在回看卻有幾分感慨。這些包羅萬象的角色或造型，是人們在打破日常枷鎖後，無聲演繹出不同的聲音。

多年來，秦偉拍攝過數以百計的球迷照片，在攝影集中，他以球迷所扮演的角色並置，天使與神父、蝙蝠俠 vs 超人、蘇聯士兵與公安，可見排版與編輯的心思。當這些照片以並排的手法呈現時，既有歸類效果，同時也加強觀看時的趣味，令人不禁好奇下一頁會是甚麼角色。事隔三年，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去年尾再次在香港大球場舉行，重看這些作品時，不免有久違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