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攝影節2021】攝影院:台灣攝影新視野

伊朗導演阿巴斯曾說過,Photography is the mother of cinema。攝影是某個瞬間的定格,電影則透過流動的影像來傳達故事,兩者之間交錯結合,尤其在數碼時代及創作多元的當下,當照片可以變得十分動感、電影畫面也可以很靜止時,這種界線更顯模糊。攝影與影片向來不是簡單的二分法,若攝影的敘事方式不再侷限在靜態影像,又能否為影像的表達帶來新的可能性?今屆香港國際攝影節以「Photography Cinema 攝影院」為題,探索攝影與電影的本質及邊界,從而擴闊影像創作的想像。

「攝影院」的構思,與近兩年的疫情不無關係,過往歷屆的香港國際攝影節,除了策劃展覽內容外,很多時間均消耗在相片的製作、運輸及裝裱等。疫情無疑阻礙國際攝影師來港舉辦展覽,攝影節順勢以電影院投映的方式取代實體照片,藉此探討靜態相片與動態影像這兩種媒介的多樣性,同時回應攝影在數碼科技及社交網絡的洪流及衝擊下,應該如何發揮它的作用與力量。「攝影院」既播放張乾琦、夏永康等著名攝影師的影像作品,同時也放映來自東南亞地區攝影節近年的代表作,還邀請台灣Lightbox攝影圖書室策劃「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環節,帶來五位新進影像創作者的作品。

馬雨辰《家庭相本》

攝影跳出靜態影像的框架

Lightbox創辦人曹良賓是「台灣攝影新視野」環節的策劃者之一,他指出傳統攝影節的展覽作品必須經過印刷、運輸等過程,然而在數碼時代的當下,實體照片並非十分必要。誠然,實體照片有其重要性及意義,若攝影能跳出傳統靜態影像的框架,無疑有助攝影的多元探索。「『攝影院』的概念可以不用遷就實體照片的尺寸,就算在很小的空間,也可以很靈活地展示作品。」

攝影有凝固某個瞬間的魔力,然而靜態照片未必能呈現出事件的前因後果或變化,相對較碎片化,曹良賓認為相比起影片,攝影對某個切片的細節有更好的還原程度,能讓人靜下心來觀察定格的畫面。「電影是有明確的敘事、線性的結構,它通常有二十四格,只是連續播放時看起來很連貫,相對於現實,它仍是切片。」在他看來,Still Image及Moving Image的界線是隨著科技進步而變動的,「這兩者之間固然有差別,我的看法是通過不同的創作去探究它們的邊界和可能性,正是這種不停地探索讓攝影保持活力,如果把它十分明確地進行定義,創作可能也會失去靈活性。」

林郁恩《Missing memories》

不同的創作及觀賞體驗

Still Image的創作方式相當多元,可以利用相機、暗箱或藍曬法進行影像創作,Moving Image的創作形式同樣不是單一的,像阿巴斯在遺作《廿四格》(24 Frames)裏用定格的畫面拍攝雨水、雪花及海浪的流動,攝影師張乾琦的《唐人街》在靜止照片加上拍攝現場的錄音和訪談的對話,令人物形象更生動。「台灣攝影新視野」其中一位創作者陳彥呈的作品《錦鯉》,講述一對夫妻的蜜月旅行,他與太太為相片分別配上男女主角的口白及背景音樂,將零散的照片進行有順序地敘事,恍如一部小品的照片電影。這些影片與傳統的電影定義是有區別的,然而更不能將其歸納在靜態影像的領域。

陳彥呈說,拍攝照片時往往一個人就可以完成,而《錦鯉》是他和太太共同創作的,「它不像做攝影時有完全的掌控度,需要容納與更多人分享創作的權力,過程中也有很多爭執和妥協,然而也是很有趣的嘗試和討論。」陳彥呈以靜態影像創作為主,他認為攝影的反饋往往很不一樣,而且觀眾的解讀和觸動點也不盡一致。「動態影像因為有播放的順序及限制,讓觀眾在某個時間軸線上閱讀影像,創作者可以把敘事講得更清楚。」

陳彥呈《錦鯉》

主觀與個人化

「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播映的五件作品中,黃皭的《相反的共存》呈現出用藥者及母親不同身分的情緒、唐佐欣的《大觀社區我的家》記錄反拆遷的抗爭運動、林郁恩的《詩憶》探索世代間的對話與鴻溝、馬雨辰的《家庭相本》重新詮釋家族的歷史、《錦鯉》反思的是記憶中攝影與旅行的衝突。這些作品主題多元,巧合的是他們都以個人經歷相對主觀地敘事,這在電影裏面是比較罕見的。曹良賓說,藝術創作是比較個人的,它並不一定要承擔一種公共性,藝術家最大的武器就是誠實。「這些作品都在回溯創作者們的生命歷程,透過影像審視生活的狀態。」

創作的方法和選擇是多樣性的,並非有一種特定的框架,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現適合個人風格的作品。《錦鯉》是一段搞砸的蜜月旅行回憶,然而陳彥呈以文字、語音與照片的交錯,用第三人稱和男女主角各自的角度描述遇到的事情,讓觀眾感受到一種有別於平鋪直敘的觀賞體驗。「如果說攝影像詩、電影似小說,我嘗試把兩者結合成散文。」

唐佐欣《大觀社區我的家》

唐佐欣的《大觀社區我的家》則是另一種風格的呈現,以紀錄片的風格拍攝與她一起進行反對清拆抗爭運動的戰友,影片牽涉到主觀情感,拍攝的鏡頭既是一種影像檔案,也像是她的個人記憶。「唐佐欣在情感上保留一種真實,她的攝影是一種抵抗現實的工具,以帶有主觀色彩的記錄片形式出現,同時藉此發揮社會影響力,這也是很合理的。 」

香港國際攝影節「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

時間:11月14日3pm-5pm(設映後談)

地址:錦田永隆圍「一九八三」(2:50pm在賽馬會錦田場外投注站集合)

詳情:https://bit.ly/3ohW1jk 

何家豪 用相片記載香港的都市傳說

相傳在1980年代,很多華富邨居民目擊UFO,隨後UFO發出強光,向大嶼山方向飛去。雖然缺乏相片或影片佐證,不過這個都市傳說一直流傳至今,攝影師何家豪拍攝的華富邨照片,以一道強光模擬當年的「華富邨的不明飛行物體」。

何家豪近年以各種方式蒐集民間故事,鬼郵差、港督府秘道、藍田水龍、匯豐獅子魔咒等,故事繪聲繪色,讓人難辨真偽。「這些都市傳說往往是集體創作,可能是無法證實的真實事件,也可能是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最重要的不是故事的真假,而是這些都市傳聞某程度上盛載著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香港人在某段時期對於社會的看法,這是官方論述之外的事蹟,非常值得保留。」

皇室堡狐仙

事隔多年後,當聆聽過故事的老人家相繼離世,遺下的建築物也可能因為重建而消失,後來的人們未必有途徑了解這些故事,可能就會慢慢失傳。關注社區及土地議題的何家豪,以攝影的手法為這些都市傳說尋找視覺上的載體,讓這些故事增添說服力,當中也承載著他的個人感受。

相傳在皇室堡的前身溫莎公爵大廈,在一塊雲石的紋理中出現七個狐狸頭,後來流傳有一名嬰兒在商場的酒樓擺滿月酒後死亡,「狐仙殺人」之說於是不脛而走。當年狐仙的雲石早已拆走,當何家豪前來商場拍攝照片時,卻巧合地發現仍有相關的意象。「商場裏面有七個小朋友的櫥窗人形公仔,它們的服飾恰好有狐狸的元素,彷彿是狐仙的借屍還魂。」

匯豐獅子魔咒

另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是匯豐銀行的獅子魔咒。在中環匯豐銀行總部有一對銅獅子,張開口的那隻叫史提芬(Steven),另一隻叫施迪(Stitt),用來保護銀行。相傳這對靈獅有個魔咒,每次移位時香港就會發生災難,第一次是1941年,銅獅被日軍運到日本,還差點被溶掉,香港則淪陷三年八個月。第二次是匯豐總行1983年重建,獅子被移到對面的皇后像廣場後,香港隨即發生大股災。當獅子去年元旦被人塗鴉及縱火後,已有人預料香港將再次遭受不幸,結果同樣應驗!

這系列「新香港傳說」照片至今有逾三十幅,通常在夜晚時分拍攝,畢竟大部分鬼故及傳說發生在入黑之後。何家豪以紅外線攝影結合由移軸鏡頭進行拍攝,將多張照片合成的影像轉換成黑白效果,呈現出營造鬼魅、冷清的氣氛。「紅外線是不可見光,用紅外線拍攝的照片可見更多暗位細節,也能看到許多人眼看不到的東西,視覺上很適合這系列作品的創作。」

《新香港傳說》@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 

日期:即日至11月28日 

地址:石硤尾JCCAC六樓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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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影像 黑色情緒

黑色有昏暗之意,也隱喻陰暗、悲傷的情緒,「人對於黑的態度是矛盾的,恐懼黑,卻又為黑所吸引。」社交平台上的一句簡短文字,道出一個關於黑色的故事,90後酷兒攝影師陳詠琪(Rain)以黑色為靈感,透過人像攝影探索黑色背後潛藏的情緒。

作品名為《關於生活中的「黑」與自我對話》,是香港國際攝影節主辦、攝影師謝嘉敏策展的「嘯傲之相:酷兒之影像習作」展覽內容一部份,作為酷兒工作坊其中一位學員,陳詠琪坦言以往認為酷兒只是一個標籤與身份,酷兒藝術是單純關於同志藝術的創作,「現在覺得酷兒是自我選擇的生活態度,酷兒身份與同志藝術未必是必然關係,異性戀也可創作酷兒藝術。」半世紀以來,酷兒經歷過多場運動,早已不局限於對身份及性別的平權,也是對理所當然的社會現象發出疑問、叩問的聲音。

陳詠琪透過攝影探索黑色背後潛藏的情緒。

面對自己 羈絆成前進力量

在展覽內容中,有人關注社會議題,陳詠琪則轉向探索自己的內心。對她而言,眼前的黑不是黑,是一種情緒。中學時曾經歷過對性別有懷疑、有迷茫的階段,那時的黑色或許是對性別的探索。後來的她很清楚自己的酷兒身份,卻有另一種揮之不去的黑色出現,尤其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黑色不是放下就會消失,需要時間去慢慢克服。」而她,則將這些反覆出現的黑色具象化,變成真實的場景與影像。

黑色沒有形態,是虛無的,她利用日常的物料與模特兒的互動具體地呈現出來。人類透過肢體動作去表達訊息、感知外界,作品中的模特兒互相依附或拋開、拉扯絲巾的肢體動作語言,彷彿有種掙扎,某程度上透露出她內心的情緒。另外兩幅作品從仰視角度拍攝一名男子眼綑保鮮紙以及解開保鮮紙後的狀態,宛如情緒的釋放。「創作過程中,我慢慢梳理自己的情緒、審視自己的狀態,當我們很誠實地面對自己,那些羈絆的碎片反而更能成為向前行的力量。」

模特兒拉扯絲巾的動作,彷彿透露出陳詠琪內心的掙扎。

無法逃離 沉重中學習共存

在她看來,黑色可以像無底深淵,也可成為一種莫名的信念。「每個年代、每個人對黑色的定義都是不同的。做完作品後,我覺得黑色不一定是負面的,以往看黑色時有很多掣肘,局限了它的想像,現在有多些角度看黑色,尤其在2019年後,黑色對很多人而言,或許是一種力量。」

表面上看,黑色是一種黯然無光的灰沉狀態,這不僅表現在陳詠琪的個人情緒上,經歷過去兩年的社運、疫症之後,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無不籠罩着一片沉重的黑色。「這些作品不單止記錄我如何看待黑色,也想給觀眾尋找自己的黑色。」當黑色成為一種常態,我們無需也無法逃離黑色,要懂得如何與黑色共存——這也是陳詠琪完成作品後的領悟。

「當黑色成為一種常態,我們要懂得如何與黑色共存。」

嘯傲之相:酷兒之影像習作

日期:即日至2月26日

時間:12pm-7pm(星期二至日) 

地址:中環永和街23-29號俊和商業中心8樓WMA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

Raghu Rai 捕捉多元印度

I want an image that says many things—— Raghu Rai 

印度攝影大師Raghu Rai(洛古雷)年輕時曾在布列松引薦下加入Magnum Photos,是圖片社裡屈指可數的亞洲人。Raghu Rai的鏡頭聚焦印度的人生百態,他非常注重細節及善於捕捉畫面,所拍攝的照片層次非常豐富,展現出多元文化的印度社會。現年78歲的他年輕時曾做過工程師,23歲開始投身攝影工作,多年來共出版過逾30本攝影集。在他半世紀的攝影生涯中,曾拍攝過戰爭、政治、社會等議題,最為人所知的攝影作品包括年邁的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 in Her Prayer, Kolkata, 1995

德蘭修女生於巴爾幹國家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Skopje),當時屬奧斯曼帝國,1929年她來到印度,後加入印度籍,一生主要為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所以有「加爾各答的天使」之稱。這張照片正是在加爾各答拍攝,由印度著名攝影師Raghu Rai操刀,修女雙手合十緊貼臉部進行禱告。攝影師原本在修女後面拍攝,見她正在禱告便行到前面拍攝。事後攝影師向修女告解,修女笑說是神的旨意。

2014年,他曾現身香港國際攝影節在太古坊ArtistTree舉辦的《微光中的印度:洛古雷攝影展》展覽現場,展覽共展出100張Raghu Rai的黑白及彩色照片,他一身黑色衣服加紅色圍巾仿似聖人,從容地回答記者提問。

Traffic at Chawri Bazar, Delhi, 1964

是什麼原因令你堅持拍攝這麼多年?而且一直堅持拍攝印度題材? 

印度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有喜馬拉雅山、沙漠、山谷等不同的面貌,有不同的宗教和語言,不同地區的人也有多不同的故事,有很多事情都是值得紀錄的。大自然和生命每分每秒都在變化,即使你窮盡一生去拍攝,又能拍攝其中的多少呢? 

什麼情況下你會按下快門? 

以前有採訪任務時,是我的報社或編輯安排我去拍攝題材。現在我的經驗是,當我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場景時,那個場景似乎會告訴我,來吧,按下快門吧。 

你經常在訪問中提及達顯(Darshan)一詞,它所指的是一種什麼境界? 

Darshan是印地語裡簡單說就是看見,但不只是看見全部,而是指體驗整個情境。現在網上有各式各樣的知識,你可以隨時知道不同資訊,但很多東西只有你真正經歷過,才是你自己的。 

攝影之外,有何興趣呢? 

我喜歡大自然、聽古典音樂,也非常喜歡小孩子。我有三個孫子,他們眼中的純潔,令人感到年輕及活力。

岑倩衡 抵抗遺忘的六四蠟燭與催淚彈

六四蠟燭與催淚彈,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物件,分別代表1989年六四民運及2019年反送中運動,雖然兩件事相隔30年,但同樣對香港人影響深遠。在展覽現場,一邊是蠟燭照片,一邊是催淚彈照片,映照香港命運。攝影師岑倩衡用象徵性的物件審視歷史與記憶,拒絕真相的遺忘,抵抗政權的打壓,正如歌曲所唱,「我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

說起來,六四那年,岑倩衡尚不到4歲,對當年的歷史事件沒並有深刻印象,反而電影、音樂以及每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觸動她的情感,令她對這段歷史念茲在茲,彷彿有種無形情意結。展覽短片名稱《念你如昔》及其中一幅蠟燭作品《去日苦多》,分別來自關錦鵬及許鞍華的作品,這兩齣紀錄片均是講述港人在六四過後、對回歸及身份的探索,也令她深信,只要有人繼續紀錄歷史、持續創作,就能影響下一代,代代相傳。

B快門曝光三小時 「拍攝過程很痛苦」

岑倩衡做過校園記者,喜歡黑房曬相,鍾意拍攝人像,然而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那種強烈的無力感令她曾放下攝影5年之久,直至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她認識一位儲存18年維園六四晚會蠟燭的朋友,覺得很不可思議,從而令她重拾起久違的菲林相機。「香港人紀念六四已多年, 如何在照片中表達出香港人堅持30年的信念,我思考良久。」

礙於不能燃燒朋友的蠟燭,她一方面拍攝這18支蠟燭的餘燼狀態,同時買來30支六四晚會的白色蠟燭,用長時間曝光,記錄蠟燭燃燒的狀態。她共拍攝四張照片,由於遺失快門線,惟有按着B快門拍攝,最長的一張照片曝光3小時,「原本是想透過燃燒蠟燭記錄痛苦,原來拍攝的過程都很痛苦!」 30年過後,今年還有維園燭光晚會嗎?有可能遍地開花嗎?一切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段歷史在香港人的腦海中,永遠抹不走。

民運上下集 對中共的不信任

若說六四是上集,那麼下集自然是反送中運動,然而不同地方、不同時空發生的事情,又是如何連結在一起?「兩件事同是以學生為主、追求民主與自由的運動,也同樣改變香港的命運。」她說六四後,許多人對中共很抗拒,引發移民潮;經歷過曾蔭權年代的蜜月期,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令港人對中共的不信任再度加深,當中醞釀的情緒與感受,與30年前不乏共同之處。

2019年,她多次走上街頭,儘管沒有站在前線,但身心依然疲累,也沒有把情緒記錄,後來慢慢沉澱,才拾起哈蘇相機,拍攝勾起她回憶的物件,一個醫療口罩、一隻勞工手套上放着幾個催淚彈殼。物件看似很冷靜,然而睹物思人,卻是會勾起記憶與思緒的。「醫療口罩在香港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象徵,2003年SARS時已經有,2019年更有不同的作用與意義。」手套是在抗爭現場別人送的,還有無處不在的催淚彈殼,她一一記錄下來。「催淚彈是香港人2019年的共同回憶,許多人都聞過它的味道,催生出新的悲痛記憶。」

蠟燭與催淚彈,原本是無足輕重的物件,卻在歷史與回憶中,微妙地賦予了新意義,以抵抗記憶的遺忘。

餘燼與安魂曲——時間站在誰的一邊@香港國際攝影節「育成計劃」

日期:即日至5月17日

時間:12pm-7pm(星期二至日)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8號openground

原文見於果籽

郭嘉樂 用攝影尋找抑鬱症的情緒出口

患上抑鬱症的九十後攝影師郭嘉樂(Khalil Kwok),曾經歷情緒上的起伏,接受過藥物治療、經歷過心態轉變,令他逐漸封閉自己,處於一種平靜而悲傷的狀態,這種難以名狀的感覺,他透過鏡頭去自我探索,過程中慢慢得到釋放。

抑鬱症,是他的性格使然,也與成長環境不無關係。身為家中獨子,他自小是情感豐富而內斂的人,甚少與家人溝通,有甚麼情緒,也總埋藏在內心。中六那年,忙着準備考公開試,壓力大,情緒開始不穩定。邁進大學,生活方式大轉變,恰好碰上雨傘革命,積聚的情緒開始爆發。「那時覺得自己的情緒各方面都很差,動不動就會發脾氣。」慢慢他意識到,自己患上抑鬱症,他開始求診食藥,為此還休學一年,但休學不等於荒廢,他也睇書影相,透過攝影尋找情緒的出口。

雙手緊抓肩膀 掙扎與孤獨

中學時期,他已喜歡拍照,在城市大學修讀創意媒體後,更視攝影為一種自我探索的工具。「我不太善於用文字準確地表達自己,攝影成為我表達自己的語言,而這種方法是舒服的。」平時,他會拍攝靜物、人像等題材,在相片中呈現出一種與世界隔離的孤獨感,其實是他不同階段的內心世界。大學畢業是轉捩點,令他想總結這個階段的自己,於是去年初開始創作這系列關於抑鬱症的作品。

「我覺得抑鬱症是『不可抗力』的。雖然精神科藥物能紓緩病症,令人覺得平靜,但這種情緒仍然存在,只是無法釋放出來,也很難痊癒。」服食藥物數年,他曾困在那種情緒裏,一直無法走出來,那種被壓抑的情感,促使他把思緒轉化為影像。他選擇在日落後至天黑前的短暫時間拍攝,那種平靜中的孤獨感,彷彿映照他的內心世界。他邀請朋友們擔任模特兒,在海旁或河流中拍攝,朋友們知道他的經歷,透過想像演繹他的情緒,其中一張照片在上水的河流中拍攝,照片中赤裸背部的男生雙手緊抓着肩膀,感覺很掙扎,「那種情緒與我當時的狀態很相似,彷彿透過攝影與自己對話。」

正視情緒 才能釋放自己

許多藝術家都曾創作抑鬱症題材的作品,最初構思拍攝時,他希望作品能令人感同身受。拍攝過程中,他亦時常想起自己的經歷,這個自我了解的過程,令他的情緒有所釋放,心態上也有所轉變,如今他更鼓勵同路人能積極去面對自己。「身邊有情緒病的朋友,往往被它牽着走,或者眼不見為淨就算,不甚理會,其實是可以去面對它的。」

其實,情緒的困擾,在現今的都市很平常,尤其是去年的衝突場景,更令許多人徹夜無眠,這並非不尋常之事。只是,情緒病往往帶有負面印象,令人望而生畏,「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正視這件事,不要避而遠之。」或許,每個人都能夠找到釋放自己的方法,對郭嘉樂而言,大概就是攝影。

不可抗力@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4月30日至5月31日

時間:11am-8pm(一至五)、12pm–4:00pm(六)

地點:觀塘興業街18號美興工業大廈6樓606室PHOTATO 

原文見於果籽

黎雪沁 捕捉黑暗都市的一點光明

光,象徵着希望,英女皇日前在復活節演說中說道:「光明終會戰勝黑暗。」光,也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令人克服心中恐懼。畢業於巴黎Spéos攝影學院的香港攝影師黎雪沁,以黑暗中的光線為主題,根據抗爭場景的記憶及自身的想像,用照片拼湊出去年反送中期間,對香港的絲絲感受。

照片中的光線在雲朵的襯托下充滿暗湧,正是她去年創作時的情緒。

這一切,始於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接着的數個月,她與許多香港人一樣,經歷過不可言喻的焦慮、憂傷與恐懼,每天擔驚受怕。「我覺得那時的香港處於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但我始終相信光明是存在的,只是暫時在我們的城市缺席。」有日,她望着天空滲出的微光,覺得恍如守護天使般,給予她希望,令她慢慢戰勝內心的恐懼,從而繼續走下去。光明會照亮景觀,也會讓我們看到被黑暗遮蓋的輪廓,「我相信,終有一天,光會將一切從黑暗彰顯出來。」

陽光灑落 希望降臨

她作品中的香港被一片黑暗籠罩,城市輪廓一片灰暗,幾乎看不清畫面的細節,目光很自然地聚焦在那一點光線上,彷彿是這個城市的寫照。在炎熱的盛夏,黎雪沁經常在下午接近黃昏時分,在維港海旁拍攝這些微妙的光線。天氣不似預期,雨天固然無法捕捉陽光,有時太陽光普照,同樣無法拍攝,「我很想捕捉雲縫中瀉下的光線,那種光線很神奇,時常稍縱即逝。」她為鏡頭裝上減光鏡,以慢快門捕捉這種光線,雲層移動令畫面產生一種混亂感覺,正是她彼刻的心情。

照片中的光線在雲朵的襯托下,時而平靜、時而充滿暗湧,在她的照片裏,也看到光的移動與變化,從天空慢慢轉移到海面,到最後降臨城市。「當我見到光線落在中環的大廈時,那一點光恍如投射了希望——光明有日終會來到我們的城市。」

暗黑的城市有一點光芒,隱喻光芒終將來到香港。

亮燈觀展 守護信念

踏進位於中環PMQ的展覽現場,眼前一片黑暗,在伸手隱約可見五指的空間裏,牆上掛着十張照片,觀眾要開啟手提電話的燈光,才能看見相片的內容。「如果現場夠光的話,是能夠更好地看到照片的內容,然而亮起的手提電話燈,是我對當時香港的感動記憶。」手機燈海的畫面,許多人不會感到陌生,在不同的集會上,大家亮起手提電話燈,以燈光默默守護信念。100萬人遊行那天,她站在太古廣場的行人天橋上,揮動手機的燈光跟遊行的人互相支持;中秋節那天,她站在港島海旁,看着對岸獅子山上發出的光芒,山上山下的同路人用點點燈光互相照耀。

「幕幕情景,令我感受到,縱然香港暫時沒有光,只有黑暗與恐懼,但擁有相同信念的人,那點點燈光就如守護天使,鼓勵大家走下去。」展覽場地背景有一個模擬獅子山的小型裝置,用點點燈光模擬當時的獅子山人鏈畫面,「觀眾的手提電話燈與背景獅子山上的光,就是想營造那種互相守望的感受。」這個展覽,不僅是攝影師的個人記憶,也是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那一點光,既是力量,亦是希望。

With light – We Can Conquer Our Fear@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即日至5月31日

時間:11am-8pm

地址:中環鴨巴甸街35號元創方S512室

原文見於果籽

林健恆 當香港患上「都市病」

說起都市病,很自然令人想起癌症或心臟病等都市人常見的疾病。「其實都市病不只是指都市人的病,還有都市本身的病。」即將出版攝影集《都市.病》(預售)的80後攝影師林健恆(Jimmy)開宗明義道出背後想法。

疾病危害健康,人人知道都市病是隱形殺手,每年奪去無數性命。一個生病的都市、畸形的城市制度,同樣可以無聲無息地殺人於無形,可怕程度不遜於武漢肺炎。生活在光怪陸離的香港,許多事情見怪不怪,當你仔細去觀察這個社會時,會發現這座城市的種種疾病無處不在,貧富懸殊、畸形價值觀以及荒謬的日常。與其說病的是人,不如說患病的是整個香港。

當燒鵝遇上口罩,是最近抗疫生活的日常荒謬。

燒味店賣口罩 荒謬感日增

林健恆鏡頭捕捉的,不只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更是無處不在的荒謬感。當按摩椅、心電圖機及BB車成為抗爭者的路障,可想而知當權者是如何將人民逼向絕境;在疫情蔓延的當下,港人搶米搶廁紙搶口罩,荒謬的不只是不良商人坐地起價,還有全民賣口罩。「有日,我在屋企附近的燒味店見到賣口罩的廣告牌,燒鵝與口罩並排的畫面很有趣,然後跑六層樓梯返屋企拿相機拍攝。」當我們以為2019年的香港不再令人熟悉,這三個月的抗疫日常,荒謬感可謂日益增加。

更可悲的是,當這種荒謬成為常態時,仍有許多人對其視而不見,而永遠慢半拍的政府,只懂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斷錯症」的例子更比比皆是。林健恆在臉書上寫道,當政府禁止四人以上聚集、餐枱至少相隔1.5米時,一架載滿人的地鐵列車已足以傳染十八區。「有時我也會反思,究竟有病的是這個城市,還是只有我自己?好多人甚麼都不理會,眼不見為淨,其實也很開心。」視而不見是正常人,而提出問題的人是有病,這才是更荒謬的事。「每個人身處的環境不盡相同,未必會關心這些現象,而香港的教育是訓練你成為一個齒輪,我希望這些照片,能促使觀者去進行思考。」

經濟掛帥的香港,每樣事情都是一個銀碼,香港人早已見怪不怪。

然而想當年,林健恆也承認自己曾是港豬一名。2008年在觀塘職業訓練中心修讀攝影課程後,投身攝影工作至今,當過攝影助理,也曾為香港電視劇集《童話戀曲》及電影《點對點》拍攝劇照,因2013年香港電視發牌事件才關注社會事件,從港豬進化成社會運動的記錄者,2015年出版記錄雨傘運動的攝影集 《傘民》,2016年憑作品《馬屎埔抗爭》獲得「網絡公民大獎──最佳新聞照片獎」,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他為社會聯合媒體(United Social Press)擔任攝影記者,在抗爭前線拍攝,有不少照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每日一相 廣告現實對比虛偽

其實,這些年來,他一直有個「everyday photo」的拍攝計劃,只是早期照片偏向趣味性的畫面,甚少將社會議題帶入作品。經歷過雨傘運動及旺角騷亂的洗禮後,他越來越覺得《天與地》裏「this city is dying」的金句正慢慢應驗,心態上有所轉變,照片裏也多了隱喻。他善於利用廣告的影像與現實中的人物形成對比,例如露天時尚廣告牌與拾荒者、銀行理財廣告與行乞者、「健康睡眠」廣告字眼與在巴士上睡覺的乘客……有張服裝品牌的廣告相,照片中的人物笑得燦爛,與現實中不苟言笑的途人形成強烈對比,照片也成為攝影集的封面。「香港人是不會笑的,只有在虛假的廣告裏面才是笑的,這彷彿告訴我們,這個社會很多東西是虛偽的。」

原本打算去年初出版的《都市·病》,因反修例運動擱置,林健恆最近才重拾出版的念頭。

都市·病@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

日期:4月16日至5月17日

時間:1pm-7pm(星期三至日)

地點:深水埗基隆街132號地下B舖MIDWAY Shop

原文見於果籽

范家朗 十八港孩的臉孔

2019年6月9日,烈日當空,10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維園裏人山人海,23歲的攝影師范家朗沒有拍攝密密麻麻的人群,而是把鏡頭對準等待出發的一張張孩童的面孔。半年後的「國際人權日」遊行,80萬人昂然上街,「禁蒙面法」仍未廢止,口罩下仍是一張張稚氣的臉龐,他們的眼神坦率而堅定,事實上也反映出許多港人的態度。一葉知秋,在「人像日記:十八港孩」展覽現場,兩組照片並排展出,從中也可感受到過去大半年的情緒。

畢業於香港大學測量學系的范家朗,大學二年級才萌生當攝影師的想法,他坦言喜歡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因而喜歡人像攝影。在各種因緣際會下,他曾為戴耀廷、作家李怡及港大校長張翔等人拍攝肖像,兩年前畢業後成為自由攝影師,一方面從事商業攝影,同時進行個人創作。去年,「逃犯條例」鬧得沸沸揚揚,也令他思考究竟如何透過人像攝影去表達情緒。

抗暴起點 記錄面孔

許多人均會記錄遊行時的所見所聞,喜歡人像攝影的他,則選擇用面對面的方式近距離捕捉遊行人士的面孔。 那時有示威者介意被人影「大頭相」,他也曾擔心過,因此拍攝時也特意詢問,在得到當事人及家長同意才拍攝。事前他已構思好拍攝手法,以同一種方法聚焦人物的表情,「當日在維園拍攝60多人,最後覺得小朋友的照片最有感覺,彷彿透過這些人像記錄下自己的心情。」

這系列港孩照片共九張,有幼兒有中學生,也有獨自參加遊行的南亞裔小女孩,不用水炮車染藍清真寺助攻,坊間不同光譜的參與者早已「we connect」。他們面對鏡頭,沒有刻意微笑,雖然每個人的表情不盡相同,但明顯有種憂愁及無奈的情緒,在在反映當時港人心情。然而這種心緒只是開端,隨着抗爭運動越演越烈,經歷過7.21、8.31、10.1及「禁蒙面法」等,「這大半年來發生很多事情,如果只是單靠6月9日的記錄,總是覺得不夠完整。」

當初拍攝時從沒想過有續集,直至半年後12月8日的「國際人權日」遊行,他再次踏足維園,這次他有明確目標,只拍攝年紀相若的孩童。相比上次拍攝的小朋友,這次不僅裝扮不一樣,戴上口罩,連眼神也截然不同。半年前的孩童眼神帶有迷茫,這次更多是堅定,當口罩遮擋了大部份臉孔,也令人更聚集他們的眼睛。「無論是社會氣氛還是大家的心情,這半年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反映在他們的眼神裏。」在展覽現場,兩輯照片並排而立,令人明顯感受到兩者的分別,其中兩幅照片足有4.5 × 3米之大,那種視覺上的衝擊感迎面而至,令人不得不面對這些影像,難免令人回首往事。

互不相識 情緒相似

拍攝過一系列前線攝影記者人像,也曾為多位少數族裔掌鏡肖像,「我嘗試在這些或許互不相識的人當中,尋找一種共性。」其實在「十八港孩」作品中亦然,儘管大家不認識,但照片中的情緒卻十分相似,「人像攝影既能捕捉被攝者的某部份性格或心情,同時也能記錄香港社會及港人心態的變化。」

人像日記:十八港孩@香港國際攝影節「新一代影像創作者育成計劃」

日期:4月13日至6月9日

地址: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7樓綠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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