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偉攝影集《異域狂歡》 狂歡文化背後的影像哲學

翻閱香港攝影師秦偉的最新攝影集《異域狂歡》,一位位奇裝異服的欖球迷化身不同角色,特朗普、蝙蝠俠、法官、警察、囚犯、護士等,或滑稽或幽默。這並非一本單純拍攝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球迷肖像的作品集,同時透過這些趣怪造型探討狂歡的意義,以及思考這些造型背後折射的多元聲音。

異域與狂歡的球迷

有四十多年歷史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是傳統欖球運動的變奏版,每場比賽只有上下半場各七分鐘,節奏很快,緊張而刺激。每場比賽之間還會播放強勁節奏的音樂,觀眾在熾熱的氣氛下盡情狂歡。在球場南看台的觀眾席有個特別傳統,球迷們悉心打扮成不同的角色,如超人、海盜、蜘蛛俠、天使等,儼然球賽的另一道風景線。在這個嘉年華般的賽事中,人人得以短暫脫離日常的社會身份,不論國籍與職業,那一刻變得不再重要,在酒精與音樂的助興下,南看台觀眾席搖身一變成為狂歡的舞台。

吸引秦偉拍攝的,不只是球迷們的奇裝異服,還有欖球運動賽規所包含的逆向思維——欖球的出現正是由於人們跳出墨守成規、訂立規則後而誕生。欖球起源於十九世紀的英國,隨著大英帝國的影響力也漸漸傳到英國海外領土及殖民地。首屆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在1976年舉辦,參賽隊伍包括澳洲、南非、新西蘭、威爾斯、斯里蘭卡、加拿大、斐濟及香港等,基本上是英聯邦成員國或前英國殖民地,賽事吸引許多英聯邦地區的欖球迷及居港外籍人士前來觀賞。

對秦偉而言,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作為香港回歸後碩果僅存的大型英式體育文化活動之一,其實是有象徵意義的。1993年,在法國留學多年的他回到香港,思考如何捕捉這座殖民地城市的最後歲月,於是萌生拍攝七人欖球賽的念頭。從1995年至2018年期間,秦偉幾乎每屆賽事均會在南看台附近為裝扮趣怪的球迷拍攝肖像,這些照片最近結集成攝影集《異域狂歡 香港的南看台》(A Revelrous Heterotopia – The South Stand of Hong Kong)。

書名借用狂歡理論剖析球迷的行為,秦偉在攝影集序言中提及已故前蘇聯文學批評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對狂歡文化的獨特見解,他認為狂歡活動的意義不止於嬉戲玩樂,而是透過狂歡抒發現實生活中的壓抑,它不是單純現實世界的延伸,而是透過一種嬉笑及玩世不恭的行為或方式,解除現實生活的束縛。

紀實卻不真實  

在球場內,秦偉以旁觀者的身份記錄這些沉浸在歡樂氣氛的球迷,以簡單、類似的石牆為背景,一一拍攝他們的裝扮,以突出球迷的裝束與神態。在酒精與嘉年華氣氛的推波助瀾下,人人戲精上身,擺出趣怪動作,盡顯幽默一面。這種在相同背景為途人拍攝肖像的手法,令人想起日本攝影師鬼海弘雄在東京淺草寺拍攝陌生路人的《Persona》系列,透過黑白影像呈現他們的哀傷、歡樂或自信的時刻。

雖說秦偉與鬼海弘雄的拍攝手法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當中的分別也相當明顯。鬼海弘雄的肖像均是真實生活在當地的人物,雖說背景相似,但人物的穿著特色,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時代感。秦偉《異域狂歡》裏面的人物恰恰相反,他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異域球迷,與身處的香港缺乏情感連繫,而且所穿的服飾也並非真實的日常服裝,更像是演繹著一個另類角色。因此,一幅幅黑白影像雖然以紀實方式拍攝,其實卻一點也不真實。有趣的是,當影像抽離時間、地點、人物造型等因素外,這批橫跨逾二十年的相片,彷彿並沒有太大差異,一切猶如發生在同一天。

鋪排見心思

翻開綠色的封面,攝影集以一幅寫著「南看台」的照片揭開序幕,看台上站滿眾多奇裝異服或赤裸上身的觀眾,對於從未涉足現場觀眾的讀者而言,照片提供一定的背景資訊,也與之後的照片形成對比。第一幅影像是一位扮演英國御林軍的觀眾,最後一幅是一位身穿「I heart HK」字樣的女士,彷彿在隱喻從英國過渡到香港的現況。

作為一項男性運動,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的球迷也以男性為主,從秦偉所拍攝的人物中,也可見一斑。男士們刻意來個性別轉換,變身天使、護士、白雪公主、夏威夷女郎、修女等角色,形象滑稽卻不失幽默感。觀眾的造型固然反映個人喜好,有時也可見當時流行的因素,一位球迷特意以特朗普的造型扮相,可謂不言而喻。有時也「穿者無意,觀者有心」,一幅外籍法官的照片容易引起目光,司法制度曾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基石,現在回看卻有幾分感慨。這些包羅萬象的角色或造型,是人們在打破日常枷鎖後,無聲演繹出不同的聲音。

多年來,秦偉拍攝過數以百計的球迷照片,在攝影集中,他以球迷所扮演的角色並置,天使與神父、蝙蝠俠 vs 超人、蘇聯士兵與公安,可見排版與編輯的心思。當這些照片以並排的手法呈現時,既有歸類效果,同時也加強觀看時的趣味,令人不禁好奇下一頁會是甚麼角色。事隔三年,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去年尾再次在香港大球場舉行,重看這些作品時,不免有久違之感。

《異域狂歡》不僅收錄逾百張照片,也收錄秦偉及舞台劇導演、戲劇教育家鄧樹榮的文章,以及秦偉與台灣攝影師沈昭良的攝影對談,三篇可讀性的文章均給予讀者另類思考。攝影集可於「攝影·書櫃」購買。


蘇慶強攝影集《Hong Kong Photographers One – So Hing Keung》

現年63歲的香港攝影師蘇慶強,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授課多年,從事攝影創作四十年。「Hong Kong/China Photographers」系列叢書的首作,正收錄其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創作的五個系列作品,包括「Reflection on China」、「Still Night / 靜夜」、「This Mortal Coil: Alienated Urban Landscape」、「South China Portraits / 華南地誌」及「Transformation of Matter」,部分作品更被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

早在1981年,蘇慶強已開始拍攝中國,那時改革開放不久,到處可見共產主義的痕跡及毛澤東的頭像,同時資本主義開始「入侵」,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產生出新的文化。蘇慶強的相機甚少出現人們的面貌,更多地透過城市風景及靜物呈現出這種獨特的現象,例如冰天雪地之下的毛澤東雕像,繪有傳統中國服飾的無頭木頭人偶;他還故意在「Reflection on China」作品中滲入兩張香港的照片,其中一幅是墳場前的廢車場,這種矛盾與強烈對比的畫面,與當時的內地竟有幾分異曲同工之處。

第二個章節是「Still Night」,蘇慶強帶著他的6×6哈蘇相機,在夜晚時分穿梭在香港小街後巷,敏銳地留意著身邊事物的細節,四處散落的垃圾、牆上的貼紙、被遺棄在街上的物件,在黑夜的寂靜吞噬下,這些黑白畫面顯得平靜。「在死寂與昏暗的黑夜裏,我充分感覺到生命的飄忽不定,一切都從黑夜中靜靜地過去。」他如此說道。蘇慶強透過作品思考光線所賦予事物的象徵意義,在一幅西九龍的照片中,背景是燈火通明的高樓大廈,前面卻是光禿禿的土地,戲劇性的燈光地營造出強烈的對比。這種容易被人忽略的奇幻景象,以及事物在光影之下交織出來的詩意畫面,某程度上也是這都市的特色之一。

「This Mortal Coil: Alienated Urban Landscape」與他之前用直接攝影的手法截然不同,他以用寶麗來相機拍攝許多香港人熟悉的畫面,如高樓大廈、黃大仙廟、牆上的塗鴉、植物以及中環、灣仔的街頭面貌,不但將多張照片融合在一起,還在相片表面進行破壞性的刮塗,令作品變得半真實半抽象,有時甚至是模糊不清,映襯著這座城市的怪異。在他的眼中,香港的都市景觀像是個夢魘,許多舊事物/建築物不斷消失,人與人之間很疏離,這些看似快將壞掉的照片,正傳達出他的內心思緒。

1990年代至千禧年代於廣東省潮陽地區拍攝的「South China Portraits」,是蘇慶強最廣為人知的人像作品。他多次前往當地,與被攝者建立起關係,希望他們在鏡頭前自然地呈現自己,滿臉皺紋的老人神情往往很嚴肅、身穿紅色外衣的女人姿態比較從容、稚氣的孩童感覺更為隨和,出生於不同年代人物的舉止,隱隱透露出某些訊息。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屏風前的婆婆肖像,身穿的藍色衣服有種貴族的感覺,蘇慶強在金色屏風背景前拍攝她,為相片增添隆重感,正如西方貴族的肖像畫。

雖然同樣是拍攝被人遺棄或忽略的物件,最後的「Transformation of Matter」系列相比起「Still Night」 無疑更抽象及更具形式主義,他鏡頭下的布料、膠袋、褶皺的紙張等物件抽離原先存在的環境,在精美的光線及佈置下,彷彿被賦予新的生命或意義,然而當中的摺痕、標籤等細節,或多或少均滲透出這些物件的歷史或故事,當中某些衣服更是來自「華南地誌」的被攝者,自然令人聯想起它們的過去,即使是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泡泡紙碎片,也能與部分觀者產生聯繫或共鳴。攝影師通過物件本身尋找新的參考和身份來源,從而表達個人的內在想法。

蘇慶強攝影集《Hong Kong Photographers One – So Hing Keung》,2008年出版,204頁,收錄多幅1980年代至2000年代作品,「顯影堂 DEVEDO」有售。

秦偉攝影集《板間人生》 記錄劏房戶的生活點滴

根據運房局2021年發佈《「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報告 》,香港2020年有超過十萬個劏房單位,居住人口逾22萬。香港地少人多,各種分間式單位在1950年代已普遍存在,尤其在在油尖旺、深水埗等地區。板間房、籠屋、劏房,名字或許不一,但均是指單位空間狹小、居住條件惡劣的居住空間,攝影師秦偉在2013年出版的攝影集《板間人生》,便記錄一群板間房住客的生活,然而近十年過去,劏房戶的數量及人口不減反增,的確值得社會及政府反思。

《板間人生》聚焦在兩座相連的舊式公寓,一梯兩伙的一個六百呎單位,分間成十餘間四十呎的小板房,居住的人都是低收入或領取綜援的人士,無可奈何屈居於此。劏房住戶一般不願外人介入他們的生活,秦偉能進入他們的世界拍攝,可見背後花費不少時間溝通及相處。他走訪百多戶劏房,有的剛落戶,有的已居住多年;有失去右腿的張先生、有因失業而生活拮据的人,有待業中的精神病患者,有年屆六旬的體力勞動者……這也是貧窮者的寫照。

板間房大多沒有窗戶,廚廁均要共用,不僅空間狹窄,木板的床蝨更是滋擾;香港的夏季天氣炎熱,也是床蝨肆虐之時,其中一張照片展示一瓶所捕獲的木蝨,更令人驚訝且心酸。在窄小的空間裏,人們最主要的消遣就是看電視,由於長期獨處及生活上的挫敗, 也令這班長期生活在貧窮下的住客,容易產生疏離、焦慮及情緒壓抑的問題。

秦偉透過《板間人生》,帶領觀者走進一個個是城市中不為人知的角落,一個個封閉而私密的空間。這些生活在板間房的人,儘管家徒四壁,面對攝影師的相機,也可見他們從容面對鏡頭,沒有激動的情緒,大部分的臉孔也不見愁緒。攝影集揭示當今社會奉行菁英主義價值觀背後所蘊藏的景象,以及低下階層、弱勢群體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板間人生》攝影集可於「顯影·書櫃」購買

The text below is an excerpt from  www.chunwaiphoto.com

Chun Wai’s Cubicle Life narrates the livelihood of the poor in Hong Kong. These people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dwell in cubicles that have an area of only three to four square meters. These cubicles usually do not have windows; thus, the air does not circulate, and the atmosphere becomes stuffy. The room is unbearably hot in summer, and bed bugs run rampant, making it an extremely harsh living environment.

People dwelling in these cubicles are mainly the grassroots who have no means of changing their destiny. They barely exist below the poverty line, with poor quality of life and confined social networks, and thus often live in a passive, lost, alienated, and melancholy, sub-health mental state of mind.

The stories of cubicle dwellers are presented from cinematic angles through touching scenes, portraits, and point-of-view shots. With great sensitivity to color and tonal subtleties, a highly coherent body of powerful images has been created. Chun Wai deftly uses medium shots and close-ups to connect and interact with the subjects. The results were honest yet unobtrusive – to capture the characters on camera with their dignity.

Martin Heidegger, exploring Taoism in his later years, ruminated over the phrase:

‘Poetically man dwells.’

This is a state of life.

We must remove the shackles of alienation and oppression before we can end inhuman states of existence and enable every individual to reach their true potential.

Cubicle Life highlights the lives buried under the dictates of elitism revered by our society. It also exposes the plight of the underprivileged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y are deprived of any opportunity for upward mobility. It also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worth of human existence.

葉蘊儀《赤·色》影集 遊走情慾與藝術之間

前言:這篇文章寫於2019年,當時葉蘊儀推出純影集《赤·色》,近日這篇文章瀏覽量忽然大增,初時仍不明所以,後來看過《正義迴廊》,知道她在片中飾演其中一名陪審團成員,才大概知道原因。由於這部電影近日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估計也因此很多人留意戲中演員,出道逾35年的葉蘊儀,她的另一面同樣值得更多人認識。

現年49歲的藝人葉蘊儀(Gloria),13歲時已被星探發掘入行,憑藉可愛形象在日韓港台走紅,九十年代初曾出版過數本寫真集。事隔廿多載,而今的她成熟有韻味,大膽演出的純影集《赤·色》不是大賣青春動人,亦非感嘆「中女羅生門」,而是以身體為媒介,開宗明義「以赤子之心呈現女性本色」,道出一個追尋自我的影像故事。

「忠於自己,有時比忠於別人更難,尤其是女性。」她在影集序言如此寫道。社交平台上,Gloria多次為女性發聲;螢幕外,近年她還有多一種身份——多媒體藝術家,而藝術家的使命,就是要透過作品來發聲,這亦是《赤·色》誕生的意義。在她看來,這不是單純的寫真集,更是一本用藝術手法探討女性自身的攝影集。「女性在生活中有諸多規限,社會普遍覺得生兒育女、賢妻良母就是既定的女性形象,也將不按照這種套路的女人視為異類。其實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女人應該朝着自己的方向發展,重新出發建立自己。」正如在許多人眼中,葉蘊儀只是一位演員及母親,其實這些年她寫過好幾本書,更成為一名藝術家。

線:象徵溝通的橋樑

影集以《赤·色》為名,究竟「赤」是紅色還是赤裸?「色」是艷色還是色相?無疑,在某些照片中她赤膊上陣,亦不乏性感誘人的畫面,遊走於情慾與藝術之間,唯美卻不意淫。影集以紅色貫穿首尾,有時她身披紅色大衣、有時則與紅色金魚共處水中,而最重要的元素是紅線。數年前,她修讀藝術碩士時的畢業論文,以中國湖南省傳統的「女書」為研究題材。過去,女子無才便是德,而女書就是姊妹之間互訴心聲的專用文字,Gloria用紅線結合女書創作成裝置藝術《家書》,作品更獲得威尼斯拉古納國際藝術獎(Arte Laguna Prize),並在當地展出。

為攝影集掌鏡的梁華生(James),曾擔任《食神》及《喜劇之王》等電影的美術指導工作,後來成為一名廣告及電影導演(如《一夜再成名》),《赤·色》是他跨界創作的首本攝影集。「葉蘊儀與我同在八十年代出道,她在台前、我在幕後,一直緣慳,直至年初經朋友認識,一拍即合。」他看到Gloria以紅線纏繞自己的照片,有種破繭而出的感覺,正好切合影集主題,因而用其貫穿《赤·色》。Gloria說,「線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連結,象徵着溝通的橋樑。」作品中的她以紅線纏繞赤裸的上半身,從身體自主出發,去勇敢面對自己。

影集以紅色貫穿首尾,有時她身披紅色大衣、有時則與紅色金魚共處水中。

尋找自我 呈現本性

梁華生坦言自己並非真正的攝影師,但多年來的美術指導及導演工作,都透過影像訴說故事。他深受日本美學影響,葉蘊儀當年也曾在日本發展,加上二人都曾是電影人,許多創作理念皆不謀而合。在日本拍攝這系列作品時,他不刻意操控畫面,反而樂於讓角色自然發揮,用相機捕捉Gloria的情緒。「拍攝時,她在不同場景演繹不同角色,然而很快就能凝聚出角色感覺,而我要做的,就是將最本性的葉蘊儀呈現出來。」

梁華生對光線及構圖的拿揑,令照片瀰漫着電影感,亦捕捉到她內斂沉寂的一面,表現出她找尋自我的蛻變過程,Gloria對此亦褒獎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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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允逸攝影集《某座》 反思香港公共屋邨的怪異現狀

香港樓價全球數一數二,公屋成為許多草根階層的避難所,很多居於劏房的人,最大願望就是入住公屋。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與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不無關係,自此政府在港九各地興建一幢幢徙置大廈,1960年代推出廉租屋,1970年代的公營房屋開始引入社區規劃的元素,屋邨內通常設有商場、休憩公園、學校等配套設施。根據房委會2022年的數據,香港有逾210萬人口居於公屋,在《某座》(Blocks) 推出之際的2014年,正是攝影師岑允逸在公屋居住三十週年,加上此前公屋的種種翻新及重建,促使他以攝影為媒介探討公共屋邨議題。

On Yat House, Shun on Estate, 2009

1994年,岑允逸在理工大學獲得攝影設計(榮譽)學士,曾任攝影記者逾十年,現為獨立攝影師。他的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等機構收藏,也曾出版多本攝影集,包括《一人生活》(2007)、《係‧唔係樂園:岑允逸攝影作品》(2008) 及《某座》(2014)等。《某座》的誕生,一方面是他在公屋居住多年的經歷與啟發,背後也與香港公共屋邨的政策及變化息息相關。

千禧年代,香港的屋邨靜悄悄地發生改變,一方面是「領匯」接管屋邨商場的經營及管理權後引入連鎖集團商店,加租令許多街市商販及小商戶無奈結業,美其名為「提升生活質素」,其實是剝削屋邨居民的選擇權,令屋邨商場逐漸變得一式一樣。另一方面,公屋的設計及配套也有逐漸向屋苑看齊的意味,老舊的屋邨髹上鮮豔的顏色後,從外觀看恍如充滿活力的遊樂場 (最經典的例子大概是彩虹邨,已成為打卡聖地),然而卻無法掩蓋另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如低收入及人口老化等。

《某座》攝影集內容

從2008年至2014年,岑允逸穿梭在各個屋邨拍攝,有他成長的順安邨、重建前的牛頭角下邨,還有坪石邨、東頭邨、白田邨、南山邨、彩雲邨、蘇屋邨、沙田圍邨等,既拍攝建築物的外牆、錯落有致的空間,也拍攝牆上的壁畫圖案、屋邨的植物,記錄下屋邨的千奇百怪。他並非拍攝建築物的美感,而是捕捉環境的氛圍,被鐵欄圍起的樹木、詭異的裝飾品、斑駁的油漆、沒有深思熟慮的人工地景……有時荒誕、有時卻帶點超現實。攝影師坦言無意為公屋設計做考查,而是透過《某座》回視自己的過去,用攝影與空間、建築物對話,以冷靜、客觀的角度帶領觀眾進入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屋邨,促使觀者思考居民與屋邨空間的微妙關係。

在其鏡頭下,順安邨一座髹上鮮豔綠色的乒乓球檯,乍看之下令人想起美國導演Wes Anderson的電影畫面,細看又會發現鮮豔顏色與斑駁的地面形成強烈對比,即便乒乓球檯被髹上奪目的顏色,依然無法改變無人問津的事實。岑允逸刻意以冷峻的Deadpan風格,為公共屋邨留下一個個客觀記錄,他的鏡頭不見屋邨的「人情味」或懷舊情懷,甚至缺乏人的元素,用一種相對抽離的角度去拍攝,這也是攝影集以《某座》命名的原因。

Shun On Estate, 2009

羅蘭巴特說,「風景相片(城市或鄉野)應是可居,而非可訪的。」岑允逸笑說他的照片是不可居的,時下的社交平台盛行在屋邨打卡的照片,這種所謂的趨勢表面上只追求一張漂亮的相片,卻無意了解屋邨所面臨的處境及問題。誠然,每個人對香港的認同建基於不同層面與角度,岑允逸認為喜歡一座城市不是只談及其優勝之處,也不應過份投射一種美好的畫面, 反而是因為真正熱愛這片土地,才會對這座城市提出批判與反思。「愛一個地方不是將那份情懷無限投射在身邊的事物中,更不應將部份情感膨脹,愛一個地方要懂得批判。」

岑允逸攝影集《某座》,「顯影·書櫃」有售。

PS:順安邨乒乓球檯這幅作品現於黃竹坑畫廊聯展《我城 / My Hong Kong》展出,現場也可購買《某座》攝影集。

《我城 My Hong Kong

日期:2022年9月3日至10月1日、10月11日至15日 

時間:下午2時至7時 (星期二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56-60號怡華工業大廈8樓 The Loft

高志強 從中國面貌到香港城市的探索 

香港攝影師高志強1953於香港出生,十三歲已對攝影產生興趣,1975年在加拿大班夫藝術學院(The Banff School of Fine Arts)學習攝影。1977年回港後成為自由攝影師,並於大一設計學院及香港理工學院教授攝影。1979年至1982年,他先後與攝影師馮漢紀合作策劃「Fotocine 影藝攝影學校」及「Photo Centre 攝影中心」,致力推動攝影教育。高志強曾是香港專業攝師公會創會會員,也曾任香港國際攝影節主席,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

這本2012年由Asia One出版的攝影集《Hong Kong Photographers Seven-Alfred Ko》,收錄高志強從1978年至2012年的作品,第一篇章「Home Coming」是他早年在中國內地拍攝的黑白照片。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全世界的目光隨即轉向這片廣袤的神州大地,來自全球各地的攝影師均渴望踏足中國拍攝,香港攝影師自然也不例外,梁家泰高志強馮漢紀蘇慶強等人不約而同進入內地,記錄下當時人們簡單而質樸的生活。

當時,高志強以商業攝影師的身分為台灣的大地出版社及後來的《中國旅遊》雜誌等拍攝照片,從1978年至1990年代,踏足佛山、濟南、寧夏、延安、西安、北京、長江沿岸等地,在拍攝出版社及雜誌社任務期間,同時以黑白菲林記錄眼前的所見所聞,襁褓中的嬰兒、褶皺的手背、長江沿岸的赤裸縴夫、參加風箏節的民眾、坐在汽車車頂的踩高跷表演者、象徵權力的紅旗牌轎車車窗反映著一排代表群眾的單車,還有社會主義的宣傳標語,仍可見於不同城市的街頭及建築物內。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高志強,兒時曾跟爸爸回鄉祭祖,情感上的無形連結,令他更想認識真正的中國,這或多或少令他的拍攝心態有所不一樣。作為最早一批進入內地拍攝的攝影師, 高志強不以獵奇心態取勝,也沒有刻意拍攝那些標誌性的風景或地標,反而記錄下當時中國實實在在的面貌,不煽情、也不刻意描寫貧窮,為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留下珍貴的紀實影像。

1984

延續第一個章節對家園/ Home coming的探索,第二、三個章節是「1984」及「藍調」(The Blues),則以特定的年份及事件,把鏡頭對準回歸前夕的香港。1984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年份,高志強以120菲林拍攝香港的人造風景,以記錄心中的矛盾感覺。自小在香港讀天主教學校、及後到加拿大深造,然而當時他的思想卻是偏左的,面對即將到來的1997年,難免會反思自己的身分。雖然他也有拍攝維園的英女王雕像及中國國徽等充滿符號性的物件(攝影集將兩張相片並列更加強當中的隱喻),但更多的是天橋底的遊樂設施、發電廠設備等,很詩意、平靜地記錄原本應是充滿政治色彩的一年。

「藍調」(The Blues)

相比之下,「藍調」則充滿政治意味。藍調是一種美國黑人的音樂,又稱「怨曲」,當年的非洲黑人被販賣到美國後當奴隸後,時常在工餘時唱藍調歌曲抒發心中的苦悶與傷感。而高志強的「藍調」,則是1989年維園集會的司徒華背影、自由女神像、拿著標語的大學生,還有6.4當日維港的一艘軍艦,以及1997年人們在船上撒溪錢,當中也夾雜著飛機低飛過宋王臺、大角咀填海、6月30日晚在灣仔紋身的英國士兵、7月1日凌晨解放軍在大雨中駕駛坦克進入香港的畫面,從1984到1997年,一切彷彿不言而喻。

「夜祭」(Nocturne)

2008年創作的「夜祭」(Nocturne),高志強抽離歷史事件及具體年份的記載,將目光對準香港這座城市的夜晚與安靜的空間,拍攝光禿禿的樹木、護土牆、天橋、九龍公園、籃球場,這些地方大多空無一人,幽暗而靜謐,思緒、時間凝固在夜色中。回想當年,高志強說回歸後曾有一段時間不想拍攝,大約在1998年至1999年,他凌晨3、4點起身外出拍攝,避開嘈雜的環境、感受不一樣的城市面貌,藉此抒發內心情緒,這成為他重返攝影的契機,一直斷斷續續拍攝多年,用黑白影像描述一首夜的祭曲。

「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a)

最後兩個章節分別是「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a)與「懼曠」(Agoraphobia) ,前者是指封閉、狹窄空間所帶來的窒息感,後者則是空曠、巨大空間所引起的惶恐。「Claustrophobia」以飽和彩色照片刻畫被商品與消費異化的世界,如密集的街道、天橋底的海馬裝置、櫥窗裏的巨頭嬰兒模型、巨大的城市雕塑及主題裝置,一切顯得光怪陸離,瀰漫著一種窒息的詭異氣氛。回歸後的香港看似蓬勃,物質主義蔓延,也衍生出奇怪的畫面,高志強用濃烈的色彩表達內心壓抑的情緒。

「懼曠」(Agoraphobia)

與之相對應的,是一系列景觀開揚的黑白影像,他刻意迴避人的蹤影,鏡頭下的孫中山公園、無垠的海面、荒蕪的舊啟德機場、原本熱鬧非凡的銅鑼灣波斯富街,同樣四野無人。這種「懼曠」背後,既有對集體回憶的建築物被拆卸的惋惜,也有對城市急速變化所產生的陌生感。高志強說,有時站在人來人往的中環或銅鑼灣,總覺得這些熟悉的地方與自己顯得格格不入,感覺只有自己一個人,無形中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香港是個建築十分密集的都市,在摩天大樓的夾縫下,表面的繁華背後隱藏的是巨大的空洞。這些無人之境,彷彿也象徵著現代人的心理世界,是孤獨而疏離的。

攝影集《Hong Kong Photographers Seven-Alfred Ko》可於「顯影堂」購買。

《Tokyo Lucky Hole》 荒木經惟的日本色情產業體驗與記錄

日本色情產業十分發達,除了傳統的紅燈區,新興的色情服務在1970至1980年代曾經非常蓬勃。被喻為日本情色大師的荒木經惟,在1983年至1985年間,在東京新宿區為主(大阪也有)的多間色情場所記錄當時五花八門的性服務。由Taschen在2019年出版的《Araki. Tokyo Lucky Hole》攝影集,收錄逾800張黑白照片,展示日本性產業的蓬勃與創意。荒木經惟不是單純的拍攝者,也是一位親身體驗的光顧者,全情投入在這些色情場所中,而攝影彷彿只是他身體力行的見證。

No-Panties Coffee Shop

1978年,第一間無底褲咖啡店「No-Panties Coffee Shop」在京都出現,標誌著新興色情服務的開端。裏面的女大學生服務員身穿迷你裙卻沒穿內褲,這個消息很快傳開,好奇的大眾隨即在門口排起長龍,男人們花三倍平常咖啡的價錢,只期待服務員端來咖啡時,可以一瞥年輕女性不經意的裙底風光。這種咖啡店頓時大受歡迎,隨即傳到東京、大阪,第一間在東京出現的無底褲咖啡店名為Lourdes,不過它並非位於歌舞伎町,而是開設在東京都豐島區的東長崎,可見是故意避開傳統的紅燈區。相比起傳統的歌舞伎町,這種咖啡店無疑更親民,不會令人卻步,也不易被外人察覺。

眼見Lourdes生意興隆,其他咖啡店自然照辦煮碗,一年後,東京都中央環状線的所有車站附近都不難找到這種咖啡店。伴隨行業競爭而來的,是尺度逐漸加碼,慢慢演變成「無上裝咖啡店」。在大阪一間兩層的咖啡店,底層的天花板裝上透明玻璃,令上層女服務員的春光無限外洩。女服務員只要脫下底褲,就可以輕鬆找到快錢,這種咖啡店的出現,也令更多業餘的年輕女性投身色情行業。

咖啡店的顧客通常「眼看手勿動」,數年時間的新鮮感過後,這種咖啡店迅速沒落,不過色情行業從未式微。 無底褲咖啡店消失後,隨即又興起不穿內褲的按摩店「No-Panties Massage Parlour」,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按摩店在名古屋起家,它受歡迎的原因,是女服務員可為顧客自瀆。很快地,按摩店也出現在歌舞伎町,從而掀起一場情色服務大激戰。

那時日本紅燈區的老闆們,絞盡腦汁想新方法與對手競爭,各種色情服務千奇百趣,有的女服務員可按顧客要求變成護士或空姐進行色情表演,有的上演電車癡漢、處女情意結、相撲手,或提供各種變態性虐待服務。其中一間荒木經惟親自體驗的趣怪場所是「棺材屋情色算命」(Coffin Coffee House and Pornographic Fortune-Telling),裏面到處是乾冰產生的霧氣,顧客赤裸進入棺材,棺材蓋上有個洞,赤裸的女性扮演屍體,然後跨坐在棺材上,更可以進行性交「算命」。

若說最標奇立異的一間,無疑是Lucky Hole。客人站在隔板的一端,隔板中間有一個洞,足以容納男性的某個器官,另一端則是進行服務的女性。隔板畫有女性的身體線條,頭部則貼著松田聖子、原田知世等當紅女明星的照片,成為男士們的性幻想對象。顧客雙手抓住上方的扶手,耳機傳來女性的呻吟聲,這種前衛的性體驗,感覺就如21世紀的虛擬現實。在2014年的喜劇片《金雞SSS》裏,由黃偉文飾演的拓也哥,就是在一間Lucky Hole門店工作。

當時荒木經惟在《Photo Age》主編Akira Suei的陪伴下,體驗並記錄日本蓬勃的情色場所,與因貧窮而從娼的妓女不同,這些年輕女性並非無奈下海,在攝影師的鏡頭下,她們絲毫不覺羞恥或內疚,對於從事色情工作也沒有太多忌諱,盡情與慾望玩遊戲。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當時的荒木經惟在日本已頗有知名度,許多女性均不介意成為他鏡頭下的女主角,荒木的鏡頭可能變相令她們更投入地表演。

1985年,日本政府實行「改正風俗営業法」(New Amusement Business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Act),這種類似的場所逐漸被取締(有說是為保護傳統的性產業,以免新的競爭產生混亂?),不過日本的色情產業依然很發達。《Araki: Tokyo Lucky Hole》一書,便記載新法例實行前日本情色服務的鼎盛期,若撇除當中的色情元素,這些照片是對這行業很完整的視覺記載,然而荒木經惟的參與介入,卻打破單純客觀的攝影記錄,令照片變成很個人化的作品。

《Araki. Tokyo Lucky Hole》,Hardcover,14 x 19.5 cm,1.08 kg,704頁,HK$250,PhotogShop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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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香港 塵封舊照片

「獅子山下」是香港人奮鬥精神的象徵,對於從新加坡移居香港的李福志而言,逆境自強的故事反而始於太平山頂。生前寂寂無聞的他,為香港五十年代的街頭面貌及鄉郊風情留下重要紀錄,若非攝影師及作家艾思滔(Edward Stokes)在山頂發現他的相片,他的故事或許至今仍不為人知。

1950年代中期,從馬己仙峽道俯瞰中環及維港。

無師自通 山頂為遊人拍照

生於新加坡的李福志是一名孤兒,從小已有自立的精神,1947年,二戰後的新加坡一片混亂,20歲的他懷着外出闖蕩的心態,搭輪船來到香港,投靠養父的外甥。這位表兄當時是照相館的合夥人,其弟弟也是一名攝影師。有次這位表兄帶李福志到太平山頂,眼見他為遊客拍攝的人像照片輕鬆賺取三元,等同當時一般勞工的日薪。李福志頓覺這不失為一條謀生之道,於是下定決心成為一名攝影師。

李福志教育水平不高,攝影也是無師自通,可他勝在勇於嘗試,拿着向表兄借來的舊蔡司相機,到山頂碰運氣搵食。舊器材雖然吃虧,但他很懂得挑選顧客,那裏經常有訪港的美國軍人和逃避內地戰亂來港的富有上海人,拍攝完紀念照後,翌日就將沖曬完的相片送往客人的居住地。當時正值國共內戰,大批難民湧入香港,1949年,港英政府以簽發身份證的形式登記人口,他因而獲得工作機會,為調景嶺的難民拍攝身份證照片,這次經歷也令他更堅定攝影的道路,之後他重回太平山頂,繼續為遊人拍照。另一邊廂,他也在香港成家立室,他和妻子帶着三個孩子,成為香港居民。

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中華循道公會禮拜堂是灣仔地標。

踏入1950年代中期,旅遊業成為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然而隨着相機普及,遊客對旅行相片的需求減少,他改為拍攝香港熱門的景點,例如山頂俯瞰維港的景色、中式帆船、電車、人力車夫及新界圍村等,沖曬之後向遊客兜售,這個新出路曾為他帶來不錯收入,這些照片無形中也為1950年代的香港留下重要的視覺記憶。及後香港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許多殖民地建築紛紛拆卸,李福志的照片彷彿封存1950年代的歲月時光。

隨着彩色相片慢慢流行,越來越少人買風景照片,加上攝影行業競爭激烈,有次李福志跟一位新來的攝影師發生爭執,更慘被毆打,厭惡這種環境的他,不得不另謀出路,無奈放棄攝影這門搵食工具,1960年代輾轉到粉嶺開士多為生。士多生意蒸蒸日上,他還擴充業務購入一架雪糕車,在上水鳳溪中學賣雪糕,擺檔逾二十年。其後轉行當看更,與攝影漸行漸遠。

人力車伕拉着藤籃及竹籮,這些藤籃通常用來載農作物到街市。

不見唯美光線 更見社會真實

故事若到此為止,這些照片也不可能為後世所知。回歸後,他意識到香港舊照片的珍貴,於是將塵封多年的底片曬成相片,2003年重返太平山頂,出售1950年代拍攝的香港照片。2010年,艾思滔在山頂遊玩時遇見兜售舊照片的李福志,覺得他的舊照片很有歷史價值,及後二人多次見面,並着手出版李福志攝影集《流光迅影香港情》。遺憾的是,李福志在2012年辭世,享年85歲,未能見證影集的誕生。

由艾思滔創辦的「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今年(2021年4月1日至5月30日)曾與信和集團在銅鑼灣信和廣場舉辦香港與新加坡雙城攝影作品展,展出「李福志鏡頭下的香港」等。最近,艾思滔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策劃大型展覽《Recovery, Resilience, Resurgence》,展出包括李福志在內三位攝影師(還有Hedda Morrison及Brian Brake)逾八十多幅在香港拍攝的照片,呈現出香港在1940至1970年代三十多年的蛻變。

當年尖沙咀兩大地標——半島酒店九廣鐵路火車總站。

回首當年,李福志拍攝的原意是為了謀生,這令他與當時的沙龍攝影愛好者與別不同,他並沒有閒情逸致慢慢研究光影,在寫實攝影不流行的年代,他拍攝的城市街景的照片不見唯美光線,反而卻更見真實,記錄當時的社會面貌。

 《Recovery, Resilience, Resurgence》

日期:2021年12月14日至2022年3月6日

時間:11am-6pm(星期二至六) 

地址:金鐘正義道9號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相片由©️The Estate of Lee Fook Chee提供

反射光線 城市的文字符號

攝影的英文(Photography)一詞源於古希臘文的Phos(光線)及Graphe(書寫),意思是用光的書寫形式重現事物。香港設計師區德誠(Benny)的最新攝影集《光合》,正好與這套理論不謀而合,他用黑白照片捕捉光線反射在建築物及馬路的圖案,或像符號,或似文字,彷彿這座城市正在傳達某種莫名的訊息。

路面上的不規則光線很像文字的筆畫,令Benny想起書法。

神秘光線 如書法像文字

攝影離不開光線,一張照片的成敗與光源息息相關。在Benny看來,城市的光源很有趣,尤其香港到處是密集的高樓大廈及玻璃幕牆,建築物的玻璃及金屬的反射光線很刺眼,這些光線本為自然光源,但某程度上也是人造光。「不同季節、不同時間的陽光照射在同一位置所反射的光線不盡一致,好像這個城市正透過光線繪畫出不同的事物或符號,等待我們去解密。」

喜歡在城市遊走的他,向來有隨身攜帶相機拍攝的習慣,十多年來慢慢摸索出特定的拍攝題材,例如建築物、樹木及光線等,其間也對城市有更深的認識。他十分留意香港的光線,有次在鵝頸橋底的馬路看見有一條條不規則的光線,很像人為般繪畫在路面上。「我覺得這些神秘的光線很像文字的筆畫,整個畫面令我想起書法及文字。」

讀書時期,他曾練習過碑帖,對文字有不同的想像,2017年出版的攝影集《看字》(Wordspotting),收錄一系列將影像與文字結合的照片,思考文字與城市的關係。

《光合》(Light Ensemble)則同樣透過攝影,將我城恍如文字或符號的光線記錄下來,一頁頁翻書時,可見光線在城市的不同地方跳躍,彷彿是有節奏感的。有時樹影婆娑般落在牆上、有時像馬路上的一個個腳印;時而朦朧而有動感、時而翩翩起舞。「城市光線千變萬化,不僅反射光線的物料不同,反射出來的光線落在不同的平面或材料,也有迥然的畫面。」這些光線書寫的圖案,可能像符號、文字,與環境結合之後,更會產生不同的化學作用。

反射自玻璃窗的光線落在棚架網幕上,感覺像一幅油畫。

黑白模式 「這個城市很不一樣」

在另一幅照片中,反射自玻璃窗的光線落在棚架的網幕上,由於網幕有特殊的材質,加上不同玻璃窗反射光線的強弱及形狀不同,對光線有靈敏觸覺的他,隨即按下快門,捕捉這一幅抽象「油畫」。

Benny鏡頭下的香港既熟悉又陌生,黑白的影像令人更聚焦在畫面的光線上。「當我開始用黑白模式拍攝時,覺得這個城市很不一樣,黑白更接近平面設計的世界,可以專注在構圖及光影,彩色有時會影響拍攝的思維。」這也是他用定焦鏡頭拍攝的原因,「當你不能變焦、不再做剪裁時,會更加專注地觀察的事物。」

某程度上,攝影令他更留意城市的變化,尤其用手動對焦的相機拍攝,「對焦過程的緩慢間接令我在一個地方停留更久,變相有更多時間觀察周圍的環境,也可能發現更多平時錯過的細節。當你有這種意識時,會發現這個城市也很有趣。」


《光合》由Benny一手包辦設計與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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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