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逵 內蒙古的歲月靜好

看着黃仁逵(阿鬼)在內蒙古拍攝的黑白照片,聯想起不久前內蒙古人因抗議以漢語授課而出現萬人示威的情景,大相逕庭的畫面,確實令人難以相信這是同一片內蒙古土地。2009年,阿鬼因為參與電影製作前往內蒙古海拉爾,利用閒暇時間隨性拍攝照片,一望無際的草原、當地人生活的截面,在他的鏡頭下有一種歲月靜好的詩意。

泛起漣漪的湖面、一望無際的草原,是內蒙古的日常。

「當地的環境、文化,與我們的認知可謂截然不同,人們是很不中國化的。」在與他們的相處中,阿鬼漸漸了解當地的音樂、文化如何產生出來,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樣。「城市人將當地綠草如茵的地方稱為草原,而蒙古人的叫法是草地,感覺是很後花園的。」拍攝時,他直覺先行、眼明手快,見到有趣事物或獨特光影,便不假思索按下快門,泛起漣漪的湖面、身穿傳統服飾的孩童、騎馬的少年、被鐵欄圈住的羊群……

不展現技術 樂趣更重要

「攝影的原意是記錄當下的瞬間,以對比將來未知的變化。」阿鬼在《端傳媒》有個攝影散文的專欄,透過兩張並列的香港街頭照片,呈現同一位置在不同時空下的變化,這種有趣的轉變正凸顯攝影的意義。「對我而言,攝影應該是隨性的,而不是為了展現技術。」拍攝時,他沒有任何設想,即使拍攝的照片不夠好,也覺得無傷大雅,反而拍攝時的樂趣更重要。「所有人都喜歡被肯定的心態,不論畫畫或攝影,往往有一種要畫得好、影得靚的掣肘,這樣反而令你創作時顯得不由自主。」阿鬼坦言,不論你是否讚賞他的作品,他仍會堅持用自己的方式去創作。

一名身穿傳統服飾的小女孩站在一群大人前面,令人產生好奇。

他的這套理論來自繪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既繪畫也寫作,既是樂隊迷你噪音(Mininoise)成員、也是《秋天的童話》、《女人四十》等多部電影的美術指導。對他來說,其他看似沒有關聯的創作,統統能幫助他思考,最後成為有助於繪畫的素材,而攝影是最近便的方法。他鍾情攝影,不過他從不以攝影師自居,在陳安琪導演拍攝的紀錄片《水底行走的人》裏,他形容自己雖是每日繪畫的人,但不是畫家。他繼續拒絕無謂頭銜,「我一直都有拍攝,但我不是攝影師。」

黑白添想像 不引導人觀看

現年65歲的他,1973至1979年曾就讀於巴黎國立藝術高級學院,身為攝影師的哥哥到法國探望他,贈送他一部Nikkormat相機,還教懂他沖曬技術。從那時開始,他每逢外出,幾乎機不離手。「在家我一定畫畫,出街無法繪畫,便鍾意拍攝。」自1970年代開始,他已喜歡在街頭拍攝,漫無目的地記錄。「雖然攝影時不作思考,但通過回看拍攝的照片,會慢慢認識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看他在內蒙古拍攝的照片,草原的畫面時遠時近,既瀰漫着對游牧民族的好奇,也有一種對平靜生活的嚮往,而黑白影像也為照片增添想像力。阿鬼不喜歡引導人如何觀看照片,反而像欣賞畫作一樣,去感受作品的內容,這正如他的攝影理念一樣是隨性的。生活,或許本來不應該是高深莫測的。

·黃仁逵展覽《Steppe by Steppe》2020年曾於黃竹坑Sin Sin Fine Art畫廊展出。

·歡迎追蹤「顯影」IG(https://www.instagram.com/photogstory/)及透過Payme( payme.hsbc/photogstory )支持「顯影」繼續攝影寫作及網站運作。

夏永康 從《春光乍洩》到Happy Together

回歸前夕上映的《春光乍洩》,讓觀眾沉浸在一對若即若離的同志戀人故事之中,王家衛式的電影美學固然令人如癡如醉,夏永康(Wing Shya)的劇照則準確地捕捉某個曖昧瞬間的情緒與氛圍,成為另一種經典。自此之後,夏永康的名字彷彿總是與王家衛連結在一起,其實他的攝影創作相當多元化,在《春光乍洩》之後,還有很多「Happy Together」的時刻。

拍攝《春光乍洩》時,夏永康同時將劇照創作成拼貼作品。

1996年,王家衛邀請夏永康為《春光乍洩》拍攝電影劇照,他於是跟隨劇組遠赴阿根廷拍攝,後來的故事已是老生常談。當時他忘記開啟自動模式,拍攝出一堆失焦的照片,美麗的錯誤經過王家衛的「妙手回春」,錯有錯着反而成為經典,甚至令他開始揚名。後來,世人記得張國榮與梁朝偉在天台相擁的畫面、何寶榮獨自抽煙的憂鬱瞬間……均是出自夏永康之手。

無心插柳 拼貼美學

夏永康原本修讀的是設計,讀書時期已喜歡做拼貼,當年更試過在街上拾垃圾來做創作。拍攝《春光乍洩》時,他一邊拍攝劇照,一邊利用沖曬出來的照片結合剪報或劇本文字做成拼貼作品。「導演並沒要求我這麼做,當時純粹是貪得意才創作的,之後回到香港也有繼續做。」當年信手拈來的拼貼,相比起《春光乍洩》劇照,更有懷舊氣息及藝術情懷。2017年,他在上海舉行的回顧展《越軌》中展出這批作品,翌年亦在Art Central展覽過,呈現夏永康式的拼貼美學。

《春光乍洩》之後,王家衛拍攝《花樣年華》及《2046》時,繼續找來夏永康操刀電影劇照,這也令「王家衛御用攝影師」的稱號不脛而走。「我並不在乎這個稱呼,我工作目的是拍攝劇照,不會介意別人如何形容我。」然而,這位導演口中的Wing仔,坦言王家衛的電影語言令他獲益匪淺,對他的視覺美學、創作甚至為人處事的態度,或多或少均有影響。「王家衛是很高要求的,那種美學不知不覺間滲透在我的作品中。」

《2046》劇照

當年失焦的照片,王家衛化腐朽為神奇,這也令他明白創作時不應受羈絆,所謂的好與壞並非絕對。有時,他會拿起菲林相機咔嚓咔嚓,不消幾分鐘已拍攝完一筒菲林;拍攝《Sweet Sorrow》系列時,他用兩年時間構思,每日只完成一張作品。「快慢只是一種方法,不代表照片的好壞;也沒有說那種方法最好,最重要是能夠自由地創作。」踏足過不同電影場景、拍攝過人像及時尚作品,如今他的心態更隨遇而安,想純粹地回到攝影本身,「不一定大規模的創作才叫好玩,有時一個人拍攝風景或身邊朋友,也可以樂在其中。」

2002年為時尚雜誌《i-D》拍攝的照片。

Happy Together的戀愛時刻

最近,他在畫廊舉辦個展,展現其多元化創作,展覽以「Happy Together」為名,除了《春光乍洩》拼貼作品,還有多年來拍攝的商業攝影作品。「《春光乍洩》是關於戀愛的故事,我多年來拍攝的照片或劇照,也與愛戀有關,同樣有那種二人Happy Together的畫面。」在2002年他為時尚雜誌《i-D》拍攝的照片中,吳彥祖與舒淇在電單車上相擁而坐,上演一場恍如「天若有情」的戀愛時刻,那種不羈與放蕩青春的情緒,令許多人誤以為是電影劇照,而這種戀人絮語般的情感,或許可以追溯至《春光乍洩》。

Happy Together, released in 1997, is a romance film directed by Wong Kar-wai, which depicts a turbulent love story of gay lovers. The film aesthetics is undoubtedly mesmerizing. Meanwhile, the atmospheric movie stills capture by Wing Shya, which also becomes classic.

Wing Shya was initially a graphic designer. He liked to make collages at school and even tried to pick up trash on the street to create. When photographing film stills for Happy Together, he designs the collage with the stills and script text, which is more artistic than the film stills. 

Wing Shya recently exhibited his diversified creations in the gallery. The exhibition is named “Happy Together.” In addition to the collages of movie stills, there are also commercial photography works taken throughout the years. He said, “Happy Together” is a love story. The photographs I have taken over the years are also related to love. The similar scenes of two people Happy Together.” 

He photographed Daniel Wu and Shu Qi for fashion magazine “iD” in 2002. The protagonists were hugging each other on a motorcycle and staged a loving moment, and such a fancy-free style may be traced back to the movie “Happy Together.”

Happy Together

日期:即日至10月11日

時間:星期三至日(11am至6pm)

地址: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畫廊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雷安喬 一個人的手術室

面對傷痕,很多人覺得很難為情,總是難以啟齒。有時疤痕疼痛與否,還在於我們如何看待傷口,正如電影《幻愛》對白所講:「原來傷口的疤痕,碰到也不痛,才是真正痊癒。」21歲的攝影師雷安喬(Lean Lui),作品向來以自身經歷或青春期的煩惱出發,過去她曾將校園欺凌及扣喉的經歷轉化成影像,去年切除腳部腫瘤的經歷,則啟發她創作出「一個人的手術室」。

雷安喬的相片總有一種少女的夢幻感覺,帶有青春期的費洛蒙氣息,她用鏡頭探索同齡女生內心敏感而脆弱的一面,以菲林照片記錄青春期的朦朧與曖昧。曾經,她也是貪靚的女孩,叫嚷着媽媽帶自己去醫院磨皮,以掩蓋身上的傷疤。如今,她不但坦然面對自身傷痕,在展覽現場,更將腳部傷疤的照片,放大成兩三米的相片,「以前覺得美觀很重要,現在看着放大的傷痕,也不會覺得難為情。」這種轉變,是年齡漸長的思想成熟,某程度上也有攝影的功勞。「我通常在鏡頭背後拍攝,節食、扣喉所承受的痛苦,並不會對相片有任何幫助,還不如食得開心一些,多讀兩本書。」

苦痛只屬自己 悲歡並不相通

「一個人的手術室」源於她右腳的良性腫瘤,她去年做手術切除時,雖然進行局部麻醉,但仍有清楚意識。「手術長達三小時,過程非常痛苦,由於缺氧及疼痛,我幾乎暈倒。」如此難忘的經歷,啟發她一方面拍攝手術後腳背的傷疤,同時以身穿手術袍的少女,還原當時的感覺。「即使身處是同一個空間,你自己的痛,別人無法切身感受。當時護士們一直與我聊天,嘗試分散我的注意力,但這並沒轉移我的痛苦。」

這場手術令她更肯定,每個人的苦痛只屬於自己,猶如「一個人的手術室」,誠如魯迅所說,「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她以影像呈現出這種領悟,雖然手術過程百般痛苦,然而呈現出來的影像卻是柔和而平靜的。踏入展覽現場,目光被地上的照片裝置作品吸引,偌大的傷疤照片浸泡在水中,赤裸裸的傷痕在花瓣的襯托下,竟有一種淡然的美感。「花瓣猶如皮膚,它的分解好像切開腳背之後取走腫瘤,模仿在手術台上的感覺。 」

離港前辦個展 創作的休止符

除了手術後拍攝的照片,展出作品裏也有之前拍攝的照片,其中一張是隔着薄紗吶喊的女孩,感覺有種無聲吶喊。另一張是朋友𠝹手的照片,即使雷安喬曾陪伴在朋友身邊,但仍無法真正幫助她,這種感覺也與她的手術經歷相似。對她而言,這些照片還有另一重意義,這次展覽是她即將離港到英國讀書前的最後一個展覽,也是她三年攝影創作生涯的一個總結。「平時我拍攝很多零散的照片,在日常生活中尋找藝術視角,這些影像需要借助場地及主題,令我重新去思考、連結自己的作品。」

隔着薄紗吶喊的女孩,那種無聲吶喊是她手術時的內心寫照。

過去幾年,她熱衷於舉辦展覽,參加過兩次香港國際攝影節的衞星展覽,同時也在俄羅斯、東京以及北京三影堂展出作品。「身處數碼時代,相片的瀏覽速度太快,展覽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實體照片的觀賞經驗也截然不同。」她以休止符形容這次暫別香港的個展,四個展區就如音樂作品的不同樂章,從慢板逐漸過渡至奏鳴曲,從中也可窺見她的創作歷程。

Epoch

日期:即日至10月12日

時間:11am至9pm

地址:彌敦道380號Eaton HK 4樓Tomorrow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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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Lee 晨暉下的香港日常

香港人的日常是甚麼?90後攝影師李偉信(Wilson Lee)即將出版的攝影集《平和日》,促使我們去思考這問題。2018至2019年期間,他以菲林相機記錄香港的城市日常,不見催淚煙或戴着口罩的面孔,而是等巴士的上班族、父子踩單車的身影等。經歷過反修例運動及疫情歲月,如今回看照片,竟有一種對平凡日子的追慕。

在紅磡街頭等巴士的上班族,正是日常生活一部分。

晨光初照 畫面迷人

Wilson的作品色調柔和,有種不期然的親和力,這種淡然的清新風格,令鏡頭下的事物變得美好,亦使人聯想起近年流行的「日系照片」。實際上,十年前他開始拍攝時,正是受日本攝影師濱田英明影響。「我攝影的初心並非為了追隨所謂的日系風格,只是這種高光與陰影之間的柔和過渡,令照片感覺很舒服。」

最初拍攝風景時,他在「呃like」之中找到滿足感,留學英倫那幾年,看過了許多美景,他曾覺得香港好悶,即使2016年畢業回港初期,仍有這種觀感,直至看到攝影師Jeremy Cheung拍攝的香港如斯美麗,才有種當頭棒喝之感。「其實並非香港不好,只是自己沒有細心去欣賞成長的地方。」這促使他在2018年展開「平和日」計劃,決定認真地拍攝一轉香港,遊走上環、紅磡、沙田、屯門等地區拍攝,在日常之中尋找美麗一面。

《平和日》由本地獨立出版社brownie publishing出版。

他從兒時成長的西環開始拍攝,「對自己而言,在高街、東邊街拍攝時,那種感覺及聯繫很不同,那是很經典的香港。」拍攝完香港及九龍,去年尾到屯門拍攝,才發現屯門很漂亮。「那時《幻愛》尚未上映,屯門的空曠感、輕鐵駛過的畫面,與市區截然不同。」雖然《幻愛》講述的是思覺失調患者的愛情故事,但無疑捕捉了屯門美麗的一面,令人更加珍惜自己的社區。「若你懂得欣賞、觀察,其實每個社區、平凡角落都有其漂亮之處。」

在他看來,香港的吸引之處不是「怪獸大廈」、彩虹邨等大家熟悉的打卡位置,而是平常日子裏電車緩慢駛過、晨光斜照街道的熟悉景觀,這種充滿生活氣息的畫面,感覺平實卻又獨特。即使未必每張照片都有故事,但簡單的構圖、對城市的聯繫,自然令人覺得很親切。「最初將照片上載至社交網絡時,見到有人留言說『原來樓下的風景也很漂亮』,這也是驅動我繼續拍攝的原因。」

大部分照片在清晨時分拍攝,捕捉屯門輕鐵旁的日常。

記錄「大家鍾意的香港」

他坦言照片不是百分百真實的香港,真正的日常是有不同天氣的,但他只挑選陽光普照的日子拍攝,而且大部份是清晨時分,畢竟晨暉下的畫面更迷人。「我通常會在返工前拍攝,總會見到很多返工返學的畫面,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份。」

在人人都可以拍攝的年代,一張照片或許只能吸睛一兩秒,Wilson希望以個人視角記錄香港,留住一個時代的記憶,若干年後回看,至少對自己而言,是有特別意義。2016年,他在東京修讀短期課程時,每日從一個高位拍攝東京,集結成《Japan From Above》一書,「攝影集會鼓勵你拍攝系列式的相片,令作品、想法更加完整。」

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令他加速出書的決心,「由開始拍攝到去年尾完成,香港的轉變之大出乎意料,不論對拍攝題材或香港而言,這本書均是一個好好的總結。」年初爆發武漢肺炎,人人戴上口罩,但他並沒收錄這些照片,「平和日是追求平淡生活的美好日常,想拍攝一個大家最鍾意的香港,肺炎陰霾下的日常,並非很值得懷念的日子。」

原文見於果籽

Louis Cheung 捕捉對倒的香港

在劉以鬯的小說《對倒》裏,兩位不相識的男女主角故事雙線發展、相互交織,形成所謂「對倒」的意義。對倒一詞源自法文「Tete-Beche」,意指兩張相連卻一正一反的郵票,印刷時的錯誤令郵票成為罕見之物,然而郵票一旦分開,便會頓失價值,變成兩張平凡的郵票。在本地業餘攝影師張奕安(Louis Cheung)的照片裏,也有一種對倒的不平凡。

近年十分流行「天空之鏡」的拍攝手法,利用水池、玻璃等反射建築物或天空的雲彩,從而形成鏡像效果,中文大學合一亭、西環貨運碼頭都是熱門的「天空之鏡」打卡勝地。著名攝影師Elliott Erwitt曾說:「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是從尋常的地方找到有趣味的事物。」香港是名副其實的「玻璃之城」,若然細心留意,其實都市內處處是倒影,即使熟悉的場景,也有鮮為人知的一面。

《evoke hong kong photography》,大業藝術書店、誠品書店及Blue Lotus Gallery 有售。

香港地少人多,城市建築偏向垂直發展,慢慢形成摩天大廈林立的局面。自從1950年代出現玻璃幕牆後,這種品味一直延續至今,在陽光普照之下,建築物固然有充足的自然光線,然而這種設計風格從幕牆延伸至各種空間設計,無形中卻改變了城市景觀。

「玻璃之城」的例子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也成為攝影師的靈感,已故居港攝影師Michael Wolf曾在芝加哥創作攝影集《The Transparent City》,透過玻璃拍攝大廈裏的人,探討隱私問題;張奕安(Louis Cheung)同樣被城市的玻璃吸引,利用建築或室內牆身的玻璃作反射,捕捉一個對倒的世界。

反射影像 超現實攝影眼

「香港有很多reflection,尤其是高樓大廈集中的地方,倒影令平凡的畫面變得獨特。」圓形窗戶的怡和大廈是中環的其中一棟地標,Louis利用玻璃的反射,拍攝出一張兩幢怡和大廈並列的畫面,熟悉的建築物頓時產生一種新意。在尖沙嘴商場外,他從地面仰拍天空,反射的影像恍如一隻眼睛,抽象得來也很超現實。這就是他所追求的「攝影眼」。

從事室內設計的Louis,1980年代初開始拍照,後來因工作繁忙而放下攝影,整整三十年沒有認真拍攝,連菲林相機也變賣。2016年初某日,他拿起手機嘗試認真拍攝照片, 覺得當年的「攝影眼」仍在,便下定決心重拾攝影。「室內設計講求線條、比例及平衡,而比例呈現在攝影裏就是構圖。」他認為,構圖不應局限在相片的比例,不論3:2或16:9,構圖的美感遠比照片比例重要。

灣仔行人 鏡面下的節奏

作為一名攝影創作者,他對線條、光影以及能反射影像的事物均十分敏感,借助玻璃及水池的倒影,文化中心一隅的照片隱藏着一個六角形。行人匆匆的灣仔,他同樣利用鏡面的反射,令照片產生一種節奏的美感。對Louis而言,倒影未必是玻璃或池水,汽車的反光車身,同樣可以捕捉非凡的畫面,正如那張瑪莎拉蒂車身的倒影,車身的不同位置反射着變形的怡和大廈,好比一幅抽象畫。

最近,他將過去數年拍攝的黑白照片,集結成《evoke hong kong photography》一書,喚醒大家關注香港。「好多事物即使表面上很平凡,細心觀察的話,也可以有不平凡的一面。」

原文見於果籽

As an amateur photographer with the interior design background, Louis Cheung is very sensitive to lines, light and shadows, and objects that can reflect things. With the help of glass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pool, the corner of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hides a hexagon; the hurry pedestrians in Wan Chai create an extraordinary mirror effect.  For Louis, the refle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glass or water. The reflective car reflects the deformed Jardine House, and the remarkable picture looks like an abstract painting.

Hong Kong is a “City of Glass,” and the city is full of reflections. Jardine House is one of the landmarks in Central; photographer Louis Cheung used the reflection of glass to take a picture of two Jardine Houses side by side. The familiar buildings suddenly become a novelty.

Outside the Tsim Sha Tsui shopping mall, he photographs the sky from the ground. The reflective image is like an abstract eye. It is resonant with a famous saying of photographer Elliott Erwitt: 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observation. It’s about finding 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an ordinary place. Recently, Louis published a black and white photo book, “evoke hong kong photography,” to awaken the public concern about Hong Kong.

紙紮公仔 哀悼我城

作家劉以鬯在《酒徒》裏寫道,「香港人的快樂都是紙紮的,但是大家都願意將紙紮的愛情當作真實。」雖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然而真作假時假亦真,疫情期間,本地攝影師林德健(Kasper Forest)帶着一對紙紮公仔現身香港不同地標,創作出一系列《金童玉女》(The Ghost City)作品。照片裏,陽光普照,四野無人,表面上映照疫情當下,實際上也透過紙紮公仔哀悼迷惘的我城。

熱衷於以黑白菲林拍攝街頭照片的Kasper,2016年開始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為命題,展開為期十年的「Conflict Hong Kong」拍攝計劃 。他鏡頭下的香港,不是美輪美奐的建築風景或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觀,而是透過捕捉城市的矛盾及陰暗一面,例如露宿者、少數族裔、Drag Queen等,記錄被人們遺忘的社群。「香港不只有動感之都的一面,這並不是很真實,我用鏡頭探索大家不願了解的一面,構成完整的香港印象。」不過,在《金童玉女》裏,他一改創作風格,畫面中不見任何人物,而是以死物象徵香港人,訴說另一個香江故事。

Kasper向來喜歡傳統民間文化,紙紮公仔的想法,源自幾年前在雜誌閱讀的一則鬼古,話說人死後要回到生前最珍惜的地方流連,才會了結心願安心上路,近年很多地方被拆卸,鬼魂回不去懷緬之地,因而變成遊魂野鬼。以鬼古為名,實際上說的是城市快速發展帶來的惡果,變化巨大的灣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在灣仔長大,近年不論我成長的地方還是這城市的核心價值,都在慢慢消失。若我們不能守住珍惜的東西,其實與遊魂野鬼又有何分別?」

妹娣望香江 反映徬徨與不安

他想到以紙紮公仔表達此想法,不過並沒急於拍攝,而是先了解背後的民間習俗。紙紮公仔又稱妹娣,是一男一女的奴婢,燒衣過後,寓意他們在地府服侍先人。先秦時期有陪葬制度,後來以紙紮祭品代替,這正是道教紙紮的由來。「我覺得紙紮公仔很適合香港人,它們沒有思想與意志,感覺有點似當下的香港。」如若它們有靈魂,那種迷惘的情緒亦映照刻下,其中一張作品是一對紙紮公仔望着眼前的維港,前方是模糊不清的景象,象徵對香港未來的徬徨不安心態。

這種迷惘,不只是政治因素,亦與香港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近年,「摘去鮮花種出大廈」的案例不斷重演,他故意避開新簇簇的建築物,而是在香港大學、海洋公園、美利樓、西環邨、天星小輪等令人想起舊香港的地方拍攝,「當你不斷拆掉舊事物時,這城市便慢慢沒有了根。」仔細觀看照片,會發現瀰漫着一種藍綠色調,他特意在兩年前開始儲存停產的Adox color implosion菲林。「鬼戲都是這種綠色,拍攝的照片也有一種鬼魅感覺,表面上很平靜,但是內心卻是有暗湧的。」

紙紮公仔與真人格格不入,Kasper構思良久,一直尋找無人之境拍攝。紙紮公仔象徵死亡,年初香港爆發武漢肺炎,「疫症發生時,香港與死亡是很接近的。」疫情期間,街頭冷清,他帶着紙紮公仔遊走不同地方,老一輩通常有所避忌,盡量避而遠之,更不會在電梯共處,「相反外國人會覺得好得意,我希望有更多外國人了解這方面的文化。」

金童玉女@新藝潮「+VE/-VE」展覽

日期:即日至8月31日

電話預約時間:3749 9877

地址:觀塘海濱道165號SML大廈2樓

虛擬展覽:https://bit.ly/33KVwpw

原文見於果籽

陳漢榮 口罩下的香港日常

武漢肺炎疫情之下,口罩成為香港人的新日常, 攝影藝術家陳漢榮(Wing Chan)以口罩為靈感,將疫情歲月裏的所見所聞融入口罩之中,以另類手法記錄這段時光。

說起口罩,香港人可謂深有體會,年初役症爆發之初,許多人通宵達旦排隊買口罩,又或迫於無奈買貴口罩,某人卻說「戴咗都要除返落嚟」。那段時間人心惶惶,畢竟2003年沙士疫情歷歷在目,人人害怕中招,然而香港人搶口罩之餘,連廁紙及大米等,也被搶購一空。「自己也有不安的情緒,見到彌敦道橫街的店舖很多都關閉了,覺得很無奈,很想記錄這段特殊的經歷。」

拼貼荒謬事實

口罩是疫情嚴重程度的指標,由最初坊間要求進入食肆戴口罩,到後來政府頒佈「口罩令」,它已成為對抗這場疫情的象徵。二月至五月期間,陳漢榮拍攝同一個口罩的不同狀態,再融入在尖沙嘴及九龍城等地拍攝的不同場景照片,用口罩講述一個疫情下的香港故事。常說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眼見疫情下的荒謬日常,他把店舖關門、空空如也的商場貨架、蝕本清貨標語的畫面,融入原本的口罩照片中,看起來很超現實,然而卻活生生地出現在現實的香港。

本身是設計師的陳漢榮,2011年從美國回流香港,他擅長透過捕捉城市不同的圖案及環境,拼貼出「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 的照片,在其中一張照片中,他將不同地方拍攝的售賣口罩的照片拼貼成作品。不過他並沒執着在這種慣常的手法,反而以直接的記錄反映現狀,「那段時間,口罩似乎比所有東西都重要,不僅藥房,連買衫的地方、甚至食肆都會賣口罩,這是很不可思議的。」

向清潔工致敬

陳漢榮的作品不僅記錄人們在疫情之下的經歷,同時也借用口罩這個「道具」,重新探討香港社會的固有問題。例如推着手推車的清潔工人,她們原本的工作環境已很惡劣,疫情之下,她們比一般人更高危,然而很多清潔工人均缺乏保護裝備,被迫要重複使用口罩,實在令人心酸。「我以作品表達對清潔工人的尊重,希望喚起社會對這個行業的關注。」另一邊廂在尖沙咀街頭,戴着口罩的外國人正跪在地上行乞,原來陳漢榮數年前已在街頭見過此人,他的鏡頭讓我們看見香港鮮為人知的一面。

作品中也有維港兩岸的照片,言簡意賅道出香港正籠罩在一片疫情之中,「這件事的另一件啟示是,很多事情因疫情而停頓,然而空氣污染的問題反而有所改善,我住在九龍,現在很容易清晰地看見港島的風景。」這也令人反思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是否必然,又是否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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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聰 「城市山水」隱喻人生起伏

說起山水,或令人想起山明水秀的自然風景,香港攝影藝術家劉智聰《人間山水》作品,卻顛覆常人對中國傳統山水的想像,不見波瀾壯闊的山水風光,而是以城市街頭或廢屋裏的物件象徵「人間山水」,藉此隱喻人生的高山低谷。

從《人間山水》到《山水文明》

人類向來嚮往大自然,劉智聰說,傳統文人對山水的想像,並非很寫實的景象,而是一種山水意境。《人間山水》源自2013年的作品《山水文明》,當時劉智聰在香港郊野拍攝人類在大自然留下的痕迹,探討人與大自然的微妙關係,意猶未盡的他,在2014年至2020年間創作出延續篇《人間山水》,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尋找大自然的蹤影,「這個舉動看似矛盾,我透過自己的想像及轉化能力,在城市裏尋找、捕捉象徵山水的元素,拍攝時我時常與自己對話,究竟何謂現代城市的山水。」

街上垂吊的長帘像是瀑布,是攝影師對都市山水的想像。

《人間山水》的英文名稱是My Kind of Landscape,劉智聰透過作品尋找自己的山水定義,他鏡頭下的城市山水不是隨處可見的花草樹木,而是鬧市街頭的山水風景象徵物,垂吊的長帘像是瀑布、滿地的服飾恍如河流,全是他對都市山水的想像,也擴闊傳統的山水定義。另一邊廂,他走入即將清拆的家居,發現另一種山水風景。「很多人家中有森林或山水的牆紙或窗簾,用來裝飾家居,這某程度上可見屋主的品味,只是這些朝夕相處的大自然風景,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去。」

走進別人的生活場所,令他好奇之前居住的人做過甚麼,他嘗試在荒廢的生活場景中尋找線索。「荒廢的地方有很多故事,留下很多幻想空間,創作時我會不斷投射自己的人生經歷。」他不僅欣賞前人留下的山水風光,在人去樓空的荒廢單位裏,還介入空間的佈置,利用在屋內找到的家具、布料及物件,做成臨時的山水雕塑。

透明膠袋的山水雕塑令人想起雪峰,與背景的山水圖案窗簾正好互相呼應。

操控空間細節 山水隱喻人生

他很享受創作雕塑的過程,只是創作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當中不乏失敗例子;充滿挑戰的還有作品的呈現方式,當立體雕塑變成平面相片時,會流失很多東西,畢竟它只有一種角度,無法包含現場所有元素,因此未必所有相片都可成為令人滿意的作品。「攝影從來不是我的目的,安全回家才是目的,反而創作過程的思考更重要。」拍攝完畢後,他會將物件還原為原本狀態,彷彿現場是個臨時工作室。「相比起單純的廢墟拍攝,這種臨時的關係令拍攝過程有更深厚的感受。」

在英國修讀室內設計的劉智聰,本身從事廣告美術指導工作,他不是單純的staged photographer,更多的是在操控空間的細節,藝評人洪塵稱呼他為「場景設計師」。早在2014年出版的攝影集《對望》,他透過悉心安排的環境佈局,來拍攝廢墟裏的肖像照片。在其中一幅廢屋拍攝的《人間山水》作品裏,他將單位內的床單、被子等轉化為山水風景,透明膠袋的雕塑令人想起雪峯,與背景的山水圖案窗簾正好互相呼應,既抽象也具象。

展覽現場的立體山水雕塑,讓觀眾從不同角度去欣賞。

展覽現場還有一個立體的山水雕塑,讓觀眾從不同角度去欣賞。「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位置代號入座,有人會欣賞山峯的位置,有人留意山腳的細節,藉此以山水隱喻人生的高低起落。」

人間山水——劉智聰個展

日期:7月27日至8月9日

時間:11am-1pm、2pm-6pm(星期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原文見於果籽

盧玉瑩《電影人》再現香港電影黃金時代

對着鏡子整理儀容的林青霞、雙手托頭的徐克、身穿底褲的林子祥、健身室裏的許冠傑,還有石堅、成龍、蕭芳芳等,這些熟識的臉孔,2018年尾忽然在facebook專頁「盧玉瑩映像」流傳開來,不禁令人驚嘆電影圈的美好年代。這批電影人照片來自1979至1983年間攝影師盧玉瑩在《電影雙周刊》的專欄〈曝光人物〉,令幕前幕後的電影工作者得以「曝光」,事隔三十多載,《電影人》最近第三度結集成書,年屆七十的盧玉瑩老師笑談往事,一切仍歷歷在目。

徐克,導演、監製, 1980 / Tsui Hark, director, executive producer, production designer, 1980

近距離捕捉 巨星光環以外

《電影人》的經典,不僅記錄這些電影人物的青葱歲月,還捕捉他們光環以外的罕見一面。李翰祥導演當時在邵氏電影可謂呼風喚雨,偏偏盧玉瑩沒有視他如皇帝,「我將他和片場的劇組人員一齊拍攝,令他看上去只是一個工作人員,不讓他威風。」面對不願上鏡的人,盧玉瑩則善意誘請,專欄的第一個電影人是許鞍華,明知許鞍華害怕上鏡,還苦苦哀求,可她還是在深夜的電車裏按下快門。

〈曝光人物〉欄目首位電影人許鞍華,1979年。

電影人照片有逾百張,全是28mm廣角鏡頭拍攝,近距離捕捉對方最自然的一面。「當我拿着相機時,會覺得自己很強勢,當你走近時,會令他們有種壓迫感,那樣才過癮,才會有火花。」自言挑剔的她,總會等待最完美的場景才按下快門,拍攝成龍時,她捨棄常見的動作場面,而是捕捉他難得靜靜沉思的一刻。「那是我最喜歡的照片,我將他的精神狀態拍攝得太漂亮。」試過有電影老闆想她幫周潤發拍攝,然而相處一整日,她一下快門都沒有按。「我覺得不好的畫面,我不會拍攝;一拍到滿意效果,便收工,而非拍攝一大堆照片慢慢挑選。」

蕭芳芳,演員, 1980 / Siu Fong-fong, actress, 1980

當時她的正職是中學美術老師,攝影只是空閒時的一腔熱血。熱愛藝術電影的她,與友人在1973年創辦火鳥電影會,引入電影做放映。「我不僅要設計海報,那時沒有人拍攝訪問及座談會,於是就由我拍攝。」在香港沙龍照片盛行的年代,她反而深受紀實攝影影響,在剛創刊的《號外》雜誌開設攝影專欄。作為自由攝影師,她一早踏足內地,記錄下那個純樸年代的精神面貌,連金庸、倪匡都在談論她的照片。1979年《電影雙周刊》創刊,她主理的〈曝光人物〉欄目,為許多巨星留下倩影。

林子祥,演員,歌星, 1981 / Lam, actor, singer, 1981

那時電影圈不像現在般複雜,可隨時向電影公司了解電影人的工作日程,她也甚少預約,直接往片場拍攝。她不喜歡跟電影明星交際應酬,然而為了拍攝照片,坦言有潔癖的她,多惡劣的環境也能忍受。「片場通常都是很暗的,周圍烏煙瘴氣;去到片場沒水飲,沒有廁所,我不會坐片場的髒凳子,但我竟然願意去拍攝,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她通常躲在片場一角,見到有趣的畫面,便快速地按下快門,就如那幅林子祥身穿內褲等待開鏡的照片。

張堅庭,編劇、導演、演員, 1981 / Alfred Cheung, scriptwriter, director, actor, 1981

文字引導 重溫美好歲月

她說每次拍攝人物,總是很興奮,即使在街頭拍攝陌生人,那種交流也很過癮。「我是很惡的,但我有一種磁場,令人願意給我拍攝,那種感覺是很好,所以我拍照是很開心。 」作為她鏡頭下一員,就連張堅庭也說,「盧玉瑩把庸俗人也拍得好似好有性格,後無來者。」

成龍靜靜沉思的一刻,是盧玉瑩最喜歡的照片,1981年。

1983年,當時她要應付新工作,〈曝光人物〉欄目因而停止,當年拍攝的菲林,後來亦不知所終。幸好她的學生將保留的這堆舊照片進行掃描、整理,放上臉書後反應熱烈,更有出版社聯絡出書。在新版《電影人》裏,她為每位拍攝對象寫下文字感受,雖然她認為一張好的照片不需要文字引導,但她亦成全出版社的想法。「我強迫自己寫的時候,重溫以前的美好歲月,結果寫得很開心、很充實。」

1985年(圖右)、2005年(左上)及2020年(左下)出版的《電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