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允逸攝影集《某座》 反思香港公共屋邨的怪異現狀

香港樓價全球數一數二,公屋成為許多草根階層的避難所,很多居於劏房的人,最大願望就是入住公屋。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與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不無關係,自此政府在港九各地興建一幢幢徙置大廈,1960年代推出廉租屋,1970年代的公營房屋開始引入社區規劃的元素,屋邨內通常設有商場、休憩公園、學校等配套設施。根據房委會2022年的數據,香港有逾210萬人口居於公屋,在《某座》(Blocks) 推出之際的2014年,正是攝影師岑允逸在公屋居住三十週年,加上此前公屋的種種翻新及重建,促使他以攝影為媒介探討公共屋邨議題。

On Yat House, Shun on Estate, 2009

1994年,岑允逸在理工大學獲得攝影設計(榮譽)學士,曾任攝影記者逾十年,現為獨立攝影師。他的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等機構收藏,也曾出版多本攝影集,包括《一人生活》(2007)、《係‧唔係樂園:岑允逸攝影作品》(2008) 及《某座》(2014)等。《某座》的誕生,一方面是他在公屋居住多年的經歷與啟發,背後也與香港公共屋邨的政策及變化息息相關。

千禧年代,香港的屋邨靜悄悄地發生改變,一方面是「領匯」接管屋邨商場的經營及管理權後引入連鎖集團商店,加租令許多街市商販及小商戶無奈結業,美其名為「提升生活質素」,其實是剝削屋邨居民的選擇權,令屋邨商場逐漸變得一式一樣。另一方面,公屋的設計及配套也有逐漸向屋苑看齊的意味,老舊的屋邨髹上鮮豔的顏色後,從外觀看恍如充滿活力的遊樂場 (最經典的例子大概是彩虹邨,已成為打卡聖地),然而卻無法掩蓋另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如低收入及人口老化等。

《某座》攝影集內容

從2008年至2014年,岑允逸穿梭在各個屋邨拍攝,有他成長的順安邨、重建前的牛頭角下邨,還有坪石邨、東頭邨、白田邨、南山邨、彩雲邨、蘇屋邨、沙田圍邨等,既拍攝建築物的外牆、錯落有致的空間,也拍攝牆上的壁畫圖案、屋邨的植物,記錄下屋邨的千奇百怪。他並非拍攝建築物的美感,而是捕捉環境的氛圍,被鐵欄圍起的樹木、詭異的裝飾品、斑駁的油漆、沒有深思熟慮的人工地景……有時荒誕、有時卻帶點超現實。攝影師坦言無意為公屋設計做考查,而是透過《某座》回視自己的過去,用攝影與空間、建築物對話,以冷靜、客觀的角度帶領觀眾進入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屋邨,促使觀者思考居民與屋邨空間的微妙關係。

在其鏡頭下,順安邨一座髹上鮮豔綠色的乒乓球檯,乍看之下令人想起美國導演Wes Anderson的電影畫面,細看又會發現鮮豔顏色與斑駁的地面形成強烈對比,即便乒乓球檯被髹上奪目的顏色,依然無法改變無人問津的事實。岑允逸刻意以冷峻的Deadpan風格,為公共屋邨留下一個個客觀記錄,他的鏡頭不見屋邨的「人情味」或懷舊情懷,甚至缺乏人的元素,用一種相對抽離的角度去拍攝,這也是攝影集以《某座》命名的原因。

Shun On Estate, 2009

羅蘭巴特說,「風景相片(城市或鄉野)應是可居,而非可訪的。」岑允逸笑說他的照片是不可居的,時下的社交平台盛行在屋邨打卡的照片,這種所謂的趨勢表面上只追求一張漂亮的相片,卻無意了解屋邨所面臨的處境及問題。誠然,每個人對香港的認同建基於不同層面與角度,岑允逸認為喜歡一座城市不是只談及其優勝之處,也不應過份投射一種美好的畫面, 反而是因為真正熱愛這片土地,才會對這座城市提出批判與反思。「愛一個地方不是將那份情懷無限投射在身邊的事物中,更不應將部份情感膨脹,愛一個地方要懂得批判。」

岑允逸攝影集《某座》,「顯影·書櫃」有售。

PS:順安邨乒乓球檯這幅作品現於黃竹坑畫廊聯展《我城 / My Hong Kong》展出,現場也可購買《某座》攝影集。

《我城 My Hong Kong

日期:2022年9月3日至10月1日、10月11日至15日 

時間:下午2時至7時 (星期二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56-60號怡華工業大廈8樓 The Loft

《The Urbanites》——朱德華三十年人像攝影集

現年六十歲的攝影師朱德華 (Almond Chu),拍攝題材多元,人體、靜物、城市風景、社會議題均有所涉獵,他也十分擅長拍攝人像攝影。1980年代,當他在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修讀攝影時,選擇以人像攝影作為課堂功課,這也為他日後的人像攝影師之路奠定基礎。

由1980年代至千禧年代,他喜歡以6×6的正方形畫面拍攝黑白人像,在簡單背景下,王家衛、許鞍華及李安等導演悉數出現在他鏡頭下,還有演員馮德倫、設計師陳幼堅、詩人也斯及北島、時裝設計師鄧達智、編舞家曹誠淵、作曲家譚盾及龔志成、指揮家葉詠詩、藝術家谷文達、歌手盧巧音、雕塑家唐景森及麥顯揚等多幅精采人像作品,三十年來以鏡頭見證當時各行各業的重要創意人物。

一幅引人入勝的肖像,往往只需簡單的背景,拍攝許鞍華及王家衛時,朱德華便是在工作室捕捉他們的表情。王家衛向來以黑超造型示人,煙不離手吞雲吐霧,非常有個性。拍攝時,他口叼香煙坐在鏡頭前,導演的威嚴形象頓時油然而生,為許鞍華拍攝的人像作品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時他也會借助道具凸顯拍攝者的性格,當中拍攝作曲家譚盾的過程令他分外難忘。譚盾原本忘記當然的拍攝任務,到他出現時距離彩排僅十分鐘,他起初不喜歡攝影師的構思,後來朱德華用寶麗來拍攝助手的照片給他過目,他才放下心中疑慮。這幅譚盾躺在鋼琴上的照片僅以數分鐘拍攝完成,卻成為朱德華最廣為人知的人像作品之一。

拍攝李安時,他正進行電影《飲食男女》的剪接工作,平易近人的他任由攝影師在剪片室拍攝,朱德華認為他當天身穿的衣服不太合襯,於是建議他除去外衣,呈現他毫無架子的一面。朱德華鏡頭下的人物大多沒有誇張表情,而是透過被攝者的肢體語言,呈現出他們的個性,這也成為他人像攝影的魅力與特色。

在2010年代中後期及2010年代拍攝的肖像中,他已不再侷限於正方形畫面或黑白人像,觀眾可見有歌手黃耀明、模特兒蔣怡、演員何超儀及劉曉慶、建築師嚴迅奇、藝術家張曉剛與岳敏君,還有杜琪峯、王小帥、王全安等導演。朱德華照片的用色更加豐富,但同樣呈現出他作為攝影師的細膩觀察力,捕捉拍攝者散發獨特氣質的瞬間。

《The Urbanites》收錄朱德華三十年間拍攝的八十多位香港文化藝術界的重要人物,他們活躍於電影、文學、表演、音樂及藝術等範疇,他們的創作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滋養許多年輕的觀眾與創作者。攝影集於「顯影·書櫃」有售。

高志強 從中國面貌到香港城市的探索 

香港攝影師高志強1953於香港出生,十三歲已對攝影產生興趣,1975年在加拿大班夫藝術學院(The Banff School of Fine Arts)學習攝影。1977年回港後成為自由攝影師,並於大一設計學院及香港理工學院教授攝影。1979年至1982年,他先後與攝影師馮漢紀合作策劃「Fotocine 影藝攝影學校」及「Photo Centre 攝影中心」,致力推動攝影教育。高志強曾是香港專業攝師公會創會會員,也曾任香港國際攝影節主席,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

這本2012年由Asia One出版的攝影集《Hong Kong Photographers Seven-Alfred Ko》,收錄高志強從1978年至2012年的作品,第一篇章「Home Coming」是他早年在中國內地拍攝的黑白照片。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全世界的目光隨即轉向這片廣袤的神州大地,來自全球各地的攝影師均渴望踏足中國拍攝,香港攝影師自然也不例外,梁家泰高志強馮漢紀蘇慶強等人不約而同進入內地,記錄下當時人們簡單而質樸的生活。

當時,高志強以商業攝影師的身分為台灣的大地出版社及後來的《中國旅遊》雜誌等拍攝照片,從1978年至1990年代,踏足佛山、濟南、寧夏、延安、西安、北京、長江沿岸等地,在拍攝出版社及雜誌社任務期間,同時以黑白菲林記錄眼前的所見所聞,襁褓中的嬰兒、褶皺的手背、長江沿岸的赤裸縴夫、參加風箏節的民眾、坐在汽車車頂的踩高跷表演者、象徵權力的紅旗牌轎車車窗反映著一排代表群眾的單車,還有社會主義的宣傳標語,仍可見於不同城市的街頭及建築物內。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高志強,兒時曾跟爸爸回鄉祭祖,情感上的無形連結,令他更想認識真正的中國,這或多或少令他的拍攝心態有所不一樣。作為最早一批進入內地拍攝的攝影師, 高志強不以獵奇心態取勝,也沒有刻意拍攝那些標誌性的風景或地標,反而記錄下當時中國實實在在的面貌,不煽情、也不刻意描寫貧窮,為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留下珍貴的紀實影像。

1984

延續第一個章節對家園/ Home coming的探索,第二、三個章節是「1984」及「藍調」(The Blues),則以特定的年份及事件,把鏡頭對準回歸前夕的香港。1984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年份,高志強以120菲林拍攝香港的人造風景,以記錄心中的矛盾感覺。自小在香港讀天主教學校、及後到加拿大深造,然而當時他的思想卻是偏左的,面對即將到來的1997年,難免會反思自己的身分。雖然他也有拍攝維園的英女王雕像及中國國徽等充滿符號性的物件(攝影集將兩張相片並列更加強當中的隱喻),但更多的是天橋底的遊樂設施、發電廠設備等,很詩意、平靜地記錄原本應是充滿政治色彩的一年。

「藍調」(The Blues)

相比之下,「藍調」則充滿政治意味。藍調是一種美國黑人的音樂,又稱「怨曲」,當年的非洲黑人被販賣到美國後當奴隸後,時常在工餘時唱藍調歌曲抒發心中的苦悶與傷感。而高志強的「藍調」,則是1989年維園集會的司徒華背影、自由女神像、拿著標語的大學生,還有6.4當日維港的一艘軍艦,以及1997年人們在船上撒溪錢,當中也夾雜著飛機低飛過宋王臺、大角咀填海、6月30日晚在灣仔紋身的英國士兵、7月1日凌晨解放軍在大雨中駕駛坦克進入香港的畫面,從1984到1997年,一切彷彿不言而喻。

「夜祭」(Nocturne)

2008年創作的「夜祭」(Nocturne),高志強抽離歷史事件及具體年份的記載,將目光對準香港這座城市的夜晚與安靜的空間,拍攝光禿禿的樹木、護土牆、天橋、九龍公園、籃球場,這些地方大多空無一人,幽暗而靜謐,思緒、時間凝固在夜色中。回想當年,高志強說回歸後曾有一段時間不想拍攝,大約在1998年至1999年,他凌晨3、4點起身外出拍攝,避開嘈雜的環境、感受不一樣的城市面貌,藉此抒發內心情緒,這成為他重返攝影的契機,一直斷斷續續拍攝多年,用黑白影像描述一首夜的祭曲。

「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a)

最後兩個章節分別是「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a)與「懼曠」(Agoraphobia) ,前者是指封閉、狹窄空間所帶來的窒息感,後者則是空曠、巨大空間所引起的惶恐。「Claustrophobia」以飽和彩色照片刻畫被商品與消費異化的世界,如密集的街道、天橋底的海馬裝置、櫥窗裏的巨頭嬰兒模型、巨大的城市雕塑及主題裝置,一切顯得光怪陸離,瀰漫著一種窒息的詭異氣氛。回歸後的香港看似蓬勃,物質主義蔓延,也衍生出奇怪的畫面,高志強用濃烈的色彩表達內心壓抑的情緒。

「懼曠」(Agoraphobia)

與之相對應的,是一系列景觀開揚的黑白影像,他刻意迴避人的蹤影,鏡頭下的孫中山公園、無垠的海面、荒蕪的舊啟德機場、原本熱鬧非凡的銅鑼灣波斯富街,同樣四野無人。這種「懼曠」背後,既有對集體回憶的建築物被拆卸的惋惜,也有對城市急速變化所產生的陌生感。高志強說,有時站在人來人往的中環或銅鑼灣,總覺得這些熟悉的地方與自己顯得格格不入,感覺只有自己一個人,無形中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香港是個建築十分密集的都市,在摩天大樓的夾縫下,表面的繁華背後隱藏的是巨大的空洞。這些無人之境,彷彿也象徵著現代人的心理世界,是孤獨而疏離的。

攝影集《Hong Kong Photographers Seven-Alfred Ko》可於「顯影·書櫃」購買。

時間的漫遊——秦偉1980-1990年代的法國回憶

「記憶與遺忘是連體的,每次翻看照片,就如展開一趟回溯時間的旅程。」——秦偉

1980年代,秦偉留學法國修讀藝術,結合西方的藝術觀念與東方的美學思維,其創作涵蓋雕塑、裝置及攝影等。自小已喜歡攝影的他,尤其偏好攝影創作,那段日子他時常遊走於花都,用相機記錄下對巴黎的印象與思緒,塞納河、聖米歇爾廣場、跳蚤市場、美術館,沒想到再次回望這些照片時,已是逾三十年後。1993年,法國五月藝術節首次舉辦,同年秦偉從法國返港;2022年,秦偉正式與法國五月藝術節結緣,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展覽《時間的漫遊——秦偉攝影》,展出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法國拍攝的黑白影像。

現為攝影策展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的香港藝術家秦偉,曾投身新聞攝影記者工作,過往推出的數本攝影集均充滿人文關懷,《在天堂之下》記錄生活在馬尼拉公眾墳場的人、《板間人生》關注香港人的居住問題、《另一段的地平線》探討第三世界國家弱勢群體的宿命處境。秦偉的照片沒有刻意煽情、也不會過度渲染苦難,他視相片為散文,訴說一個個平靜而帶有詩意的故事,這在其新作《時間的漫遊》裏尤為可見。

詩意的回憶

在他看來,不論詩畫、文學還是攝影,創作本質皆有共同點,均存在詩意的境界,只是它未必以文字的方式呈現。「語言是受規範的,會束縛我們的想像空間,詩句是超越語言邏輯,打開想像的大門。」觀看他的展覽及同名書籍時,也有這種感受,從巴黎東站、盧浮宮到道布勒橋,那不是他旅程的起點或終點,相片之間未必有邏輯,每位觀眾均可與影像建立某種聯繫。個人較喜歡的一幅是法國發明家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的雕像——攝影術的誕生,他無疑有舉足輕重的貢獻,皆因現存最早的照片,便是他在1826年所拍攝。對秦偉而言,這些照片則是他與回憶及時間的一次內心對話。

《時間的漫遊》分為「偶遇」和「顯影」兩個部份,展覽下層的第一章節是他穿梭在巴黎街頭時的偶遇,與藝術品、匆匆的行人、塞納河及地鐵音樂家的邂逅,秦偉為某些作品撰寫詩句,配合黑白照片的詩意,讀來饒有趣味。一幅羅浮宮的照片,他如此寫道:「大美術館中的藏品及氣氛讓人屏息 / 那裏駐紮著一眾不明不滅的魂魄在迴盪 / 引領我在層層疊疊的時間梯階。」影像與文字有不同的閱讀方式,文字往往具體準確,而影像則容許有不同的解讀,這些詩句似乎在引領觀者進入秦偉的回憶世界。

羅浮宮:大美術館中的藏品及氣氛讓人屏息 / 那裏駐紮著一眾不明不滅的魂魄在迴盪 / 引領我在層層疊疊的時間梯階。

在展覽現場,Gericault和Delacroix兩位浪漫主義畫家的人物習作,以及相對應的詩句,同樣吸引目光。「你逃離了德拉克瓦的畫筆 / 他也逃離了傑利柯的調色板 / 你們逃離了十九世紀的慌亂 / 但有甚麼事情仍令你們惶恐不安?/ 我們在擠擁的路上相遇 / 猶如迪科西亞鏡頭下的眾生 / 你是問路者,我亦是尋路人。」短短數行詩句,道出秦偉與畫家作品的相遇,隱喻不同時代的迷茫。

你逃離了德拉克瓦的畫筆 / 他也逃離了傑利柯的調色板 / 你們逃離了十九世紀的慌亂 / 但有甚麼事情仍令你們惶恐不安?/ 我們在擠擁的路上相遇 / 猶如迪科西亞鏡頭下的眾生 / 你是問路者,我亦是尋路人。

那些年,秦偉覓來印刷廠剩餘的報紙,在紙張上寫畫下一閃而過的念頭或當刻的情緒。報紙容易受太陽光影響而老化,他為詩句塗抹上一層粉筆,這種物料來自貝殼類的白堊,而貝殼是用保護生命的,秦偉則用粉筆的石灰來保護這些詩句,即使三十年過後,在展覽現場仍能清晰閱讀紙上的筆跡。

歲月的「顯影」

美術館的上層空間是第二章節的作品「顯影」。如果說「偶遇」是秦偉在具象世界與人們在某時某刻的相遇,那麼「顯影」是他在黑房裏的沉思冥想,既是回憶、也是想像力肆意揮發之地。回想當年,秦偉將在法國拍攝的菲林底片儲於一個盒子內,雖說攝影可凝固時間,卻止不住歲月的洗禮。三十年過後,部份底片已破損,影像也變得抽象而無法辨識,這反而誘發他的聯想,成為第二章節「顯影」的內容。

秦偉年輕時學習攝影時,經常一頭栽進黑房沖曬相片,「黑房是一個密封的世界,除了紅色外便沒有其他視覺顏色,連時間也會變得緩慢,有種抽離現實的狀態。」身處黑房時,暗紅色的光線陪伴他顯影相片,因此他用畫筆在損壞的菲林上塗畫,創作成一幅幅抽象的影像,某些恍如山水畫、有些看似高空俯瞰圖,刺激觀者的想像力。這些模糊不清的畫面,既是秦偉記憶中的旅程,也是時間洪流的見證。  

顯影英文是develop,這個單詞也有發展之意,是很功能化的,是一門黑房工藝,但它的中文翻譯「顯影」卻很有詩意。「可惜我們慣於把此詞定格於功能應用上,抹去詞意所蘊藏的詩意及神祕性,以『顯影』為名,是想喚起大家對中國文字本意的敏銳度。」

抽象的灰度,形式與明暗,無邊緣,無重量,相互交織轉換。

經營一幅圖像,如工匠作活,在平白的空間砍造一度門窗,門窗不用太大,能讓人的心靈恰到進出便可以了。

倉頡造字,在西漢《淮南子·本經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暗室是另一維度的門戶,這裏是一個岑寂的空間,煉金術的禁地。

暗紅的光線下,讓人有如置身於神龕之內,一切色彩似著了魔法般變得緘默,時間彷彿亦被稀釋,這個世界換成無機質、無方圓的微粒、圖像、詩歌、神話,如夢囈般緩緩顯現。

《時間的漫遊——秦偉攝影》

日期:即日至2022年9月25日

時間:9:30am-6pm(Tue-Sat), 1pm-6pm(Sun)

地址:薄扶林般咸道90號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馮平山樓

「攝影與文學」講座
日期:2022年7月16日 (星期六)下午3時至4時15分

地點:網上Zoom / 可按此報名活動

《時間的漫遊》攝影集「顯影·書櫃」 有售。

馮思諾 細葉榕從葵涌登陸火星的奇妙構思

一棵位於葵涌的細葉榕,又怎麼與遙遠的火星扯上關係?它們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也像是個奇思怪想的意念,背後其實源自攝影師馮思諾的一片惻隱之心。

細葉榕是香港原生樹種,在城市街頭不難看見其蹤影,在港島中西區一帶尤其常見。香港境內山多平地少,許多道路均是由整平山坡開闢而成,再興建石牆以鞏固土坡,然而生命力頑強的榕樹種子,卻在石塊之間的縫隙長出樹苗,成為綠樹成蔭的石牆樹。

在葵涌華員邨一處斜坡上,也有一棵有四十年歷史的細葉榕,多年來見證著這區的歷史及屋苑的日常。由於斜坡的擋土牆因細葉榕樹根的生長而爆裂,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因昂貴的費用而發起投票諮詢,令細葉榕面臨可能被移除的命運。

畢業於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的攝影師馮思諾,與榕樹見證彼此的成長,不禁為榕樹的命運感到無奈及傷感,一方面記錄它可能僅餘的歲月,一邊聯絡香港環保組織長春社前來視察,得到的回覆是「樹木健康狀況良好,樹冠密度正常⋯⋯」,由於暫未有人入紙申請斬樹,細葉榕至今仍倖存。

突如其來的事件,也促使馮思諾回溯細葉榕、石牆樹在香港的發展與命運,由於香港沒有法例保護有歷史的古樹或石牆樹,不少大樹因建築工程或石牆裂痕等原因被斬除(也容易遇強風而折斷);加上新造的護土牆不再以石塊砌成,現有的石牆或斜坡翻新時大多以水泥填補,石牆樹在可見的將來必定會慢慢減少,未來或許只能在相片中尋覓。

有見及此,攝影師遊走在西營盤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堅尼地城科士街等地的石牆樹,記錄下它們的根莖及輪廓,呈現出樹木的堅韌與生命力。在展覽現場,觀眾可透過智能電話屏幕及AR擴增實境技術,「觀看」這棵細葉榕的立體面貌。在拍攝石牆樹之際,一則美國太空總署火星車登陸的新聞,令攝影師忽發奇想,他幻想這棵可能無法在地球生存的榕樹,將移居火星延續其生命,這也是展覽名稱《流徙熒惑》的由來(中國古代稱火星為熒惑)。

在光影作坊的展覽空間,馮思諾以投影片段播放榕樹「登陸」火星的過程,還根據火星車拍攝的照片創作出一幅榕樹生長在火星的照片。他以黃薑粉模仿火星表面的顏色,以花汁印相(Anthotype)的方法將感光劑塗抹在水彩紙上,再透過陽光顯影照片,完成天馬行空的「火星任務」。如此繁複、奇特的構思及攝影實踐,若追根究底地剖析,乃源於一棵在香港默默成長的細葉榕,馮思諾的「關懷攝影」也賦予作品另一層反思的空間。

《流徙熒惑》

日期:6月25日至7月31日

時間:11am-1pm、2pm-6pm(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JCCAC L2-02光影作坊 

前路透社攝記葉英傑推出攝影集 記錄疫情下的香港人肖像

「疫情增加我轉行的勇氣,為興趣而工作。」原本從事設計的Savina如此說,她現在成為一名紋身師,製片Felix手臂的紋身,便是出自她手筆。

翻閱前路透社攝影記者葉英傑 (Bobby Yip) 最近出版的攝影集《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三十幅來自各行各業的香港人肖像各有特色,Bobby以簡短的文字交代每位被攝者的故事與心聲,他們在疫情下如何自處的故事,或多或少能令觀者產生共鳴。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曾在2020年染疫,在照片中他赤裸上身,展示康復後的身體,「染病後,身邊團隊由教練變成醫護,我懷著必勝決心和信心面對疾病。」

突如其來的疫情,擾亂世人的生活節奏,也奪去許多人的生命。在worldometer網站裏,所有感染者、康復者、死亡人數均只是冰冷的數字,沒有姓名、背景,也沒有人性的關懷,但現實中我們接觸的人卻並非如此,是有血有肉有情緒的生命。這也令Bobby萌生念頭拍攝疫情下的香港人,他找來相識多年好友——電影及廣告攝影師梁炳權(Gordon Leung)與商業攝影師吳華(Benny Ng),一同創作一輯送給香港人的影像情書。

在2021年疫情期間,他們用數月時間拍攝三十幅香港人的肖像,囊括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前香港足球代表隊門將李瀚灝、港龍空姐、粵劇花旦、武館師傅、中醫師、外賣速遞員、健身教練、老師、學生及印尼傭工等,疫情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難得的是大家均積極面對生活的困難,不同階層的人在疫情下如何自處,對觀者而言或多或少也是有啟示的。

廚師Marco組織義廚給長者送食物、指揮家麥家樂在疫情下改在網上舉行音樂會、退休小學校長陳sir寧願外出與學生補習,也不想日日安坐家中看電視;任職文職逾20年的視障人士Maggie被裁員後修讀咖啡師課程,現已成功轉行成為一名咖啡師;蛇羹店主周嘉玲本著「窮則變、變則通」的思維,雖然顧客減少,但她加製蛇羹湯包,開拓網購生意。

「疫情期間很多負面新聞,也會擔心感染,心情難免受影響。原本的生活雖已不再如常,但也要如常生活下去。」Bobby如此解釋攝影集的書名。影集的白色封面寫著「生活如常」,封底則是英文標題「As Life Goes On」,白色的設計傳遞出正面、積極的信息,相集最後一幅照片是位懷胎十月的女士,新生命的誕生也象徵著希望。笑言怕死的Bobby,在拍攝過程中也有新的領悟,「這次拍攝計畫接觸很多不同的人,他們在疫情期間仍堅持工作,對我也是有啟發的。這麼多人願意參與我們的拍攝計畫,令我體會到不同人的故事及感受,過程中也更認識自己。這次拍攝對我而言,也有療癒的作用。」

他說《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不是單純的影集,相片固然有價值,但文字的配合也很有心思,他在攝影集開端引述毛利人諺語——「世間萬物人為貴」(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is People.),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也關乎人類的處境,當病毒仍是現在進行式,如何擺脫疫情的恐懼與無奈,或許是人生必須面對的新課題。影集最尾引用英國作家Samuel Butler的名句,「生活猶如在公共場合獨奏小提琴,邊拉邊學。」(Life is like playing a violin solo in public and learning the instrument as one goes on.) 言簡意賅的文字擲地有聲,也很切合疫情下世人的處世哲學。

Bobby從事新聞攝影逾三十年,在這次拍攝計劃中,他刻意捨棄傳統新聞攝影的拍攝方法,「新聞攝影講求事件,當進行個人項目時,可以慢慢思考如何拍攝,以相片為主導。」他選擇8×10吋大底片相機,以統一手法為每位受訪者拍攝肖像,結合七呎柔光箱,以白色背景突出照片中的人物。三位資深攝影師分工合作,Bobby負責與被攝者溝通、了解故事,Gordon負責對焦、換片夾,Benny負責調校鏡頭,每幅精采的影像,均是三人合力完成的心血。

《生活如常——疫下群像》一書很容易令人聯想起Richard Avedon著作《In The American West》,這系列每幅照片構圖精準嚴謹,著名的養蜂人肖像更分三次共拍攝121張照片,從而挑選出傳世之作。大片幅相機的拍攝成本很高,Bobby不像Avedon般有博物館贊助,他們專程為這次拍攝計畫買來相機、鏡頭、菲林及片夾等,每幅人像大概拍攝五張照片,事前自然做足準備功夫。許多人拍攝大片幅照片時會進行後期剪裁,以獲得更理想的畫面,他們則堅持不剪裁全片幅相片,這也是一種挑戰,同時令照片顯得更有誠意。

《生活如常——疫下群像》限量500本,收入將捐贈慈善,「顯影·書櫃」有售。

《百變香江》——邱良逝世25週年紀念展

「在港數十年的攝影生涯,正好永誌着回歸前的民生片段,見證着帶動潮流的焦點,見證着港人創造傳奇的辛勤努力成果。」—— 攝影家邱良, 1997

已故著名香港攝影家邱良(Yau Leung,1941-1997)一生用鏡頭記錄生活,他熱衷於捕捉香港1960及1970年代的社會面貌,定格草根階層的生活點滴,以照片觀照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

2022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邱良逝世25周年。藝文平台「文化者 The Culturist」及攝影平台「顯影 PhotogStory」共同策劃邱良紀念展《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展出多張邱良於1960至70年代拍攝、以及由攝影家親手放曬的珍貴銀鹽原作照片,相片也呈現當時港人的樸素日常以及生活的閒情逸致,是難得的集體回憶。

邱良《六十年代太平山下香港島》,1960年代(銀鹽紙基,藝術家親手沖製,一組2張)。

除了珍貴原作照片,展覽也難得呈現邱良生前常用的相機、稿件及他任職多年的《攝影藝術》雜誌等,觀眾還可在會場購藏1997年出版、已絕版多時的《百變香江:邱良攝影珍藏九七版(上)》。此書誕於回歸年,出版後不久邱良便意外離世,籌備多時的下冊也就隨着作者溘逝而成為消失的檔案,這沒有下集的攝影集也就是邱良的絕世遺作。

《百變香江》珍貴在於其歷史價值,也是邱良與父親的一次難得的「合作」。攝影集中多幀四十年代的原版照片,是邱良亡父拍攝的珍藏,邱良重新跟着父親的腳蹤再拍攝一次,以鏡頭對照和回味滄海桑田的急促變遷,是一次平行時空的父子聯手合作。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還看今朝,改頭換面又是一番景象。

《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展期由2022年1月7日(五)至1月23日(日),期間並舉行兩場講座,由前《攝影畫報》總編輯伍小儀及編輯方明回憶與邱良的相識及工作上的點滴;Asia One董事總經理劉文邦(Peter Lau)與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張順光則會分享香港舊照片的收藏與價值,歡迎傳媒參觀、邀約訪問。

除了邱良的作品集,展場還有不同攝影師操刀的舊香港攝影集展示,大部分更是絕版,歡迎觀眾一同回味那些年的集體回憶,驚艷香江昔日之美。

邱良——沙龍與寫實攝影的橋樑

1960年,年僅十九歲的邱良已在街頭拍攝。他的照片講究構圖與光影,作品也甚具美感,由於當時非常流行沙龍攝影,加上人們常將傳統攝影簡單分為沙龍畫意與寫實攝影,因此曾有人將他歸類為沙龍攝影師。實際上,邱良受當時布列松等攝影大師的寫實主義攝影所影響,風格上更偏向寫實。

邱良的年代正好處於沙龍與寫實攝影之間,他與上一代沙龍攝影師不同的是,他在香港的沙龍及寫實攝影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樑。畢竟身為攝影雜誌編輯的他,非常樂於接觸新事物,即使後來他面對當代攝影的興起,同樣以了解、欣賞的態度去接觸。

邱良曾擔任多本雜誌的編輯,1965年至1970年,他在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擔任攝影師。1971年,他在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任職攝影師,拍攝電影製作的場景,也拍攝武打巨星李小龍、陳寶珠、蕭芳芳、狄娜等明星名人。1973年,他創辦《攝影生活》月刊,但只維持數年時間。停刊後,1980年起在《攝影藝術》擔任編輯,一直工作至離世前夕,對於推廣攝影藝術可謂不遺餘力。

邱良出版不少著作,包括《爐峯故事》(1992年)、《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1997年)等書籍,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因離世未能實現。之後,三聯為他出版《香港故事 1960’s-1970’s》(1999年及2012年)。

《情侶打傘》,1960-70年代。藝術家印製銀鹽相片。

 邱良逝世25週年紀念展 ——《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

日期:2022年1月7日(星期五)至1月2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時至7時(星期三四休息)

地址:The Culturist’s Playground | 上環文咸東街105-107號利文商業大廈6樓

傳媒導賞: 1月7日下午2時至6時

分享會:

一、香港舊照片的收藏與價值

講者:劉文邦(Peter Lau,Asia One董事總經理)、張順光(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

主持:鄭天儀(文化者創辦人) 

時間:1月8日(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登記:https://www.eventbrite.hk/e/237585272947 

二、邱良——工作及日常

講者:伍小儀(《攝影畫報》前總編輯)及方明(《攝影畫報》前編輯)

主持:顯影

日期:1月15日(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登記:https://www.eventbrite.hk/e/23759244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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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香港 塵封舊照片

「獅子山下」是香港人奮鬥精神的象徵,對於從新加坡移居香港的李福志而言,逆境自強的故事反而始於太平山頂。生前寂寂無聞的他,為香港五十年代的街頭面貌及鄉郊風情留下重要紀錄,若非攝影師及作家艾思滔(Edward Stokes)在山頂發現他的相片,他的故事或許至今仍不為人知。

1950年代中期,從馬己仙峽道俯瞰中環及維港。

無師自通 山頂為遊人拍照

生於新加坡的李福志是一名孤兒,從小已有自立的精神,1947年,二戰後的新加坡一片混亂,20歲的他懷着外出闖蕩的心態,搭輪船來到香港,投靠養父的外甥。這位表兄當時是照相館的合夥人,其弟弟也是一名攝影師。有次這位表兄帶李福志到太平山頂,眼見他為遊客拍攝的人像照片輕鬆賺取三元,等同當時一般勞工的日薪。李福志頓覺這不失為一條謀生之道,於是下定決心成為一名攝影師。

李福志教育水平不高,攝影也是無師自通,可他勝在勇於嘗試,拿着向表兄借來的舊蔡司相機,到山頂碰運氣搵食。舊器材雖然吃虧,但他很懂得挑選顧客,那裏經常有訪港的美國軍人和逃避內地戰亂來港的富有上海人,拍攝完紀念照後,翌日就將沖曬完的相片送往客人的居住地。當時正值國共內戰,大批難民湧入香港,1949年,港英政府以簽發身份證的形式登記人口,他因而獲得工作機會,為調景嶺的難民拍攝身份證照片,這次經歷也令他更堅定攝影的道路,之後他重回太平山頂,繼續為遊人拍照。另一邊廂,他也在香港成家立室,他和妻子帶着三個孩子,成為香港居民。

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中華循道公會禮拜堂是灣仔地標。

踏入1950年代中期,旅遊業成為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然而隨着相機普及,遊客對旅行相片的需求減少,他改為拍攝香港熱門的景點,例如山頂俯瞰維港的景色、中式帆船、電車、人力車夫及新界圍村等,沖曬之後向遊客兜售,這個新出路曾為他帶來不錯收入,這些照片無形中也為1950年代的香港留下重要的視覺記憶。及後香港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許多殖民地建築紛紛拆卸,李福志的照片彷彿封存1950年代的歲月時光。

隨着彩色相片慢慢流行,越來越少人買風景照片,加上攝影行業競爭激烈,有次李福志跟一位新來的攝影師發生爭執,更慘被毆打,厭惡這種環境的他,不得不另謀出路,無奈放棄攝影這門搵食工具,1960年代輾轉到粉嶺開士多為生。士多生意蒸蒸日上,他還擴充業務購入一架雪糕車,在上水鳳溪中學賣雪糕,擺檔逾二十年。其後轉行當看更,與攝影漸行漸遠。

人力車伕拉着藤籃及竹籮,這些藤籃通常用來載農作物到街市。

不見唯美光線 更見社會真實

故事若到此為止,這些照片也不可能為後世所知。回歸後,他意識到香港舊照片的珍貴,於是將塵封多年的底片曬成相片,2003年重返太平山頂,出售1950年代拍攝的香港照片。2010年,艾思滔在山頂遊玩時遇見兜售舊照片的李福志,覺得他的舊照片很有歷史價值,及後二人多次見面,並着手出版李福志攝影集《流光迅影香港情》。遺憾的是,李福志在2012年辭世,享年85歲,未能見證影集的誕生。

由艾思滔創辦的「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今年(2021年4月1日至5月30日)曾與信和集團在銅鑼灣信和廣場舉辦香港與新加坡雙城攝影作品展,展出「李福志鏡頭下的香港」等。最近,艾思滔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策劃大型展覽《Recovery, Resilience, Resurgence》,展出包括李福志在內三位攝影師(還有Hedda Morrison及Brian Brake)逾八十多幅在香港拍攝的照片,呈現出香港在1940至1970年代三十多年的蛻變。

當年尖沙咀兩大地標——半島酒店九廣鐵路火車總站。

回首當年,李福志拍攝的原意是為了謀生,這令他與當時的沙龍攝影愛好者與別不同,他並沒有閒情逸致慢慢研究光影,在寫實攝影不流行的年代,他拍攝的城市街景的照片不見唯美光線,反而卻更見真實,記錄當時的社會面貌。

 《Recovery, Resilience, Resurgence》

日期:2021年12月14日至2022年3月6日

時間:11am-6pm(星期二至六) 

地址:金鐘正義道9號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相片由©️The Estate of Lee Fook Chee提供

【香港國際攝影節2021】夏永康與 i_is_one:藉音樂回歸簡單快樂

以拍攝電影劇照及廣告攝影為人所熟知的攝影師夏永康,一頭標誌性的長髮已有幾分band友氣息,近兩年更彈起結他,敲起頌缽,與一班志同道合好友組成即興樂團i_is_one。今個週六,一眾團友準備上演一場名為「I」的演出,伴隨著夏永康在秘魯拍攝的影像,希望藉著帶原始性的音韻,與觀眾一同接觸感受來自宇宙之頻率。

表演前一週,我來到夏永康位於柴灣的工作室,見他時而彈結他、時而敲著銅鑼,十分興奮忘我。很多人不知道Wing懂得玩音樂,其實年輕時在加拿大留學時,已和當地鬼仔一起夾band:「那時玩的音樂很怪,沒有旋律,好像敲鐵一樣。」回港後,Wing曾任職商業電台,那時黃志淙的音樂節目偶爾不夠人手,他便幫忙彈奏結他或Keyboard。如今雖然放下樂器多年,但夏永康的創作一直有soundtrack相伴,是他靈感來源,也令他更投入在拍攝氛圍之中。

夏永康與朋友組成樂團是巧合也是緣分。2019年,他與一班朋友在友人Wellen家中食飯聊天,其間有人敲檯敲椅、有人哼唱;轉眼間,魚糧袋變成沙鎚、水兜變成鼓,一班人就這樣在Wellen家中天台玩起來。「大家覺得很過癮,就好像土著玩音樂的情況。」Wellen說。2016年,他與夏永康、填詞人小克等人一同前往秘魯的亞馬遜森林,在當地巫師帶領下,經歷了一段靈魂清洗的旅程。巫師的音樂帶動他們的思緒,進入不同維度的空間,與自己的靈魂對話。一行數人均對當地的薩滿音樂印象深刻,所以他們於自己的樂團,也嘗試加入這種心靈之音。夏永康說,「我們相信聲音的不同頻率,有治療的作用。」

聲音是一種治癒

近年流行聲音治療(Sound Therapy),頌缽(Singing Bowl)及水晶缽(Crystal Bowl)尤其受歡迎,不同頌缽發出的泛音聲響,能對應及調和人體的七個脈輪(Chakra),有效幫助放鬆身體。屆時在演出過程中,觀眾可在團員帶領下練習七輪喉唱,感受身體的脈輪。團員之一的Wellen熱衷於身心靈,去年更在Youtube開設「Wellen Time」頻道,教人以唱誦啟動脈輪,也講解聲音治療的原理。

他指出,聲音是振動的音頻,某些樂器如水晶缽、Didgeridoo(澳洲土著的長管吹奏樂器)等發出的低音頻,尤其能穿透身體,與內在頻率產生共鳴效果,因此在經過聲音治療過後,身體會感到放鬆。「對我而言,玩完聲音治癒後的轉變很明顯,會感到身心健康,也會變得開心,每次玩完都睡得很好。」也難怪,過去兩年他們不時聚在一起即興吹打彈奏,由最初幾個人變成十幾個人,儘管大家仍是抱著玩的心態,不過越玩越認真,樂器也越來越多元化。去年,他們正式組成樂團i_is_one ,這個「I」不是指「我」,而是一個整體;而他們希望透過演出與工作坊,與更多人分享這份簡單快樂。

相片由夏永康提供

自由即興地玩

來到彩排現場,一班人席地而坐,地上放滿各種各樣的樂器,有頌缽、水晶缽、砂槌、秘魯笛、Handpan、Cymbal、Didgeridoo等,配合喉音唱法,令身體產生和諧的共鳴。一輪唱誦過後,Handpan及Didgeridoo的聲音響起,然後是不同樂器的音效,其間偶爾有人敲鼓或改變節奏,其他人的節奏也跟著變化,在錯亂中慢慢進入和諧,彷彿有種無形的默契。夏永康說樂器並非最重要,「大家隨手拿起樂器即興地玩,也沒有對或錯的玩法,就好像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你如何與別人產生harmony。」

去到某個狀態,大家即興站起來舞動身體,或者用手掌拍出節奏,我拿起身邊的砂槌融入節奏,閉眼感受這種忘我投入的狀態。「這種Free Jam好像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我們不用語言,而是用音樂溝通,大家是互有影響的。」夏永康十分享受這種專注當下及自由的狀態,其實這種心態也呈現在他的創作之中,我見過他不消幾分鐘拍攝完一筒菲林,創作個人作品《Sweet Sorrow》時,整個構思及拍攝過程歷時兩年。「快慢只是一種方法,不代表照片的好壞;也沒有說那種方法最好,最重要是能夠自由地創作。」 

這次演出,他也為空靈的聲音配上畫面,那是當年在秘魯(包括馬丘比丘)裏拍攝的照片。「那時在秘魯時帶著菲林相機,沒事做一大早就起身出去拍攝,純粹是貪得意拍攝的,當初也沒想過用得著。」這些森林的相片營造出大自然的感覺,讓大家離開煩囂的城市,「不要想太多事情,配合現場的音樂,享受當下。」

相片由夏永康提供

香港國際攝影節「I by i_is_one」

時間:11月27日5:30pm – 7:30pm 

地址:金鐘正義道9號Asia Society香港賽馬會廳

詳情:https://hkipf.org.hk/zh/events/7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