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anie Teng  捕捉荃灣福來邨日常

一個地區的街道與建築,往往反映出這個社區的歷史,許多人知道,港島街道的名字與當年的洋行或華商(如太古洋行、利希慎家族)息息相關。其實,曾是香港輕工業中心的荃灣,因有全港最大的紗廠及染廠, 也衍生出充滿活力的社區,只是隨着輕工業的消失,這段歷史逐漸被人遺忘。攝影師鄧詩廷(Stephanie)遊走這個發展逾半世紀的社區,捕捉荃灣的生活日常。

攝影師鄧詩廷遊走荃灣的福來邨等地方,捕捉這區的生活日常。

荃灣是香港第一代衞星城市,1961年發展成為首個新市鎮,此後屋邨及各種設施陸續落成。另一邊廂,戰後香港的工業及輕工業迅速發展,商人陳廷驊於1950年代在柴灣角設立南豐紗廠,隨之而來的還有附近的福來邨、香車街街市及沙咀道遊樂場等,為工廠工人提供居住及休憩的地方,可謂見證着這區的發展。後來工廠北移,香港的輕工業地位不再,南豐紗廠停止紡紗業務,這段過去也漸漸被人淡忘,直至近年紗廠發展成為文創基地The Mills,才吸引更多年輕一代了解這區的故事。

從空間設計 看民間智慧

家住港島的Stephanie,原本對荃灣並不熟悉,因The Mills邀請拍攝荃灣,才慢慢熟悉這一區。「我跟家人說起這個拍攝計劃時,才得悉原來我爺爺在文革時從上海落到香港後,曾在南豐紗廠工作。機緣巧合知道爺爺的歷史,我覺得是種緣份。」她遊走在當年紗廠一帶的社區,觀察人們如何在這個空間生活,有逾半世紀樓齡的福來邨是她經常流連的地方,這裏以前是紗廠員工的住處。「我行過福來邨許多次,不管在疫情前後,每次行的感覺都不盡相同。」

家住港島華富邨附近,她坦言十分喜歡舊時香港屋邨的公共空間,空間的設計令人自然地聚集,營造出社區的感覺,「我覺得這是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可惜現在的屋邨大多缺乏這種思考。」隨着參觀次數越來越多,她從最初關注福來邨的空間設計,慢慢留意到家居的細節。「福來邨窗口的波浪形簷篷很有特色,很多街坊都會用米袋拼起來遮擋簷篷。」這種民間的智慧同時也反映出屋邨居民務實的性格。

全新視角 尋找消失中的浪漫

Stephanie以細膩的鏡頭捕捉福來邨的日常瞬間,人們在遊樂場休憩玩樂、屋邨內的街坊小店,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老人家們坐在大樹下的凳子乘涼、閒聊,這種樹下的空間感覺有如歐洲的噴水池,自然而然凝聚人群。「這些都是很日常的東西,那種圍着坐在樹下的浪漫,在香港已經越來越少。」不只是福來邨,還有近年不斷拆卸的建築物,其實都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我希望我的攝影可以令人用新的視角去看事物,加深對這個地方的認識,促使人去了解日常事物背後的故事,不要等到失去才覺得要珍惜。」

展覽現場,她以混合媒體的裝置方法展示照片,啟發自福來邨的波浪形簷篷,一系列懸掛在牆上的作品,利用象徵紗廠的棉布加上樹脂為變成硬身的波浪板。另一方面,她也將照片打印在金象牌膠米袋上,照片與米袋元素融合在一起,詩意得來又有點超現實,以呈現福來邨的特色。

啟發自福來邨的波浪形簷篷,作品以波浪形的物料展示。

遇上荃灣

日期:即日至5月2日

時間:9am-8pm(一至五)、11am-8pm(六、日)

地址:荃灣南豐紗廠KoKo Coffee Roasters

原文見於果籽

Tugo Cheng 中國一方水土的人文風景

西藏鹽田的航拍照片猶如一幅拼圖、福建漁村的畫面宛似一幅水墨畫,還有廣西梯田及雲南紅土地那充滿幾何線條的俯瞰圖,80後攝影師鄭振揚(Tugo)以講究的構圖及豐富的色彩,記錄中國內地不同地方的人文景觀。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系列《一方水土》照片,以充滿美感的嶄新視角,展示不同地域的傳統文化和風土人情。

以長焦距鏡頭拍攝的福建漁村猶如水墨畫。

建築師鏡頭 展現在地文化

港大建築系畢業的Tugo本身是建築師,曾赴劍橋大學修讀碩士研究保育政策,2007年到北京清華大學當交換生的經歷,讓他迷上內地的自然風景,開始建築以外的攝影人生。自此每年踏足十多次,幾乎走遍大江南北,更憑藉在新疆天山拍攝的風景照片獲得2015年《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自然組第一名。遊歷中國期間,他見證少數民族傳統及地方特色文化,2015年開始將鏡頭從壯觀的大自然風景慢慢轉移至人文景觀,萌生「一方水土」念頭。

「說起中國,大家通常只想起一二線城市;人人知道西藏的布達拉宮,卻不曾聽聞當地的曬鹽文化。」他提及,內地現在時常強調「大一統」,是「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連粵語也慢慢被蠶食,更遑論有不同信仰背景的新疆。「我希望透過這些照片,推廣不同地方的文化與智慧。」廣西梯田、浙江茶園、青海油菜花田、雲南紅土地及西藏鹽田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在地文化,孕育一方水土。

西藏鹽田航拍照片,人們正在顏色深淺不一的紅色鹽田勞作。

「很多人以為沿海才有鹽田,其實甘肅也有沙漠曬鹽,西藏鹽田更有逾千年歷史。」當地山勢陡峭,村民們將鹽水從鹽井倒入鹽田,再曬乾成粗鹽,保留古老的製鹽方法。他補充,當地鹽田有紅白之分,白色是人類食用的,而由紅黏土製成的紅色鹽田,鹽分會有雜質,是給動物食用的。Tugo以航拍照片展現鹽田的壯觀,人們正在顏色深淺不一的紅色鹽田勞作,「顏色也反映曬鹽過程,紅色是未乾的,當慢慢曬乾成白色時,則意味可以收成。」

落田收成 反思平衡之道

因修讀建築設計的關係,拍攝時他十分注重畫面的線條、色彩與光影,以長焦距鏡頭在高位拍攝或用無人機航拍,俯瞰的角度令梯田、茶園及鹽田充滿視覺震撼。除了捕捉這些如幻似真的地景美感之餘,他也近距離感受這些獨特的文化,了解背後的故事,甚至親自落手收成,柴米油鹽醬醋茶,背後都孕育了不同的鄉土奇觀。

拍攝過程中,他也了解到,人類為了食物而重塑自然環境,開墾山峯成為梯田或茶園,當中涉及樹木砍伐,才創作出如此豐富多采的景觀,也令他反思人類如何以持續性的方式與大自然共存。「過度開墾誠然會傷害自然,塑造地區文化時,也要顧及大自然的可續性。」或許正是這種平衡之道,這種獨特的人文風景才得以保留至今。

位於青海的中國最大油菜花田,用來榨取菜油。

一方水土

日期:即日至3月22日

時間:11am-10pm

地址:海港城海洋中心二樓207號海港城美術館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圖片來源:https://bluelotus-gallery.com/

巨型動物照片 無聲控訴人類

澳洲山火持續多月,導致超過十億動物葬身火海,不禁令人傷心惋惜。天災使人淚流,而人類對動物的殺戮則讓人憤恨。過去數十年間,大自然環境不斷被破壞、野生動物數量一直減少,若然以這種速度繼續下去,大象、犀牛等動物將慢慢消失,我們下一代或許再無法見到多元化的地球,英國攝影師Nick Brandt鏡頭下的動物照片,就是對人類的無聲控訴。

Quarry with Lion, 2014

啟發Nick Brandt走上攝影之路的,是已故歌手Michael Jackson,Nick曾為其《Stranger in Moscow》、《Cry》等MV掌鏡,1995年在非洲坦桑尼亞拍攝的《Earth Song》,更改變其想法。MV以充滿震撼力的畫面及反思的歌詞,向世人展示地球的傷痛與自然萬物的消逝,控訴人類犯下的錯誤如何令自己痛失家園及大自然。此行讓他愛上非洲,深受非洲野生動物與大自然生態影響,他漸漸放棄成功的導演事業,開始在非洲這片土地上,近距離捕捉野生動物生態。

一般的動物攝影都是遠距離拍攝壯觀的畫面,不過Nick Brandt總是用拍攝人像的手法為野生動物掌鏡,先是與牠們靜靜相處,等到動物對他的存在完全放下戒心,等待適合的天氣及特定的動物姿勢,才能拍攝出牠們最動人的一刻。更難得的是,他喜歡用中片幅菲林相機拍攝,相對龐大的相機也為拍攝增加難度,他甚少用長焦距鏡頭,只能盡量地靠近拍攝的動物,在相處過程中感受動物的情感。草原上形形色色的動物,大象、長頸鹿、斑馬、獅子……畫面華麗而神秘,深邃的眼神彷彿充滿靈魂,訴說一個個故事。

Wasteland with Elephant, 2015

1:1真實尺寸 大象天橋下漫步

隨着拍攝次數越來越多,他越發感受到動物所面臨的惡劣環境,「十多二十年來,我走過無數地區,眼見那裏的動物慢慢減少,成為人們口中的『野味』,只剩下一大片廣袤土地。」他坦言,如果以這樣的破壞方式繼續下去,不用說下一代,可能數年之後,非洲農村兒童已無法在田野裏看見大象和長頸鹿,就好像已經消失的長毛犀牛一樣。「人類用數十億年才建立如此奇妙、多樣性的環境,然後短短幾年間,這種環境便消失了。」

2007年,他曾在肯雅Amboseli Park國家公園拍攝大象Igor,然而兩年後牠卻被偷獵者屠殺了,此事令他覺得這一切並非必然。過去十多年,有逾十萬頭大象的象牙被盜獵,若以這速度推算,野生大象將在20年內絕種。眼見亞洲對象牙的需求大增而引發更多大象屠殺事件(有報告指香港正是全球野生動物及象牙貿易的主要樞紐),2010年,他成立非牟利組織Big Life Foundation,組織巡邏隊阻止捕殺動物行為,制止在國家公園內的偷獵行為,十年來已拘留超過三千名偷獵者。

Underpass with Elephants, 2015

過去這些年,眼見非洲大陸一望無際的曠野變成荒涼廢墟及開發工地,城市發展與污染嚴重破壞當地面貌,非法捕獵、砍伐森林等更令動物痛失生命或家園,Nick不無心痛,啟發他創作《Inherit the Dust》系列作品。他將曾經拍攝過的那些瀕臨絕種的動物照片,以1:1的真實尺寸印刷在巨型畫板上,然後放置在牠們原本棲息的土地上再進行拍攝。大象生活的地方變成垃圾站,獅子奔跑的地方變成工地,那些商場或天橋,曾經是長頸鹿猩猩漫步之處,如今牠們都成為了亡魂。而這些破壞,不僅發生在過去的十數年間,此時此刻也在不斷重演。

為生活掙扎 忽略動物的命運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當他在天橋下佈置巨型畫板時,有許多無家可歸的青少年正在吸膠毒(sniffing glue),有些人更是神情恍惚。另一邊廂,有位小男孩被巨型大象影像吸引,用類似小木棍的物體撫摸大象的腿,可悲的是他卻無法見到真正的大象。更絕望的是,這些露宿街頭的人,每天的生活都在苦苦掙扎,根本無暇理會動物的命運。「這些動物的命運和痛苦,應被視為所有人類的責任,缺乏同情心的人類,在動物保育這條道路上,我們迷路了。」

Wasteland with Rhinos, 2015

遺憾的是,創作《Inherit the Dust》後,他覺得大自然不但沒有變好,而且變得更差了,「隨着非洲人口急速增長,從今天的10億增加到2050年的19億,到時估計根本沒足夠空間讓野生動物棲息。」如果人類再不做些甚麼,或許不久之後,人類能繼承的便沒有動物,只剩下塵埃。要知道,人類與動物唇齒相依,動物消失了、大自然環境被破壞,人類最終會自食其果,同樣劫數難逃。

Inherit the Dust

日期:3月13日至4月22日

時間:星期三至日(11am至6pm)

地址: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封岩 用攝影展現日常物件的藝術視角

中國攝影藝術家封岩說:「在人們的慣性思維裏,鏡頭只能對準證明是有意義的事物,正如每處風景名勝都有一個最佳拍攝位置。」然而對喜歡拍攝日常物件的他而言,通過拍攝與日常生活感知密切的物件或細枝末節,以大尺寸畫面強調物件的細節,既令作品產生一種觀賞性及藝術性,藉此也呈現出物件在工藝中的視覺美感。他最近首次在香港舉辦同名個展,黑皮凳、木箱、並排的畫布看似瑣碎平凡,背後既潛藏他的個人情緒,亦隱晦地觸及幾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

在成為藝術家之前,封岩寫過小說、也拍過電影。198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他,曾擔任過張藝謀執導的電影《菊豆》的副導演,後來旅居美國拍攝紀錄片,當時不諳英文的他,經常依靠閱讀及寫作來打發時間。2001年回到北京後,他依然熱衷寫作,2004年完成兩篇長篇小說後,精疲力盡的他有感要轉換創作方式,於是重拾攝影機,這次不是拍電影,而是追求更純粹、個人的表達方式——攝影。

作品被視為「廢片」 艾未未卻看得懂

緊接三年,他連續創作三個攝影系列:《秩序》(擺拍日常物件的秩序感)、《山石》(山石的局部紋理)和《權力》(象徵着權力符號的事物),這些看似不經意捕捉的畫面,背後其實都被賦予特定意義,根據他的說法,是「從日常生活中表達事物的當代性」。至今仍有許多人對其作品感到不解,當時更是如此,形容他的作品像「廢片」,猶如沒意義的影像。能讀懂他的藝術家艾未未,則形容其作品「明確打破人們對攝影的慣性思維」,這也是攝影進入「當代藝術」的其中一個重點。

現場展出的《迷幻的竹子》、《紀念碑》、《繪畫》及《唐陵深草》,均是這種方法的延續,尤其是2010年創作的《紀念碑》。這系列第一件作品,是一張黑色皮凳,那是大陸的公共博物館常見的長凳,多年來有無數參觀者坐過。封岩將皮凳豎立起來拍攝,簡單一個動作,長凳彷彿被賦予一種「紀念碑」的意象。

在常規思維中,紀念碑通常為重要人物或事迹而豎立,藝術家從舊貨市場等買來的風扇、書櫃、木箱等,這些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物件是上一輩中國人的集體回憶,既蘊含功能、也投射了情感。然而當他將這些日常物件抽離原本身處的環境,再賦予它們充滿儀式感的展示方式,從而構成一座座「紀念碑」時,在在挑戰世人對紀念碑的想像,以及日常物件所蘊含的藝術感。

並排畫布側面 另類欣賞體驗

如果說《紀念碑》是關於公共物件的記憶,那麼《繪畫》便是他非常個人的經歷。系列始於2013至2014年間創作的繪畫作品,當時他剛結束攝影個展,忽然想停下攝影,去嘗試自己關注已久的繪畫,在畫筆遊走畫布的過程中,慢慢消弭心中不安的情緒。

在繪畫過程中,畫布是他最常接觸的事物,是他生活中的日常,他將十多幅畫布的側面並排成為一個藝術裝置,拍攝成《繪畫》系列。這些畫布在旁人眼中雖無意義,但對他而言卻有一種在繪畫以外、欣賞畫作的另類體驗。這不僅賦予畫布嶄新意義,同時將繪畫、裝置及攝影的概念融合在一張作品裏,最後以照片方式呈現。

封岩善於觀察日常生活物件,再以獨特微妙的攝影視角,呈現出物件的工藝或藝術感。他的作品不僅讓人們思考尋常物件所蘊含的歷史或政治意義,也鼓勵人們跳出慣性思維,去觀察、欣賞周遭世界的細節。

封岩》個展

日期:2020年2月13日至3月13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H Queen’s十樓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蘇慶強 直視中國人四十年 

一位老婦姿勢端莊地坐在金色屏風前,臉上皺紋充滿歲月痕迹,屏風上的紋飾是「嚙指痛心」與「行傭供母」兩則二十四孝故事,令人對畫面中人物產生好奇。這幅細膩作品是香港攝影師蘇慶強《中國人》系列其中一張,此系列作品獲得2001年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去年末香港藝術館重開,當中「香港經驗.香港實驗」展覽部份,正展出館藏的這系列《中國人》作品。

早在1981年,蘇慶強已開始拍攝中國,「那時改革開放不久,內地生活環境與香港很不同,我跟家人返鄉探親,印象最深刻是,他們對世界發生的事幾乎一無所知,令我好奇為何大家都是中國人,思考方式會如此不同。」在交通仍不太便利的當年,那時他每逢假期就前往內地拍攝,由雲南、四川到西藏、新疆及哈爾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拍攝眼前的所見所聞。10年前,他曾舉辦「第一個印象中國1981」展覽,顧名思義強調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照片流露出他對周遭事物的好奇目光。


身穿紅衣的女子站在紅色大門前,某些傳統似乎仍維持着。

拍攝風景及街頭十多年,他漸漸感到不滿足,覺得攝影不只是如此,於是重回理工大學修讀攝影,「以前是很紀實的,那時對攝影的看法有所改變,從風景轉而拍攝人物,想深入了解人們的真實生活。」他將範圍收窄至與香港鄰近的廣東省,在1995年開始這系列《華南地誌》,也以哈蘇120格式代替最初的135格式,以捕捉更多生活細節。他既拍攝屋內擺設,也聚焦人物的表情神態,這系列《中國人》也是《華南地誌》一部份。

拍攝時,他時常帶上兩部相機,一部儍瓜機拍攝對方想要的照片,一部哈蘇相機捕捉自己追求的畫面。「拍攝過程很有趣,用儍瓜機時氣氛比較輕鬆,當用哈蘇相機拍攝時,他們會覺得很凝重。」在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攝影的他,時常告訴學生,不同的攝影工具,既影響拍攝者觀看事物的方式,也影響被攝者心態,「有時他們見到哈蘇相機,甚至會穿上漂亮的衣服拍照。」

蘇慶強說,中國人向來較抗拒被人拍攝,也不隨便讓人進屋拍攝,因此花不少時間與拍攝者建立關係。「人物的表情、眼神會流露出訊息,我希望他們在鏡頭前自然地呈現自己,這不是隨便就能拍攝出來的。」不論是滿臉皺紋的老人、充滿稚氣的孩童,還是身穿紅色外衣的女人,幾乎都是喜怒不形於色,但他們的舉止似乎又透露出某些訊息。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屏風前的婆婆肖像,「她身穿的藍色衣服令我想起貴族的感覺,於是在金色屏風背景前拍攝,感覺再隆重些,有點西方肖像畫的感覺。」

蘇慶強很喜歡看畫作,覺得攝影與繪畫有密切關係,西方人像畫大多是貴族或有錢人,然而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卻背道而馳,畫過一批社會低下階層扮演歷史和宗教人物的畫作。這啟發他透過鏡頭將普通村民拍攝得恍如西方人像畫般有尊嚴、高貴,照片的顏色、光線與背景等,帶有油畫的影子。2014年,卡拉瓦喬名作《以馬忤斯的晚餐》在亞洲協會展出時,同場亦展示《中國人》照片,那是跨越近400年的藝術傳承。

過去近四十年,蘇慶強一直用類型學的攝影方法,系統地拍攝中國人肖像,從中呈現出他們的變化。回想當年,在偏遠的鄉村地區,純樸的人們似乎仍在維持着某些傳統價值。改革開放後,內地急速發展,如今重看,他坦言,「當中的改變是明顯的,不僅某些傳統改變了,甚至連人的精神面貌,都已截然不同。」

《中國人》@「香港經驗·香港實驗」

日期:即日至5月3日

時間:10am-6pm(星期一至三、五)、10am-7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址:香港藝術館2樓香港藝術廳

圖片由蘇慶強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曾廣智 當東方符號遇上西方地標

一位國民黨後代身穿中山裝,以自身化為一種東方符號,在西方國家的地標前進行「自拍」,用離經叛道的方式挑戰西方人看待東方的刻板印象。他是曾廣智,1950年生於香港,曾活躍於紐約藝術界,1990年因愛滋病逝世。離世30年之際,在中環布朗畫廊的展覽現場,其舞蹈家胞妹曾筱竹回首那段往事。

畫廊2014年首次舉辦曾廣智展覽《Citizen of the World》,部份作品亦出現在今年展出的《East Meets West》展覽。

身穿中山裝 化身「政要」

作為國民黨前軍官的後代,曾廣智在父親1949年逃離上海後翌年在香港出世,曾就讀聖若瑟書院,16歲時隨家人移民加拿大。童年時,他已展現出藝術天賦,因父親贈送的祿萊相機對攝影產生興趣,在加拿大完成大學教育後,前往巴黎修讀油畫及攝影。講得一口流利的法文及英文的他,1979年移居紐約後,在東村(East Village)認識Keith Haring、Basquiat及Kenny Scharf等前衞藝術家,他的鏡頭也記錄了1980年代紐約東村的藝術盛況。當然,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創作於1979至1989年的《East Meets West》作品。

這系列作品的開始,源自一套中山裝。有次,他與遠道而來的父母在紐約世貿中心的餐廳共晉晚餐,他身穿一件從滿地可二手店買來的中山裝出現,「父母當時有點驚訝,餐廳人員以為他是外國政要,熱情招待他。」曾筱竹回憶說,更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他因而開始「East Meets West」的創作計劃。他將名字由英文的Joseph Tseng改為本名Tseng Kwong Chi, 從一個藝術家搖身變成身份曖昧的「政要人物」,以中山裝化身成象徵東方的符號,開始在歐美各地的旅遊勝地前拍攝。那一年,中美剛剛建交,他這種裝束在紐約東村藝術圈頗受歡迎,「他覺得藝術家應該是世界公民,這在當時是很超前的想法。」

曾廣智身穿中山裝展出歐美標誌性建築物前,圖為《New York(Empire State), 1979》。

從紐約自由女神像開始,到三藩市金門大橋、洛杉磯荷李活標誌,再到巴黎鐵塔、羅馬鬥獸場及巴西等地的著名景點前拍攝,他從美國開始慢慢走向全世界。中山裝是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國人形象,在照片裏,他以幾乎一致的機械式姿勢,結合中山裝和黑超的形象,拍攝了一張張冷峻的自拍照。在西方著名景點前,他塑造出一個充滿東方主義的個人形象,以虛構的身份審視周遭的環境,反映出西方人眼中的典型亞洲人形象。

文明對碰 與「女神」合照 

他既是攝影師、又是拍攝對象,甚至可以說行為藝術家。他的鏡頭從不缺乏構圖美學,並非隨便站在風景前擺個姿勢便草草了事,而是在特定的地點,通過特定的角度和構圖呈現出東西方之間的微妙關係,正如那幅與自由女神像的合照,他的神態及姿勢恍如雕塑,令人感受到兩種文明之間的對碰。隨着創作持續,後來他放棄使用快門線,讓自己距離相機更遠,構圖上亦有更大空間。他逐漸走進廣袤的自然景觀,甚至隱入景觀深處,過往強烈的東方主義形象,在壯觀的大自然景色前變得模糊。那幅亞利桑那州大峽谷的壯觀磅礡畫面,令人想起19世紀浪漫主義畫家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作品。

Grand Canyon, Arizona 1987 (vista shadows with back)

他從未踏足過中國大陸,在中國甚至香港的藝術史上,也從來沒有曾廣智,不過他的中山裝照片卻在歐美藝術圈廣為人知。藝術評論家Barry Blinderman曾說,在1980年代,不論甚麼時候遇到曾廣智,他要不正準備去拍攝,要不就是剛從外國拍攝回來,可見他對這系列作品的投入。作為一名藝術家,曾廣智與眾不同的是,他以一種類似風景自拍的形式進行創作,強調東西方的符號與文化差異。

TSENG KWONG CHI: East Meets West

日期:即日至3月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

地址:中環畢打行303室Ben Brown Fine Arts

圖片由Ben Brown Fine Arts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尹子聰 以風景攝影隱喻香港當下

闊別四年的香港藝術館月前重開,焦點展覽是與英國泰特美術館共同籌劃的「觀景.景觀:從泰納到霍克尼」,同場舉辦的回應展「覓景.情景:回到香港」,則邀請香港藝術家尹子聰(Simon)及梁嘉賢以不同媒介的創作,回應英國風景畫大師及香港藝術館館藏作品。尹子聰的攝影作品表面上是回應館藏作品,實際上他以隱喻、含蓄手法講述自己對當下香港的感受。

四幅作品兩光兩暗,展覽牆身黑白分明,隱喻反映香港現狀。

平行時空中的寧靜

踏進展覽現場,目光隨即被黑白分明的牆身吸引,牆上掛着四幅回應館藏作品的照片,兩幅分別在西貢雙鹿石澗及浪茄拍攝的山水相片,以時間地點為作品命名,令人好奇彼時彼刻究竟發生過何事。照片遠看一片昏暗,近看才看得清是瀑布及枯樹,慢快門曝光的照片感覺非常平靜。「之所以特別提及時間是9月4日晚,是想說當日在香港市區的平行時空發生甚麼事情。」

過去半年,大家幾乎每晚都能在新聞片段中見到催淚煙或抗爭的場面,他坦言這系列作品仍在創作中,最後完成的畫面會同時展示facebook上見到的示威現場照片,若果如此,一切將不言而喻。尹子聰修讀紀實攝影出身,讀書時期曾十分期待這些畫面,對紀實攝影師而言,大概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當發生在自己城市時,卻有很大的無力感。」他於是以抽離的方法講述那刻的心理狀態,而非直接地回應事件,從另一角度看我城發生的事情。

《六月十九日凌晨一時零二分 西貢 夏 2019》,以回應已故畫家彭襲明的西貢水墨畫。


現年44歲的尹子聰十多歲已開始行山,曾踏足香港逾百座山峯拍攝,一切緣於年少時在西貢行山的經歷,因此這次特意選擇以西貢來創作。他通常在月圓日子才拍攝,利用月光的微亮光線長時間曝光捕捉山水,有時天氣不似預期,即使月圓之夜也無功而返,試過多雲而不夠光線曝光, 試過夏天時整晚在淋雨,往往入黑拍攝,天光才能走。「這種體驗是很自在舒服的,整個山峯只有自己。」

對一般觀眾而言,這種潛在的想法的確不易理解,他也不想說得太直白,以心理狀態曲線回應局勢。「許多人說,夜晚一個人在山峯很危險,難道白天在熱鬧的市區便更安全?」回想過去大半年的見聞,這種說法似乎不辯自明。尹子聰也將隱喻投射在牆上,四幅作品兩光兩暗,連展覽的牆身也是分明的一黑一白,讓觀眾曖昧地感受。白色牆身的兩幅作品是在中環及美孚拍攝的多重曝光的城市景象照片,美孚是他成長的地方,中環在最近的示威活動中,常常成為「戰場」,多種曝光的影像令畫面變得模糊,象徵着曾經熟悉的城市正慢慢消逝。

一片麥穗從綠色慢慢變成黃色,中間有條小路通往未知的方向,似乎若有所指。

麥穗小路 通向未知

挪用作家王朔的書名,這個展覽「一半是風景,一半是隱喻」,另一牆身是尹子聰在英國創作的照片及短片,他根據在港展出的一幅泰特美術館油畫創作回應作品,踏足英國後沿途不斷問人此畫出處,途人異口同聲說是John Constable的作品,指示他前往畫家的創作地Dedham。當他背着簡單行裝行足九日,共32萬步、百多公里時,最後才發現這幅畫是另一位十九世紀畫家William Turner的作品。這是個天大的誤會,而短片就是拍攝他尋找的過程。

「我7月1日在香港起飛,之後雖然人在英倫,但整個旅程都在關心香港的情況。」他步往Dedham途中不時停下來拍攝,最後展出的是一幅黃色麥穗照片,一片麥穗從綠色慢慢變成黃色,中間有條小路通往未知的方向,似乎若有所指,這也是最能代表他這趟旅程心聲的照片。

「我想以抽離的方法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發生的事情。」——尹子聰

《覓景·情景:回到香港》

日期:即日至3月4日

時間:10am-6pm(星期一至三、五)、10am-7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址:香港藝術館2樓專題聽

原文見於果籽

荒木經惟《花曲》 「枯萎之前是最美的」

說起日本攝影師荒木經惟(Nobuyoshi Araki),許多人腦海中會閃過那些充滿情慾的畫面,他其實也有憂愁及內斂的一面。他的攝影宣言不止赤裸裸的性愛,還借喻花朵的生命力,表達隱藏的情緒及生死觀。

女人與花,是荒木經惟一生孜孜不倦拍攝的主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無疑是已故妻子青木陽子,1963至1972年,他曾在日本最大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任職攝影師,在那裏認識陽子,1971年他發表首本攝影集《感傷之旅》,記錄二人度蜜月的生活片段,捕捉陽子在火車、旅館、睡覺甚至是性高潮的瞬間,描繪他與陽子的私人關係——他將攝影稱為「私寫真」,藉此闡述他的攝影宣言。他的攝影世界不是甚麼「決定性瞬間」,而是日常那些觸動他的事物,在他看來,攝影即是記錄人生,因此他樂此不疲地拍攝生活的大小瞬間,愛貓Chiro、天空、東京街景、性行為、綑綁的裸體,當然還有花朵。

人如繁花 盛放與凋零

過去30年,荒木經惟拍攝過多個以花為主題的作品,對他而言,拍攝花的同時,其實也在投射自己的情感。由童年時代開始,花朵作為生命與情慾的象徵,一直潛藏在他腦海裏,在他東京的家附近有一間淨閑寺,那裏供奉着許多江戶時代青樓女子的亡靈,小時候的他把淨閑寺當成遊樂場,時常見到墓地的獻花,令他對生死有初步認知。朝花夕拾,花朵便是如此刻劃在他腦海裏,1980年代,他曾拍攝淨閑寺裏的彼岸花,然而令他對花朵產生執念的,仍是陽子。

陽子生前愛花,他們家中總有花的蹤影,只是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陽子患上乳腺癌,那時荒木常常帶上鮮花去探望陽子,即使在她彌留之際,亦不忘一束含苞待放的花。他茫然地拍下自己手抱鮮花的影子,記錄被鮮花圍繞的陽子遺體,這系列《花人生》照片令他對生死有更深刻的體會——人與花不乏相似之處,同樣會經歷怒放與凋零,花會枯萎、人會消逝,他以花開花落來借喻人生。1990年陽子離世後,他開始大量地拍攝花朵,寄託對亡妻的思念,慢慢醞釀出《花曲》系列。

越近死亡 越具生命力

有別於《花人生》系列所刻畫的死亡,《花曲》特寫不同盛開的花朵,在灣仔SHOP Taka Ishii Gallery展覽現場,多張《花曲》系列照片拼貼成偌大牆紙,一朵朵生意盎然的花蕊顏色鮮艷,充滿視覺衝擊力,乍看之下充滿無限生命力,荒木經惟以攝影記錄這短暫的美麗。「花在越接近死亡時越具有生命力。即將枯萎之前是最美的。靠上前,聽一首醉於性靈的花曲。」在1997年出版的攝影集《花曲》裏,他如此寫道。

在這片盛開的「花叢」中,掛有兩幅《空景/近景》(1991年)的黑白照片,那是荒木拍攝陽子離世後的物件,包括凋謝的花朵,與《花曲》系列形成強烈對比——這令人想起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句: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精美。如果說盛開的彩色花蕊意味着生命,那麼枯萎的黑白花朵無疑象徵死亡,黑白與彩色的交集,正如荒木經惟身穿粉紅大衣與亡妻黑白照片的合照一樣,那種生死無常才是真實的人生,而愛情卻可以是永恆的。

荒木經惟 「花曲」,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在灣仔SHOP Taka Ishii Gallery(進教圍寶豐大廈4A及4B號舖)展出。圖片由SHOP Taka Ishii Gallery提供。

Vincent Fournier的「21世紀太空漫遊」

2019年是人類登陸月球半世紀。二戰後,蘇聯與美國為顯示實力,展開一輪太空競賽,這股太空熱潮,深深影響當時的流行文化,寇比力克的科幻電影《2001太空漫遊》、大衛寶兒的歌曲《Space Oddity》等,無不是戰後成長一代的精神食糧。法國攝影師Vincent Fournier生於登月翌年,成長在1970年代,童年的他同樣為太空人與飛行器着迷,只是沒想到,兒時對未來主義與太空的浪漫化想像,在多年後成為他的靈感泉源,促使他創作《Space Project》作品。

「小時候喜歡看《丁丁歷險記》,故事中的探險及太空題材非常吸引。」他不止沉浸在漫畫世界,父母時常帶他去巴黎發現宮(Palais de la Découverte),在這間科學博物館見到的事物,同樣刺激着他那異想天開的腦袋。電影《2001太空漫遊》、塔可夫斯基的《飛向太空》(Solaris, 1972)以及太空題材電視劇《Cosmo 1999》(也稱《Space: 1999》),同樣令年少的他,對遙遠的千禧年充滿無限想像。「我從未想過成為科學家,但那些科學及機械的美學早已植入腦海。」

General Boris, Yuri Gagarin Cosmonaut Training Center, Russia, 2007

告別商業攝影 重拾太空幻想

對視覺美學(尤其密斯·凡德羅及Corbusier等建築大師的作品)充滿興趣的他,先後獲得社會學學士和視覺藝術碩士學位,後來1997年才在阿爾勒國立攝影學院取得攝影文憑,從而踏上商業攝影師之路。「我一直想成為藝術家,只是不容易在年輕時實現,而商業攝影師是很好的生存方法,從中也學習到許多東西。」轉眼十年,他決意告別這種沉悶的商業攝影生活,成為一名攝影藝術家,這時他又想起童年時對太空的幻想。

「有次我來到夏威夷的毛納基山天文台(Mauna Kea Observatories)拍攝,被眼前的壯觀情景深深吸引,啟發我創作《Space Project》。」他於是上網搜尋相關地方,俄羅斯的加加林太空人培訓中心、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甘迺迪太空中心、法屬圭亞那太空中心……還有多個位於歐洲、亞洲及南美的太空中心及火星沙漠研究站。以一人之力創作這個宏大的拍攝計劃,對他而言,每次拍攝都來之不易,有時甚至要用數年時間溝通,才能成功申請拍攝。即使能進入,拍攝時間亦可能僅數小時甚至更短,而現場的複雜環境及光線都是事前難以預料的。

Mars Desert Research Station, Utah, 2008

踏足NASA 攝影儼如太空旅程

NASA是這個計劃的重要部份,他多次試過聯絡均被拒絕,「後來美國《Vice》雜誌準備拍攝關於我的紀錄片,才容許我前往甘迺迪太空中心拍攝。」此後他開始與NASA建立良好關係,多年來幾乎踏足所有NASA的基地中心,包括猶他州的火星沙漠研究站等。Vincent將孩童時期對神秘世界、太空旅行的嚮往,完全投射在這系列作品中,他形容整個拍攝過程就如一趟太空旅程,而這些產物既有時間的layer,彷彿見證太空探索的進化史;同時又如一本科幻的視覺小說,讓人沉浸在恍如烏托邦的世界之中,產生無限的想像空間。

他不單純是客觀的記錄,同時「操控」畫面的人物與元素,這種編導式攝影的手法,某程度源自他非常欣賞的攝影師Jeff Wall,令作品有一種想像與現實的結合。在後來拍攝機械人的《The Man Machine》系列中,這種痕迹更加明顯,他將機械人置身日常生活場所,來模糊所謂真實與虛構的界線。

《The Man Machine》將機械人置身日常工作生活場所,模糊真實與虛擬的界線。

Space Project@深港城市/建築雙年展(深圳)

日期:12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

地址:深圳市寶安區橋頭社區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