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廣智 當東方符號遇上西方地標

一位國民黨後代身穿中山裝,以自身化為一種東方符號,在西方國家的地標前進行「自拍」,用離經叛道的方式挑戰西方人看待東方的刻板印象。他是曾廣智,1950年生於香港,曾活躍於紐約藝術界,1990年因愛滋病逝世。離世30年之際,在中環布朗畫廊的展覽現場,其舞蹈家胞妹曾筱竹回首那段往事。

畫廊2014年首次舉辦曾廣智展覽《Citizen of the World》,部份作品亦出現在今年展出的《East Meets West》展覽。

身穿中山裝 化身「政要」

作為國民黨前軍官的後代,曾廣智在父親1949年逃離上海後翌年在香港出世,曾就讀聖若瑟書院,16歲時隨家人移民加拿大。童年時,他已展現出藝術天賦,因父親贈送的祿萊相機對攝影產生興趣,在加拿大完成大學教育後,前往巴黎修讀油畫及攝影。講得一口流利的法文及英文的他,1979年移居紐約後,在東村(East Village)認識Keith Haring、Basquiat及Kenny Scharf等前衞藝術家,他的鏡頭也記錄了1980年代紐約東村的藝術盛況。當然,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創作於1979至1989年的《East Meets West》作品。

這系列作品的開始,源自一套中山裝。有次,他與遠道而來的父母在紐約世貿中心的餐廳共晉晚餐,他身穿一件從滿地可二手店買來的中山裝出現,「父母當時有點驚訝,餐廳人員以為他是外國政要,熱情招待他。」曾筱竹回憶說,更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他因而開始「East Meets West」的創作計劃。他將名字由英文的Joseph Tseng改為本名Tseng Kwong Chi, 從一個藝術家搖身變成身份曖昧的「政要人物」,以中山裝化身成象徵東方的符號,開始在歐美各地的旅遊勝地前拍攝。那一年,中美剛剛建交,他這種裝束在紐約東村藝術圈頗受歡迎,「他覺得藝術家應該是世界公民,這在當時是很超前的想法。」

曾廣智身穿中山裝展出歐美標誌性建築物前,圖為《New York(Empire State), 1979》。

從紐約自由女神像開始,到三藩市金門大橋、洛杉磯荷李活標誌,再到巴黎鐵塔、羅馬鬥獸場及巴西等地的著名景點前拍攝,他從美國開始慢慢走向全世界。中山裝是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國人形象,在照片裏,他以幾乎一致的機械式姿勢,結合中山裝和黑超的形象,拍攝了一張張冷峻的自拍照。在西方著名景點前,他塑造出一個充滿東方主義的個人形象,以虛構的身份審視周遭的環境,反映出西方人眼中的典型亞洲人形象。

文明對碰 與「女神」合照 

他既是攝影師、又是拍攝對象,甚至可以說行為藝術家。他的鏡頭從不缺乏構圖美學,並非隨便站在風景前擺個姿勢便草草了事,而是在特定的地點,通過特定的角度和構圖呈現出東西方之間的微妙關係,正如那幅與自由女神像的合照,他的神態及姿勢恍如雕塑,令人感受到兩種文明之間的對碰。隨着創作持續,後來他放棄使用快門線,讓自己距離相機更遠,構圖上亦有更大空間。他逐漸走進廣袤的自然景觀,甚至隱入景觀深處,過往強烈的東方主義形象,在壯觀的大自然景色前變得模糊。那幅亞利桑那州大峽谷的壯觀磅礡畫面,令人想起19世紀浪漫主義畫家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作品。

Grand Canyon, Arizona 1987 (vista shadows with back)

他從未踏足過中國大陸,在中國甚至香港的藝術史上,也從來沒有曾廣智,不過他的中山裝照片卻在歐美藝術圈廣為人知。藝術評論家Barry Blinderman曾說,在1980年代,不論甚麼時候遇到曾廣智,他要不正準備去拍攝,要不就是剛從外國拍攝回來,可見他對這系列作品的投入。作為一名藝術家,曾廣智與眾不同的是,他以一種類似風景自拍的形式進行創作,強調東西方的符號與文化差異。

TSENG KWONG CHI: East Meets West

日期:即日至3月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

地址:中環畢打行303室Ben Brown Fine Arts

圖片由Ben Brown Fine Art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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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子聰 以風景攝影隱喻香港當下

闊別四年的香港藝術館月前重開,焦點展覽是與英國泰特美術館共同籌劃的「觀景.景觀:從泰納到霍克尼」,同場舉辦的回應展「覓景.情景:回到香港」,則邀請香港藝術家尹子聰(Simon)及梁嘉賢以不同媒介的創作,回應英國風景畫大師及香港藝術館館藏作品。尹子聰的攝影作品表面上是回應館藏作品,實際上他以隱喻、含蓄手法講述自己對當下香港的感受。

四幅作品兩光兩暗,展覽牆身黑白分明,隱喻反映香港現狀。

平行時空中的寧靜

踏進展覽現場,目光隨即被黑白分明的牆身吸引,牆上掛着四幅回應館藏作品的照片,兩幅分別在西貢雙鹿石澗及浪茄拍攝的山水相片,以時間地點為作品命名,令人好奇彼時彼刻究竟發生過何事。照片遠看一片昏暗,近看才看得清是瀑布及枯樹,慢快門曝光的照片感覺非常平靜。「之所以特別提及時間是9月4日晚,是想說當日在香港市區的平行時空發生甚麼事情。」

過去半年,大家幾乎每晚都能在新聞片段中見到催淚煙或抗爭的場面,他坦言這系列作品仍在創作中,最後完成的畫面會同時展示facebook上見到的示威現場照片,若果如此,一切將不言而喻。尹子聰修讀紀實攝影出身,讀書時期曾十分期待這些畫面,對紀實攝影師而言,大概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當發生在自己城市時,卻有很大的無力感。」他於是以抽離的方法講述那刻的心理狀態,而非直接地回應事件,從另一角度看我城發生的事情。

《六月十九日凌晨一時零二分 西貢 夏 2019》,以回應已故畫家彭襲明的西貢水墨畫。


現年44歲的尹子聰十多歲已開始行山,曾踏足香港逾百座山峯拍攝,一切緣於年少時在西貢行山的經歷,因此這次特意選擇以西貢來創作。他通常在月圓日子才拍攝,利用月光的微亮光線長時間曝光捕捉山水,有時天氣不似預期,即使月圓之夜也無功而返,試過多雲而不夠光線曝光, 試過夏天時整晚在淋雨,往往入黑拍攝,天光才能走。「這種體驗是很自在舒服的,整個山峯只有自己。」

對一般觀眾而言,這種潛在的想法的確不易理解,他也不想說得太直白,以心理狀態曲線回應局勢。「許多人說,夜晚一個人在山峯很危險,難道白天在熱鬧的市區便更安全?」回想過去大半年的見聞,這種說法似乎不辯自明。尹子聰也將隱喻投射在牆上,四幅作品兩光兩暗,連展覽的牆身也是分明的一黑一白,讓觀眾曖昧地感受。白色牆身的兩幅作品是在中環及美孚拍攝的多重曝光的城市景象照片,美孚是他成長的地方,中環在最近的示威活動中,常常成為「戰場」,多種曝光的影像令畫面變得模糊,象徵着曾經熟悉的城市正慢慢消逝。

一片麥穗從綠色慢慢變成黃色,中間有條小路通往未知的方向,似乎若有所指。

麥穗小路 通向未知

挪用作家王朔的書名,這個展覽「一半是風景,一半是隱喻」,另一牆身是尹子聰在英國創作的照片及短片,他根據在港展出的一幅泰特美術館油畫創作回應作品,踏足英國後沿途不斷問人此畫出處,途人異口同聲說是John Constable的作品,指示他前往畫家的創作地Dedham。當他背着簡單行裝行足九日,共32萬步、百多公里時,最後才發現這幅畫是另一位十九世紀畫家William Turner的作品。這是個天大的誤會,而短片就是拍攝他尋找的過程。

「我7月1日在香港起飛,之後雖然人在英倫,但整個旅程都在關心香港的情況。」他步往Dedham途中不時停下來拍攝,最後展出的是一幅黃色麥穗照片,一片麥穗從綠色慢慢變成黃色,中間有條小路通往未知的方向,似乎若有所指,這也是最能代表他這趟旅程心聲的照片。

「我想以抽離的方法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發生的事情。」——尹子聰

《覓景·情景:回到香港》

日期:即日至3月4日

時間:10am-6pm(星期一至三、五)、10am-7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址:香港藝術館2樓專題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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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經惟《花曲》 「枯萎之前是最美的」

說起日本攝影師荒木經惟(Nobuyoshi Araki),許多人腦海中會閃過那些充滿情慾的畫面,他其實也有憂愁及內斂的一面。他的攝影宣言不止赤裸裸的性愛,還借喻花朵的生命力,表達隱藏的情緒及生死觀。

女人與花,是荒木經惟一生孜孜不倦拍攝的主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無疑是已故妻子青木陽子,1963至1972年,他曾在日本最大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任職攝影師,在那裏認識陽子,1971年他發表首本攝影集《感傷之旅》,記錄二人度蜜月的生活片段,捕捉陽子在火車、旅館、睡覺甚至是性高潮的瞬間,描繪他與陽子的私人關係——他將攝影稱為「私寫真」,藉此闡述他的攝影宣言。他的攝影世界不是甚麼「決定性瞬間」,而是日常那些觸動他的事物,在他看來,攝影即是記錄人生,因此他樂此不疲地拍攝生活的大小瞬間,愛貓Chiro、天空、東京街景、性行為、綑綁的裸體,當然還有花朵。

人如繁花 盛放與凋零

過去30年,荒木經惟拍攝過多個以花為主題的作品,對他而言,拍攝花的同時,其實也在投射自己的情感。由童年時代開始,花朵作為生命與情慾的象徵,一直潛藏在他腦海裏,在他東京的家附近有一間淨閑寺,那裏供奉着許多江戶時代青樓女子的亡靈,小時候的他把淨閑寺當成遊樂場,時常見到墓地的獻花,令他對生死有初步認知。朝花夕拾,花朵便是如此刻劃在他腦海裏,1980年代,他曾拍攝淨閑寺裏的彼岸花,然而令他對花朵產生執念的,仍是陽子。

陽子生前愛花,他們家中總有花的蹤影,只是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陽子患上乳腺癌,那時荒木常常帶上鮮花去探望陽子,即使在她彌留之際,亦不忘一束含苞待放的花。他茫然地拍下自己手抱鮮花的影子,記錄被鮮花圍繞的陽子遺體,這系列《花人生》照片令他對生死有更深刻的體會——人與花不乏相似之處,同樣會經歷怒放與凋零,花會枯萎、人會消逝,他以花開花落來借喻人生。1990年陽子離世後,他開始大量地拍攝花朵,寄託對亡妻的思念,慢慢醞釀出《花曲》系列。

越近死亡 越具生命力

有別於《花人生》系列所刻畫的死亡,《花曲》特寫不同盛開的花朵,在灣仔SHOP Taka Ishii Gallery展覽現場,多張《花曲》系列照片拼貼成偌大牆紙,一朵朵生意盎然的花蕊顏色鮮艷,充滿視覺衝擊力,乍看之下充滿無限生命力,荒木經惟以攝影記錄這短暫的美麗。「花在越接近死亡時越具有生命力。即將枯萎之前是最美的。靠上前,聽一首醉於性靈的花曲。」在1997年出版的攝影集《花曲》裏,他如此寫道。

在這片盛開的「花叢」中,掛有兩幅《空景/近景》(1991年)的黑白照片,那是荒木拍攝陽子離世後的物件,包括凋謝的花朵,與《花曲》系列形成強烈對比——這令人想起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句: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精美。如果說盛開的彩色花蕊意味着生命,那麼枯萎的黑白花朵無疑象徵死亡,黑白與彩色的交集,正如荒木經惟身穿粉紅大衣與亡妻黑白照片的合照一樣,那種生死無常才是真實的人生,而愛情卻可以是永恆的。

荒木經惟 「花曲」,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在灣仔SHOP Taka Ishii Gallery(進教圍寶豐大廈4A及4B號舖)展出。圖片由SHOP Taka Ishii Gallery提供。

Vincent Fournier的「21世紀太空漫遊」

2019年是人類登陸月球半世紀。二戰後,蘇聯與美國為顯示實力,展開一輪太空競賽,這股太空熱潮,深深影響當時的流行文化,寇比力克的科幻電影《2001太空漫遊》、大衛寶兒的歌曲《Space Oddity》等,無不是戰後成長一代的精神食糧。法國攝影師Vincent Fournier生於登月翌年,成長在1970年代,童年的他同樣為太空人與飛行器着迷,只是沒想到,兒時對未來主義與太空的浪漫化想像,在多年後成為他的靈感泉源,促使他創作《Space Project》作品。

「小時候喜歡看《丁丁歷險記》,故事中的探險及太空題材非常吸引。」他不止沉浸在漫畫世界,父母時常帶他去巴黎發現宮(Palais de la Découverte),在這間科學博物館見到的事物,同樣刺激着他那異想天開的腦袋。電影《2001太空漫遊》、塔可夫斯基的《飛向太空》(Solaris, 1972)以及太空題材電視劇《Cosmo 1999》(也稱《Space: 1999》),同樣令年少的他,對遙遠的千禧年充滿無限想像。「我從未想過成為科學家,但那些科學及機械的美學早已植入腦海。」

General Boris, Yuri Gagarin Cosmonaut Training Center, Russia, 2007

告別商業攝影 重拾太空幻想

對視覺美學(尤其密斯·凡德羅及Corbusier等建築大師的作品)充滿興趣的他,先後獲得社會學學士和視覺藝術碩士學位,後來1997年才在阿爾勒國立攝影學院取得攝影文憑,從而踏上商業攝影師之路。「我一直想成為藝術家,只是不容易在年輕時實現,而商業攝影師是很好的生存方法,從中也學習到許多東西。」轉眼十年,他決意告別這種沉悶的商業攝影生活,成為一名攝影藝術家,這時他又想起童年時對太空的幻想。

「有次我來到夏威夷的毛納基山天文台(Mauna Kea Observatories)拍攝,被眼前的壯觀情景深深吸引,啟發我創作《Space Project》。」他於是上網搜尋相關地方,俄羅斯的加加林太空人培訓中心、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甘迺迪太空中心、法屬圭亞那太空中心……還有多個位於歐洲、亞洲及南美的太空中心及火星沙漠研究站。以一人之力創作這個宏大的拍攝計劃,對他而言,每次拍攝都來之不易,有時甚至要用數年時間溝通,才能成功申請拍攝。即使能進入,拍攝時間亦可能僅數小時甚至更短,而現場的複雜環境及光線都是事前難以預料的。

Mars Desert Research Station, Utah, 2008

踏足NASA 攝影儼如太空旅程

NASA是這個計劃的重要部份,他多次試過聯絡均被拒絕,「後來美國《Vice》雜誌準備拍攝關於我的紀錄片,才容許我前往甘迺迪太空中心拍攝。」此後他開始與NASA建立良好關係,多年來幾乎踏足所有NASA的基地中心,包括猶他州的火星沙漠研究站等。Vincent將孩童時期對神秘世界、太空旅行的嚮往,完全投射在這系列作品中,他形容整個拍攝過程就如一趟太空旅程,而這些產物既有時間的layer,彷彿見證太空探索的進化史;同時又如一本科幻的視覺小說,讓人沉浸在恍如烏托邦的世界之中,產生無限的想像空間。

他不單純是客觀的記錄,同時「操控」畫面的人物與元素,這種編導式攝影的手法,某程度源自他非常欣賞的攝影師Jeff Wall,令作品有一種想像與現實的結合。在後來拍攝機械人的《The Man Machine》系列中,這種痕迹更加明顯,他將機械人置身日常生活場所,來模糊所謂真實與虛構的界線。

《The Man Machine》將機械人置身日常工作生活場所,模糊真實與虛擬的界線。

Space Project@深港城市/建築雙年展(深圳)

日期:12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

地址:深圳市寶安區橋頭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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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達」與「變裝皇后」 Martin Parr鏡頭下的牛津大學

作為首屈一指的頂尖學府,牛津大學給人的典型印象總是很嚴肅,以為學生們只懂得「狂讀書、寫論文」?其實他們的生活哲學是「work hard, play even harder」。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以他一向風趣的鏡頭,還原牛津莘莘學子們幽默的一面。

踏足f22 foto space觀賞展覽前,我一直好奇,Martin Parr與牛津大學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究竟是如何演變成同名書籍與展覽的?早於十九世紀,英國攝影先驅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已拍攝牛津大學建築,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ies)早些年籌款收藏該批作品時,身為攝影書籍收藏家的Martin Parr亦有份支持。逾一個半世紀後,圖書館負責人Richard Ovenden邀請Martin Parr拍攝校園生活,呈現不一樣的牛津面貌。

被畢業帽的帽穗遮住眼睛的人,是很典型的Martin Parr照片。

談及牛津大學,腦海中浮現出古老建築的畫面,其實它不僅有驕人的學術成就,還有豐富有趣的傳統。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Martin Parr穿梭校園每一處角落,捕捉學生與不同崗位人物的生活日常。一般的課堂照片、開學儀式、學院宴會及畢業照等固然有,最有趣反而是學院的不同傳統。

在Wadham College舉辦的Queerfest活動上,男士們化身「變裝皇后」,飲酒跳舞玩得不亦樂乎。學校自1970年代起有一個名為「Trashing」的活動,當學生們完成最後考試時,便會互噴香檳及泡沫慶祝,現場恍如嘉年華,雖然校方對此活動不甚滿意,但學生們卻置若罔聞,繼續盡情玩樂,可見牛津學子們及時行樂的精神。

2015年的牛津劍橋賽艇比賽,一名觀眾將面部塗上象徵牛津大學的藍色。

別開生面划艇比賽

最著名的傳統,當然是始於1829年的牛津劍橋賽艇比賽,每年在泰晤士河舉辦時,都引來大量群眾觀看,一名觀眾將面部塗上象徵牛津大學的藍色,令人想起電影《阿凡達》。另一邊廂,牛津大學的學院之間每年也會舉辦「Summer Eights」划艇比賽,玩法非常獨特,不同賽艇前後出發,如果後面賽艇撞到前面艇隻,就可在翌日比賽取代其排位,最後冠軍隊的艇手更會被拋落河。

更有趣是,原來牛津大學裏有許多特別崗位,在典禮時捧持儀杖的人員(Bedel),令人聯想起《魔戒》裏甘道夫的法杖;許多學院都有養龜,因此衍生養龜人的身份,每年學院之間還會舉辦烏龜比賽。

The Bedels officiate at University events, and are drawn from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the town. 2015.

顛覆嚴肅 捕捉日常

2014年,Martin Parr曾在香港舉辦展覽「Hong Kong Parr」,顧名思義是他鏡頭下的港式生活場景,這些照片乍眼望去平平無奇,當仔細觀賞時,卻又能發現畫面中的趣味點,牛津大學的照片某程度延續這種風格。阿凡達式的藍面人、派對上的變裝皇后、被畢業帽的帽穗遮住眼睛的人、名為小貓的狗隻……完全顛覆牛津大學嚴肅觀感,其實他們也是普通而真實的人。

或許有人會覺得Martin Parr的照片不外如是,實際上他一直是位有爭議性的人物,當他在1994年加入著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時,曾引來許多其他會員的非議之聲,幸好最後仍以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並在2013至2017年間擔任主席。攝影大師布列松看完他的展覽曾說:「You are from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lanet to me」,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然而對Martin Parr而言,紀實攝影未必要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也並非烽火連天的場景才值得拍攝,他更喜歡將鏡頭聚焦在瑣碎之事,這些畫面看似隨意卻又充滿詼諧, 而且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就如這系列牛津大學的照片。或許有人說他未能像布列松一樣拍攝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他捕捉的每一個畫面,往往帶有獨特看法,同樣值得觀者思考。

展覽《Martin Parr: Oxford》於2019年12月6日至2020年2月15日在灣仔f22 foto space畫廊展出,相片鳴謝f22 foto space。

Ian Lambot & Greg Girard 還原城寨真面貌

一般人對九龍城寨的印象,大抵是一個三不管的「罪惡之城」,黃賭毒樣樣齊。出版過《City of Darkness : Life in Kowloon Walled City》的兩位作者,英國建築師Ian Lambot及加拿大攝影師Greg Girard異口同聲說道:「人們普遍對九龍城寨有誤解,雖然它衞生環境差劣,但卻是個熱鬧社區,裏面絕大部份是各行各業的平常百姓。」書中的照片與文字,就如一段段口述歷史,讓人了解城寨人的故事,還原九龍城寨真面貌。

Ian Lambot從建築角度出發,拍攝九龍城寨的樓房結構。

九龍城寨清拆逾四分一世紀,但它的魅力依然沒減退,老一輩港人或可從尚格雲頓主演的《拳霸天下》(Bloodsport)、麥當雄導演的《省港旗兵》等電影中回味,年輕一代更多是從動漫甚至遊戲裏了解這地方,三年前TVB劇集《城寨英雄》,亦令九龍城寨再次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這個有逾百年歷史的地區,全盛時期曾有逾三萬人生活,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社區,令不少人對它心生好奇。

32年前踏足城寨 感受不歡迎眼神

1987年,政府宣佈清拆九龍城寨,這兩位居港外國人不約而同走進這個傳聞中的三教九流之地,記錄它的最後歲月。Ian說:「建築師的經驗告訴我,在如此細小的社區住這麼多人是不可能的。」然而城寨裏的一切卻讓他嘖嘖稱奇,幾乎每條巷子、每個角落蘊藏着有趣的事物,令他深深着迷。當時身為雜誌攝影師的Greg,亦覺得這是非常獨特的社區,「朋友們知道我在城寨拍攝,均覺得很驚訝,但裏面都是平常生活的人,大家相處得很和諧,他們不會威脅你,但最初拍攝時,明顯感受到他們不歡迎的眼神。」

初時他們時常迷路,隨着造訪次數越來越多,已能自如地穿梭於小巷街角;二人漸漸與城寨人變得熟稔,對城寨越來越有感情,裏面的一切幾乎都瞭如指掌。常人或只憶起城寨那招牌林立的畫面,他們卻很懷念城寨歲月,「九龍城寨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社區,郵差、紡織廠、麵廠、肉檔、隨處可見的無牌牙醫,還有癮君子。」Ian說,你很難想像,在這個潮濕與異味共存之地,其實生活着各行各業的人。

城寨裏有很多前舖後居的家庭,人們在狹窄的環境裏生活。

兩種角度 呈現建築與生活面貌
雖然同在拍攝城寨,不過他們着墨的方法可謂截然不同,Ian從建築的角度思考,以一幅俯瞰的照片道出城寨的不規則結構,一棟棟高低不一的樓房緊密相連,隨處可見的僭建物密集而亂中有序。

Greg則聚焦城寨人的生活面貌,昏暗街道污水處處,擁擠的空間前舖後居,人們在狹窄的環境裏理髮、劏豬、做麵條。他尤其喜歡城寨的天台,一眼望去盡是密密麻麻的魚骨天線,有的更雜亂如垃圾房,然而他鏡頭下的天台卻充滿活力,小朋友在凌亂的天線架下做功課或自在玩樂,老人家在天台乘涼,還有養白鴿的人。鄰近啟德機場,時常可見鐵鳥低飛的畫面,飛機降落入彎的情境,至今他仍歷歷在目。

英國建築師Ian Lambot(左)及加拿大攝影師Greg Girard在展覽現場。

最初拍攝時,二人並不認識,後來經共同朋友介紹,才得悉對方在拍攝九龍城寨,從事出版工作的Ian,於是萌生出版書籍的念頭,於是在1991年,邀來港大學生擔任繙譯,了解更多城寨人的故事,並在城寨清拆那年出版《City of Darkness : Life in Kowloon Walled City》。此書多年來一直洛陽紙貴,不斷再版重印,迄今售出25,000冊,還推出過日文及中文版本。事隔廿載,二人在2014年出版《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一書,內容更豐富精采,收錄更多城寨人的故事。

City of Darkness

日期:即日至12月8日

時間:11am-6pm(星期三至日)

地址:上環磅巷28號地下Blue Lotus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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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Henriette 松花江上的童話故事

法國攝影師Catherine Henriette的名字,很多人未必很熟悉,若你移步Getty Images網站搜尋她的名字,會發現許多熟悉的六四事件照片,原來都出自她的鏡頭。現年59歲的她,與中國結緣逾三十年,數年前成為自由攝影師後,則聚焦在中國東北部,在一片皚皚白雪與海灘中,捕捉人們的生活日常。

世事很奇妙,四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令一位法國小妮子對這個東方意識形態大國萌生興趣,因而選擇學習中文,畢業後理所當然想到北京見識,沒料到一停留就是七年。Catherine從未接觸過攝影,到北京後曾在餐廳及法國航空任職,機緣巧合下認識法新社香港攝影師鄭成祖(Tommy Cheng),「那時他的黑房就位於我的住處旁邊,他教曉我黑房技巧。不久後他借給我一部相機,就這樣踏上攝影之路。」如今回想,她說一切都是偶然。

首張示威照 榮登《時代》雜誌

1987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大規模學生抗議運動,之前從未拍攝的她,拿着相機前往大學校園,沒想到第一張拍攝的示威照片,結果竟刊登在《時代》雜誌。其時法新社尚未有駐北京記者,由於她懂得中文,亦有一定的攝影觸覺,順理成章在1989年成為駐京攝影師,隨即遇上當年的政治風波,由四月份胡耀邦逝世後至六月的天安門事件,她一直身處現場拍攝,包括鄧小平會見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情景,可謂見證整場運動。及後每年六四前後,全世界仍會說起她的照片,只是未必人人記得她的名字。

May 1989 (Photo credit 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六四後北京戒嚴,政治題材十分敏感,不能隨便拍攝,她轉而前往新疆、西藏等地拍攝當地人的生活。在法新社工作三年後,她在1992年回到法國,先後任職法國版《National Geographic》及《Le Figaro》等雜誌報章,每逢有關於中國題材,她仍會前往拍攝。六、七年前成為自由攝影師,當她想創作個人作品時,又想起中國。「原本想到哈爾濱拍攝冰雕,結果發現結冰的松花江更有趣,啟發我拍攝這系列作品。」

結冰的松花江就如一個大舞台,大家做着不同的事。

結冰的松花江就像一個空白的大舞台,上演着一個個北方人的故事。在冬日茫茫白雪中,退休老人圍着冰洞釣魚、小孩子得意地放風箏;有人溜冰、有人玩陀螺、馬匹則載着遊客觀光;有時則見到樹木孤傲地靜立在雪地,恍如盆栽般優美。儘管拍攝時既冷又累,然而在她看來,這一切卻如斯有趣,為此她前後三度重返這零下30度的「樂園」,細膩地觀察及記錄這片雪地的細節。

茫茫雪地的畫面非常簡潔,一位小孩正在放風箏。

白茫茫畫面 夏冬天的故事

這系列照片稱為「冬天的故事」(Conte d’hiver),當她來到大連、北戴河、煙台及青島等地的海灘時,還萌生「夏天的故事」(Conte d’été),那是另一種樂園。矗立在海中的觀音、圍着救生圈的紋身大隻佬、在海邊小便的男女童,一切同樣光怪陸離。「許多北方人從未看過海,即使成年人也不懂得游泳。在海中,他們似乎回到童年,是一種很愉快、很輕鬆的氣氛。」

在大連,一位男人在海中與佇立的觀音對望,畫面很有趣。

這兩系列作品同樣瀰漫着一片白色,即使是山東、遼寧的夏天,天空也是灰濛濛的,看起來很夢幻。她故意在這種天氣下拍攝,低對比度、白茫茫的畫面,令兩系列作品更一致,也讓人想起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留白。她坦言對此一無所知,「我會說我的照片像個夢境,是我想像力的投射,它有點超現實,恍如童話故事。」

PS: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Catherine Henriette展覽《Conte d’hiver, conte d’été》曾於中環La Galerie Paris 1839畫廊展出。

森山大道回顧展 從黑白到彩色

踏進中環Simon Lee畫廊,隨即被多幅黑白魚網絲襪照片拼貼而成的牆紙吸引,這種強烈的視覺觀感,非常地「森山大道」。這位現年81歲的日本攝影家,以搖晃、模糊與失焦的黑白影像為人所熟悉,其實他在1960年代已開始拍攝彩色照片,也曾出版過多本彩色攝影集,三年前更在巴黎舉辦過《Color 1970-1990》展覽。黑白與彩色,同樣充滿慾望,加起來才是完整的森山大道。

以多幅黑白漁網絲襪照片拼貼而成的牆紙充滿強烈的視覺觀感。

展覽現場以一張1969年《PROVOKE》時期的黑白汽水照片,一下子將時光拉回50年前。不過他的攝影生涯,大概還可以往前推10年。年少時不喜歡讀書的他,時常流連在街頭,四處漫遊觀察,對街頭有種過人的觸覺。20歲出頭時,他曾從朋友手中買來一部便宜相機,開始穿梭在家鄉大阪的街頭。1961年,原本修讀平面設計的他,因攝影團體Vivo而慕名前往東京,輾轉成為攝影家細江英公的助手,1964年成為獨立攝影師。 

1969年《PROVOKE》時期照片,延續高反差及粗微粒風格。

戰後的日本深受美國影響,思想上,他喜歡Jack Kerouac描寫美國旅途生活的小說《旅途上》,啟發他用相機替代寫作,在日本踏上「On the Road」的旅程。視覺上,他受美國攝影師William Klein的《紐約》影響,其隨性、不受審美標準限制的照片,呈現大都會粗野的一面,令他深覺震撼。而最早奠定他晃動、高反差、粗微粒風格的,是1968年與實驗電影大師寺山修司共同創作的首本攝影集《日本劇場寫真帖》,巡迴演出劇團、同性戀者、脫衣舞孃……那是一個充滿慾望的城市,森山大道以風格凌厲的黑白影像,顛覆既有的攝影觀念。

1960年代的日本社會處於動盪,反越戰、反美日安保條約等街頭抗爭運動如火如荼上演,森山大道也曾身處抗爭現場,而那種複雜的心情,某程度上也延伸至攝影,透過影像呈現內心世界。作為一名城市漫遊者,他曾說:相機就如他的眼睛,「總之不停地漫步,忘掉模糊不清的預設,發現鍾意的事物,就毫不猶豫地拍攝下來。」不管是1971年在青森縣拍攝的流浪犬,還是展覽現場展出的裸女、紅唇及魚網絲襪,都在流露出他內心的慾望與激情,即使現在漸趨老邁,他仍堅持初衷,不停地咔嚓拍照。

森山近年的彩色照片較豔麗飽和,粉紅色建築十分耀眼。

相比起黑白影像的激情,另一面牆身展示近年拍攝的彩色照片,似乎顯得較為平淡。在他看來,黑白照片描述內心世界,而彩色則直接展示現實世界。相比起早期拍攝女性作品的性感、唯美溫和色調,近年他在街頭拍攝的彩色相片,色彩顯得較為艷麗飽和,呈現出不一樣的都市活力。這些照片或以耀眼的藍色或粉紅色吸引眼球,或以趣味瞬間令人會心一笑,單獨觀看時或會覺得平平無奇,但拼貼出來的效果,卻又似乎呈現出日本社會那種潛藏的感性與慾望。

森山大道曾說,「作品若沒有引起觀者反應,攝影便變得無意義。」相比起高反差黑白影像帶來的強烈直接反應,觀眾的確需要更多時間去感受、消化他的彩色照片,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樣是帶着慾望去拍攝的,按下快門時同樣不為美學所牽動,為的只是忠於自己、表達自我。當世人沉溺於他的黑白世界,這些彩色照片卻更好地還原他鮮為人知的另外一面。

以九幅彩色照片拼貼而成的作品,又能否代表森山的另一面?

Daido Moriyama

日期:即日起至12月20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304 Simon Lee畫廊

圖片由Simon Lee Gallery與Taka Ishii Gallery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Diane Arbus 捕捉社會邊緣人

由妮歌潔曼主演的電影《皮相獵影》(Fur,2007),大概令許多人認識Diane Arbus(1923-1971)這位美國女攝影師,電影中的角色性格古怪,現實中的她亦大概如此。原本她拍攝侏儒、變性人等題材已引起很大爭議,盛名時期突然自殺,更為其傳奇一生增添神秘色彩。

Diane Arbus的作品有極強辨識度,無論是戴禮帽的侏儒、手持玩具手榴彈的男孩,還是雙胞胎女孩,基本上都令人過目難忘,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這些影像自然浮現腦海。那幅《Identical Twins》,更是恐怖電影《閃靈》(The Shining,1980)裏面詭異雙胞胎的靈感源泉。

1967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New Documents」展覽,展出她與另兩位攝影師Garry Winogrand和Lee Friedlander的作品,策展人John Szarkowski形容他們是紀實攝影的新生代,不過展覽卻引來極大爭議,尤其是Diane Arbus。當21世紀的人仍對那些「畸形人」的相片感到震驚,可想而知對半世紀前的觀眾有多撼動,甚至有觀眾向她那幅捲髮的男人作品吐口水。然而撇除作品的內容,她的確將紀實攝影的定義及美學推向另一層次,作品影響Gregory Crewdson奈良原一高等後來者。

Diane Arbus在紐約華盛頓廣場公園拍攝多年,圖為《Seated young couple on a park bench, N.Y.C. 1962》。

轉向紀實攝影  捕捉公園途人

出生在紐約富有的猶太人家庭,她自小已是一名任性女,18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嫁給初戀情人Allan Arbus。某次他們參觀著名攝影師Alfred Stieglitz的畫廊,認識Bill Brandt及Eugène Atget等攝影師的作品後,燃起對攝影的興趣,當時他們曾為Diane父親的百貨商店拍攝照片,二戰時丈夫還成為美軍攝影師。戰後二人開設Diane & Allan Arbus攝影工作室,Diane負責造型,丈夫掌鏡,為《Vogue》及《Harper’s Bazaar》等雜誌拍攝多年,這部份內容也被移植到電影情節裏。然而,由於二人不喜歡商業攝影的工作模式,於是她逐漸將重心轉向紀實攝影,為身邊友人拍攝肖像。

婚後一家人居於中央公園附近,1959年二人分居後,Diane搬到距離華盛頓廣場公園附近居住,也是在這兩個公園裏,她開始以途人為拍攝對象,帶着相機及閃光燈,哄着形形色色的路人停下來拍攝,坐在凳子上的情侶、躺在草地上的女人、並排而行的老婦、快樂奔跑的小女孩等,甚至還拍攝著名作家Susan Sontag及她兒子。中環厲為閣(Lévy Gorvy)畫廊正舉辦的「繁花聖母」聯展,正展出Diane這段時期的作品,她與同場展出的女藝術家Carol Rama一樣,離經叛道而獨樹一幟。

在《皮相獵影》裏,劇情較多地刻畫她擺脫家庭束縛及與多毛症患者的「戀情」,從而進入畸形人世界,反而對她的成就着墨不多。改編的劇情難免添油加醋,實際上,她曾先後跟隨Berenice Abbott及Lisette Model等著名攝影師學習,並在1960年代兩次獲得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拍攝美國人的生活細節,從而建立起強烈的個人風格。

抑鬱自盡  遲來的紀錄片

有人稱她為「城市人類學家」,而相機就是她觀察的工具,她曾將自己的攝影方式比作收集蝴蝶標本(butterfly collection),尋找特定的個體,尤其是邊緣人群。當別人對馬戲團表演者、異裝癖、巨人症患者、唐氏綜合症患者等社會的邊緣人視而不見時,她則以鏡頭呈現出這些人或歡樂、或詭異徬徨的神情。另一方面,她十分注重與被拍攝者的關係,認為「照片中的人總比相片本身重要」 ,哪怕鏡頭下的「獵物」大多素不相識,她仍渴望了解他們的感受,與他們互動、建立關聯,而她鏡頭下的所謂邊緣人,同樣擺着別人渴望見到的姿態。這些照片引起的同情、譴責甚至憤怒,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交織着,引起眾人議論紛紜,而伴隨聲譽而來的,還有罵聲。

早在1960年代起,她已不時在日記透露有抑鬱情緒,只是不太為人所知,1971年她割腕自殺,終年48歲。去世後翌年,她成為首位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的美國攝影師,MoMA為她舉辦回顧展,首本攝影集《Diane Arbus: An Aperture Monograph》誕生,以她的名言為主題的紀錄片《Going Where I’ve Never Been: The Photography of Diane Arbus》亦於同年面世,這一切彷彿都來得姍姍來遲。

繁花聖母

日期:即日至11月16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五)

地址:中環雪廠街2號聖佐治大廈地舖厲為閣(Lévy Gorvy)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