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懼惡劣天氣 捕捉香港風水

風水文化在民間向來頗為流行,常言道一命二運三風水,先不理會這是否有科學根據,如此抽象的概念若以影像來呈現,又該是甚麼模樣?居港攝影師Palani Mohan從傳統的風水文化裏,提取風、水、氣等元素進行攝影創作,他時常到風水先生口中的風水寶地拍攝,甚至無懼十號風球,以截然不同的視野來拍攝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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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Dragon》,慢快門拍攝的海浪猶如一條龍。

此風水非彼風水 影大自然的energy

2013年,Palani在家中看到窗外的廣闊天空有一大片雲朵飄過,看起來很漂亮,便拍攝了這些雲朵。從事自由攝影工作二十多年,過往他曾拍攝過養鷹人、捕鯨手及蒙古人等作品,在這些充滿人文關懷的影像裏,總少不了天空與雲朵的元素,「我為雲朵的移動、風的吹拂及雨水等現象感到興趣,覺得有種energy在其中。我總是為大自然的現象感到嘖嘖稱奇。」後來他從朋友口中得知,在華人文化裏,有所謂的風水命理之說,他雖不百分百認同這種文化,卻覺得這是一種很獨特的方式去認識一座城市。「我相信的風水是一股energy,而它是由城市的人所產生的,是與大自然共存的。當天氣改變時,你能明顯感受到那種energy。」

他口中的energy,對應的是風水裏的「氣」,氣代表了人氣財氣,正所謂藏風聚氣,在他的照片裏,還有一種意義,便是天氣。他將這系列作品命名為《Wind Water》(而非風水的英文Geomancy),Palani想探討的並非何謂風水,而是提取風水的元素,以風、水及天氣變化等角度來拍攝香港。所以在他的照片裏,總能看到雨水、雲朵、霧氣、海浪的畫面,很微妙地呈現出風與水的力量。他用中片幅相機以保留更多畫面的細節,同時以一種恍如夢境的、抽象而唯美的風格去拍攝。「我想展示大部份港人不會看到的視角,透過照片去反映這城市的energy是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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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去年十號風球期間,Palani拍下這張風高浪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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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Water》,當天氣變差時,他總會到海旁拍攝。

請教風水師 踏遍山頂碼頭風水寶地

香港三面環海,夏季天氣時常瞬息萬變,這正是Palani創作的好時機。他走遍香港不同地方拍攝,甚至還向風水先生請教,前往山頂、西環碼頭等風水寶地取材,還專門在惡劣的天氣到海旁拍攝。有次十號風球,他前往西環碼頭拍攝,剛停下車拍攝,汽車便開始搖晃,他不得不馬上離開。「打風下雨時,城市的變化很快,我想捕捉這非一般的香港面貌。」他以慢快門拍攝風起雲湧,在畫面上營造一種動感,令照片看起來充滿力量與活力,某程度上反映香港本質——在他看來是一個充滿活力與能量的城市。


1967年生於印度,12歲時Palani隨家人移居澳洲。家人從事電影及攝影相關工作,在耳濡目染下,他自小對視覺藝術及影像深感興趣,1985年高中畢業後,18歲的他加入《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任實習攝影記者,開始拍攝體育、新聞等不同題材,其間兼職修讀大學。九十年代開始從事自由攝影工作,在倫敦及亞洲等地工作,作品曾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及《時代》雜誌等,同時也從事商業攝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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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Water》系列作品

1998年他曾在香港居住過兩年,千禧年出版首本攝影集《Hong Kong Life》(香港生活),用外來者角度以紀實方式捕捉這城市的眾生相:建築地盤、消防隊、盲人學校、寶蓮寺僧人等等平凡人的生活,頗有特色。之後他在亞洲不同城市工作多年,2011年回港居住至今。「我很喜歡香港的活力,然而這些年來有很大改變,曾經的老店、小店都不復存在了,我懷念當初見到的那個舊香港。」

城市在變,他也在沉澱,2012年,他以智能電話結合濾鏡拍攝的彩色照片,出版攝影集《Vivid Hong Kong》,以比較隨心的風格拍攝重返香港後的所見所聞,來重新認識這座城市。事隔六年出版《Wind Water》(風水),問及這是否他的香港三部曲,Palani笑說不是,他純粹想透過風與水的影像,來呈現這個令他着迷的都市,一個他視之為家的城市的面貌。(2018年,Palani Mohan在灣仔f22 Foto Space舉辦《風水》攝影展。)

《隨風不逝》張國榮2018紀念展

關於哥哥張國榮的照片,最難忘是1991年12月《號外》雜誌封面那個反串花旦的形象,以及2001年5月的Punk Look造型封面。哥哥形象百變,2018年,在走馬燈舉辦的《隨風不逝》張國榮2018紀念展上,則展出多幅瀟灑斯文的哥哥照片,由中國攝影師周雁鳴拍攝。

周雁鳴曾是鞏俐的私人攝影師,也為章子怡、張藝謀及張國榮等名人掌鏡,中國權威電影雜誌《大眾電影》的封面人物,不少都由他操刀拍攝。1990年代作為訪問學者遠赴法國,1993年《霸王別姬》入選康城電影節時,他被邀請到康城為劇組人員拍攝照片,戲中主角張國榮自然是他拍攝的焦點。

他說印象中的哥哥沒有架子,風趣幽默,非常迷人,他也成功地捕捉張國榮或自然或瀟灑的一面。當時《霸王別姬》獲得了最高榮譽的「金棕櫚」大獎,那種喜悅或許從他鏡頭下的哥哥照片裡可見一斑。之後在1996年,導演陳凱歌與張國榮再度合作拍攝電影《風月》,周雁鳴也在拍攝現場紀錄了許多哥哥的照片。

這批照片最近在香港展出,同場還有哥哥迷借出的藏品,一齊再來懷念哥哥的風采吧。

詳情 
日期 :2018年09月08日至17日(11am-8pm) 
地點 :走馬燈(旺角太子道西204號 2樓)

Magnum攝影家張乾琦 「家就像風箏的線把我拉回來」

來自台灣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家張乾琦,形容以前的自己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總是無邊無際地飛,「孩子出生後,現在那個線特別短,一拉就回來了。」讓他成為斷線風箏的是攝影,自從1995年加入享負盛名的Magnum Photos後,這位唯一的台灣攝影家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創作。一對兒女出生後,他依然像《寡佬飛行日記》(Up in the Air)裏的佐治古尼一樣,經常穿梭在不同的機場與城市,卻有一條無形的線牽引着他——家與孩子,「現在我會更兼顧孩子,也不想離開他們太久,遇到重要的日子我一定會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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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乾琦在攝影群展《Home》中展出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生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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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m Photos最近在香港舉辦大型攝影群展《Home》,展出16位攝影家逾190張相片,包括Elliott ErwittTrent Parke及久保田博二等,張乾琦是唯一出席的攝影家。一如以往「空中飛人」的生活,展覽前一日他才從奧地利趕來香港,一下飛機就匆匆趕到場館佈展及接受訪問,停留兩三天後繼續飛往下一站。這樣的生活他早就習以為常,2015年出版的攝影集《Jet Lag》,就把多年來與飛機為伴的影像集結成書,現在他每年仍有一半時間飛往世界各地,做創作、演講、展覽、教工作坊。開幕當日一早訪問他,咖啡還未到,他顯得很疲累。張乾琦本來就是不太善於辭令的人,時差作祟下,他的說話更輕柔了,要挨得很近才聽得清楚。

「每個人對『家』有不同詮釋」
展覽以「家」為主題,張乾琦拍攝的是紐約唐人街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生活,而非身在台灣的父母或在奧地利的孩子。「每個人對『家』都有不同的詮釋,台灣、紐約、奧地利對我而言都是家,我在紐約住了很長時間,從1992年開始至今,我一直在拍攝紐約的唐人街。」實際上,從最初記錄紐約唐人街非法移民生活的《唐人街》(China Town),到拍攝越南新娘被販賣到台灣的《囍》(Double Happiness),再到記錄逃離北韓生活的《脫北者》(Escape From North Korea),張乾琦的作品裏從來不乏「家」的元素,只是他鏡頭下的家總是與異鄉人結合在一起,這或多或少與他在台中農村成長、美國工作、移民奧地利的經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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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2年至今,張乾琦一直在拍攝紐約《唐人街》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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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7歲的他,1984年從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教育科目,當地的攝影風氣令他愛上了這種視覺藝術。「其實大學畢業後是打算回台灣的,那時候剛好有報社的實習機會,就這樣留在了美國。」1991年至1994年,他先後在《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和《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擔任攝影記者,期間也開始醞釀創作《唐人街》和拍攝高雄精神病院「龍發堂」的《鏈》(The Chain)這兩個重要的作品。


張乾琦的作品向來帶有人文主義關懷,近年也開始有明顯關注自我的轉變,2014年的短片作品《在路上》(On the Road),就把過去多年拍攝的日常照片,結合周遭環境的聲音,變成一部自傳式紀錄。「其實這個作品某程度上是因為孩子做出來的,我在不同的地方邀請當地媽媽唱搖籃曲,當成是給孩子的禮物。」他曾錯過孩子的出生,也曾多次缺席了家人的團聚,《在路上》是一份溫馨的禮物,也把他牽回到他的家。


攝影之外,張乾琦對聲音也深感興趣,早在2004年拍攝《囍》時,他已開始一邊拍照一邊錄像收音,後來的《脫北者》及去年的錄像作品《非戰之戰》(The War That Never Was),他多次把平面影像與聲音結合成短片作品。「攝影與錄像是不同的思考,聲音讓我多了一個說故事的語言。」平面的影像加上聲音後頓時變得立體,也令影像變得更有生命力,更能喚起觀者情感。正如他拍攝唐人街華人的生活,有了聲音後,相片中所呈現出的異鄉與家的感覺,也變得更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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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展出16位攝影家逾190張相片,圖為意大利攝影家Alex Majoli作品。

《Home》 Magnum Photos攝影群展

時間:即日起至8月27日

地址: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照片由Magnum Photos提供

曖昧情感 「紅色令人又愛又恨」

紅色是一種帶有強烈情感的顏色,在華人文化裏,紅色意味着喜慶,然而對八十後業餘攝影師林梓欣(Olivia lala)而言,當心情跌進谷底時,也是這種顏色。「紅色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它不講求是非黑白,令人又愛又恨,人生有了紅色才更精采。」最近她在尖沙嘴某一家酒吧舉辦首個攝影展《赤色角度》,展出近三年多來拍攝的以紅色為主題的相片,有都市的燈紅酒綠、也有個人的曖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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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有時她拍攝出來的照片也難以解釋。

展覽開宗明義講的是紅色,不過Olivia一來就說,「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是白色的,是沒有感覺的。」她把自己比喻成畫布或影像,色彩時而平淡、時而強烈,照片裏的紅黃藍綠,有時正反映了她的內心。她會以顏色來歸分自己拍攝的照片,顏色對她而言也是一種情緒的反映。「我是好收埋自己的人,亦是很情緒化、很壓抑的人,不開心時拍攝的東西是藍綠色的。當這種情緒去到盡頭,就是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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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ia的照片關乎個人感受,她不太注重攝影技巧,有時甚至是抽象而鬆矇的。

Olivia曾在美國讀書及工作共八年,2014年尾從美國回港後無人無物,相機便成為其最好伴侶,她每天帶着相機四處影,任由思緒流入相機裏,化為一張張影像。展覽在酒吧舉行,照片不工整地掛着牆上,有她的自拍、有街拍照片、亦有物件的特寫,紅黃藍綠的燈光顏色反射在作品時,感覺很曖昧。「我曾有一段時期的內心都是紅色的,這些顏色這些事物某程度上都代表了我的心情。這些東西對別人微不足道,對我卻是不可磨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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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作品令人想起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的《The Red Ceiling》。

紅色不會時常浮現,但一旦它來臨,便是很入心入肺的,很難let it go。她說紅色的出現,某程度上也因遇上了愛的人,「如果沒有那些對我好或拋棄我的人,我或者不會去攝影。」現在,攝影已成為她的生活習慣,就像刷牙洗臉一樣,她每天都會帶着相機——用她的原話就是不戴bra都要帶相機。「你喜歡一樣東西的熱情是會過去的,但習慣不會。」參加著名攝影師Patrick Zachmann的工作坊,Olivia明白攝影應該是關乎個人感受的,所以她的作品不太注重攝影技巧,有時甚至是抽象而鬆矇的,她喜歡透過玻璃的反射去看世界,透過鏡像去反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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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歡透過玻璃的反射去看世界,令影像更有想像空間。

除了抒發自我的街拍,Olivia近年也開始了個人的攝影計劃。她曾在美國修讀社會福利及社工,經常照料無家可歸的人,回港後雖沒成為註冊社工,但她亦想透過攝影去記錄低下階層或不同人的處境。「那時我在油麻地幫南亞裔家庭的小朋友補習,他們生活在紅燈區的唐樓大廈,認識他們之後令我燃起做社工的心態,只是這次是用影像來關懷。」Olivia很喜歡中國攝影師呂楠的作品《被遺忘的人》,在過去《Rowen & Sarah》系列作品中,同樣有一種人文關懷,以平實的鏡頭拍攝一對南亞裔小朋友的生活,風格雖然與這次展覽大相逕庭,但背後同樣是一顆充滿情感的心。

《赤色角度》

時間:即日起至8月31日(7pm-5am)

地址:尖沙咀漆咸道南53-55號嘉芙中心3樓C+Club²

·原文見於果籽

璀璨都市的失意 從達明一派說起

燈光裡飛馳/失意的孩子   請看一眼這個光輝都市 

再奔馳/心裡猜疑   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

 

歌詞來自達明一派1987年的歌曲《今夜星光燦爛》,這首歌表面寫的是香港的繁華璀璨,背後卻隱喻了香港的前景問題,最後一句歌詞「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煞是應景。「達明一派在八、九十年代的樂隊中風格最別樹一幟,這首歌在中國大陸有很深遠的影響,許多人寫作時都會引用最後那句歌詞。」

David Zwirner - Chen Wei, Iron Sheet, 2015
陳維作品《Iron Sheet》

卓納畫廊總監許宇(Leo Xu)如此說,來自上海的他今年初移居香港,他說對香港的認識最初來自粵語歌曲,來港後卻發現與想像中的風景很不一樣,被那種cyberpunk式的垂直建築與霓虹燈的城市魅力深深吸引。同時間他也覺得,如此密集的都市生活背後,卻很容易對未來產生困惑,這正正對應歌詞中的「失意的孩子」,同樣帶著迷茫。許宇策劃了一個不同媒介的聯展,來回應出不同的城市感官體驗。

聯展雖以達明一派歌詞中的《璀璨都市》為名,可尷尬是當中並沒有香港本土的藝術家,原因當然是聯展乃基於畫廊過往合作的藝術家。不過許宇也希望,這展覽能提供一個平台,讓香港人看到其他城市的發展與處境,拓闊對城市生活的想像。他以外來者的身分看香港,而藝術家作品中描述的城市也並非其土生土長的地方,大家都以異鄉人的視野,觀看城內的風景。例如生於廣東的藝術家陳維,在工作室搭建起微型場景,拍攝空無一人的街道,畫面中的荒誕感,源自他在北京生活的感受與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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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漢明作品《Next Year/ L’AnnéeProchaine/ 明年》

新加坡藝術家黃漢明的作品Next Year/ L’AnnéeProchaine/ 明年》,則在上海的舊法租界等不同地點拍攝,重演法國導演亞倫·雷奈在1961年拍攝的《去年在馬倫巴》,呈現出城市的發展與變遷。其他影像作品還包括加拿大藝術家Stan Douglas搭建場景拍攝模擬紐約市全市停電的《Blackout》系列,以及美國已故藝術家Gordon Matta-Clark為1975年巴黎雙年展創作的《Conical Intersect》——一部紀錄巴黎龐畢度中心附近兩座待拆建築切割過程的影片。

若然以這些作品去對照「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這句歌詞,感覺卻又似不謀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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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納畫廊總監許宇(Leo Xu)自小喜愛聽粵語歌曲,尤其喜歡達明一派。

《璀璨都市》

日期:即日至8月4日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 5-6樓卓納畫廊

《蘇絲黃的世界》:被建構的香港歷史

荷李活電影的影響力毋庸置疑,想不到連香港歷史博物館也要「借鑑」其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來介紹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歷史。藝術家劉衛對此感到十分驚訝,促使她思考究竟香港的歷史及形象是如何被建構出來,她以一系列荒誕不經的影像對這種表述作出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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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me is Gwenny Lee》

近年越來越多荷李活電影來港取景,如《變形金剛4》及《蝙蝠俠——黑夜之神》等,不一而足。這股熱潮最早更可追溯至1950年代,美國影星威廉‧荷頓參演的《生死戀》及《蘇絲黃的世界》,均是以香港為背景的愛情電影,後者更成為了西方國家認識香港的典範之作。

1960年的《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改編自同名英文小說,劇情講述威廉‧荷頓與關南施飾演的妓女蘇絲黃相愛的故事,影片中出現的天星小輪、人力車及中環灣仔等地方,至今仍令人緬懷。

不過,作為有關香港題材的其中一部最有影響力的荷李活電影,《蘇絲黃的世界》某程度上在西方世界建構了香港形象:擁擠的人群、沿街叫賣的小販、林立的霓虹燈招牌,某些情景更是為滿足西方觀眾的獵奇心態而佈置。1980年代Cyberpunk文化開始流行,香港的街景與未來主義的形象相結合,這又成為《悍戰太平洋》及《攻殼機動隊》等電影的取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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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alk》

植入未來主義元素

「荷李活電影在流行文化有很大影響力,然而其取態卻未必很客觀,這些電影又是否能代表香港這個地方呢?」在短片作品《Walking to Nam Kok Hotel》裏,劉衛以《蘇絲黃的世界》中威廉‧荷頓步行到南閣酒店一幕的場景為藍本,叠加了有香港元素的荷李活電影片段,包括《攻殼機動隊》、《奇異博士》、《悍戰太平洋》。這些影片中有關香港的元素如出一轍——霓虹燈與夜景,這幾乎成為香港的一種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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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to Nam Kok Hotel》

從《蘇絲黃的世界》開始,流行文化一直慢慢加深了外界對香港這個地方的想像。在其影像作品裏,她擷取《蘇絲黃的世界》的畫面,加入了充滿未來感的元素,令影像變得超現實。觀眾未必能一眼辨識出她所改變的細節,然而細心觀看時,才會慢慢發現其突兀之處,例如維港大樓被魔幻大廈所取代、戲中女配角Gwennie Lee肩上出現的盔甲、蘇絲黃臉上的三維抽象圖像。這些充滿未來主義的女性形象,正映照荷李活電影對香港的傳統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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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Harbour 00S》

此外,劉衛亦以類似手法處理香港的舊照片,在維港景色及掛滿招牌的街道中,植入不屬於那年代的元素。「這些形象在將來或許會慢慢變成香港的標記,變成未來人對香港的記憶,正如當年的舊照片一樣。」她如此解釋展覽名稱《明日記憶》的由來。說到底,劉衛關心的是身份問題,究竟香港的身份是甚麼?關於這城的歷史及形象,又應以甚麼準則去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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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s Road West 040》

用現成影像做創作

綜觀劉衛過去數年的作品,幾乎都以現成影像來做創作,《Extract》系列用家庭照片結合護照上的圖案創作而成,《Profile Picture》則在童年照片畫上兒時影響自己的動畫元素。今次展覽的作品以電腦CG創作,也算是有迹可循。劉衛從事商業攝影已十年,難得是她沒有傳統攝影包袱,也不介意用所謂的二手影像做創作。她喜歡加拿大攝影藝術家Jeff Wall的作品,其編導式攝影(Staged Photography)帶有強烈的劇場感與故事性,透過影像去展示一個現象,這一點與劉衛的電腦CG創作,彷彿有異曲同工之妙。「《蘇絲黃的世界》中的香港形象早被定性,我需要這樣的視覺元素,來探討講這個形象如何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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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衛:「攝影是我藝術創作的一種媒介,我不是為了攝影而創作。」

 

PS:2018年,劉衛在JCCAC「光影作坊」舉辦展覽《明日記憶》,部分作品2021年移師La Galerie(中環荷李活道74號)展出,展期至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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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親密瞬間 還原生育的神聖

生命的誕生是件奇妙而神聖的事,孩子出世,生育的婦女轉眼(或再度)成為媽媽。你能想像當媽媽首次抱着孩子的時刻,該有多麽溫馨!你不能想像的是,剛分娩完的媽媽一臉倦容,身穿產婦袍、手上插着喉管,恍如病人,這時醫護人員例牌幫媽媽與孩子合照——看似溫情的時刻,然而總感覺缺失了某種人情味,更遑論有神聖感覺。育有一對兒女的藝術家黃淑琪(Ki)感同身受,她收集了60多位媽媽在醫院與孩子的第一張合照,去掉醫院的背景,只剩下媽媽與嬰兒的親密瞬間,還原生育的神聖感覺。

每位在醫院生育的媽媽,大概都有一張躺在病床與嬰兒的合照。「生完BB之後,醫護人員會幫你和小朋友合照,其實那刻未必很想影。我很期待與孩子的第一張照片,但出來的效果卻不是最喜歡的,我覺得很遺憾。」Ki說在香港分娩好像生產(production)一樣,是很程序化的,所有事情都跟足步驟一二三四去做,她覺得整個生育過程其實可以更人性化。她回想起生第一胎時,正值雙非家長來港生仔的高峯期,醫護人員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時間去關心媽媽,周圍的氛圍也沒令人感到溫暖。她覺無奈,但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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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創作未必是直接按下快門,我會形容自己是facilitator(引導者)的角色,賦予照片意義,大家幫我將這種意義呈現出來。”

兩年前,非牟利團體「藝術在醫院」(Art in Hospital)邀請Ki參與計劃,其間她發現自己懷上第二胎,她想起過往的分娩經歷,順應聯想到婦產科。她時常在想,究竟藝術在傳統的圈子外,可以怎樣發生?又如何將醫院裏不為人知的一面,在社區呈現及展覽?「對普羅大眾而言,藝術不應太艱澀或抽象,應是美感為先,而且要感動人的。」她尤其關注媽媽與小朋友的關係,在工作坊上讓家長臨摹孩子的畫作,去思考孩子畫的時候的想法,又教幼兒學校的小朋友編織手繩,向懷孕的媽媽獻唱及綁上手繩,意味着孩子與媽媽的連繫。

在《出世》這系列藍曬攝影作品裏,她向幼兒學校及身邊的媽媽朋友收集她們與孩子的合照,然後抽走喉管、病床等醫院元素,抹去媽媽的「病人」形象,將重點集中在媽媽與孩子的表情上,其中一張作品抽走背景後,好像聖母抱着聖嬰的感覺。「這種轉化的力量很強烈,也很吸引,促使我去思考如何將這個展覽做得更有神聖的感覺。」

她於是想用古老的藍曬方法,利用陽光來做創作,將影像印在相紙上,很自然也有降臨的感覺。Ki將抽走背景的照片印在膠片上,在工作坊中教媽媽們把她們的合照曬成相片,令她們回想生育的情景。「許多媽媽參與工作坊後都覺得很感動,我想令她們可以不在醫院的環境下感受生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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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家承》(Moon II: Tracing th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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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時用特殊材料創作了10幅大尺寸的藍曬作品,在水彩紙上印成橢圓形的影像。橢圓形看似女性懷孕時的腹部,其實在Ki過往的創作裏亦有迹可循。她原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講師,其間也創作過一系列人像作品,2012年的《家承》(Moon II: Tracing the Line)正是一系列橢圓形的側面人像作品。在她看來,橢圓形就如一塊鏡,希望能藉此反映人的情感。「在展覽的分享會上,有位患有抑鬱症的女士自小就感覺自己被忽視,她看完照片後覺得很療癒,說作品令她想起自己也曾有過這個溫馨的場面。」

《出世》@「對話的風景」

日期:即日起至7月2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休館)

地址: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牛棚藝術村14號1a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

廖偉棠 用詩意告別森山大道的影響

森山大道是當今日本最重要的攝影師之一,他的高反差、粗微粒、粗糙及模糊的攝影風格,挑釁着二戰後日本社會美學,也影響了無數後來者。詩人廖偉棠也曾迷戀過森山大道的作品,2004年發表的首本攝影集《孤獨的中國》,高對比黑白照片中的鬆矇,在作品中隨處可見。十多年過去,如今的他已不再以攝影為生,與攝影的關係也變得更純粹,今年初出版的攝影集《微暗行星》,收錄了過去多年在世界不同地方拍攝的彩色及黑白照片,前者稍顯黯淡、後者充滿詩意,「我想以此作為一個分界點,告別深森山大道對我的影響。」在同名攝影展舉行前夕,他如此形容近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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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詩與攝影令我保持創作的平衡與活力”

大多數人認識廖偉棠,是其詩人及作家身份,他的評論文章,廣見於中港台報章雜誌。料想不到,他大學修讀的是攝影。「其實我有近十年時間都在從事攝影工作,幫時尚雜誌影相,連廣告攝影也有做過,但我始終不太鍾意。」1990年代末在文學界成名,廖偉棠曾放下攝影數年,做過書店店長。這位波希米亞主義的流浪詩人,回歸後從廣東來港後,輾轉又去了北京生活。2001年他在北京與陳冠中一齊做《視覺21》雜誌,原本他是圖片編輯,後來才重拾攝影。
那時的他是位超級文青,關注地下文化及次文化;喜歡西藏,也做過《西藏人文地理》的簽約攝影師;還與綠色和平、樂施會等機構合作,拍攝環境污染、塵肺病等社會議題。回港後他籌辦過攝影雜誌《CAN影像誌》,同樣關注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2011年也出版過攝影隨筆集《遊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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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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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調低飽和度 製造黯淡詩意

廖偉棠是為數不多遊走在攝影與詩之間又將兩者結合的人,從2005年的《巴黎無題劇照》到近年的《尋找倉央嘉措》、《傘托邦——香港雨傘運動的日與夜》與《微暗行星》,無不如是。「我經常思考文字與攝影的關係,到底會互相激發還是產生矛盾呢?」在《巴黎無題劇照》作品集中,他以富士TX-1相機來拍攝,寬幅比例的照片看起來很有電影感,再配以沒有關聯的文字,文字與相片之間的貌合神離,故意製造出一種假寫實,頗具實驗性。
然而,他的根一直是紀實攝影,只是他不喜歡大多數的新聞紀實攝影。畢竟紀實攝影在二十世紀被塑造成一種權威,不是Robert Capa的那種生死攸關,就是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廖偉棠偏愛在紀實攝影中保持距離感,也不介意構圖是否唯美,「我喜歡森山大道,就是欣賞他打破對美的固有想法。」正如其新書《微暗行星》一樣,它不是傳統的旅遊攝影集,從城市AZ的順序來排列照片,看似很有次序,其實跳脫得很,上一頁還是雅典,下一頁就去了巴塞隆拿;當你沉浸在京都時,下一瞬間又到了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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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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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每座城市只挑選三數張甚至一張照片,沒有標誌性的景點,也沒有獵奇或風光旖旎的畫面,反而是平凡而隨性拍攝的瞬間。「我想在照片中找一個曖昧的時刻,很微暗很低調的,慢慢去感受畫面的內容。」在拉薩的博物館內,廖偉棠隔着花草拍攝了一張官方的宣傳相片,畫面中一位戴着紅領巾的西藏學生正開懷大笑,若隱若現笑容背後,代表他對西藏的又愛又恨。「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被歪曲了,西藏正被漢族文化改變。」
廖偉棠相信攝影能介入現實,但他不會像傳統的新聞攝影一樣,拍攝劍拔弩張的衝突場景,這在《傘托邦》一書裏可見一斑。他的照片沒有販賣苦難,也不會賺人熱淚,他覺得一位詩人或藝術家,面對這個世界應該是從容而淡定的,這樣才能更理解彼此。他故意將某些照片的飽和度調低,令其變得黯淡、平靜,彷彿很漫不經心的,有種淡然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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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這種細膩,自然與他寫詩的經歷有關。對廖偉棠而言,攝影及文字是對等的,所有影像都是經過思考之後才按下快門的,攝影並非只是文字的點綴。「當我拍攝一樣事情時,我就不會再寫。當我做回詩人時,會嘗試寫下無法拍攝的東西。」不過他也坦言,自己的攝影與詩是互相影響的,詩人的世界太文明,寫作時慢慢會規範了自己,「而拍攝時是很粗暴,是很亂的、不工整的。攝影令我保持創作的平衡與活力。」寫作時他往往不能自拔的,在文字間痛苦地糾纏許久,而攝影卻帶來歡樂,可以與世界很直接的交流、坦然相對,有時甚至是種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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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照片散掛在牆上,同樣有種漫不經心的感覺。

PS:廖偉棠攝影展《微暗行星》2018年7月油麻地kubrick書店展出。

Alan Lo 海底微距攝影

36376823_1966677426697898_6847656450970353664_o海底攝影不是新鮮事,不過從事海底攝影的香港攝影師卻是寥寥可數,尤其喜歡拍攝海底微距攝影的,更是少之又少了,盧澤暉(Alan Lo)就是其一。Alan來頭不小,曾獲得聯合國舉辦的世界海洋日攝影比賽大獎,也被寶珀選為「世界最佳50位水底攝影師」 。不過他投身海底世界,其實也只是近十年的事。

不太深諳水性的他,當初在太太鼓勵下接觸海底世界,對潛水的焦慮,伴隨相機進入水底後消失得無影無蹤。Alan從事商業攝影逾二十年,時裝、人像、食物通通都拍攝過,然而來到海底世界,一切都充滿新鮮感,自此他迷上了海底攝影,前往印尼、菲律賓、馬爾代夫,甚至墨西哥及厄瓜多爾等地拍攝。

有人喜歡海底世界的壯觀,Alan偏偏鍾意微距攝影,聚焦微細的海洋生物。在中環的展覽現場,他指著一幅類似白飯魚的作品說,「這就是《海底奇兵》裡面nemo魚的魚卵,在透明的卵膜下可見到它的眼睛。」Alan拍攝的生物都小於2cm,拍攝如此細小的生物,除了要用微距鏡頭及放大鏡,也必須盡量接近被攝的生物,身處漂浮的海底世界近距離拍攝,一點也不簡單。試過剛好對焦一條魚,轉眼間就被其他魚類吃掉了,正正印證海底世界的變化多端。

Alan大部份作品都是拍攝海洋生物的行為,例如魚卵孵化的過程,他試過在印尼逗留一個月,為的就是拍攝魚卵破蛋而出的畫面,他每一兩日就去檢查,直至等到最後想要的畫面。「如果沒有動物的行為,就如每個人拍攝一樣的風景,缺乏了個性。」這背後除了留意魚類的行為,也需要耐心,去細心找尋微小生物的身影。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海洋保育,大多海底攝影師都在倡導保護海洋的訊息, Alan也不例外。見證過馬爾代夫的珊瑚嚴重白化,也目睹過東南亞國家用魚炮炸魚過後的屍橫遍野,而漂浮在海中的膠袋,更會被海龜以為是食物而進食,結果令其無法消化而死亡。「許多你今年見到的畫面,可能五年、十年後就會不復存在!」這值得我們反思。

「心繫海洋」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7月6日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20號太平行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