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李活電影在流行文化有很大影響力,然而其取態卻未必很客觀,這些電影又是否能代表香港這個地方呢?」在短片作品《Walking to Nam Kok Hotel》裏,劉衛以《蘇絲黃的世界》中威廉‧荷頓步行到南閣酒店一幕的場景為藍本,叠加了有香港元素的荷李活電影片段,包括《攻殼機動隊》、《奇異博士》、《悍戰太平洋》。這些影片中有關香港的元素如出一轍——霓虹燈與夜景,這幾乎成為香港的一種符號。
兩年前,非牟利團體「藝術在醫院」(Art in Hospital)邀請Ki參與計劃,其間她發現自己懷上第二胎,她想起過往的分娩經歷,順應聯想到婦產科。她時常在想,究竟藝術在傳統的圈子外,可以怎樣發生?又如何將醫院裏不為人知的一面,在社區呈現及展覽?「對普羅大眾而言,藝術不應太艱澀或抽象,應是美感為先,而且要感動人的。」她尤其關注媽媽與小朋友的關係,在工作坊上讓家長臨摹孩子的畫作,去思考孩子畫的時候的想法,又教幼兒學校的小朋友編織手繩,向懷孕的媽媽獻唱及綁上手繩,意味着孩子與媽媽的連繫。
她同時用特殊材料創作了10幅大尺寸的藍曬作品,在水彩紙上印成橢圓形的影像。橢圓形看似女性懷孕時的腹部,其實在Ki過往的創作裏亦有迹可循。她原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講師,其間也創作過一系列人像作品,2012年的《家承》(Moon II: Tracing the Line)正是一系列橢圓形的側面人像作品。在她看來,橢圓形就如一塊鏡,希望能藉此反映人的情感。「在展覽的分享會上,有位患有抑鬱症的女士自小就感覺自己被忽視,她看完照片後覺得很療癒,說作品令她想起自己也曾有過這個溫馨的場面。」
Broken Branch, Yangcao Hill, Heilongjiang, China. 2011
說起香港古樹,Michael Kenna感同身受,因他多次在日本北海道拍攝的Kussharo Lake Tree,在當地變得很歡迎,許多人慕名而來,不時爬到樹上,營地主人覺得太危險,便把它斬掉了。出版過一本同名攝影書,他覺得自己也有一定責任,「畢竟我的照片某程度上令那棵樹變得成名,間接令它面臨死亡。」好奇害死貓,人類的無知與無禮卻害死樹。同樣位於北海道的Philosopher’s Tree,獨自生長在一片莊稼田中,許多遊客私自潛入田園拍攝,對莊稼及園主的生活都造成影響,加上大樹有老化跡象,園主最後不得不出此下策,以解後顧之憂。說起這棵優美古樹的消失,他不無感慨,「樹木其實與人一樣,都是有生命的,值得我們去尊重。」
Tree in Snowdrift, Yangcao Hill, Wuchang, Heilongjiang, China. 2
Michael Kenna自1970年代初已拍攝樹木,與樹木的淵源,更可追溯至其兒時的經歷。現年65歲的他,成長在英格蘭北部工業小城Widnes,家中距離公園很近,他不時與四位哥哥到公園玩耍。「我自小就對樹木感興趣,把樹木當成朋友,用它來創造故事,總幻想著有野生動物或太空船降臨在樹上。」後來當他接觸攝影後,樹木便成為了其拍攝對象,一切來得很自然。問他如何選擇想拍攝的樹木,他卻反問我如何選擇朋友。「每棵樹都有它的個性,其實就和朋友一樣,你們會互相吸引。」
Kussharo Lake Tree, Study 6, Kotan, Hokkaido, Japan, 2007
旅行拍攝風景可以走馬觀花,但面對著朋友,Michael Kenna可不會貪新忘舊。他時常重複同一棵樹,2002年時在北海道遇上了Kussharo Lake Tree,那是一棵日本橡樹,在冬日的茫茫白雪中,枯枝高傲地靜立著,恍如盆栽般優美。由那刻起至2009年,他幾乎每年都會重遊故地拍攝,去探望這棵樹。「每次你與朋友見面時總會有新的話題,你不只是徘徊在表面,可以更深一層去對話。」對他而言,是對樹木有更仔細的觀察、有更深的認識,由於每次拍攝的角度、形狀、天氣及曝光時間不同,出來的效果都不盡一致,「我很喜歡見到那種細微的差異。」
Michael Kenna早期深受Bill Brandt和Josef Sudek等攝影大師影響,前者的光影及後者的詩意,都營造出許多思考的空間。1980年代來到亞洲拍攝後,被亞洲的寧靜風景所吸引,他發現正是這種樸實無華的畫面,減少了感官分神。在接觸了在接觸書法、水墨畫和俳句之後,他漸漸偏向極簡和留白的風格,作品也變得更有詩意及安靜。
Michael Kenna, Huangshan Mountains, Study 21, Anhui, China, 2009
拍攝時他也享受片刻的寧靜,細看天空光線和雲朵的變化,甚至容許思緒四處遊走。手機成癮的年代,這一切顯得份外奢侈。有句說話叫「don’t just sit there, do something.」,對他而言卻是「don’t just do something, sit there.」。這種心態,與他童年時在神學院度過的時光不無關係,有條不紊的祈禱及冥想生活,或多或少影響了他看待事物的心態。至今他仍然喜歡參觀教堂及廟宇,這種從容的心態,也貫徹在他的攝影創作過程中。
Nicole並非很前衞的人,用女性角度去觸及性愛話題,她也有些顧慮,擔心大眾用獵奇角度去看作品。最近她在香港舉辦首次個展,事前上載作品相片至facebook公佈展訊,沒想到不久後就收到facebook的警告訊息。「其實這些相片並不挑逗情慾,可能展覽的文字陳述過於直白,有人覺得很敏感。」她的擔心不無道理,在大衛像都被評為不雅物品的香港,性依然是難以啟齒的話題。 2012年在中文大學畢業後,Nicole前往美國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修讀攝影藝術,某程度上改變她對性的看法。加州是美國較早允許同性婚姻的州分,當地人的性態度很開放,對同性關係也包容。「讀書期間接觸許多關於人體及女性主義的藝術,令我萌生研究身體及Queer Art的念頭。」
卓別靈(Charlie Chaplin)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戲劇演員及導演,他頭戴圓帽的鬍鬚佬形象深入民心,影響至今。忽然提起這位上世紀的電影巨人,皆因最近上海正舉辦卓別靈展覽,由瑞士的愛麗舍攝影博物館(Musée de l’Elysée)與余德耀美術館合作,展出逾300幅相片及電影片段,以及Fernand Léger、Marc Chagall、Erwin Blumenfeld等藝術家創作的卓別靈形象作品,盡現這位喜劇大師的魅力。
在卓別靈的年代,電影僅被視為一種娛樂,他是首批甚至乎最早將電影提升至藝術的演員。1889年,9歲時他加入了劇團The Eight Lancashire Lads,接受馬戲團及歌舞劇的訓練。1908年,他加入著名默劇團Karno,憑短劇《Mumming Birds》的醉漢角色為人所認識,之後這齣劇以《A Night in an English Music Hall》為名在美國巡演,他也隨團在海外演出。1913年,他加入Keystone電影公司,開始在美國喜劇舞台站穩陣腳,這一年他才24歲。
1914年,他出演首部電影短片《謀生》(Make a Living),同年另一部電影《威尼斯兒童賽車》(Kid Auto Race at Venice),他塑造出經典的流浪漢形象,之後的《流浪漢》(The Tramp),更奠定了經典的銀幕形象,手持竹拐杖、頭戴圓帽的鬍鬚佬,從此成為其標誌。那是他最瘋狂的一年,他演出了逾30部短片,接著十年也參與了另外逾三十多部短片的演出。
以演員身份入行,演而優則導,1921年開始執導首部長片《尋子遇仙記》(The Kid),後來的《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年)、《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年)及《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1940年)等都大受好評。他在電影中賦予流浪漢不同的使命,例如1918年的《狗的生活》(A Dog’s Life)及《從軍記》(Shoulders Arms),就呈現出一個反對權威與不公的形象,最後一部默片作品《摩登時代》反映經濟大蕭條時期工人受壓搾,首部有聲電影《大獨裁者》更諷刺納粹主義,引起極大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