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昇 以影像來寫詩

在攝影世界裏,人們時常以詩意來形容夢幻、留白的影像,但詩意不等同於寫詩。對攝影師李家昇而言,攝影其實是一種書寫的方法,每張相片都是一個詞彙或字句,正如他正在「光影作坊」展出的作品《時光機》一樣,每幅牆十多張照片組合成一首詩,背後藏着隱形的文字,描繪生活中的隨意瞬間與情緒。

影像與文字既相輔相成,又同樣能容納想像的空間。李家昇過往的作品,不少均糅合文字與攝影的創作,與已故詩人也斯熟稔的他,曾以影像作品結合也斯的詩,創作《蔬果說話》等作品。去年尾在香港國際攝影節期間舉辦的展覽《與也斯重遊》,則以並排的影像詩,重遊也斯筆下的香港。

中環海濱的摩天輪,容易令人想起林夕填詞的《幸福摩天輪》。

影像與文字,有不同的閱讀方式,文字通常具體準確,而影像往往較為抽象。他曾創作過一系列叫《Z Fiction》的作品,為影像加上虛構的故事文字,在文字的引導之下,觀者彷彿更易與影像產生聯繫。但若然影像沒有文字的敍述,又會有何種觀感呢?這便是他的另一系列作品《游動詩寫室》。李家昇以圖像代替文字來鋪陳,有的是單獨的照片,有的是連續並排的影像,共同構成了一首照片詩。背後道理與填詞人閱讀音符或許如出一轍,當年林夕拿着陳輝陽譜寫的《暗湧》旋律,歌詞就如行雲流水般暗湧出來——如果將李家昇的作品想像成旋律,那麼這系列作品便是一首樂章,只是每位觀者譜寫的歌詞都不盡相同。

最新《時光機》是《游動詩寫室》的延伸,拍攝的題材包羅萬象,有生活的物件、有城市的景象,不同大小的物件,在照片中被一片黑色包圍,抽離了身處的背景,來探討物件與影像的關係。李家昇某程度上把個人的情緒或心理狀況投放在照片上,展覽現場的四面牆,便是四組詩句,它們可能是相連的,也或許是跳脫的,有些人或會想起《幸福摩天輪》,有些人則可能聯想起《夢遊》。「每張影像都是一個元素,單獨看是有視覺滿足的,觀眾或會聚焦在某些影像的元素,然而整個系列去觀看時,是有不同的層次。」

李家昇以影像來寫詩,照片中的手錶或否令你想起時間的流逝?

心中有詩 創作本質一致

在他看來,創作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媒介有所不同,只要心中有詩的存在,作品未必要以文字來呈現。不過詩與攝影,確實構成了不同時期的李家昇。早在從事攝影之前,他已是位文藝青年,中學時期已開始寫詩,1970年,年僅16歲的他與詩人關夢南創辦了《秋螢》詩刊。後來他在1970年代末開設影室之後,將心力放在攝影上,便慢慢放下了寫詩,及後雖然在《星晚周刊》及《攝影藝術》等刊物撰寫攝影專欄,不過內容並非文字或詩歌的創作。

儘管如此,從1980年代開始,不管商業作品還是個人創作,李家昇時常以不同菲林拼貼成多層次的影像作品。「照片通常只有一個焦點,而寫詩是有幾個焦點,拼貼這種方式或多或少是受到寫詩的影響,令畫面上有不同的焦點。」不論是早期的拼貼作品還是新作《時光機》,李家昇善於運用影像的語言來進行敍述,寫出別具一格的攝影詩。

《時光機》的拍攝題材豐富,有生活物件、有城市景象。

李家昇近作展

日期:即日至7月21日

時間:11am-1pm、2pm-6pm(星期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原文見於果籽: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90619/20707378

Sergey Melnitchenko 掌鏡夜店女舞者的後台百態

見到烏克蘭九十後攝影師Sergey Melnitchenko在港舉辦的個展名稱《晚9朝5》(From Dusk Till Dawn),不期然想起由陳豪主演的1990年代同名電影,戲中幾位男女主角飲酒縱情揮霍青春。同樣置身夜店,不過Sergey的着眼點卻是在裏面工作的舞者,他以同路人的身份,細膩地捕捉她們舞台後的各種場景與表情,夜店表面上五光十色,可這些人的心酸又有誰知?這輯充滿電影感的作品「Behind the Scenes」,獲得2017年「Leica Oskar Barnack Newcomer Award」,令他在攝影界嶄露頭角。

在成都一間夜店後台,四位女舞者戴着面具。

從表演者到攝影師

成為攝影師之前,Sergey五歲時已習舞,傳統的芭蕾舞及現代的hip hop舞步,都略知一二。學習攝影的由來也有趣,嫲嫲為讓孫兒除去舌環,以一部新相機來誘惑,結果他就這樣與攝影結緣,時為2009年。那時他自學攝影,拍攝過人像及健美運動員的系列作品,後來還成為商業攝影師。「攝影對當時的我而言,只算是愛好,稱不上很有熱情,儘管薪水不多,那時我偶爾還會在婚禮及活動上表演跳舞。」

在烏克蘭南部小城Mykolayiv成長,他說當地並沒太多文化活動,2015年,他與朋友受邀到成都一間夜店表演跳舞,從未離開國境的Sergey,二話不說便來到東亞的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出生在蘇聯末年的他而言,中國的一切都非常新穎,從食物到高鐵都令他着迷,「烏克蘭的夜店是傳統的的士高音樂,人人盡情跳舞,中國的夜店有最新的歐美歌曲,然而所有人都在飲酒、看別人跳舞。」

Sergey每晚會表演三次舞蹈,休息時便與大家一齊飲酒,有時覺得不盡興,還結伴到其他夜店繼續飲。幸好,他並沒忘記自己攝影師的身份,度過三個月的舞蹈員生活,最後一個月他開始帶上相機到夜店工作。「大家早已習慣我的存在,只是對我的相機很好奇,她們最初面對鏡頭時仍有些不習慣,但很快就適應了,有時還會主動叫我拍攝!」

一位女舞者在後台化妝,毫不介意攝影師的鏡頭。

得益於之前數月與她們的相處,令他在後台恍如隱形人一樣,拍攝那些不為人知的瞬間,她們在休息、化妝、抽煙、更衣、排練等等,有人大笑、有人沉寂,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有時她們在鏡頭前扮鬼扮馬舉中指,有時他卻神不知鬼不覺地拍攝到女生背部拔罐的痕迹,這一切比幕前的表演有趣得多。「她們不懂英文,我只懂簡單中文,有時看到有趣的畫面,就用蹩腳的普通話說『等一下』,然後拿起相機拍攝。」一切來得十分自然。

外界通常將夜店女生標籤為壞女孩,在共處的過程中,Sergey覺得她們大多是很普通女孩,感覺很害羞,「她們不是專業舞蹈員,大概都因薪水較高或家庭問題,才到夜店工作吧。」

「畫面看似電影場景,但這些都是她們的真實生活,也是我的生活。」

記錄中國平民日常

礙於言語不通,他無法再進一步了解她們的故事,鏡頭下的這些畫面,彷彿不斷上演的劇情,或許她們也是一群為夢想而努力生活的舞者——這在在反映出娛樂產業背後的甜酸苦辣。他為照片加上菲林的微粒效果,令其充滿電影感,每張相片就如一個電影場景,記錄她們鮮為人知的生活一面。

離開夜店後,他在西安、北京、廣州等城市繼續從事不同工作,同時以寶麗來相機及華為手機拍攝在中國街頭的所見所聞,跳舞的大媽、在公園長椅睡覺的露宿者、交通工具的眾生相等,以黑白照片記錄中國人的日常——新與舊的結合、趣怪與憂傷並存,這系列「From Dusk Till Dawn」與「Behind the Scenes」作品一樣,共同構成他眼裏中國人「晚9朝5」的生活。

晚9朝5

日期: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

時間:2p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灣仔摩理臣山道70-74號凱利商業大廈5樓f22 foto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90612/20701353

邱良 1960年代的香港情懷

1961年的灣仔街頭,兩位青年背向鏡頭坐在巴士站欄桿上,對面馬路一架巴士緩緩駛過,畫面恍如電影場景,那是個《花樣年華》或《春光乍洩》的故事嗎?當時年僅二十歲的攝影師邱良,開始在街頭拍攝市井百態,紀錄那個純真年代的生活點滴,也定格1960及1970年代的精彩瞬間,寫實的畫面中帶着詩意,即使半世紀後仍值得細細回味。

1961年的灣仔街頭,兩位青年(當時稱為欄杆飛)背向鏡頭坐在巴士站欄桿上。

邱良一生從事攝影相關工作,1965年至1970年曾擔任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的攝影師,之後在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擔任攝影師,為明星名人拍攝肖像,包括李小龍與兒子鍛練的畫面等。1973年創辦《攝影生活》月刊,可惜只維持數年時間,由1980年一直至1997年離世前夕,他在復刊的《攝影藝術》雜誌擔任總編輯,為推廣攝影藝術不遺餘力。

在他剛出道的1960年代,是香港沙龍攝影的盛行時期,因此曾有人將他歸類為沙龍攝影師。與他相識十多年的攝影師李家昇說,「傳統攝影常常簡單分為沙龍畫意與寫實攝影,邱良的年代正好處於兩者之間,他其實受1960及1970年代的寫實主義攝影所影響(包括布列松),風格偏向寫實,當時的沙龍攝影界對他是有排斥的。」沙龍攝影講究構圖與光線,這對邱良的照片無疑有所影響,不過他拍攝的題材與畫面,如街上的孩童、雨天的人力車伕及告士打道的《儷人行》等,都傳神地捕捉了草根階層的生活寫照,在在顯示他的寫實功力。

已故攝影師邱良的照片捕捉草根階層的生活寫照。

「我覺得邱良的建樹,是在香港的沙龍及寫實攝影之間建構起一座橋樑,他的作品正好代表了那個時代。」李家昇說,邱良與上一代的沙龍攝影師不同,他非常願意去接觸新的事物,私底下也是一位很隨和、容易相處的前輩,「他雖然未必完全了解新一代攝影師的創作,但他並沒有排斥,會欣賞大家的作品。」

李家昇與邱良在1980年代中相識,當時邱良是《攝影藝術》雜誌總編,身為專業攝影師的李家昇替《攝影畫報》寫專欄(之後也在《攝影藝術》寫),「我們時常在展覽上碰見,那時兩間雜誌社在同一幢大廈,我有時會去找他聊天,因而慢慢變得熟識。後來我舉辦展覽時,照片冊也是由他出版。」

傳統與摩登——左:1961年的《儷人行》,兩位身穿旗袍的女士沿着告士打道行走。/右:1965年,又一村公園的Go-Go Girl女孩。

1990年代前,香港甚少攝影畫廊,也無收藏照片風氣,有見及此,李家昇在1995年創立OP Print Program(即Original Photograph縮寫),為攝影師製作限量照片,同時梳理多位同代及上代攝影師的作品,邱良就是其中一位,當時他親手沖印不少照片,部份成為李家昇的藏品。

近年不論社會還是拍賣界,都興起一股懷舊潮,2017年蘇富比曾舉行何藩展售會,邱良作為戰後攝影界另一位代表人物,作品同樣備受重視。2019年,蘇富比在展出邱良藏品的同時,也以李家昇近年拍攝的都市風景作品做對比,來個跨時空對話。「雖然我們的作品在時代背景、選材及風格均大不不同,但同樣流露對這片土地的感情。」

中環街市的水磨石樓梯打卡位,邱良也曾在此取景。

其實回歸前夕,當時已有一股懷舊潮,邱良開始整理1960及1970年代的照片,1992年出版的《爐峯故事》是他逾三十年攝影生涯的作品精選,曾於1994年在藝術中心舉辦同名展覽。之後他還出版《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1997年)等書籍,值得一提是《百變香江》,他在書中對照1960年代及1990年代拍攝的照片,呈現同一地方在不同時空的迥異面貌。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在1997年因意外離世,終年54歲,一直未有機會實現。邱良逝世後,三聯為他出版《香港故事 1960’s-1970’s》(1999及2012年)。

邱良的攝影集,是他生於斯、長於斯、影於斯的見證,他不僅以生動的鏡頭記錄下當時香港社會的面貌,捕捉草根階層那種質樸的感染力,同時在急速發展的社會中,保留一份生活的閒情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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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Ruff 不常用相機的攝影師

「我不在意相機,我只對影像有興趣。」現年61歲的德國藝術家Thomas Ruff談起他過去四十年的攝影作品,輕描淡寫地說。早在1989年的「Stars」系列開始,他已放下攝影成見,嘗試不使用相機來創作,將天文台檔案中的負片進行剪裁及放大,製作成大尺寸的星空圖片。過去多年他創作28個系列作品,只有約三分一由相機拍攝,其餘的影像都由電腦以不同的技術方法創造而成,「這些原圖或者來自別處,但它們都是我的作品。」

「Interiors」及「Portraits」系列

雖然相機在Thomas Ruff作品的存在感很低,不過他的攝影起點確是相機,16歲時從朋友手中接觸單反相機,令他深深着迷。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他在著名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Kunstakademie Dusseldorf)跟隨藝術家夫婦Bernd & Hilla Becher學習,在這前衞的學府裏,他與畫家及雕塑家同學談論藝術,沒有將自己局限在攝影領域。儘管如此,作為接受過專業攝影訓練的他,最早的「Interiors」、「Portraits」及「Houses」等作品,仍是以傳統相機來創作。

在1990年代開始,相機對他而言再不是必需品,只是其中一種創作途徑。在「Nights」作品中,他受波斯灣戰爭中軍方及傳媒利用增光設備拍攝的夜間圖片所啟發,使用影像增強器(Image Intensifier)來拍攝杜塞爾多夫的城市夜景,這些夜視鏡效果的綠色影像,與現實大相逕庭,再度揭示攝影並非能忠實紀錄現實的論調,促使他繼續不斷探索攝影的方法。

在「Other Portraits」作品中,他利用1970年代德國警察的照片合成機器來創作不存在的人物肖像;在「jpeg」系列中,他將網上的低清圖片放大至模糊效果,並將影像打印成兩米多長的作品,站在展覽現場觀看,效果恍如油畫一般。還有充滿挑戰的「Photogram」系列,他模仿實物投影法的效果,創作了一個虛擬黑房,利用超級電腦虛擬物件在相紙上的移動軌迹。

「Photogram」及「Stars」系列

他的作品探討裸體、肖像、風景及建築等多元題材,創作手法天馬行空,其實都源於他的日常生活,是他的人生拼圖。他自小喜歡天文學,這成為創作「Stars」及「ma.r.s.」的關鍵;成長在杜塞爾多夫,那裏的人與建築,吸引他創作「Portraits」及「Houses」;新作「Flower.s」靈感來自家中花園,他以模擬技術將花朵處理成中途曝光效果(Sabattier Effect),令影像產生黑白正負反轉的效果,再將其打印在陳舊的紙張上。

《Substrat》系列將網上的日本漫畫圖案,進行放大及重疊,最終成為一幅迷幻色調的抽象作品。

「我不只對藝術攝影有興趣,對科學及醫學影像同樣如此,我覺得大家都在狹義的層面去談論攝影,其實影像創作不應局限在特定的攝影媒介。」熟悉攝影歷史的他指出,實物投影及中途曝光等手法,在上世紀初Man Ray甚至更早之前的攝影師作品中已出現,只是相機普及後,慢慢構成了世人對攝影的認知,「我們應該在更廣闊的層面去理解攝影,去探索不同媒介的界限與可能性。」在Thomas的作品中,你能見到望遠鏡、夜視鏡、影像合成的效果,他對攝影的科技同樣興致勃勃,「我正期待一種能自動構圖的相機,(正如Lytro相機嗎?)對,但需要改進,以及要有很高清的版本。」

新作《Tripe》系列將1850年代在印度和緬甸拍攝的紙質負片轉為正片圖像,以數碼技術模擬手工潤飾的效果。

以為像他這般鑽研攝影媒介的藝術家,會如Cindy Sherman一樣以影像探索時下的社交媒體現象,「社交媒體的確成為了影像的集中地(有人在Instagram幫他開設賬戶),但我覺得太浪費時間,我寧願去閱讀。」然而我也察覺到,他的作品與許多社交媒體的照片一樣,至少視覺上是很吸引的,「雖然我總是想創造出漂亮的影像(Other Portraits系列是個反例),但我不會故意處理成美觀的效果,藝術品不一定要漂亮,它更應該要令人思考。」

《Transforming Photography》

日期:即日至6月2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s 5-6樓卓納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輪椅攝影師 航拍下的港式美學

近年航拍大行其道,地面上平平無奇的風景,在高空下顯得精采,帶來不一樣的觀賞視野。攝影師鄭啟文(Kevin)說:「航拍令我的拍攝思維不同了。」患有「季肋發育不全症」的他,雙腳失去活動能力,出入以電動輪椅代步,四年前開始航拍後,某程度上擺脫輪椅局限,發掘獨特的港式美學。

鄭啟文喜歡點線面的畫面,原來香港也有簡潔舒服的一面。

擺脫輪椅的限制

別以為Kevin坐在輪椅,踏足的地方有限,實際上連飛鵝山、大帽山,他的電動輪椅都能登頂。他的鏡頭記錄過許多香港的變幻時刻,其中一幅雀鳥作品,更被郵政署製成郵票。多年來他以鏡頭鏗鏘發聲,由2007年的皇后碼頭清拆事件、到後來的菜園村事件及雨傘運動,均有其輪椅身影,五年前他創作「城市.農夫」時,更走入塱原及沙頭角等偏僻地方拍攝。

輪椅雖沒局限創作題材,不過拍攝內容或多或少有所限制。雨傘運動時,礙於輪椅難以走到最前線,Kevin則在街頭拍攝許多溫情場面,「如果我能到前線去拍攝,對整件事的了解就會更立體。」那時他曾幻想航拍,想像過飛鳥般的視野,到2015年開始玩航拍後,他發覺航拍某程度上擺脫了輪椅限制,即使他無法親臨的獅子山,有了航拍機後,無需經過崎嶇的山路,也能欣賞其氣勢。他最近舉辦展覽《獅人地方》,海報上的照片就是獅子山,這些航拍照片既有獅子山下的港式美學,在他而言也是航拍的私人視野,「地面上的照片很容易重複,航拍的視野卻很獨特。」 

運用些許想像力,海面上的獨木舟恍如盛開的花,中環AIA嘉年華的畫面好似波子機。

簡約畫面與想像力
Kevin是香港展能藝術會藝術家,平時在賽馬會共融藝術工房兼職工作,只要遇上好天氣,他便會把握時間玩航拍,至今已累積逾千張作品。他說航拍比在地面拍攝更有挑戰,面對的變化更大,亦需要有很好的攝影觸覺,「每粒電池只能玩二十分鐘,每次起飛前都會預先構思想要的畫面。」然而許多拍攝的畫面,都在他的想像以外,在其鏡頭下,停泊在一起的獨木舟恍如一朵盛開的花,中環AIA嘉年華的畫面好似波子機,其實航拍也需要想像力。

同一片天空下,有些人玩航拍是為了飛得更遠更高,Kevin不為密集的建築群着迷,反而鍾情簡單的構圖。有時他送女兒往幼稚園後,會到附近的避風塘拍攝船隻,看似雜亂無章的避風塘,拿走多餘的元素後,原來也可以很簡潔,這自然與他修讀設計出身有關,「我很喜歡點線面的畫面,航拍能將立體的城市變得平面化,也令我更了解這個城市。」

打卡聖地彩虹邨,從高空望像一個四面舞台的表演場地。

航拍令他看見不一樣的風景,也看見城市的規劃。成長在屋邨的他,很喜歡拍攝彩虹邨、愛民邨、勵德邨等舊式屋邨,從中也可見屋邨規劃的巧妙之處。「我去到華富邨時覺得很震撼,它不但有正方形的天井,連地面的階磚及涼亭也是四方形的幾何學,整個佈局很統一,看得出是很有心思的設計。」

鄭啟文: 「航拍令我更了解香港這個城市。」

《獅人地方》

日期:即日至5月31日

時間:10:30-18:30(星期一至五)

地址:銅鑼灣軒尼詩道438-444號金鵝商業大廈10樓B室藝全人ADAM

原文見於果籽

雷安喬《校園欺凌》 致沉默的大多數

在青年廣場的展覽現場,明亮燈箱裏是一群眼捆白布的青春少艾,伴隨着攝影師雷安喬(Lean Lui)的獨白,背後是她被欺凌的灰暗經歷。

今年20歲的她,中學二年級時曾在學校遭受同學欺凌,言語的侮辱、仇視的眼光,甚至向她丟紙巾,不願沉默的她向老師告發,同學們的欺凌表面上有所收斂,但背地裏依然繼續以謠言中傷,一直持續至她中學畢業。那些年的孤獨與無助,在她入讀大學接觸攝影後,演變成創作的動力與靈感,將那段沉重的歷史紀錄在菲林之中。

照片中四位身穿校服的女學生站在樓梯間,眼睛不約而同被白色紗布蒙着,像是一群沉默的羔羊。

四位身穿校服的女學生,坐在課室或站在樓梯間,眼睛不約而同都被白色紗布蒙着,像是一群沉默的羔羊。雷安喬想譴責與探討的,不只是凌辱無辜的欺凌者,更多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事不關己的旁觀態度,某程度上也是一種助紂為虐。常說眼睛是靈魂之窗,而這些被紗布蒙眼的羔羊,正隱喻着那些不懂得思考只懂盲從的人。

剛完成作品時她仍感憤怒,後來在多次的訪問分享中,不斷審思經歷過的事情,才慢慢對事件釋懷。她說類似的欺凌事件其實很普遍,只是許多人選擇不與人傾訴,作品發表後,她收到世界各地許多同路人的信息,被她的作品感動——亦令這系列作品多了一重意思。

《School Bullying》

時間:即日至5月22日

地址:柴灣青年廣場Y Platform

劉霞 黑暗中的吶喊 

許多人認識劉霞,皆因她是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妻子,其實她也是一名詩人、畫家及攝影師,或許平時圍繞她的都是被中國政府非法軟禁的消息,難免忽略她才華洋溢的一面。

2019年,她與另一位同受政治迫害者家屬的藝術家蔡海如,一同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展覽《呼吸鞦韆》(Atemschaukel),名字來自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作家Herta Müller同名作品,書中描寫二戰後被囚禁在蘇聯勞改營中受盡壓迫的人們,與劉霞的經歷不無對照。這裏只談劉霞的作品,當時她展出26件黑白攝影作品(「醜娃娃」系列)及詩歌,後來她移居德國後,也有在柏林展出過。

1996年,劉曉波準備發表關於兩岸統一等問題的《雙十宣言》,不過在發表前被當局拘留,隨後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改三年。入獄時劉霞尚未與她結婚,不久後她提出申請,在獄中成婚,方便探望劉曉波。中國作家貝嶺曾在那段時間去探望劉霞,他說她的家非常破舊,生活非常貧苦,期間劉霞開始學習攝影,自學成才,在1996年至1999年間醞釀出「醜娃娃」系列,而創作也無形中給予她支撐的力量。貝嶺說正是這批作品,令她從繪畫轉型攝影。九十年代末時,藝術家艾未未曾為她舉辦展覽,劉曉波本人也很喜歡她的攝影作品。

劉霞「醜娃娃」系列最廣為人知的一張——劉曉波將醜娃娃放在肩上的照片,他眼神堅定地看着前方,望向未知的未來。2008年,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呼籲人權與自由的《零八憲章》被當局刑事扣留,翌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劉曉波被捕後,她有感自己快將失去自由,作品也被禁止在內地公開展覽,於是把照片托付法國作家Guy Sorman運出中國,及後他以《The Silent Strength of Liu Xia》為名,在歐美為劉霞策劃展覽,2019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作品,也是出自Guy Sorman手中。

Guy Sorman形容劉霞的創作是「囚徒的藝術」,根據其說法,劉霞用的是一部沒有閃光燈的舊相機,大部分照片都在家中拍攝。她擅於光影,利用簡單的洋娃娃、書籍及布料等,表達出所經歷的孤立與無助、未知與恐懼。相片中出現的書籍,代表知識份子的身分,同時也是他們被迫害的原因。仔細看作品,洋娃娃的表情怪異,它們或憤怒或恐懼,有的困在籠中、有的被膠袋窒息,卻無法逃離;有些張開嘴瞪大眼睛不斷地吶喊,強烈的黑白光影震撼人心,不禁令人想起劉霞與劉曉波二人,這些年來面對的各種痛苦與絕望情緒。

劉霞還有另一個在2014年創作的系列叫「孤獨星球」,拍攝將廚房錫紙(鋁箔紙)捏成球體或人體形狀的靜物照片,表面紋理褶皺,然而卻不會裂開或破碎。靜物在漆黑的背景下發亮,感覺如外太空的星球,難免又令人聯想起劉霞,在軟禁的歲月中仍堅韌地創作。著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形容,「這系列作品的氛圍是悲傷的,然而錫紙做的物件卻是堅忍不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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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kia Wesseling 是時候馴服虎媽了?

虎媽(Tiger Mother)這個詞近年常常聽見,指的是那些父母用嚴厲苛刻的教育方法,希望將子女培育成材。你以為華人社會才是如此?只要你進入了這個教育制度,即使是外國人,原來亦難免被潛移默化影響。

「當所有事情都以成績來衡量時,我擔心這時代小朋友的個性,會被慢慢消磨。」

居港荷蘭攝影師Saskia Wesseling兩位兒女在香港讀書,為了讓女兒考上心儀的中學,她也讓女兒去參加考試班,無形中成為虎媽的一份子。此事也令她意識到,只要這樣的教育制度及招生系統存在,不論學生、家長還是學校,都無法完全置身事外——這也啟發她創作關於香港教育制度的攝影計劃《是時候馴服虎媽了?》(Time to tame the tigers?),最近這系列作品入圍2019年WMA大師攝影奬。

過去十多年,Saskia從荷蘭到瑞士、從埃及到廣州,五年前在香港定居。作為一名新移民,她為香港的中西合璧文化着迷;作為一名媽媽,她不禁為香港學童自殺的新聞感到心痛。

在她的作品裏,兩位女兒一步步登上高處,通過小女兒吶喊表達對制度的不滿。

根據香港大學運動及潛能發展研究所(HKU IHP)的研究,香港部分學生的戶外運動時間,比在囚人士的60分鐘還要少(外國也有類似研究結論),中學生日均運動時間更不足半小時。另邊廂,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問卷調查顯示,有逾五成中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背後原因,無疑與香港的教育制度息息相關。

她覺得,亞洲學校制度是個壓力煲,而她的作品正揭示制度下人們的那種集體無力感。「我變成了虎媽,同時與虎媽鬥爭,這個制度要求你怎麼做,同時內心又不斷吶喊。」

學生的面目卻顯得模糊,伴隨的只是「欠改正」、「功課草率」等圖章式的評語。

在她的作品裏,兩位女兒一步步登上高處,然而面目卻顯得模糊,伴隨的只是「欠改正」、「功課草率」、「須要用完整句子」等圖章式的評語。另外,她也邀來學童拍照,再後期處理成以練習簿遮擋他們的樣貌,象徵所謂的教育制度令他們失去自我,人人感到不開心,同時相當無助。

學童樣貌被練習簿遮擋,人人感到不開心,同時相當無助。

她覺得,孩子們處理事情的能力,包括學習如何合作、做決定、創意思維,遠比學懂書本上的知識更重要。「當所有事情都以成績來衡量時,我擔心這個時代小朋友的個性,會被慢慢消磨,他們也無法感受到教育的樂趣,更多反而是來自測試及高分數的壓力。」Saskia要馴服的虎媽,不只是所有家長的思維,也是整個制度的荒謬。

《機遇!WMA 大師攝影獎作品展》

日期:即日至4月23日

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9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展覽廳

Audrey Hepburn 戲內外的優雅與純真  

一代女星柯德莉夏萍(Audrey Hepburn)是上世紀的優雅代名詞,也是許多導演及攝影師的繆思女神,多年來為她掌鏡的大師有Cecil Beaton、Richard Avedon、Yousuf KarshIrving Penn等,例子不勝枚舉。然而像美國攝影師Bob Willoughby這樣,能捕捉柯德莉夏萍鎂光燈背後的生活一面,可謂非常罕有。今年對二人而言都有特別意義,既是柯德莉夏萍誕生九十周年,也是Bob去世十周年,因此跑馬地F11 Foto Museum與Bob兒子Christopher Willoughby策劃展覽,展出九十張經典照片,重現柯德莉戲內戲外的優雅與純真。

在《窈窕淑女》中,身穿由Cecil Beaton設計服飾的柯德莉,十分優雅。

年輕的柯德莉夏萍一直夢寐成為芭蕾舞蹈家,踏足美國後成為一名出色演員;修讀設計與電影的Bob則熱愛藝術,曾跟隨Wallace Seawell等荷李活攝影師學習,擅長拍攝人像。二人年紀相若,1953年,柯德莉夏萍憑《羅馬假期》在荷李活一炮而紅,剛入行的Bob前來拍攝這位英倫女星,自此結下不解之緣。多年後Christopher憶述往事,「雖然當時她在荷李活還是一位新人,但所有人都覺得她與眾不同,彷彿已經是一位超級巨星。」

Bob是首位被荷李活製片公司聘請為電影拍攝宣傳劇照的駐場攝影師,由1954年《星海浮沉錄》(A Star is Born)開始嶄露頭角,二十年來為逾百部電影拍攝劇照,包括《畢業生》及《魔鬼怪嬰》(Rosemary’s Baby)等,期間與柯德莉夏萍在《翠谷香魂》(Green Mansions)、《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及《儷人行》(Two for the Road)等多部電影合作。Bob擅於捕捉電影明星的自在一刻,同時充滿美感,在電影場景中,柯德莉夏萍優雅高貴;休息時,她流露出放鬆及開心的神態;她的歡樂與憂愁,在他的鏡頭下一覽無遺。

拍攝《翠谷香魂》時,柯德莉與小鹿Pippin相處融洽。

私交甚篤 捕捉母子溫馨瞬間

在電影《翠谷香魂》中,情節需要一隻小鹿跟隨柯德莉夏萍,拍攝前她與小鹿住在一起培養感情,甚至去購物時也會帶上小鹿Pippin,大家相處融洽,而小鹿彷彿把她當成媽媽,那種親和力不言而喻。在Christopher看來,爸爸與柯德莉夏萍一樣,都很平易近人,二人成為很好的朋友,兩個家庭也非常親近,Bob因而能以朋友的身份,拍攝許多柯德莉夏萍的私人生活照片,包括兩家人的聚會等。

柯德莉與Bob太太分別扶着兒子學走路,非常生活化。

「我自小就與柯德莉相識,我與她的兒子Sean Ferrer同年出生,小時候經常到她家中玩。」在Bob的照片中,兩位孩童在地板上進行爬行比賽,另一幅作品則捕捉柯德莉夏萍與Bob太太分別扶着兒子學走路的情景,還有許多柯德莉夏萍與兒子的溫馨瞬間,這些生活化的照片,呈現了在柯德莉夏萍在電影以外,作為一名母親的角色,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說到二人最標誌性的合作,非1963年的《窈窕淑女》莫屬。電影開拍首日,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前來採訪拍攝,柯德莉被一大班攝影師圍繞,當她發現熟悉的身影後展現出開心的笑容,Bob因而把這一幕有趣的畫面捕捉下來。Christopher說,在電影拍攝現場的時間都很緊湊,柯德莉夏萍與Bob能建立這樣的友誼,相當難得。

Bob Willoughby的照片捕捉柯德莉夏萍與兒子的親密瞬間。

1960年代末,柯德莉逐漸步入半息影狀態,Bob及後在1970年代初移居愛爾蘭,二人均在荷李活鎂光燈下淡出,但私底下仍保持聯絡,二人的兒子至今也是很好的朋友。晚年的柯德莉夏萍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而Bob則將愛爾蘭詩歌繙譯成英文,以及整理多年來拍攝的Elizabeth Taylor、Frank Sinatra等荷李活影星及爵士樂手的照片,作品也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及英國國家肖像館永久收藏。當然,大家最念念不忘的,仍是這些柯德莉夏萍的不朽影像。

AUDREY by Bob Willoughby

圖片由F11 Foto Museum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