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dy Barker 用攝影美學喚醒環保意識

PENALTY - The World
《Penalty – The World》,89名義工用四個月時間在41個國家及島嶼收集的769個足球。

在2015年的WYNG大師攝影獎作品展上,英國攝影師Mandy Barker的作品Hong Kong Soup:1826》(香港湯:1826)很發人深省,根據環保團體「綠惜地球」估計,香港人日棄528萬個膠樽,當中絕大部份葬身堆填區!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Earth Day),我又想起Mandy Barker的故事。

她小時候就很喜歡海,喜歡在海邊收集貝殼,後來她慢慢發現海邊出現越來越多的廢棄物,除了常見的膠袋膠樽,甚至連家用電器也有!究竟這些物件是如何漂到大海的呢?她經常思考這個問題,也嘗試用攝影去喚醒更多人關注環境議題。最初她向別人展示沙灘上佈滿垃圾的照片時,人們可能會「嘩」一聲,但實際上並不特別感興趣。於是她垃圾帶回工作室,將其重新組合分類,創作成唯美圖像,來吸引人關注背後的訊息。

Hong Kong Soup 1826 - Lighter
《Hong Kong Soup:1826 – Lighter》

她將這系列作品命名為《Soup》,其後來香港時也創作一輯作品叫Hong Kong Soup:1826》,數字1826指的是香港每日運送1,826噸塑膠廢料進入堆填區——素聞香港塑膠問題嚴重,數年前她來香港參加公益組織「無塑海洋」(Plastic Free Seas論壇時,在三十多個海灘收集大量海洋垃圾,用三年時間在香港及倫敦創作出Hong Kong Soup:1826》這系列作品。

SOUP Translucent
《SOUP: Translucent》

她不是直接記錄海灘的廢物現場,而是將收集而來的火機、模型、包裝紙等廢物進行分類拍攝,再經後期處理震撼的影像。這一招就如「糖衣毒藥」,遠看作品時恍如星空,走近一看才恍然大悟,原來黑色背景中的「繁星」,正是我們日常製造的垃圾!當文字與數據左耳入右耳出的時候,這些影像卻可直達大腦,用視覺去刺激觀者情感,從而促使大家去思考背後的問題。

WMA大師攝影獎展覽(Part 2) 謝至德《萬念‧歸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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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我們報導過WMA大師攝影獎入圍攝影師的作品,同場其實還有WMA委託計劃「我們是誰」得主、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個展《萬念‧歸寂》。「我們是誰」顧名思義探討的是身份問題,不過在講「萬念‧歸寂」前,先回顧年初在JCCAC舉辦的第一部分展覽《萬念‧叢生》。

「叢生」與「歸寂」,聽落頗有佛學意味,謝至德說,人的念頭會不斷生滅,但最後都會歸寂。在謝至德近三十年的攝影生涯中,共創作逾40個系列作品,對他而言,攝影創作的「叢生」,正是90年代拍攝的《香港面孔》。回歸前夕,外國傳媒爭先來港拍攝殖民地的最後歲月,那些充滿異國情調及政治符號的畫面,卻不是謝至德所熟悉的香港,他決定以本地人的視角,去展現香港真實而日常的一面。

萬念‧叢生》將鏡頭瞄準香港人的生活日常,《萬念‧歸寂》則更多從自身出發,將個人經歷結合香港歷史,創作了一系列影像、錄像及裝置作品。過去與現在、眾生與自身,兩輯作品互相呼應,延續的都是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也有他對這座城市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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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喚:沉默的他者》這系列攝影作品中,他置身香港與深圳的不同邊境,結合投影創作一系列影像,內容有政治人物、回歸等對港人影響較深的事件,以影像做一個跨時空對話。「香港人很善忘,我想將以前經歷過的事情,帶回今日這個時空,喚起大家的記憶。」

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這三位過去的特首,謝至德將他們的照片合併在一齊,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這正是香港人對於我城歷史的普遍認知。另一幅作品他面向深圳,將英國國旗及香港區旗投影在自己背部,來說明香港人難以解釋的身份。

邊境對大部份人來說是個比較敏感的地方,會有一種恐懼或被監控的感覺,在作品中謝至德特意用上紅色燈光,帶出危險的訊號,「同時這種燈光又有種劇場感,好像很真實又不全然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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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攝影系列作品《一百零八個‧念‧頭》中,他拍攝了108位不同種族不同身份的人的樣貌,在12個不同的邊境地方分別投影九個人的人像,再將多重曝光九次的影像結合,照片中的人物變得無法辨認,在這裡身份忽然消失了,成為一種無分你我他的大同,但現實社會中又會否有這種豁達的包容呢?

攝影作品之外,現場還有多組裝置作品,謝至德說,一張相片未必能夠表達出「萬念」的想法。展覽入口處地上放有一堆工程燈,這部份作品名為《現在進行…釋》,東歪西倒的工程燈上寫著回歸後人大常委五次釋法的內容,在他看來,釋法就是不斷進行的工程,有人擁抱也有人上街反對,一閃一閃的工程燈正象徵了一生一滅的念頭。

他以「萬念」來貫穿整個展覽,又例如那幅三位特首合成的照片,現實中他們可能神憎鬼厭,但合成之後又似乎不太令人討厭,「我想大家去思考究竟我們的念頭是如何產生的,每個念頭又是如何影響了我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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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WYNG大師攝影獎及WMA視像作品展》
日期:2018年4月14至24日
地點: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Stanley Kubrick 太空漫遊前的攝影作品

大導演Stanley Kubrick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發條橙》、《閃靈》等經典之作,大家應該一早已看過,不過他作為攝影記者拍攝過的照片,相信大部份人仍未看過!是的,他曾在紐約《LOOK》雜誌做過五年攝影師,正是早期攝影師的工作令他萌生做導演的念頭。

中學時父親送給他一部相機,他很快愛上攝影這玩意,讀書時已幫校園雜誌拍攝照片。1945年,他將拍攝的一幅報販哀悼羅斯福總統逝世的照片賣給《LOOK》雜誌,賺了25美金之餘,也獲邀成為雜誌社史上最年輕的攝影師,當時他只有17歲。1945年至1950年期間,他為雜誌社拍攝了許多人物系列照片,他擅長以對比的方式來拍攝,作品也很有戲劇效果。

非常值得一提的作品是拍攝拳擊手的相片,他以記者的視野及fans的好奇心來拍攝拳擊手一日的生活,包括做彌撒、食早餐、賽前檢查及比賽的畫面,構圖與畫面都很獨特,所有畫面加起來正是一個完整的storyboard。1951年,他沿用這輯相片的結構,拍攝了一部十多分鐘的紀錄片《Day of the Fight》,正式走向導演之路。

五年攝影生涯中,Stanley Kubrick拍攝下逾萬張相片,許多都未曾曝光。數年前,紐約城市博物館(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曾在網上拍賣他的作品,2014年也曾在維也納展出過這些照片,2018年,紐約城市博物館將舉辦《Through a Different Lens: Stanley Kubrick Photographs》,展出129張他在雜誌社工作時期的攝影作品,包括已出版甚至從未曝光的相片以及負片。

過渡——WMA大師攝影獎入圍作品展(Part 1)

一年一度的WMA(WYNG Media Award)大師攝影獎最近在中央圖書館揭幕,以「過渡」為主題的展覽,展出九位入圍攝影師作品,以及三組錄像作品與WMA委託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創作的攝影及裝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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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家陳淑安

陳淑安 《花沾油墨》

說來有趣,香港藝術家陳淑安理工大學畢業後做過十多年攝影記者,每日被不同的工作任務佔據,一直沒有時間思考及創作屬於自己的系列作品。一年多前由攝影師轉為做編輯,反而多了時間去思考,工作模式雖有所轉換,但她並沒放下相機,創作了這系列《花沾油墨》的作品。

去年特首選舉期間,每天翻開報章都有相關報道,剛剛由攝影師轉任編輯的陳淑安,每日都會閱讀不同的報紙文章,她將幾十篇相關文章的報紙剪裁成花瓣,再拼貼成一朵完整的花。細心閱讀花瓣中的內容,由葉劉淑儀的「贏返香港」到眾人齊撐曾俊華,到最後新特首班子亮相,花瓣之間是有時序性,陳淑安用藝術的形式去紀錄香港的歷史。照片背景用上黃藍二色,這兩種顏色在香港有另一層意思,陳淑安笑說純屬是巧合。

《花沾油墨》的油墨是她閱讀時報紙沾在手上的痕跡,花代表著希望,由梁振英過渡到林鄭月娥,對某些人來講的確象徵了希望,但這是真的希望,還是如花瓣般被風一吹就散的「泡沫式希望」呢?這值得觀眾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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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由攝影師龔鶴

龔鶴《心願》

中國自由攝影師龔鶴的作品《心願》,邀請了四川省遂寧市的普通民眾,有文盲、農民、醫生、老師及小朋友等,把他們對香港的看法與願望寫出來,再用影像固定下來。

86歲的伯伯聽說香港很好而想來看看、有紋身師想去蘭桂坊體驗夜生活、有警察想找偶像周潤發拿簽名、有推土機司機想聽劉德華演唱會……他說原本想拍攝解放軍的,不過怕政治敏感就先自我審查了。一系列作品由86歲農民開始,以7歲小朋友做結尾,象徵著從過去走向未來,藉此表達出時空的過渡。

這系列作品很有趣,雖然近年時常聽到中港融合,但原來許多人對香港的印象仍是很刻板的,11位拍攝對象中有一人來過香港,覺得太平山頂的夜景令人心曠神怡。事前未曾來港的攝影師龔鶴,對香港的印象也很碎片化,僅從電視或其他媒體得知支離破碎的資訊,原本對香港充滿憧憬的他,來港幾日後發覺,香港其實與北京上海、甚至成都重慶等大城市差別並不大,「唯一不同就是房價太高了,把年輕人的夢想都扼殺了。」

遂寧在中國內地只屬於三四線城市,當地人對香港了解固然不多,如果這系列作品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或廣東省城市拍攝的話,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果。我在想,如果有香港攝影師拍攝下港人對內地的印象,又會是怎樣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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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後自由攝影師Billy Kwok

Billy H.C. Kwok《回歸之後》

以《回歸之後》為名,令這輯照片添上濃厚的政治色彩。全職自由攝影師Billy Kwok想探討的,是關於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地產文化、貧富懸殊、土地問題……

Billy原本是文字記者,後來才成為獨立攝影記者,為全球最大圖片社Getty及《紐約時報》、《Bloomberg》等媒體拍攝社會及文化類型的系列影像。回歸時他只有八歲,仍在讀小學,好奇他為何對回歸有興趣?

「其實並非所有照片都是關於回歸本身,而是回歸後香港人的生活,當三十年後再回首現在身處的這個時代,這些都會是很重要的照片。」

世上很少地方像香港一樣,在哥爾夫球場附近有一片樓景;梁福元騎馬食蓮霧的畫面,對香港人來說是很陌生的,卻是他的日常生活;天台屋的符號性更加明顯,鐵皮屋在幾十年前很普遍,原來現在仍有這樣的房屋,住在裡面的都是新移民。一張照片,既反映出香港貧富懸殊的現狀,又帶出回歸之後的身份問題。

這系列作品紀錄了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在回歸的璀璨煙花下,從舊移民到新香港人、從地產中介到新界鄉紳(梁福元),如何在這個「五十年不變」的過渡中生活,大家又是如何在潛移默化中,對眼前的事物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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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宗《化靈為物》

香港坊間有許多人迷信人死後會前往地府,投胎新生命,後人會燒紙祭品傳送給死者享用。攝影師陳國宗用商業攝影的手法拍攝紙祭品,去探索這種儀式及迷信背後的想法,是否大家相信了,這些東西就必然存在呢?

梁望琛《風中的香港旗》

四年前的雨傘運動改變了許多事情,對現年23歲的攝影師梁望琛來說,是對香港的前景及未來的不安與焦慮。在《風中的香港旗》這系列作品中,他用仰望的角度拍攝香港區旗飄揚的姿態,作品中的旗幟不是壯觀地完全展開,而是蜷縮成奇怪的形狀,攝影師用這系列黑白作品,來呈現出香港近年的不安及複雜情緒。

 

《過渡——WYNG大師攝影獎及WMA視像作品展》

日期:201841424

地點: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不似攝影的攝影 Wolfgang Till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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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gang Tillmans的作品大小及尺寸不一,有時甚至簡單用透明膠紙或長尾夾吊在牆上,看起來非常隨意。(卓納畫廊)

在德國藝術家Wolfgang Tillmans的展覽上,總是有人會忍不住問,為何他的作品這麼平庸,卻可以擺在畫廊裡做展覽?如果你也曾這麼想,或許正中藝術家下懷,因為他感興趣的,不是自己是否拍攝了一張出色的照片,而是觀眾觀看照片的反應。

要明白他的作品,先來了解他的世界。這位50歲的德國人,從小就是個喜歡發問的男孩,熱愛天文學的他在無窮宇宙中找到慰藉。觀星時經常有光學失真及能見度的問題,用不同儀器在不同天氣下會呈現不同的現象,所以他自小就明白,看待事物的方式可以是不一致的。

《蘇珊·奧伯貝克(無文胸樂隊)》(Susanne Oberbeck (No Bra),2016)與《派翠西亞》(Patricia, 2018)

1990年代他曾在英國Bournemouth & Poole College of Art & Design修習過兩年攝影理論課程,在此之前,18歲時他已使用黑白激光複印機來創作圖片。1995年出版第一本攝影集Wolfgang Tillmans》,就顯示出對攝影的探索,書中他將友人的肖像與世界各地的景觀並置在一起,玩味地將親密、趣味及社會批判融合,向社會制度及現實提出疑問。1998年的《Wolfgang Tillmans: Burg》及2005年的《Truth Study Center》更走進一步,從肖像、靜物到天文攝影,內容更多元化。

他不是那種墨守成規的人,創作時自然沒有學院派那種嚴肅及技巧的包袱,所以當時攝影界及攝影畫廊也不太嚴肅對待他的作品,即使2000年他獲得英國當代藝術大獎透納獎(Turner Prize)、以首位用攝影為媒介及首位非英國籍的藝術家獲得此獎項時,仍有評論家認為他的作品不知所謂。還好當代藝術畫廊選擇了他,讓他繼續突破攝影的界線。

 

《切片》(Sections, 2017)與《CLC 004, 2017》

探索攝影的意義

在他的展覽中,不會將所有作品裝裱得美輪美奐,然後整齊地並列在牆上。他的作品大小及尺寸不一,有時甚至簡單用透明膠紙或長尾夾吊在牆上,看起來非常隨意。所以你看他的作品不會很享受,不會覺得他很了不起,感覺就是拍攝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情。其實每件作品的大小及位置都經過計算,形成不一般的觀展經驗。看他的作品,不是看他如何拍攝或者拍攝了什麼,除了感官上的刺激,他也想激發你去質問攝影的意義及本質,它為何要做成這樣?作為觀眾又是否要一味地同意呢?

我曾看過他的畫冊,有時也覺平平無奇,甚至不明其拍攝動機,沒有太多的隱喻,也沒有Martin Parr那種令人會心一笑的趣味點。不過有些作品,仍是會嚇你一跳的,尤其在畫廊觀展時。記得他有幅特寫陰莖的作品,大大張照片巨細無遺,看得人臉都紅。這種視覺上的衝擊,直接轉化成觀眾的反應,非常玩味。他不避諱觸碰性的主題,但不會像Terry Richardson及其徒弟新田桂一那樣過份渲染,甚至以此為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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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納畫廊展覽現場

看他最近在香港舉辦的展覽,玩味感覺不太強烈,橫跨畫廊的兩層空間,展示他的新舊肖像及靜物攝影作品。細心留意的話,仍能看到他一向創作的心思,他會將某些作品放大,就如那幅鳥瞰撒哈拉沙漠的巨大照片,近乎無窮無盡的細節帶來視覺上的衝擊;有些作品一如既往細細張並列,形成有趣的對比,讓觀者在過程中感受到他的聯繫。1993年時他曾拍攝澳門與大陸的邊境,25年後另一幅在上水的作品,同樣透過跨越邊界的相片,把看不見的地域差異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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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看深圳,a-b》(Shenzhen from Hong Kong, a-b,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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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冰箱靜物》(Freezer Still Life, 2017)與右《玩紙牌,香港》(Playing cards, Hong Kong, 2018)

 

在展覽現場他說起當年來港的感受,「那是我第一次來亞洲,對這個地方幾乎一無所知,也覺得自己的觀察很表面。」當時他在街上拍攝了一群菲律賓女人席地而坐的畫面,這對於當時的他或許是很新鮮的畫面(另一幅電視記者訪問豬肉檔的作品相信也是如此),25年當他再踏足香港時,原來此情此景仍在,這次他拍攝的是一班菲律賓女人在玩紙牌。同場還有他的紅外線自拍作品,以及他用複印機將具體事物與抽象圖片結合的作品,在在顯示出他多元的創作手法。

1990年代末時,他已認為這個世界有太多的照片,沒有必要再以這種方式生產更多的照片,所以當時他突然轉向拍攝一些不太真實的畫面,一些比較抽象的圖像。而今更是一個影像氾濫、無處不在的年代,他想以深刻的手法提醒大家,究竟攝影還有什麼作用。

《伊芙琳(日食之後)》(Evelene(Post Solar Eclipse),2017)《阿爾戈船員》(Argonaut, 2017)

《Wolfgang Tillmans》

日期:即日起至2018年512

地址:卓納畫廊(中環皇后大道中80H Queens 56樓)

人肉炸彈女孩 by Adam Fergu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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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聞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日前公佈得獎作品,這項成立於1955年的權威新聞攝影比賽,吸引全球125個國家4,548名攝影師參加,共有73,044張參賽作品,分為新聞、人物、環境、運動等不同範疇,委內瑞拉攝影師Ronaldo Schemidt拍攝的著火示威男人作品固然精彩,贏得年度最佳作品(Photo of the Year)。

值得關注的故事當然還有很多,例如由澳洲攝影師Adam Ferguson拍攝的人物組別冠軍作品「『博科聖地』將自殺式炸彈綁在她們身上,但這些女孩仍然活著」(Boko Haram strapped suicide bombs to them. Somehow these teenage girls survived.),這系列作品也曾贏得2018Pictures of the Year InternationalPOYi)肖像組別的二等獎。

 

先來介紹Adam Ferguson,今年40歲的澳洲人是位戰地攝影師,曾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拍攝,作品常見於《TIME》、《國家地理雜誌》、《紐約時報》等媒體。名字你未必很熟悉,但他的作品你一定見過,2015年他曾為《TIME》拍攝台灣總統蔡英文,當時大家笑說這張封面照片看起來像《Star Wars》裡的尤達大師,引起廣泛討論。Adam Ferguson事後回應說照片並非時尚照片,他想呈現的是蔡英文的堅毅性格,而非她年輕亮麗的一面。

他也來過香港。20148月他在伊拉克為《紐約時報》拍攝,乘搭軍方直升機時發生意外墜毀,機師死亡,他則逃過一劫,受傷的他稍作休養之後,便馬不停蹄趕來香港拍攝雨傘運動,其中一幅較多人知的作品,是一名男學生在旺角佔領區被反佔領人士包圍後,口部受傷流血,最後被兩名警察護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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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回“They carried suicide bombs”這輯作品,這是他為曾被尼日利亞恐怖組織 「博科聖地」(Boko Haram)綁架的女孩拍攝的肖像。2014年起,「博科聖地」在當地綁架了逾2,000名女子,然後將她們派遣到人流較多的地方,利用女孩的身體來發動自殺式襲擊。

根據世界兒童基金會(UNICEF)資料,去年當地有超過110名人肉炸彈兒童,當中大部份是女孩。《紐約時報》訪問了18位被綁女孩的故事,許多人都覺得自己必死無疑,據其中一位女孩憶述,恐怖份子會威脅女孩與他們結婚(強姦的委婉說法),或執行任務來逼使她們做出抉擇,幸好這些十多歲的女孩最後能安全逃脫,並獲得幫助解除炸彈。這系列作品相當震撼,顯示出 「博科聖地」的殘忍與當地生存環境的惡劣。

Sweet Sorrow/甜蜜憂傷 夏永康給香港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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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Sorrow,既甜蜜且憂傷,讀起來不就是情書嗎?只是這情書有點光怪陸離,充滿視覺衝擊,反襯出這個城市的物質與繁華,背後隱藏的卻是人的孤獨情感。這是攝影師夏永康(Wing Shya)給香港的情書。
他總說變遷的時代是美麗的。生活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的生活習慣潛移默化在改變,夏永康也明顯感受到了這種變化,舊事物的消失,新文化的衝擊,這種感覺縈繞在他心中許久。他想拍攝一輯相片,去呈現這種變遷,來回應社會的巨大變化,究竟在變幻的洪流中,都市人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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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擾而孤獨,是《Sweet Sorrow》這系列作品給人的最大感覺。他鏡頭下的場景都是殘破而隱蔽的,天台、廢屋、霓虹燈,在夏永康鏡頭下變成充滿電影感的畫面,每個場景的設計都盡顯他熟練的電影及時尚語言,畫面上的色彩繽紛充滿視覺愉悅,正正襯托出畫面中人物的孤獨感。他說這種反差正如香港,是不同文化拼貼出來的。這種矛盾狀態,既甜蜜且憂傷,令人著迷。
在展覽文字裡他如此提及這種感受,這個時代的人(Me Generation)物質上很富裕,但這並未為他們帶來更開心的生活,反而這種物質與資訊的氾濫,令他們的孤立意識非常明顯。其實,摩登都市的孤獨疫情何止年輕人,所有城市人也有所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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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永康關注這一代的年輕人,對年輕人喜歡攬枕、Cosplay的現象感到好奇。在這輯作品中,他將目光聚焦日本的次文化,如繩縛、性虐等,請來日本美術指導Kanako B. Koga、視覺藝術家Fantasista Utamaro合作,為每個人物設計造型及服飾,用動漫的視覺語言來呈現主題。熟悉日本次文化的人,看來應該更有共鳴。
這系列作品在2013年創作,與過往的電影劇照及商業拍攝不同,《Sweet Sorrow》是單純的個人創作,耗資三百萬、出動一百人的拍攝團隊,每天拍攝一張,最終完成了30多幅攝影作品。由構思到拍攝,用了兩年時間,再用兩年時間編輯,如此勞心勞力,原來他曾決定不對外展示,當成是給自己的情書,對他來講,享受整個拍攝過程已相當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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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作品原本有機會在日本展出,不過後來談不成就擱置了,去年港安醫院慈善基金邀請他舉辦慈善攝影展,令《Sweet Sorrow》作品曝光。上個月我曾在Art CentralBlue Lotus Gallery見過部份作品,細問之下才知原來在其柴灣畫廊正展出這系列作品。

《Sweet Sorrow》

時間:即日起至4月28日(星期二至六11am-6pm)
地址:柴灣永泰道60號柴灣工業城1座1606室Blue Lotus Gallery

浪子回頭金不換?囚——更生人士圖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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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最近在文化中心舉辦《囚——更生人士圖文展》。

浪子回頭金不換,聽就聽得多,可是當這個浪子是更生人士時,有色眼鏡還是不能輕易地摘下,做到一視同仁。社會上大家傾向幫助弱勢社群,對於在囚及更生人士,往往會被標籤為不可救藥、罪有應得,不容易被接受。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最近在文化中心舉辦《囚——更生人士圖文展》,透過香港攝影師林振東的鏡頭,配以文字訴說多位更生人士的故事,希望大家能更多地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待及接納他們,而非簡單將罪狀等同其人生。

正如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白德培牧師(Tobias Brandner)在展覽文字中所寫:「犯罪只是他們人生的一部分,社會將一個人送進監獄改造,也應該歡迎他重回我們當中。媒體或公眾往往只聚焦於其罪行,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其實,他們與你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張大偉因曾拿刀砍追債者換來牢獄之災

偉倫由道友成為註冊社工

細閱圖片的文字,發現每個人的故事都不盡相同,有人因拿刀砍追債者換來牢獄之災、有人因打劫而入冊,也有道友成為註冊社工……如何在出獄後撕下監犯標籤,重砌人生拼圖呢?其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主角名叫貫中,聲稱志願就是不讀書的他,中三畢業就進入社團撈偏,16歲開始吸毒,數年間因傷人、藏毒、勒索等罪名八次進出監獄,身體也因毒品變得虛弱,後來在日出山莊成功戒毒,喜歡足球的他更實現了參加「無家者世界盃」的夢想。三十而立,走過人生低谷的他回到日出山莊,用舍監身份以身作則,幫助正在掙扎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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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入獄的貫中16歲開始吸毒,戒毒後重回日出山莊,幫助其他吸毒者戒毒。

拍攝這輯照片的攝影師林振東,從事攝影記者十多年,也曾任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目前專注紀錄香港政治及社會議題。過往他曾以鏡頭關注香港的少數族裔女性(《她說》系列作品)及長者生活(《活著》系列作品),在展覽自述中他提到,更生人士有許多顧慮,面對鏡頭更需要勇氣。「許多人即使出獄多年,有正當職業,也似乎無法直面人生。走出實在的監獄後好像仍是四處碰壁,彷彿被囚禁在無形的囚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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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猶如一所監倉,遠看像是一排黑色的鐵窗,鐵窗內是一個個有血有淚的故事。穿過「監倉」閱讀完這些故事後,是否真能令人更輕易地放下標籤呢,或者你可以在這裡找到答案。

     

《囚——更生人士圖文展》

時間:即日起至4月12日

地址:香港文化中心地下大堂E3展區

街拍半世紀 Bill Cunningham認衫不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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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街頭攝影師Bill Cunningham兩年前與世長辭,時尚界引起一片悼念,紐約街頭從此再見不到那熟悉的身影。 在時尚界,他的名字大概無人不識。這位享年87歲的潮伯經常身穿招牌藍色外套,踩着單車穿梭紐約街頭,遇到穿着有趣的人,便會情不自禁拿起菲林相機咔嚓咔嚓,有時更會拋下單車衝出馬路拍攝,或者正是這種忘我,多年來被偷走的單車逾30架。不過他一於懶理,因為他由衷地喜歡街上途人的漂亮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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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Cunningham從來不為名人而拍攝,能讓他按下快門的,必定是有趣的服裝。從事街頭時尚拍攝半世紀,他向來認衫不認人,人們亦非常樂意讓他拍攝,連時尚女魔頭、《VOGUE》雜誌主編Anna Wintour也說「We all get dressed for Bill」,因為他會看得出你的細心打扮。 他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有個街拍專欄「ON THE STREET」,是時尚界最受歡迎的專欄之一,所收錄的正是他在日常生活所拍攝的途人裝扮。雖然他的每幅照片看起來都平平無奇,但懂得Bill的人都知道,他的專欄才是其精髓,平凡的照片拼湊出來的效果卻出奇地有趣,同時又豐富了主題。 1967年,他擁有人生第一部相機,拍攝了當時的嬉皮士運動,他意識到真正的時裝其實在街頭,而非雍容華麗的時裝舞台。雖然後來他也參加過許多時裝發佈會及晚宴,但他最愛的服飾,始終在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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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如一日,Bill的堅持及風格為他累積了名氣,自己某程度上也成為了明星。當其他人頻密與明星合照顯示地位時,他卻是名人明星爭先合照的對象,2010年更有導演為他拍攝紀錄片《Bill Cunningham New York》。 雖說在時尚界名氣甚高,不過Bill Cunningham卻過着非常簡單的生活,小小的工作室放張床就是屋企,多年來都是一個人生活,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腦及電視,幾乎每日都是食快餐,他不為金錢所束縛、也不為物質而着迷,甚至多次拒絕全職攝影師的工作。「Money’s the cheapest thing, Liberty and freedom is(are) the most expensive.」這大概就是他一生的最佳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