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是我毒癮的救贖 Antoine d’Agata

大概沒有其他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師如法國人Antoine d’Agata一樣,是個癮君子,而且一吸毒就是四十年!Antoine的生活很狂野,經常與毒販妓女為伍,面對面交談時才發覺他是個很隨和、很真誠的人,只是不說話時顯得有點抑鬱。注射毒品多年,57歲的他坦言身體很差,但每日仍會抽兩包煙,一個多小時的訪問,他先後兩次到後樓梯抽煙,「抽煙令我感到很平靜。」其實攝影何嘗不是如此,30歲時他接觸了攝影,在失焦的人生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攝影與毒品,同樣支撐著他的人生。毒品是種深深的癮,而攝影,就是這種癮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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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出現在他而立之年,但毒癮,早在他十多歲時已種下。成長在1960及1970年代,Antoine深受由法國哲學家Guy Debord創辦的左翼組織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影響,這個組織提倡打破常規、解放自我,那時的他曾參與政治抗爭,十多歲離家出走,在街頭遊蕩,酒精、海洛因、性愛就是他的生活。說出來也難以置信,年少時他曾想成為一名牧師,分擔人們的苦難,沒想到陰差陽錯,自己成為了苦難。

「我曾與不同的社會邊緣人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在柬埔寨時跟一位愛滋病女人渡過一段時間,當生命即將完結、一無所有時,這些人最需要的是陪伴,而非同情或人道主義。」這聽起來很瘋狂,相比起牧師,Antoine以陪伴分擔了這些人最後的苦難。親眼目睹過許多死去的人,也令他明白死亡是避無可避的,「生命不是追求舒適,而是去體驗生活,感受好與壞,感受渴望與害怕。」多年後他抽著香煙重提往事,說這些事情令他感到自己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哪管代價是大腦及身體都幾乎變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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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力量

毒癮無法擺脫,但有救贖,只是三十歲前他與攝影一直無緣,對此亦毫無認識,啟發他前往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學習攝影,源自一次與患有愛滋病的攝影師朋友的墨西哥之旅。「那是他生命中最後一趟旅程,我們相處了幾個月,旅途中他不停地拍攝,是攝影讓他感覺仍生存著。這讓我感受到攝影是如何給了他力量。」

從1983年離開法國周遊列國,前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經歷了常人一輩子也無法體驗的事情,當他拖著疲憊的身軀到紐約,尋找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時,他想到了攝影,於是去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求學。儘管姍姍來遲,可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卻讓他拿起相機後擁有常人缺乏的視野與感受。在那裡他遇上了Larry ClarkNan Goldin這兩位名師,「他們教我要真誠,要在乎拍攝時的感受。」在老師身上他也有所領悟,原來可以這樣來拍攝吸毒及性愛。   

在紐約期間,他曾在馬格蘭編輯部實習,1993年離開紐約後回到故鄉馬賽,期間也放下了攝影。「我其中一位女朋友為我生了兩位女兒,那四年我做過建築工人、調酒師等不同工作,賺錢養家、照顧孩子。」這樣的日子注定不會長久,當他1997年才重拾相機時,妓女、癮君子、露宿者、飽受戰爭蹂躪的人……不同國家的邊緣人,通通成為了攝影集De Mala Noche》(From Bad Night的意思)主角。畢竟,這才是真實的Antoine d’Agata

白天與黑夜的暴力

活在黑暗世界四十年,他自然把犯罪、吸毒、妓女這些主題搬入攝影,「我的作品分為兩種暴力,一種白天一種黑夜。」黑夜的暴力容易理解,其實就是他所經歷的生活,白天的暴力是從上到下的,關於移民、難民、偏遠地區的人,四月份他啟程去孟加拉,拍攝從緬甸逃亡的穆斯林(羅興亞人)。仔細想想,這何嘗不是暴力?「這系列是我攝影的一種平衡,如果只是拍攝night work,現在可能已經死了。」

性與暴力是Larry Clark為人所熟悉的元素,Antoine d’Agata橫空出世後,時常有人將二人相提並論。對Larry Clark來講,這種場面或許是一種紀錄,不過Antoine而言,攝影就是生活。在他看來,過程遠比照片本身更重要,所以他的作品充滿矇矓與動感,構圖也未必很完美——他在乎的是拍攝時的感受。有時他會把相機安放在三腳架上,用time lapse拍攝自己與女人做愛的過程。有時甚至直接把相機交付他人,由別人來拍攝。「我有時會感到迷失,相機令我持續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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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是傳染的媒介

Antoine有許多女朋友,與不同女友育有四個女兒,她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自己也居無定所。他的瘋狂人生,女兒也有所聽聞,已離世的父親生前曾因此很難過,母親相對比較了解他,儘管不接受他吸毒的行為,心底裡仍覺得他是個好孩子。相比起他的作品,世人對他自身故事更有興趣,身為攝影師,我問他會否因此感到尷尬?「我明白大家的好奇心,我的攝影其實就是我的人生,就是關於我與拍攝對象的關係。」

最近,他在黃竹坑畫廊舉辦展覽《Contamination》,展出不同時期拍攝的三十幅彩色及黑白照片,算是一個階段的總結嗎?他直接否認,「不同的展覽可以令更多人思考及質疑攝影甚至是這個世界,我會形容自己的攝影是一種傳染(Contamination)的媒介,傳染大家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他說,過去這些年在世界各地做過逾150個工作坊,學生逾1500人,數十本書籍及大量的小型展覽,這些都是他的「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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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的作品被許多博物館收藏,但他從來不聲稱自己是藝術家,也抗拒主流的攝影方法。2004年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人們對他的抗議聲音一直持續,他也一直身體力行與之對抗。「通訊社許多人以傳統的紀實方式拍攝,但我並不在乎這些所謂攝影的風格,我的作品只是展示了我對世界的理解。」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何不退出呢?「如果你要反抗這個制度,就要在制度裡發聲,在其他地方講,作用不大。當然Magnum有權力開除我,但我不介意,我只做我認為對的事情,也不太介意別人的讚賞與批評。 」

他再次強調,生命只有一次,很想去感受。訪問期間他不斷提起一句話「Too Much is Not Enough」,這是一名妓女跟他說的,「很多人說我的作品很dark,但這些人的生命比我更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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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即日至525日(免費入場)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六1pm7pm(周一及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44號盛德工業大廈8CHARBON art space

PS:作為今年法國文化節《法國五月》(Le French May)活動之一,展覽期間亦特別上演獨腳戲《Odysseia。文本取材自Antoine d’Agata,由法藉資深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Fabrice Michel及法國女演員Julie Garance共同剖析攝影師作品的內心世界。《Odysseia將於510日每晚八時在展覽場地CHARBON上演,法語演出,附英文字幕。

夢境般的游泳池 Maria Svarb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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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馥甄(Hebe)專輯《日常》封面照片

斯洛伐克攝影師Maria Svarbova的《Swimming Pool》系列作品近年紅爆網絡,兩年前台灣歌手田馥甄(Hebe)推出專輯《日常》,也遠道去東歐找這位攝影師拍攝封面照片。現年三十歲的她原本修讀考古學,2010年開始創作攝影作品,很快在這個領域闖出一片天,尤其2014年的Swimming Pool》系列作品,Vogue》、《Forbes》及《衛報》等媒體都爭先報導,也為她帶來如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Awards等大大小小的國際攝影獎。

Swimming Pool》備受熱捧,大概是因為畫面的寧靜張力,乾淨明亮如夢境,冷淡的基調配合泳手的冷漠表情,既有一種抽離感,又很有戲劇性。畫面的構圖及比例營造出一種平靜,畫面中的人物木無表情,看起來像是被抹去情感與個性的人偶,滲透著一股孤獨感,對於生活節奏急速的都市人來說,何嘗沒有共鳴?

 

畫面中的泳池是社會主義時期的產物,曾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斯洛伐克仍有保留這種建築,Maria Svarbova對社會主義時期的建築及公共空間深感興趣,2010年拍攝的《Wall》系列作品,拍攝的正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圍牆及外牆,如同Swimming Pool》系列一樣,原本了無新意的建築,在她獨特的處理下,反而有種摩登感覺。

 

越野跑手的背影 巫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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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跑步比賽相片,不是眾人起跑的壯觀場面,就是跑手們舉著手指的笑臉,很容易千篇一律。偏偏香港越野攝影師巫觀其Mo)不喜歡循規蹈矩,反而喜歡拍攝跑手的背面,用光影去表現出跑手的鬥志與堅持。

「我想透過相片去展現山賽的魅力及動態,雖然人人都想見到自己漂亮有型的一面,但我覺得那些手部或腳部的動作反而更有動感,更能表達出越野賽的特色。」阿Mo如是說。最近他舉辦首次個人攝影展,展出多幅為「逆走100」賽事拍攝的相片,畫面中的人物多是跑手背面,他還刻意一反傳統,將閃光燈融入照片,營造出舞台效果。

作為一名踏遍香港高山的越野攝影師,體能要求固然高,對阿Mo來講,最難的不是背著十公斤器材通山跑,而是在熟悉的山頭拍攝出不一樣的畫面,為此他時常要趴在地上、躲在草叢用低角度拍攝跑手經過,有時甚至要站在懸崖邊拍攝,去呈現這項賽事的刺激與艱辛,也表達出對跑手鼓勵的訊息。

這種非一般的運動視覺,或許與他運動員的經歷息息相關。阿Mo曾是港隊800米田徑代表,也試過艱辛的訓練生涯,之後從事過田徑教練及小學體育老師等工作,期間自學攝影,拍攝風景及婚禮等。兩三年前開始轉型為運動攝影師,走出教育領域,用相片去推廣運動,很快得到許多運動品牌青睞,成為The North Face贊助攝影師及南華足球隊大會攝影師等,也曾到外地拍攝沙漠挑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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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越野攝影師巫觀其(Mo)

雖然成為全職攝影師之後少了參加比賽,不過在山上出沒的時候反而更多,現在他幾乎每個星期都要上山拍攝,一年上大帽山可能不下十次。拍攝「逆走100」賽事時,他首日在大帽山從朝早八點拍攝至夜晚九點,稍作休息後,翌日清晨五點又趕到西貢拍攝,這種艱辛一點不遜於參賽者。辛苦背後,他多次強調,「想大家感受到山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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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巫觀其攝影展

地址:太子道西2042樓(走馬燈) 

日期:2018428日至54  

時間:下午2時至晚上8

窺看青春日記 Chad 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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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個永恆的拍攝主題。若你問我什麼是青春,我會說是意大利攝影師Mario Sorrenti鏡頭下的女友Kate Moss。狂野一點的,會想起美國攝影師Ryan McGinley照片中那些在煙火下裸奔的男女,自由、夢幻、任性。許多人第一次看到Chad Moore的作品,都自然而然聯想到Ryan McGinley,因為Chad鏡頭的年輕人同樣裸露、飲得爛醉,甚至在親熱。那種率直、那種朋友間的私密瞬間,成為了他鏡頭下的視覺日記。

實際上,Chad MooreRyan McGinley份屬好友,曾經協助Ryan創作作品,某程度上也受他影響。來自佛羅里達州的他,原本是一名BMX單車手,十多歲時朋友給他一部傻瓜相機,在不同城市拍攝玩BMX的情景。一般的BMX運動攝影都會用上專業的燈光,Chad Moore卻是由感覺出發,拍攝下那些自然的畫面。「BMX是一種非主流文化,是朝九晚五以外的另一種生存模式。開始拍攝時我仍很年輕,我很喜歡拍攝人,很想拍攝下那個時刻,我覺得成長後這個世界會逐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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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開始投身攝影界,他一直用一種不修飾的風格去拍攝身邊朋友,當外界讚譽他完美捕捉了青春的頌歌時,他卻強調自己只是在拍攝周圍的世界。其中一幅較多人認識的作品,是一張在Airbnb拍攝的相片,先醒過來的他,看見三位朋友相擁而睡的畫面很有趣,就拍攝了下來。在香港首個個展上,他回憶起四年前的相片,笑說這個畫面的確很sensual。這還不止,他也曾拍攝過朋友親熱甚至做愛的畫面,你或者覺得他在偷窺,Chad Moore說這其實是很真實很自然的畫面,不過此刻回想,他坦言是個有趣而奇怪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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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少艾之外,高飽和的色調也造就Chad Moore的攝影特色。他喜歡用傻瓜菲林機拍攝,因為其細巧的體積看起來不會令人有所防備,拍攝時他會將菲林先預先曝光(Pre-Exposure),營造出一種飽和及霧化的色調,看起來很有電影感。不過這種效果並不精準,所以每次出來的效果都很有驚喜,尤其他喜歡捕捉人的表情,甚至眼睛的局部,都讓照片看起來很夢幻。正是這種色調,讓照片瀰漫著一股青春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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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T》——Chad Moore攝影展

日期 : 即日起至2018819日(11am-9pm)

地點  : 尖沙咀河內道18K11商場119號店agnès b. Galerie Boutique Rue de Marseille

超現實時尚 Rodney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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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超現實主義,西班牙畫家Salvador Dalí及比利時畫家Rene Magritte是兩座高山,對後世影響深遠,至今仍相當流行,尤其數碼影像及後期製作盛行的當下,許多風牛馬不相及的影像經過處理後,已帶有超現實風格影子。美國攝影師Rodney Smith最厲害之處,是他從來無需後期製作,以或夢幻或怪誕的照片,奇妙地構思出超現實主義元素。

古典、簡約、怪誕,是Rodney Smith照片的特色,鏡頭下的人物,男的多是西裝高帽、女的則多數穿上優雅裙子,猶如生活在童話世界或夢境中。時下流行用Photoshop執相,在仍是黑房的年代,他同樣無需後期製作,也不用特別濾鏡加強效果,單憑想像力將現實變為超現實。這種風格的特徵就是超乎邏輯,例如Dalí畫中的時鐘是扭曲的、Magritte畫中的後腦是有面孔的,Rodney Smith聰明之處就是將生活中的不合常理,在事前通過畫面表達出來,譬如他會將生活中的物件放大以顯得真人渺小、或者將人物放置在古怪的場景中,以影像挑戰人類固有的常識與理性。

照片常常天馬行空,許多人以為他事先已籌備好一切,其實他大多數的作品,都是臨拍攝前數分鐘即興構思出來的,以哈蘇中片幅相機進行拍攝。Rodney Smith的作品毫不嘩眾取寵,沒有誇張強烈的視覺衝擊,反而隨處可見他構圖的心思,他甚至將超現實風格帶進時裝攝影,在以豪華、大製作的時尚界,以想像力及幽默感走出非凡道路,既有傳統的時尚感,又創作出一種永恆的感受,在藝術及時尚領域遊刃有餘。

有些人或許天生就擅長某樣事物,只是後知後覺。作為一名攝影師,他的專業之路有點不一樣,生於1947年的他,年少時已喜歡攝影,不過一直鮮有操刀拍攝,大學時學習的是英國文學,後來到耶魯大學修讀神學時,才跟隨注重寫實風格的攝影大師Walker Evans學習攝影。受恩師所影響,70年代的他曾拍攝過許多寫實照片,也曾在耶魯大學教授攝影。不過他並無沉浸在學術的象牙塔中,反而慢慢從紀實攝影轉向時裝攝影,成功打入商業及時尚世界,但仍堅持攝影教學多年。這或多或少與家庭背景有關,父親是時裝品牌Anne Klein總裁,無形中也培養了他對時尚、美學及細節的觸覺,照片中的構圖、燈光都非常嚴謹,他對影像細節一絲不苟,兒時的潛移默化絕對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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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y Barker 用攝影美學喚醒環保意識

PENALTY - The World
《Penalty – The World》,89名義工用四個月時間在41個國家及島嶼收集的769個足球。

在2015年的WYNG大師攝影獎作品展上,英國攝影師Mandy Barker的作品Hong Kong Soup:1826》(香港湯:1826)很發人深省,根據環保團體「綠惜地球」估計,香港人日棄528萬個膠樽,當中絕大部份葬身堆填區!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Earth Day),我又想起Mandy Barker的故事。

她小時候就很喜歡海,喜歡在海邊收集貝殼,後來她慢慢發現海邊出現越來越多的廢棄物,除了常見的膠袋膠樽,甚至連家用電器也有!究竟這些物件是如何漂到大海的呢?她經常思考這個問題,也嘗試用攝影去喚醒更多人關注環境議題。最初她向別人展示沙灘上佈滿垃圾的照片時,人們可能會「嘩」一聲,但實際上並不特別感興趣。於是她垃圾帶回工作室,將其重新組合分類,創作成唯美圖像,來吸引人關注背後的訊息。

Hong Kong Soup 1826 - Lighter
《Hong Kong Soup:1826 – Lighter》

她將這系列作品命名為《Soup》,其後來香港時也創作一輯作品叫Hong Kong Soup:1826》,數字1826指的是香港每日運送1,826噸塑膠廢料進入堆填區——素聞香港塑膠問題嚴重,數年前她來香港參加公益組織「無塑海洋」(Plastic Free Seas論壇時,在三十多個海灘收集大量海洋垃圾,用三年時間在香港及倫敦創作出Hong Kong Soup:1826》這系列作品。

SOUP Translucent
《SOUP: Translucent》

她不是直接記錄海灘的廢物現場,而是將收集而來的火機、模型、包裝紙等廢物進行分類拍攝,再經後期處理震撼的影像。這一招就如「糖衣毒藥」,遠看作品時恍如星空,走近一看才恍然大悟,原來黑色背景中的「繁星」,正是我們日常製造的垃圾!當文字與數據左耳入右耳出的時候,這些影像卻可直達大腦,用視覺去刺激觀者情感,從而促使大家去思考背後的問題。

WMA大師攝影獎展覽(Part 2) 謝至德《萬念‧歸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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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我們報導過WMA大師攝影獎入圍攝影師的作品,同場其實還有WMA委託計劃「我們是誰」得主、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個展《萬念‧歸寂》。「我們是誰」顧名思義探討的是身份問題,不過在講「萬念‧歸寂」前,先回顧年初在JCCAC舉辦的第一部分展覽《萬念‧叢生》。

「叢生」與「歸寂」,聽落頗有佛學意味,謝至德說,人的念頭會不斷生滅,但最後都會歸寂。在謝至德近三十年的攝影生涯中,共創作逾40個系列作品,對他而言,攝影創作的「叢生」,正是90年代拍攝的《香港面孔》。回歸前夕,外國傳媒爭先來港拍攝殖民地的最後歲月,那些充滿異國情調及政治符號的畫面,卻不是謝至德所熟悉的香港,他決定以本地人的視角,去展現香港真實而日常的一面。

萬念‧叢生》將鏡頭瞄準香港人的生活日常,《萬念‧歸寂》則更多從自身出發,將個人經歷結合香港歷史,創作了一系列影像、錄像及裝置作品。過去與現在、眾生與自身,兩輯作品互相呼應,延續的都是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也有他對這座城市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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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喚:沉默的他者》這系列攝影作品中,他置身香港與深圳的不同邊境,結合投影創作一系列影像,內容有政治人物、回歸等對港人影響較深的事件,以影像做一個跨時空對話。「香港人很善忘,我想將以前經歷過的事情,帶回今日這個時空,喚起大家的記憶。」

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這三位過去的特首,謝至德將他們的照片合併在一齊,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這正是香港人對於我城歷史的普遍認知。另一幅作品他面向深圳,將英國國旗及香港區旗投影在自己背部,來說明香港人難以解釋的身份。

邊境對大部份人來說是個比較敏感的地方,會有一種恐懼或被監控的感覺,在作品中謝至德特意用上紅色燈光,帶出危險的訊號,「同時這種燈光又有種劇場感,好像很真實又不全然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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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攝影系列作品《一百零八個‧念‧頭》中,他拍攝了108位不同種族不同身份的人的樣貌,在12個不同的邊境地方分別投影九個人的人像,再將多重曝光九次的影像結合,照片中的人物變得無法辨認,在這裡身份忽然消失了,成為一種無分你我他的大同,但現實社會中又會否有這種豁達的包容呢?

攝影作品之外,現場還有多組裝置作品,謝至德說,一張相片未必能夠表達出「萬念」的想法。展覽入口處地上放有一堆工程燈,這部份作品名為《現在進行…釋》,東歪西倒的工程燈上寫著回歸後人大常委五次釋法的內容,在他看來,釋法就是不斷進行的工程,有人擁抱也有人上街反對,一閃一閃的工程燈正象徵了一生一滅的念頭。

他以「萬念」來貫穿整個展覽,又例如那幅三位特首合成的照片,現實中他們可能神憎鬼厭,但合成之後又似乎不太令人討厭,「我想大家去思考究竟我們的念頭是如何產生的,每個念頭又是如何影響了我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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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WYNG大師攝影獎及WMA視像作品展》
日期:2018年4月14至24日
地點: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Stanley Kubrick 太空漫遊前的攝影作品

大導演Stanley Kubrick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發條橙》、《閃靈》等經典之作,大家應該一早已看過,不過他作為攝影記者拍攝過的照片,相信大部份人仍未看過!是的,他曾在紐約《LOOK》雜誌做過五年攝影師,正是早期攝影師的工作令他萌生做導演的念頭。

中學時父親送給他一部相機,他很快愛上攝影這玩意,讀書時已幫校園雜誌拍攝照片。1945年,他將拍攝的一幅報販哀悼羅斯福總統逝世的照片賣給《LOOK》雜誌,賺了25美金之餘,也獲邀成為雜誌社史上最年輕的攝影師,當時他只有17歲。1945年至1950年期間,他為雜誌社拍攝了許多人物系列照片,他擅長以對比的方式來拍攝,作品也很有戲劇效果。

非常值得一提的作品是拍攝拳擊手的相片,他以記者的視野及fans的好奇心來拍攝拳擊手一日的生活,包括做彌撒、食早餐、賽前檢查及比賽的畫面,構圖與畫面都很獨特,所有畫面加起來正是一個完整的storyboard。1951年,他沿用這輯相片的結構,拍攝了一部十多分鐘的紀錄片《Day of the Fight》,正式走向導演之路。

五年攝影生涯中,Stanley Kubrick拍攝下逾萬張相片,許多都未曾曝光。數年前,紐約城市博物館(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曾在網上拍賣他的作品,2014年也曾在維也納展出過這些照片,2018年,紐約城市博物館將舉辦《Through a Different Lens: Stanley Kubrick Photographs》,展出129張他在雜誌社工作時期的攝影作品,包括已出版甚至從未曝光的相片以及負片。

過渡——WMA大師攝影獎入圍作品展(Part 1)

一年一度的WMA(WYNG Media Award)大師攝影獎最近在中央圖書館揭幕,以「過渡」為主題的展覽,展出九位入圍攝影師作品,以及三組錄像作品與WMA委託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創作的攝影及裝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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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家陳淑安

陳淑安 《花沾油墨》

說來有趣,香港藝術家陳淑安理工大學畢業後做過十多年攝影記者,每日被不同的工作任務佔據,一直沒有時間思考及創作屬於自己的系列作品。一年多前由攝影師轉為做編輯,反而多了時間去思考,工作模式雖有所轉換,但她並沒放下相機,創作了這系列《花沾油墨》的作品。

去年特首選舉期間,每天翻開報章都有相關報道,剛剛由攝影師轉任編輯的陳淑安,每日都會閱讀不同的報紙文章,她將幾十篇相關文章的報紙剪裁成花瓣,再拼貼成一朵完整的花。細心閱讀花瓣中的內容,由葉劉淑儀的「贏返香港」到眾人齊撐曾俊華,到最後新特首班子亮相,花瓣之間是有時序性,陳淑安用藝術的形式去紀錄香港的歷史。照片背景用上黃藍二色,這兩種顏色在香港有另一層意思,陳淑安笑說純屬是巧合。

《花沾油墨》的油墨是她閱讀時報紙沾在手上的痕跡,花代表著希望,由梁振英過渡到林鄭月娥,對某些人來講的確象徵了希望,但這是真的希望,還是如花瓣般被風一吹就散的「泡沫式希望」呢?這值得觀眾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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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由攝影師龔鶴

龔鶴《心願》

中國自由攝影師龔鶴的作品《心願》,邀請了四川省遂寧市的普通民眾,有文盲、農民、醫生、老師及小朋友等,把他們對香港的看法與願望寫出來,再用影像固定下來。

86歲的伯伯聽說香港很好而想來看看、有紋身師想去蘭桂坊體驗夜生活、有警察想找偶像周潤發拿簽名、有推土機司機想聽劉德華演唱會……他說原本想拍攝解放軍的,不過怕政治敏感就先自我審查了。一系列作品由86歲農民開始,以7歲小朋友做結尾,象徵著從過去走向未來,藉此表達出時空的過渡。

這系列作品很有趣,雖然近年時常聽到中港融合,但原來許多人對香港的印象仍是很刻板的,11位拍攝對象中有一人來過香港,覺得太平山頂的夜景令人心曠神怡。事前未曾來港的攝影師龔鶴,對香港的印象也很碎片化,僅從電視或其他媒體得知支離破碎的資訊,原本對香港充滿憧憬的他,來港幾日後發覺,香港其實與北京上海、甚至成都重慶等大城市差別並不大,「唯一不同就是房價太高了,把年輕人的夢想都扼殺了。」

遂寧在中國內地只屬於三四線城市,當地人對香港了解固然不多,如果這系列作品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或廣東省城市拍攝的話,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果。我在想,如果有香港攝影師拍攝下港人對內地的印象,又會是怎樣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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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後自由攝影師Billy Kwok

Billy H.C. Kwok《回歸之後》

以《回歸之後》為名,令這輯照片添上濃厚的政治色彩。全職自由攝影師Billy Kwok想探討的,是關於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地產文化、貧富懸殊、土地問題……

Billy原本是文字記者,後來才成為獨立攝影記者,為全球最大圖片社Getty及《紐約時報》、《Bloomberg》等媒體拍攝社會及文化類型的系列影像。回歸時他只有八歲,仍在讀小學,好奇他為何對回歸有興趣?

「其實並非所有照片都是關於回歸本身,而是回歸後香港人的生活,當三十年後再回首現在身處的這個時代,這些都會是很重要的照片。」

世上很少地方像香港一樣,在哥爾夫球場附近有一片樓景;梁福元騎馬食蓮霧的畫面,對香港人來說是很陌生的,卻是他的日常生活;天台屋的符號性更加明顯,鐵皮屋在幾十年前很普遍,原來現在仍有這樣的房屋,住在裡面的都是新移民。一張照片,既反映出香港貧富懸殊的現狀,又帶出回歸之後的身份問題。

這系列作品紀錄了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在回歸的璀璨煙花下,從舊移民到新香港人、從地產中介到新界鄉紳(梁福元),如何在這個「五十年不變」的過渡中生活,大家又是如何在潛移默化中,對眼前的事物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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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宗《化靈為物》

香港坊間有許多人迷信人死後會前往地府,投胎新生命,後人會燒紙祭品傳送給死者享用。攝影師陳國宗用商業攝影的手法拍攝紙祭品,去探索這種儀式及迷信背後的想法,是否大家相信了,這些東西就必然存在呢?

梁望琛《風中的香港旗》

四年前的雨傘運動改變了許多事情,對現年23歲的攝影師梁望琛來說,是對香港的前景及未來的不安與焦慮。在《風中的香港旗》這系列作品中,他用仰望的角度拍攝香港區旗飄揚的姿態,作品中的旗幟不是壯觀地完全展開,而是蜷縮成奇怪的形狀,攝影師用這系列黑白作品,來呈現出香港近年的不安及複雜情緒。

 

《過渡——WYNG大師攝影獎及WMA視像作品展》

日期:201841424

地點:中央圖書館展覽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