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閃先驅 Gjon M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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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碼相機普及化的年代,光繪攝影(Light Painting,也稱光影塗鴉)作為一種創作手法早是屢見不鮮,且愈趨天馬行空。不過在大半世紀前,這是一種非常前衛且罕見的攝影方法,連大畫家畢加索也被這種攝影形式所吸引,即興創造一組光影塗鴉作品。當時將這種新鮮玩意介紹給畢加索的,就是Gjon Mili。他是最早進行光繪攝影創作的攝影師之一,也是將這種攝影手法發揚光大的重要推手,而他本身更是頻閃攝影的先驅。

頻閃攝影

1904年生於阿爾巴尼亞,Gjon Mili童年在羅馬尼亞度過,1923年到美國麻省理工(Massas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習電子工程,畢業後一直研究照明相關的項目。除了是工程師,他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攝影師,1930年代中,麻省理工教授Harold E. Edgerton發明電子閃燈後,二人在此基礎上開創頻閃攝影(Stroboscopic Photography),Gjon Mili似乎也找到方向,他變得很有想法,攝影技巧也進步神速。

他利用連續高速的閃燈,在同一次曝光中紀錄下運動員或雜技演員連續運動的過程,高速的頻閃能將肉眼無法看見的效果捕捉下來,而重疊而錯落有致的影像也非常有節奏感,令人物形象頓時生動起來。Gjon Mili還利用這個技術來拍攝舞蹈員、小提琴家、高爾夫運動及Alfred Hitchcock等名人。拍攝時他通常選擇黑色或深色的背景,以更好地突出主體效果,這種拍攝手法在大半世紀後的今天依然不容易掌握,可想而知在當時是多麼有前瞻性及創新性。1939年,他也因此憑著別樹一幟的攝影風格,開始為《LIFE》雜誌擔任客席攝影師,一直持續到1984年他生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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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繪攝影

當然,頻閃攝影只是Gjon Mili為人所讚頌的一部分,1940年在拍攝滑冰運動員時,他在冰靴上裝上了一個小燈泡,以慢快門的拍攝方法捕捉了運動員舞動的光線軌跡,成就光繪攝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後來1949年當他為《LIFE》雜誌拍攝畢加索時,正是向畢加索展示這張光繪照片,介紹這種創新攝影。畢加索對這種攝影形式非常感興趣,並很快激發出靈感,嘗試去進行這個攝影實驗。畢加索拿起一隻小燈泡隨即在空中舞動起來,Gjon Mili在現場擺設兩部相機,分別拍攝正面和側面,在快門的開闔之間,捕捉下畢加索利用燈泡繪畫的痕跡。在15分鐘的過程中,畢加索進行數次嘗試,最著名的一張莫過於半人馬圖案(Centaur)的光繪作品了。蘋果教主Steve Jobs家中,亦掛有當年Gjon Mili拍攝畢加索的作品。之Gjon Mili多次拜訪畢加索,紀錄他的工作與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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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y Winogrand 攝影是對生活的好奇心

美國攝影師Garry Winogrand一生在街頭拍攝30多年,快門下的影像超過五百萬張,卻一直拒絕街頭攝影師的稱號。他鏡頭下的照片並不追求美觀或嚴謹構圖,他想呈現的,是他對攝影及生活的好奇心,究竟眼前這一幕變成影像後會是甚麼模樣。他說自己的照片並無記錄或說明任何東西,純粹只是享受拍攝的樂趣,拍攝後他往往也不急於顯影,甚至在他1984年死後,仍留下數以萬計從未曝光的照片。

街頭攝影

街頭攝影(Street Photography)在二戰後已相當流行,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及Robert Doisneau拍攝戰後的巴黎,另一邊廂在美國,攝影文化更是蓬勃發展,Robert Frank、Elliott Erwitt、Garry Winogrand等人都是街頭攝影的先鋒。Garry Winogrand原本學習的是繪畫,後來在接觸攝影後,便死心塌地愛上它。他1928年生於紐約,父母是東歐移民,1946年高中畢業後曾短暫從軍,翌年回到紐約學習繪畫,之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攝影及繪畫。1951年,他跟隨著名攝影師Alexey Brodovitch學習新聞攝影,1955年,作品已入選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覽。

貴多不貴精

Garry Winogrand總是精力充沛,每天他總背著相機外出拍攝,據知他一生拍攝幾萬卷菲林,每天幾乎都要拍攝數百張照片,如此多產,究竟他是如何拍攝的?街道上,他緩慢地移動,站在行人中間不斷地拍攝,有時候短短一個街區,他已經拍攝完整卷菲林。拍攝時他非常投入,見到要拍攝的場景,更會無視交通規則,穿過馬路去拍攝照片。他曾說,如果猶豫要不要拍攝時,就按下快門吧——他寧可錯拍,也不願錯過。

攝影就如毒藥般吸引着Garry Winogrand,是因為他對生活充滿熱情,想以攝影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說自己拍攝就是為了看看那些東西會變成甚麼模樣,拍攝時他腦海中沒有預先的構圖,也不介意拍攝出來的效果,構圖總是歪歪斜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的照片裡也有一種其他攝影師所沒有的生活氣息。事實上,拍攝後他並不急於沖洗菲林,有時甚至一兩年後才進行沖印。他認為,選取好照片時容易被自己拍攝時的情感及心情所影響,當你情緒最好時,選出來的作品卻未必是最好的,所以他常說攝影師在情感上要保持距離。

走遍美國

Garry Winogrand以拍攝美國生活揚名,幾乎走遍美國大小城市,拍攝五六十年代的街頭眾生相。為了到不同的城市拍攝,有時他也要擔任攝影記者或幫雜誌拍攝廣告攝影等來維持開支,到1970年代則選擇教授攝影。他曾先後三次獲得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第一次是1964年,他得在美國不同城市展開街頭拍攝計劃。1969年再次獲得獎學金,以七年時間拍攝媒介對事件的影響。拍攝時他總以廣角鏡頭拍攝,這不單能包含更多的畫面與信息,誇張的透視也帶來一種視覺衝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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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雅文《浮游》 斑駁陸離的香港街景

踏足深水埗文青咖啡店小房子,閣樓的展覽空間別有洞天,周圍佈滿花草植物、五顏六色的LED燈串,蔣雅文拍攝的照片散落在牆上不同地方。油漆脫落的牆身有種粗糙感,褶皺或不規則的照片無阻其斑駁色彩,一種廢墟中的綠意盎然感覺油然而生,展覽在聖誕假期開幕,彷彿有種「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她藉此隱喻我們每天面對的生活縮影。

展覽現場有種廢墟中的綠意盎然感覺。

移台多年 疫下回家獲勇氣

蔣雅文中學時期已加入攝影學會,那時數碼相機還未普及,她學懂菲林沖曬及攝影原理,自此成為樂此不疲的興趣。「拍攝題材多是引起我好奇心甚至使命感的人、事、物。」 2007年,她在一個慈善活動得知香港有大量獨居老人得不到妥善照顧,於是萌生為他們記錄自己曾經「存在」的證據,出版黑白相片集《在》。兩年前的《花飛》攝影集,則是記錄妹妹在29+1這個人生轉捩點的時刻。儘管出版過數本攝影集、舉辦過多次展覽,然而許多人提起蔣雅文的名字,仍會首先聯想起她之前的藝人或歌手身份。

「我對攝影師這頭銜並沒有感覺,我覺得不一定要大師級才能將作品結集成書。攝影對我而言,算是一種表達自己的媒介,而書本是這種表達的紀錄。」舉辦展覽同樣如此,是她呈現心聲的場所,最新展覽名為「浮游」,有漫遊之意,是她拍攝這些照片時的狀態。

疫情期間,蔣雅文隨意拍攝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

照片攝於去年初,移居台灣多年的她,在經歷過人生中的低潮過後,原本想回香港散心,碰巧遇上疫情爆發,她獨自遊蕩在人煙稀少的街道,感受城市的不安與躁動。「在不可逆的困境中,不論是天災、人禍或疾病,均能激發人的勇氣與韌性。在疫症面前,我覺得原本鑽牛角尖的事情其實不值一提,從中我獲得勇氣,用感恩的心情去拍攝。」她隨身帶着儍瓜機snap shot,在港九新界隨意地拍攝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電車、樹木、街市及大牌檔⋯⋯「看着當時一片混亂的城市,心中冒起實驗性的想法——這些隨手拍下的照片,是否也能承受同樣的煎熬。」

經過浸泡和高溫處理的菲林照片,有種斑駁陸離的美。

實驗結合味蕾回憶 摧毀再綻放

她以實驗性的Film Soup手法模擬被病毒與高壓折騰的城市,同時也對實驗結果感到好奇。過程中,她將菲林浸泡在檸檬茶、維他奶、葡萄適及維港海水,這些都是她回憶裏關於香港的配方調味。「我對香港的回憶不限於視覺,也包括味蕾與嗅覺,才能構成心中較具體的印象,於是想到把童年記憶中的味道,經由浸泡和高溫去破壞菲林感光塗層,以獲得無法預知的效果。」被「虐待」過的菲林看似滿身傷痕,然而沖洗出來的效果卻出乎她意料,熟悉的香港街景染上一層斑駁陸離的色彩,感覺奇妙而詭異。這種忽如其來的洞悉,也成為舉辦攝影展的契機。

「原來壞了、爛了的東西,未必會令事情變得更差,我們不要輕易判決它沒有用,要對事物保持好奇心。」刻下的香港正面臨種種困境,或許正如那些傷痕纍纍的菲林,不過她相信各種難關所帶來的轉變甚至巨變,都是為了讓我們成為更好的版本而存在,就如生長在峭壁的花朵,卻越能抵抗嚴寒。「現在的香港加深了我的牽絆,當它面臨越多挑戰,情緒反而更強烈。」她希望透過展覽鼓勵同處於迷茫中的香港人,「在摧毀和重生之間,即使世界再荒謬,也別忘了給予它再次綻放的可能。」

浮游 

日期:即日至1月17日 /時間:12pm-7pm(星期三至一)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6號地舖小房子by Pr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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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駿 凝視抗爭者眼神 


始於2019年夏天的反送中運動,從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成一場十八區開花的抗爭運動,面對政府的無情打壓,抗爭者掘磚築起路障,以作抵抗。衝突過後,當局以水泥倉促填封街磚間的坑洞,那種不協調的畫面,在在提醒港人這場運動的經歷及意義。攝影藝術家陳啟駿以拓印手法在鋁板上重現行人路上的突兀痕迹,結合抗爭者的人像攝影作品,呈現他們的精神及故事。

對參與示威遊行的人群而言,口罩或防毒面具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蒙面情況下,大家早習慣以眼神或肢體動作交流。「在整場運動中,我與其他抗爭者是透過眼神的凝視而連繫起來,縱使只是四目交投,也覺得大家是連成一線的。」陳啟駿拍攝多位年輕抗爭者,集中在他們的臉孔及眼神,去記錄他們的感受,畢竟在這場抗爭運動中,不論是前線手足、後勤還是文宣組,走在最前的是一群年輕人,他們發揮着重要作用。

陳啟駿以黑色背景拍攝多位抗爭者的肖像。

樣貌裝束不一 堅毅目光相似

他用冷面攝影(Deadpan)的手法,以相同的角度、燈光及背景拍攝每位抗爭者,有人戴上頭盔、防毒面具,有人以頭巾蒙面,「儘管大家的樣貌、裝束不一樣,但他們堅毅的眼神卻很相似。」他一方面在抗爭者熟悉的環境拍攝,同時刻意用黑色背景將他們與環境分離,讓人聚焦在他們的眼神。「人在不同地方的狀態是很不同的,熟悉的地方令人有種回憶 、自然的感覺,這樣能更好捕捉他們自然流露的狀態,更能表達他們的感受與情感。」

國安法之後,香港自由人權狀況急速惡化,政府巧立名目、肆無忌憚地鏟除所有反抗力量。即使在如此前提下,仍有抗爭者願意站出來,戴上口罩望向攝影師的鏡頭,令相片增添一種信任感。「被拍攝成為了參與抗爭的痕迹,對他們而言,某程度上將自己置身一個頗危險的狀態,但這種付出是基於對香港的愛,以及對這場運動的熱誠,同時為這段歷史填補空缺,是有深遠意義的。 」

照片的鋁板上拓印有抗爭路面地貌,呈現出抗爭現場感覺。

地面展示作品 可觸摸的情感

身為大學及學院兼任講師,陳啟駿說在國安法之前,十多歲的學生仍夠膽去講,之後明顯是噤聲了,國安法的寒蟬效應或多或少造成人們自我審查的隱形壓力,越是這樣的情況,他越覺得需要在香港展出這些作品。「當一個人不夠膽講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很可悲的。這些作品的出現有很重要的訊息,讓當權者明白,我們有發聲的自由;也讓大家知道,我們仍可以發聲。」

他不是直接展出這些人像作品,而是將照片生成在拓印有抗爭路面地貌的鋁板上,將抗爭者與抗爭現場聯繫起來。每次重返抗爭現場,他均會想起抗爭者,「政府以石屎覆蓋行人路,這種狀態是很大陸化的,一件事情發生了,用另一件事掩蓋。 越是遮掩,越暴露事件的意義及價值,即使能抹去這場運動的痕迹,但我們的記憶是無法抹走的。」

鋁板上的照片因凸起之處無法吸收銀鹽,變成大小不一的白點,從而無法呈現影像的細節,為原本清晰的影像增添一種模糊感覺。攝影師故意在展覽空間的地面展示作品,觀眾蹲下來用手觸摸鋁板紋理的狀態,正好模仿他拓印時的情景。陳啟駿透過攝影將抗爭過後的痕迹轉化為可觸摸的情感,既體現出年輕抗爭者的精神,同時在逐漸噤若寒蟬的香港,發出自由而共鳴的聲音。

攝影師在地面展示作品,觀眾可蹲下來用手觸摸鋁板紋理。

凝視

日期:即日至1月31日 / 時間:11am-1pm、2pm-6pm(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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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 Chan 疫情下的都市蒙太奇

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令出外旅行幾乎成為不可能,經常在世界各地尋找創作靈感的藝術家陳漢榮(Wing Chan)也不例外,然而他的創作腳步並未因此停頓,反而趁機重溫以往在紐約、巴黎和香港等城市拍攝的影像,以慣用的攝影蒙太奇手法創作成一系列「城市圖像」(Urban-Graphis),將疫情陰霾轉化為創作的正能量。

在陳漢榮的攝影拼貼作品中,有紐約街頭的塗鴉、巴黎的博物館、首爾的地下鐵、東京銀座的斑馬線、空鐵下的曼谷日常,可見他的靈感源泉來自世界各地。疫情突然而至,對他的創作或多或少有影響,與其被恐懼和痛苦所吞噬,不如將焦慮不安的情緒化作蒙太奇影像,在創作過程中令自己平靜下來。年初疫症剛爆發時,他曾創作過一系列口罩作品,將店舖關門、蝕本清貨的標語、搶米搶廁紙過後商場空空如也的貨架等畫面,融入口罩照片中,講述疫下的香港故事。

虛擬旅行 靠記憶神遊異地

大概沒有人會料到,疫情蔓延幾近一年,衝上雲霄不再是日常,大家轉而重溫舊照,靠記憶神遊異地。陳漢榮也透過舊照片虛擬旅行,重溫過往在巴黎、紐約及香港拍攝的相片,不同城市街頭的招牌、牆上的塗鴉及貼紙等,統統成為他的創作元素。他喜歡拍攝那些被人忽視的城市畫面,對他而言,重溫照片不僅感覺是重遊故地,從中亦迸發出新的靈感,透過交織及重叠照片的圖案,轉化成一幅幅抽象畫作。

陳漢榮曾在紐約從事設計工作及生活多年,對這個城市固然有種情意結,「記憶中的紐約東村瀰漫着街頭文化,牆上到處是塗鴉,曾經充滿活力的都會,如今在疫下卻一片冷清。」他透過影像呈現腦海中的動感都市,在《Urban-Graphics 104》這幅作品中,藍綠色的畫面非常夢幻,顯眼處有美國女攝影師Diane Arbus於1960年代在中央公園拍攝的拿玩具手榴彈的小男孩照片,更多的是東村街頭的塗鴉圖案及貼紙,拼貼出來的畫面凌亂中有種美感,這便是他對紐約的回憶,「對我來說,紐約是屬於追夢者的,是一幅具有無限可能性的畫布。」

 巴黎街頭海報的色塊圖案拼貼,恍如抽象畫作。

即興創作 超越現實畫面

2011年,陳漢榮從紐約回港後,才決定成為一名攝影藝術家,過往他的拼貼作品是比較具象的,充滿圖案與故事,就如一幅城市掛毯(Urban-Tapestry)。近年,他的作品越趨抽象,例如以巴黎為靈感的照片,來自街頭海報的紅黃藍綠色塊圖案拼貼在一起,令人想起法國野獸派畫家馬蒂斯的抽象畫作,那種燦爛、大膽的色彩及動感,同樣呈現出他對花都的強烈情感。

展覽名為「IMPROVISE」,意味着這些作品是即興的創作。「這些照片似乎超越當初拍攝的現實畫面,疫下的即興創作,令影像不再是記憶中的畫面,還賦予另一重意義及深度。」更重要的是,不論在紐約、巴黎還是香港的作品,陳漢榮一如以往促使觀眾重新思考及關注那些常被忽視的事物。

IMPROVISE 就地取材
日期:2021年1月5日至2月5日

時間:12-7pm(星期二至四、日)、12-9pm(星期五、六)

地址:灣仔聖佛蘭士街15號SHOUT ART HUB &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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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瑋 用裸體感受環境

對於攝影藝術家沈瑋而言,一幅作品就如一篇日記,定格的不只是動作神態,還有彼時彼刻的情感。他用赤裸的身體感受周遭的環境,以相機自拍像記錄當下的情緒,一切顯得十分自在及坦然。最近他在香港舉辦個展「自我」,展出2009年至2019年間拍攝的作品,在影像中透過身體或自然景觀感受自我。

走進位於上環的Flowers Gallery,映入眼簾的是沈瑋在2010年創作的《Self-portrait(Syracuse)》。名字來自紐約州雪城大學,當時他在當地做駐地藝術家時,認識一位來自非洲的留學生,背景截然不同的二人談論種族與禁忌等話題,最後他以照片呈現出這種微妙關係。赤裸的黑白軀體形成強烈對比,黑人左手輕輕握住沈瑋頸部,照片既顯得親密,感覺又帶點威脅性,畫面充滿張力,令人好奇下一秒究竟會發生甚麼事情。

《Self-portrait (Syracuse)》

鏡頭前卸下心防 感受內心掙扎

自拍及裸體是了解沈瑋的關鍵詞,是他踏足美國後逐漸摸索出來的創作方式。現年43歲的他出生於上海,從小一直喜歡畫畫,學習藝術的過程中,經常接觸到裸體藝術。「人體對我來說是很美好、很自然的,對於裸體的態度也很自在。」2000年,他留學美國修讀攝影,萌生成為藝術家的念頭,並選擇以攝影作為創作方式,後來在紐約讀碩士時,開始系統地拍攝以赤裸為主線的「Almost Naked」系列。

沈瑋用五年時間在美國各地拍攝不同膚色、不同年齡陌生人的肖像,在溝通與拍攝的過程中,他們從穿着衣服到慢慢解衣、最後甚至坦然赤裸,他再從中挑選一張流露出最自然狀態的照片。在作品中,衣服象徵着隔閡,沈瑋以攝影的方式與他們的內心進行溝通,令他們在鏡頭前慢慢卸下心防,而他也能從鏡頭前赤裸的身軀中,感受到他們內心的脆弱與掙扎,這也讓他對裸體有不同的領悟。

創作於2009年的「I Miss You Already」系列,則把鏡頭對準赤裸的自己,利用身體作為表達媒介。「取名時我更傾向於不具象的、浪漫詩意的名字,畢竟我的作品是feeling-project,它們更多的是傳輸一種情感。」當時,他在意大利做駐地藝術家項目,在一個封閉、黑暗的洞穴裏,做起瑜伽的輪式動作,將身體支撐成一道拱門,創作出該系列首張作品《Self-portrait(Bent)》。成長於都市的他對大自然特別嚮往,不論是身處樹林或湖邊,總想着以身體融入大自然。「創作對我而言,就是對大自然空間作出的本能反應,把身體融入空間。」

《Self-portrait (Bent)》

赤裸非罪惡 「肢體美感很主觀」

這系列作品在世界各地拍攝,旅行不僅是他創作的靈感來源,也滿足他對世界的好奇心。從意大利到紐約、從蘇州到印度恒河,沈瑋在不同的場景創作逾兩百張作品,橫跨十年時間。他幾乎每到一處地方都會做好拍攝準備,然而促使他拍攝的往往並非地點,而是環境氣息。「如果有很好的創作狀態,在任何地方都可拍攝,創作激情是不受環境限制的。」他說自拍當刻的狀態很重要,每次拍攝都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過程,每階段的自身經歷都能在照片裏感受到。

華人世界對於裸體相對較保守,也曾有人覺得他的作品很情色,然而他對於赤裸並無任何「罪惡感」,只想透過身體讓人感受到情緒,而這種感受情緒的途徑就是攝影。「肢體的美感是很主觀的東西,拍攝時我不會去刻意琢磨肢體動作,只想以最自然、最真實的狀態展示出來。」他把《I Miss You Already》視為自我回顧和自我探索的過程,十年過後,除了年齡、外表的轉變,更多、更複雜是內心的變化,反映出不同階段的自己。「任何人在十年裏都會有變化,個人經歷讓人更成熟,思想上也有很多改變,這些都在我的作品裏表現出來。」

《Self-portrait (Red Book)》

自我 Self

日期:即日至2021年2月27日

時間:11am-7pm(二至六)

地址:上環東街49號地下Flowers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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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 Corbijn  捕捉搖滾樂手風采

荷蘭攝影師及導演Anton Corbijn曾捕捉過多位搖滾樂手的風采,鏡頭下的主角全是耳熟能詳的名字,如The Rolling Stones、David Bowie、Iggy Pop、Lou Reed、Nirvana及Coldplay等,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為英倫樂隊Depeche Mode及愛爾蘭樂隊U2拍攝MV及唱片封套。

今年65歲的他,自小已沉浸在音樂世界,深深被搖滾雜誌及專輯封套的照片吸引。1975年,自學攝影的他,在欣賞荷蘭樂手Herman Brood演出時,自發拍攝歌手照片。雖然相片帶著獨特的粗糙感,然而就這樣漸漸展開攝影生涯。

當時他很喜歡英倫搖滾樂隊Joy Division,被樂隊主音Ian Curtis表演時的聲音及動作深深吸引後,更毅然決定移居倫敦發展。剛到達不久,他便去聽樂隊的演唱會,並說服他們翌日拍攝照片。在倫敦的地鐵站裏,Anton Corbijn拍攝四人的背影,正當他準備按下快門時,Ian Curtis突然轉身,畫面就如此定格。

Joy Division,1979年。

據悉唱片公司並不滿意他的照片,他向英國音樂週報《New Musical Express》(NME)毛遂自薦時,也被拒絕刊登,直至Ian Curtis翌年離世後才獲出版,從而與NME展開合作關係。不過,當時的Joy Divison卻很喜歡他的照片,後來還把歌曲〈Atmosphere〉的MV交由他操刀。2007年,Anton Corbijn以Ian Curtis的故事為靈感,執導黑白傳記電影《Control》,可見他對這位偶像仍念念不忘。

Depeche Mode,1981年,來自《DM AC 81-18》攝影集。

Anton Corbijn與Depeche Mode的結緣,也是在NME週報。樂隊1980年成立,翌年他已為四人拍攝,相片刊登在週報封面。當時他並未感到與Depeche Mode特別有默契,直至1986年為樂隊執導〈A Question of Time〉MV時,才覺得Depeche Mode電音中的疏離感與他鏡頭下的那種荒蕪感覺十分合襯,由此展開逾三十年的合作關係,很多人甚至視他為樂隊的隱形成員。Depeche Mode的MV、視覺形象甚至很多唱片封套,均由他一手打造,利用黑白影像凸顯出他們的神秘一面。TASCHEN月前出版《DM AC 81-18》攝影集,便收錄多幅由Anton Corbijn拍攝的Depeche Mode照片。

Depeche Mode,1990年。

他與U2樂隊的合作也為人津津樂道,早在1984年,Anton Corbijn已為其歌曲〈Pride (In the Name of Love)〉掌鏡MV。1987年,已推出四張唱片的U2準備進軍美國市場,新專輯名為《The Joshua Tree》,指的是沙漠裏的仙人掌。當時攝影師帶著樂隊四子來到美國西南部的Mojave沙漠,利用一個廣角鏡頭展示出當地複雜的地貌,四人聚集在畫面左方,將更多空間留給身後的遼闊風景,深遠的意境令人印象深刻,成為經典之作。

U2,1986年。

不論是搖滾樂手,還是後來為藝術界、時尚界的殿堂級人物拍攝,Anton Corbijn向來以黑白影像呈現被攝者的神髓。他從不使用閃光燈,也不會刻意佈置現場,反而是利用自然光,捕捉歌手們自在又親密的瞬間。他從不強調自己的風格,然而卻在無形中創造出一種獨有的搖滾視覺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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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Nachtwey 「攝影是真相的見證」

Chechnya, 1996 - Ruins of central Grozny.

二十世紀全球各地戰爭不斷,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各國內戰,一張張震撼人心的照片,令戰地攝影師這種身份廣為人知。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代表人物是ROBERT CAPA,他所拍攝的照片非常震撼,至今仍為後人所景仰。來到廿一世紀,以為當今世界格局相對穩定,戰爭似乎離我們很遠,但事實上又時刻上演著,戰地攝影師James Nachtwey比前人們走得更遠、走得更久,為的就是把一幕幕的真相公諸於世,在他的個人網頁也有這麼一句話:I HAVE BEEN A WITNESS,AND THESE PICTURES ARE MY TESTIMONY……

戰爭的影響

二戰後不久美國相繼捲入了韓國戰爭與越南戰爭,深刻地影響了戰後一代。成長於戰後美國的James Nachtwey,1960年代時深受越南戰爭和美國人權運動的照片所影響,立志要成為一名攝影師。大學時期他修讀的不是攝影或新聞專業,而是藝術史和政治學,這某程度上也讓他有更開闊的視野。畢業後他一邊工作一邊自學攝影,他先是成為一名商船船員,之後又當過新聞圖片編輯學徒和貨車司機,如是者數年後,在累積一定的經驗與功力後,他最終於1976年在新墨西哥州一份報紙開始其攝影生涯。

從美國到全世界

新聞攝影師的經歷為他累積了經驗,1980年,他決定前往紐約,成為自由攝影師。當時他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北愛爾蘭拍攝當地的絕食示威,受此次經驗所影響,之後他更專注投身拍攝戰爭、衝突及貧窮、愛滋病、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1984年他和美國《TIME》雜誌合作,成為雜誌合約攝影師,開始更多地在世界各地拍攝不同任務,從南美到中東、從巴爾幹到非洲,James Nachtwey的足跡踏遍五大洲,一次次以鏡頭紀錄歷史與真相,將事實告訴世人。以巴衝突、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911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等,甚至早幾年香港的雨傘運動,他都在現場。

隨著他的足跡,James Nachtwey也開始名揚天下,1986年至2001年期間他曾是著名圖片通訊社MAGNUM PHOTOS會員,也是另一著名圖片社VII PHOTO AGENCY創辦人之一。他獲得的獎項及舉辦的展覽也是不計其數,曾五次獲得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頒發ROBERT CAPA GOLD MEDAL及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又稱荷賽獎)等國際攝影攝影獎項,也曾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等地方舉辦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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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旺達大屠殺

老實說,要幫James Nachtwey挑選十幅經典照片,遠比一幅簡單得多。槍林彈雨及屍橫遍野確實震撼,不過盧旺達大屠殺倖存者這張相片,卻令人看得毛骨悚然!

在盧旺達,胡圖族(Hutu)與圖西族(Tutsi)的種族問題由來已久,1994年胡圖族總統空難離世,成為大屠殺導火線,由政府軍支持的胡圖族對支持盧旺達愛國陣線(RPF) 的圖西族進行種族大清洗。忽然間,胡圖族的砍刀忽然劈向了他們圖西族的鄰居、朋友甚至伴侶,在三個月時間裡殺害了近1百萬人。

這張相片叫《Survivor of Hutu Death Camp》,相中男人不是圖西族人,而是胡圖族人。他不支持種族屠殺,被指是同情圖西族人,最後同樣無法逃過同族人的砍刀,一同被送往圖西族人的集中營。

捱過飢餓與痛楚,他最後生存了下來,臉上傷痕仍清晰可見,無法說話也幾乎無法走路及吞嚥食物。James Nachtwey在當地紅十字醫院見到他,從側面拍攝下他的傷痕,他驚恐的眼神,在在顯示了盧旺達那段恐怖的歷史。

Nachtwey_Bosnia

攝影是見證

James Nachtwey總是走在最前線,別人用長鏡頭,他卻總是用廣角鏡將現場的一切展現眼前,為此他也曾多次受傷,2003年他在巴格達拍攝伊拉克戰爭時曾中手榴彈受傷,幸好傷勢不嚴重,恢復後不久又馬不停蹄到東南亞拍攝海嘯災後狀況,2014年在泰國拍攝政治示威時也被子彈擦傷,為的只是將真相呈現眼前。

他說,照片不但紀錄了歷史,某程度也影響了歷史。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90年代當他在印尼拍攝當地人民的貧窮生活狀況時,他拍攝的照片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最後通過捐贈及成立基金,令那名原本居住在鐵路旁邊的傷殘人士及其家人可以有瓦遮頭。James Nachtwey的照片扮演了人道主義的角色,他視攝影為一種媒介,為那些不能發聲的人傳達信息,告訴人們這些被遺忘的世界。這些照片,都是他作為一位目擊者的見證。

Marcel Heijnen 紙上尋貓

躲貓貓,又稱捉迷藏或捉伊人,曾是小朋友間流行的尋人遊戲。2020年,居港荷蘭攝影師Marcel Heijnen推出第三本貓咪攝影集《躲貓貓》(Spot The Shop Cat),顧名思義在紙本上演一場尋貓遊戲,實際上它更像是一本關於貓咪的童書繪本。

從《香港舖頭貓》到《躲貓貓》

Marcel曾在歐洲及亞洲不同城市生活,作為一名資深貓奴,他的身邊總不乏貓咪陪伴,現時亦養了兩位「主子」。2015年移居香港後,他時常在當時住所附近的西營盤及上環一帶的老店拍攝,發現有不少舖頭貓。香港人對此早已習以為常,畢竟老店較多蛇蟲鼠蟻,養貓有一定震懾作用。不過對他而言,卻是非常新鮮、有趣的畫面,自此舖頭貓成為他鏡頭下的主角,慢慢更在街市、後巷拍攝貓咪的身影。

2016年尾,Marcel推出《香港舖頭貓》(Hong Kong Shop Cats),大賣數千本,翌年推出的《香港街市貓》(Hong Kong Market Cats)亦頗受歡迎,在許多人眼中,早已將他與貓咪攝影師畫上等號。他說街市貓大多是流浪貓,通常在街市尋找食物,會比較害羞及怕人;舖頭貓則比較主動,還會對鏡頭感到好奇。「有時,貓咪會氣定神閒任人拍攝;有時,牠卻會藏身店舖角落,隱身在林林總總的貨物之中,令人無法輕易發現貓咪身影。」

相片與插畫、中英文詩句結合,令人更易代入貓貓角色。

表面捉老鼠 實質是「腦細」

看《躲貓貓》裏面的照片,有時貓咪與雜亂的貨物融為一體,有時僅好奇探出半個頭來,十分可愛;有些照片看過好幾次,依然未能發現貓貓的蹤影,彷彿在看貓咪版的《Where’s Wally》一樣。實際上,Marcel拍攝時也有如此經歷,往往不能第一眼察覺貓咪的存在。「試過拍攝完一個很有趣的場景,心想如果畫面中有貓就好,結果拍攝完照片後,才注意到角落有一隻貓。」

某程度上,《躲貓貓》似乎在還原Marcel拍攝時的樂趣,但這本書的內容還不止於此。英文書名Spot The Shop Cat》一語雙關,除了有尋找舖頭貓的意思,他也與居港澳洲插畫師Stephen Case合作,創造出名為Spot的舖頭貓角色,透過牠來講述舖頭貓在店舖的日常,表面上是用來捉老鼠,實際上是寓工作於娛樂的「腦細」。

具教育意味 如趣味繪本

有別之前兩本貓咪攝影集,《躲貓貓》將相片與插畫、文字結合,透過中英文詩句描述貓咪的心情,讀來甚是有趣,令人更易代入貓貓角色。書中還加入貓的字義解釋、十二生肖為何沒有貓以及貓狗的性格對比等內容,彷彿是一本關於貓咪的趣味繪本。「之前兩本攝影集帶給人歡樂,《躲貓貓》感覺更加幽默及更具可玩性,同時不乏教育意義。」

兩年前出版《香港車房犬》(Hong Kong Garage Dog)時,他已覺得貓與狗的陰陽對比很有趣,這次更以插畫將這個觀點「發揚光大」,例如「狗有主人、貓係主人」、「狗乖你先會摸、你乖貓先會被你摸」等,令人會心一笑。「當然,這些都是從貓咪的角度去看事情,覺得狗隻比較天真及儍呼呼,狗主們未必會很同意這些觀點。」

Marcel Heijnen第三本貓咪攝影集《躲貓貓》,大業藝術書店、誠品書店及Goods of Desire等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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