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Outerbridge 被忽視的裸體攝影師及彩色先驅

美國攝影師Paul Outerbridge(1896-1958)是裸體攝影及彩色攝影的先行者,也同樣因為這個原因,他成為上世紀其中一位最被嚴重忽視、甚至詆毀的攝影師,直到他1958年離世二十多年後,他的作品才重新被人發掘及認識,儘管姍姍來遲,但至少後人不再戴著有色眼鏡去觀看他的照片。

成功的商業攝影

Paul Outerbridge生於紐約富裕家庭,十九歲時在紐約藝術學院Art Students League學習解剖學、繪畫和美學,同時開始插畫和劇場設計的工作。1917年,美國加入一次世界大戰,他自願加入美軍服役,其間獲得攝影的經驗。退役後,他輾轉回到紐約,並在1921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Clarence White School of Photography學習攝影,開始拍攝黑白的靜物及裸體照片。他的靜物攝影注重構圖與光影,雞蛋、酒杯、花瓶、茶杯、燈泡、蔬菜、器皿等日常生活的物件,在他的鏡頭下均呈現出優雅的紋理與色調。身為一名完美主義者,他堅持以鉑金印相法來製成相片,這也令他的作品十分出色,恍如一幅幅藝術品。

短短一年間,他已在《Vanity Fair》和《Vogue》雜誌發表作品,當藝術家杜象在《Vanity Fair》見到他拍攝的衣領靜物作品《Ide Collar》,更將它撕下貼在牆上。棋盤上的白色衣領充滿美感,國際象棋愛好者杜象將其視為一件現成品藝術(Found Object)。1923年,他成功舉辦首次攝影個展,同時《Vogue》、《Harper’s Bazzar》等雜誌拍攝照片,短短幾年間已成為一名非常成功的商業攝影師。兩年後,年僅29歲的他被任命為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名譽會員,不過他並沒在倫敦發展,而是前往巴黎任職《Vogue》雜誌,與著名攝影師Edward Steichen共事。

在巴黎的日子裏,他很快與Man Ray及Berenice Abbott等攝影師成為摯友,同時也結識達利畢加索等藝術家,這對他後來的攝影風格也產生一定影響。1929年回到紐約後,Outerbridge成立攝影工作室,潛心研究彩色攝影及碳溴印相法(Carbro Process)工藝。那時,他一方面為《U.S. Camera》雜誌撰寫攝影專欄,日後更在1940年出版彩色攝影著作《Photographing in Color》。另一方面,他也為家居雜誌《House Beautiful》等拍攝封面以及彩色商業攝影,部分作品更被策展人Beaumont Newhall收錄在1937年MoMA的攝影展覽《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中。

受爭議的裸體攝影

1930年代,那是黑白攝影被視為正宗的時代,甚少有攝影師對彩色攝影感興趣,柯達在1935年推出彩色菲林Kodachrome,令彩色攝影變得不再是高深莫測的技術。面對彩色照片的橫空出世,當時的攝影界不知如何評判,往往只將其與商業及廣告攝影聯繫起來,認為彩色攝影是庸俗而不入流的,無法可與黑白攝影同日而語。有實驗精神的Outerbridge沒有這種包袱或成見,率先大膽地運用色彩進行創作,他的彩色相片雖然在商業世界十分吃香,但在藝術攝影界卻受到輕視。

他不像那個時代的Walker Evans、Dorothea Lange等攝影師,用紀實的方法記錄美國的大蕭條,他的鏡頭是比較內向及私人的。Outerbridge醉心拍攝人體攝影,用彩色攝影探索女性軀體,他說「Nudity is a state of fact. Lewdness, to coin a phrase, is a state of mind.」雖然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的作品充滿美感且十分前衛,然而由於法律禁止展示女性乳頭及陰毛,當時的大眾並不接受這套說辭,普遍將其彩色裸女攝影視為淫穢的影像, 硬生生地為他扣上色情的帽子。甚至乎,當時連柯達公司也拒絕處理他拍攝的菲林,還毀壞他拍攝裸女底片,令他感到無可奈何。

一位曾經備受矚目且名成利就的攝影師,就這樣在一片詆毀的罵名中,無奈被迫結束商業攝影生涯,很快消失在雜誌攝影及廣告攝影行業。及後他離開紐約到荷里活,之後搬到加州Laguna Beach,主要幫助妻子Lois Weir打理其時尚事業。1958年,他因肺癌離世,終年62歲。翌年,著名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ion曾為他舉辦個展,可惜當時的他已失去業界認可,並未引起太多關注。如果Paul Outerbridge晚出生幾十年,他大概不會遭受如此命運。 

重新被認識

1973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攝影部主任John Szarkowski在其著作《Looking at Photographs》中,僅將Paul Outerbridge的彩色照片描述為「商業插圖 」(commercial illustrations),畢竟那時的他已被許多人遺忘,如今看來當然有欠公允。三年後,John Szarkowski為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策劃展覽,令他成為第一位在MoMA舉辦個展的彩色攝影家,彩色攝影自此才開始認真被討論及重視,及後也有越來越多拍攝彩色作品的攝影師被重新發掘出來,包括被有意忽視的Paul Outerbridge。

Outerbridge生前將作品捐給Laguna Art Museum,該博物館在1981年為他舉辦回顧展,之後人們才重新探討他在藝術界的重要性,尤其2009年在加州Getty Center舉辦的大型回顧展《Paul Outerbridge: Command Performance》,展出逾百幅他不同時期的靜物、廣告攝影及裸女影像,他對彩色攝影的貢獻,才慢慢地在攝影史上出現在應有的位置,更這位曾經世人遺忘的攝影師,重新出現在攝影界甚至大眾視野中。

2017年,著名出版社TASCHEN重新出版其攝影集同名《Paul Outerbridge》(PhotogShop有售),系統地呈現他畢生的作品。此書分為三部分,第一個章節是1920年代拍攝的黑白靜物照片,包括雞蛋、花朵、玻璃杯、燈泡等;第二部分是人像、黑白及彩色的裸女照片,可見其唯美的作品明顯受古典油畫風格影響。第三部分是彩色廣告攝影,包括產品靜物及人像,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依然毫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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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烈公主逝世二十週年,照片回顧優雅歲月

香港人對瑪嘉烈公主(Princess Margaret)應該不陌生,因為瑪嘉烈醫院及何文田公主道均以她的名字命名。身為英女王唯一的妹妹,瑪嘉烈公主與伊莉莎白公主一樣,自小成長於英國王室,也同樣是鎂光燈常客。在她成長的歲月裏,有多位著名攝影師曾為她留下倩影,包括Marcus Adams、Cecil Beaton、Dorothy Wilding及她的丈夫Antony Armstrong-Jones等。2月9日是瑪嘉烈公主的逝世二十週年,藉此透過這些攝影師的鏡頭,來懷緬瑪嘉烈公主。

  1. by Marcus Adams(1875–1959)

英國兒童攝影師Marcus Adams最令人津津樂道之事,就是為兩代英國王室成員留下童年回憶。1927年,當時尚未登基做佐治六世的約克公爵,帶着未滿一歲的女兒伊利沙伯公主(即後來的英女皇)來到攝影師的工作室拍攝,後來另一女兒瑪嘉烈公主(Princess Margaret)出世後,也在工作室留下許多溫馨相片,從BB女影到兩姐妹亭亭玉立。1947年英女皇與菲臘親王(Prince Philip)結婚後,也曾帶過查理斯王子(Prince Charles)及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來過Marcus Adams的工作室拍攝,前後合作近三十年。

by Cecil Beaton(1904–1980)

Cecil Beaton是上世紀著名的時尚及人像攝影師,1937年,他曾為《Vogue》雜誌在法國拍攝溫莎公爵(即卸任皇帝愛德華八世)的婚禮,自此與英國王室結下不解之緣。兩年後,英國王太后(The Queen Mother)邀請她拍照,之後四十年一直深受英國王室喜愛,分別拍攝過英女王與四個子女的溫馨照片,為他贏得王室御用攝影師的稱號。1950年,他為二十歲的瑪嘉烈公主拍攝照片,身穿Norman Hartnell的公主正值妙齡,一身白色禮裙優雅高貴。1953年,他拍攝英女王拍攝加冕一刻的照片,更是其攝影生涯的巔峰。

by Dorothy Wilding(1893–1976)

英國女攝影師Dorothy Wilding十六歲開始接觸攝影,21歲開設攝影室。1928年,他為佐治王子 (根德公爵)拍攝肖像,為日後的王室攝影師之路鋪墊。六年後,她受邀拍攝佐治王子的訂婚照片。1937年,她更在紐約開設攝影室,可見她的商業頭腦。Dorothy Wilding曾為Vivien Leigh、黃柳霜等演員,蕭伯納、赫胥黎、毛姆等作家拍攝,也為英國王室拍攝照片多年,包括年輕貌美的瑪嘉烈公主。她最著名的照片是1952年拍攝英女王登基後的第一張官方照片,這張照片在1953年至1971年被用於英國郵票,也是當時英國駐外大使館懸掛的照片。

左:Antony Armstrong-Jones(1930-2017)

Antony Armstrong-Jones曾是《Sunday Times》報社攝影師,不過他的另一個身分反而更廣為人知——瑪嘉烈公主的丈夫,斯諾登勳爵(Earl of Snowdon)。1960年,他與瑪嘉烈公主共諧連理,是逾四百年來首位與英國王室成員結婚的平民,婚後誕下一對子女。由於他特殊的身分,Lord Snowdon得以拍攝許多英國上流社會及英國王室的照片,當中自然不乏瑪嘉烈公主的照片。即使他在1978年與瑪嘉烈公主離婚後,依然拍攝戴安娜王妃、戴卓爾夫人等名人。英國國家肖像館將他的逾百幅作品列入永久收藏。

右:Baron (1906-1956)

名人攝影師Baron原名Stirling Henry Nahum,成立Baron Studios後第一年,尚未成為瑪嘉烈公主丈夫的Antony Armstrong-Jones曾擔任他的助手。Baron是菲獵親王的朋友,英國王室的許多重要時刻均由他的鏡頭作見證,包括1947年菲獵親王與伊利沙伯公主的婚禮,查理斯皇儲及安妮公主的受洗儀式,當然還有高貴典雅的瑪嘉烈公主肖像。1953年,菲獵親王曾提議Baron拍攝英女王加冕的官方照片,只是王太后更喜歡Cecil Beaton的作品。Baron在1956年逝世,Baron Studio一直運作至1974年,之後將照片贈予英國國家肖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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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泰博  桂離宮之美

石元泰博(Yasuhiro Ishimoto, 1922-2012)是日本戰後首位海歸派攝影師,雖然在日本的知名度不及森山大道荒木經惟等,不過遊走於芝加哥與東京的他,在日本甚至西方攝影史上,均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的作品曾多次入選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他拍攝的京都《桂離宮》(Katsura Imperial Villa)更被譽為日本建築攝影的典範,深深影響許多建築師及攝影師。

出生於三藩市,石元泰博三歲時回到日本高知縣,並在那裡度過少年時期。身為農民兒子的他畢業於高知縣農業高中,為學習現代農耕法,他在1939年重返美國,前往加州大學修讀農業。二戰期間,當日本在1942年偷襲珍珠港後不久,約十二萬日裔美國人被逐出家園,驅趕到全美各地的集中營,石元泰博也不例外,被監禁在科羅拉多州的集中營(Granada Relocation Center),學業也因此中斷。

他在集中營期間愛上攝影,釋放後他先是在芝加哥西北大學修讀建築學,1946年認識美國日裔攝影師Harry K. Shigeta後,開始將重心轉向攝影,並於1948年轉校至芝加哥設計學院(即Laszlo Moholy-Nagy創立的新包浩斯芝加哥分校),跟隨美國攝影大師Harry Callahan、Aaron Siskind和Gordon Coster學習攝影,在校期間也曾獲得不少攝影獎項。1953年,MoMA攝影部主管Edward Steichen策劃 《Always the Young Strangers》展覽,展出25位美國年輕攝影師的作品,這是石元泰博的照片首次進入MoMA。兩年後,他的作品更入選由Steichen策劃的著名展覽《The Family of Man》。

由於石元泰博在日本成長的經歷,Edward Steichen在1953年委託他協助MoMA設計策展人前往日本的寺廟及神壇做研究。作為芝加哥設計學院的畢業生,他熟悉美國當代攝影及包浩斯設計理論,在參觀桂離宮後,他立刻對這座建築物產生濃厚興趣。桂離宮建於日本十七世紀寬永年間(1624-1645),宮內有四座風格各不相同的書院及茶室建築,被公認為日本傳統美學的圭臬。

石元泰博有建築學及西方攝影的背景,這也讓他攝影風格有別於日本國內的攝影師,戰後日本攝影界奉行土門拳推崇的現實主義風格,石元泰博的攝影作品充滿線條與幾何美感,自然顯得與眾不同。他最經典的作品是《桂離宮》,結合包豪斯建築的簡潔線條以及日本宮殿的簡約及園林,嚴謹地展示出日本建築的獨特美感,在他用德國Linhof相機拍攝黑白攝影裏,桂離宮被分割成一個個靜謐而充滿幾何美感的空間,可謂完美融合東西方的獨特元素。1960年,他出版作品集《Katsura: Tradition and Creation in Japanese Architecture》,更邀來著名設計師Walter Gropius及丹下健三撰文,這系列作品也令他變得廣為人知。

1958年至1961年,石元泰博在芝加哥拍攝很多黑白街頭照片,並於1969年出版攝影集《Chicago, Chicago (シカゴ、シカゴ)》。1961年回到日本後,他曾在不同學府教授攝影。之後三十年間,他曾數次參訪桂離宮,以黑白及彩色相片繼續記錄它的美感。1974年,他事隔十年再次現身MoMA展覽,這時的他已恢復日本身份,以日本攝影師身分參加《New Japanese Photography》展覽,展出十幅桂離宮黑白影像。1996年,石元泰博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功勳獎章」(Person of Cultural Merit);2004年,他將七千張攝影作品贈予家鄉的高知藝術博物館。石元泰博在2012年去世,享年九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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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攝影作品:王勁松《標準家庭》、張洹《族譜》

月初到訪M+博物館,其中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攝影作品,是中國藝術家王勁松的《標準家庭》。

王勁松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也有涉獵攝影、裝置及行為藝術。1996年,王勁松邀請200個三口之家在照相館的紅色背景前拍攝家庭照片,原本的拍攝動機是為油畫蒐集素材,他既繪畫出《標準家庭》系列油畫,同年也創作出同名的攝影作品。照片中的一家三口正襟危坐,雖然每個家庭人物的身分、職業及容貌各不相同,然而當重複的影像整齊排列在一起時,卻呈現出驚人的相似之處。 這些照片不但可見當時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同時也反映出社會政策對於家庭結構帶來的改變。

當時中國內地以推行「一孩政策」多年,傳統的大家庭逐漸變成標準的三口之家,照片的父母幾乎都讓兒女坐在中間,以顯示對家中唯一血脈的呵護。家庭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標準家庭》以一致及重複的照片呈現出這種現象,在「計劃生育」的時代背景下,觀眾很容忽略每個家庭的故事。王勁松以簡單、直觀的家庭照片,延伸出複雜的社會問題,令人反思「標準家庭」帶來的後果,而個人的意志又是如何在國家意識形態下、在時代的洪流下中變得消聲匿跡。

王勁松《標準家庭》

中國藝術家張洹的作品《族譜》以九張照片呈現,記錄的是他千禧年在紐約的一次行為藝術表演。

生於1965年的張洹是河南人,1991年到北京入讀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課程,翌年成為北京東村藝術家一員,行為藝術的代表作有《12㎡》、《65公斤》及《為魚塘增高水位》等。他曾如此解釋用身體創作的原因:「我發現自己的身體能成為我的語言,它是最貼近我本質的東西,能夠讓我為他人所認識。」

1998年,張洹移居紐約後,曾創作過一系列探索自我身分認同的作品(他也受從香港移居美加的藝術家曾廣智的《East Meets West》作品影響),2000年創作的《族譜》是他這段時期的標誌性之一。當時他身處紐約一個公園,三位書法家在張洹的臉上不停寫字,包括他親友的名字、面相的術語等,額頭上還寫著「愚公移山」,這個用來表達堅持不懈的成語,曾被毛澤東用來表達「反帝反封建」的決心。

張洹《族譜》

隨著墨水越來越多,臉上的文字也逐漸難以辨別,最終變為一片墨黑色,而張洹的臉容也幾乎無法辨認,反而令人專注在他凌厲的眼神。藝術家透過象徵中國傳統的書法,在身處西方世界的他身上留下的痕跡,表達家族、東方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以及思索自身中國人的身分。《族譜》現正被M+博物館收藏,展覽現場的九張照片尺寸逾三米,頗具視覺震撼。

圖片來自M+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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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捕手 Terence Donovan

1960年代的英倫孕育出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等樂隊,令人懷緬的又何止搖滾樂?時裝、攝影、電影應運而生,年輕人擁抱時尚,更掀起Swing London(搖擺倫敦)風潮,大眼短髮身穿迷你裙的名模Twiggy是當時的潮流指標,攝影某程度擔當推波助瀾的角色。攝影不再只是記錄時尚,更主動地創造時尚,攝影師Terence Donovan帶領模特兒走出沉悶的攝影棚,在街頭實景拍攝,鏡頭下英倫時尚風潮的見證,也反映1960年代的倫敦面貌。

那年代的倫敦,不得不提同年代的攝影師Brian DuffyDavid Bailey,三人被著名時裝攝影師Norman Parkinson稱為「Black Trinity」。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1966年拍攝的電影《春光乍現》(Blow-Up),劇中主角是一名玩世不恭的攝影師,電影靈感正是源自三人。他們擅長在戶外拍攝黑白時尚照片,將衣着優雅的模特兒與城市街道結合,尤其Terence Donovan,將倫敦西區的華美衣裳帶到狼藉的東區拍攝。1960年,他帶領身穿西裝的模特兒來到東區的煤氣廠,你或會覺得格格不入,但服飾的端莊優雅,正好與背景的粗獷形成強烈對比,這種衝突感也令他在眾多攝影師中脫穎而出。 

你可以說Terence Donovan很前衛,其實與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不無關係。二戰後的西方社會,不論政治經濟還是流行文化都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年輕人渴望新事物的洗禮,髮型師Vidal Sassoon帶來短髮造型,時裝設計師Mary Quant設計出迷你裙,掀起年輕追求潮流時尚的心態,而Terence Donovan,正將這種時尚新文化捕捉下來,照片亦讓世人見到倫敦的魅力。

Terence Donovan在倫敦長大,一家人住在工人聚集的地區,父親是一名貨車司機。童年回憶是擁擠的街道與市場,卻對西區的紙醉金迷方式很嚮往。十一歲輟學後想成為一名廚師,可惜事與願違,直至十五歲那年接觸相機,從此開始漫長的學徒生涯,跟隨過好幾位攝影師,最著名是1957年跟隨時尚攝影師John French。

1959年,學有所成的他在倫敦開設工作室,為雜誌社拍攝,很快闖出一片天,1960年代遇上Swing London的風潮,令他事業爬上高峰。可惜1970年代開始,他逐漸將工作中心轉移到影片及MV製作,拍攝三千多輯廣告作品。除了與Jean Shrimpton、Twiggy、Nancy Kwan等時尚人物掌鏡,他也得到皇室青睞,在1980至1990年代多次為戴安娜王妃拍攝。

【當年今日】戴安娜王妃走過安哥拉地雷區

戴安娜王妃印象最深刻的照片,無疑是1997年1月15日,戴安娜戴著簡單護具,徒步穿過安哥拉中部城市萬博(Huambo)的地雷區,藉此引起世界各地對於地雷武器的關注。

戴安娜向來熱衷於慈善事業,她參與紅十字會活動多年,關注愛滋病人、無家者等,當年正是跟隨紅十字會的安排來到非洲。安哥拉是其中一個最多地雷的國家,當地自1975年獨立後陷入持續27年的內戰,期間埋下數不清的地雷。1994年開始,掃雷組織HALO Trust一直致力清除安哥拉的地雷,據悉多年來已在當地清除約十萬枚地雷。

當戴安娜1997年前往安哥拉時,當地仍在進行內戰,得悉HALO Trust的掃雷工作後,她會見地雷倖存者的單腳孩子,跟隨專家及工作人員穿過清除地雷後的道路,並向全球各國呼籲禁止使用地雷。作為當時全球最多人認識的公眾人物之一,戴安娜王妃身處地雷區的照片,隨即刊登在全球媒體頭版,令更多人關注事件。其實,安哥拉並非她唯一到訪的受地雷影響的國家,在她離世前的八月,還在波斯尼亞探訪地雷受害者,再次將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地雷問題。

遺憾的是,她在八月底因意外逝世,未能見證幾個月後在加拿大簽署的渥太華條約(Ottawa Treaty),這條約禁止使用、儲存、生產、轉讓具殺傷力的地雷,以及銷毀、完全禁止一切殺傷地雷,至今已有164個國家加入協議。國際反地雷組織(ICBL)在1997年獲得諾貝爾獎和平獎,背後也不無戴安娜的功勞。

對安哥拉人而言,王妃的到訪是他們至今茶餘飯後的話題,即使多年之後,他們對戴安娜的友善及體貼,依然讚不絕口。近年,哈利王子也跟隨母親的步伐來到安哥拉,模仿戴安娜當年的事蹟,徒步穿過另一個地雷區。25年過後,據ICBL稱,至今全球約有60個國家和地區受到地雷污染,還有32個國家未遵守禁雷條約,包括中國、古巴、伊朗、以色列、俄羅斯、美國及南北韓等。

On Jan 15, 1997, Princess Diana walked across a minefield in Huambo in central Angola. The photographs soon rais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on the landmine issue. Angola was still at a civil war when she arrived in 1997, the Princess came across the HALO Trust,  which had been working to clear mines in Angola since 1994. It is reported that about 100,000 landmines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he area over the years.

She met landmine survivors, followed the experts and staff walk through the mine-cleared road, and vocally appealed for an international ban on landmines. As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images of Princess Diana wearing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equipment in a minefield were immediately published on the front pages of the global media, raising the profile of the work being done to clear landmines worldwide.

It grieves me to say, Diana passed away due to a car accident and was unable to witness the Ottawa Treaty signed in Canada a few months later, which prohibits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transfer of landmines, and 164 countries have so far joined the agreement. The International Anti-Landmine Organization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97, and it is not without Diana’s credit for it.

Images Credit to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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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Duffy 捕捉大衛·寶兒百變造型

傳奇歌手大衛·寶兒(David Bowie)形象百變,其前衛造型至今仍影響着潮流及時尚界,連Lady Gaga也在模仿這位「搖滾變色龍」。英國攝影師Brian Duffy曾五次為他掌鏡,拍攝Bowie的Ziggy Stardust及Thin White Duke化身,由他操刀的《Aladdin Sane》更是廣為人知,專輯封面的紅藍色閃電形象,更成為一種搖滾視覺符號。

Brian Duffy比Bowie年長十四歲,1957年,24歲的他開始在英國版《Vogue》任職攝影師,短短數年間打響名堂,是1960、1970年代英國時裝與攝影界的叱吒人物。那時候的Bowie剛好相反,雖然出過幾張專輯,卻一直處於半紅不紫,直至1972年在專輯《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裏創造出雌雄同體的形象Ziggy Stardust。Brian Duffy首次為Bowie操刀,正是拍攝Ziggy Stardust,這個虛構的搖滾明星角色前額有一輪金色太陽圖案,火紅的頭髮、妖豔的妝容充滿顛覆性。他形容當時的Bowie還不是超級明星,只是一位很喜歡打扮的小子,對於他的表現,也只用competent來形容,而不是brilliant。

《Aladdin Sane》

令Bowie事業更上一層樓的,是1973年的專輯《Aladdin Sane》。在1972年的美國巡迴演出時,Bowie產生強烈的矛盾情緒,他一方面既期待在舞台上表演,同時又對巡演期間發生的事情反感。他想透過專輯表達出這種奇怪的狀態,專輯名稱據悉啟發自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Aladdin Sane》即A Lad Insane,意思是「一個瘋癲的少年」。當時他以閃電呈現出矛盾的雙重人格,而這個閃電圖案的靈感,就是源自Brian Duffy工作室裏樂聲牌(National)電飯煲的Logo。

閃電圖案由化妝師Pierre La Roche創作,當時化妝師原本只畫了一道小閃電,後來廣為人知的版本由Brian Duffy所設計,他還邀來藝術家Philip Castle在Bowie的鎖骨加上水滴,令造型有畫龍點睛的效果。這張由Bowie創作的專輯熱賣,成為他在英國的首張銷量冠軍專輯,吸引很多年輕人爭先模仿Aladdin Sane造型。

Thin White Duke時期的Bowie西裝革履,1975年。

在1975年拍攝Thin White Duke時期的西裝革履和優雅造型之後,1979年,Brian Duffy再次為Bowie的新專輯《Lodger》操刀封面。當時他以寶麗來相機拍攝,鏡頭下的Bowie鼻骨斷裂、四肢扭曲地躺在磁磚地板,右手還綁着白色繃帶,模仿的是在浴室不慎跌倒的狼狽情景。拍攝時,Bowie躺在鋼架上保持平衡,而Brian Duffy則從他的正上方捕捉影像。相比起《Aladdin Sane》及《Ziggy Stardust》的華麗搖滾,《Lodger》裏的Bowie呈現的是一個受傷、有血有肉的平凡人,感覺反而更貼地,而非總是遙不可及的形象。

二人的最後一次合作,是Bowie在1980年的專輯《Scary Monsters (and Super Creeps)》,這張專輯口碑很好,Bowie在專輯裏的角色是一位啞劇小丑,他身穿飾滿閃爍花瓣的藍色緊身衣,白色與紅藍色的妝容十分戲劇化,藝術家Edward Bell根據Brian Duffy拍攝的相片,再結合插畫創作成這個專輯封面。之後,Brian Duffy淡出攝影界,近三十年沒有再拍攝,2013年,離世後的他被評為最有影響力的百位攝影師之一,他拍攝的Bowie照片,則收錄在其2014年的攝影集《Duffy Bowie: Five Sessions》裏。

圖片來源:https://www.duffyarchive.com/

《百變香江》——邱良逝世25週年紀念展

「在港數十年的攝影生涯,正好永誌着回歸前的民生片段,見證着帶動潮流的焦點,見證着港人創造傳奇的辛勤努力成果。」—— 攝影家邱良, 1997

已故著名香港攝影家邱良(Yau Leung,1941-1997)一生用鏡頭記錄生活,他熱衷於捕捉香港1960及1970年代的社會面貌,定格草根階層的生活點滴,以照片觀照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

2022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邱良逝世25周年。藝文平台「文化者 The Culturist」及攝影平台「顯影 PhotogStory」共同策劃邱良紀念展《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展出多張邱良於1960至70年代拍攝、以及由攝影家親手放曬的珍貴銀鹽原作照片,相片也呈現當時港人的樸素日常以及生活的閒情逸致,是難得的集體回憶。

邱良《六十年代太平山下香港島》,1960年代(銀鹽紙基,藝術家親手沖製,一組2張)。

除了珍貴原作照片,展覽也難得呈現邱良生前常用的相機、稿件及他任職多年的《攝影藝術》雜誌等,觀眾還可在會場購藏1997年出版、已絕版多時的《百變香江:邱良攝影珍藏九七版(上)》。此書誕於回歸年,出版後不久邱良便意外離世,籌備多時的下冊也就隨着作者溘逝而成為消失的檔案,這沒有下集的攝影集也就是邱良的絕世遺作。

《百變香江》珍貴在於其歷史價值,也是邱良與父親的一次難得的「合作」。攝影集中多幀四十年代的原版照片,是邱良亡父拍攝的珍藏,邱良重新跟着父親的腳蹤再拍攝一次,以鏡頭對照和回味滄海桑田的急促變遷,是一次平行時空的父子聯手合作。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還看今朝,改頭換面又是一番景象。

《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展期由2022年1月7日(五)至1月23日(日),期間並舉行兩場講座,由前《攝影畫報》總編輯伍小儀及編輯方明回憶與邱良的相識及工作上的點滴;Asia One董事總經理劉文邦(Peter Lau)與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張順光則會分享香港舊照片的收藏與價值,歡迎傳媒參觀、邀約訪問。

除了邱良的作品集,展場還有不同攝影師操刀的舊香港攝影集展示,大部分更是絕版,歡迎觀眾一同回味那些年的集體回憶,驚艷香江昔日之美。

邱良——沙龍與寫實攝影的橋樑

1960年,年僅十九歲的邱良已在街頭拍攝。他的照片講究構圖與光影,作品也甚具美感,由於當時非常流行沙龍攝影,加上人們常將傳統攝影簡單分為沙龍畫意與寫實攝影,因此曾有人將他歸類為沙龍攝影師。實際上,邱良受當時布列松等攝影大師的寫實主義攝影所影響,風格上更偏向寫實。

邱良的年代正好處於沙龍與寫實攝影之間,他與上一代沙龍攝影師不同的是,他在香港的沙龍及寫實攝影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樑。畢竟身為攝影雜誌編輯的他,非常樂於接觸新事物,即使後來他面對當代攝影的興起,同樣以了解、欣賞的態度去接觸。

邱良曾擔任多本雜誌的編輯,1965年至1970年,他在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擔任攝影師。1971年,他在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任職攝影師,拍攝電影製作的場景,也拍攝武打巨星李小龍、陳寶珠、蕭芳芳、狄娜等明星名人。1973年,他創辦《攝影生活》月刊,但只維持數年時間。停刊後,1980年起在《攝影藝術》擔任編輯,一直工作至離世前夕,對於推廣攝影藝術可謂不遺餘力。

邱良出版不少著作,包括《爐峯故事》(1992年)、《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1997年)等書籍,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因離世未能實現。之後,三聯為他出版《香港故事 1960’s-1970’s》(1999年及2012年)。

《情侶打傘》,1960-70年代。藝術家印製銀鹽相片。

 邱良逝世25週年紀念展 ——《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

日期:2022年1月7日(星期五)至1月2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時至7時(星期三四休息)

地址:The Culturist’s Playground | 上環文咸東街105-107號利文商業大廈6樓

傳媒導賞: 1月7日下午2時至6時

分享會:

一、香港舊照片的收藏與價值

講者:劉文邦(Peter Lau,Asia One董事總經理)、張順光(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

主持:鄭天儀(文化者創辦人) 

時間:1月8日(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登記:https://www.eventbrite.hk/e/237585272947 

二、邱良——工作及日常

講者:伍小儀(《攝影畫報》前總編輯)及方明(《攝影畫報》前編輯)

主持:顯影

日期:1月15日(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登記:https://www.eventbrite.hk/e/23759244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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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露御用攝影師 EVE ARNOLD

用「夢露御用攝影師」來形容Eve Arnold(1912.4.21-2012.1.4)或許不太恰當,畢竟拍攝夢露的攝影師不止她一個,而Eve Arnold的成就也遠不止拍攝夢露這麼簡單。但「御用」二字不僅意味著信任,也意味二人之間非一般的感情,這正是她的過人之處,因為Eve Arnold從不刻意地窺看與揭露,而是禮貌地記錄。

老來學藝

說Eve Arnold老來學藝確實有點誇張,相比起同時期的Robert DoisneauRobert Capa等攝影師,她的攝影啓蒙顯然來得有點晚。1946年,Robert Doisneau已嶄露頭角,Robert Capa更是聲名遠播,34歲的Eve 在男友建議下,才毅然放棄從醫念頭,帶著男友送給自己的ROLLEICORD相機開始攝影事業。當時她正在一間菲林沖晒工廠工作,一有閒暇便背著相機四處拍攝以累積經驗。

1948年,她在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這裡也孕育另一位著名攝影師Richard Avedon,學校現改名為The New School)跟隨《HARPER’S BAZZAR》雜誌藝術總監Alexey Brodovitch學習攝影技巧,完成六周攝影課程後,她毅然前往黑人聚居地HARLEM區,一連幾個月在教堂、酒吧和飯店等地方拍攝黑人女模特兒。

由於沒有美國雜誌願意出版這些黑人照片,她丈夫唯有將照片寄往英國《Picture Post》雜誌的朋友,雜誌社不僅出版照片,還登上封面。遲來的機會令她獲得一定名氣,也為她加入Magnum Photos 一事助一臂之力。在成為兼職記者六年後,1957年,她正式成為會員,成為圖片社第二位女攝影師(僅次於奧地利攝影師Inge Morath)。之後她也開始為《TIME》和《LIFE》等雜誌工作,拍攝Joan Crawford、Malcolm X、Jacqueline Kennedy等名人及政治家等,當然也包括和她關係密切的夢露(Marilyn Monroe)。

與夢露的友誼

201214日,Eve Arnold在倫敦去世,享年99歲,這年也是她鏡頭下的女主角夢露逝世50周年,這巧合也令大家再次談起她們之間的友誼。關於二人的關係,或許應該從1951年說起,當時二人均未算成名,有一次舞會上相遇時,Eve Arnold將自己為電影明星Marlene Dietrich拍攝照片的事情告訴夢露,深感興趣的夢露問EVE,既然你拍攝MARLENE的照片這麼出色,那也許你也可以為我拍照。不久後在攝影師Sam Shaw介紹下,二人正式成為朋友。

相識十年多,Eve Arnold曾六次為夢露拍攝照片,其中一次更長達兩個月。夢露早已習慣她的存在,每當有新想法都會告訴EVE,而EVE也像姐姐一樣照顧她,更將她的生活細節及工作場景中記錄下來。 Eve Arnold是夢露最信任的攝影師,在她鏡頭下,夢露展現出最自然的一面,不論在拍戲、化妝室甚至在臥室,她總能捕捉到夢露或開心或憂鬱、毫不掩飾的一面,這是男性攝影師鏡頭下所無法看見的神韻,而她也憑藉這些照片,開始廣為人知。儘管夢露已離世多年,但Eve Arnold和世人一樣並沒有忘記她,在1980年代將夢露照片集結成《Marilyn Monroe: An Appreciation》等書,2005年在倫敦Halcyon Gallery,更展出一批從未曝光的夢露照片。

時代記錄者

夢露離世那年(1962年),Eve Arnold移居英國,並以攝影記者身份遊歷前蘇聯、中國、蒙古、阿富汗、南非和古巴等地,拍攝當地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將鮮為人知的故事記錄下來。1979年,她曾兩度到訪中國進行拍攝,次年她在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舉辦中國主題攝影展,並將照片集結成《IN CHINA》一書。

這本影集不但令她贏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更獲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Photographers頒發終身成就獎。在隨後年月裡,皇家攝影學會成員(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Master Photographer(國際攝影中心評選)這些頭銜也接踵而來,以肯定這位時代記錄者的成就。踏入21世紀後的她較少露面,在距離一百歲還有三個月之際,Eve Arnold終究敵不過歲月,在倫敦護理院病逝,結束傳奇又偉大的一生,僅希望她與夢露在天國再續情誼。 

圖片來源:Eve Arnold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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