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leen Wang 遊走在模特兒與攝影師之間

現就讀香港大學的Aileen Wang是一位自由攝影師,她在約十五歲時開始攝影,最初只是以玩樂性質在Instagram上分享拍攝的照片,期間得到專業攝影師的鼓勵,令她慢慢嘗試在攝影中融入個人想法。大學後,她接過時裝品牌的拍攝工作,也曾跟隨專業攝影師當助手,年紀輕輕已累積很多經驗。

模特兒是一種表演

在拍攝的過程中,她認識很多模特兒朋友,由於樣貌甜美,也有模特兒公司邀請她往幕前發展。「我覺得我的性格不是很適合在娛樂圈/演藝圈發展,所以沒有簽約。做過當過幾個月freelance model,也是想從模特兒的角度了解拍攝的情況。」模特兒的工作同樣能接觸各種各樣的拍攝,和導演、攝影師、妝髮師等合作,見證大型廣告的製作流程。「但是我漸漸地感受到, 模特兒在很多商業拍攝裏只是一個object,整件事情很被動,雖然自己沒有遇到惡劣或不被尊重的情況,但也慢慢透支我的熱情。」

相比起做商業攝影模特兒,她更喜歡和認識的攝影師/藝術家合作,有更多自由及動力做創作。「當我是被攝者時,一開始我會很沒有安全感。我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當你要完全融入在一個氛圍裏,自己的一切都可能被他人捕捉,我是很抗拒的。」後來與攝影師朋友聊天的過程中,覺得某些想法一拍即合,於是開始慢慢出現在別人鏡頭下。「我覺得與其說是模特,更像是一個表演者吧,你既要『表演』一個角色,同時要保留自己的個性和特點,我想這是我對模特兒的看法吧。」

從模特兒到攝影師

在時尚攝影史冊裏,有不少攝影師是模特兒出生,德國女攝影師Ellen Von Unwerth及已故英國攝影師Corinne Day(1962-2010)是罕有能在男性攝影師為主導的領域突圍而出的女性攝影師,這其實要得益於她們早年當模特兒的經歷,正是對鏡頭的另一端有獨特的體會,才令她們深深明白到,女人從來不是為了滿足男人的審美角度而出現,女人的性感也不是被物化的軀體和面容。性感在她們的鏡頭下,是由內到外散發出來的自由與歡樂,而她們要展現的,是女性自信、自由的一面。

「我對Ellen的看法很有共鳴!我很喜歡在拍攝之前或拍攝時和模特兒進行交流,她們最自然、最放鬆的時刻,正是我最想記錄下來的畫面。模特兒也是人,不是一個美麗的軀殼,或者展示商品的模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歷與想法,這些都構成她們獨一無二的美。」拍攝前,她常常會問模特,你喜歡什麼?你有什麼想法?聊天的過程中往往會激發更多靈感,「與其說這是我的作品,我更喜歡把這些影像稱作『我們的作品』。」很幸運地,當後來她偶爾做模特兒時也是如此,每位合作過的攝影師均會了解她的想法,影像中也有她的構思在裏面。

時尚攝影與人像攝影

「當我是掌鏡者時,常常覺得自己靈魂分裂,一半完全投入在光與影的藝術視覺裏,一半卻變成一個心理學家,從模特兒的表情、性格、體態進行分析,再用自己的風格呈現出想要的效果。」操刀過時尚及人像攝影,她認為時尚攝影更重視影像的格調和氣質,整體的造型會比較突出,而模特往往是服務於拍攝的主題和造型。「人像攝影更多是發覺模特兒個人的美,更具自由性。我更喜歡人像攝影,因為我喜歡和被攝者交流。」

Aileen鏡頭下的人物大多是女性,有些人認為女性攝影師拍攝女性更有優勢,但她覺得不應僅僅因為性別而否定男性攝影師的鏡頭。「我覺得女性攝影師的優勢,在於男女審美的不同,身為一名女性,會更細膩地感受到女性的情緒。我喜歡拍攝女性,目前拍攝的大多是與我年齡相若的少女,因為我覺得自己正在透過鏡頭與她們交流。有時,一次理想的拍攝過程比朝夕相處的同學,還能更深地了解一個人,這對於我來說,是『最完美的社交』了。」

攝影的療癒

經歷過數年的攝影嘗試,她也在不斷成長,從單純拍攝時尚或人像攝影,到慢慢發掘我內心深處的情緒。2019年開始,她慢慢出現抑鬱症和社交焦慮症的症狀,隨著情況越來越嚴重,她很想逃脫那種壓抑的情緒,帶著心中的她一起「逃」出去。她在Instagram徵集模特兒,從50多人中慢慢溝通篩選出六位女生,在大帽山拍攝了一天。

「拍攝這組作品時,這種情緒是在我的潛意識裏,當時只想單純地展現少女野性、自由及自然的美。」她說人與人的緣分很奇妙,大家雖是陌生人,因為拍攝而一起登山、一起說說笑笑,一起穿上紅裙子、一起在廢墟裏起舞。「我覺得女孩之間有時有種磁場,她們都很理解我想要表達的情緒和美感,那種彼此懂得、彼此信任的感覺很美好。」六位女生從最初互相依偎、慢慢踏出腳步,到離開石屋、自由地舞動,象徵著內心情緒的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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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攝影  凝視露宿者的生活

社會大眾對露宿者的印象,大抵離不開吸毒、酗酒或沉迷賭博,傳媒往往只關注露宿者數字及貧窮率,或者簡單歸因於房屋政策或貧窮問題。當我們把目光凝視這群無家可歸的人,會發現他們不只是冰冷的統計數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樣充滿有溫度的故事。

光影作坊展覽現場

資深攝影記者高仲明近日舉辦展覽「放逐」,他並非藉此探討所謂貧窮問題,也沒強調任何統計數字。雖然以傳統的紀實攝影手法拍攝,不過展覽的形式卻跳出新聞攝影的思維,在光影作坊的空間裏,用三件裝置作品分別重現他們居住或生活的環境,由卡板、紙皮搭建的「房屋」,就是他們的容身之地,相比起一張圖片一句文字的展覽方式去講述露宿者現狀,這樣的處理手法無疑令觀者更加了解、感受他們所處的環境。

展覽以電腦螢幕或投影機結合緩慢的音樂,用照片講述雄叔、在港出生的尼泊爾人阿Sing及「維園犀利哥」Simon Lee三位露宿者的故事,令觀眾沉浸在他們的世界,而他們再不是面目模糊的個案,而是能牽動觀者情緒的露宿者。

在旺角一條小巷,由帆布及木塊支撐的帳篷,就是雄叔的安身之所。

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越趨嚴重,關於露宿者、劏房甚至籠屋的報道,早已屢見不鮮,每位攝影記者或多或少有接觸過這類題材。高仲明與露宿者的相遇緣於2014年,當時他原本到旺角小巷拍攝外國塗鴉藝術家的圖片故事,因緣結識居於小巷的露宿者雄叔。「雖然他長期露宿街頭,但他居住的地方非常整潔,還把小巷打掃得井然有序。」雄叔與一般的露宿者不同,身患癌症的他,寧願自食其力做清潔工,也不願拿綜援。在往後的相處中,二人逐漸成為朋友,高仲明開始定期記錄他的生活,雄叔也慢慢談及他的過去。

雄叔年輕時曾經風光過,他曾吸毒及入獄,有過兩段婚姻,無奈都以妻離子散告終,最後淪落街頭。雄叔是高仲明的樹洞,令他可以抒發情感,「雄叔知道我情緒低落,很懂得關心人,2014年正值雨傘運動,我去旺角拍攝時,他會提醒我工作時要小心,這令我很感動。」不久後,雄叔逐漸消瘦、病情也急轉直下,當高仲明翌日再去找他時,雄叔已氣絕身亡。雄叔曾留下遺願,希望能重見仔女,高仲明在社交網絡尋回他失聯的家人,並拍攝雄叔出殯的畫面。


高仲明曾多次探望及拍攝雄叔,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與雄叔到旺角街頭拍攝。

高仲明說,要進入露宿者的世界殊不容易,其實他們也渴望被人關懷及了解,他透過長時間與雄叔的相處,令照片有出色的紀實效果。高仲明的影像向來比較陰沉,這系列雄叔的照片不見煽情或強烈的視覺衝擊,反而有一種溫柔的凝視,去記錄雄叔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時光,令人動容。拍攝期間,雄叔及攝影成為他的精神支柱,也為照片賦予另一層意義。展覽以「放逐」為名,表面上是在講述被放逐的露宿者,然而這些露宿者居住的地方,也是高仲明的放逐之地。

在世人眼中,露宿或許是被社會放逐的結果,是無奈之下的委曲求全,當走近他們的生活後,才發現情況並不總是如此。患有癌症的雄叔,晚年曾獲發公屋,但他面對着家中白牆,反而覺得不習慣,短住過後重返街頭,他覺得這裏才是他的歸宿,希望有人幫他「收屍」。展覽另一位主角維園犀利哥,很多傳媒曾報道他的故事,他讀過大學、曾過中產生活,有感工作沒有意義才選擇露宿街頭,之後更帶領導賞團,向人介紹他的露宿人生。展覽「放逐」雖然聚焦露宿者的故事,某程度上卻擴闊我們對無家者的想像,「露宿者未必是因為行差踏錯,才導致最後淪落街頭。」

雄叔的遺照

放逐

日期:即日至5月30日

時間:11am-1pm、2pm-6pm (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JCCAC L2-02光影作坊

預約參觀:form.jotform.com/211150388972458

圖片由《壹週刊》及高仲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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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 Givon 從紀實攝影到香港改圖

香港的城市景觀充滿科幻感,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並列而排,在居港以色列攝影藝術家Anat Givon的作品裏,還增加幾分超現實主義的視覺元素。她擅長以photoshop為香港熟悉的城市面貌帶來獨特的視覺效果,作品中也隱含着對於我城的情感與想像。

《View From My Window》

景觀被條碼化 效果如抽象畫

在Anat的作品中,城市的景觀被無限拉長,變成一條條線狀的彩色色條,彷彿一條色彩繽紛的條碼(barcode),成為香港獨一無二的象徵,生活在這裏的人,用眼睛一掃描就能辨認出這座城市。熟悉的摩天大樓,在超現實之中摻雜着真實景觀,如此有趣的處理手法,源於她曾在港島居住,日常生活總被高樓大廈圍繞,於是將這些畫面拍攝下來。她喜歡在電腦上為相片隨意加上不同的效果,令照片看起來不太真實,在視覺上很吸引。「香港近年變化很大,舊式建築被新的高樓大廈取代,我想呈現香港這座城市的轉變。」

雖然摸索出恍如條碼般的獨特風格,然而Anat並沒故步自封,她覺得一張相片有不同的可能性,透過探索不同的顏色效果及拼貼技巧,即使同一張照片,也總有不同的呈現效果,有的像水墨畫或抽象插畫,有的像平面設計的海報,有的明顯見到修圖的痕迹,原本熟悉的城市面貌,頓時有一種新鮮的感官刺激。「對我而言,創作就像是一個實驗的過程。」

《Bright Line Rules》

例如作品《Bright Line Rules》中呈現的中環景色,影像經過處理之後,恍如長時間曝光的車軌夜景,彷彿置身cyberpunk時空。同樣是中環夜景,另一幅作品《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則把照片變成色彩繽紛的線條與色塊,宛如一幅抽象畫作。相片中的夜景早已變得面目全非,然而在色彩的迷霧中似乎仍浮現着城市景觀,讓人好奇畫面中的真實夜色究竟是甚麼模樣。

拋下新聞包袱 隱喻香港顏色

Anat的創作手法離不開photoshop,其實她曾是一名攝影記者,1980年代開始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美聯社分部工作,走過中東等烽煙大地,也見證過暴力衝突與死亡,1997年來到香港,拍攝當年香港主權移交的歷史時刻。2005年,她離開工作逾二十年的美聯社,前往倫敦學習photoshop課程。「新聞攝影很容易重複,即使當時香港偶爾有大型示威,但與之前在中東地區的經歷比較,只是小巫見大巫。」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新聞攝影不能改圖,攝影師也無法控制照片在報紙上的呈現方式,這對藝術創作來說卻至關重要。從倫敦回港後,她拋下新聞攝影客觀、真實的包袱,開始用photoshop的改圖手法進行創作,主觀地破壞現實,甚至創作出一種主觀投射的假象。在作品《Into The Unknown》裏,表面上看是密集的高樓大廈景觀,然而仔細留意畫面的建築物時,發現它的某部份細節變成彩色的條碼。香港本是燈火璀璨的城市,在她的作品中,前景的黃色燈光變得更耀眼,遠處的山景瀰漫着一片黯淡藍色,畫面左方還有一條紅線從天而降。在以顏色區分立場的香港,這幅作品似在隱晦地表達出香港的現狀。

以這幅作品為例,Anat說她的想法總是斷斷續續,作品也是時停時做,最難的不是天馬行空的靈感,而是在適當的時候畫上句號。「做得太多的話容易畫蛇添足,也令作品失去想像的空間。」

《Into The Unknown》

Women Gaze

日期:即日至4月25日

時間:11am-7pm(一至六)、2pm-7pm(星期日)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74號La Galerie Paris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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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攝影計劃 捕捉街頭日常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改變世人的生活方式,在空閒時間忽然變多的日子裏,居港瑞典攝影師Andrea Björsell沒有妥協於百無聊賴,反而展開「百日攝影計劃」,漫遊香港街頭、捕捉平凡日常。

在韓國出生、瑞典成長、歐美讀書的Andrea,一直渴望接觸不同國家文化,數年前定居香港後,隨即愛上這個東西滙聚的都市。「以前對香港的印象只是摩天大樓,來港後才發現這裏的大自然、漁村很漂亮。」對她而言,新地方總能帶來源源不絕的拍攝靈感,香港也不例外。實際上,她7歲時已擁有相機,喜歡拍攝身邊朋友及花朵等,這個樂趣一直延續至今逾四十載。1990年代,她曾在倫敦傳播學院修讀攝影,之後成為一名商業攝影師,拍攝時尚、室內設計等不同題材,也曾為瑞典皇室掌鏡,來港後繼續從事攝影工作。

途人稀落 反映人心惶惶

回想去年,武漢肺炎忽然而至,她頓時變得清閒,因而萌生百日拍攝計劃。「當時樂觀地以為疫情會在數月後完結,於是給自己一個挑戰項目,利用這段時間好好記錄香港。」Andrea的照片微妙地捕捉香港人在疫情期間的轉變,在4月初開始拍攝計劃時,正值第二波疫情高峯期過後不久,大家人心惶惶,她選擇在夜晚時分進行拍攝,那時的街頭只有稀落的行人,彷彿映照當時的心情。

4月中開始,疫情漸趨穩定,之後更有多日沒有本地確診病例,她鏡頭捕捉的,是人們在街頭拍照、在遊樂場玩樂、在沙灘上寫意地慢走,感覺十分開心自在。加上當時仍未有口罩令,這些照片看起來完全不像在疫下拍攝,「我不想誇大負面、沮喪的情緒,拍攝時我也是懷着樂觀心態的,完成拍攝計劃時,我其實很不捨得。」拍攝計劃完結之時,第三波疫情正慢慢步向高峯,若她堅持拍攝至第四波,相信會是不一樣的光景。

復古暖調 美好而不真實

Andrea的鏡頭不見壯觀的建築物,反而透過捕捉街頭的點滴、日常生活的微妙瞬間,呈現香港的活力。「每日堅持拍攝照片,這聽起來很簡單,困難之處是作品的主題既要豐富多元,同時每張照片都有趣味的故事。」家住西營盤的她,有天在街上見到店舖內有兩隻小狗,其中一隻更好奇地望向鏡頭,她於是蹲下來以狗狗的視覺拍攝,整個畫面非常有趣,令人想起美國攝影師Elliott Erwitt的小狗作品。在她經常途徑的鴨巴甸街,人們撐着傘在雨夜下彳亍而行,由於行人路比較狹窄,經常有人在馬路邊行走,她的鏡頭正好捕捉這個很日常的時刻。

細心留意Andrea的照片,會察覺有種很典雅、暖調的效果,她以往經常在黑房裏進行這種名為Lith Printing的特別曬相技巧,著名荷蘭攝影師及導演Anton Corbijn也喜好這種風格。如今,她依靠電腦代勞來模擬風格,同樣令照片充滿柔和及復古的感覺,一切顯得十分美好,若說這就是疫下的香港,反而顯得不太真實。

Photography Exhibition-Andrea Björsell

日期:即日起至2月28日

時間:9:30am-6:30pm(星期二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26號建德工業大廈4樓A室Sin Sin Fin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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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y Chu 當口罩成為香港新日常

It’s been a year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pandemic emerged, photographer Birdy Chu document the life under the epidemic in 2020. Although everyone has been accustomed to living in the epidemic, it is still incredible to relive the past year’s mom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demic, there were crowds of people lining up to buy masks. Meanwhile, the deserted shops on the streets also became the epitome of Hong Kong.

In one of the pictures, people line up to buy toilet paper and disinfection supplies, which became the new normal. “At that time, pharmacies would occasionally bring out things to sell. I tried to ask the first person waiting in line on the street. It’s sad and absurd that sometimes they didn’t even know what was in the li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te puppy wearing a mask and the masked girl contrast the young lady with long flowing hair in the billboard. Everything looks unusual. “Even during the festive Christmas holidays, there was still a depressive atmosphere. In one of the shopping malls in Tsim Sha Tsui, everyone lined up to take photos. In front of the beautiful Christmas illumination, three girls didn’t have any happy expressions even though they were photographed. ” It’s realistic yet rather strange.

武漢肺炎去年初在香港爆發,恍如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轉眼已持續逾一年,疫情一波又一波,而今不僅不降反升、確診病例逾萬,佐敦更成為封鎖區,the best is yet to come。攝影師朱迅(Birdy)用紀實的鏡頭記錄疫症下的2020年,雖然大家早已習慣活在病毒氾濫時,然而重溫過去這年的大小瞬間,卻仍覺不可思議。

看着展覽現場的黑白照片,荒謬及超現實的畫面一幕幕浮現眼前。疫症開始時,到處是排隊買口罩及領口罩的人龍,鬧市中的藥房貼出「疫情告急求現金,全場貨品吐血價」的告示,冷清的店舖成為香港的縮影。在其中一張照片中,人們排隊買廁紙及消毒用品,畫面中的人龍望不到盡頭。「那時藥房會不定期拿東西出來賣,經常在街頭見到排隊的人龍,試過問排在首位的人,有時連本人也不知道在排甚麼。」很寫實,卻很荒謬。

不久後,口罩成為新日常,經歷過動盪不安的2019年,那種不能捉摸的恐慌情緒,仍繼續在蔓延。在朱迅的鏡頭下,穿着鞋子的可愛小狗戴着口罩、一對情侶在空曠冷清的尖沙嘴海旁互相依偎,一切日常均顯得不尋常。「即使在歡慶的聖誕假期,仍籠罩着壓抑的氣氛,在尖沙嘴商場的打卡位,大家排隊影相,在漂亮燈飾前面,三位少女望向拍照的手機,卻絲毫沒有開心的表情。」同樣寫實,卻很詭異。

寫實又超現實 生活習慣非必然

朱迅曾是攝影記者,2003年沙士的經歷仍歷歷在目,那時他在淘大花園、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等重災區拍攝,「淘大花園冷清得可怕,即使大白天也四處無人;更恐怖是在8A病房拍攝完之後,我忽然發燒,當時真的非常害怕,幸好只是虛驚一場。」當去年武漢肺炎爆發、戴口罩再次成為日常時,他有感疫症又將會持續,於是一直記錄疫症下的香港生活。「雖然今次疫情的感覺不及沙士般恐怖,死亡率及後遺症也不及沙士,但上次到夏天已完結,反觀今次已經一年,還不見減緩的迹象。」

17年後,他的身份是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講師,對他而言,新聞攝影就是要面對社會發生的事情,過去一年的焦點,自然是疫症。由朱迅策展的展覽「罩日」,除了他的黑白作品,也展出16位同學拍攝疫症歲月的照片,令展覽內容更豐富、廣泛,同時道出學生們的疫症經歷及看法。有學生的家庭因疫症出現經濟問題、有學生卻因此拉近與家人的關係、有學生以比較誇張的手法講述疫症,這些多元的照片令人見到香港人在疫症下不盡相同的生活狀態。

展覽是過去一年寫實又超現實的最佳寫照,這場疫症不但令戴口罩成為新日常,也衍生出很多新名詞,如社交距離、599G規例、Work From Home等,「更重要的是令我們明白,很多生活方式及習慣其實不是必然或必要,這值得好好反思。」

罩日

日期:即日至02月11日 /時間:9am-8:30pm(星期一至五)、9:30am-6pm(星期六)

地點:歌德藝廊及黑盒子(灣仔香港藝術中心十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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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攝影 補白香港歷史

先是皇都戲院、後有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近來社會再次掀起保育議題的討論,其實香港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豈止這些?許多淪為廢墟的建築物,也曾經歷過輝煌歲月。攝影師劉永康說:「香港歷史豐富多采,連官方機構也無法完整敘述,廢墟也是香港歷史一部份,卻往往被人忽視。」最近,他出版廢墟攝影集《塵世背後》(The Faded Glory),既為香港的廢墟留下視覺紀錄,也從側面補白這部份的香港歷史。

劉永康首本攝影集《塵世背後》(The Faded Glory)由EastPro出版。

雖然近年廢墟攝影在香港越來越流行,但很多人仍停留在集郵、打卡心態,未必有熱忱去了解廢墟歷史。本身從事IT行業的劉永康在1994年接觸攝影,喜歡街頭攝影的他,2012年開始廢墟攝影。「當時去新界一間廢棄村校,我本身喜歡舊物,入去之後有種很緬懷的感覺,很想了解建築物背後的歷史。」由最初純粹的攝影記錄,在廢墟愛好者口耳相傳之下,他踏足更多即將快拆卸的建築物,慢慢留意廢墟文化,至今拍攝約二百個廢墟。有些人喜歡探險,或是到廢墟尋寶、塗鴉,而他則以文化保育的心態進行拍攝,記錄廢墟的歷史面貌。

皇后山軍營印度廟

蓮花形狀印度廟 香港唯一

位於北區的皇后山軍營,曾是香港重要的軍事基地,面積與維園相若。1960年代,駐守的尼泊爾啹喀兵在軍營山頂建造印度廟,這幢灰綠色的六角形建築,是香港唯一的蓮花形狀建築。回歸前夕,軍營的啹喀兵撤走,印度廟便慢慢荒廢,成為其中一個廢墟熱點。雖然它在2010年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但人去樓空的建築物,門外早已雜草叢生。

「周圍的環境一片凌亂,氛圍有點詭異及陰沉,食堂牆上更佈滿彈孔。」2015年,政府將皇后山軍營劃為住宅用途,興建成皇后山邨及山麗苑,據悉印度廟是為數不多獲保留的建築物。雖然軍營早已渺無人煙,但人們生活過的痕迹仍隨處可見,劉永康的照片,讓人知道皇后山軍營的過去及歷史細節。

荒廢多時的建築物早已雜草叢生。

《塵世背後》一書收錄十座廢墟的照片,包括戰前唐樓、客家大宅、村落、街市、軍營及政府建築物等殖民地時期建築,圖文並茂講述當中歷史。「它們曾經很輝煌,為香港貢獻過黃金歲月,即使現在成為廢墟,這些歷史也不應該被遺忘。」對於廢墟攝影來說,出書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更多人了解香港的歷史及廢墟文化;另一方面,卻擔心引起更多人一窩蜂前往這些廢墟。所以挑選的地方多是已經拆卸或活化(如中環街市)的建築物,以及比較偏僻的村莊,有的則不公開廢墟名字及位置。

有逾八十年歷史的元朗客家大宅。

與時間競賽 為歷史存檔

在元朗一幢客家大宅,糅合中式及歐式的門樓非常有氣派,門樓旁邊的警衞塔為建築物增添些許軍事氣息。實際上,這座建於1930年代的大宅,戰後曾被用作臨時警署。建造大宅的商人在日佔時期逃離大宅,直至1960年代才重返,將其改建成工廠。商人在1980年代移居海外後,大宅已賣給發展商,荒廢多年,後來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究竟它將被如何「活化」?目前尚不得而知,但願不是另一個囍帖街。

劉永康鏡頭下的廢墟建築物,在經歷時間洗禮過後,大多已面目全非,面臨日久失修的狀態。令人感慨的是,由於住屋需求及去殖民化等原因,許多廢墟建築已被拆卸或活化,想完整地為香港的舊建築留一份歷史存檔,除了持之以恒的拍攝動力,原來也不得不與時間競賽。

大宅外有個養雀鳥的建築物,可見屋主品味。

新書分享會

時間:2月6日3PM / 地址:EastPro Gallery(銅鑼灣告士打道223號海聯大廈9樓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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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駿 凝視抗爭者眼神 


始於2019年夏天的反送中運動,從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成一場十八區開花的抗爭運動,面對政府的無情打壓,抗爭者掘磚築起路障,以作抵抗。衝突過後,當局以水泥倉促填封街磚間的坑洞,那種不協調的畫面,在在提醒港人這場運動的經歷及意義。攝影藝術家陳啟駿以拓印手法在鋁板上重現行人路上的突兀痕迹,結合抗爭者的人像攝影作品,呈現他們的精神及故事。

對參與示威遊行的人群而言,口罩或防毒面具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蒙面情況下,大家早習慣以眼神或肢體動作交流。「在整場運動中,我與其他抗爭者是透過眼神的凝視而連繫起來,縱使只是四目交投,也覺得大家是連成一線的。」陳啟駿拍攝多位年輕抗爭者,集中在他們的臉孔及眼神,去記錄他們的感受,畢竟在這場抗爭運動中,不論是前線手足、後勤還是文宣組,走在最前的是一群年輕人,他們發揮着重要作用。

陳啟駿以黑色背景拍攝多位抗爭者的肖像。

樣貌裝束不一 堅毅目光相似

他用冷面攝影(Deadpan)的手法,以相同的角度、燈光及背景拍攝每位抗爭者,有人戴上頭盔、防毒面具,有人以頭巾蒙面,「儘管大家的樣貌、裝束不一樣,但他們堅毅的眼神卻很相似。」他一方面在抗爭者熟悉的環境拍攝,同時刻意用黑色背景將他們與環境分離,讓人聚焦在他們的眼神。「人在不同地方的狀態是很不同的,熟悉的地方令人有種回憶 、自然的感覺,這樣能更好捕捉他們自然流露的狀態,更能表達他們的感受與情感。」

國安法之後,香港自由人權狀況急速惡化,政府巧立名目、肆無忌憚地鏟除所有反抗力量。即使在如此前提下,仍有抗爭者願意站出來,戴上口罩望向攝影師的鏡頭,令相片增添一種信任感。「被拍攝成為了參與抗爭的痕迹,對他們而言,某程度上將自己置身一個頗危險的狀態,但這種付出是基於對香港的愛,以及對這場運動的熱誠,同時為這段歷史填補空缺,是有深遠意義的。 」

照片的鋁板上拓印有抗爭路面地貌,呈現出抗爭現場感覺。

地面展示作品 可觸摸的情感

身為大學及學院兼任講師,陳啟駿說在國安法之前,十多歲的學生仍夠膽去講,之後明顯是噤聲了,國安法的寒蟬效應或多或少造成人們自我審查的隱形壓力,越是這樣的情況,他越覺得需要在香港展出這些作品。「當一個人不夠膽講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很可悲的。這些作品的出現有很重要的訊息,讓當權者明白,我們有發聲的自由;也讓大家知道,我們仍可以發聲。」

他不是直接展出這些人像作品,而是將照片生成在拓印有抗爭路面地貌的鋁板上,將抗爭者與抗爭現場聯繫起來。每次重返抗爭現場,他均會想起抗爭者,「政府以石屎覆蓋行人路,這種狀態是很大陸化的,一件事情發生了,用另一件事掩蓋。 越是遮掩,越暴露事件的意義及價值,即使能抹去這場運動的痕迹,但我們的記憶是無法抹走的。」

鋁板上的照片因凸起之處無法吸收銀鹽,變成大小不一的白點,從而無法呈現影像的細節,為原本清晰的影像增添一種模糊感覺。攝影師故意在展覽空間的地面展示作品,觀眾蹲下來用手觸摸鋁板紋理的狀態,正好模仿他拓印時的情景。陳啟駿透過攝影將抗爭過後的痕迹轉化為可觸摸的情感,既體現出年輕抗爭者的精神,同時在逐漸噤若寒蟬的香港,發出自由而共鳴的聲音。

攝影師在地面展示作品,觀眾可蹲下來用手觸摸鋁板紋理。

凝視

日期:即日至1月31日 / 時間:11am-1pm、2pm-6pm(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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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l Heijnen 紙上尋貓

躲貓貓,又稱捉迷藏或捉伊人,曾是小朋友間流行的尋人遊戲。2020年,居港荷蘭攝影師Marcel Heijnen推出第三本貓咪攝影集《躲貓貓》(Spot The Shop Cat),顧名思義在紙本上演一場尋貓遊戲,實際上它更像是一本關於貓咪的童書繪本。

從《香港舖頭貓》到《躲貓貓》

Marcel曾在歐洲及亞洲不同城市生活,作為一名資深貓奴,他的身邊總不乏貓咪陪伴,現時亦養了兩位「主子」。2015年移居香港後,他時常在當時住所附近的西營盤及上環一帶的老店拍攝,發現有不少舖頭貓。香港人對此早已習以為常,畢竟老店較多蛇蟲鼠蟻,養貓有一定震懾作用。不過對他而言,卻是非常新鮮、有趣的畫面,自此舖頭貓成為他鏡頭下的主角,慢慢更在街市、後巷拍攝貓咪的身影。

2016年尾,Marcel推出《香港舖頭貓》(Hong Kong Shop Cats),大賣數千本,翌年推出的《香港街市貓》(Hong Kong Market Cats)亦頗受歡迎,在許多人眼中,早已將他與貓咪攝影師畫上等號。他說街市貓大多是流浪貓,通常在街市尋找食物,會比較害羞及怕人;舖頭貓則比較主動,還會對鏡頭感到好奇。「有時,貓咪會氣定神閒任人拍攝;有時,牠卻會藏身店舖角落,隱身在林林總總的貨物之中,令人無法輕易發現貓咪身影。」

相片與插畫、中英文詩句結合,令人更易代入貓貓角色。

表面捉老鼠 實質是「腦細」

看《躲貓貓》裏面的照片,有時貓咪與雜亂的貨物融為一體,有時僅好奇探出半個頭來,十分可愛;有些照片看過好幾次,依然未能發現貓貓的蹤影,彷彿在看貓咪版的《Where’s Wally》一樣。實際上,Marcel拍攝時也有如此經歷,往往不能第一眼察覺貓咪的存在。「試過拍攝完一個很有趣的場景,心想如果畫面中有貓就好,結果拍攝完照片後,才注意到角落有一隻貓。」

某程度上,《躲貓貓》似乎在還原Marcel拍攝時的樂趣,但這本書的內容還不止於此。英文書名Spot The Shop Cat》一語雙關,除了有尋找舖頭貓的意思,他也與居港澳洲插畫師Stephen Case合作,創造出名為Spot的舖頭貓角色,透過牠來講述舖頭貓在店舖的日常,表面上是用來捉老鼠,實際上是寓工作於娛樂的「腦細」。

具教育意味 如趣味繪本

有別之前兩本貓咪攝影集,《躲貓貓》將相片與插畫、文字結合,透過中英文詩句描述貓咪的心情,讀來甚是有趣,令人更易代入貓貓角色。書中還加入貓的字義解釋、十二生肖為何沒有貓以及貓狗的性格對比等內容,彷彿是一本關於貓咪的趣味繪本。「之前兩本攝影集帶給人歡樂,《躲貓貓》感覺更加幽默及更具可玩性,同時不乏教育意義。」

兩年前出版《香港車房犬》(Hong Kong Garage Dog)時,他已覺得貓與狗的陰陽對比很有趣,這次更以插畫將這個觀點「發揚光大」,例如「狗有主人、貓係主人」、「狗乖你先會摸、你乖貓先會被你摸」等,令人會心一笑。「當然,這些都是從貓咪的角度去看事情,覺得狗隻比較天真及儍呼呼,狗主們未必會很同意這些觀點。」

Marcel Heijnen第三本貓咪攝影集《躲貓貓》,大業藝術書店、誠品書店及Goods of Desire等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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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錦順 為1841年的香港人拍攝夜景

攝影術在1839年誕生,香港在1841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兩者幾乎是同時出現,這種時間上的巧合,令攝影與香港歷史無形中產生淵源。某程度上,攝影圖片建構出我們對香港的印象。攝影藝術家練錦順想像1841年的香港人遇見2020年的香港面貌,模擬當時的拍攝手法,建構出模糊或過度曝光的香江夜色。

1841年,英軍在荷李活道公園舊址佔領香港。

絕對曝光值 拍現代歷史照

古代僅以圖畫或文字記述歷史,香港自成為殖民地以來一直有歷史影像作見證,在這方面是很現代的。「攝影對香港的影響很大,有攝影後的世界變得更具體,也更少想像,例如十九世紀留辮男子的照片,彷彿成為一種個人記憶。」

只是,由於攝影誕生初期的技術限制,只能在白天進行拍攝,令早期香港夜景的視覺印象從缺。對當時人煙稀少的小漁村居民而言,今日香港的繁華夜景,亦遠遠超乎他們想像。「我嘗試補全這種缺失,以攝影作品呈現心中疑問,若然向1841年的香港人呈現當下的境況,不知他們有何感想?」

1984年,東區走廊通車那年,正值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由於當時沒有電力照明工具,若要拍攝夜景,只能依靠月亮為光源。練錦順從歷史文獻中得知,月亮在月圓的曝光值是EV-3,它是一個絕對曝光值,可以有不同的光圈快門組合。他有意識地模仿當時的拍攝條件,利用月光捕捉今時今日的香港,創作出《EV-3》系列作品。2016年開始,他帶着大片幅、中片幅相機及彩色負片踏足不同地方拍攝夜景或人像,所挑選的拍攝地點,與香港歷史的發展息息相關,例如荷李活道公園原本是英軍1841年登陸的地方,1863年落成的薄扶林水塘是香港首個水塘,東區走廊通車那年正值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從中也對香港的歷史有更多了解。

1841年的香港經歷主權移交,近年的香港同樣經歷重要的社會事件,練錦順不僅拍攝充滿歷史隱喻的地方,他也親臨去年的示威現場拍照。「這兩年對香港歷史發展很重要,很多時刻都需要記錄,以及是有寓意的。」作品中有6.16及7.1的遊行示威現場的照片,也有示威者的人像照片,若以前人的思維來看,這種畫面比起燈光燦爛的都市,或許更不可思議。

2019年6月16日,夏殼道遊行示威現場。

奇幻逆緣 回望1841年

經歷過翻天覆地的2019年,來到疫情蔓延的2020年,百般滋味在心頭,也促使練錦順回望過去,以展覽《2020-1841》作為現階段的總結。 「若然以『1841-2020』為名,彷彿為這個城市的生命蓋棺定論。倒轉年份則有回首的意味。」展覽名稱的逆向年份,令人想起電影《奇幻逆緣》,講述男主角出生時身體年齡為80歲,然而卻隨着時間流逝而日漸年輕,現實中的香港,從2020回首1841,一百七十多年來,又何妨不是經歷一場奇幻旅程?

由於相片固定以EV-3拍攝,長時間曝光令影像變得過度曝光,畫面也顯得模糊,令人感覺陌生。練錦順撇除以美為主的觀念,在人人都可攝影的年代,以個人的想像建構出一套獨特的攝影方法,捕捉別樹一幟的夜景,同時以攝影回應香港的歷史,透過時空的概念,思考古今香港人的處境。

1863年落成的薄扶林水塘是香港首個水塘。

2020-1841》2020年12月於 光影作坊 展出。

When people in 1841 meet Hong Kong in 2020

Photography was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in 1839, and Hong Kong became a Crown Colon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1841. The coincidence in time gave photography an invisible connection to Hong Kong’s history. To a certain extent, photographic images construct our impression of Hong Kong. Back then, photography is only available during the day due to its limitations, and the visual impression of the early night scenes in Hong Kong was absent. 

For the residents of the sparsely populated small fishing village at that time, the bustling night scene of Hong Kong today is far beyond their imagination. Artist photographer Thomas Lin imagined that people in 1841 meet Hong Kong in 2020, simulating the photographic techniques of that time and constructing a blurry or overexposed night scene of Hong Kong.

Thomas imitated the limitations of photography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electric lighting, and the only light source for night scenes is moonlight.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Thomas learned that the moon’s exposure value at the full moon is EV-3, which is an absolute value and consists of the different aperture and shutter combinations. 

The selected shooting loc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ong Kong history. For example, the place where the British army landed in 1841 is now Hollywood Road Park. The year the Island Eastern Corridor was built coincided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From this project, we also learned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