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允逸攝影集《某座》 反思香港公共屋邨的怪異現狀

香港樓價全球數一數二,公屋成為許多草根階層的避難所,很多居於劏房的人,最大願望就是入住公屋。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與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不無關係,自此政府在港九各地興建一幢幢徙置大廈,1960年代推出廉租屋,1970年代的公營房屋開始引入社區規劃的元素,屋邨內通常設有商場、休憩公園、學校等配套設施。根據房委會2022年的數據,香港有逾210萬人口居於公屋,在《某座》(Blocks) 推出之際的2014年,正是攝影師岑允逸在公屋居住三十週年,加上此前公屋的種種翻新及重建,促使他以攝影為媒介探討公共屋邨議題。

On Yat House, Shun on Estate, 2009

1994年,岑允逸在理工大學獲得攝影設計(榮譽)學士,曾任攝影記者逾十年,現為獨立攝影師。他的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等機構收藏,也曾出版多本攝影集,包括《一人生活》(2007)、《係‧唔係樂園:岑允逸攝影作品》(2008) 及《某座》(2014)等。《某座》的誕生,一方面是他在公屋居住多年的經歷與啟發,背後也與香港公共屋邨的政策及變化息息相關。

千禧年代,香港的屋邨靜悄悄地發生改變,一方面是「領匯」接管屋邨商場的經營及管理權後引入連鎖集團商店,加租令許多街市商販及小商戶無奈結業,美其名為「提升生活質素」,其實是剝削屋邨居民的選擇權,令屋邨商場逐漸變得一式一樣。另一方面,公屋的設計及配套也有逐漸向屋苑看齊的意味,老舊的屋邨髹上鮮豔的顏色後,從外觀看恍如充滿活力的遊樂場 (最經典的例子大概是彩虹邨,已成為打卡聖地),然而卻無法掩蓋另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如低收入及人口老化等。

《某座》攝影集內容

從2008年至2014年,岑允逸穿梭在各個屋邨拍攝,有他成長的順安邨、重建前的牛頭角下邨,還有坪石邨、東頭邨、白田邨、南山邨、彩雲邨、蘇屋邨、沙田圍邨等,既拍攝建築物的外牆、錯落有致的空間,也拍攝牆上的壁畫圖案、屋邨的植物,記錄下屋邨的千奇百怪。他並非拍攝建築物的美感,而是捕捉環境的氛圍,被鐵欄圍起的樹木、詭異的裝飾品、斑駁的油漆、沒有深思熟慮的人工地景……有時荒誕、有時卻帶點超現實。攝影師坦言無意為公屋設計做考查,而是透過《某座》回視自己的過去,用攝影與空間、建築物對話,以冷靜、客觀的角度帶領觀眾進入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屋邨,促使觀者思考居民與屋邨空間的微妙關係。

在其鏡頭下,順安邨一座髹上鮮豔綠色的乒乓球檯,乍看之下令人想起美國導演Wes Anderson的電影畫面,細看又會發現鮮豔顏色與斑駁的地面形成強烈對比,即便乒乓球檯被髹上奪目的顏色,依然無法改變無人問津的事實。岑允逸刻意以冷峻的Deadpan風格,為公共屋邨留下一個個客觀記錄,他的鏡頭不見屋邨的「人情味」或懷舊情懷,甚至缺乏人的元素,用一種相對抽離的角度去拍攝,這也是攝影集以《某座》命名的原因。

Shun On Estate, 2009

羅蘭巴特說,「風景相片(城市或鄉野)應是可居,而非可訪的。」岑允逸笑說他的照片是不可居的,時下的社交平台盛行在屋邨打卡的照片,這種所謂的趨勢表面上只追求一張漂亮的相片,卻無意了解屋邨所面臨的處境及問題。誠然,每個人對香港的認同建基於不同層面與角度,岑允逸認為喜歡一座城市不是只談及其優勝之處,也不應過份投射一種美好的畫面, 反而是因為真正熱愛這片土地,才會對這座城市提出批判與反思。「愛一個地方不是將那份情懷無限投射在身邊的事物中,更不應將部份情感膨脹,愛一個地方要懂得批判。」

岑允逸攝影集《某座》,「顯影·書櫃」有售。

PS:順安邨乒乓球檯這幅作品現於黃竹坑畫廊聯展《我城 / My Hong Kong》展出,現場也可購買《某座》攝影集。

《我城 My Hong Kong

日期:2022年9月3日至10月1日、10月11日至15日 

時間:下午2時至7時 (星期二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56-60號怡華工業大廈8樓 The Loft

高志強 從中國面貌到香港城市的探索 

香港攝影師高志強1953於香港出生,十三歲已對攝影產生興趣,1975年在加拿大班夫藝術學院(The Banff School of Fine Arts)學習攝影。1977年回港後成為自由攝影師,並於大一設計學院及香港理工學院教授攝影。1979年至1982年,他先後與攝影師馮漢紀合作策劃「Fotocine 影藝攝影學校」及「Photo Centre 攝影中心」,致力推動攝影教育。高志強曾是香港專業攝師公會創會會員,也曾任香港國際攝影節主席,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

這本2012年由Asia One出版的攝影集《Hong Kong Photographers Seven-Alfred Ko》,收錄高志強從1978年至2012年的作品,第一篇章「Home Coming」是他早年在中國內地拍攝的黑白照片。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全世界的目光隨即轉向這片廣袤的神州大地,來自全球各地的攝影師均渴望踏足中國拍攝,香港攝影師自然也不例外,梁家泰高志強馮漢紀蘇慶強等人不約而同進入內地,記錄下當時人們簡單而質樸的生活。

當時,高志強以商業攝影師的身分為台灣的大地出版社及後來的《中國旅遊》雜誌等拍攝照片,從1978年至1990年代,踏足佛山、濟南、寧夏、延安、西安、北京、長江沿岸等地,在拍攝出版社及雜誌社任務期間,同時以黑白菲林記錄眼前的所見所聞,襁褓中的嬰兒、褶皺的手背、長江沿岸的赤裸縴夫、參加風箏節的民眾、坐在汽車車頂的踩高跷表演者、象徵權力的紅旗牌轎車車窗反映著一排代表群眾的單車,還有社會主義的宣傳標語,仍可見於不同城市的街頭及建築物內。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高志強,兒時曾跟爸爸回鄉祭祖,情感上的無形連結,令他更想認識真正的中國,這或多或少令他的拍攝心態有所不一樣。作為最早一批進入內地拍攝的攝影師, 高志強不以獵奇心態取勝,也沒有刻意拍攝那些標誌性的風景或地標,反而記錄下當時中國實實在在的面貌,不煽情、也不刻意描寫貧窮,為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留下珍貴的紀實影像。

1984

延續第一個章節對家園/ Home coming的探索,第二、三個章節是「1984」及「藍調」(The Blues),則以特定的年份及事件,把鏡頭對準回歸前夕的香港。1984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年份,高志強以120菲林拍攝香港的人造風景,以記錄心中的矛盾感覺。自小在香港讀天主教學校、及後到加拿大深造,然而當時他的思想卻是偏左的,面對即將到來的1997年,難免會反思自己的身分。雖然他也有拍攝維園的英女王雕像及中國國徽等充滿符號性的物件(攝影集將兩張相片並列更加強當中的隱喻),但更多的是天橋底的遊樂設施、發電廠設備等,很詩意、平靜地記錄原本應是充滿政治色彩的一年。

「藍調」(The Blues)

相比之下,「藍調」則充滿政治意味。藍調是一種美國黑人的音樂,又稱「怨曲」,當年的非洲黑人被販賣到美國後當奴隸後,時常在工餘時唱藍調歌曲抒發心中的苦悶與傷感。而高志強的「藍調」,則是1989年維園集會的司徒華背影、自由女神像、拿著標語的大學生,還有6.4當日維港的一艘軍艦,以及1997年人們在船上撒溪錢,當中也夾雜著飛機低飛過宋王臺、大角咀填海、6月30日晚在灣仔紋身的英國士兵、7月1日凌晨解放軍在大雨中駕駛坦克進入香港的畫面,從1984到1997年,一切彷彿不言而喻。

「夜祭」(Nocturne)

2008年創作的「夜祭」(Nocturne),高志強抽離歷史事件及具體年份的記載,將目光對準香港這座城市的夜晚與安靜的空間,拍攝光禿禿的樹木、護土牆、天橋、九龍公園、籃球場,這些地方大多空無一人,幽暗而靜謐,思緒、時間凝固在夜色中。回想當年,高志強說回歸後曾有一段時間不想拍攝,大約在1998年至1999年,他凌晨3、4點起身外出拍攝,避開嘈雜的環境、感受不一樣的城市面貌,藉此抒發內心情緒,這成為他重返攝影的契機,一直斷斷續續拍攝多年,用黑白影像描述一首夜的祭曲。

「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a)

最後兩個章節分別是「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a)與「懼曠」(Agoraphobia) ,前者是指封閉、狹窄空間所帶來的窒息感,後者則是空曠、巨大空間所引起的惶恐。「Claustrophobia」以飽和彩色照片刻畫被商品與消費異化的世界,如密集的街道、天橋底的海馬裝置、櫥窗裏的巨頭嬰兒模型、巨大的城市雕塑及主題裝置,一切顯得光怪陸離,瀰漫著一種窒息的詭異氣氛。回歸後的香港看似蓬勃,物質主義蔓延,也衍生出奇怪的畫面,高志強用濃烈的色彩表達內心壓抑的情緒。

「懼曠」(Agoraphobia)

與之相對應的,是一系列景觀開揚的黑白影像,他刻意迴避人的蹤影,鏡頭下的孫中山公園、無垠的海面、荒蕪的舊啟德機場、原本熱鬧非凡的銅鑼灣波斯富街,同樣四野無人。這種「懼曠」背後,既有對集體回憶的建築物被拆卸的惋惜,也有對城市急速變化所產生的陌生感。高志強說,有時站在人來人往的中環或銅鑼灣,總覺得這些熟悉的地方與自己顯得格格不入,感覺只有自己一個人,無形中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香港是個建築十分密集的都市,在摩天大樓的夾縫下,表面的繁華背後隱藏的是巨大的空洞。這些無人之境,彷彿也象徵著現代人的心理世界,是孤獨而疏離的。

攝影集《Hong Kong Photographers Seven-Alfred Ko》可於「顯影·書櫃」購買。

《百變香江》——邱良逝世25週年紀念展

「在港數十年的攝影生涯,正好永誌着回歸前的民生片段,見證着帶動潮流的焦點,見證着港人創造傳奇的辛勤努力成果。」—— 攝影家邱良, 1997

已故著名香港攝影家邱良(Yau Leung,1941-1997)一生用鏡頭記錄生活,他熱衷於捕捉香港1960及1970年代的社會面貌,定格草根階層的生活點滴,以照片觀照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

2022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邱良逝世25周年。藝文平台「文化者 The Culturist」及攝影平台「顯影 PhotogStory」共同策劃邱良紀念展《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展出多張邱良於1960至70年代拍攝、以及由攝影家親手放曬的珍貴銀鹽原作照片,相片也呈現當時港人的樸素日常以及生活的閒情逸致,是難得的集體回憶。

邱良《六十年代太平山下香港島》,1960年代(銀鹽紙基,藝術家親手沖製,一組2張)。

除了珍貴原作照片,展覽也難得呈現邱良生前常用的相機、稿件及他任職多年的《攝影藝術》雜誌等,觀眾還可在會場購藏1997年出版、已絕版多時的《百變香江:邱良攝影珍藏九七版(上)》。此書誕於回歸年,出版後不久邱良便意外離世,籌備多時的下冊也就隨着作者溘逝而成為消失的檔案,這沒有下集的攝影集也就是邱良的絕世遺作。

《百變香江》珍貴在於其歷史價值,也是邱良與父親的一次難得的「合作」。攝影集中多幀四十年代的原版照片,是邱良亡父拍攝的珍藏,邱良重新跟着父親的腳蹤再拍攝一次,以鏡頭對照和回味滄海桑田的急促變遷,是一次平行時空的父子聯手合作。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還看今朝,改頭換面又是一番景象。

《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展期由2022年1月7日(五)至1月23日(日),期間並舉行兩場講座,由前《攝影畫報》總編輯伍小儀及編輯方明回憶與邱良的相識及工作上的點滴;Asia One董事總經理劉文邦(Peter Lau)與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張順光則會分享香港舊照片的收藏與價值,歡迎傳媒參觀、邀約訪問。

除了邱良的作品集,展場還有不同攝影師操刀的舊香港攝影集展示,大部分更是絕版,歡迎觀眾一同回味那些年的集體回憶,驚艷香江昔日之美。

邱良——沙龍與寫實攝影的橋樑

1960年,年僅十九歲的邱良已在街頭拍攝。他的照片講究構圖與光影,作品也甚具美感,由於當時非常流行沙龍攝影,加上人們常將傳統攝影簡單分為沙龍畫意與寫實攝影,因此曾有人將他歸類為沙龍攝影師。實際上,邱良受當時布列松等攝影大師的寫實主義攝影所影響,風格上更偏向寫實。

邱良的年代正好處於沙龍與寫實攝影之間,他與上一代沙龍攝影師不同的是,他在香港的沙龍及寫實攝影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樑。畢竟身為攝影雜誌編輯的他,非常樂於接觸新事物,即使後來他面對當代攝影的興起,同樣以了解、欣賞的態度去接觸。

邱良曾擔任多本雜誌的編輯,1965年至1970年,他在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擔任攝影師。1971年,他在邵氏旗下的《南國電影》月刊任職攝影師,拍攝電影製作的場景,也拍攝武打巨星李小龍、陳寶珠、蕭芳芳、狄娜等明星名人。1973年,他創辦《攝影生活》月刊,但只維持數年時間。停刊後,1980年起在《攝影藝術》擔任編輯,一直工作至離世前夕,對於推廣攝影藝術可謂不遺餘力。

邱良出版不少著作,包括《爐峯故事》(1992年)、《飛越童真》(1994年)及《百變香江》(1997年)等書籍,原本他計劃出版《百變香江》下冊,可惜因離世未能實現。之後,三聯為他出版《香港故事 1960’s-1970’s》(1999年及2012年)。

《情侶打傘》,1960-70年代。藝術家印製銀鹽相片。

 邱良逝世25週年紀念展 ——《百變香江》(City Vibrance: Hong Kong

日期:2022年1月7日(星期五)至1月2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時至7時(星期三四休息)

地址:The Culturist’s Playground | 上環文咸東街105-107號利文商業大廈6樓

傳媒導賞: 1月7日下午2時至6時

分享會:

一、香港舊照片的收藏與價值

講者:劉文邦(Peter Lau,Asia One董事總經理)、張順光(香港收藏家協會前會長)

主持:鄭天儀(文化者創辦人) 

時間:1月8日(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登記:https://www.eventbrite.hk/e/237585272947 

二、邱良——工作及日常

講者:伍小儀(《攝影畫報》前總編輯)及方明(《攝影畫報》前編輯)

主持:顯影

日期:1月15日(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登記:https://www.eventbrite.hk/e/237592444397 

·歡迎追蹤「顯影」IG(https://www.instagram.com/photogstory/)及透過Payme( payme.hsbc/photogstory )支持「顯影」繼續攝影寫作及網站運作。

夢露御用攝影師 EVE ARNOLD

用「夢露御用攝影師」來形容Eve Arnold(1912.4.21-2012.1.4)或許不太恰當,畢竟拍攝夢露的攝影師不止她一個,而Eve Arnold的成就也遠不止拍攝夢露這麼簡單。但「御用」二字不僅意味著信任,也意味二人之間非一般的感情,這正是她的過人之處,因為Eve Arnold從不刻意地窺看與揭露,而是禮貌地記錄。

老來學藝

說Eve Arnold老來學藝確實有點誇張,相比起同時期的Robert DoisneauRobert Capa等攝影師,她的攝影啓蒙顯然來得有點晚。1946年,Robert Doisneau已嶄露頭角,Robert Capa更是聲名遠播,34歲的Eve 在男友建議下,才毅然放棄從醫念頭,帶著男友送給自己的ROLLEICORD相機開始攝影事業。當時她正在一間菲林沖晒工廠工作,一有閒暇便背著相機四處拍攝以累積經驗。

1948年,她在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這裡也孕育另一位著名攝影師Richard Avedon,學校現改名為The New School)跟隨《HARPER’S BAZZAR》雜誌藝術總監Alexey Brodovitch學習攝影技巧,完成六周攝影課程後,她毅然前往黑人聚居地HARLEM區,一連幾個月在教堂、酒吧和飯店等地方拍攝黑人女模特兒。

由於沒有美國雜誌願意出版這些黑人照片,她丈夫唯有將照片寄往英國《Picture Post》雜誌的朋友,雜誌社不僅出版照片,還登上封面。遲來的機會令她獲得一定名氣,也為她加入Magnum Photos 一事助一臂之力。在成為兼職記者六年後,1957年,她正式成為會員,成為圖片社第二位女攝影師(僅次於奧地利攝影師Inge Morath)。之後她也開始為《TIME》和《LIFE》等雜誌工作,拍攝Joan Crawford、Malcolm X、Jacqueline Kennedy等名人及政治家等,當然也包括和她關係密切的夢露(Marilyn Monroe)。

與夢露的友誼

201214日,Eve Arnold在倫敦去世,享年99歲,這年也是她鏡頭下的女主角夢露逝世50周年,這巧合也令大家再次談起她們之間的友誼。關於二人的關係,或許應該從1951年說起,當時二人均未算成名,有一次舞會上相遇時,Eve Arnold將自己為電影明星Marlene Dietrich拍攝照片的事情告訴夢露,深感興趣的夢露問EVE,既然你拍攝MARLENE的照片這麼出色,那也許你也可以為我拍照。不久後在攝影師Sam Shaw介紹下,二人正式成為朋友。

相識十年多,Eve Arnold曾六次為夢露拍攝照片,其中一次更長達兩個月。夢露早已習慣她的存在,每當有新想法都會告訴EVE,而EVE也像姐姐一樣照顧她,更將她的生活細節及工作場景中記錄下來。 Eve Arnold是夢露最信任的攝影師,在她鏡頭下,夢露展現出最自然的一面,不論在拍戲、化妝室甚至在臥室,她總能捕捉到夢露或開心或憂鬱、毫不掩飾的一面,這是男性攝影師鏡頭下所無法看見的神韻,而她也憑藉這些照片,開始廣為人知。儘管夢露已離世多年,但Eve Arnold和世人一樣並沒有忘記她,在1980年代將夢露照片集結成《Marilyn Monroe: An Appreciation》等書,2005年在倫敦Halcyon Gallery,更展出一批從未曝光的夢露照片。

時代記錄者

夢露離世那年(1962年),Eve Arnold移居英國,並以攝影記者身份遊歷前蘇聯、中國、蒙古、阿富汗、南非和古巴等地,拍攝當地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將鮮為人知的故事記錄下來。1979年,她曾兩度到訪中國進行拍攝,次年她在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舉辦中國主題攝影展,並將照片集結成《IN CHINA》一書。

這本影集不但令她贏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更獲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Photographers頒發終身成就獎。在隨後年月裡,皇家攝影學會成員(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Master Photographer(國際攝影中心評選)這些頭銜也接踵而來,以肯定這位時代記錄者的成就。踏入21世紀後的她較少露面,在距離一百歲還有三個月之際,Eve Arnold終究敵不過歲月,在倫敦護理院病逝,結束傳奇又偉大的一生,僅希望她與夢露在天國再續情誼。 

圖片來源:Eve Arnold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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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豔色——何藩的電影世界

著名攝影師何藩(1931-2016)以充滿光影詩意的舊香港照片為人所認識,其實他也是一名演員及導演,執導逾二十部電影,更曾擔任台灣金馬獎評委。非牟利藝術團體REEL TO REEL INSTITUTE最近策劃專題節目「再現.重構——何藩的文藝艷色」,播映多部何藩導演的作品,包括揉合驚慄、懸疑和情色的《淫獸》(1978)、台灣文藝奇情片《時代之風》(1990年台灣公映)、九十年代情色名作《我為卿狂》(1991),以及何藩最後一部導演作品《罌粟》(1994)等。

何藩最後一部導演作品《罌粟》(1994年)。

有「光影魔術師」的何藩,電影導演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大學時期,他與羅卡、石琪、吳宇森、章國明等電影人認識,更與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大學生活電影會」,也會為看過的藝術電影寫下影評。當時他眼見電影製作公司尋找新演員,曾經學習過演戲的他決定一試,渴望成為「香港費里尼」的他,1960年加入邵氏電影公司時,其實是想當導演。然而,當時邵氏需要的是演員,他心想演員一樣可以學習電影製作的過程,更何況著名導演李翰祥也曾是演員出身,令他覺得可循此路勇闖影壇。

當時他與邵氏簽約八年,參演過《不了情》(1961)及《宋宮秘史》(1965)等電影,當然最出名的角色是扮演唐僧,當時青靚白淨的他,接連參演《西遊記》(1966)、《鐵扇公主》(1966)、《盤絲洞》(1967)及《女兒國》(1968)等作品,還登上過不少明星雜誌。 經歷過演員階段,何藩的演藝事業相當順利,但他心裡仍然想成為導演。

短片《迷》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

1961年,他曾擔任電影《燕子盜》的副導演,也曾製作過黑白無聲短片《大都市小人物》(1963),所以當演員的合約結束後,他決心實現導演夢。他曾說,在鏡頭後才可尋回真正的自己,他十分嚮往導演的工作,1969年,他與孫寶玲一同執導的短片《迷》已獲得不錯迴響,成功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從而開始二十多年的導演生涯。

雖然何藩有多年演戲經驗、擅於講述故事,更是出色的攝影家,然而令他在電影圈成名的卻不是這些,而是三級片導演的頭銜。1972年,他更以《血愛》開始唯美文藝片與情色片生涯,及後執導《春滿丹麥》(1973)、《長髮姑娘》(1975)、《初哥初女初夜情》(1977)及《三度誘惑》(1990)等逾廿部影片,後者是香港第一套票房過千萬的三級電影,不過要數最出名的,以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也令他的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

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令何藩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

何藩後來曾坦言,自己並非喜歡執導豔情片,只為搵食而製作,以色情內容或暴力做賣點的三級片往往得到觀眾青睞,反而認真製作的藝術電影相對少人問津。可以的話,他寧願創作實驗及藝術電影,他曾以有限資金在台灣執導文藝片《台北吾愛》(1980),結果叫好不叫座,票房很一般,後來甚至不能在香港上映。如此一來,就更沒有人願意投資他的藝術電影,何藩無奈向現實低頭,只能跟隨投資者的口味。1992年,台灣金馬獎曾想委任他為評委,當時也曾引來爭議,最後他成功擔任評委,可見他的地位不只是三級片導演。

REEL TO REEL INSTITUTE形容何藩的電影勇於實驗,「以豐富的影像和聲音設計,營造巧妙特殊的情境和構圖,把文藝信念、通俗故事呈現得極具藝術風格。他的情色電影回應時代的情慾想像,不避塵俗,又超乎其外;勾劃胴體線條、造型和動態之美,仿如活動藝術攝影,推動香港情色電影發展,且能自成體系。」

雖然何藩曾說過,在演員、導演及攝影師三重身份中,最喜歡的仍是攝影。然而這並非意味他的電影創作不重要,「再現.重構——何藩的文藝艷色」的特別放映,正好讓港人重新認識何藩幾乎被遺忘的電影之路, 重溫他的文藝、艷色及唯美的光影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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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IA》——亞馬遜雨林的守護者與原住民的文化習俗

亞馬遜雨林橫跨九個國家,當中有六成面積在巴西境內,在1500年西方人到達之前,這個面積是法國八倍的土地,曾生活著500萬人。隨著巴西南部的移民不斷遷入雨林,導致森林減少,新建的公路方便運輸樹木以及尋金,然而外來人口同時也帶來麻疹、瘧疾和流感等,導致很多原住民死亡。

而今,這片土地僅生活著約37萬人,他們來自188個部落,說著150種不同的語言,當中至少有114個部落從未與外界的人聯絡,最少部落的連一百人都不到,可謂與世隔絕。儘管生活在同一片熱帶雨林,這些原住民的生活及習俗不盡相同,大部分部落之間基本上不相往來,由於地理位置不同,他們也迎來不一樣的命運。

史詩式的創作手法

現年77歲的巴西攝影師Sebastiao Salgado,用六年時間拍攝亞馬遜雨林,記錄這片森林、河流、山峰以及居住在裏面的人,探訪分散在巴西各地的12個原始部落原住民,包括Yanomami、Ashaninka、Yawanawa、Suruwaha、Kuikuro、Macuxi等等,拍攝他們如何捕獵、捕魚、跳舞、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結,還有原住民的人體繪畫技藝、薩滿信仰等傳統儀式。今年,他將相片結集成攝影集《AMAZONIA》 ,既記錄這些原住民的文化、習俗,也是向這片土地的守護者致敬。

自小在巴西的鄉村地區成長,Salgado十分崇敬大自然,也造就他日後充滿人文關懷的攝影風格。他關注的議題多元,擅長對拍攝題材進行深入記錄,1986年推出的第一本書《Other Americas》,用七年時間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等國家拍攝;《Workers》用六年時間拍攝,記錄26個國家的勞動階層;《Migrations》在35個國家拍攝因戰亂、災害等造成的移民,歷時近七年。《AMAZONIA》延續他的史詩式創作手法,用六年時間記錄這片全球最大的熱帶雨林。

Salgado向來對原住民文化有濃厚興趣,1986年,他首次踏足亞馬遜,拜訪巴西境內最大的部落Yanomami,四萬人口中有三分一居住在委內瑞拉的邊境附近。當時攝影師曾感到很不安,覺得與他們或有所隔閡,短短幾個小時後,當他感受到自己被原住民接受時,即時喜行於色。踏足過世界各地,他覺得與原住民合作最開心,因為這裏可以了解到數千年前人們的生活。美洲原住民是大約在兩萬年前從白令海峽穿過來的亞洲人,16世紀歐洲人殖民美洲後,大量原住民死亡,數百年下來,由於歐洲人與原住民的結合,也衍生出許多混血兒。

同一片雨林 不一樣的原住民文化

多年來,他接觸的原住民文化很不一樣,有些完全與世隔絕,只與「巴西原住民基金會」(FUNAI)聯絡,用弓箭及吹箭捕獵,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全裸的。有些曾有外界聯絡的,例如Yanomami部落,在1980年中期,四萬名挖金者「入侵」部落領土,導致他們的習俗也被改變,現在大多已穿上衣服,但依然保留傳統的儀式。

許多原住民部落均有獨特的信仰或傳統,例如Upper Xingu部落拒絕食用熱血動物,他們相信這會導致人們變得暴力,日常主要靠魚、陸龜、蛇等動物補充維他命,所以會圍繞著湖邊居住。他們很注重乾淨,每天沐浴數次,早上更會進行兩三小時浸浴。Suruwaha部落有崇拜青年的「信仰」,年輕人不論喜怒哀樂,都會在熱帶雨林尋找一種叫timbo的樹根毒汁,飲用後在親人的懷中窒息身亡。在我們看來,這無異於自殺,但他們卻不是這麼認為,覺得生命只是被植物的靈魂熄滅了,而年輕的往生是很神聖的。2016年,Salgado原本要探訪這個部落,當時正因部落有六位原住民咀嚼timbo身亡而延遲。

Salgado每次探訪部落的旅程絕不簡單,他與「巴西原住民基金會」聯絡合作,請他們擔任嚮導及翻譯,團隊中還有人類學家、雨林專家、廚師及船夫,還有經驗豐富的登山導遊Jacques Barthelemy相隨。他們要自備食物,自備用太陽面板為相機充電,進入雨林前甚至要隔離,以免傳染給當地人任何疾病。探訪部落時,他總會為當地部落帶上需要的物資示好,探訪Korubo部落時,還送上兩艘大船,可見拍攝前的準備功夫有多繁複!他說,一張好的照片在於攝影師與被攝者的關係,拍攝時他會先投入被攝者的生活方式,與他們一起生活,讓他們適應鏡頭的存在,然而才會進行拍攝。

《AMAZONIA》對世人的警示

《AMAZONIA》一書由其妻子Lelia Wanick Salgado負責編輯及設計,內容十分有心思,書籍開端是從高空拍攝的蜿蜒河流及山峰,宏觀地呈現出亞馬遜的面貌及各種自然景觀,一如Salgado以往高反差的黑白作品,戲劇性的光影令相片十分震撼,令人讚嘆這片土地的美麗及壯觀。鏡頭一轉,畫面從大自然景觀轉移到生活在這片雨林裏的人,不僅拍攝他們生活及捕獵的畫面,也為他們拍攝家族肖像。Salgado帶上6×9米的大帆布,用作拍攝肖像的背景,將他們從繁盛的熱帶雨林抽離出來,藉此更好地呈現他們日常裝扮。這些人像照片充滿美感,仔細留意畫面,每個部落的人體繪畫圖案都不盡相同,有的原住民還在嘴巴穿上小木條。

這種多元的文化,正如他之前的攝影集一樣,背後也帶出另一重要訊息,如果我們沒有愛護好身處的環境,這些原始而美麗動人的風景,有一天或許會慢慢消失。畢竟,在這片廣袤的熱帶雨林裏,有人匿藏在此地販毒、販賣武器,故意放火的例子也不是新鮮事,被稱為地球之肺的熱帶雨林,近年已逐漸減少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AMAZONIA》一書,某程度上也是對世人的一種警示。

圖片來源:Sebastião Salgado / Amazonas Images / Ta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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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IG達人田中達也 微縮場景吸引百萬fol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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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陳奕迅推出第十三張國語專輯《C’mon in~》,專輯封面是一群在五線譜上舞動的微型人偶,如此有趣的畫面,來自日本設計師田中達也(Tatsuya Tanaka)的攝影作品。如果你以為他因為陳奕迅的專輯才廣為人知,那就大錯特錯,實際上他早於2011年已開始展開名為「Miniature Calendar」的創作計劃,每天在Instagram上載一張微縮場景的照片,作品在網絡上大受歡迎,至今有近三百萬追隨者,比陳奕迅的65萬還多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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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四十歲的他,曾在日本舉辦逾十場展覽,2015年曾受Pricerite邀請在香港舉辦其首個海外個展,2018年亦在海港城舉辦第二次展覽「mini CHOCOllection」。印象中的他非常靦腆,然而卻有個天馬行空的腦袋。與許多男生一樣,他也喜歡GUMDAM機械人、飛行模型等,原本他只想在IG上分享自己的模型,有次他拍攝照片時加入微縮人偶,效果出奇地受歡迎。朋友鼓勵他每天上載一張微縮場景的照片,於是Miniature Calendar計劃就這樣誕生了,至今創作近十年,可謂非常有恆心,而且也越來越有創意,每天的作品仍能帶給人驚喜。

雖說他的IG每天更新作品,但實際上他每兩三天才創作一次,每次拍攝幾個場景。別以為沒創作的日子就很悠閒,平時他有空就會觀察身邊的家庭用品及文具等,一有靈感就記下來。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到真正創作時,往往就大派用場。訪問當天即場考驗他,帶來一堆平時常見的麻雀、膠紙、衣夾等道具,讓他即興創作。想不到短短十分鐘內,他已創作三個場景,而且不失幽默與創意,真的不得不佩服他豐富的想像力。

2020年的肺炎疫情,口罩、溫度計等成為抗疫日常物品,這些也相繼成為他的創作靈感,他巧妙利用微型公仔,令溫度計轉眼變成筋斗雲及賽車,口罩則變成游泳池、帳篷甚至排球網,彷彿正度過一個「悠長假期」。

東京奧運近日正式揭幕,疫情下的運動會沒有現場觀眾支持喝采,唯有透過屏幕觀看比賽。田中達也善於以日常物件結合微型公仔創作成有趣的場景,他鏡頭下的奧運會又是怎樣的呢?口罩可謂他的靈感源泉,搖身變為游泳池、跑道、網球場及排球網,口罩繩更變成跳高桿,配合微型公仔的動作,一場運動會即將上演,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創意及想像力。

天馬行空並非朝夕之事,他的創意及想像力,某程度上與他兒時在鄉郊地區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喜歡行山登高的他,從山上往下看時,一切的事物都會變得很渺小,感覺就如微縮人偶。他也喜歡坐摩天輪,從高處俯瞰城市時,建築物頓時變成微縮模型。那時的他雖然未醞釀出創作計劃,但兒時的他跟媽媽去超市時,總喜歡將直升機模型放在西蘭花上飛來飛去,把綠色的蔬菜想像成森林。他說小時候大家都會有很多奇想,只是大部份人長大了,這份童真及想像力就會漸漸消失。田中達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啟發觀眾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或許你也會發現日常生活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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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leen Wang 遊走在模特兒與攝影師之間

現就讀香港大學的Aileen Wang是一位自由攝影師,她在約十五歲時開始攝影,最初只是以玩樂性質在Instagram上分享拍攝的照片,期間得到專業攝影師的鼓勵,令她慢慢嘗試在攝影中融入個人想法。大學後,她接過時裝品牌的拍攝工作,也曾跟隨專業攝影師當助手,年紀輕輕已累積很多經驗。

模特兒是一種表演

在拍攝的過程中,她認識很多模特兒朋友,由於樣貌甜美,也有模特兒公司邀請她往幕前發展。「我覺得我的性格不是很適合在娛樂圈/演藝圈發展,所以沒有簽約。做過當過幾個月freelance model,也是想從模特兒的角度了解拍攝的情況。」模特兒的工作同樣能接觸各種各樣的拍攝,和導演、攝影師、妝髮師等合作,見證大型廣告的製作流程。「但是我漸漸地感受到, 模特兒在很多商業拍攝裏只是一個object,整件事情很被動,雖然自己沒有遇到惡劣或不被尊重的情況,但也慢慢透支我的熱情。」

相比起做商業攝影模特兒,她更喜歡和認識的攝影師/藝術家合作,有更多自由及動力做創作。「當我是被攝者時,一開始我會很沒有安全感。我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當你要完全融入在一個氛圍裏,自己的一切都可能被他人捕捉,我是很抗拒的。」後來與攝影師朋友聊天的過程中,覺得某些想法一拍即合,於是開始慢慢出現在別人鏡頭下。「我覺得與其說是模特,更像是一個表演者吧,你既要『表演』一個角色,同時要保留自己的個性和特點,我想這是我對模特兒的看法吧。」

從模特兒到攝影師

在時尚攝影史冊裏,有不少攝影師是模特兒出生,德國女攝影師Ellen Von Unwerth及已故英國攝影師Corinne Day(1962-2010)是罕有能在男性攝影師為主導的領域突圍而出的女性攝影師,這其實要得益於她們早年當模特兒的經歷,正是對鏡頭的另一端有獨特的體會,才令她們深深明白到,女人從來不是為了滿足男人的審美角度而出現,女人的性感也不是被物化的軀體和面容。性感在她們的鏡頭下,是由內到外散發出來的自由與歡樂,而她們要展現的,是女性自信、自由的一面。

「我對Ellen的看法很有共鳴!我很喜歡在拍攝之前或拍攝時和模特兒進行交流,她們最自然、最放鬆的時刻,正是我最想記錄下來的畫面。模特兒也是人,不是一個美麗的軀殼,或者展示商品的模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歷與想法,這些都構成她們獨一無二的美。」拍攝前,她常常會問模特,你喜歡什麼?你有什麼想法?聊天的過程中往往會激發更多靈感,「與其說這是我的作品,我更喜歡把這些影像稱作『我們的作品』。」很幸運地,當後來她偶爾做模特兒時也是如此,每位合作過的攝影師均會了解她的想法,影像中也有她的構思在裏面。

時尚攝影與人像攝影

「當我是掌鏡者時,常常覺得自己靈魂分裂,一半完全投入在光與影的藝術視覺裏,一半卻變成一個心理學家,從模特兒的表情、性格、體態進行分析,再用自己的風格呈現出想要的效果。」操刀過時尚及人像攝影,她認為時尚攝影更重視影像的格調和氣質,整體的造型會比較突出,而模特往往是服務於拍攝的主題和造型。「人像攝影更多是發覺模特兒個人的美,更具自由性。我更喜歡人像攝影,因為我喜歡和被攝者交流。」

Aileen鏡頭下的人物大多是女性,有些人認為女性攝影師拍攝女性更有優勢,但她覺得不應僅僅因為性別而否定男性攝影師的鏡頭。「我覺得女性攝影師的優勢,在於男女審美的不同,身為一名女性,會更細膩地感受到女性的情緒。我喜歡拍攝女性,目前拍攝的大多是與我年齡相若的少女,因為我覺得自己正在透過鏡頭與她們交流。有時,一次理想的拍攝過程比朝夕相處的同學,還能更深地了解一個人,這對於我來說,是『最完美的社交』了。」

攝影的療癒

經歷過數年的攝影嘗試,她也在不斷成長,從單純拍攝時尚或人像攝影,到慢慢發掘我內心深處的情緒。2019年開始,她慢慢出現抑鬱症和社交焦慮症的症狀,隨著情況越來越嚴重,她很想逃脫那種壓抑的情緒,帶著心中的她一起「逃」出去。她在Instagram徵集模特兒,從50多人中慢慢溝通篩選出六位女生,在大帽山拍攝了一天。

「拍攝這組作品時,這種情緒是在我的潛意識裏,當時只想單純地展現少女野性、自由及自然的美。」她說人與人的緣分很奇妙,大家雖是陌生人,因為拍攝而一起登山、一起說說笑笑,一起穿上紅裙子、一起在廢墟裏起舞。「我覺得女孩之間有時有種磁場,她們都很理解我想要表達的情緒和美感,那種彼此懂得、彼此信任的感覺很美好。」六位女生從最初互相依偎、慢慢踏出腳步,到離開石屋、自由地舞動,象徵著內心情緒的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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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 紐約街頭的甜蜜戀人

今天(5月24日)是傳奇詩人、歌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ob Dylan八十歲生日,他的音樂生涯橫跨六十年,2011年及2018年更曾到香港舉辦演唱會。

多年來,為他掌鏡的攝影師多不勝數,在他初出道時,Daniel Kramer 、Ted Russell及Don Hunstein等攝影師都為他留過倩影,之所以特別提及Don Hunstein,全因《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面照片正是由他操刀。在這張專輯裡,有1960年代的代表歌曲《Blowin’ in the Wind》,它影響了無數後來的音樂人。

享年88歲的Don Hunstein(1928-2017)是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攝影師,在其逾三十多年攝影生涯裡,曾拍攝無數著名音樂人,如Miles Davis、Johnny Cash及Billie Holiday等,當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自然要提Bob Dylan的唱片封套照片。

1963年2月一個寒風凜冽的下午,紐約泥濘的街道兩旁停滿汽車,焦點落在一對年輕情侶身上——Bob Dylan及女友Suze Rotolo。雖然Bob Dylan年輕時曾以憤世嫉俗的形象為人所知,不過在這張照片裡,卻是甜蜜的戀人角色,穿著啡色外套的他與女友挽手走在寒冷的街頭,相互依偎。

Don Hunstein讓二人從遠處慢慢走回來,在短時間內拍攝出滿意畫面,並選擇其中一張作為《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套照片,這亦成為1960年代流行文化其中一張最為人熟悉的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