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 記錄80年代中國兒童的純真臉孔

今年83歲的秋山亮二生於東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曾任職《朝日新聞社》等機構新聞機構,後來成為自由攝影師。1981-1982年,秋山亮二在中國攝影家協會幫助下,先後五次踏足中國,每次逗留兩三星期,前往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哈爾濱、烏魯木齊、呼和浩特等多座城市,拍攝當地的孩童及城市面貌,定格逾7,000張彩色菲林照片,他最終挑選出116幅影像,在1983年集結成《你好小朋友》。


那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並不富裕,在那個沒有手機及互聯網的純真年代,快樂也來得簡單。雖然秋山亮二聽不明白孩童的說話,但小朋友的可愛心思,卻總能打破語言隔閡。他以Rolleiflex相機捕捉下孩童們的真摯笑臉,他們笑容可愛而率真,那種無憂無慮的神情令人懷念。照片中的紅磚牆、五星帽、宣傳畫及標語等元素,某程度上也呈現出時代的烙印。


事隔逾三十年,中國出版人夏楠無意中看到這本攝影集後,深深被作品集吸引。2018年成立出版社青艸堂後,她前往東京拜訪秋山亮二,決定復刻《你好小朋友》,讓更多人重拾兒時記憶。2019年推出再版後,隨即在中國引起熱烈迴響,期間攝影師發掘出大量未公開的底片,於是相繼在2020年及2021年出版 《光景宛如昨》和《往事成追憶》,構成「小朋友」三部曲。


2025年,青艸堂為秋山亮二推出新作《中國1981-1982》,這本攝影集有別於之前三本作品,焦點不再侷限於可愛的小朋友,更多的是不同城市街頭人們的精神面貌。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穿著民族服飾的女孩、身著中山裝的行人、在湖面撐船的情侶,還有表演雜技的大熊貓、街頭的紅色公用電話亭等,一一記錄在秋山亮二先生的櫻花牌彩色底片裏。


翻閱書中一幅幅照片,那個純樸的年代彷彿浮現眼前,年輕人迎面微笑,神情灑脫而自信;紅色招牌字與灰色的牆身,人們騎著單車穿梭在街頭,那些屬於八十年代的氣味,似乎也從影像中緩緩飄出。不久之後,這片神州大地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這種景象可說大部份已不復存在。

《你好小朋友》、《光景宛如昨》、《往事成追憶》和《中國1981-1982》均可於「顯影堂」購買。

Japanese photographer Ryoji Akiyama’s children’s photo book “Dear Old Days.”

Born in Tokyo in 1942, Akiyama Ryoji gradu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Letters of Waseda University. He has been active as a freelance photographer since working at the Asahi Shimbun Photography Department. He set foot in China five times from 1981 to 1982, photographed Chinese children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Chengdu, Harbin, Urumqi, etc., leaving a total of nearly 8,000 photos and selected 116 pictures to assemble into the book “Dear Old Days” in 1983.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ppiness is simple in an innocent age without mobile phones and the Internet. Akiyama portrayed the childre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play, capturing them from a close distance with his Rolleiflex camera. Behind their straightforward smiles, the red brick walls, five-star hats, and propaganda slogans in the photos also mark an era to a certain extent.

Three decades later, Kyoto-based publisher Seisodo reprinted Ryoji Akiyama’s Dear Old Days, and it gained popularity in China and Japan. The books can be purchased at @devedo.hk

北井一夫《1973中國》捕捉文革後期中國人樸素生活

現年79歲的北井一夫是日本戰後的代表攝影師之一,1944年出生於中國東北鞍山  (當時的東北三省是被日本佔領的滿洲國),當他從中國被帶回日本時,還是一名不足週歲的嬰兒。入讀日本大學藝術學部寫真學科的他,1960年代曾拍攝過「全共鬥」等大規模學生運動,後來也拍攝反對成田機場建設的三里塚農民抗爭,及後他以記錄農村沒落的作品《走向村莊》,在1976年獲得第一屆木村伊兵衛寫真賞。

北井一夫不但是首屆木村伊兵衛寫真賞得主,與木村本人以及中國均深有淵源。木村伊兵衛與中國有特殊的連結,1937年,他以攝影師身分被派往中國戰場;1956年,他與小說家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及畫家梅原龍三郎等人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後也在文革前後五次訪華。1973年,木村伊兵衛率領攝影團出訪中國,邀請北井一夫等攝影師到中國拍攝。當時北井把這消息告知父母,二人叫他一定要參加這次中國之旅,藉此在旅途中尋找可能包含他過去記憶的畫面。不過那次旅程並沒有踏足鞍山,而是前往北京、上海、蘇州、廣州和深圳等地。

一方面,北井一夫曾多次聽母親講述北京,令他有一種親切感;然而作為侵略者的後代,他的心情也非常複雜。那時的中國正經歷文化大革命,年輕人均前往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週末時的首都,竟是出人意外地寂靜,街上並沒有太多途人。其實當時的他並非太了解中國國情,畢竟作為一名外國旅行者,也無法輕易得知文革的實情。

這次中國之旅為期兩個星期,北井一夫的鏡頭捕捉當時中國人的生活面孔,北京琉璃廠附近的紅領巾女孩、在頤和園觀光的遊客、上海雜技團、人民公社牆上寫著「自力更生」的字樣,可說是那個年代樸素生活的最佳寫照。

回到日本後,當時北井一夫原本打算出版攝影集,但由於一直未想好如何編排照片,結果一拖再拖,直至2010年東京攝影畫廊Zen Foto Gallery舉辦《1973中國》展覽時,才出版這本攝影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事物正在快速消失,北井一夫50年前拍攝的照片,也算是為當時的中國留下一段珍貴的歷史記錄及視覺回憶。  

A photobook that documents Kazuo Kitai’s journey to China in 1973 on invitation by Ihei Kimura. This publication captures a journey that saw Kitai travel back to his place of birth to recreate a “lost childhood experience,” searching for an image within the landscape that would contain a memory of his past.

Kazuo Kitai, born in China in 1944, is best known for his protest photography of the 1960s and 1970s. He earned the prestigious Ihei Kimura Memorial Award for Photography for his work “Mura-e,” a year-long documentation of Japan’s rural life. In the 1980s, he concerned himself with the citizens of Osaka and Tokyo (”Shinsekai Monogatari,” “Funabashi Monogatari”). Recent years have seen him publish a regular column in Nippon Camera magazine (”Walking with Leica”) and a rise in public interest in his work both in Japan and overseas.

北井一夫《1973中國》,捕捉文革後期中國人樸素生活,25 cm × 18 cm,「顯影·書櫃」有售。

劉香成《中國夢》

1951年,劉香成生於香港,兒時曾在家鄉福州生活,及後回到香港就讀中學,1970年前往美國攻讀政治學,選修攝影課時,師從《LIFE》著名著名攝影師Gjon Mili,還在該雜誌社當實習生。父親是《大公報》編輯,對新聞業產生興趣的他,也想追隨父親的道路。在《LIFE》雜誌實習期間,也有機會見到布列松Gjon Mili、Carl Mydans及Dmitri Kessel等攝影師當年在中國拍攝的照片,讓他得以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中國。

1983年北京,鄧小平(中)與趙紫陽(左)和胡耀邦(右)在奏國歌時肅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

由於在中國成長,加上自身的中國血緣及對中國的情結,這些均成為他認識和理解中國的起點,而他也花很多時間閱讀關於中國的書籍,終於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他獲得機會以《時代》週刊美籍華裔記者的身分進入中國,從香港進入廣州,拍攝人民紀念毛澤東逝世的情形;來到上海,他拍攝一群小學生表演「打倒四人幫」。1978年前往北京,及後成為美聯社攝影記者,一直駐留北京至1983年(後來被派駐往洛杉磯、新德里、漢城和莫斯科),其間他拍攝大量影像,這些照片為中國的變遷留下重要見證。

1981年,他拍攝在天安門廣場路燈下刻苦閱讀、準備高考的青年。

1981年,他拍攝在天安門廣場路燈下刻苦閱讀、準備高考的青年;另一邊廂在故宮裏,一位年輕人拿著一瓶可樂伸向攝影師的鏡頭;還有那幅三位戴墨鏡的年輕人、《上海公報》簽署十週年之際訪華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溥傑等。劉香成的鏡頭捕捉中國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對於成長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人而言,這無疑是非常熟悉而尋常的生活寫照;1983年,他出版攝影集《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成為西方國家了解中國的重要視覺記錄。

開革開放後的1980年,雲南西雙版納的三個時髦男孩戴上黑超眼鏡。

三十多年來,時代的變化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劉香成則持續地記錄中國的巨大變化。這本攝影集《中國夢》既有1978年至1983年在中國拍攝的新聞照片,也有1996年他重返中國時對新時代的敏銳觀察,例如在一幅上海拍攝的照片中,可見在鬧市中展示DIOR禮服的模特兒,引來路人好奇圍觀。到2010年代拍攝的照片,則是劉小東和曾梵志等藝術家的身影、攝影師陳曼為范冰冰拍照、還有在上海外灘露天酒吧閒聊的人們,可見中國改革三十多年來,人們的生活模式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就是「中國夢」嗎?攝影師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年來,劉香成持續地觀察這片廣袤的土地,如實地記錄生活中看見的每個瞬間。

1981年,北京,人們正卸下毛澤東肖像。

前蘇聯總統戈巴卓夫逝世  回顧劉香成捕捉他的辭任時刻

前蘇聯總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 2022年8月30日逝世,終年91歲。說起他最廣為人知的照片之一,不得不提華裔攝影師劉香成在1991年捕捉他辭任蘇聯總統、放下講稿的重要瞬間。

1985年,戈巴卓夫出任蘇共總書記,其時的蘇聯國力虛耗,面對動盪不安的時局及困境,上任後的他試圖透過開放及改革來改善江河日下的政治及經濟現狀,然而一切卻事與願違,到1991年時基本上已是土崩瓦解,加盟國紛紛獨立、同年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蘇聯名存實亡。為避免蘇聯境內爆發內戰,戈巴卓夫在12月25日宣佈辭職,蘇聯正式解體。

當日夜晚七時,戈巴卓夫在克里姆林宮向全國作電視廣播,任職《美聯社》的劉香成在CNN總裁Tom Johnson關照下,成為極少數能進入現場拍攝的外國攝影記者。演講開始前,KGB曾警告他不得在總統講話時拍照,以免快門聲造成干擾。劉當時距離戈巴卓夫只有數米,站在錄影機後靜待時機,當戈巴卓夫完成辭職演說、闔上演講稿時,劉香成立即以用1/30秒快門捕捉下這個具歷史意義的時刻。說時遲那時快,那名KGB還因此揍他一拳,還好不算很痛。

拍攝完照片後,劉香成仍未放下擔憂,當時仍是菲林相機的年代,照片只有沖曬出來之後才見成敗。他隨即狂奔離開克里姆林宮,也不理克里姆林宮外同行記者的羨慕或謾罵,駕車回到分社的黑房沖曬照片。若調慢快門會令戈巴卓夫失焦,這張相片或許會是他攝影事業中的敗筆,幸好主角很清晰,講稿的紙張充滿動感,成功地定格及定義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翌日,這張照片幾乎佔據全球各大主要傳媒的頭版,他還因此與同事一起獲1992年普立茲獎「現場新聞攝影獎」。

Mihail Gorbachev folded his speech after a televised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from the Kremlin in which he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post of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Moscow, on December 25, 1991, which represent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ssociated Press Moscow correspondent Liu Heung Shing took this historical image. Here is how he recalled the moment in his book “A Life In a Sea of Red.”

“In order to capture this milestone in 20th-century history. I decided to focus on the moment when, at the end of his speech, Mihail Gorbachev signed his resignation paper. To make it work, it had to be done with a slow shutter of 1/30 second. Only this would show the motion of the speech paper as he laid it down on the table in front of him and, in so doing, laid to rest the U.S.S.R. With only one chance to get the shot at his moment, I had to take what was a calculated technical risk. The slow shutter speed could just have easily resulted in an entirely blurred picture.”

In 1992, Liu shared a Pulitzer Prize for Spot News Photography with his colleagues for document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On August 30, 2022, Mihail Gorbachev died in Moscow at the age of 92.

張克純 捕捉黃河岸邊的光怪陸離

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黃河作為中國第二長河,固然孕育出不同的文化。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起飛,伴隨發展迅速而來的,是土地面貌發生巨大改變,黃河兩岸的景觀,也在悄然改變。中國攝影藝術家張克純的鏡頭,記載黃河流域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從中也可窺見經濟發展對城市及自然景觀的影響。

在寧夏,一個破敝的大佛頭像佇立在空曠的煤廠裏。

從《北方的河》到《北流活活》

年屆四十的張克純,原本學習繪畫和廣告藝術設計,反而攝影只是興趣。厭倦無止境的設計工作,他毅然投身攝影,曾從事過商業攝影及新聞紀實攝影等。2009年,張克純受作家張承志的小說《北方的河》影響,鼓起勇氣開始三年的黃河之行,去感受母親河的壯觀與遼闊,將沿途拍攝的影像結集成《北流活活》。

作品名稱來自《詩經》裏的「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描寫的是黃河的流水聲,張克純從黃河入海口的山東省東營市出發,踩着摺叠單車、帶着一台Linhof大片幅相機踏上朝聖旅程,經河南、山西、陝西、內蒙古、寧夏、甘肅、四川等地,再前往青海省巴顏喀拉山脈的黃河源頭,拍攝耐人尋味的景觀。

在河南省周口市,一群泳者帶着毛澤東頭像橫渡黃河。

荒謬的景觀 詩意的鏡頭

在河南省周口市,一群泳者帶着毛澤東頭像橫渡黃河,毛澤東曾暢遊長江,卻未曾如願游過黃河,看似滑稽的畫面,或許承載着某種精神。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賀蘭山腳下,一個破敝的大佛頭像佇立在空曠的煤廠裏,充滿違和感。在陝西省一處修建鐵路橋的工地附近,兩位工人將偌大的鐵管一端遮擋,便以泥濘旁的鐵管為家。

在張克純的作品中,還有向沙漠抽水的人、海中的房子、工地裏的假山、一望無際的公墓群……最初拍攝時,他曾想以詩意的畫面記錄這段旅程,然而中國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衍生出許多充滿荒謬感的景觀,這讓他避無可避,最後他以平實的鏡頭呈現出這種荒誕現實,在柔和的色調下,反而呈現出另一種詩意。

乾涸的湖中的假⼭,⼭東

灰色質感 盲目發展的茫然

張克純通常在陰天或者天剛亮的時候拍攝,令作品呈現出統一的淡雅及柔和的色調,景觀中瀰漫着一片灰色質感,彷彿在隱喻盲目發展過後的茫然。《北流活活》不是一般的田園風光,他透過冷峻風格呈現出一種潛藏的矛盾。在廣袤的北方土地上,故意以疏離的遠景進行拍攝,令人物變得渺小,呈現出大環境裏小人物的悲哀與無助。他曾說,相比起歷史悠久的黃河,人類只是一個小點,他也透過作品展現出這種對比。

在山東拍攝一座乾涸湖中的假山時,他原本想邀請他人坐在亭子裏拍攝,對方不願意入鏡,結果他惟有自己扮演遊人。某程度上,他由一個旁觀者變成參與者,這也啟發喜歡傳統山水畫的他,在2014年開始另一系列《山水之間》。中國文化向來喜歡寄情山水,張克純重新審視當今山水的意義,透過尋找那些與山水為伴的人們,與拍攝對象交換身份位置,讓他人按下快門,身處其中令他有強烈和複雜的感受。

《山水之間》系列作品之一,人們在大型廣告牌下喝茶

繁華發展 來勢洶洶的破壞

如果說《北流活活》是以黃河為一條線進行拍攝,那麼作為其延續的《山水之間》,則是以單點的形式來拍攝,包括四川、新疆、河北、湖南、上海等地,拍攝爛尾的建築、山中的佛像、與廢墟相處的人們。在這系列作品中,他拍攝的是同樣是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只是關注的層面從黃河沿岸延伸至整個中國的現狀。

過程中,他反覆踏足同一拍攝地,然而每次看見的景觀都不盡相同,甚至完全消失。中國所謂的繁榮發展,代價是來勢洶洶的破壞力,張克純作為置身其中的拍攝者及見證者,固然感受到這種矛盾。他的另一系列作品《中國風景》拍攝的正是那些壯麗的人工風景,在以發展為大前提的政策下,人為的建築物不斷侵蝕大自然,呈現出另一種荒誕風景。

《中國風景》系列作品之一,亭子下放風箏的人。

張克純——遊歷山水十五年

日期:即日至2021年2月28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2pm-7pm(星期日)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74號La Galerie Paris 1839

原文見於果籽

Bruno Barbey 彩色中國印象

馬格蘭法籍攝影師Bruno Barbey在2020年11月9日離世,享年79歲。半個世紀以來,他的鏡頭見證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在華文世界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在中國拍攝逾四十年的彩色照片,並於2014年結集成《Bruno Barbey: China 1973 – 2013: From Mao to Modernity》一書,這批影像2015年曾在跑馬地F11攝影博物館展出。

十六歲時,Bruno Barbey已學懂駕駛輕型飛機,期望到世界各地旅行。原本想成為飛行員的他,發現攝影可以遇見更多的人,於是改變主意成為攝影師。受美國攝影師Robert Frank的《The Americans》啟發,他在1961年至1964年期間走遍亞平寧半島,拍攝意大利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捕捉這個民族的精神面貌,最後結集成《The Italians》。因為這系列寫實的黑白照片,他在1964年被邀請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後來在1992至1995年間更成為通訊社主席。

1968年是動盪的一年,布拉格之春、反越戰示威、馬丁路德金遇刺,還有巴黎的五月風暴。這場逾千萬人參與的罷工示威運動愈演愈烈,連法國電視台也罷工,當時並沒太多攝影師在街頭拍攝這場運動,身處巴黎的Bruno Barbey,拍攝學生與警察之間的對抗,捕捉許多這場運動的標誌性畫面,例如那幅站在交通燈上手握拳頭的學生。

Bruno Barbey的足跡遍及五大洲,在日本拍攝「反對成田機場建設遊行」、越南戰爭、波斯灣戰爭時在科威特拍攝燃燒中的油田,還有發生在尼日利亞、巴勒斯坦等地的重要事件。儘管走過烽煙大地,不過他並不視自己為戰地攝影師,他曾如此解釋到:如果你只專注在戰地攝影,眼見遍地屍體或慘不忍睹的畫面,很容易變得憤世嫉俗。

在黑白攝影當道的年代,加上當時的印刷技術有限,相比起其他馬格蘭同仁,Bruno Barbey是其中一位最早拍攝彩色照片的攝影師,這其實與他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生於非洲北部的摩洛哥,童年在當地繽紛色彩的環境下成長,這也令他自小對色彩有過人的觸覺,後來他也多次重返摩洛哥,以彩色拍攝他成長的斑斕國度。

上海,1973年。

雖然Bruno Barbey並非首位踏足中國的攝影師,但他卻是首位以彩色菲林拍攝這片神州大地的馬格蘭攝影師。1973年,當時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外國人很難取得簽證,Bruno Barbey以時任法國總統龐比度隨行傳媒的身分首次踏足中國,在五天的時間裏,拍攝許多龐比度與周恩來總理的會面情況,也拍攝紫禁城、解放軍儀仗隊、社會主義宣傳標語、幼稚園及北京街頭等,開始他與中國逾45年的淵源。

中國改革開放後,他在1980年重返中國,來到四川、上海等地。在四川的小村莊,人們見到這位拿着相機的外國人,紛紛投以獵奇的眼光,甚至跟隨他的腳步,好奇他在做甚麼。在上海,可見有價格管制的糧店,燙髮的女人頭上夾滿電線。他的照片呈現中國當時的社會面貌,人們踩着單車,穿着樸素的藍色或灰色工人服,很多地方仍豎立毛澤東雕像,標語上寫着「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努力奮鬥」,如今重看固然覺得不可思議。 

1980年,北京

畢竟,中國近幾十年的變化巨大,這些樸素的畫面早已消失不見,只能在Bruno Barbey的彩色照片裏尋覓。對他而言,雖然報導攝影的黃金時代早已消逝,但他仍熱衷於拍攝,即使兩年前仍樂此不疲地在中國街頭拍攝。

·圖片來自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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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Riboud 中國視覺筆記

鞏利 1993
鞏俐 1993年

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1923-2016)是1950年代首幾位進入中國的西方攝影記者之一,過去半世紀曾踏足中國22次,拍攝無數經典照片,記錄下中國現代史的一幕幕重要場面,他鏡頭下的照片可謂中國歷史的視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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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ffel Tower’s Painter 1953年

中國淵源

享年93歲的Marc Riboud與中國的淵源始於1957年,當時他加入著名攝影圖片社Magnum Photos不久,憑着《LIFE》雜誌刊登的《Eiffel Tower’s Painter》累積一定知名度。1955年,他對東方國家產生濃厚興趣,跨越中東、阿富汗到達印度,並在當地停留拍攝一年。1956年尾,他在新德里拍攝當時正訪問印度的周恩來,在法國外交界幫助下認識周恩來秘書,獲得中國簽證。

當時中法尚未建交,中國簽證來之不易,對中國充滿好奇的他隨即在1957年1月1日踏足這個東方共產主義大國,從香港途徑廣州前往北京,開始斷斷續續逾半世紀的拍攝旅程。當時還是純真年代,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尚未發生,期間他拍攝很多雜技表演等風俗文化,還有美術學院的裸體模特。他在一次大型宴會上看到毛澤東,當時毛澤東設宴歡迎波蘭總理,Marc Riboud是宴會上屈指可數的外國攝影師,拍攝下珍貴照片。

1950年代,關於中國的影像相當匱乏,他的這批照片是碩果僅存的回憶。 他結束訪華後不久,國內相繼發生了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導致饑荒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災難,人們的生活更加艱苦樸素,這在他後來的鏡頭裏也可見一斑。

fenêtres d'antiquaire
琉璃廠 1965年

琉璃廠回憶

離開中國後,他的攝影行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南斯拉夫等。1965年,他第二次取得中國簽證。那時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方面,他看見在田地裏工作的學生衣衫襤褸;另一邊廂,成百上千的學生在廣場上手持木槍遊行。當時他雖然可在京城內自由拍攝,但身為外國人,他的一舉一動時刻被人「監察」着。

當他與藝術家太太Barbara Chase到達琉璃廠古玩街時,窗外的紅領巾女孩試圖偷看店裏發生的情況,Marc Riboud隨即拿起徠卡相機按下快門,透過櫥窗將女孩與街上居民生活的場景一併拍攝下來,成為他關於中國最著名的一張照片——《琉璃廠》。結束中國的旅程後,他將兩次訪華期間拍攝的照片結集成《 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中國的三面紅旗),事緣當時他到處見到三面紅旗,上面的口號寫着「人民公社萬歲、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寫照。

細節收藏者

1971年,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Marc再次拍攝周恩來,這位受人景仰的總理對着鏡頭擺出「V」字。最初看到照片時,以為是勝利手勢,原來當時法國部長Alain Peyrefitte問他年輕時在巴黎留學時學到甚麼,周恩來伸出兩個手指說學習了兩樣東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然而,這個手勢動作也相當有趣,是難得一見的領導人照片。Marc之後不僅為鄧小平掌鏡,也拍攝過滿臉童真的鞏利、稚氣未脫的藝術家方力鈞。一向喜歡山水畫的他,1980年代在法國籍華裔畫家趙無極的建議下,多次踏上黃山拍攝風景,但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場景。

儘管多次踏足中國,但他刻意不學習中文,把語言交付鏡頭與眼睛。他堅持以局外人的冷靜視角,拍攝那些生動的情節,向西方國家還原真實的中國。他曾說過,「我不創作故事,而是瑣碎細節的收藏者。」正是這種心態,他在攝影道路上踽踽獨行大半世紀,甚至年近九十歲時,他仍背着相機在中國街頭拍攝,這些照片近十餘年陸續在國內展出,在內地也逐漸變得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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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1967年

反戰照片

中國以外,Marc Riboud最著名的照片是1967年拍攝的反越戰照片。1967年10月21日,近十萬人遊行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抗議美國介入當時的越南戰爭,Marc Riboud拍攝了整個遊行過程,最後一格菲林拍攝的畫面也是最著名的一張,一位名為Jan Rose Kasmir的17歲高中女生手握鮮花,站在阻擋示威者的士兵前面。其實當時Jan並不知道這畫面被Marc Riboud拍攝下來,但鮮花與刺刀對立的畫面,卻成為反戰的象徵。

·圖片來自marcriboud.com

蘇慶強 直視中國人四十年 

一位老婦姿勢端莊地坐在金色屏風前,臉上皺紋充滿歲月痕迹,屏風上的紋飾是「嚙指痛心」與「行傭供母」兩則二十四孝故事,令人對畫面中人物產生好奇。這幅細膩作品是香港攝影師蘇慶強《中國人》系列其中一張,此系列作品獲得2001年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去年末香港藝術館重開,當中「香港經驗.香港實驗」展覽部份,正展出館藏的這系列《中國人》作品。

早在1981年,蘇慶強已開始拍攝中國,「那時改革開放不久,內地生活環境與香港很不同,我跟家人返鄉探親,印象最深刻是,他們對世界發生的事幾乎一無所知,令我好奇為何大家都是中國人,思考方式會如此不同。」在交通仍不太便利的當年,那時他每逢假期就前往內地拍攝,由雲南、四川到西藏、新疆及哈爾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拍攝眼前的所見所聞。10年前,他曾舉辦「第一個印象中國1981」展覽,顧名思義強調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照片流露出他對周遭事物的好奇目光。


身穿紅衣的女子站在紅色大門前,某些傳統似乎仍維持着。

拍攝風景及街頭十多年,他漸漸感到不滿足,覺得攝影不只是如此,於是重回理工大學修讀攝影,「以前是很紀實的,那時對攝影的看法有所改變,從風景轉而拍攝人物,想深入了解人們的真實生活。」他將範圍收窄至與香港鄰近的廣東省,在1995年開始這系列《華南地誌》,也以哈蘇120格式代替最初的135格式,以捕捉更多生活細節。他既拍攝屋內擺設,也聚焦人物的表情神態,這系列《中國人》也是《華南地誌》一部份。

拍攝時,他時常帶上兩部相機,一部儍瓜機拍攝對方想要的照片,一部哈蘇相機捕捉自己追求的畫面。「拍攝過程很有趣,用儍瓜機時氣氛比較輕鬆,當用哈蘇相機拍攝時,他們會覺得很凝重。」在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攝影的他,時常告訴學生,不同的攝影工具,既影響拍攝者觀看事物的方式,也影響被攝者心態,「有時他們見到哈蘇相機,甚至會穿上漂亮的衣服拍照。」

蘇慶強說,中國人向來較抗拒被人拍攝,也不隨便讓人進屋拍攝,因此花不少時間與拍攝者建立關係。「人物的表情、眼神會流露出訊息,我希望他們在鏡頭前自然地呈現自己,這不是隨便就能拍攝出來的。」不論是滿臉皺紋的老人、充滿稚氣的孩童,還是身穿紅色外衣的女人,幾乎都是喜怒不形於色,但他們的舉止似乎又透露出某些訊息。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屏風前的婆婆肖像,「她身穿的藍色衣服令我想起貴族的感覺,於是在金色屏風背景前拍攝,感覺再隆重些,有點西方肖像畫的感覺。」

蘇慶強很喜歡看畫作,覺得攝影與繪畫有密切關係,西方人像畫大多是貴族或有錢人,然而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卻背道而馳,畫過一批社會低下階層扮演歷史和宗教人物的畫作。這啟發他透過鏡頭將普通村民拍攝得恍如西方人像畫般有尊嚴、高貴,照片的顏色、光線與背景等,帶有油畫的影子。2014年,卡拉瓦喬名作《以馬忤斯的晚餐》在亞洲協會展出時,同場亦展示《中國人》照片,那是跨越近400年的藝術傳承。

過去近四十年,蘇慶強一直用類型學的攝影方法,系統地拍攝中國人肖像,從中呈現出他們的變化。回想當年,在偏遠的鄉村地區,純樸的人們似乎仍在維持着某些傳統價值。改革開放後,內地急速發展,如今重看,他坦言,「當中的改變是明顯的,不僅某些傳統改變了,甚至連人的精神面貌,都已截然不同。」

《中國人》@「香港經驗·香港實驗」

日期:即日至5月3日

時間:10am-6pm(星期一至三、五)、10am-7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址:香港藝術館2樓香港藝術廳

圖片由蘇慶強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Sergey Melnitchenko 掌鏡夜店女舞者的後台百態

見到烏克蘭九十後攝影師Sergey Melnitchenko在港舉辦的個展名稱《晚9朝5》(From Dusk Till Dawn),不期然想起由陳豪主演的1990年代同名電影,戲中幾位男女主角飲酒縱情揮霍青春。同樣置身夜店,不過Sergey的着眼點卻是在裏面工作的舞者,他以同路人的身份,細膩地捕捉她們舞台後的各種場景與表情,夜店表面上五光十色,可這些人的心酸又有誰知?這輯充滿電影感的作品「Behind the Scenes」,獲得2017年「Leica Oskar Barnack Newcomer Award」,令他在攝影界嶄露頭角。

在成都一間夜店後台,四位女舞者戴着面具。

從表演者到攝影師

成為攝影師之前,Sergey五歲時已習舞,傳統的芭蕾舞及現代的hip hop舞步,都略知一二。學習攝影的由來也有趣,嫲嫲為讓孫兒除去舌環,以一部新相機來誘惑,結果他就這樣與攝影結緣,時為2009年。那時他自學攝影,拍攝過人像及健美運動員的系列作品,後來還成為商業攝影師。「攝影對當時的我而言,只算是愛好,稱不上很有熱情,儘管薪水不多,那時我偶爾還會在婚禮及活動上表演跳舞。」

在烏克蘭南部小城Mykolayiv成長,他說當地並沒太多文化活動,2015年,他與朋友受邀到成都一間夜店表演跳舞,從未離開國境的Sergey,二話不說便來到東亞的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出生在蘇聯末年的他而言,中國的一切都非常新穎,從食物到高鐵都令他着迷,「烏克蘭的夜店是傳統的的士高音樂,人人盡情跳舞,中國的夜店有最新的歐美歌曲,然而所有人都在飲酒、看別人跳舞。」

Sergey每晚會表演三次舞蹈,休息時便與大家一齊飲酒,有時覺得不盡興,還結伴到其他夜店繼續飲。幸好,他並沒忘記自己攝影師的身份,度過三個月的舞蹈員生活,最後一個月他開始帶上相機到夜店工作。「大家早已習慣我的存在,只是對我的相機很好奇,她們最初面對鏡頭時仍有些不習慣,但很快就適應了,有時還會主動叫我拍攝!」

一位女舞者在後台化妝,毫不介意攝影師的鏡頭。

得益於之前數月與她們的相處,令他在後台恍如隱形人一樣,拍攝那些不為人知的瞬間,她們在休息、化妝、抽煙、更衣、排練等等,有人大笑、有人沉寂,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有時她們在鏡頭前扮鬼扮馬舉中指,有時他卻神不知鬼不覺地拍攝到女生背部拔罐的痕迹,這一切比幕前的表演有趣得多。「她們不懂英文,我只懂簡單中文,有時看到有趣的畫面,就用蹩腳的普通話說『等一下』,然後拿起相機拍攝。」一切來得十分自然。

外界通常將夜店女生標籤為壞女孩,在共處的過程中,Sergey覺得她們大多是很普通女孩,感覺很害羞,「她們不是專業舞蹈員,大概都因薪水較高或家庭問題,才到夜店工作吧。」

「畫面看似電影場景,但這些都是她們的真實生活,也是我的生活。」

記錄中國平民日常

礙於言語不通,他無法再進一步了解她們的故事,鏡頭下的這些畫面,彷彿不斷上演的劇情,或許她們也是一群為夢想而努力生活的舞者——這在在反映出娛樂產業背後的甜酸苦辣。他為照片加上菲林的微粒效果,令其充滿電影感,每張相片就如一個電影場景,記錄她們鮮為人知的生活一面。

離開夜店後,他在西安、北京、廣州等城市繼續從事不同工作,同時以寶麗來相機及華為手機拍攝在中國街頭的所見所聞,跳舞的大媽、在公園長椅睡覺的露宿者、交通工具的眾生相等,以黑白照片記錄中國人的日常——新與舊的結合、趣怪與憂傷並存,這系列「From Dusk Till Dawn」與「Behind the Scenes」作品一樣,共同構成他眼裏中國人「晚9朝5」的生活。

晚9朝5

日期: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

時間:2p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灣仔摩理臣山道70-74號凱利商業大廈5樓f22 foto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90612/20701353

被遺忘的人 呂楠的中國三部曲

中國攝影師呂楠歷時15年創作的攝影三部曲,《被人遺忘的人——中國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在路上——中國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是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的史詩式作品,這些珍貴的黑白影像充滿人文關懷,表面上紀錄了不同低下階層的樸素生活,實際上從苦難、救贖到幸福,呂楠以毫不矯飾的鏡頭,呈現了生命的不同狀態。

平等視角 呈現精神病人

呂楠在攝影界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他是位低調的苦行僧,也是位孜孜不倦的創作者。現年57歲的他,1980年代在攝影師鄰居的影響下接觸攝影,其後任職於《民族畫報》。他的作品或許令人聯想起Josef Koudelka那簡潔有力的詩意畫面,然而啟發他走上攝影之路的卻是文學作品,歐文·斯通的《梵高傳:對生活的渴求》及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令他嚮往成為藝術家,而呂楠的媒介就是攝影。

《被人遺忘的人》拍攝中國多個省市的精神病患者。

1989年及1990年,呂楠走訪多個省市數十間精神病院、面對逾萬位精神病人,紀錄下這群被人遺忘的另類群體的生活面貌。他並非此類題材的先行者,著名攝影師Mary Ellen Mark的《Ward 81》及Raymond Depardon拍攝的意大利精神病院,都堪稱典範。事實上,呂楠也因一本拍攝精神病人的攝影集啟發,才萌生拍攝《被人遺忘的人》的念頭。珠玉在前,呂楠拍攝的這系列作品卻絲毫不遜色。

他最初在精神病院拍攝,後來更把範圍擴至病人的家庭及流浪患者,更全面地紀錄精神病人的生存狀況。呂楠的鏡頭沒有煽情或標奇立異,反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情景,人們在玩啤牌、跳繩、畫素描、打乒乓波……他們不是被人妖魔化的特殊人群,也是有尊嚴的人。呂楠用平等的視角,去呈現他們平凡、不為人知的一面。

拍攝時他感受至深的,是他在北京一所精神病院拍攝時,有位病人忽然快步衝他而來,呂楠以為對方會過來傷害他,本能地低頭保護相機,然而抬頭後卻發現對方原來想握手。此事也令卸下「精神病人」這標籤,將鏡頭聚焦他們的情感,而非病徵。「他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精神病人。」

《在路上》紀錄中國鄉村地區天主教徒的生活。

若說精神病人是呂楠主動選擇的題材,那麼後來拍攝的天主教徒,卻是冥冥中註定。拍攝《被人遺忘的人》時,呂楠在教堂拍攝了一位神父為精神病教友降福的畫面,那一刻他知道第二個要拍攝的項目,就是天主教。宗教題材在中國大陸是敏感議題,拍攝期間他曾被拘留二十多天,攝影器材也曾被沒收,可依然沒能阻擋他的決心。1992至1996年,呂楠在多個省份拍攝鄉村地區天主教徒的生活,如同名字《在路上》一樣,這系列作品有許多朝聖隊伍的畫面,象徵他們一生都在信仰的路上。呂楠紀錄了教徒們的生活日常,做麵餅、吃晚飯,更多的是祈禱的畫面,在強烈反差的畫面中,隱隱可見簡陋貧困的生活環境,而祈禱及信仰正給予他們力量,支撐他們繼續走下去。

最近推出的英文版《Trilogy》將三部分作品結集成一書,銅鑼灣Meteor HK有售,售價1,180元。

苦難救贖幸福 結集成書

雖然三部曲主題截然不同,但呂楠關注的始終是人。《被人遺忘的人》是苦難,《在路上》關於救贖,《四季》則是令人聯想到幸福的平靜生活,最近推出的英文版作品集《Trilogy》將三部分作品結集成一書,誠然加強了作品之間的聯繫。攝於1996年至2004年的《四季》,作品本身已帶有濃烈的情感,不論是父女、夫婦,還是爺孫、姊妹,總能明顯察覺村民之間的親密關係。

《四季》拍攝了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

呂楠前後去了九次西藏,每次停留三四個月,最長一次是九個月,鉅細無遺地拍攝這片山野的瑣碎日常,吃飯、跳舞、紡線、揚麥、播種……完整的秋收過程更拍攝了四次,最後從逾十萬張菲林中挑選百多張照片。呂楠的鏡頭不是典型的湖光山色,而是充滿生活細節的質樸畫面,其中一幅拾麥穗的女人作品,令人想起法國畫家米勒的《拾穗者》,充滿詩意與美感。在西藏這片高原淨土裏,這樣的畫面其實也有一種宗教的莊嚴儀式感,這又令三部曲多了一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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