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的 柴灣消防局

《柴灣消防局》是香港攝影師陳的(Chan Dick)近年代表作,不時成為網絡熱話,兩年前牛頭角迷你倉大火,人人讚頌消防員,傳媒順藤摸瓜爭先報導這系列作品。實際上他也憑此獲得香港攝影集比賽(Hong Kong Photo Book Awards)冠軍及東京國際攝影大賽(Tokyo International Foto Awards)藝術攝影集首獎,這系列作品曾在日本及荷蘭展覽,也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想不到最近才在香港舉行首次個展。回想起《柴灣消防局》所帶來的掌聲,陳的笑說,「其實可能要多謝業主加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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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的原本的工作室位於柴灣消防局對面,只是初時他一直未有留意,有日洗手間忽然傳來吵雜聲,他好奇地從細小氣窗望出去,原來是一班消防員在打排球,便隨意拍攝了一張。之後一個月,他沒有急於拍攝,而是觀察消防員的日常生活,「原來有好多事發生,列隊、訓練、打排球,看起來很重複,其實有時也有分別。」直到現在,他仍記得消防員朝早九點交更、下午四點半會打排球。

那時候他每日總好奇消防員在做什麼,有空就在窗口往下望,有時直覺將有事情發生,就去拿相機拍攝,拍不到也無所謂,反正看著這個畫面,他自己已覺得開心。偶爾他會拿著相機等待腦海中出現的畫面,例如那幅消防訓練假人被丟置在一旁的畫面。後來他認識了消防員,言談間才發現自己很幸運,小朋友參觀消防局的畫面一年只有幾次,「有張照片剛好拍攝到大Sir巡視,後來才知一年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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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他也沒想過何時公開這些作品,後來業主加租無奈要搬走,離開工作室後重看照片,才萌生《柴灣消防局》的念頭。由2013年中到2014年尾,15個月時間裡拍攝了1,500張相片,他從中選擇了30張結集成書。

這系列作品構圖簡單充滿線條美,畫面明亮而平靜,從高處觀望的場景相當有趣,彷彿在訴說不同的故事,難怪在網絡上引起熱烈迴響。此系列作品固然為陳的帶來知名度,對他個人來講也很有意義,「以前會介意自己錯過了某些畫面,拍攝《柴灣消防局》時,經常一開窗就錯過想拍攝的畫面,慢慢學懂調整心態。」

從商業攝影到藝術攝影

查看陳的個人網站,知道他過往創作過不少系列作品,如紀錄香港學生社會運動的《不妥協》、拍攝地盤圍板假樹的《森山大盜》、將個人回憶與觀塘清拆重建結合的《面壁思過》等,用影像反思不同社會事件。陳的原本是商業攝影師,在行內相當知名,作品經常被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HKIPP)選為年度結集的封面,不過踏足藝術攝影,其實只是六年前的事,當時有朋友找他幫仁人家園在內地拍攝義工建屋的過程(即作品《一磚一瓦》)以及爭取小型車手要求重建賽車場(即作品《》)。

「完成作品之後,我的心態有些變化,覺得自己可以發掘及創作更多作品,最初其實有點不習慣,但仍覺得可以嘗試。」當時陳的腦海中有很多想法,其中一個作品就是《柴灣消防局》,另一個是《面壁思過》,也是他至今最喜歡的作品。

陳的在觀塘長大,裕民坊是他兒時時常留連的地方,2014年初,有日他在觀塘閒逛,走上了麥當勞樓上的裕民大廈,望著舊唐樓那些被拆走電線的牆身及牆上的痕跡,他覺得很熟悉,「好像香港的景色」。於是他在大廈裡尋找不同的「景色」,再後期加上香港的真實景色,包括獅子山、淺水灣、中環、東涌、青馬大橋等,效果竟出奇地脗合!「我不是反對社會發展或社區重建,但發展是否一味拆去舊樓起新建築,然後才來扮懷舊?我覺得很奇怪,是否可以嘗試新舊結合或共融呢?」

這兩個作品也促使他繼續個人創作的道路,例如雨傘運動前的《不妥協》及運動期間拍攝的《The Day We Lost Our Innocence》,他用兩張照片並排的手法來拍攝後者,一張清晰一張矇矓——這其實是他不戴眼鏡時的視力。陳的不是單純這場運動,而是從自身出發,將個人與這場運動緊緊相扣,用不一樣的視角看事件。

他說以前做作品會比較心急,容易忽略背後的故事,近年他會較多思考、沉澱,有時寧願先將作品擱置。這令我想起他某些作品的命名,《安全地帶》、《森山大盜》、《逃者》,香港人一聽往往會心一笑, 但搞笑名字背後是沉重的訊息。然而有些作品又是有國際性語言的,例如《柴灣消防局》,大家一看就會明白,無需文字也能溝通。

《柴灣消防局》

日期:即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

時間:星期一至六12pm至7pm

地點:灣仔秀華坊5號地下Novalis Art Design Gallery

攝影是我毒癮的救贖 Antoine d’Agata

大概沒有其他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攝影師如法國人Antoine d’Agata一樣,是個癮君子,而且一吸毒就是四十年!Antoine的生活很狂野,經常與毒販妓女為伍,面對面交談時才發覺他是個很隨和、很真誠的人,只是不說話時顯得有點抑鬱。注射毒品多年,57歲的他坦言身體很差,但每日仍會抽兩包煙,一個多小時的訪問,他先後兩次到後樓梯抽煙,「抽煙令我感到很平靜。」其實攝影何嘗不是如此,30歲時他接觸了攝影,在失焦的人生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攝影與毒品,同樣支撐著他的人生。毒品是種深深的癮,而攝影,就是這種癮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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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出現在他而立之年,但毒癮,早在他十多歲時已種下。成長在1960及1970年代,Antoine深受由法國哲學家Guy Debord創辦的左翼組織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影響,這個組織提倡打破常規、解放自我,那時的他曾參與政治抗爭,十多歲離家出走,在街頭遊蕩,酒精、海洛因、性愛就是他的生活。說出來也難以置信,年少時他曾想成為一名牧師,分擔人們的苦難,沒想到陰差陽錯,自己成為了苦難。

「我曾與不同的社會邊緣人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在柬埔寨時跟一位愛滋病女人渡過一段時間,當生命即將完結、一無所有時,這些人最需要的是陪伴,而非同情或人道主義。」這聽起來很瘋狂,相比起牧師,Antoine以陪伴分擔了這些人最後的苦難。親眼目睹過許多死去的人,也令他明白死亡是避無可避的,「生命不是追求舒適,而是去體驗生活,感受好與壞,感受渴望與害怕。」多年後他抽著香煙重提往事,說這些事情令他感到自己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哪管代價是大腦及身體都幾乎變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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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力量

毒癮無法擺脫,但有救贖,只是三十歲前他與攝影一直無緣,對此亦毫無認識,啟發他前往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學習攝影,源自一次與患有愛滋病的攝影師朋友的墨西哥之旅。「那是他生命中最後一趟旅程,我們相處了幾個月,旅途中他不停地拍攝,是攝影讓他感覺仍生存著。這讓我感受到攝影是如何給了他力量。」

從1983年離開法國周遊列國,前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經歷了常人一輩子也無法體驗的事情,當他拖著疲憊的身軀到紐約,尋找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時,他想到了攝影,於是去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求學。儘管姍姍來遲,可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卻讓他拿起相機後擁有常人缺乏的視野與感受。在那裡他遇上了Larry ClarkNan Goldin這兩位名師,「他們教我要真誠,要在乎拍攝時的感受。」在老師身上他也有所領悟,原來可以這樣來拍攝吸毒及性愛。   

在紐約期間,他曾在馬格蘭編輯部實習,1993年離開紐約後回到故鄉馬賽,期間也放下了攝影。「我其中一位女朋友為我生了兩位女兒,那四年我做過建築工人、調酒師等不同工作,賺錢養家、照顧孩子。」這樣的日子注定不會長久,當他1997年才重拾相機時,妓女、癮君子、露宿者、飽受戰爭蹂躪的人……不同國家的邊緣人,通通成為了攝影集De Mala Noche》(From Bad Night的意思)主角。畢竟,這才是真實的Antoine d’Agata

白天與黑夜的暴力

活在黑暗世界四十年,他自然把犯罪、吸毒、妓女這些主題搬入攝影,「我的作品分為兩種暴力,一種白天一種黑夜。」黑夜的暴力容易理解,其實就是他所經歷的生活,白天的暴力是從上到下的,關於移民、難民、偏遠地區的人,四月份他啟程去孟加拉,拍攝從緬甸逃亡的穆斯林(羅興亞人)。仔細想想,這何嘗不是暴力?「這系列是我攝影的一種平衡,如果只是拍攝night work,現在可能已經死了。」

性與暴力是Larry Clark為人所熟悉的元素,Antoine d’Agata橫空出世後,時常有人將二人相提並論。對Larry Clark來講,這種場面或許是一種紀錄,不過Antoine而言,攝影就是生活。在他看來,過程遠比照片本身更重要,所以他的作品充滿矇矓與動感,構圖也未必很完美——他在乎的是拍攝時的感受。有時他會把相機安放在三腳架上,用time lapse拍攝自己與女人做愛的過程。有時甚至直接把相機交付他人,由別人來拍攝。「我有時會感到迷失,相機令我持續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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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是傳染的媒介

Antoine有許多女朋友,與不同女友育有四個女兒,她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自己也居無定所。他的瘋狂人生,女兒也有所聽聞,已離世的父親生前曾因此很難過,母親相對比較了解他,儘管不接受他吸毒的行為,心底裡仍覺得他是個好孩子。相比起他的作品,世人對他自身故事更有興趣,身為攝影師,我問他會否因此感到尷尬?「我明白大家的好奇心,我的攝影其實就是我的人生,就是關於我與拍攝對象的關係。」

最近,他在黃竹坑畫廊舉辦展覽《Contamination》,展出不同時期拍攝的三十幅彩色及黑白照片,算是一個階段的總結嗎?他直接否認,「不同的展覽可以令更多人思考及質疑攝影甚至是這個世界,我會形容自己的攝影是一種傳染(Contamination)的媒介,傳染大家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他說,過去這些年在世界各地做過逾150個工作坊,學生逾1500人,數十本書籍及大量的小型展覽,這些都是他的「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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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的作品被許多博物館收藏,但他從來不聲稱自己是藝術家,也抗拒主流的攝影方法。2004年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人們對他的抗議聲音一直持續,他也一直身體力行與之對抗。「通訊社許多人以傳統的紀實方式拍攝,但我並不在乎這些所謂攝影的風格,我的作品只是展示了我對世界的理解。」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何不退出呢?「如果你要反抗這個制度,就要在制度裡發聲,在其他地方講,作用不大。當然Magnum有權力開除我,但我不介意,我只做我認為對的事情,也不太介意別人的讚賞與批評。 」

他再次強調,生命只有一次,很想去感受。訪問期間他不斷提起一句話「Too Much is Not Enough」,這是一名妓女跟他說的,「很多人說我的作品很dark,但這些人的生命比我更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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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mination

日期:即日至525日(免費入場)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六1pm7pm(周一及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44號盛德工業大廈8CHARBON art space

PS:作為今年法國文化節《法國五月》(Le French May)活動之一,展覽期間亦特別上演獨腳戲《Odysseia。文本取材自Antoine d’Agata,由法藉資深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Fabrice Michel及法國女演員Julie Garance共同剖析攝影師作品的內心世界。《Odysseia將於510日每晚八時在展覽場地CHARBON上演,法語演出,附英文字幕。

窺看青春日記 Chad 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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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個永恆的拍攝主題。若你問我什麼是青春,我會說是意大利攝影師Mario Sorrenti鏡頭下的女友Kate Moss。狂野一點的,會想起美國攝影師Ryan McGinley照片中那些在煙火下裸奔的男女,自由、夢幻、任性。許多人第一次看到Chad Moore的作品,都自然而然聯想到Ryan McGinley,因為Chad鏡頭的年輕人同樣裸露、飲得爛醉,甚至在親熱。那種率直、那種朋友間的私密瞬間,成為了他鏡頭下的視覺日記。

實際上,Chad MooreRyan McGinley份屬好友,曾經協助Ryan創作作品,某程度上也受他影響。來自佛羅里達州的他,原本是一名BMX單車手,十多歲時朋友給他一部傻瓜相機,在不同城市拍攝玩BMX的情景。一般的BMX運動攝影都會用上專業的燈光,Chad Moore卻是由感覺出發,拍攝下那些自然的畫面。「BMX是一種非主流文化,是朝九晚五以外的另一種生存模式。開始拍攝時我仍很年輕,我很喜歡拍攝人,很想拍攝下那個時刻,我覺得成長後這個世界會逐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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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開始投身攝影界,他一直用一種不修飾的風格去拍攝身邊朋友,當外界讚譽他完美捕捉了青春的頌歌時,他卻強調自己只是在拍攝周圍的世界。其中一幅較多人認識的作品,是一張在Airbnb拍攝的相片,先醒過來的他,看見三位朋友相擁而睡的畫面很有趣,就拍攝了下來。在香港首個個展上,他回憶起四年前的相片,笑說這個畫面的確很sensual。這還不止,他也曾拍攝過朋友親熱甚至做愛的畫面,你或者覺得他在偷窺,Chad Moore說這其實是很真實很自然的畫面,不過此刻回想,他坦言是個有趣而奇怪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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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少艾之外,高飽和的色調也造就Chad Moore的攝影特色。他喜歡用傻瓜菲林機拍攝,因為其細巧的體積看起來不會令人有所防備,拍攝時他會將菲林先預先曝光(Pre-Exposure),營造出一種飽和及霧化的色調,看起來很有電影感。不過這種效果並不精準,所以每次出來的效果都很有驚喜,尤其他喜歡捕捉人的表情,甚至眼睛的局部,都讓照片看起來很夢幻。正是這種色調,讓照片瀰漫著一股青春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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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T》——Chad Moore攝影展

日期 : 即日起至2018819日(11am-9pm)

地點  : 尖沙咀河內道18K11商場119號店agnès b. Galerie Boutique Rue de Marseille

WMA大師攝影獎展覽(Part 2) 謝至德《萬念‧歸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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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我們報導過WMA大師攝影獎入圍攝影師的作品,同場其實還有WMA委託計劃「我們是誰」得主、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個展《萬念‧歸寂》。「我們是誰」顧名思義探討的是身份問題,不過在講「萬念‧歸寂」前,先回顧年初在JCCAC舉辦的第一部分展覽《萬念‧叢生》。

「叢生」與「歸寂」,聽落頗有佛學意味,謝至德說,人的念頭會不斷生滅,但最後都會歸寂。在謝至德近三十年的攝影生涯中,共創作逾40個系列作品,對他而言,攝影創作的「叢生」,正是90年代拍攝的《香港面孔》。回歸前夕,外國傳媒爭先來港拍攝殖民地的最後歲月,那些充滿異國情調及政治符號的畫面,卻不是謝至德所熟悉的香港,他決定以本地人的視角,去展現香港真實而日常的一面。

萬念‧叢生》將鏡頭瞄準香港人的生活日常,《萬念‧歸寂》則更多從自身出發,將個人經歷結合香港歷史,創作了一系列影像、錄像及裝置作品。過去與現在、眾生與自身,兩輯作品互相呼應,延續的都是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也有他對這座城市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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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喚:沉默的他者》這系列攝影作品中,他置身香港與深圳的不同邊境,結合投影創作一系列影像,內容有政治人物、回歸等對港人影響較深的事件,以影像做一個跨時空對話。「香港人很善忘,我想將以前經歷過的事情,帶回今日這個時空,喚起大家的記憶。」

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這三位過去的特首,謝至德將他們的照片合併在一齊,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這正是香港人對於我城歷史的普遍認知。另一幅作品他面向深圳,將英國國旗及香港區旗投影在自己背部,來說明香港人難以解釋的身份。

邊境對大部份人來說是個比較敏感的地方,會有一種恐懼或被監控的感覺,在作品中謝至德特意用上紅色燈光,帶出危險的訊號,「同時這種燈光又有種劇場感,好像很真實又不全然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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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攝影系列作品《一百零八個‧念‧頭》中,他拍攝了108位不同種族不同身份的人的樣貌,在12個不同的邊境地方分別投影九個人的人像,再將多重曝光九次的影像結合,照片中的人物變得無法辨認,在這裡身份忽然消失了,成為一種無分你我他的大同,但現實社會中又會否有這種豁達的包容呢?

攝影作品之外,現場還有多組裝置作品,謝至德說,一張相片未必能夠表達出「萬念」的想法。展覽入口處地上放有一堆工程燈,這部份作品名為《現在進行…釋》,東歪西倒的工程燈上寫著回歸後人大常委五次釋法的內容,在他看來,釋法就是不斷進行的工程,有人擁抱也有人上街反對,一閃一閃的工程燈正象徵了一生一滅的念頭。

他以「萬念」來貫穿整個展覽,又例如那幅三位特首合成的照片,現實中他們可能神憎鬼厭,但合成之後又似乎不太令人討厭,「我想大家去思考究竟我們的念頭是如何產生的,每個念頭又是如何影響了我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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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WYNG大師攝影獎及WMA視像作品展》
日期:2018年4月14至24日
地點: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不似攝影的攝影 Wolfgang Till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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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gang Tillmans的作品大小及尺寸不一,有時甚至簡單用透明膠紙或長尾夾吊在牆上,看起來非常隨意。(卓納畫廊)

在德國藝術家Wolfgang Tillmans的展覽上,總是有人會忍不住問,為何他的作品這麼平庸,卻可以擺在畫廊裡做展覽?如果你也曾這麼想,或許正中藝術家下懷,因為他感興趣的,不是自己是否拍攝了一張出色的照片,而是觀眾觀看照片的反應。

要明白他的作品,先來了解他的世界。這位50歲的德國人,從小就是個喜歡發問的男孩,熱愛天文學的他在無窮宇宙中找到慰藉。觀星時經常有光學失真及能見度的問題,用不同儀器在不同天氣下會呈現不同的現象,所以他自小就明白,看待事物的方式可以是不一致的。

《蘇珊·奧伯貝克(無文胸樂隊)》(Susanne Oberbeck (No Bra),2016)與《派翠西亞》(Patricia, 2018)

1990年代他曾在英國Bournemouth & Poole College of Art & Design修習過兩年攝影理論課程,在此之前,18歲時他已使用黑白激光複印機來創作圖片。1995年出版第一本攝影集Wolfgang Tillmans》,就顯示出對攝影的探索,書中他將友人的肖像與世界各地的景觀並置在一起,玩味地將親密、趣味及社會批判融合,向社會制度及現實提出疑問。1998年的《Wolfgang Tillmans: Burg》及2005年的《Truth Study Center》更走進一步,從肖像、靜物到天文攝影,內容更多元化。

他不是那種墨守成規的人,創作時自然沒有學院派那種嚴肅及技巧的包袱,所以當時攝影界及攝影畫廊也不太嚴肅對待他的作品,即使2000年他獲得英國當代藝術大獎透納獎(Turner Prize)、以首位用攝影為媒介及首位非英國籍的藝術家獲得此獎項時,仍有評論家認為他的作品不知所謂。還好當代藝術畫廊選擇了他,讓他繼續突破攝影的界線。

 

《切片》(Sections, 2017)與《CLC 004, 2017》

探索攝影的意義

在他的展覽中,不會將所有作品裝裱得美輪美奐,然後整齊地並列在牆上。他的作品大小及尺寸不一,有時甚至簡單用透明膠紙或長尾夾吊在牆上,看起來非常隨意。所以你看他的作品不會很享受,不會覺得他很了不起,感覺就是拍攝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情。其實每件作品的大小及位置都經過計算,形成不一般的觀展經驗。看他的作品,不是看他如何拍攝或者拍攝了什麼,除了感官上的刺激,他也想激發你去質問攝影的意義及本質,它為何要做成這樣?作為觀眾又是否要一味地同意呢?

我曾看過他的畫冊,有時也覺平平無奇,甚至不明其拍攝動機,沒有太多的隱喻,也沒有Martin Parr那種令人會心一笑的趣味點。不過有些作品,仍是會嚇你一跳的,尤其在畫廊觀展時。記得他有幅特寫陰莖的作品,大大張照片巨細無遺,看得人臉都紅。這種視覺上的衝擊,直接轉化成觀眾的反應,非常玩味。他不避諱觸碰性的主題,但不會像Terry Richardson及其徒弟新田桂一那樣過份渲染,甚至以此為賣點。

 

Installation view, Wolfgang Tillmans , David Zwirner, Hong Kong, 2018 © Wolfgang Tillmans. Courtesy David Zwirner, New York, London, Hong Kong (3)
卓納畫廊展覽現場

看他最近在香港舉辦的展覽,玩味感覺不太強烈,橫跨畫廊的兩層空間,展示他的新舊肖像及靜物攝影作品。細心留意的話,仍能看到他一向創作的心思,他會將某些作品放大,就如那幅鳥瞰撒哈拉沙漠的巨大照片,近乎無窮無盡的細節帶來視覺上的衝擊;有些作品一如既往細細張並列,形成有趣的對比,讓觀者在過程中感受到他的聯繫。1993年時他曾拍攝澳門與大陸的邊境,25年後另一幅在上水的作品,同樣透過跨越邊界的相片,把看不見的地域差異顯示出來。

Installation view, Wolfgang Tillmans , David Zwirner, Hong Kong, 2018 © Wolfgang Tillmans. Courtesy David Zwirner, New York, London, Hong Kong (5)
《從香港看深圳,a-b》(Shenzhen from Hong Kong, a-b, 2018)
Installation view, Wolfgang Tillmans , David Zwirner, Hong Kong, 2018 © Wolfgang Tillmans. Courtesy David Zwirner, New York, London, Hong Kong (7)
左《冰箱靜物》(Freezer Still Life, 2017)與右《玩紙牌,香港》(Playing cards, Hong Kong, 2018)

 

在展覽現場他說起當年來港的感受,「那是我第一次來亞洲,對這個地方幾乎一無所知,也覺得自己的觀察很表面。」當時他在街上拍攝了一群菲律賓女人席地而坐的畫面,這對於當時的他或許是很新鮮的畫面(另一幅電視記者訪問豬肉檔的作品相信也是如此),25年當他再踏足香港時,原來此情此景仍在,這次他拍攝的是一班菲律賓女人在玩紙牌。同場還有他的紅外線自拍作品,以及他用複印機將具體事物與抽象圖片結合的作品,在在顯示出他多元的創作手法。

1990年代末時,他已認為這個世界有太多的照片,沒有必要再以這種方式生產更多的照片,所以當時他突然轉向拍攝一些不太真實的畫面,一些比較抽象的圖像。而今更是一個影像氾濫、無處不在的年代,他想以深刻的手法提醒大家,究竟攝影還有什麼作用。

《伊芙琳(日食之後)》(Evelene(Post Solar Eclipse),2017)《阿爾戈船員》(Argonaut, 2017)

《Wolfgang Tillmans》

日期:即日起至2018年512

地址:卓納畫廊(中環皇后大道中80H Queens 56樓)

法國X香港:跨文化攝影展 一座城市兩種景觀

 

生活在香港的人,對這城市的方方面面司空見慣,不要說拍攝日常生活畫面了,可能連駐足觀望的念頭也欠奉。反觀許多攝影師來到香港後,對所有事情嘖嘖稱奇,走在街頭忍不住咔嚓咔嚓地拍攝。這個現象很有趣,我時常在想,如果一位外來者與一位本地人同樣拍攝一座城市,會產生如何不同的視角呢?在F22 Foto Space舉行的《在非在》攝影展,就是如此一個有趣的對比,去呈現出一個城市兩種不同的面貌。一黑白一彩色,兩組照片互相映照,既帶出攝影師與這城的關係,背後也是對香港城市發展的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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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2 Foto Space展場兩層空間展出約40幅攝影作品,照片多以一組的形式呈現,在作品之間產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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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作家及攝影師Michel Eisenlohr

Michel:香港是個充滿矛盾與反差的城市

兩位攝影師分別是來自法國的Michel Eisenlohr,以及香港視覺藝術家殷家樑(Kallen),兩人事前並不認識,事緣Michel三年前在「法國五月」期間來港展出作品時,覺得這個城市很不可思議,垂直的石屎森林猶如未來城市一樣,用他的原話就是Blow away(即Greatly impressed),這種文化衝擊隨即令他產生拍攝香港的念頭。Michel本身的經歷很有趣,他是文學出身,大學之前基本上與攝影無緣,拍攝動機往往也是從文本出發。「每次開始拍攝計劃前,我總是閱讀很多資料文獻,有時文學裡面的故事令我想去看看那些地方,這也是一種發現文學的方法。」

這位自學成才的攝影師,曾獲法國政府資助拍攝當地歷史建築,用鏡頭來寫作。當他著手拍攝香港計劃時,則基於城市發展等理論去拍攝,期間他與香港大學建築系合作,與建築師、城市研究員等專家商討,研究了許多關於香港的建築及城市規劃,創作出 《城市地域》(Urban Enclaves)這系列作品。地域即土地的範圍,不過他想探討的並非香港的疆域,而是城市的不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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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作品《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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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作品《油麻地果欄》

在他看來,香港是個非常有趣的城市,這種有趣來自反差,高樓大廈中的古老街市、被百年古樹包圍的廟宇、石屎森林中的天台泳池、不同宗教的墳場融合在一起……過程中他盡可能不拍攝密不透風的建築物、色彩繽紛的霓虹燈招牌等遊客眼中常見的香港景象,避免單純在街上閒逛及拍攝,更多地由個人的想法與建築等理論出發。正如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Nasrine Seraji在展覽文章所寫,香港許多地貌都是人為做出來的,這些大廈並不是植根於泥土或天然地基,因為大廈下面還有商場、交通工具,是另一個城市。Michel特別拍攝香港的天台夜景,這是一種很獨特的建築視角,相片中幾乎沒有人的元素,看起來有點似葛咸城及《Blade Runner》電影裡面的虛構城市,帶有cyber或futuristic的感覺。當然某些作品亦明顯滲透了外來者的好奇心視角,像薄扶林村,以及墳場裡密密麻麻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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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視覺藝術家殷家樑(Kallen)

Kallen:在僅存的建築中回憶我城

在殷家樑看來,Michel的作品很多時是從視覺去考慮的,「他可以沒有包袱地拍攝照片,其中一張相片是拍攝鴨脷洲洪聖古廟與李慧琼大型橫幅,我肯定不會這樣拍攝,或者至少不用這樣的方式去拍攝。」Michel前後四次來港拍攝,其中一次Kallen帶他去瀑布灣拍攝,以前西方船隊進出珠江水域時,會來瀑布灣補給淡水。在前漁農署助理署長饒玖才先生的 《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一書中也提到這段歷史,英國畫家哈唯(W. Havell)在1816年所畫的有關瀑布的水彩畫,就描繪了海員到瀑布灣汲水的情景。「我覺得這個地方代表了香港的過去與歷史。」Kallen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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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作品《鴨脷洲》

相片背後雖然有歷史的陳述,不過策展人Karine Moge卻建議二人盡量不要一起去拍攝,害怕Kallen的想法會影響Michel對於這個城市的觀感。Michel本人也認同這種做法,「許多地方對Kallen來說是很有歷史意義或個人回憶的,但對我來說並沒有,通常我都會事先計劃拍攝的內容。」這在他們從照片的處理中也可見一斑,Michel拍攝的是彩色照片,這是一種非常當下的感覺,「當你是一個外來者時,對身邊的環境有更多的反應,這是很自然也很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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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家樑作品《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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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家樑作品《見山不是山》

Kallen拍攝的是黑白照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景,他坦言是帶著悲觀情緒的。他用3:1的照片比例突出畫面的壓迫感,驟眼看畫面中的樓景恍如山巒,這種典型的石屎森林景色在香港隨處可見。其中一幅作品將不同照片的山與樓拼貼在一起,畫面竟然和諧地得以延綿,背後不正是拆去鮮花種出大廈所帶來的結果嗎?這系列作品名為《見山不是山》(Mountain to Mountain),殷家樑在作品中拋出一個問號,探討香港城市的變遷。那些無處不在的大廈,似乎在提醒這個城市的來源正是大自然,香港城市的發展就是不斷地拆除與重建,而繁榮是否一定以此為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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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家樑作品《中環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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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家樑作品《白虹樓》

2012年時他曾拍攝過一系列排檔的照片,現在這些排檔幾乎已消失殆盡,還有中環嘉咸街街市、裕民坊……歷史與回憶終究敵不過推土機的速度。Kallen的照片除了是對城市一種叩問之外,也參雜了許多個人情感,以及他與城市自身的關係,「照片中的屋邨或中環街市、裕民坊等地方,都是我居住過或經常去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座大廈,也承載了許多我自己的記憶與經歷。」誠然,每一位有經歷的觀眾,都可在照片中追憶不同的往事,Kallen也試圖在僅存的建築中拼湊出自己回憶中的那座城。「到最後如果我想通了我與這個城市的關係,那麼『見山還是山』,只是目前尚未去到那個境界。」

這是對自身的疑問,也是對香港的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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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咸街》(左)與《般咸道》,兩張照片有時是有關聯的及吻合的,如圖兩張照片都在中上環附近拍攝。

《在非在》攝影展

日期:即日至5月5日(六)

時間:11am – 7pm (二至六,公眾假期休息)

地點:F22 Foto Space(灣仔摩理臣山道70-74號凱利商業大廈5樓)

劉勃麟 無聲抗議的隱形攝影

 

中國藝術家劉勃麟以「隱形人」系列攝影作品為人所認識,作品在世界各地博物館展出,與羅浮宮及著名藝術家JR合作,也曾為美國搖滾樂隊Bon Jovi設計專輯封面。外人眼中名成利就的他,曾因塗畫上身的顏料有毒而導致皮膚越來越差,恐懼得時常發惡夢。「我在巴黎找最好的皮膚科專家,他給我開的藥是有激素的,15天有效,之後就不行了。那時我夢見自己得皮膚癌,臉上長滿各種奇怪的東西。

五年後的劉勃麟沒有成為科學怪人,45歲了,皮膚仍算光滑。2013年他開始創作「Target」系列,邀請不同人參與作品,令作品更有深度,自己則走到鏡頭之後。「 這件事令我必須改變,嘗試新的創作。」第一個作品是《癌症村》,作品中23位村民隱身在一大片金黃色的麥田裡,身後是當地化工廠。在中國,許多村莊因為被化工廠污染,導致許多村民得癌症離世。作品揭示了這些人的困境,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如何被當權者忽視,成為「隱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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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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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人隱形到社會隱形

事實上,劉勃麟開始創作「隱形人」的契機,也是因為自身的被消失、被隱形。1995年在美術學院畢業後,劉勃麟成為大學美術老師,同時也創作雕塑作品。2005年11月,他所在的北京索家村國際藝術營被拆掉,對於藝術夢想剛剛起步的他來講,是個很大的打擊。「面對鏟車把工作室鏟掉的時候,我覺得雕塑再也無法表達我的感受,那時候也沒有錢,只剩下身體,就用身體主動來創作,反正也是被消失,還不如自己主動來消失。」他借用狙擊手的做法,把自己塗畫成與被拆工作室廢墟一樣的背景,去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與無聲抗議。

那段時間正值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類似的清拆活動重複上演,正如去年北京驅趕低端人口一樣,這些人既無奈也無助。曾經的感同身受,促使他創作出《城市迷彩》系列作品,在照片裡他隱身在工地、廢墟、大字報牆身等地方,將身體融入到不同的生存環境裡,既紀錄也反思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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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迷彩》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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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迷彩》系列作品

從個人表達到社會議題,「隱形人」系列已變成了對各種社會事件的關注,「不只是藝術家,所有中國人,面對污染、食品安全等公共的問題,都是無法躲避的,我的作品就是人身體和背景的關係,如何從反思中獲得力量。」劉勃麟說一開始也沒想過作品會引起大眾去關注和思考問題,2011年台灣發生塑化劑事件,而在中國超市的各種飲料裡也有塑化劑的成份,「我的朋友說一開始還不太覺得有問題,後來看了我的作品之後,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之後就不敢喝了。」

得失祸福總相依,「隱形人」源自「被消失」,不過這系列結合油畫與攝影、更像是表演藝術的作品,令劉勃麟獲得了成功,多年後他回望這段往事時,總結為「快捷鍵」,一下子就進入了創作核心。「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的藝術累積,以及所面對的經濟、事業、情感的問題,令我更堅定地走藝術的道路。」奧運會前夕,全世界看中國,全中國看北京,藝術作為一個代表也被全世界所關注,劉勃麟坦言,「自己比較幸運地趕上了這一波藝術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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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情感表達到商業創作

從個人情感出發,現在劉勃麟的作品已不侷限於社會議題,他的作品也從中國走到了全世界,被各地的藝術館收藏。2011年開始,陸續有商業合作向他招手,過往他曾與GuerlainMoncler等品牌合作。商業的藝術創作無可厚非,不過劉勃麟也有其合作準則,由四人的團隊管理市場,平均一年只推出十至二十張作品,目前共創作了逾二百張作品。團隊會慎重選擇合作的品牌,也很注重對方怎麼找到劉勃麟。

最新合作是Ruinart,這個香檳品牌在Art Basel的展館,每年都展出不同藝術家的作品,令劉勃麟感到意外的是,品牌員工家中竟有收藏自己的作品。去年八月底,他用了十天時間在Ruinart位於法國香檳區的酒莊創作了八幅作品,以慣用的手法隱藏在機器、葡萄園及地窖等環境中,其中一幅是與其他三名員工站在機器前,「員工們在酒莊裡默默耕耘了一輩子,這張相片把他們自身的經歷都容納進來了。」

作品中還有一幅Alphonse    Mucha的相片,他在1896年曾為Ruinart創作藝術海報,劉勃麟在其藝術品前隱身。2016年在紐約的《Art Hacker》(藝術黑客)展覽上,就曾用偽裝的方法重新繪畫了畢卡索和達文西的作品,對他來講,藝術品的「二次創作」不僅象徵藝術的傳承,某程度也是一種藝術精神的傳承。「大家知道梵高為藝術犧牲,米高安哲奴在創作西斯汀教堂時,也是彎著腰來作畫,在我的創作過程中,我也在體驗他們創作與堅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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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的尷尬

除了在Art Basel有攝影作品之外,在Art CentralDanysz Gallery,也展出了劉勃麟用廢棄電腦版做的人像裝置作品,風格與「隱形人」迥然不同。許多人以為劉勃麟只創作攝影作品,學雕塑出身的他坦言是個人的尷尬。「其實我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是雕塑,不過被人知道的卻是隱形人的照片,不過近年大家慢慢開始注意到我攝影以外的作品,對我來說還是不錯的。」他說作為藝術家,作品的媒介並非首要,最重要的是如何通過藝術,思考人類的處境和侷限。

謝至德 回歸前後的香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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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JCCAC地下的畫廊空間,攝影師謝至德正在沖茶,與展覽的名稱《萬念叢生》一樣,彷彿都帶著禪意。他笑著說,「叢生是因為《香港面孔》是我創作的第一輯相片,現在回想,也是最喜歡的一輯。」

謝至德近三十年的攝影生涯創作了逾40個系列的作品,他80年代開始攝影,1993年成為報社的攝影記者。回歸前夕,外國傳媒爭先來到香港,拍攝殖民地的最後歲月。當時很多關於香港的影像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但卻不是他所熟悉的香港。「這啟發了我去影這一輯相片,算是留給香港人吧,畢竟那年代的香港是很有味道的。」

《香港面孔》共有逾50幅作品,全是黑白的菲林相片,拍攝對象基本上是很市井的平民百姓,可謂90年代的香港街頭眾生相,放在講求集體回憶的當下,份外有共鳴。這輯相片與他後來的作品很不同,構圖不是很唯美的,但是一整排黑白相片的impact卻很大,巧妙地帶出那個年代的氣氛,有些許張照堂的感覺。

謝至德說自己其實也有受張照堂及阮義忠等台灣攝影師影響,欣賞他們拍攝的動機,以鏡頭紀錄台灣的人文與鄉土氣息。「我自己很少去外地拍攝,因為我覺得會少了一份自身對一個城市的關懷。」這種關懷恰恰是最令人有共鳴的。

共鳴的除了是那些年,也因照片裡隱藏的趣味點。細看相片,人人直視鏡頭,試過在街頭拍攝的人便知道,這絕不簡單!所以忍不住要問他是如何做到的?

「有時覺得是他們選了我,令我覺得非影不可。」其中一幅作品是兩爺孫一齊過馬路,孫女戴著黑超,爺爺挽著書包,見到如此有趣的畫面,他飛快地跑到對面馬路,立即蹲下拍攝。另一張雀仔街的照片也是由類似的直率情感所驅動。最初我還以為是園圃街雀鳥公園,後來才想起舊的雀仔街在康樂街,即朗豪坊的前身。「當時拍攝這些相片時也沒想過要去呈現什麼東西,但恰好紀錄了歷史,亦能反思我們社會的發展。」   

現在人人隨時隨地能影相,許多人開始對影像麻木,越是這樣的時代,其實越需要一些打動人心的相片,《香港面孔》正正是這樣的作品。相比起instagram上那些唯美主義但空泛的照片,我更加推薦你看這系列構圖未必很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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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詳情

《萬念‧叢生》謝至德個展一部曲

展覽日期:即日至2018年2月14日

展覽時間:星期一至五 – 下午1時正至晚上8時30分

                   星期六及日 – 上午11時正至晚上8時30分

展覽地點: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 L0藝廊

PS:謝至德個展二部曲《萬念‧歸寂》將於4月份在中央圖書館展覽館展出!

輪椅攝影師鄭啟文:以鏡頭接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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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於2016年1月,當時紅磡逸.酒店(Hotel sav)設有「愛·逸」藝術樓層,展出包括鄭啟文在內等八位展能藝術家的14幅作品。

常說藝術無界限,殘疾人士即使不良於行,藝術之路卻依然無憾,誰說他們只能長居家中或困於輪椅?輪椅人士 鄭啟文 是展能藝術家,手捧相機踏上藝術大道。熱愛生命、積極處世的他,即使行動不便也依然努力前行,遭受命運掣肘也沒喪失鬥志。無懼外界標籤,心中的那團火早已掩蓋有色目光,就如他所說:「行動比說話更實際,與其口裏叫人不要歧視,不如行動上做些甚麼來說服別人。」他以自身經歷來證明,正常人辦得到的,殘疾人士也能辦到。何況藝術之路從來不易,在他身上還有一份超乎常人的堅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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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以女兒為對象創作的「愛麗絲夢遊仙境」作品,幸福滿溢。

鄭啟文(Kevin)先天患有遺傳病「季肋發育不全」,父母姐姐均是健全人士,惟獨他雙腳失去活動能力,自幼以輪椅代步。如今樂觀的他,兒時亦曾滿腹負面情緒,「為何其他小朋友可以周圍跑,自己卻要坐着輪椅才能移動?暑假時,大家到遊樂場玩耍,自己卻在醫院度過,有次更一住大半年。」幸好家人不斷灌輸正面觀念:你與別人並無分別,也能做到別人做到的事,更鼓勵他多些與人接觸。Kevin慢慢想通,走出負面想法,人也變得外向,「你要社會接受你,先要接受自己。」身材矮小的他坐在電動輪椅上,難免吸引途人目光,但他絲毫沒有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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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30歲的Kevin,是個自由攝影師,2010年於香港理工大學修畢多媒體設計學位,翌年代表香港到韓國參加國際展能藝術節,並獲得優異獎,之後加入香港展能藝術會,並在賽馬會共融藝術工房當兼職。訪問當日,他正是由工作地點趕來。外出是他人生道路的啟示,別人可以走樓梯,他卻一定要找斜坡及升降機,但他早已習慣轉折的生活,「路程或許比常人遠一點,重要的是,最後仍能到達終點。」攝影是Kevin接觸世界的契機,前年拍攝「城市農夫」系列相片時,更走入塱原及沙頭角等偏僻地方。他經常載着沉重器材到處拍攝,為了創作同樣可以去得好盡,「當時要出動GoGoVan客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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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啟文受2007年皇后碼頭清拆影響開始拍攝社會事件,雨傘運動期間拍攝了許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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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農夫」系列作品關注大自然,諷刺社會只懂摘去鮮花種出大廈。

關心社會發展 不要忽然保育

訪問前閒話家常,Kevin很自然便聊到任職幼稚園教師的太太Macy及歲半的女兒,「我的病有機會遺傳,機會率達五成。」當初太太懷胎時做足基因檢測,但亦難免忐忑不安,兩口子做好心理準備,慶幸最後女兒安然無恙。Kevin年幼時已停止發育,身形維持至今,病情不會好轉,但他仍樂觀面對,「醫生說保持體重的話,腰骨便不會壓住心肺等器官,多做運動便沒問題。」
言談間輕描淡寫,盡顯Kevin的樂觀性格,但他對社會發展卻有點悲觀。「城市農夫」探討的是摘去鮮花種出大廈的畸形社會價值觀,相片中的城市人舉手競投農田,換來一幢幢大廈,農夫被迫放棄原本的生活方式。他說此系列某程度上源自女兒出世後的反思,「如果我們不關注社會、不關注大自然的話,我們還可為下一代留低甚麼東西?」但可怕的是,尚未等到2047年,一國兩制恐怕早已名存實亡,銅鑼灣書店股東離奇失蹤一事,便讓人覺得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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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是位有想法的攝影師,2007年的皇后碼頭清拆一事亦影響了他,「既然有能力、有興趣拿起相機,拍攝風景之外,也想記錄社會發生的事。」他用鏡頭來鏗鏘發聲,保衞菜園村、佔領運動時均見其蹤影,「關心社會未必要待同德大押清拆等大事發生時才一窩蜂去做,平時也應有這意識,我們並非忽然保育,而是一直喜歡這個地方。」他關注的,還有都市人的生活,「LegoMan」系列作品構思兩年,前後拍攝了九個月,在香港不同地方分別拍攝了數十張戴着同樣LEGO公仔頭的照片,最近在紅磡逸.酒店展出,「現實社會人人都是LEGO,大家的生活模式都一式一樣,究竟笑容背後是怎樣的呢?」

原文見於: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ulture/daily/article/20160106/19439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