曖昧情感 「紅色令人又愛又恨」

紅色是一種帶有強烈情感的顏色,在華人文化裏,紅色意味着喜慶,然而對八十後業餘攝影師林梓欣(Olivia lala)而言,當心情跌進谷底時,也是這種顏色。「紅色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它不講求是非黑白,令人又愛又恨,人生有了紅色才更精采。」最近她在尖沙嘴某一家酒吧舉辦首個攝影展《赤色角度》,展出近三年多來拍攝的以紅色為主題的相片,有都市的燈紅酒綠、也有個人的曖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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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有時她拍攝出來的照片也難以解釋。

展覽開宗明義講的是紅色,不過Olivia一來就說,「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是白色的,是沒有感覺的。」她把自己比喻成畫布或影像,色彩時而平淡、時而強烈,照片裏的紅黃藍綠,有時正反映了她的內心。她會以顏色來歸分自己拍攝的照片,顏色對她而言也是一種情緒的反映。「我是好收埋自己的人,亦是很情緒化、很壓抑的人,不開心時拍攝的東西是藍綠色的。當這種情緒去到盡頭,就是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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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ia的照片關乎個人感受,她不太注重攝影技巧,有時甚至是抽象而鬆矇的。

Olivia曾在美國讀書及工作共八年,2014年尾從美國回港後無人無物,相機便成為其最好伴侶,她每天帶着相機四處影,任由思緒流入相機裏,化為一張張影像。展覽在酒吧舉行,照片不工整地掛着牆上,有她的自拍、有街拍照片、亦有物件的特寫,紅黃藍綠的燈光顏色反射在作品時,感覺很曖昧。「我曾有一段時期的內心都是紅色的,這些顏色這些事物某程度上都代表了我的心情。這些東西對別人微不足道,對我卻是不可磨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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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作品令人想起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的《The Red Ceiling》。

紅色不會時常浮現,但一旦它來臨,便是很入心入肺的,很難let it go。她說紅色的出現,某程度上也因遇上了愛的人,「如果沒有那些對我好或拋棄我的人,我或者不會去攝影。」現在,攝影已成為她的生活習慣,就像刷牙洗臉一樣,她每天都會帶着相機——用她的原話就是不戴bra都要帶相機。「你喜歡一樣東西的熱情是會過去的,但習慣不會。」參加著名攝影師Patrick Zachmann的工作坊,Olivia明白攝影應該是關乎個人感受的,所以她的作品不太注重攝影技巧,有時甚至是抽象而鬆矇的,她喜歡透過玻璃的反射去看世界,透過鏡像去反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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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歡透過玻璃的反射去看世界,令影像更有想像空間。

除了抒發自我的街拍,Olivia近年也開始了個人的攝影計劃。她曾在美國修讀社會福利及社工,經常照料無家可歸的人,回港後雖沒成為註冊社工,但她亦想透過攝影去記錄低下階層或不同人的處境。「那時我在油麻地幫南亞裔家庭的小朋友補習,他們生活在紅燈區的唐樓大廈,認識他們之後令我燃起做社工的心態,只是這次是用影像來關懷。」Olivia很喜歡中國攝影師呂楠的作品《被遺忘的人》,在過去《Rowen & Sarah》系列作品中,同樣有一種人文關懷,以平實的鏡頭拍攝一對南亞裔小朋友的生活,風格雖然與這次展覽大相逕庭,但背後同樣是一顆充滿情感的心。

《赤色角度》

時間:即日起至8月31日(7pm-5am)

地址:尖沙咀漆咸道南53-55號嘉芙中心3樓C+Club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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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絲黃的世界》:被建構的香港歷史

荷李活電影的影響力毋庸置疑,想不到連香港歷史博物館也要「借鑑」其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來介紹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歷史。藝術家劉衛對此感到十分驚訝,促使她思考究竟香港的歷史及形象是如何被建構出來,她以一系列荒誕不經的影像對這種表述作出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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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me is Gwenny Lee》

近年越來越多荷李活電影來港取景,如《變形金剛4》及《蝙蝠俠——黑夜之神》等,不一而足。這股熱潮最早更可追溯至1950年代,美國影星威廉‧荷頓參演的《生死戀》及《蘇絲黃的世界》,均是以香港為背景的愛情電影,後者更成為了西方國家認識香港的典範之作。

1960年的《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改編自同名英文小說,劇情講述威廉‧荷頓與關南施飾演的妓女蘇絲黃相愛的故事,影片中出現的天星小輪、人力車及中環灣仔等地方,至今仍令人緬懷。

不過,作為有關香港題材的其中一部最有影響力的荷李活電影,《蘇絲黃的世界》某程度上在西方世界建構了香港形象:擁擠的人群、沿街叫賣的小販、林立的霓虹燈招牌,某些情景更是為滿足西方觀眾的獵奇心態而佈置。1980年代Cyberpunk文化開始流行,香港的街景與未來主義的形象相結合,這又成為《悍戰太平洋》及《攻殼機動隊》等電影的取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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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alk》

植入未來主義元素

「荷李活電影在流行文化有很大影響力,然而其取態卻未必很客觀,這些電影又是否能代表香港這個地方呢?」在短片作品《Walking to Nam Kok Hotel》裏,劉衛以《蘇絲黃的世界》中威廉‧荷頓步行到南閣酒店一幕的場景為藍本,叠加了有香港元素的荷李活電影片段,包括《攻殼機動隊》、《奇異博士》、《悍戰太平洋》。這些影片中有關香港的元素如出一轍——霓虹燈與夜景,這幾乎成為香港的一種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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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to Nam Kok Hotel》

從《蘇絲黃的世界》開始,流行文化一直慢慢加深了外界對香港這個地方的想像。在其影像作品裏,她擷取《蘇絲黃的世界》的畫面,加入了充滿未來感的元素,令影像變得超現實。觀眾未必能一眼辨識出她所改變的細節,然而細心觀看時,才會慢慢發現其突兀之處,例如維港大樓被魔幻大廈所取代、戲中女配角Gwennie Lee肩上出現的盔甲、蘇絲黃臉上的三維抽象圖像。這些充滿未來主義的女性形象,正映照荷李活電影對香港的傳統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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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Harbour 00S》

此外,劉衛亦以類似手法處理香港的舊照片,在維港景色及掛滿招牌的街道中,植入不屬於那年代的元素。「這些形象在將來或許會慢慢變成香港的標記,變成未來人對香港的記憶,正如當年的舊照片一樣。」她如此解釋展覽名稱《明日記憶》的由來。說到底,劉衛關心的是身份問題,究竟香港的身份是甚麼?關於這城的歷史及形象,又應以甚麼準則去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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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s Road West 040》

用現成影像做創作

綜觀劉衛過去數年的作品,幾乎都以現成影像來做創作,《Extract》系列用家庭照片結合護照上的圖案創作而成,《Profile Picture》則在童年照片畫上兒時影響自己的動畫元素。今次展覽的作品以電腦CG創作,也算是有迹可循。劉衛從事商業攝影已十年,難得是她沒有傳統攝影包袱,也不介意用所謂的二手影像做創作。她喜歡加拿大攝影藝術家Jeff Wall的作品,其編導式攝影(Staged Photography)帶有強烈的劇場感與故事性,透過影像去展示一個現象,這一點與劉衛的電腦CG創作,彷彿有異曲同工之妙。「《蘇絲黃的世界》中的香港形象早被定性,我需要這樣的視覺元素,來探討講這個形象如何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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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衛:「攝影是我藝術創作的一種媒介,我不是為了攝影而創作。」

 

PS:2018年,劉衛在JCCAC「光影作坊」舉辦展覽《明日記憶》,部分作品2021年移師La Galerie(中環荷李活道74號)展出,展期至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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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親密瞬間 還原生育的神聖

生命的誕生是件奇妙而神聖的事,孩子出世,生育的婦女轉眼(或再度)成為媽媽。你能想像當媽媽首次抱着孩子的時刻,該有多麽溫馨!你不能想像的是,剛分娩完的媽媽一臉倦容,身穿產婦袍、手上插着喉管,恍如病人,這時醫護人員例牌幫媽媽與孩子合照——看似溫情的時刻,然而總感覺缺失了某種人情味,更遑論有神聖感覺。育有一對兒女的藝術家黃淑琪(Ki)感同身受,她收集了60多位媽媽在醫院與孩子的第一張合照,去掉醫院的背景,只剩下媽媽與嬰兒的親密瞬間,還原生育的神聖感覺。

每位在醫院生育的媽媽,大概都有一張躺在病床與嬰兒的合照。「生完BB之後,醫護人員會幫你和小朋友合照,其實那刻未必很想影。我很期待與孩子的第一張照片,但出來的效果卻不是最喜歡的,我覺得很遺憾。」Ki說在香港分娩好像生產(production)一樣,是很程序化的,所有事情都跟足步驟一二三四去做,她覺得整個生育過程其實可以更人性化。她回想起生第一胎時,正值雙非家長來港生仔的高峯期,醫護人員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時間去關心媽媽,周圍的氛圍也沒令人感到溫暖。她覺無奈,但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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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創作未必是直接按下快門,我會形容自己是facilitator(引導者)的角色,賦予照片意義,大家幫我將這種意義呈現出來。”

兩年前,非牟利團體「藝術在醫院」(Art in Hospital)邀請Ki參與計劃,其間她發現自己懷上第二胎,她想起過往的分娩經歷,順應聯想到婦產科。她時常在想,究竟藝術在傳統的圈子外,可以怎樣發生?又如何將醫院裏不為人知的一面,在社區呈現及展覽?「對普羅大眾而言,藝術不應太艱澀或抽象,應是美感為先,而且要感動人的。」她尤其關注媽媽與小朋友的關係,在工作坊上讓家長臨摹孩子的畫作,去思考孩子畫的時候的想法,又教幼兒學校的小朋友編織手繩,向懷孕的媽媽獻唱及綁上手繩,意味着孩子與媽媽的連繫。

在《出世》這系列藍曬攝影作品裏,她向幼兒學校及身邊的媽媽朋友收集她們與孩子的合照,然後抽走喉管、病床等醫院元素,抹去媽媽的「病人」形象,將重點集中在媽媽與孩子的表情上,其中一張作品抽走背景後,好像聖母抱着聖嬰的感覺。「這種轉化的力量很強烈,也很吸引,促使我去思考如何將這個展覽做得更有神聖的感覺。」

她於是想用古老的藍曬方法,利用陽光來做創作,將影像印在相紙上,很自然也有降臨的感覺。Ki將抽走背景的照片印在膠片上,在工作坊中教媽媽們把她們的合照曬成相片,令她們回想生育的情景。「許多媽媽參與工作坊後都覺得很感動,我想令她們可以不在醫院的環境下感受生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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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家承》(Moon II: Tracing th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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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時用特殊材料創作了10幅大尺寸的藍曬作品,在水彩紙上印成橢圓形的影像。橢圓形看似女性懷孕時的腹部,其實在Ki過往的創作裏亦有迹可循。她原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講師,其間也創作過一系列人像作品,2012年的《家承》(Moon II: Tracing the Line)正是一系列橢圓形的側面人像作品。在她看來,橢圓形就如一塊鏡,希望能藉此反映人的情感。「在展覽的分享會上,有位患有抑鬱症的女士自小就感覺自己被忽視,她看完照片後覺得很療癒,說作品令她想起自己也曾有過這個溫馨的場面。」

《出世》@「對話的風景」

日期:即日起至7月2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休館)

地址: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牛棚藝術村14號1a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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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 用詩意告別森山大道的影響

森山大道是當今日本最重要的攝影師之一,他的高反差、粗微粒、粗糙及模糊的攝影風格,挑釁着二戰後日本社會美學,也影響了無數後來者。詩人廖偉棠也曾迷戀過森山大道的作品,2004年發表的首本攝影集《孤獨的中國》,高對比黑白照片中的鬆矇,在作品中隨處可見。十多年過去,如今的他已不再以攝影為生,與攝影的關係也變得更純粹,今年初出版的攝影集《微暗行星》,收錄了過去多年在世界不同地方拍攝的彩色及黑白照片,前者稍顯黯淡、後者充滿詩意,「我想以此作為一個分界點,告別深森山大道對我的影響。」在同名攝影展舉行前夕,他如此形容近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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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詩與攝影令我保持創作的平衡與活力”

大多數人認識廖偉棠,是其詩人及作家身份,他的評論文章,廣見於中港台報章雜誌。料想不到,他大學修讀的是攝影。「其實我有近十年時間都在從事攝影工作,幫時尚雜誌影相,連廣告攝影也有做過,但我始終不太鍾意。」1990年代末在文學界成名,廖偉棠曾放下攝影數年,做過書店店長。這位波希米亞主義的流浪詩人,回歸後從廣東來港後,輾轉又去了北京生活。2001年他在北京與陳冠中一齊做《視覺21》雜誌,原本他是圖片編輯,後來才重拾攝影。
那時的他是位超級文青,關注地下文化及次文化;喜歡西藏,也做過《西藏人文地理》的簽約攝影師;還與綠色和平、樂施會等機構合作,拍攝環境污染、塵肺病等社會議題。回港後他籌辦過攝影雜誌《CAN影像誌》,同樣關注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2011年也出版過攝影隨筆集《遊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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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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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調低飽和度 製造黯淡詩意

廖偉棠是為數不多遊走在攝影與詩之間又將兩者結合的人,從2005年的《巴黎無題劇照》到近年的《尋找倉央嘉措》、《傘托邦——香港雨傘運動的日與夜》與《微暗行星》,無不如是。「我經常思考文字與攝影的關係,到底會互相激發還是產生矛盾呢?」在《巴黎無題劇照》作品集中,他以富士TX-1相機來拍攝,寬幅比例的照片看起來很有電影感,再配以沒有關聯的文字,文字與相片之間的貌合神離,故意製造出一種假寫實,頗具實驗性。
然而,他的根一直是紀實攝影,只是他不喜歡大多數的新聞紀實攝影。畢竟紀實攝影在二十世紀被塑造成一種權威,不是Robert Capa的那種生死攸關,就是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廖偉棠偏愛在紀實攝影中保持距離感,也不介意構圖是否唯美,「我喜歡森山大道,就是欣賞他打破對美的固有想法。」正如其新書《微暗行星》一樣,它不是傳統的旅遊攝影集,從城市AZ的順序來排列照片,看似很有次序,其實跳脫得很,上一頁還是雅典,下一頁就去了巴塞隆拿;當你沉浸在京都時,下一瞬間又到了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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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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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每座城市只挑選三數張甚至一張照片,沒有標誌性的景點,也沒有獵奇或風光旖旎的畫面,反而是平凡而隨性拍攝的瞬間。「我想在照片中找一個曖昧的時刻,很微暗很低調的,慢慢去感受畫面的內容。」在拉薩的博物館內,廖偉棠隔着花草拍攝了一張官方的宣傳相片,畫面中一位戴着紅領巾的西藏學生正開懷大笑,若隱若現笑容背後,代表他對西藏的又愛又恨。「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被歪曲了,西藏正被漢族文化改變。」
廖偉棠相信攝影能介入現實,但他不會像傳統的新聞攝影一樣,拍攝劍拔弩張的衝突場景,這在《傘托邦》一書裏可見一斑。他的照片沒有販賣苦難,也不會賺人熱淚,他覺得一位詩人或藝術家,面對這個世界應該是從容而淡定的,這樣才能更理解彼此。他故意將某些照片的飽和度調低,令其變得黯淡、平靜,彷彿很漫不經心的,有種淡然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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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這種細膩,自然與他寫詩的經歷有關。對廖偉棠而言,攝影及文字是對等的,所有影像都是經過思考之後才按下快門的,攝影並非只是文字的點綴。「當我拍攝一樣事情時,我就不會再寫。當我做回詩人時,會嘗試寫下無法拍攝的東西。」不過他也坦言,自己的攝影與詩是互相影響的,詩人的世界太文明,寫作時慢慢會規範了自己,「而拍攝時是很粗暴,是很亂的、不工整的。攝影令我保持創作的平衡與活力。」寫作時他往往不能自拔的,在文字間痛苦地糾纏許久,而攝影卻帶來歡樂,可以與世界很直接的交流、坦然相對,有時甚至是種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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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照片散掛在牆上,同樣有種漫不經心的感覺。

PS:廖偉棠攝影展《微暗行星》2018年7月油麻地kubrick書店展出。

Michael Kenna:樹木值得我們去尊重及珍惜

英國攝影師Michael Kenna拍攝風景超過四十年,對樹木情有獨鍾,以簡潔的黑白照片來呈現樹木的美態。時隔四年,這位舉辦過逾400場展覽的攝影師,最近再度來港舉辦展覽《Philosopher’s Tree》,跟他分享近年香港古樹的命運,政府為斬腳趾避沙蟲處決過一些古樹,他聽完一臉錯愕,雖說不熟香港情況而沒有妄下斷語,可訪問期間他多次強調要尊重及珍惜樹木。「樹木對地球來說,不僅在生態環境及美學上,都有非常有價值。」更何況在香港,這些古樹還承載著歷史。

Broken Branch, Yangcao Hill, Heilongjiang, China. 2011
Broken Branch, Yangcao Hill, Heilongjiang, China. 2011

說起香港古樹,Michael Kenna感同身受,因他多次在日本北海道拍攝的Kussharo Lake Tree,在當地變得很歡迎,許多人慕名而來,不時爬到樹上,營地主人覺得太危險,便把它斬掉了。出版過一本同名攝影書,他覺得自己也有一定責任,「畢竟我的照片某程度上令那棵樹變得成名,間接令它面臨死亡。」好奇害死貓,人類的無知與無禮卻害死樹。同樣位於北海道的Philosopher’s Tree,獨自生長在一片莊稼田中,許多遊客私自潛入田園拍攝,對莊稼及園主的生活都造成影響,加上大樹有老化跡象,園主最後不得不出此下策,以解後顧之憂。說起這棵優美古樹的消失,不無感慨,「樹木其實與人一樣,都是有生命的,值得我們去尊重。」

Tree in Snowdrift, Yangcao Hill, Wuchang, Heilongjiang, China. 2
Tree in Snowdrift, Yangcao Hill, Wuchang, Heilongjiang, China. 2

Michael Kenna1970年代初已拍攝樹木,與樹木的淵源,更可追溯至其兒時的經歷。現年65歲的他,成長在英格蘭北部工業小城Widnes,家中距離公園很近,他不時與四位哥哥到公園玩耍。「我自小就對樹木感興趣,把樹木當成朋友,用它來創造故事,總幻想著有野生動物或太空船降臨在樹上。」後來當他接觸攝影後,樹木便成為了其拍攝對象,一切來得很自然。問他如何選擇想拍攝的樹木,他卻反問我如何選擇朋友。「每棵樹都有它的個性,其實就和朋友一樣,你們會互相吸引。」

Kussharo Lake Tree, Study 6, Kotan, Hokkaido, Japan, 2007
Kussharo Lake Tree, Study 6, Kotan, Hokkaido, Japan, 2007

旅行拍攝風景可以走馬觀花,但面對著朋友,Michael Kenna可不會貪新忘舊。他時常重複同一棵樹,2002年時在北海道遇上了Kussharo Lake Tree,那是一棵日本橡樹,在冬日的茫茫白雪中,枯枝高傲地靜立著,恍如盆栽般優美。由那刻起至2009年,他幾乎每年都會重遊故地拍攝,去探望這棵樹。「每次你與朋友見面時總會有新的話題,你不只是徘徊在表面,可以更深一層去對話。」對他而言,是對樹木有更仔細的觀察、有更深的認識,由於每次拍攝的角度、形狀、天氣及曝光時間不同,出來的效果都不盡一致,「我很喜歡見到那種細微的差異。」

Erhai Lake, Study 9, Yunnan, China. 2014
Erhai Lake, Study 9, Yunnan, China. 2014

平靜的詩意

細看Michael Kenna的照片,會發現有一種安靜的力量。他以移動的雲和流動的水為背景,將樹木在背景中抽離出來,作品大多以慢快門拍攝而成,創作一張照片往往需時數分鐘甚至十二小時,長時間曝光令畫面變得柔和。這與同樣用慢快門拍攝風景的Ansel Adams可謂截然不同,Michael Kenna不追求細節與層次,反而注重畫面的平靜和詩意。他會以俳句或山水畫來形容自己的攝影風格,簡潔留白而又充滿想像力。他覺得攝影亦是如此,不用記錄下所有事情,反倒是利用雲霧或雪地等元素,作為觀眾想像力的催化劑。

Michael Kenna早期深受Bill BrandtJosef Sudek等攝影大師影響,前者的光影及後者的詩意,都營造出許多思考的空間。1980年代來到亞洲拍攝後,被亞洲的寧靜風景所吸引,他發現正是這種樸實無華的畫面,減少了感官分神。在接觸了在接觸書法、水墨畫和俳句之後,他漸漸偏向極簡和留白的風格,作品也變得更有詩意及安靜。

Michael Kenna, Huangshan Mountains, Study 21, Anhui, China, 2009
Michael Kenna, Huangshan Mountains, Study 21, Anhui, China, 2009

拍攝時他也享受片刻的寧靜,細看天空光線和雲朵的變化,甚至容許思緒四處遊走。手機成癮的年代,這一切顯得份外奢侈。有句說話叫「don’t just sit there, do something.」,對他而言卻是「don’t just do something, sit there.」。這種心態,與他童年時在神學院度過的時光不無關係,有條不紊的祈禱及冥想生活,或多或少影響了他看待事物的心態。至今他仍然喜歡參觀教堂及廟宇,這種從容的心態,也貫徹在他的攝影創作過程中。

Michael Kenna的作品,是煩囂世界的一片的綠洲,擾攘不息的香港,正需要這種寧靜的洗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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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er’s Tree》攝影展

日期:即日至7月1日(11am至7pm)

地址: 中環善慶街6-10號地下B室Usagi空間(Blue Lotus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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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志的手 想像戀人性事

手,是身體常用的部位,吃喝玩樂離不開它。在王家衛的《愛神:手》,手也被賦予一種慾望及私密。然而對女同志而言,手更有一種更深層的含義。香港攝影師Nicole Pun過去幾年訪問及拍攝美國、台灣及香港的女同志,邀請她們想像與愛侶撫摸做愛的情景,通過一系列不同手部動作的照片,來呈現女同志的慾望,每雙手就是一對戀人的性事。

 

In _ Out series_9

Nicole並非很前衞的人,用女性角度去觸及性愛話題,她也有些顧慮,擔心大眾用獵奇角度去看作品。最近她在香港舉辦首次個展,事前上載作品相片至facebook公佈展訊,沒想到不久後就收到facebook的警告訊息。「其實這些相片並不挑逗情慾,可能展覽的文字陳述過於直白,有人覺得很敏感。」她的擔心不無道理,在大衛像都被評為不雅物品的香港,性依然是難以啟齒的話題。

2012年在中文大學畢業後,Nicole前往美國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修讀攝影藝術,某程度上改變她對性的看法。加州是美國較早允許同性婚姻的州分,當地人的性態度很開放,對同性關係也包容。「讀書期間接觸許多關於人體及女性主義的藝術,令我萌生研究身體及Queer Art的念頭。」


她沒有沉浸在當地的性文化氛圍,在研究世界同志文化的過程中,反而從香港過往的相關法例切入。香港受英國殖民地影響,也沿襲英國的雞姦法(Sodomy Law),這條法例在改革(1991年非刑事化)之前,是禁止男女及男男進行肛交的,可相應條文並無限制女同志的性行為。


「攝影本質就是將invisible的東西變成visible,在這條法例之下,男同志的身份變得visible,而女同志則是invisible的,這與攝影本質恰好脗合。」她的攝影,就是將女同志的invisible變成visible,借用手部來表現出自己對女同志性行為的思考,同時呈現這群性小眾的私密時刻。「手是大家熟悉的元素,有時亦會用在私密的地方,我嘗試將私密性放大。」


最初她在加州街頭隨意拍攝女同志的手部,試試陌生人的反應,發覺大家並不羞於表達,這也給予她鼓勵,邀請女同志到學校的工作室拍攝,慢慢再接觸到不同年齡及種族的受訪者。拍攝時她故意隱藏背景,讓影像集中在手部動作,微妙地重現那一瞬間,將日常私密轉換成看得見的影像。


2015年畢業回港後,她繼續在香港及台灣創作這系列作品。「既然是探討這種文化,我也希望拍攝對象比較多元化,況且我也好奇亞洲人對這方面有何看法。」她說香港人對這個議題會比較敏感,也不習慣用身體去表達,拍攝時也較害羞,「可能是文化上的差異,美國人通常較expressive,動作上做得比較明顯,肢體動作很自信。」細看手部姿勢,大概也能看得猜測手的主人來自甚麼年齡及種族,有些是輕撫胸部的動作,有些則是觸摸私處的手勢。Nicole說,既有Staged Photography的表演性質,當中又有存在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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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門口有一塊黑色蕾絲布,既透視又有私密的感覺,對應展覽內容。


展覽名為《In & Out》,難免令人聯想到性行為,究竟女同志的私密時刻是「In」還是「Out」呢?Nicole不想說得直白。回港後她曾在不同媒體做過文字及攝影記者,對她而言,文字有時解釋太清晰,「我喜歡影像的含糊性。」在InOut之間,其實有第三種可能性,正是這種含糊性賦予了影像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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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 OutNicole Pun 個展

時間:即日起至6月30日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6星期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二樓十室光影作坊

 

分享會

1.「女體動作和慾望想像」

日期:616 (六)下午3時至5時

嘉賓:鄧芝珊(港大社會學系高級講師) 、俞若玫(獨立創作人)

2.「我們是如何認知自己的性?」

日期:623 (六)下午3時至5時

嘉賓:黃鈺螢(女影香港電影節創辦人)、Nicole Pun

朱德華 超現實的東江水時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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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無處不在,可它的存在感很低。在香港,水意味着東江水,賦予了一種政治意味,在不知不覺間融入生活。東江水輸水管其實也無處不在,只是多隱藏在地下或偏遠地區,不太為人所知。攝影師朱德華(Almond)喜歡踩單車四圍去,自從無意中在大嶼山發現輸送東江水輸水管後,偶爾也會重遊這秘境,有次發現水管上寫着「時光隧道」四字,覺得很有趣,「原本這地方已不太像香港,加上這幾個字,感覺很超現實。」這也啟發他創作出《時光隧道》這系列黑白作品。

在展覽現場,朱德華將十幅作品並置在長枱上,看起來像一條連接着的輸水管。作品中的輸水管形狀如隧道,象徵着東江水從一個時空運送到另一個時空,恍如一條「時光隧道」。在這個脫離現實的空間,他不是單純地拍攝輸水管,還請來舞蹈家蘇淑置身其中扮演墮落天使,其獨特的肢體語言與輸水管顯得格格不入,隱喻東江水背後的矛盾。在香港,東江水既是民生問題,也是政治議題,可詭異的是,東江水在中港兩端,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在其發源地附近的許多內地城市都在搶水用,香港這端卻是多到用不完。


巨大的輸水管,是輸送食水的重要管道,也正如維持生命的血脈。朱德華在相片上畫上一條紅線,象徵東江水與港人的血緣關係。八十年代他在日本讀攝影時,曾嘗試將攝影與繪畫結合,這次他除了加上色塊,也在某些暗位處加上金箔,令平靜畫面忽然顯得跳躍。這系列作品以古老而高貴的鉑金印相法印製,畫面效果精緻,與畫面中的色塊感覺南轅北轍,這何嘗不是一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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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系列作品

用攝影探索社會議題

今年55歲的朱德華從事商業攝影超過20年,也曾是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HKIPP)會員,在行內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不過他坦言,商業攝影是滿足客戶需求,個人創作才是表達自己的感受,「經濟許可的話,想盡量做自己的創作。」實際上,他自八十年代求學時期已拍攝人像作品,一直至今,其間也涉獵過人體、馬、花、城市風景等不同題材。


對朱德華而言,攝影不只是美學上的追求,他也用攝影探索社會議題,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啟發他創作《遊行》系列作品,他將真實場景結合虛構人像,合成鋪天蓋地的遊行隊伍。這系列作品共有15張,橫跨逾十年,回應着不同的社會事件,包括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還有一個系列叫《人工地景》,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站及儲水庫等地方拍攝人為的「垃圾風景」,讓人反思對大自然造成的破壞。


常說藝術源自生活,朱德華正是活生生的又一例證。「人的想像力是很有限的,真正很solid的作品都是從生活感受出來的。」他以前喜歡騎馬,一個禮拜要騎三次,啟發他創作了一系列馬匹的作品。近年他愛上踩單車,這同樣給了他靈感,2012年的《你眼:望我眼》展覽,朱德華展出的正是兩幅單車人像的攝影作品。又例如最近《時光隧道》這系列作品,同樣是他踩單車周圍去的前提下孕育出來的。「社會上發生的許多東西很自然令你有想法,我覺得這系列作品是很自然而然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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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隧道》展覽現場@La Galerie

《時光隧道》

期:即日起至201864

地點:中環荷李活道74號地舖La Galerie Paris 1839

· 原文見於果籽

Edas Wong 街頭攝影的觀察力與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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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攝影師Elliott Erwitt說過,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observation.),放在街頭攝影裡,尤其貼切。Martin Parr梅佳代的作品,總能捕捉日常生活的趣味一刻,正好印證Elliott Erwitt所說,(攝影)是從尋常的地方找到趣味的事物(It’s about finding 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an ordinary place.)。香港街頭攝影師Edas Wong的作品,不但有這種異曲同工之妙,更充份展示了日常生活的巧合。

看Edas的作品,火炬變成煙囪、被輪胎裂開的欄杆……種種巧合背後,固然是過人的觀察力,非常難得的是,他照片裡的人物與環境往往產生有趣的互動,例如地鐵乘客的龍珠頭,還有站在海報女郎腋下捂鼻的女人,巧合得簡直不可思議——那張照片似乎是有味道的。Edas坦言某些作品有幸運成份,當時那位女士站在海報女郎腋下時,他心想如果她能捂鼻就太好了,果真讓他等到了這個畫面!

Edas正職是工程師,攝影完全是自學,拍攝過風景、沉迷過器材,2011年開始街頭攝影,對他而言,最想拍攝的不是何藩式美麗構圖,而是常人看不到的畫面。在街頭拍攝數年,他說觀察經驗可以累積,正如那幅捂鼻女子的畫面,便是他在街頭拍攝的直覺及心得。Edas說,攝影同樣需要想像力,他希望透過相片去引發大家的想像力,重新定義事物。

兒時經常獨自在家,Edas很喜歡幻想,直至而今,攝影某程度上也是表達他天馬行空想法的途徑。那張流汗浹背的男人相片,汗水印在衣衫上的痕跡,感覺好像卡通人物;另一幅室內光管與室外白雲並排在一齊的照片,絲毫沒有違和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想像力,許多人根本不會拍攝這樣的畫面。

攝影師固然要有好奇心,相比起攝影師的影響,Edas反而更喜歡看其他藝術流派的作品,例如野獸派、達達主義等。作為被港式無厘頭文化影響的一代,他笑說自己是用搞笑相片來訓練想像力,而更重要的是,他會不斷review自己的作品,從中學習提升。看他的網頁,他將作品細分為Coincidence、Surrealism及A Moment of Solitary等不同主題,這何嘗不是一種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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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玲玲 中風後的探戈舞姿

201510月,關玲玲Alina)歐遊時中風,躺在巴黎的醫院,無法走路也無法進食,腦海裡卻想像著自己在阿根廷跳探戈——情況有如法國作家Jean-Dominique Bauby,他在中風後靠跳動的眼皮來傳達訊息,最後寫出《潛水鐘與蝴蝶》。

那時候的Alina沒有被如潛水鐘般僵硬的身體困住,心早如蝴蝶一樣飛到萬里之外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當時醫生跟她說,「如果你能一連氣飲三口水,就讓你出院。」可見當時她連飲水都有困難,最後她辛苦地飲完三口,昂然出院,不是回香港休養,而是直接去阿根廷,再次呼吸那「美好的空氣」(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西班牙文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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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之年,猛學猛跳!


年逾七旬的關玲玲是位奇女子。

年輕時在藝術中心修讀攝影,八十年代開始拍攝油畫人像,鏡頭下盡是當時名人。之後她做過時裝、開過boutique、也涉獵過地產,到1994年開始環遊世界,直至2011年遇上探戈,花甲之後迎來人生「第二春」。「當時我在《明報周刊》見到一個阿根廷探戈的廣告,心思思報名開始跳。」那時一星期只有兩堂,學習了一兩個月,發覺遠不能滿足自己對探戈的熱愛,結果她毅然遠赴阿根廷,一個禮拜跳足六堂,用她的原話,就是「猛學猛跳」。

第一次來到《春光乍洩》裡張國榮與梁朝偉跳舞的Bar Sur,有人拉著她跳探戈,發覺原來跳得尚算可以。「當時我看到表演的女孩,發奮要跳得像她那樣好。」那時她幾乎每晚都去舞會,沉醉在音樂與舞蹈中,跳到大汗淋漓,有時一日還要跳兩次。

七年來,她每年去阿根廷兩次,有時甚至三次,每次留三個月。今年四月,她再度啟程去阿根廷。回港後她也沒中斷,單在香港就有四位探戈老師。「每個老師的風格都不同,即使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也有不同跳法。」那時候的她,其實是閉著眼睛,與男伴隨著音樂與感覺翩翩起舞的,Alina笑說就如在雲端起舞。哪想到,遇上了中風。 

中風後的玫瑰人生


「中風之後跳得很差,沒有力氣,要在舞伴身上借力。」舞步帶著蹣跚,對方還以為她是初學者,不過對Alina來說已相當不易。她左臂左腳麻痺,連站立都難,頑強的意志在探戈音樂的伴隨下份外有力量。訪問當日她原本穿著平底鞋,拍攝時主動建議穿上高跟鞋,隨著探戈音樂家Carlos Di Sarli的《Bahia Blanca》音樂起舞,完全看不出曾經中風。

Alina笑說現在比以前跳得差得多了,有時走路也要人攙扶,展覽那兩日她站得多,夜晚痛得睡不著。難得是她心態看得開,沒有悲觀失落,也沒有自怨自艾,只享受眼前。「這或多或少受到南美人的樂天性格影響,我一直是個很獨立的人,以前有時也介意別人看法,現在我完全不在乎了。」

以前她為別人留倩影,曾有人建議她做展覽,單是鏡頭下的名人已足夠號召力,但她一直沒做。這次她為自己展舞姿,二月份時在藝術中心包氏畫廊舉辦展覽,展出在世界各地拍攝的探戈舞自拍照,有巴黎威尼斯的,也有在香港的,不過更多的是在阿根廷跳探戈時所拍。

「以前的人像攝影並沒有訊息想傳達,但今次很不同,我想告訴別人我中風後也行得走得,唔一定坐輪椅。」展覽名為《La vie on Rose》,她用電腦將相片處理成浮世繪、梵高等效果,更能表達出強烈的情感。作品畫面色彩繽紛,正是其玫瑰人生的最好寫照。

原文見於OLO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