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獲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台灣著名攝影家張照堂逝世

台灣著名攝影家張照堂 (1943.11.17-2024.4.2) 昨日逝世,終年81歲。消息傳開後,沈昭良、郭英聲、謝三泰等台灣攝影師紛紛悼念張照堂老師,感謝他的攝影啟蒙、提攜後輩,以及對推廣攝影的不遺餘力。

我初次全面認識張照堂老師的作品,是2013年參觀臺北市立美術館的《歲月/照堂:1959-2013影像展》,那時尚未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但已被他的作品深深吸引,後來2018年他在位於灣仔的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辦《歲月之旅》攝影展時,非常榮幸能與這位智慧老人做訪問,以下這些文字,就是當時所寫。

張照堂的歲月之旅 攝影是無盡的鄉愁

台灣攝影家張照堂創作攝影逾半世紀,2018年到香港港舉辦《歲月之旅》攝影展。歲月二字,既是時光,隱藏了滄桑;又是鄉愁,流露出情感。額頭長滿皺紋的張照堂說:「歲月對我來說就是鄉愁,許多回憶與人物都是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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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一群人戴着墨鏡在阿里山等待日出。

熟悉張照堂的人,必定聽說過他的「歲月」。1990年代,他曾製作名為《歲月中國》的紀錄片節目,此後便常常以「歲月」命名展覽以及網誌文章,2013年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的大型回顧展,名字正是「歲月照堂」。他解釋,「照片中的人物也有他們的歲月,每位人物都在過他們的歲月之旅。」歲月中的鄉愁,其實一早就有,數十年前他拍攝小孩子的生活照時,不禁回想兒時往事。如今他家住台北,成長的板橋已面目全非,沒有了以前的可愛街道,又怎能不喚起鄉愁與懷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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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淡水最後列車》拍攝現場,張照堂喜歡拍攝臨時演員。


然而他最懷念的,是高中到大學的階段。那時候,他好奇地拿起哥哥的120相機,無師自通四處拍照,啟蒙的地方是家中陽台,再慢慢走到街上,越走越遠,懂得在最好的時機按快門。「那時候的攝影是很直觀純粹的,也沒有攝影的理論與知識,看到有趣、親切的畫面就拍攝下來。」

 
60年代的台灣攝影界,一邊是以郎靜山為主的沙龍畫意風格,另一邊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寫實風格。大學時代的張照堂,帶着叛逆,不為所動,決意在影像中加入現代感,可見他的特立獨行。至今,人們仍樂此不疲地談論他在1965年與鄭桑溪共同舉辦的「現代攝影雙人展」,如何迥異於當時的唯美沙龍與寫實風格,成為攝影界的一股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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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宜蘭。

工程男生 熱愛文學與音樂

張照堂在大學念的是土木工程,可他對文學更感興趣,「存在主義與荒謬劇場對那時候年輕人來說是很新鮮的,我想通過影像去表達一種劇場感與荒謬感,去呼應甚麼是存在。」那時期的作品,是無頭的身影、擺拍的裸體、錯焦的人像,在緊張的戒嚴氛圍下,這些帶有超現實主義印記的影像,成為他表達情緒的出口。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照片仍然很前衞,舊事重談,他仍懷念當時的想像力。

那個年代的攝影家,都只關心攝影本身,不太看文學、電影與音樂,但他不一樣。攝影大師Eugene Smith沉迷爵士樂,年輕的張照堂也喜愛音樂,藏有豐富的唱片,喜歡Bob DylanLeonard CohenLou Reed的作品,「他們的歌詞是對生命的歌頌或抗議,有各種情緒在裏面,成為了我的養份,陪伴我成長。」


1983年,在澎湖拍攝電影《殺夫》時,利用閒暇時間拍攝孤單的小女孩。


服完兵役後,張照堂在1968年進入電視台擔任攝影記者,從事新聞採訪及紀錄片拍攝,及後在80年代拍攝電影時,同樣利用工作的閒暇時間,拍攝紀實風格的照片。正是拍攝紀錄片及電影的經歷,讓他跑遍全台灣,接觸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景象,「對一個攝影家來說,你的職業越亂越多越好,任何場合,都可以是拍照的機會。」像這次《歲月之旅》的照片,都是那個年代拍下來的——這時期的他有個明顯的轉變,就是捨棄了以前的Aires Automat 120相機,改用輕便的135相機來拍攝,讓他可以更靈活地捕捉稍縱即逝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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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萬華,張照堂常常去那裏拍照。

愛影背部  「不想畫面太直白」

孩子、等待、睡眠是張照堂攝影的幾個關鍵詞,他總喜歡拍攝小孩子,覺得他們很親切、自然、有生命力。「許多人說我的照片比較傷感或憂鬱,其實那只是中老年人經歷過人生的自然流露,拍攝小孩子的開心畫面,能平衡拍攝老人的哀傷情景。」仔細看他的作品,總感覺照片裏的人在等待或期盼某些東西,又或是在睡覺,他說這都是人生之旅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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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新竹五峰鄉,張照堂拍攝了一隻準備被拿來祭祀的豬的背部。

張照堂也喜歡拍攝背部,不論是早期的擺拍裸體,還是這次展覽中那隻靜卧着的豬,觀眾看到的都是背影。「平時看正面看太多了,反而背面有很多想像與猜測,我不想畫面太直白,一張照片要有想像空間,才是較好的表達方式。」
多年來張照堂一直以隨性的方式創作,至今仍帶着細巧的數碼相機到處拍,他甚少刻意去拍攝特定主題,對他而言,最大的主題就是人生,「我特別喜歡萬華、三峽這兩個地方,會經常去拍照,累積了許多照片,我現在常常整理以前拍攝的東西,也許哪天也能沉澱出一個城鎮的歲月之旅。」好的作品是在歲月的滄桑中提煉而成,那種純粹的歲月感,讓他感到溫暖。

陳漫 攝影與生活

中國攝影師陳漫近日為Dior拍攝的手袋廣告照片,因模特兒滿臉雀斑、稀疏的眉毛及怪異的妝容,被中國網友大罵「刻意醜化中國人」,是西方對黃種人的刻板印象。其實陳漫的風格向來如此,總是帶著強烈的視覺衝擊,這無疑是比較符合西方視野的東方風格,沒想到因為Dior廣告的爭議,連過去的作品也引來批評。

2012年是中國的龍年,英國時尚雜誌《i-D》邀請陳漫拍攝封面,陳漫當時的想法是將中國年輕人的面孔登上國際雜誌,背後帶出的訊息是每個年輕女生都可以做自己。「中國十二色」封面當時的迴響很好,也為她在國際市場打響名堂,不過由於照片中的女性大多有明顯的雀斑及瞇著眼(眨眼或遮眼是《i-D》雜誌的封面風格),而且看起來不太像中國人,有人重翻舊賬,認為這是她對中國甚至亞洲女性美感的偏見。

由於最近的爭議,她2008年拍攝「少先隊員」照片也惹來批評,身穿透視裝的中國少女化著細眼妝容,飄逸的裙襬下是壯觀的三峽大壩上,被網民認為有販賣「兒童色情」之嫌。爭議事件後,Dior刪除了這幅廣告相片,陳漫則在昨日(23日)於微博向大眾道歉,這裏便不放她的道歉原文了。

在IG STORY發布陳漫照片後,有讀者說錯重點留意到陳漫標緻的樣貌。要知道,她曾登上男性雜誌《男人裝》封面人物,被稱為「中國最性感的攝影師」。雖然她以攝影師的身分為人所知,攝影作品見於 《VOGUE》、《ELLE》、《MARIE CLAIRE》 等國際知名雜誌,但其實她也是一名商人及明星KOL,在微博坐擁逾千萬粉絲。

2008年,28歲的她成立Studio 6工作室,至今已發展成簽約多位攝影師的攝影公司,在北京、上海及洛杉磯都有工作室,這張陳漫的照片就是Studio 6簽約攝影師荆予科拍攝的(事實上很多陳漫的照片和雜誌封面都是荆予科和其他Studio 6的攝影師拍攝的)。2014年時,我曾與她做過電郵訪問,當年用的也是這張照片,順便刊登訪問文字,她的回答都是比較簡短的。

青春是花,家庭是果,種子是修煉,再開花是輪。 

很多人知道陳漫,是從影像開始,之後才回過頭來認識陳漫。於是,「陳漫等於攝影」便成為多數人對你的理解,當然這樣的等號似乎令人更容易認識你,同時也容易令人對你的認識局限在這一方面,你怎麼看待這種標籤? 

標籤總是給人安全感,人人都需要安全感,尋找到所謂的習慣與已知的定義,安頓下來,不管是對一個人,還是一個定義,都使然。攝影只是個稱謂,我可以是攝影也可以不是攝影, 只不過借用一個大家認知的安全出口作為起點,放射所應該佈置的能量。我本來是一個專業的傳統繪畫工作者,現在還在畫國畫、寫書法、抄經,利用一切時尚商業的業餘時間。我抄經,我的明星朋友也開始抄經,她的粉絲也開始抄經,我不搞時尚就沒有可佈道的受眾,這些都是矛盾存在的運化結果。 

「中國十二色」

很多人都說女性攝影師有別於男性攝影師的獨特視角,你認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視角?女性的身份或思維有否令你更易捕捉女性的神韻?

我喜歡把女人拍性感,往往都是從女性視角出發,拍出為了給女人看的性感。這種性感是精緻的,甚至是有點吹毛求疵的。男人喜歡的那種荒木經惟的性感是比較直接的,甚至是慘不忍睹的。我會用我的這種特別仔細與敏感的觀察,來達到她們心目中的女性眼中的性感,囊括一切一切盡可能的細節,加一點點男性視角裡需要的東西,這樣就是一個完美的照片。因為本身我也是男女合一的性格,所以我是既發掘性感,又創造性感。 

在《To see to be seen》展覽裡,看到陳幼堅眼中的你和你自己眼中的陳漫,那種感覺很微妙,但無法說得清,不知你怎麼看別人眼中與自己眼中的自己

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不是攝影師,但是拿手機拍得也特別好。人們只是看到他們自己想看到的,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導演,他看到的,就是自己導演的劇情。 

「少先隊員」

成為媽媽後,身份的變化有否對你的創作或思維帶來甚麼變化?有否將個人的一些經驗帶到攝影中?

會生產人了,才會做人,生產人是為了更好的認知自己,就像上帝一樣。 

工作中的陳漫據說很幹勁,不知生活中的陳漫是個怎樣的人?

Relax、懶洋洋、自由,法無定法。 

延續生活中的陳漫,請問你怎麼理解青春?又是怎麼理解家庭? 

青春是花,家庭是果,種子是修煉,再開花是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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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 SPACE「當代攝影深造文憑」:掌握攝影的視覺語言

匈牙利攝影師László Moholy-Nagy在上世紀初曾說,「不懂得攝影的人,未來將成為文盲。」認識文字,不等於可以成為作家,那只是文學領域的入門,攝影又何嘗不是呢?在相機普及的當下,人人懂得拍照,卻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掌握攝影這種視覺語言,HKU SPACE當代攝影深造文憑(Postgraduate Diploma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就是在如此情況下應運而生。以下是與著名攝影師及課程老師秦偉的對話。

So Man Kit (Graduate of 2016)

1.這個文憑課程與一般的攝影課程有何特別之處?現在攝影這麼普及為什麼仍會舉辨這樣專業性的課程?

秦偉:這是個以攝影為主軸的藝術研究生課程,課程是一年制。從開始籌備發展至今天,這個課程轉眼進入第十個年頭,當時校方及我們的老師團隊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在當代藝術領域中開創一個研究生攝影課程,方向和昔日傳統的攝影課程不同,擺脫了舊有應用學科的教學模式——也就是說,這個課程目標不是培訓攝影技師。課程的重點是人文思考領域,內容圍繞當代藝術上的創意思維及批判性思維這兩大區塊,提升學生創作上的闊度與敏鋭度,達至與歐美高等院校藝術碩士學位接軌的水平。

老師的核心團隊包括王禾𤩹老師、馮漢紀老師及林慧潔老師和秦偉,同時也邀講請黎健強博士(香港攝影史)、羅婉儀博士(女性主義藝術)、施臻遉大律師(攝影與法律及版權)、高志強先生(大畫幅攝影)、張益平先生(古典濕版攝影)及Joey Pong先生(色彩管理)等專家分別授課。課程內容致力於當代影像方面的研究,教學大綱由四個單元組成:攝影歷史及評論(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Photography)、攝影的當代議題(Contemporary Issues in Photography)、攝影範例(Paradigm of Photography)及畢業創作(Graduate Project)。

在攝影如此普及的當下,為何仍要辦一個和攝影有關的研究生的課程?回想當年創辦課程時,曾有人調侃:「糟糕了,現在連影張相都需要讀個碩士學位」。其實這種反應也很有意思,我們當然理解他們的不理解。若換個角度思考,問題就會清晰易明,回應也很簡單。今天的社會基本已消除文盲,雖然人人都懂得寫與讀,却並不等同人人可成為作家,也不等如懂得欣賞文學。文學就是通過文字建立或詮釋更深層更廣闊的內在世界,而這個世界可以是很敏感的,也很靈動的,甚至直達你的心源。要成為文學家,需要文學創作的培訓,單是懂得寫字是不夠的,那僅是文學領域的入門而已,而攝影又何嘗不是?

攝影的本質本來便帶有記錄的性質,它是機械的、冷漠的,因為人的需要,才變得有指向性;人們讓圖像轉化為語言,推動訊息、釋放情感。而攝影的機械性本身遠遠超出人類眼睛的能力,攝影發明之前,我們沒法以千分一秒的時間觀讀事物,亦無法以一分鐘慢快門曝光方式理解世界的存在。科技會帶來我們對這個世界另一種的景觀,但掌握一門技術却並不等如掌握藝術,仍需把這門技術轉化成視覺語言,從而開拓你的詮釋空間。

「當代攝影深造文憑」課程討論環節

2. 在數碼攝影非常方便的當下,了解攝影的歷史及思潮,對於個人創作有何重要作用或意義?

秦偉:我們身處一個急速變動的時代,攝影技術的發展愈來愈精準,但世界的輪廓卻愈來愈模糊,我們不斷被海量的影像資訊所包圍,它直接影響我們對外在世界的感觀經驗,動搖我們的價值判斷。甚麼是好的藝術?甚麼是好的圖片?它好在哪裏?又有何不好之處?如何理解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差異?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通過學習攝影美學思潮來裝備自己是極為重要,但不能僵化地生背死記,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擺放在一種動態範疇來思考。一種藝術風格的誕生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有它的內在規律Autonomy of Art,也有它的外在因素,我們理解某個時期的攝影美學,同時也要連結該時期前前後後的藝術思潮,甚至是社會、政治及文化的變動,旁徵博引融匯貫通,擴闊思考維度。這個學習過程可助人梳理層層複雜的問題,確立對事物的態度。但我更鼓勵學員多讀文學、多觀賞不同的藝術創作,甚至聆聽不同風格的音樂,從而吸取創作的養分,激活創作的潛能。

Chow Kar Chun Eddie (Graduate of 2017)

3. 課程名稱命名是「當代攝影深造文憑」,是不是學生的作品一定是當代的?談談你們的授課方式。

秦偉:歷屆畢業同學的作品不論形式、風格、內容及呈現方式都很多元,這很符合我們的課程目標。當中作品有屬前衞及探索性的,也有作品是運用當代景觀手法,也有個別同學沿用傳統紀實的敘事方式。各種形式的表達手法我們都不排斥,重點是找到自身適用的影像語言及發展方向。

課程的編排在上述四個單元中盡量找到平衡,而課程的中後期更著重創意的環節。每位同學要提交修業個人創作,在課堂內公開討論、分析、論證,從主題概念、表現形式、內容敏銳度至呈現能力等,作出嚴謹的審核。

藝術科教育與其他學科不大相同,藝術及創意是不能用「教」與「學」這套觀念的,因為藝術超越語言的局限,學生的學習過程及態度該以「悟」為主,而老師只能用「導」的方式。用另一個角度解釋,技術是可以教也可以學,而藝術只能領悟而不可以「學」,老師的作用是引導學員去領悟。若藝術科的畢業作品如同板模一塊人人一樣的話,這個課程便很有問題了。

2016年廖雁雄畢業作品《彼岸》系列

4. 「當代攝影深造文憑」的受眾學生是什麼人?作為一名攝影愛好者,修讀「當代攝影深造文憑」後,有何出路或得著?

秦偉:課程歡迎對攝影有興趣及願意投身藝術工作行列的人士報讀,並沒任何劃一界線。即是說,招生對象並不限於藝術本科畢業,也歡迎持有其他學科大學學位人士,在個別情況下,也接納資深的攝影從業員,尤其對攝影有高水平表達技巧及批判能力的會列為優先。

從過往多年報讀學生的情況來說,除了那些有本科學歷之外,修讀的在職人士也不少,分別來自不同的工作界別,包括有從事教育工作、設計、社會工作、金融服務、媒體及藝術行政等,當中不少學員都有高學歷背景及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們對攝影抱有濃厚興趣,為追尋新一輪的知性經驗來修讀,將課程視為人生旅途或職場上的加油站,入讀目的並不局限於尋找工作出路,這也很切合HKU SPACE的辦學方向。

至於修業後出路問題,學員可在文化創意及藝術行政相關的工作發展,學生畢業後亦可往外地藝術院校繼續深造進修,完成藝術碩士學位,這個課程是一個連接的台階。

「當代攝影深造文憑」課程網站:https://www.hkuspace.hku.hk/cht/prog/postgrad-dip-in-contemporary-photography/

報名截止日期:2021年11月17日

【香港國際攝影節2021】攝影院:台灣攝影新視野

伊朗導演阿巴斯曾說過,Photography is the mother of cinema。攝影是某個瞬間的定格,電影則透過流動的影像來傳達故事,兩者之間交錯結合,尤其在數碼時代及創作多元的當下,當照片可以變得十分動感、電影畫面也可以很靜止時,這種界線更顯模糊。攝影與影片向來不是簡單的二分法,若攝影的敘事方式不再侷限在靜態影像,又能否為影像的表達帶來新的可能性?今屆香港國際攝影節以「Photography Cinema 攝影院」為題,探索攝影與電影的本質及邊界,從而擴闊影像創作的想像。

「攝影院」的構思,與近兩年的疫情不無關係,過往歷屆的香港國際攝影節,除了策劃展覽內容外,很多時間均消耗在相片的製作、運輸及裝裱等。疫情無疑阻礙國際攝影師來港舉辦展覽,攝影節順勢以電影院投映的方式取代實體照片,藉此探討靜態相片與動態影像這兩種媒介的多樣性,同時回應攝影在數碼科技及社交網絡的洪流及衝擊下,應該如何發揮它的作用與力量。「攝影院」既播放張乾琦、夏永康等著名攝影師的影像作品,同時也放映來自東南亞地區攝影節近年的代表作,還邀請台灣Lightbox攝影圖書室策劃「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環節,帶來五位新進影像創作者的作品。

馬雨辰《家庭相本》

攝影跳出靜態影像的框架

Lightbox創辦人曹良賓是「台灣攝影新視野」環節的策劃者之一,他指出傳統攝影節的展覽作品必須經過印刷、運輸等過程,然而在數碼時代的當下,實體照片並非十分必要。誠然,實體照片有其重要性及意義,若攝影能跳出傳統靜態影像的框架,無疑有助攝影的多元探索。「『攝影院』的概念可以不用遷就實體照片的尺寸,就算在很小的空間,也可以很靈活地展示作品。」

攝影有凝固某個瞬間的魔力,然而靜態照片未必能呈現出事件的前因後果或變化,相對較碎片化,曹良賓認為相比起影片,攝影對某個切片的細節有更好的還原程度,能讓人靜下心來觀察定格的畫面。「電影是有明確的敘事、線性的結構,它通常有二十四格,只是連續播放時看起來很連貫,相對於現實,它仍是切片。」在他看來,Still Image及Moving Image的界線是隨著科技進步而變動的,「這兩者之間固然有差別,我的看法是通過不同的創作去探究它們的邊界和可能性,正是這種不停地探索讓攝影保持活力,如果把它十分明確地進行定義,創作可能也會失去靈活性。」

林郁恩《Missing memories》

不同的創作及觀賞體驗

Still Image的創作方式相當多元,可以利用相機、暗箱或藍曬法進行影像創作,Moving Image的創作形式同樣不是單一的,像阿巴斯在遺作《廿四格》(24 Frames)裏用定格的畫面拍攝雨水、雪花及海浪的流動,攝影師張乾琦的《唐人街》在靜止照片加上拍攝現場的錄音和訪談的對話,令人物形象更生動。「台灣攝影新視野」其中一位創作者陳彥呈的作品《錦鯉》,講述一對夫妻的蜜月旅行,他與太太為相片分別配上男女主角的口白及背景音樂,將零散的照片進行有順序地敘事,恍如一部小品的照片電影。這些影片與傳統的電影定義是有區別的,然而更不能將其歸納在靜態影像的領域。

陳彥呈說,拍攝照片時往往一個人就可以完成,而《錦鯉》是他和太太共同創作的,「它不像做攝影時有完全的掌控度,需要容納與更多人分享創作的權力,過程中也有很多爭執和妥協,然而也是很有趣的嘗試和討論。」陳彥呈以靜態影像創作為主,他認為攝影的反饋往往很不一樣,而且觀眾的解讀和觸動點也不盡一致。「動態影像因為有播放的順序及限制,讓觀眾在某個時間軸線上閱讀影像,創作者可以把敘事講得更清楚。」

陳彥呈《錦鯉》

主觀與個人化

「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播映的五件作品中,黃皭的《相反的共存》呈現出用藥者及母親不同身分的情緒、唐佐欣的《大觀社區我的家》記錄反拆遷的抗爭運動、林郁恩的《詩憶》探索世代間的對話與鴻溝、馬雨辰的《家庭相本》重新詮釋家族的歷史、《錦鯉》反思的是記憶中攝影與旅行的衝突。這些作品主題多元,巧合的是他們都以個人經歷相對主觀地敘事,這在電影裏面是比較罕見的。曹良賓說,藝術創作是比較個人的,它並不一定要承擔一種公共性,藝術家最大的武器就是誠實。「這些作品都在回溯創作者們的生命歷程,透過影像審視生活的狀態。」

創作的方法和選擇是多樣性的,並非有一種特定的框架,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現適合個人風格的作品。《錦鯉》是一段搞砸的蜜月旅行回憶,然而陳彥呈以文字、語音與照片的交錯,用第三人稱和男女主角各自的角度描述遇到的事情,讓觀眾感受到一種有別於平鋪直敘的觀賞體驗。「如果說攝影像詩、電影似小說,我嘗試把兩者結合成散文。」

唐佐欣《大觀社區我的家》

唐佐欣的《大觀社區我的家》則是另一種風格的呈現,以紀錄片的風格拍攝與她一起進行反對清拆抗爭運動的戰友,影片牽涉到主觀情感,拍攝的鏡頭既是一種影像檔案,也像是她的個人記憶。「唐佐欣在情感上保留一種真實,她的攝影是一種抵抗現實的工具,以帶有主觀色彩的記錄片形式出現,同時藉此發揮社會影響力,這也是很合理的。 」

香港國際攝影節「Becoming Image:台灣攝影新視野」

時間:11月14日3pm-5pm(設映後談)

地址:錦田永隆圍「一九八三」(2:50pm在賽馬會錦田場外投注站集合)

詳情:https://bit.ly/3ohW1jk 

范家朗 十八港孩的臉孔

2019年6月9日,烈日當空,10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維園裏人山人海,23歲的攝影師范家朗沒有拍攝密密麻麻的人群,而是把鏡頭對準等待出發的一張張孩童的面孔。半年後的「國際人權日」遊行,80萬人昂然上街,「禁蒙面法」仍未廢止,口罩下仍是一張張稚氣的臉龐,他們的眼神坦率而堅定,事實上也反映出許多港人的態度。一葉知秋,在「人像日記:十八港孩」展覽現場,兩組照片並排展出,從中也可感受到過去大半年的情緒。

畢業於香港大學測量學系的范家朗,大學二年級才萌生當攝影師的想法,他坦言喜歡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因而喜歡人像攝影。在各種因緣際會下,他曾為戴耀廷、作家李怡及港大校長張翔等人拍攝肖像,兩年前畢業後成為自由攝影師,一方面從事商業攝影,同時進行個人創作。去年,「逃犯條例」鬧得沸沸揚揚,也令他思考究竟如何透過人像攝影去表達情緒。

抗暴起點 記錄面孔

許多人均會記錄遊行時的所見所聞,喜歡人像攝影的他,則選擇用面對面的方式近距離捕捉遊行人士的面孔。 那時有示威者介意被人影「大頭相」,他也曾擔心過,因此拍攝時也特意詢問,在得到當事人及家長同意才拍攝。事前他已構思好拍攝手法,以同一種方法聚焦人物的表情,「當日在維園拍攝60多人,最後覺得小朋友的照片最有感覺,彷彿透過這些人像記錄下自己的心情。」

這系列港孩照片共九張,有幼兒有中學生,也有獨自參加遊行的南亞裔小女孩,不用水炮車染藍清真寺助攻,坊間不同光譜的參與者早已「we connect」。他們面對鏡頭,沒有刻意微笑,雖然每個人的表情不盡相同,但明顯有種憂愁及無奈的情緒,在在反映當時港人心情。然而這種心緒只是開端,隨着抗爭運動越演越烈,經歷過7.21、8.31、10.1及「禁蒙面法」等,「這大半年來發生很多事情,如果只是單靠6月9日的記錄,總是覺得不夠完整。」

當初拍攝時從沒想過有續集,直至半年後12月8日的「國際人權日」遊行,他再次踏足維園,這次他有明確目標,只拍攝年紀相若的孩童。相比上次拍攝的小朋友,這次不僅裝扮不一樣,戴上口罩,連眼神也截然不同。半年前的孩童眼神帶有迷茫,這次更多是堅定,當口罩遮擋了大部份臉孔,也令人更聚集他們的眼睛。「無論是社會氣氛還是大家的心情,這半年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反映在他們的眼神裏。」在展覽現場,兩輯照片並排而立,令人明顯感受到兩者的分別,其中兩幅照片足有4.5 × 3米之大,那種視覺上的衝擊感迎面而至,令人不得不面對這些影像,難免令人回首往事。

互不相識 情緒相似

拍攝過一系列前線攝影記者人像,也曾為多位少數族裔掌鏡肖像,「我嘗試在這些或許互不相識的人當中,尋找一種共性。」其實在「十八港孩」作品中亦然,儘管大家不認識,但照片中的情緒卻十分相似,「人像攝影既能捕捉被攝者的某部份性格或心情,同時也能記錄香港社會及港人心態的變化。」

人像日記:十八港孩@香港國際攝影節「新一代影像創作者育成計劃」

日期:4月13日至6月9日

地址: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7樓綠色空間

原文見於果籽

Valérie Winckler 夢幻影像刺激想像力

「許多人指着我的照片說,『這明明是一幅畫』,當知道是攝影作品時,卻總是會問『你是如何拍攝的?』」法國女攝影師Valérie Winckler笑着說起即將在港展出的作品《Atlantide and Phosphène》,有人認為這些照片是螢光的海底世界、有人覺得是藍綠色的星雲、有人大膽假設這是阿凡達世界,「其實它是甚麼物體並不重要,重點是這些影像能刺激人們的想像力。」

誠然,當代攝影並無傳統攝影的包袱,它未必需要相機拍攝,亦不必直接反映現實。不過,Valérie攝影生涯的起點,卻是傳統的紀實攝影。1970年代,她在法國文化部工作,小兒子正就讀幼稚園,眼見許多人為幼稚園小朋友拍攝的照片一成不變,不是梳着整齊的頭髮,就是正在畫畫的場景,她覺得照片可以更有趣,於是借來一部相機,到小兒子的幼稚園拍攝這些小不點充滿童趣的畫面,「然後我發現,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修讀藝術史的她,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攝影師,然而拿起相機彷彿開啟本能,一切都是偶然。

Valérie善於長期拍攝同一主題,從親情延伸至生命、死亡等題材。1980年,女兒的誕生令她萌生拍攝初生嬰兒的念頭,跟隨醫院的婦產團隊拍攝多位女性產子的過程;1985年,媽媽的離世令她反思生命與死亡,從而用兩年時間拍攝多位年邁老人家生命的最後時光;1992年,女兒入讀中學,啟發她用四年時間記錄一群青少年在學校的青葱歲月。這一系列充滿人文關注的影像,不僅得到著名圖片社Gamma青睞,她也在1984年加入Rapho圖片社,她十分喜歡的Robert Doisneau及Willy Ronis等攝影大師,生前均曾為這間關注人文攝影的圖片社掌鏡。

千禧年是她攝影生涯的轉捩點,那時每年夏天,她總會前往法國西部小島Ile d’Yeu居住度假,喜歡海洋的她,既喜歡游水,也留意着海灘上的一事一物。「有天晚上,我拿着感光紙到海灘,嘗試將海灘上的物件放在感光紙上實物投影(photogram),利用光線直接投射出物件的輪廓,我覺得很有趣。」沙灘上凋落的花朵、折斷的樹枝、死去的鳥兒,還有海藻與貝殼等,都成為她實物投影的對象,效果有如星空般璀璨。這種以獨特手法描繪大自然元素的創作,也促使她之後繼續以「轉換現實」的方法拍攝關於海洋的題材,只是這次她重拾起相機。

《Atlantide and Phosphène》之名頗有詩意,前者是傳說中的迷失帝國亞特蘭蒂斯,象徵着照片的拍攝地——大西洋的法國小島;後者是指閉眼後見到的奇光,其實正是其作品給人的感覺。這系列作品色彩強烈而夢幻,感覺很神秘,然而畫面中的元素卻模稜兩可,不同的人或會看見不同的事物。Valérie不願直接透露照片中的物件為何,只提及將海洋相關的事物擺放在一起拍攝,然後再用電腦改變照片的顏色,令其變得抽象。「如果你知道拍攝的物件是甚麼,就會改變你對照片的觀感,也會限制你的想像力。」與其告訴你是海浪或海藻,她更希望觀者可以自由地在影像中遨遊,留意物件的形狀,跟隨自己天馬行空的想法,接受事物的奧秘,而非刻意去解釋它。

Atlantide and Phosphène

日期:3月27日至4月19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2pm-7pm(星期日)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74號地舖La Galerie Paris 1839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圖片來源:https://www.lagalerie.hk/ & https://www.valerie-winckler.com/

Stephanie Teng  捕捉荃灣福來邨日常

一個地區的街道與建築,往往反映出這個社區的歷史,許多人知道,港島街道的名字與當年的洋行或華商(如太古洋行、利希慎家族)息息相關。其實,曾是香港輕工業中心的荃灣,因有全港最大的紗廠及染廠, 也衍生出充滿活力的社區,只是隨着輕工業的消失,這段歷史逐漸被人遺忘。攝影師鄧詩廷(Stephanie)遊走這個發展逾半世紀的社區,捕捉荃灣的生活日常。

攝影師鄧詩廷遊走荃灣的福來邨等地方,捕捉這區的生活日常。

荃灣是香港第一代衞星城市,1961年發展成為首個新市鎮,此後屋邨及各種設施陸續落成。另一邊廂,戰後香港的工業及輕工業迅速發展,商人陳廷驊於1950年代在柴灣角設立南豐紗廠,隨之而來的還有附近的福來邨、香車街街市及沙咀道遊樂場等,為工廠工人提供居住及休憩的地方,可謂見證着這區的發展。後來工廠北移,香港的輕工業地位不再,南豐紗廠停止紡紗業務,這段過去也漸漸被人淡忘,直至近年紗廠發展成為文創基地The Mills,才吸引更多年輕一代了解這區的故事。

從空間設計 看民間智慧

家住港島的Stephanie,原本對荃灣並不熟悉,因The Mills邀請拍攝荃灣,才慢慢熟悉這一區。「我跟家人說起這個拍攝計劃時,才得悉原來我爺爺在文革時從上海落到香港後,曾在南豐紗廠工作。機緣巧合知道爺爺的歷史,我覺得是種緣份。」她遊走在當年紗廠一帶的社區,觀察人們如何在這個空間生活,有逾半世紀樓齡的福來邨是她經常流連的地方,這裏以前是紗廠員工的住處。「我行過福來邨許多次,不管在疫情前後,每次行的感覺都不盡相同。」

家住港島華富邨附近,她坦言十分喜歡舊時香港屋邨的公共空間,空間的設計令人自然地聚集,營造出社區的感覺,「我覺得這是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可惜現在的屋邨大多缺乏這種思考。」隨着參觀次數越來越多,她從最初關注福來邨的空間設計,慢慢留意到家居的細節。「福來邨窗口的波浪形簷篷很有特色,很多街坊都會用米袋拼起來遮擋簷篷。」這種民間的智慧同時也反映出屋邨居民務實的性格。

全新視角 尋找消失中的浪漫

Stephanie以細膩的鏡頭捕捉福來邨的日常瞬間,人們在遊樂場休憩玩樂、屋邨內的街坊小店,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老人家們坐在大樹下的凳子乘涼、閒聊,這種樹下的空間感覺有如歐洲的噴水池,自然而然凝聚人群。「這些都是很日常的東西,那種圍着坐在樹下的浪漫,在香港已經越來越少。」不只是福來邨,還有近年不斷拆卸的建築物,其實都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我希望我的攝影可以令人用新的視角去看事物,加深對這個地方的認識,促使人去了解日常事物背後的故事,不要等到失去才覺得要珍惜。」

展覽現場,她以混合媒體的裝置方法展示照片,啟發自福來邨的波浪形簷篷,一系列懸掛在牆上的作品,利用象徵紗廠的棉布加上樹脂為變成硬身的波浪板。另一方面,她也將照片打印在金象牌膠米袋上,照片與米袋元素融合在一起,詩意得來又有點超現實,以呈現福來邨的特色。

啟發自福來邨的波浪形簷篷,作品以波浪形的物料展示。

遇上荃灣

日期:即日至5月2日

時間:9am-8pm(一至五)、11am-8pm(六、日)

地址:荃灣南豐紗廠KoKo Coffee Roasters

原文見於果籽

Tugo Cheng 中國一方水土的人文風景

西藏鹽田的航拍照片猶如一幅拼圖、福建漁村的畫面宛似一幅水墨畫,還有廣西梯田及雲南紅土地那充滿幾何線條的俯瞰圖,80後攝影師鄭振揚(Tugo)以講究的構圖及豐富的色彩,記錄中國內地不同地方的人文景觀。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系列《一方水土》照片,以充滿美感的嶄新視角,展示不同地域的傳統文化和風土人情。

以長焦距鏡頭拍攝的福建漁村猶如水墨畫。

建築師鏡頭 展現在地文化

港大建築系畢業的Tugo本身是建築師,曾赴劍橋大學修讀碩士研究保育政策,2007年到北京清華大學當交換生的經歷,讓他迷上內地的自然風景,開始建築以外的攝影人生。自此每年踏足十多次,幾乎走遍大江南北,更憑藉在新疆天山拍攝的風景照片獲得2015年《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自然組第一名。遊歷中國期間,他見證少數民族傳統及地方特色文化,2015年開始將鏡頭從壯觀的大自然風景慢慢轉移至人文景觀,萌生「一方水土」念頭。

「說起中國,大家通常只想起一二線城市;人人知道西藏的布達拉宮,卻不曾聽聞當地的曬鹽文化。」他提及,內地現在時常強調「大一統」,是「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連粵語也慢慢被蠶食,更遑論有不同信仰背景的新疆。「我希望透過這些照片,推廣不同地方的文化與智慧。」廣西梯田、浙江茶園、青海油菜花田、雲南紅土地及西藏鹽田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在地文化,孕育一方水土。

西藏鹽田航拍照片,人們正在顏色深淺不一的紅色鹽田勞作。

「很多人以為沿海才有鹽田,其實甘肅也有沙漠曬鹽,西藏鹽田更有逾千年歷史。」當地山勢陡峭,村民們將鹽水從鹽井倒入鹽田,再曬乾成粗鹽,保留古老的製鹽方法。他補充,當地鹽田有紅白之分,白色是人類食用的,而由紅黏土製成的紅色鹽田,鹽分會有雜質,是給動物食用的。Tugo以航拍照片展現鹽田的壯觀,人們正在顏色深淺不一的紅色鹽田勞作,「顏色也反映曬鹽過程,紅色是未乾的,當慢慢曬乾成白色時,則意味可以收成。」

落田收成 反思平衡之道

因修讀建築設計的關係,拍攝時他十分注重畫面的線條、色彩與光影,以長焦距鏡頭在高位拍攝或用無人機航拍,俯瞰的角度令梯田、茶園及鹽田充滿視覺震撼。除了捕捉這些如幻似真的地景美感之餘,他也近距離感受這些獨特的文化,了解背後的故事,甚至親自落手收成,柴米油鹽醬醋茶,背後都孕育了不同的鄉土奇觀。

拍攝過程中,他也了解到,人類為了食物而重塑自然環境,開墾山峯成為梯田或茶園,當中涉及樹木砍伐,才創作出如此豐富多采的景觀,也令他反思人類如何以持續性的方式與大自然共存。「過度開墾誠然會傷害自然,塑造地區文化時,也要顧及大自然的可續性。」或許正是這種平衡之道,這種獨特的人文風景才得以保留至今。

位於青海的中國最大油菜花田,用來榨取菜油。

一方水土

日期:即日至3月22日

時間:11am-10pm

地址:海港城海洋中心二樓207號海港城美術館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圖片來源:https://bluelotus-gallery.com/

蘇慶強 直視中國人四十年 

一位老婦姿勢端莊地坐在金色屏風前,臉上皺紋充滿歲月痕迹,屏風上的紋飾是「嚙指痛心」與「行傭供母」兩則二十四孝故事,令人對畫面中人物產生好奇。這幅細膩作品是香港攝影師蘇慶強《中國人》系列其中一張,此系列作品獲得2001年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去年末香港藝術館重開,當中「香港經驗.香港實驗」展覽部份,正展出館藏的這系列《中國人》作品。

早在1981年,蘇慶強已開始拍攝中國,「那時改革開放不久,內地生活環境與香港很不同,我跟家人返鄉探親,印象最深刻是,他們對世界發生的事幾乎一無所知,令我好奇為何大家都是中國人,思考方式會如此不同。」在交通仍不太便利的當年,那時他每逢假期就前往內地拍攝,由雲南、四川到西藏、新疆及哈爾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拍攝眼前的所見所聞。10年前,他曾舉辦「第一個印象中國1981」展覽,顧名思義強調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照片流露出他對周遭事物的好奇目光。


身穿紅衣的女子站在紅色大門前,某些傳統似乎仍維持着。

拍攝風景及街頭十多年,他漸漸感到不滿足,覺得攝影不只是如此,於是重回理工大學修讀攝影,「以前是很紀實的,那時對攝影的看法有所改變,從風景轉而拍攝人物,想深入了解人們的真實生活。」他將範圍收窄至與香港鄰近的廣東省,在1995年開始這系列《華南地誌》,也以哈蘇120格式代替最初的135格式,以捕捉更多生活細節。他既拍攝屋內擺設,也聚焦人物的表情神態,這系列《中國人》也是《華南地誌》一部份。

拍攝時,他時常帶上兩部相機,一部儍瓜機拍攝對方想要的照片,一部哈蘇相機捕捉自己追求的畫面。「拍攝過程很有趣,用儍瓜機時氣氛比較輕鬆,當用哈蘇相機拍攝時,他們會覺得很凝重。」在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攝影的他,時常告訴學生,不同的攝影工具,既影響拍攝者觀看事物的方式,也影響被攝者心態,「有時他們見到哈蘇相機,甚至會穿上漂亮的衣服拍照。」

蘇慶強說,中國人向來較抗拒被人拍攝,也不隨便讓人進屋拍攝,因此花不少時間與拍攝者建立關係。「人物的表情、眼神會流露出訊息,我希望他們在鏡頭前自然地呈現自己,這不是隨便就能拍攝出來的。」不論是滿臉皺紋的老人、充滿稚氣的孩童,還是身穿紅色外衣的女人,幾乎都是喜怒不形於色,但他們的舉止似乎又透露出某些訊息。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屏風前的婆婆肖像,「她身穿的藍色衣服令我想起貴族的感覺,於是在金色屏風背景前拍攝,感覺再隆重些,有點西方肖像畫的感覺。」

蘇慶強很喜歡看畫作,覺得攝影與繪畫有密切關係,西方人像畫大多是貴族或有錢人,然而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卻背道而馳,畫過一批社會低下階層扮演歷史和宗教人物的畫作。這啟發他透過鏡頭將普通村民拍攝得恍如西方人像畫般有尊嚴、高貴,照片的顏色、光線與背景等,帶有油畫的影子。2014年,卡拉瓦喬名作《以馬忤斯的晚餐》在亞洲協會展出時,同場亦展示《中國人》照片,那是跨越近400年的藝術傳承。

過去近四十年,蘇慶強一直用類型學的攝影方法,系統地拍攝中國人肖像,從中呈現出他們的變化。回想當年,在偏遠的鄉村地區,純樸的人們似乎仍在維持着某些傳統價值。改革開放後,內地急速發展,如今重看,他坦言,「當中的改變是明顯的,不僅某些傳統改變了,甚至連人的精神面貌,都已截然不同。」

《中國人》@「香港經驗·香港實驗」

日期:即日至5月3日

時間:10am-6pm(星期一至三、五)、10am-7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址:香港藝術館2樓香港藝術廳

圖片由蘇慶強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