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攝影節2021】異鄉的人 異化的生靈  

近期香港的新聞一再令人慨嘆:人類猖狂,眾生逼迫委曲求存;野豬不野,被異化的動物,稍一不慎出現不被容許的行為,即遭滅絕,是何等橫蠻乖張。

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展出的是一個結合相片及螢幕的裝置作品。

袁雅芝:《全景樂園:重複性行徑》

2019年,剛畢業的袁雅芝於主題樂園擔任攝影師。在拍攝那些「樂園」動物期間,她發現籠中的動物經常顯得沒精打采,甚至有重複性的行為。這引發她思考動物園的存在,並以此為創作題材,在香港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等地公共動物園拍攝籠內動物的生存狀態。

展覽《全景樂園:重複性行徑》分為兩個部分,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展出的是一個結合相片及螢幕的裝置作品,螢幕上播放的是位於另一展場——炮台山富利來商場Mist Gallery的實時片段(現時播放的片段是由早前實時記錄的錄像剪輯而成)以及一個放有鹿標本的裝置,彷彿正透過閉路電視觀賞一個動物園景區。

炮台山富利來商場Mist Gallery現場。

播放內容是多段關於雀鳥的影片,事緣袁雅芝在「樂園」工作拍攝雀鳥時,留意到牠們重複的行為及身上掙扎的痕跡:「鳥有時會不停兜圈、來回踱步,有時更會不停啄金屬,甚至會因而咬爛自己嘴巴。」她從研究資料上讀到,這些重複性行為,正是鳥類感到壓力或焦慮時出現的特徵:「即使鐵籠很大,但相比起大自然也只是很小的地方。鳥類知道自己自由受限,很容易出現掙扎的行為,而絕大部分生活在大自然的動物不會出現這種狀態。」

在研究動物園源起的過程中,袁雅芝得知法國凡爾賽皇宮有一個八角形的動物園,中間有個瞭望台,人們可以在中間360度觀看四周圈養的動物。「在原始時代人類與動物同樣處於大自然生活,隨著人類文明越來越發達,慢慢與動物劃分成從屬關係。動物園的出現限制了動物的自由,將動物關起來作展示或觀賞,也是國家權力彰顯的象徵。」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lt, 1926-1984)在其著作《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5)中,將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的環形監獄(也稱全景監獄「Panopticon」)概念與動物園聯繫起來,因為它們都有禁錮與監視的功能。

在香港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等地公共動物園拍攝籠內動物的生存狀態。

從這方面看,人類對動物的控制,與極權政府對人民的監控十分相似。動物被剝奪了自由,只能生活在狹窄的空間;而日常生活中的我們,雖然沒有困在實質的牢籠裏,但城市裡面各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建設,乃至限制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法規, 加上越發無處不在的監控鏡頭,同樣讓人聯想到「環形監獄」。而我們,不就是「全景樂園」(Panoptic Paradise)中的「城市生物」嗎?

《全景樂園:重複性行徑》
日期:即日至11月28日
地址: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公共空間(10m-10pm)
地址:炮台山富利來商場1樓45室Mist Gallery(2pm-7pm)

油麻地Kubrick Cafe展覽現場。

Raúl Hernández:《48》

動物為求生四處覓食,人類自古亦出於因各種原因而四處流徙,或為戰爭災害,或為個人理想追尋。攝影師Raúl Hernández在2014年來香港當西班牙文老師,那時他大學畢業沒多久,單純想離開西班牙到新地方生活。去年他的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丟得更遠,丟得更快》(Losing Farther, Losing Faster),便是想表達他以「外國人」身分生活在香港,那若即若離的微妙感受。

油麻地Kubrick Cafe展覽現場。

初到香港時,Raúl 連英文也講不好,遑論粵語,與人溝通流於簡單表面;加上無法適應香港的快速節奏,總覺得與這城市格格不入。三年後,他從九龍灣搬到旺角,很想拉近與香港的距離,了解所居住的社區。只是,他融入方式不是學習廣東話(最近他在學習普通話),而是以攝影為切入點,透過相機去捕捉一些「熟悉」的東西——他經常流連在旺角、油麻地及深水埗等地,拍攝生活在香港的南亞族群及外藉家庭傭工。展出過程中,不少觀眾理解其作品為紀實攝影,但他坦言紀實不是他的目的:「我是想透過這些​​異鄉人的存在,表達出我身為一個外國人如何在香港適應陌生的環境。」

攝影以外,他另一個認識香港的方法,是閱讀西班牙文版的中國經典書籍—— 李白、杜甫的詩,還有《論語》、《莊子》,甚至是《易經》、《道德經》。「我覺得《道德經》充滿哲學智慧,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想法,每次閱讀總有新的啟發。」閱讀這些經典文哲,使他重新了理解自己過去對於語言、家及身分的執著。現在他可以更輕鬆自在地與人溝通,每天順其自然地擁抱一切迎面而來的事,用老子的說法,就是「無為」。

老子《道德經》第四十八章有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意思大概是追求學問要每天學有所得,追求道則需每天持續地減少欲望和行為,最後達到無為的境界。這場展覽開宗明義以《48》為題,當中照片拍攝的環境與對象或與前作大同小異,但呈現出來的,是創作者對於畫面掌控更大的自信:更敢於採取主動,敢於與被拍對象共同嘗試各種構圖表達——反映的是Raúl對於創作者身分更多的自覺與自在。既然這城市急速變化,與其繼續焦慮於各種「不適」,不如主動融入身邊一切,造就更多可能性。

《48》
日期:即日至2022年1月2日
時間:11:30-22:00
地址: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H2地舖Kubrick Cafe

何家豪 用相片記載香港的都市傳說

相傳在1980年代,很多華富邨居民目擊UFO,隨後UFO發出強光,向大嶼山方向飛去。雖然缺乏相片或影片佐證,不過這個都市傳說一直流傳至今,攝影師何家豪拍攝的華富邨照片,以一道強光模擬當年的「華富邨的不明飛行物體」。

何家豪近年以各種方式蒐集民間故事,鬼郵差、港督府秘道、藍田水龍、匯豐獅子魔咒等,故事繪聲繪色,讓人難辨真偽。「這些都市傳說往往是集體創作,可能是無法證實的真實事件,也可能是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最重要的不是故事的真假,而是這些都市傳聞某程度上盛載著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香港人在某段時期對於社會的看法,這是官方論述之外的事蹟,非常值得保留。」

皇室堡狐仙

事隔多年後,當聆聽過故事的老人家相繼離世,遺下的建築物也可能因為重建而消失,後來的人們未必有途徑了解這些故事,可能就會慢慢失傳。關注社區及土地議題的何家豪,以攝影的手法為這些都市傳說尋找視覺上的載體,讓這些故事增添說服力,當中也承載著他的個人感受。

相傳在皇室堡的前身溫莎公爵大廈,在一塊雲石的紋理中出現七個狐狸頭,後來流傳有一名嬰兒在商場的酒樓擺滿月酒後死亡,「狐仙殺人」之說於是不脛而走。當年狐仙的雲石早已拆走,當何家豪前來商場拍攝照片時,卻巧合地發現仍有相關的意象。「商場裏面有七個小朋友的櫥窗人形公仔,它們的服飾恰好有狐狸的元素,彷彿是狐仙的借屍還魂。」

匯豐獅子魔咒

另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是匯豐銀行的獅子魔咒。在中環匯豐銀行總部有一對銅獅子,張開口的那隻叫史提芬(Steven),另一隻叫施迪(Stitt),用來保護銀行。相傳這對靈獅有個魔咒,每次移位時香港就會發生災難,第一次是1941年,銅獅被日軍運到日本,還差點被溶掉,香港則淪陷三年八個月。第二次是匯豐總行1983年重建,獅子被移到對面的皇后像廣場後,香港隨即發生大股災。當獅子去年元旦被人塗鴉及縱火後,已有人預料香港將再次遭受不幸,結果同樣應驗!

這系列「新香港傳說」照片至今有逾三十幅,通常在夜晚時分拍攝,畢竟大部分鬼故及傳說發生在入黑之後。何家豪以紅外線攝影結合由移軸鏡頭進行拍攝,將多張照片合成的影像轉換成黑白效果,呈現出營造鬼魅、冷清的氣氛。「紅外線是不可見光,用紅外線拍攝的照片可見更多暗位細節,也能看到許多人眼看不到的東西,視覺上很適合這系列作品的創作。」

《新香港傳說》@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 

日期:即日至11月28日 

地址:石硤尾JCCAC六樓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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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豔色——何藩的電影世界

著名攝影師何藩(1931-2016)以充滿光影詩意的舊香港照片為人所認識,其實他也是一名演員及導演,執導逾二十部電影,更曾擔任台灣金馬獎評委。非牟利藝術團體REEL TO REEL INSTITUTE最近策劃專題節目「再現.重構——何藩的文藝艷色」,播映多部何藩導演的作品,包括揉合驚慄、懸疑和情色的《淫獸》(1978)、台灣文藝奇情片《時代之風》(1990年台灣公映)、九十年代情色名作《我為卿狂》(1991),以及何藩最後一部導演作品《罌粟》(1994)等。

何藩最後一部導演作品《罌粟》(1994年)。

有「光影魔術師」的何藩,電影導演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大學時期,他與羅卡、石琪、吳宇森、章國明等電影人認識,更與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大學生活電影會」,也會為看過的藝術電影寫下影評。當時他眼見電影製作公司尋找新演員,曾經學習過演戲的他決定一試,渴望成為「香港費里尼」的他,1960年加入邵氏電影公司時,其實是想當導演。然而,當時邵氏需要的是演員,他心想演員一樣可以學習電影製作的過程,更何況著名導演李翰祥也曾是演員出身,令他覺得可循此路勇闖影壇。

當時他與邵氏簽約八年,參演過《不了情》(1961)及《宋宮秘史》(1965)等電影,當然最出名的角色是扮演唐僧,當時青靚白淨的他,接連參演《西遊記》(1966)、《鐵扇公主》(1966)、《盤絲洞》(1967)及《女兒國》(1968)等作品,還登上過不少明星雜誌。 經歷過演員階段,何藩的演藝事業相當順利,但他心裡仍然想成為導演。

短片《迷》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

1961年,他曾擔任電影《燕子盜》的副導演,也曾製作過黑白無聲短片《大都市小人物》(1963),所以當演員的合約結束後,他決心實現導演夢。他曾說,在鏡頭後才可尋回真正的自己,他十分嚮往導演的工作,1969年,他與孫寶玲一同執導的短片《迷》已獲得不錯迴響,成功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從而開始二十多年的導演生涯。

雖然何藩有多年演戲經驗、擅於講述故事,更是出色的攝影家,然而令他在電影圈成名的卻不是這些,而是三級片導演的頭銜。1972年,他更以《血愛》開始唯美文藝片與情色片生涯,及後執導《春滿丹麥》(1973)、《長髮姑娘》(1975)、《初哥初女初夜情》(1977)及《三度誘惑》(1990)等逾廿部影片,後者是香港第一套票房過千萬的三級電影,不過要數最出名的,以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也令他的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

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令何藩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

何藩後來曾坦言,自己並非喜歡執導豔情片,只為搵食而製作,以色情內容或暴力做賣點的三級片往往得到觀眾青睞,反而認真製作的藝術電影相對少人問津。可以的話,他寧願創作實驗及藝術電影,他曾以有限資金在台灣執導文藝片《台北吾愛》(1980),結果叫好不叫座,票房很一般,後來甚至不能在香港上映。如此一來,就更沒有人願意投資他的藝術電影,何藩無奈向現實低頭,只能跟隨投資者的口味。1992年,台灣金馬獎曾想委任他為評委,當時也曾引來爭議,最後他成功擔任評委,可見他的地位不只是三級片導演。

REEL TO REEL INSTITUTE形容何藩的電影勇於實驗,「以豐富的影像和聲音設計,營造巧妙特殊的情境和構圖,把文藝信念、通俗故事呈現得極具藝術風格。他的情色電影回應時代的情慾想像,不避塵俗,又超乎其外;勾劃胴體線條、造型和動態之美,仿如活動藝術攝影,推動香港情色電影發展,且能自成體系。」

雖然何藩曾說過,在演員、導演及攝影師三重身份中,最喜歡的仍是攝影。然而這並非意味他的電影創作不重要,「再現.重構——何藩的文藝艷色」的特別放映,正好讓港人重新認識何藩幾乎被遺忘的電影之路, 重溫他的文藝、艷色及唯美的光影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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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後攝影師凌文滔 《留住一切,親愛的》

已故英國評論家John Berger在其著作《留住一切親愛的》中,書寫世間的苦難引起讀者共鳴,透過釋放內心的關懷與溫暖,讓人們看見美好的一面。本地攝影團體Menos年輕攝影師凌文滔(Axel Ling),最近推出首本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同樣以其著作為名,不同的是他以影像代替文字,呈現出內心的脆弱與憂傷,在黑白反差的城市快照中,釋放出無以名狀的情緒。

凌文滔(Axel Ling)首本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

年僅二十歲的Axel,千禧年出生於南美法屬圭亞那,兒時參觀過當地著名的圭亞那太空中心,令他曾夢想成為太空人。九歲時,在當地開設超市的父母打算退休,於是帶著他回到香港。來到地球另一端,令他感到始料不及的不是密集的高樓大廈及繁忙的街道,而是功課繁忙的教育模式,每晚做到九、十點才能完成。原本參與戲劇的他,在十六歲時接觸攝影,覺得這個媒介更適合表達自己。「那時對攝影的印象,僅僅片面地停留在廣告影像及《國家地理》雜誌等風光旖旎的照片,在相機廣告的『洗腦』下,也曾誤以為只有好相機才能拍攝出好照片。」

令他突破這種思想框架的人,是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那種高反差、失焦及模糊的風格,對他有很大震撼,「原來攝影可以這樣拍攝!」他買來一部二手Ricoh GX200相機,漫遊在街頭,同樣以黑白、粗微粒的風格表達個人情緒,「黑白照片給人的感覺較抽離,相比起森山大道,我的情緒、風格並不像他一般強烈。」

凌文滔想用相機留住珍惜的一切。

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收錄的是他近兩年拍攝的照片,「那時剛考完DSE,準備離開香港到英國升學,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對未來充滿未知,這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促使我不斷拍攝,想用相機留住珍惜的一切。」攝影集不乏他在香港拍攝的照片,街頭的廣告影像、城市的輪廓,營造出躁動不安的情緒。在水塘旁邊,他用左手抓緊水中的枯葉及泥土,好像正在緊緊抓住某些失去的事物。

除了他在倫敦藝術大學修讀預科時於英國拍攝的影像,還有因為英國疫情而選擇在波蘭首都華沙過境停留時所拍攝的照片。「那段時間即使我已離開香港,但仍時刻心繫這片土地,有時在國外看到某些事物,也不禁想起香港。」在經歷過戰爭蹂躪的波蘭,他拍攝的墳墓或街上見聞,同樣瀰漫著淡淡的悲涼或憂傷氣息。

在水塘旁邊,他用左手抓緊水中的枯葉及泥土,好像正在緊緊抓住某些失去的事物。

不論是在香港、倫敦或華沙拍攝的照片,均是模糊而朦朧的,令人無法輕易辨別拍攝地點。這某程度上也象徵他混沌的內心世界,不論身處何地,那段日子的內心總有一種不捨得離開的感傷。完成攝影集後,當他一頁頁翻著照片,過去的情緒湧現眼前,不禁潸然淚下,而攝影集正代表這一階段的自己。刻下的他,正前往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影視學院(FAMU)深造攝影。

完成攝影集後,當他一頁頁翻著照片,過去的情緒湧現眼前,不禁潸然淚下,

Axel認為,攝影集不僅是他對過去的總結,同時也鼓舞更多人推出攝影集,「香港在這方面的風氣並非很成熟,既然我也能推出攝影集,其他人比我更有經驗,我希望能鼓勵更多人出版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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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偉良:「舊照片是集體回憶 」

著名攝影師翟偉良(1942-2021)日前逝世,終年79歲。

翟偉良1960年代中開始攝影,逾半世紀以來,一直樂此不疲地記錄香港的點點滴滴,不論是城市風貌、勞動階層、昔日行業、傳統節慶,以及街頭巷尾的人生百態,一一被他的鏡頭攝下。

生於東莞的翟偉良,年少時已對攝影及黑房有初步認識,十五歲時來到香港,1959年加入香港政府工作,1993年退休並獲優良服務獎。1964年,他在大會堂見到攝影展覽的漂亮照片後大受啟發,決定參加教育署舉辦的免費攝影班,師承鄧雪峰老師(與何藩、黃貴權等攝影師份屬師兄弟),這才開始認真地拍攝。

翟偉良的照片,有沙田河填海的畫面、有石硤尾的天台學院、駱克道的運貨三輪車伕、汽車排隊在中環統一碼頭準備過海的情形,可謂記錄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當時家住九龍城的他,聽到消防車的聲音,便衝到附近的九龍城寨拍攝救火現場,城寨裡環境擠迫,有許多非法經營的牙醫,火災事故時有發生。

翟偉良只在週末或公眾假期出動,拍攝大自然與昆蟲、小朋友與街頭面貌,還有跑馬賽事,連當年邵氏公司開放給公眾拍攝明星的活動,他也沒錯過。堅持拍攝多年,他說攝影只是個人興趣,當年曾有人打本給他做沖印及婚紗攝影,但他覺得當興趣變成工作,反而不自在,反而每個星期外出拍攝更開心。難怪逾半世紀以來,他一直樂此不疲地拍攝至今。可惜的是,多年前他曾待在英倫數月,結果家中漏水,逾千張相片就此報銷,可謂損失慘重。

2004年,他發起首屆《黑白情懷》展覽,聚集顏震東及周潤發等攝影愛好者,展出眾人手工製作的寫實照片。展覽的反應非常熱烈,及後變成幾乎每年一度的活動,至今共舉辦十多屆,漸漸有很多新面孔及年輕人加入,令更多人感受到黑白攝影的魅力。

當時為參加展覽,他徹底搜尋過去拍攝的黑白底片,最終找到兩百張攝於1964年至1970年間拍攝的照片。這些影像題材豐富多元,既有街頭巷尾的生活瞬間,也有體育活動、工展會、寶蓮寺等畫面。為了不讓這批照片被遺忘,他因而萌生舉行展覽的念頭,結果在2006年舉辦《獅子山下 1964-1970攝影作品集》。

2009年,港鐵為慶祝三十週年,正在尋找香港舊照片,讓市民了解地鐵未通車前的模樣,翟偉良是當年罕有踏足十八區拍攝的攝影師,照片固然非常適合,當時他還找來幾位朋友供應照片,令影像更豐富。不知情的人或以為港鐵公司給予他豐厚報酬,實情上翟偉良眼見照片不是商業用途,算是社會公益活動,結果分文不取,只要求列出攝影師名字。

「我覺得這些照片是集體回憶,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這些照片,我求之不得,總好過將菲林藏在床下底。 」

圖片由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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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潔宜  卯時曙光下的香港地標

卯時,即早上五時至七時,是黑夜離去、黎明來到的時刻,意味著新一天的開始,晨曦的曙光也象徵著希望。這月落日升的微妙時刻,正是人們睡夢正酣時,香港攝影師唐潔宜卻選擇起早摸黑,帶著雙鏡反光相機前往香港不同的地標或紀念碑,這些地方或多或少見證過本地社會事件,在晨光熹微之際,她嘗試以抽離、平靜的角度記錄當下的感受。

唐潔宜在2009年開始接觸攝影,她曾參與過不同聯展,《卯時》的出現,對應的正是2014年參與的攝影聯展《子時》,她說在特定的時間內拍攝有一定考驗,畢竟在卯時發生的事情並不多。經歷過一連串社會事件,近年的香港喧囂不已,眼見這座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變得越來越陌生,她既感到無奈,同時也充滿無力感,唯有在深夜和清晨才有片刻的安寧。

在沉澱思緒過後,她選擇在清晨來到「地標」前,例如是和平紀念碑、維園女皇銅像、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禮賓府、中山紀念公園和高鐵地盤等,這些地方象徵著權力、歷史和某些社會事件,對唐潔宜及許多香港人而言,同時也參雜著情感或回憶。在她鏡頭的審視下,相片裏四野無人,從維園、從政總到終審法院,過往曾令人傷心或茫然之地,在卯時的晨光下,此刻卻一片寧靜,促使觀者以另一角度重新反思它們的歷史意義和存在價值。

這系列作品攝於2016年至2021年,第一天拍攝的日子是2016年6月4日,她來到熟悉的維園,當時曾有「不再悼念六四」的呼聲,令她有些傷感。維園的一端被鐵馬圍住,另一端則有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巨幅橫額,在空曠球場的襯托下,一切顯得很平靜,聯想起日前被迫解散的支聯會,更顯得尤其不真實。

香港是名副其實的「鐵馬圍城」,許多標誌建築物時常可見鐵馬或水馬圍著,在2019年的社會事件過後,連行人天橋也被鐵絲網團團圍住,成為一種「新秩序」,一般人無可奈何,只能默默穿過壓抑的鐵籠。唐潔宜的鏡頭穿過鐵絲網,審視著遠處海底隧道入口的政府宣傳橫額,一句「國家安全,護我家園」,彷彿一切已成定局?

展覽的最後一幅照片,是被鐵絲網圍著的行人天橋,天橋的盡頭是一棵綠色的植物,彷彿象徵著走過牢籠之後,就能見到希望及出路。唐潔宜透過卯時的晨光,提醒並期許香港終會見到一絲曙光,「因為無論情況怎樣令人沮喪,我們也不能失掉希望,特別是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 

卯時

日期:即日至2021年10月3日

時間:11am-1pm, 2pm-6pm (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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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維銓攝影55年 「天、 地、人」作品展

現年72歲的香港導演及攝影師翁維銓,現正於香港大會堂舉辦「天、地、人」攝影作品展,展出過去55年拍攝的約三百幅相片。

翁維銓最為人熟悉的身分是香港新浪潮電影導演,代表作有《行規》(1979)及《再生人》(1981)等,現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瞧潮香港60+」展覽,在講述香港新浪潮電影篇章時,也有談及翁維銓的作品。

1968年,十九歲的他赴美讀書,後入讀美國加州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期間兼職助理攝影師。翌年,他跟隨曾兩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攝影」的美籍華人黃宗霑學習電影攝影,自此展開二人亦師亦友的情誼。最初他拍攝毒品等題材的紀錄片,及後以紀錄片的拍攝手法製作劇情片,處女座《行規》講述一名警察如何在毒販與線人之間周旋,最後以悲劇收場,是香港電影新浪潮重要作品之一。

縱觀他的創作,一直如影隨形的反而是攝影。1966年,年僅十七歲的他因為想獲得「沙龍攝影獎」而迷上攝影,在美國升學時,他主修攝影、副修電影,1972年回港後成為一名攝影師。翌年,他得到恩師黃宗霑資助,首次舉辦個人攝影展。多年來,他舉行過多次展覽及出版過五本攝影書籍,當中在1980年代出版的《總站·終站》拍攝的是尖沙咀火車站的最後歲月,此書在千禧年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對他而言也有重要意義。

尖沙咀火車站是九廣鐵路香港(英段)總站九龍車站的俗稱,也是翁維銓小時候流連之地,在他成長的記憶裏,不乏火車站附近的人與物。1975年11月29日是尖沙咀火車站的最後一天,他用兩筒菲林拍攝最後一班火車離開的過程,將對於此地的情感及回憶顯影在影像中。翌日,九廣鐵路的總站遷至紅磡(即紅磡站),尖沙嘴火車站在1978年拆毀(僅鐘樓原址保留),遺址現為香港文化中心。在今次展覽現場,也有展出這本書籍及當年拍攝的照片。

《總站·終站》

今次展覽由「光影作坊」策劃,內容以天、 地、人為主題,包括十二組作品,題材豐富多元,創作年份橫跨逾半世紀。「天」用唯美風格拍攝大自然景色,在高處以俯瞰角度拍攝山峰及田園風光,展示大自然的宏偉;「地」是關於空間、自然界的一切,喜歡遊山玩水的他,多年來的足跡遍及老撾、泰國、吳哥窟及西藏、新疆等地方,以寫實的鏡頭展現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人文風景。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人」,他說有人的照片才有意思,畢竟風景僅是過場。翁維銓鏡頭下的人物總是充滿笑容,真摯地直視鏡頭,令人好奇鏡頭後發生過什麼互動。當中在新疆拍攝的照片尤其出色,1986年,他曾出版攝影集《新疆:絲路上的中國情》(Xinjiang: The Silk Road Islam’s Overland Route to China)。他形容雖然當地人的生活和政治存在矛盾,但生活態度卻是很正面,他的照片也捕捉了當地人的精神面貌及民風習俗。

雖然翁維銓喜歡四處遊歷,但他也不忘對現代都市的過度發展等問題感到擔憂。早在1970年代,他已在藝術中心舉辦名為「人與他的環境」的展覽,為攝影作品進行編導式的「加工」,在相片表面加上蠟燭、鐵絲網,或進行相片拼貼,藉此反映出環境污染及都市化等問題。已故著名建築師何弢當年對他的作品,也有很高的評價,這些影像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依然是十分前衛的。

從事攝影多年,翁維銓形容攝影對他而言是一種隨遇而安。他覺得攝影是表達自己的方式,以平衡商業上的掣肘,是他「心中的樂土」。

《「天、 地、人」翁維銓作品展 》

展期:即日至9月12日

時間:11am-6pm

地址: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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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攝影天堂 170年歷史中環街市的前世今生

有逾170年歷史的香港中環街市,在停止運作18年後,終於在2021年8月23日開幕試業。回想當年,這裏曾是攝影愛好者的天堂,像何藩鍾文略邱良、麥烽、趙羨藻等攝影家都曾在中環街市的水磨石樓梯取景。這篇文章藉著他們的照片,來重溫中環街市的前世今生。

保育與活化是香港近年發展的熱門話題,由美利樓、舊大澳警署、雷生春到美荷樓,有重建有完整保留,有褒也有貶, 當中不可避免都涉及建築物的歷史及文化價值。這對中環街市絕對有前車之鑑的作用,作為香港目前屈指可數包豪斯風格的建築物,中環街市從風光一時走向停用,之後更曾一度面臨清拆威脅,幸好最後政府懸崖勒馬將其剔出勾地表。定下活化方案後,社會上對中環街市保留的程度也議論紛紛,眼見同為包豪斯風格的前灣仔街市變得面目全非,不願中環街市步其後塵的聲音也愈來愈強。當我們討論如何保育一座建築物時,自然不能忽視其歷史意義,而中環街市的前世與今生,正好見證香港的歷史發展,極具保育意義。

何藩 《三點九・中環街市》,1950及1960年代,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前世

中環街市位於皇后大道中與德輔道中之間,東、西兩側分別是域多利皇后街與租庇利街。它是香港現代化街市的先驅,在同一座建築物裡,有魚檔肉檔,也有生果蔬菜。中環街市曾是東南亞最大型的肉類市場,當年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和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均有到訪。當然,要了解中環街市的歷史意義,更應追溯至它的前身--誕生於 1842 年的廣州市場(Canton Bazzar),以及前中環街市時期的歷史。

1842年,英軍登陸香港翌年,在中環海旁一帶(即現時中環街市一段的皇后大道中)有不少華人攤販聚集,他們多來自廣州, 因此便有廣州市場之稱。據悉街市曾短暫遷往皇后大道東,約1850年改名為中環街市(Central Market),並遷至現址。1858年,第一代中環街市重建而成,及後在1895年,政府將街市建成一座更優雅的大理石建築。建築樓高三層,中央設有塔式建築,屬維多利亞式房屋設計,於1937年拆卸。1938 年,中環街市再次重建,並於翌年啟用。

何藩 《穩》,1950及1960年代,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提供。

當時包浩斯(Bauhaus)建築風格非常流行,像中環街市和灣仔街市都以這個風格建造。中環街市樓高四層,一至三樓是街市,可容納超過200戶攤檔,頂層是職員宿舍及辦公室。街市呈長方形,樑柱採用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建成,角位略圓,特色是以簡單的橫向線條及實用功能為主,設計平實,沒有多餘的裝飾,只有一排排的玻璃窗。建築物中央是長方形中庭,和玻璃窗一樣可加強天然光線及空氣流通,亦可改善人的流動。整個中環街市由當時的工務司署(Public Works Department)負責設計,從街市的功能出發,是建築師吳永順所說的Form Follows Function,所以當時也被視為是最先進的街市。

日軍佔領時期,中環街市曾被改為「中央市場」,這個名字直至1993年,仍見於德輔道中的入口。1967 年,當時的港督戴麟趾曾前來參觀這個東南亞最大的肉類市場,而街市的重要性也吸引另一位總督葛量洪到訪,成為一時佳話。1990年代,隨著中環填海計劃完成及高樓大廈陸續建成,中環街市一帶成為高樓林立的商業金融區,住宅區逐漸向半山遷移。1994年,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啟用後,中環街市上層被改為中環購物廊,並作為恆生銀行總行大廈及行人天橋的連接點。儘管有電梯連接中環至半山,不過街市的使用率仍持續下降,最終於2003年,中環街市完成其使命,正式停止運作,只有德輔道中與租庇利街的兩間公廁持續開放。

關閉後,政府初期有意將中環街市的地皮用作私人發展,將街市拆建成新的商業大廈,並將地皮列入勾地表(即申請售賣土地表)。作為匯聚中西文化及中環歷史發展的見證,中環街市在1990年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但三級歷史建築並不受《古物及古蹟條例》所保護,仍會面臨改建甚至拆除的命運。

鍾文略,1960年代,圖片由F22 Foto Space提供。

今生

2005年,香港建築師學會發表《中環街市之歷史及建築研究》報告,分析中環街市的設計風格、歷史意義、建築價值等,希望保留這座建築物。吳永順當時也在香港建築師學會, 他說當時還未有天星皇后碼頭事件,社會的保育意識並不強, 社會上普遍認為像西港城那種風格的才值得保留。「灣仔街市和中環街市都體現包浩斯形式源於功能的精神。可惜,即使有專業人士建議保留,政府也未必聽你意見,當時另一包浩斯建築物灣仔街市,也已賣給地產商華人置業。」

得悉香港唯一包浩斯建築風格的建築物將面臨清拆命運, 包浩斯發源地的德國對事件也十分關注,德國駐港總領事館向政府表達保留中環街市的立場。2007年,發展局成立,將文物保育納入規程,加上天星皇后碼頭事件後,社會的保育意識及訴求與日俱增,於是政府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保育中環的計劃,希望將中環街市打造成「城市綠洲」,並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由市區重建局進行保育及活化。

在中環街市活化前,市建局將只有數間店舖的中環購物廊近一半的空間開闢為綠洲藝廊(Oasis Gallery),作為中環的休憩及藝術展覽空間,而另外大半的空間則被圍上圍板。綠洲藝廊會不定期舉辦展覽, 也曾是香港本地設計節Detour的活動場地。另外,市建局亦邀請李惠珍、李志清及黃照達三位藝術家,為中環街市外牆加入漫畫元素。

定下保育計劃後,市區重建局邀來中文大學建築學院院長何培斌教授研究中環街市的建築及保育價值。何教授是研究宗教建築史的專家,多年來一直研究香港的建築保育,像灣仔動漫基地(已改名為茂羅街7號)、北角油街實現、中環PMQ及大坑虎豹別墅的保育工作均有參與,有些是文物影響評估(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有些是設計研究或做工程,中環街市前期的評估工作正是由何教授負責。

趙羨藻,1966年。

2011年,何教授帶領團隊做了三四個月研究,從建築及社會的角度,評估對中環街市的影響,究竟哪些一定要保留、哪些又不一定要保存。「我們進去每層都看,很多攤檔都是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像外牆、橫向窗戶、水磨石樓梯等這些定義特徵元素(Character Defining Elements)一定不能改,不然就沒有以前街市的回憶。」

雖然中環街市不是很漂亮的建築物, 但何教授認為街市代表那個時期建築的風格,有歷史價值,是值得保留。他同時又指出,當建築物失去其原本作用時,便不一定要保存所有部份。「中環街市已做過幾次改動,部份建築甚至已消失,屋頂也曾加建過,如果改動能給建築帶來新生命,又不影響我們認為重要的部份,我認為是可行的。」

雖說如此,但早於2009年之前,已有不少民間保育團體呼籲完整保留中環街市,覺得舊建築不應該加入新元素,最起碼不應該破壞舊有建築面貌,因為中環街市是僅有的當代包浩斯風格建築。它作為有逾170年歷史的街市,見證整個社區的變遷,日佔時期被日軍改名也見證歷史事件,更與附近的中區警署建築形成文化建築群。面對社會訴求,市建局展開諮詢工作。

何教授說,保育有兩種方法,一種是top down,由政府由上而下去做;一種是bottom up,由社會發聲,究竟我們要什麼。「中環街市是介於兩者之間,是市建局籌劃一個bottom up的過程,藍屋也是,我覺得這個方案很好,因為這個建築有很多人使用,也有很大的社會價值。他們思考在如何用這個建築時,不是以自己想法出發,而是大家一起去想。」

邱良,《媽姐》,1963年,照片由攝影畫報提供。

曇花一現的建築方案

吳永順也有參與提供中環街市的設計方案,據他表示,市建局從十多個計劃書中選出四個,然後做公眾諮詢,問大家希望街市將來有什麼用途,最後他所在的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AGC Degign Ltd)的漂浮綠洲(Urban Floating Oasis)設計得到最多市民支持。他說,漂浮綠洲的設計較多互動、創意成份也較多。

「大家覺得中環街市應有多些綠色空間,但到我們真正研究結構時,發覺這有一定難度,因為樹、泥土、水都有重量,原有建築物的結構無法支撐這些東西,就算在原有的建築物上種樹,也需要將舊有結構加固。當結構要加固時,我們也想有創意成份,希望既能保留舊建築物,像外牆、橫向窗戶、 長方形中庭、水磨石樓梯及部份攤檔等定義特徵元素都會保留,也會加入新元素,所以最後我們拿走最頂那層,利用懸臂式結構去加高,讓加建上去的綠洲看起來像浮起來,這樣21世紀與20世紀新舊建築之間的空間感覺也有對話。」

決定漂浮綠洲計劃後, 市建局再拿去招標, 最後還是選擇吳永順的建築公司。「當時市建局要求落標時與外國公司合作,於是我們找來日本建築大師磯崎新(Arata Isozaki),他將我們原本設計變得更簡化,讓整個建築的風格及定位更清晰。」

簡單化後的設計方案,看起來像一個裝在玻璃箱裡的綠洲,在四周都是高樓大廈的中環,可以作為城市的呼吸空間。中西區關注組發言人羅雅寧也認同中環街市應該活化為公共空間,但她認為設計的高度遠遠超過規劃署設定的高度限制(即四層或現有高度,後來城規會放寬高度限制),是有違規劃原意的。「整個設計破壞街市原本的建築,將街市貶低為漂浮綠洲的一個基地,裡面的大多數攤檔也沒有得到保留,沒有尊重街市的歷史。」

麥烽,1960年代。

結果,談論多年的漂浮綠洲計劃,最終並沒有出現,中環街市的外觀大致上保留。裏面據悉有1,000平方米的公共空間,以及連接中區至半山自動扶梯的24小時行人通道及公共洗手間。

市區重建局在2021年初公布,中環街市活化項目的營運合約,將由華懋集團旗下的公司營運,為期十年,預計2021年第三季開始首階段營運。何教授則指出,街市在所有國家都是最好、最活躍的社區中心,它的社區價值是無法代替的,如何讓新的中環街市維持舊有的那種氣氛,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原文見於2013年《號外》雜誌,再作修改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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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忽略的天橋底 充滿「敵意」的荒謬空間

香港天橋密集,行人天橋有943條,行車天橋及橋樑則有1,369條,以人口密度計算,在全球大概也名列前茅吧。天橋的出現固然有利於交通及行人來往,減少交通擠塞的情況,同時也衍生出天橋底這種公共設施的副產物,它的存在像是一種曖昧,沒人知道它的真正用途。規劃者忽略對這種空間的構思,人們走在天橋上,也甚少想像天橋下的風光。事實上,在地少人多、貧富懸殊的香港,連天橋底被人忽視的空間,原來也是許多人的珍貴資源,漸漸成為露宿者的安身之所。

過往由於政府忽視這種空間的存在,天橋底的無家者一直相安無事,直至十多年前發現天橋底的空間,於是開始進行「整頓」。某些天橋底則用鐵絲網圍住,不讓任何人進入這片公共空間,後來更慢慢演變為「敵意設計」(hostile design),在天橋底整齊有序地建造蛋型石頭或尖角的水泥磚塊,甚至是堆疊的石陣及大石塊,造就出一道怪異而無用的「風景」,與周圍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十分超現實,城市研究者黃宇軒稱此為「惡意的紀念碑」。

如此「用心良苦」,目的就是不讓人使用這片空間,更確切地說,就是趕走在天橋底露宿的無家者。我們常識中的公共空間,應該以便民利民為前提的,一個理性的政府,見到這麼多人流離失所,理應反思社福政策,趕走棲身於此的露宿者,貧窮問題並不會就此消失,更不代表這些人不需要露宿,只會令他們去更偏僻隱蔽的地方。攝影師周浩文的鏡頭拍攝天橋底的如斯景況,這系列照片可謂一種無聲控訴,某程度上也是對城市空間規劃的詰問。

《天橋底》,由brownie publishing出版。

事緣在2013年,周浩文在旺角天橋樓梯底發現一堆石塊,身處其中時腦海中閃過很多類似的畫面。「每天路過的天橋底,存在著介乎看見與看不見的公共空間。即使從小到大看過很多類似情況,但看完總是很快便忘記。」香港有不少攝影師關注天橋底的露宿者,卻甚少有人拍攝天橋底下的空間面貌,周浩文於是帶著哈蘇菲林相機,到港九新界這些被人忽略的空間拍攝,月前更將多年來拍攝的照片集結成《天橋底》一書。

在攝影集中,周浩文將天橋底下的內容分為數個章節,第一部份是天橋底空間的整體環境,例如中環夏愨道天橋下三尖八角的石陣、油麻地渡船街天橋底的蛋型石頭、九龍城世運花園天橋下的圓柱及四角錐形的水泥磚塊,錐形石塊也令周浩文拍攝時難免擔心,「害怕不小心踏錯腳會釀成意外。」荔枝角寶輪街停車場天橋底是電影《濁水漂流》的拍攝地,那凹凸不平的地面以及傾斜的矮石牆,不知情的人或以為是裝置藝術,這些為人們帶來不便的建築物以及非人性化的空間設計,也明顯是為趕走露宿者。「最離奇的是,觀塘道天橋底是繁忙的馬路,平時並沒有人露宿,也有很多大石頭,這讓我摸不著頭腦。」

攝影集第二部份聚焦人們在天橋底空間的使用痕跡及前後的轉變對比,橋墩有塗鴉、天橋底有床褥及椅子,還有被遺棄的熊公仔等,可見這些地方曾是不少人的容身之處。除了前文提及的無厘頭大石塊及堆疊的石陣,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樣貌詭異的動物雕塑,何文田公主道天橋下的熊貓、海豚,以及大角咀港灣豪庭附近的天橋底下的海馬、海獅等海洋動物雕塑,同樣令人不明所以。另外還有足球場、遊樂場以及仿造園林等空間設計,但據悉使用率並不高,是否好壞則見仁見智。

攝影集的最後一個章節,拍攝的是空曠無物的天橋底,有的則放上一張長椅,相比起那些所謂的石陣、雕塑,這種簡單的設施或者不作為,反而順眼得多。攝影師的鏡頭也記錄天橋底的另一面,例如筲箕灣東喜道寵物公園及渡船街遙控車場,的確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便利。「解決問題有很多方法,除了規劃得更好,其實不作為(故意加上石塊),或許也是一種解決方法。」

周浩文以哈蘇相機拍攝,相機的腰平取景令照片有種置中及較客觀的構圖,然而畫面越漂亮、構圖越工整的照片,正正更突出整件事情的荒謬,呈現出如此的空間設計是如何不合邏輯。夜晚時分的取景也為照片增添一種舞台的光線效果,四野無人的冷清畫面令照片瀰漫著一種超現實感覺。《天橋底》的印刷也別有心思,照片以銀色油墨印刷在濃黑紙張,雖然費用不菲,不過這種銀色卻凸顯出天橋底這片空間的浮誇及荒誕感,該攝影集的編輯鍾卓玲形容,銀色代表那種華麗但無意義地剝削別人生存空間的狀態,的確令照片背後的意義有所昇華。

【延伸閱讀】

  1. 高仲明 凝視露宿者的生活 :https://wp.me/p4xktX-1Kq
  2. 雷日昇-無家者的天空 :https://bit.ly/3cax4A8
  3. 購買《天橋底》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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