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ond Cauchetier 紀錄法國新浪潮電影台前幕後

法國新浪潮是電影史上的重要章節,由杜魯福及尚盧高達等傳奇導演,掀起一場電影革命。當時為電影推波助瀾的,還有2021年初逝世、享年101歲的劇照攝影師Raymond Cauchetier,他曾為尚盧高達的《斷了氣》(Breathless)、杜魯福的《祖與占》(Jules et Jim)等多部新浪潮電影拍攝劇照及幕後花絮。2019年是新浪潮電影60周年,香港法國文化協會與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策劃電影劇照展,透過Raymond Cauchetier的照片重溫新浪潮經典。

1950年代,多位法國電影人不約而同踏足遠東地區,Agnes Varda踏足中國、Chris Marker走進北韓,而Raymond Cauchetier則前往中南半島(如今的越南、柬埔寨及老撾等地)拍攝。令他對這地方深深着迷的,是1931年在巴黎舉辦的殖民地博覽會,小男孩被巧奪天工的吳哥窟吸引,一直在茲念茲,渴望親眼見證。

在杜魯福的《祖與占》裏,女主角Jeanne Moreau與兩個男主角在橋上奔跑一幕,是青春叛逆的見證。

Raymond Cauchetier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從未學過攝影,直至1945年加入法國空軍部門,才開始接觸相機,可謂自學成才。1951年,他隨法國空軍到胡志明市(當時稱西貢)服役,當時正值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他拍攝空軍的行動以及戰役,為此還得到戴高樂將軍的褒獎。

1954年,戰爭結束後,他退役想成為攝影師,當時美國著名的Smithsonian Institution曾在越南為他舉辦展覽,日本雜誌也大篇幅介紹其作品。正當他滿懷希望時,回到巴黎卻屢吃閉門羹,後來他經日本攝影師木村伊兵衞認識布列松,為Magnum Photos拍攝越南首任總統吳廷琰,可惜同樣功虧一簣,照片不獲出版。1956年,法國導演Marcel Camus在越南拍攝電影《Fugitive in Saigon》,製片人得悉他身在當地,邀請他為電影拍攝劇照,就這樣糊裏糊塗踏足電影圈。

拍攝《斷了氣》時,他趁劇組休息,邀請男女主角在香榭麗舍大道拍攝,成為經典「劇照」。

與高達結緣 製經典劇照

重返巴黎後,他開始與電影人、影評人來往,包括初出茅廬的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1959年,他為高達的首部長片《斷了氣》擔任片場攝影師,之後也為Jacques Rozier的《再見菲律賓》(Adieu Philippine)及Jacques Demy的《天使灣》(Bay of Angels)等多部新浪潮電影掌鏡。當時劇照攝影師的角色,其實並不太受重視,通常只是記錄場景,方便核對連戲,同時提供宣傳電影的劇照。

Raymond Cauchetier經過多年的紀實攝影訓練,視自己為攝影記者,而非單純的劇照攝影師,因此他沒有乖乖地站在攝影機旁邊拍攝,據悉拍攝《女人就是女人》時,攝影機正準備拍攝,他忽然出現在鏡頭前拍下高達及電影攝影師,惹來導演批評。當時新浪潮捨棄攝影棚,以真實場景拍攝,其中一幅《斷了氣》劇照,因電影拍攝時引來途人圍觀,因此他趁劇組休息時,邀請男女主角在香榭麗舍大道散步,拍攝成為經典「劇照」。

見證愛情 與國王做朋友

除了拍攝劇照,他也拍攝電影的幕後花絮,拍攝《女人就是女人》時,高達與女演員Anna Karina有不少親密瞬間,更在翌年結婚,他的照片可謂見證二人互生情愫。在另一幅《斷了氣》的照片裏,高達向女主角Jean Seberg解釋劇本,原來當時導演邊拍攝邊寫劇本,往往臨場才有對白,對演員而言絕對是個挑戰。

Raymond Cauchetier的照片,某程度展現了新浪潮電影的特色。不過,他因工資微薄的關係,從此離開電影界。可惜的是,由於版權問題,這些照片沉寂近半世紀,他對新浪潮電影的貢獻也一直被忽視,直到近年才重新得到認可,並在2015年出版《Raymond Cauchetier’s New Wave》攝影集,當時他已95歲。

雖然離開電影圈,但他仍以攝影為生,他一直很喜歡中南半島的風土人情,1950年代時,他空閒時總會帶着相機四處拍攝,甚至和柬埔寨國王施漢諾(Norodom Sihanouk)成為朋友。1967年,他曾應施漢諾邀請到柬埔寨拍攝照片,以推廣當地旅遊,可惜這些照片後來全被赤柬燒毀。之後他沉迷於拍攝古蹟及教堂建築,用20年時間在歐洲及中東拍攝,記錄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

圖片來源: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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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同人誌《Prologue》 記香港被遺忘的人

攝影同人誌作為一種志同道合的攝影作品結集,在香港曾經活躍過,在2008年至2010年間,由朱德華主編的《pH infinity》、由黃勤帶及岑允逸等攝影師出版的《麻雀》、由新聞攝影師梁祖彝發起的《柒菲》、由小丁與何兆南等人籌劃的《傾計會》先後面世,可惜推出三、四期後便無疾而終。

這些年坊間不乏攝影師以不同形式推廣攝影,2018年初,一群本地攝影愛好者成立攝影組織「Ménos 心象社」,不定期舉辦攝影講座及Photo Walk等,2019年中更結集11位成員作品,推出攝影集《Prologue》,首期主題是「Hong Kong Street」。

攝影師盧嘉俊拍攝一位在街頭露宿的長者。

不拍靚人靚景 反映貧窮問題

顧名思義,攝影集主題是香港街頭,有地鐵乘客、街上行人、豬肉檔主或後巷偷閒抽煙的員工,這些人或直視鏡頭,或匆匆行過,這些照片既是街頭百態的寫真,也是香港社會的縮影。閱讀過程中,垃圾桶、露宿者、流浪貓、拾紙皮或推石油氣罐老人家的照片不斷浮現,無形中加強了一種印象,反映香港的貧窮問題。無可否認,在金融都市的光環下,香港仍有許多生活困苦的人。

將鏡頭對準露宿者的攝影師林敬豪說:「香港街拍文化不太廣泛,大家只在拍靚人靚景,我認為不足的是沒有太多人去關注那些被遺忘的人,其實我們總能經常在街頭遇見露宿者或拾荒者,只是有些人沒有選擇去看見。」他鏡頭下的露宿者及流浪漢,有的睡在金舖前,有的徘徊在後巷,這些都並非隨機抽樣能拍攝到的畫面,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後,盡可能在不騷擾對方的情況才按下快門。

攝影師林敬豪認為,香港並沒太多街拍攝影師集中關注露宿者或拾荒者。

仔細翻閱攝影集,有些照片能明顯見到畫面的趣味點,如途人的眼神或舉止。然而更多是編輯的心思,將相似元素的照片並排,如抽煙的人、地鐵的孩童、露出肚腩的伯伯與小孩,既有歸類效果,亦產生另一種趣味效果。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兩張上下並置直視鏡頭的照片,一張是街頭表演者戴着太陽眼鏡及草帽開心唱歌,一張是衣衫襤褸流浪漢的無助眼神,兩種不同的街頭生活照片形成強烈對比,這種效果是單獨觀看時所缺乏的。負責編輯攝影集的鄭偉學說:「無論是順序看或者隨意翻閱,都希望讀者能發掘相片之間的互動,以及段落之間的故事性,然後在腦海內建構各自的想像空間。」

編輯排版見心思 令讀者有好奇心

有別於固定排版的攝影集,《Prologue》的閱讀體驗是有驚喜的。有時是一張跨版照片、有時是對齊或對角的兩張照片、有時是一橫一直,甚至是三張不同尺寸的照片,甚至是一片黑色或紅色,呈現出不同的節奏,閱讀時無法估計下一頁是甚麼畫面,而每一次翻閱,都可能有不同的發現。攝影師梁舒婷說:「這種編輯及排版心思,令讀者有閱讀的新鮮感及好奇心。」當然這種優點同時也可能是缺點,畢竟有時彩色與黑白照片之間的過渡效果並不總是理想,有時難免會顯得跳脫,但無論如何,它至少提供不同的閱讀方式。

某些照片有明顯趣味點,並排的相片能產生另一種趣味效果。

作為一本同人誌,《Prologue》不是逐一介紹每位成員的作品,而是將所有人的作品視為一個整體,再進行編排。這樣固然需要更多的心思去處理,雖然每個人拍攝的地點及風格不盡一致,或是動感畫面、或是曖昧色彩,然而在「香港街頭」這個大主題下,眾人各自發揮,卻合併成更多元化的香港街頭。攝影集最後分別收錄每位攝影師作品的縮略圖,其實也是另一種展示作品的方式,讓人去了解各位攝影師的作品。這種手法令我想起日本東京街頭攝影師創辦的同人誌《VoidTokyo》,然而《Prologue》的主題內容,卻絲毫不比它遜色。

《Prologue:Hong Kong Street》

日期:即日至1月5日

地點:何蘭正(中環蘇豪卑利街65-65A號地舖)

中環大業藝術書店及銅鑼灣攝影器材店Meteor有售《Prologue:Hong Kong Street》

原文見於果籽

光影魔術師 Bill Brandt

攝影被喻為光與影的藝術,英國人Bill Brandt(1904-1983)是上世紀其中一個將光影玩得出神入化的攝影師,不但利用強列的光影對比令被攝者從環境中孤立出來,更遊走於真實於虛幻之間,以光影投射感觀。說他是光影魔術師,其實絕不為過。

因病得福

儘管生於漢堡, 但Bill Brandt的一生似乎跟德國沒甚麼淵源,他也不喜歡這地方,更聲稱自己生於倫敦南部。一次世界大戰完結沒多久,他便感染上肺結核,不得不在瑞士的療養院度過青春時光。後來他去奧地利接受治療,在當地慈善家Eugenie Schwarzwald的照料下逐漸痊癒。美國著名詩人龐德(Ezra Pound)參觀慈善家住所時,Brandt為他拍攝照片,出於感激,龐德將他介紹給當時已聲名遠播的美國超現實主義攝影師MAN RAY,於是他前往巴黎成為其攝影助理,開始奠定超現實主義的基礎,這年他25歲,

紀實攝影

學徒歲月雖只短暫數月,但對其攝影之路卻影響深遠,他在MAN RAY身上學習如何表現內在,懂得捕捉心中畫面。在巴黎逗留三年後,他前往英國發展事業,當時他受匈牙利攝影師Brassai在1932年出版的《Pais de Nuit》啟發,開始在倫敦拍攝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及夜間景色,最後結集成《The English at Home》(1936)及《A Night in London》(1938)。這兩本拍攝倫敦生活的攝影集不錯迴響,當1940年當德國空襲倫敦時,英國情報局委託他紀錄大轟炸期間倫敦地下防空洞發生的事情,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紀實攝影作品。

人體攝影

戰後,他不斷嘗試新穎的拍攝手法,在人像及風景攝影範疇尤其出色。有次看過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Citizen Kane》後,被電影裡的視覺效果所震撼,於是他告別紀實攝影,轉向嘗試比較實驗性的影像,找來一部裝有廣角鏡的舊式柯達箱式相機拍攝女性身體,近攝時的光學畸變及大景深的效果充滿視覺衝擊力,激發他對人體攝影的興趣。

一開始時,他僅在室內拍攝人像,後來他發現在海灘拍攝時,岩石沙礫的粗糙更能襯托出人體肌膚的光滑。為突出這種人體的視覺效果,他甚至通過暗房處理加強這種反差,以犧牲照片的真實和細節,換來畫面誇張的表現力。1961年,他將這些人體照片集結成攝影集《Perspective of Nudes》,一舉奠定他攝影大師的聲譽。他的影響力至今依然不減,在他逝世三十周年之際(2013年),紐約現代藝術藝術館(MoMA)舉辦展覽《Bill Brandt :Shadow and Light》,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攝影師。

Bill Brandt同名攝影集可於「顯影·書櫃」購買。

無家者的天空 有瓦遮頭是奢求?

近年有句戲謔的說話叫「貧窮限制了想像力」,但真正貧窮的生活,一般人也無法想像。在經濟掛帥的香港,有瓦遮頭是奢求,每晚有逾千人睡在天橋、街道、公廁、網吧、麥當勞、貨車甚至機場,共同構成了無家者的身份。攝影師雷日昇拍攝露宿者多年,出版過三本《野宿》系列攝影集及新作《無家者生活誌》,希望用圖片喚起社會關注、改變社會現狀。然而20年過去,近年露宿者的人數卻不減反增,原因何在?

劉鐵民在街頭流露宿逾五十年,因參與雨傘運動,去年尾被高等法院判監四個月。

經濟復蘇 露宿人數不跌反升

露宿人數與經濟問題,無疑息息相關。1999年,在金融風暴後,許多人失業、成為負資產,無奈被迫露宿街頭,當年尖沙嘴文化中心門外曾是露宿者聚居地。這固然是冰山一角,卻促使非牟利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展開露宿者服務,與時任報社攝影記者的雷日昇合作,用三年時間慢慢接觸及拍攝露宿者議題,並在2002年出版首本《野宿》攝影集及舉辦同名展覽。當初他曾樂觀以為,情況若有改善便不再拍攝,誰知20年後經濟復蘇,露宿問題近年反而更加嚴重,「歸根究柢還是樓價及土地問題,現在連中產也覺得吃力,更何況基層!」

當租住板間房或籠屋都要兩、三千元租金時,對於低收入或綜援人士而言,這的確是很大的經濟壓力,許多不捨得租住的人便要流落街頭。綜援人士有租金津貼,但金額有限,只能租住閣樓及板間房,居住環境很惡劣。「我曾探訪位於廁所上層的閣樓,大熱天時沒有冷氣;板間房的木床有木蝨,根本無法入睡,因此很多人寧願瞓街,當租個地方來存放家當。」有些家住新界的人,在市區找到兼職,奈何收入低微,寧願在市區露宿。常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但有家歸不得,有房不能住,這才是難以想像的事。

租住床位的阿強因床有木蝨,有時夜晚會到快餐店睡覺。

也是普通人 只是較不幸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2013年登記的露宿人數是718人,到2018年增加至1,270人,大多集中在深水埗及油尖旺區。一方面,社署雖有資助露宿者宿舍運作,讓這群淪落街頭的人得以有一息喘氣的空間,然而卻治標不治本,往往住幾個月就要離開。另一方面,政府又將露宿者的藏身之處趕盡殺絕,將天橋底圍起鐵絲網。「趕走了他們,並不代表這些人不需要露宿,只會令他們去到一些更偏僻隱蔽的地方。」

這些畫面,都記錄在雷日昇的鏡頭之下,這些影像既是一種紀錄,亦是一種控訴。雷日昇說紀實攝影需要長時間的拍攝,才能記錄露宿者的轉變,看到新聞攝影以外的一面。他覺得文字的記述同樣重要,因此書中也有多位記者撰寫的露宿者人物故事,「所謂紀實攝影,需要影像的藝術感與文字的配合,才能產生應有的震撼力量。」

一位露宿者在地產舖門口準備睡覺,顯得分外諷刺。

要改變現狀恐非易事,但起碼社會大眾對露宿者的觀感有所改善。回想廿年前,他們常被標籤為吸毒人士或精神病患者,人人避而遠之。「現在大家都對露宿者有普遍認識,希望可以有更多包容。」多年來接觸過無數露宿者,有人捱餓、有人病痛,他見過自力更生的老人家在街頭離世,也見過不少成功再入屋的例子。「其實露宿者與大家一樣都是普通人,只是他們比較不幸,畢竟沒有人想瞓街。」

原文見於果籽

趣味街拍 捕捉巧妙瞬間

火炬變成煙囪、途人頭上的勞力士皇冠,香港攝影師黃建榮(Edas)的街頭照片,是日常生活的有趣瞬間,巧妙的錯位效果令人忍俊不禁。美國著名攝影師Elliott Erwitt說過,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observation),Edas的照片正印證這名言,在尋常之處發現巧合與趣味。

每位看過Edas作品的人,都會為相片中的巧合畫面嘖嘖稱奇,被輪胎撕裂開的欄杆、地鐵乘客的龍珠頭,照片人物往往與環境產生有趣互動,令人不得不佩服其過人的觀察力。某些作品有湊合成份,某些畫面卻是他腦海中預想的情景,「有次行街見到有位女士站在海報女郎腋下,心想如果她會捂鼻就太好,結果那一瞬間出現,就迅速按下快門。」還有一幅女傭與海報動漫人物融為一體的照片,同樣是他預先構思的畫面,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將這系列作品稱為「Poster Gaming」。這歸功於他多年街頭拍攝的直覺與心得,有時碰見造型獨特的人,更會特別留意其一舉一動,看看能否與環境互動。

愛發白日夢 深受周星馳影響

攝影師固然要有好奇心,Edas說有如此風格的照片,其實是性格使然。兒時常獨自在家,經常發白日夢,至今仍不時搞爛gag,加上深受周星馳的無厘頭文化影響,攝影某程度上成為他表達天馬行空想法的途徑,「有時我覺得是用搞笑相片來訓練想像力。」他曾拍攝過一張流汗浹背的男人相片,汗水印在衣衫上的痕迹,感覺好像卡通人物;另一幅室內光管與室外白雲並排的照片,絲毫沒有違和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想像力,許多人根本不會拍攝如此畫面——這令我想起他網站上的愛因斯坦名言:imagination is everything。

Edas任職瑞典公司當工程師,有逾10年時間要瑞典、香港兩邊住,北歐冬夜漫長,容易令人感到沮喪。「攝影某程度是種救贖,專注攝影時能抵抗這種沮喪心情。」自學攝影的他,早期喜歡拍攝風景,沉迷過器材,2011年開始街頭攝影,模仿過森山大道式的黑白隨性,但他很快知道這並非心中杯茶,慢慢嘗試在街拍時加入想像力,令畫面變得更有意思,「我希望透過相片去引發大家的想像力,重新定義或看事物。」

作為一名周末攝影師,Edas只能在公餘時間拍攝,他坦言並非每張作品都精采滿意,「街拍效果有高有低很正常,重要是繼續自信去拍攝。」然而安全的拍攝環境,對創作出好作品有很大幫助,他的許多照片,都是在熟悉的油尖旺地區拍攝。「當你身處陌生環境時,總會有些牽掛,很難完全投入環境。」平時他也盡量放鬆放空,心無旁騖,才更易發現有趣的畫面,這正是他作品的特色,每一張相片都看似漫不經心,然而卻是匠心獨運的。

多年來累積一定數量的作品,他最近推出攝影集《RE-FORM》,字面上是改革之意,他說其實是重組照片,以想像力結合四周環境,重新組合出新的主體,建構成一幅幅有趣的畫面。「時下很流行街頭攝影,有人喜歡何藩式的光影詩意與唯美構圖,有人鍾情森山大道式的隨性高反差,我很想知道,這種街拍又能否被人接受?」

·原文見於果籽

何藩 念香港人的舊

2016年,著名攝影師及導演何藩(Fan Ho)在美國因病去世,享年85歲。在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他正籌備攝影集《念香港人的舊》,離世後其家人從已挑選的五百幅遺作中,精選出153幅作品結集成書,2016年出版面世,代理何藩的畫廊Blue Lotus Gallery翌年在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辦《何藩 : 鏡頭細訴香港光影》展售會,展出逾三十幅經典原作。2019年3月,畫廊再舉行《念香港人的舊》(Portrait of Hong Kong),展出書中另一批作品,既懷念何藩,也重看昔日香港舊貌。

故事要從2015年說起,當時畫廊負責人Sarah Greene與在美國聖荷西與何藩一同整理舊菲林底片,發現許多在1950、1960年代拍攝卻從未發表的作品。何藩很喜歡這些照片,不過在沙龍攝影的年代,所謂的寫實攝影並不獲重視。於是當時二人決定出版照片,何藩用一年時間重新檢視這批塵封菲林,進行掃描及剪裁,還親自為每張照片起題,哪想到期間因病撒手人寰。

何藩被譽為「東方布列松」、光影魔術師,他對光影十分講究, 作品構圖鮮明,獨特的光影營造出或戲劇感或詩意美感。他對多重曝光的掌握也出神入化,街道與海平面的結合、小巷的帆船,盡顯其獨特的美學視野。

不過在《念香港人的舊》一書中,更多的是寫實照片,聚焦港人面孔。他拍攝的市井百態照片,充滿人文氣息,如搬運的苦力、沿街叫賣的小販、街上玩耍的孩童等,記錄那年代香港人的苦難和堅韌——有人說是街頭攝影,其實更是一個年代的記錄,即使半世紀後重看,依然非常親切,一切如斯美好,令人緬懷。

近年,何藩在香港攝影界是炙手可熱的名字,其事蹟你或多或少有聽聞。1931年生於上海,作為富商的獨生子,他的童年原本過得逍遙而快樂。1941年,日軍侵佔上海,在澳門出差的父母因戰爭原因被迫滯留,將近四年無法相見。那時候,好奇的他拿起父親的柯達Brownie相機拍攝,自此與攝影結下不解之緣。

年紀輕輕的他,已憑藉上海外灘的照片得到獎項,當時上海並沒攝影學院或課程,一腔熱誠的他透過攝影書籍和電影自學成才,白天到大街或弄堂拍攝,夜晚就將浴室變為暗房沖洗照片。十八歲時,他獲得一部Rolleiflex雙鏡頭相機,繼續追尋攝影夢,並用此相機拍下許多的著名作品。

一家人在戰後團圓,兩年後移居廣州,1949年在香港安定下來。何藩鍾情文學及古典音樂,曾在新亞書院修讀比較文學,他尤其中國古典文學感興趣,更將詩詞的意境融入攝影,這種手法在他後來的作品亦可見一斑。大學時何藩曾因學業成績不理想,中斷學業去旅行和攝影,之後再重返大學修讀戲劇。何藩曾在訪問時提及,他原本想當作家,後來得了嚴重頭痛病,必須停止閱讀及寫作,只能以鏡頭代筆。

1950年代,香港並沒正規攝影學校,為獲得更多攝影知識,何藩加入多個業餘攝影師協會,包括香港攝影學會及中國攝影學會等。當時香港的業餘攝影圈頗為蓬勃,在美國等地方亦得到認同,何藩積極參與其中,同時為多本期刊撰寫攝影文章。

當時的攝影學會喜歡集體外出拍攝,然而拍攝出來的照片往往類似,所有何藩更鍾意做獨行俠,除了沙龍攝影常見的詩意光影的帆船畫面等,同時以寫實的方式捕捉許多大街小巷及市集百態,令他的作品尤其與眾不同。在活躍於攝影界的十多年間,他屢次在國際攝影界獲獎,在1950及1960年代更連續多年獲得美國攝影學會頒發的「攝影十傑」的頭銜。

正所謂攝而優則導,何藩亦有電影導演夢,不過其導演生涯卻並非一帆風順。1960年代加入邵氏時,渴望成為「香港費里尼」的他,其實是想當導演,然而當時邵氏需要的是演員,他心想演員一樣可以學習電影製作的過程,何況名導李翰祥也曾是演員出身,這也令他覺得可循着此路勇闖影壇。

當時他與邵氏簽約八年,參演過《不了情》(1961)及《宋宮秘史》(1965)等電影,當然最出名的角色是扮演唐僧,當時青靚白淨的他,接連參演《西遊記》、《鐵扇公主》和《盤絲洞》等作品。儘管如此,他心底裏仍是想當導演,他曾在1961年《燕子盜》擔任副導演,也曾製作過黑白無聲短片《大都市小人物》。

1970年代是他導演生涯的轉捩點,和孫寶玲一同執導的短片《迷》成功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1972年更以《血愛》開始唯美文藝片與情色片生涯,拍攝《春滿丹麥》(1973)、《初哥初女初夜情》(1977)及《三度誘惑》(1990)等逾廿部影片,當中以1986年的《浮世風情繪》(肉蒲團)最廣為人知,也令他的「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何藩後來曾坦言,自己並非喜歡執導豔情片,只為搵食而製作,他曾執導文藝片《台北吾愛》(1980),但由於資金及製作有所限制,結果叫好不叫座,甚至不能在香港上映。

何藩一直執導1996年,65歲退休後,他離開香港,前往聖荷西與家人團聚。在家人鼓勵下,他開始整理年輕時拍攝的相片,出版《香港追憶》(Hong Kong Yesterday, 2006)、《人生舞台》(The Living Theatre, 2009) 、《香港‧往日情懷》(A Hong Kong Memoir, 2014)及逝世後的《念香港人的舊》(Portrait of Hong Kong, 2016,2021年出版第四版)、《感情・感悟・感覺》(Photography. My Passion. My Life. 2021)等攝影集。他曾說過,在演員、導演及攝影師三重身份中,他最喜歡的仍是攝影。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畫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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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人 呂楠的中國三部曲

中國攝影師呂楠歷時15年創作的攝影三部曲,《被人遺忘的人——中國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在路上——中國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是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的史詩式作品,這些珍貴的黑白影像充滿人文關懷,表面上紀錄了不同低下階層的樸素生活,實際上從苦難、救贖到幸福,呂楠以毫不矯飾的鏡頭,呈現了生命的不同狀態。

平等視角 呈現精神病人

呂楠在攝影界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他是位低調的苦行僧,也是位孜孜不倦的創作者。現年57歲的他,1980年代在攝影師鄰居的影響下接觸攝影,其後任職於《民族畫報》。他的作品或許令人聯想起Josef Koudelka那簡潔有力的詩意畫面,然而啟發他走上攝影之路的卻是文學作品,歐文·斯通的《梵高傳:對生活的渴求》及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令他嚮往成為藝術家,而呂楠的媒介就是攝影。

《被人遺忘的人》拍攝中國多個省市的精神病患者。

1989年及1990年,呂楠走訪多個省市數十間精神病院、面對逾萬位精神病人,紀錄下這群被人遺忘的另類群體的生活面貌。他並非此類題材的先行者,著名攝影師Mary Ellen Mark的《Ward 81》及Raymond Depardon拍攝的意大利精神病院,都堪稱典範。事實上,呂楠也因一本拍攝精神病人的攝影集啟發,才萌生拍攝《被人遺忘的人》的念頭。珠玉在前,呂楠拍攝的這系列作品卻絲毫不遜色。

他最初在精神病院拍攝,後來更把範圍擴至病人的家庭及流浪患者,更全面地紀錄精神病人的生存狀況。呂楠的鏡頭沒有煽情或標奇立異,反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情景,人們在玩啤牌、跳繩、畫素描、打乒乓波……他們不是被人妖魔化的特殊人群,也是有尊嚴的人。呂楠用平等的視角,去呈現他們平凡、不為人知的一面。

拍攝時他感受至深的,是他在北京一所精神病院拍攝時,有位病人忽然快步衝他而來,呂楠以為對方會過來傷害他,本能地低頭保護相機,然而抬頭後卻發現對方原來想握手。此事也令卸下「精神病人」這標籤,將鏡頭聚焦他們的情感,而非病徵。「他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精神病人。」

《在路上》紀錄中國鄉村地區天主教徒的生活。

若說精神病人是呂楠主動選擇的題材,那麼後來拍攝的天主教徒,卻是冥冥中註定。拍攝《被人遺忘的人》時,呂楠在教堂拍攝了一位神父為精神病教友降福的畫面,那一刻他知道第二個要拍攝的項目,就是天主教。宗教題材在中國大陸是敏感議題,拍攝期間他曾被拘留二十多天,攝影器材也曾被沒收,可依然沒能阻擋他的決心。1992至1996年,呂楠在多個省份拍攝鄉村地區天主教徒的生活,如同名字《在路上》一樣,這系列作品有許多朝聖隊伍的畫面,象徵他們一生都在信仰的路上。呂楠紀錄了教徒們的生活日常,做麵餅、吃晚飯,更多的是祈禱的畫面,在強烈反差的畫面中,隱隱可見簡陋貧困的生活環境,而祈禱及信仰正給予他們力量,支撐他們繼續走下去。

最近推出的英文版《Trilogy》將三部分作品結集成一書,銅鑼灣Meteor HK有售,售價1,180元。

苦難救贖幸福 結集成書

雖然三部曲主題截然不同,但呂楠關注的始終是人。《被人遺忘的人》是苦難,《在路上》關於救贖,《四季》則是令人聯想到幸福的平靜生活,最近推出的英文版作品集《Trilogy》將三部分作品結集成一書,誠然加強了作品之間的聯繫。攝於1996年至2004年的《四季》,作品本身已帶有濃烈的情感,不論是父女、夫婦,還是爺孫、姊妹,總能明顯察覺村民之間的親密關係。

《四季》拍攝了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

呂楠前後去了九次西藏,每次停留三四個月,最長一次是九個月,鉅細無遺地拍攝這片山野的瑣碎日常,吃飯、跳舞、紡線、揚麥、播種……完整的秋收過程更拍攝了四次,最後從逾十萬張菲林中挑選百多張照片。呂楠的鏡頭不是典型的湖光山色,而是充滿生活細節的質樸畫面,其中一幅拾麥穗的女人作品,令人想起法國畫家米勒的《拾穗者》,充滿詩意與美感。在西藏這片高原淨土裏,這樣的畫面其實也有一種宗教的莊嚴儀式感,這又令三部曲多了一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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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電話訴心聲 給坦桑尼亞總統的信

智能電話是把雙刃劍,有人沉迷或成為低頭族,懂得善用的話,卻能賦權發聲,甚至改變社會現狀。在非洲國家坦桑尼亞的邊陲地區,當地村民將智能電話搖身變為發聲機器,在社交平台投訴社會問題,並tag了總統或相關官員的帳號。然而,在貧窮落後的當地村落,類似問題多不勝數,當中又有多少心聲能真正被聽見呢?攝影記者高仲明的攝影集《給總統的信》,邀來多位當地村民齊齊發聲,一人一訊息講述民生問題,祈求總統以實際行動作回信。

在坦桑尼亞西北部基戈馬地區,村民在社交平台向總統提出訴求,這位村民盼望有電力供應。

高仲明是樂施會的義務攝影師,去年中跟隨組織到坦桑尼亞,拍攝當地社區發展及人道主義等項目,最後結集為一套兩冊攝影集:《塵土中的尊嚴——坦桑尼亞》及《給總統的信》。在西北部的基戈馬(Kigoma)地區,校舍擠逼、公路失修、食水供應不穩定,遠在邊陲一角,村民的聲音不被聽見,最後自然不了了之。近年智能電話在坦桑尼亞開始慢慢普及,樂施會在當地發起「animation」計劃(參與者稱為animator),給當地村民智能電話,資助電話費用,教導他們學習操作電話及社交媒體,培訓他們成為社區的「發聲達人」。在臉書與推特等社交媒體發帖前,animator通過收集村民意見及商討議題,再訂立倡議的內容向總統或國家部長投訴。

對於生活在都市的港人來說,透過社交平台來發聲,是尋常不過的事,只是視民意如浮雲的特區政府,坊間如何眾聲喧嘩也無動於衷。「當地雖然很落後,相對民智未開,但近年上任的總統似乎很開明,有決心做好基層問題。」在《給總統的信》中,高仲明徵集村民的心聲,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的希望增加課室數目、有的祈望有電力供應、有的寄望有一條平坦的道路、有的盼望穀物能賣個好價錢……當然問題不會瞬間解決,但村民們明白自己權益要自己爭取,一部電話一則發文就是一個希望。然而不久後奇蹟出現了,泥路修好了、新課室出現了,「成功爭取」的例子為數不少,背後也與當地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

攝影集以當地樂施會工作人員Yussuf Kajenje做結尾,他說請關注坦桑尼亞面對的種種挑戰。

2015年上任的民選總統馬格富利(John Magufuli),出身貧困背景,曾當過學校教師,雖然他打壓人權為人詬病,但他痛惡貪官污吏,回應基層需求,卻頗得低下階層歡心。去年他因低價收購腰果一事而革除農業部長,做事如此雷厲風行,在社交平台被tag的官員,自然不敢怠慢。對村民來說,相比起以往哭訴無門,有了智能電話後簡直是接通天地線,讓問題得以有效解決。

高仲明受樂施會邀請到坦桑尼亞拍攝,回港後出版一書兩冊攝影集:《塵土中的尊嚴——坦桑尼亞》及《給總統的信》。

其實歸根究底,所有的問題仍是貧窮問題,正如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對白:這世上只有一種病,是窮病。踏足坦桑尼亞後,「我見到許多小朋友沒有衣服或鞋子,令身體很容易感染細菌,許多小朋友更因疾病而死。」其中一位在當地樂施會的工作人員說「請關注坦桑尼亞面對的種種挑戰」,大概已說明了問題。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問題也非一日成事,起碼村民們是相對樂觀的,但願那封總統的回信,不會來得太遲。

·原文見於果籽

Marilyn Minter 朦朧美感下的女性主義

豔麗的紅唇、特寫的眼睛、私處的毛髮、朦朧的軀體,美國藝術家Marilyn Minter的作品總是不斷挑逗觀者的感官。這些前衛大膽的影像,重複出現在她的繪畫、攝影及影片作品裏。過去三十年,這位活躍的女性主義者,一直以一種超乎性感的方式來探索女性議題,並塑造了獨特的藝術語言。

華美中的吶喊

Minter向來是個出位的藝術家,在她初出茅廬的1960年代尾,已嘗試用別樹一格的方式來繪畫女性形象。1980年代開始,她作品中的女性主義探索越來越明顯,1989年繪畫陽具及口交的作品Porn Grid》,引起很大爭議,為她惹來批判與有色眼光。女性在今天能勇於發聲,然而當時女性自主的話題尚未普及。2009年的Sticky & Sweet Tour》世界巡迴演唱會中,歌手麥當娜選擇了Minter充滿爭議性的影片作品,作為演唱會的視覺元素,肯定她多年來的創作,「因為我們都相信女性擁有性自主。」

在作品《Green Pink Caviar》中,藝術家把鏡頭對準在透明玻璃上不停舔魚子醬的女性紅唇,在特殊的視角、飽滿的色彩下,顯得份外誘人。她解釋說,「嘴唇是有隱喻的,令人聯想到呼吸與生命,同時也隱喻了慾望。」不論畫作還是攝影作品,紅唇早已是她作品中的標誌性元素,此外她也喜歡特寫眼睛及腳後跟等女性身體部份。有如時裝攝影的飽和色調,她的作品批評的卻是時裝攝影對女性身體的過份包裝,以及對女性身體的消費。華麗的高跟鞋包裹着的是沾滿了泥濘的雙腳,柔美的嘴唇毫無保留地展露着欲望。

現代浴女圖

在女性軀體及特寫之外,她的作品中常常可見水珠、玻璃及霧氣等元素,令作品中的女性帶朦朧美。她指出作品與沐浴有關,浴女是傳統畫作的慣用主題。在古典藝術史中,女性胴體一直是代表大自然中美的最高呈現,例如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塞尚(Paul Cézanne德加(Edgar Degas)的畫作,都不乏女性在大自然環境下沐浴的畫面。

她的作品也借用傳統繪畫的題材,提出個人見解。更準確地說,她的作品使我們想起的是淋浴。她以朦朧的影像呈現這些性感動人的畫面,令人聯想起情色作品中的沐浴場景。傳統畫作的女性形象常以偷窺的視角繪畫,然而在她的作品裏, 豔麗的臉孔主動迎向鏡頭,掌握了女性的自主權。因水氣而模糊的玻璃後方,在展露與掩藏之間,呈現出有別於窺探的複雜情感。

持續的探索

年輕時,Minter已是一位技巧純熟的畫家,能畫得一手寫實的畫作,效果如照片般逼真。她以攝影家的身份廣為人知,然而她卻說自己首先是一個畫家,「只是我的繪畫建基於攝影,如果我拍攝了一張完美的照片,或許它不會成為一幅畫作。」她的創作靈感來自聆聽內心的聲音,作品有時是攝影,有時是畫作。實際上,她也拍攝短片,甚至從短片中提取相片,再孕育出畫作,「這三種媒介是互相影響及孕育的。」她的作品嘗試模糊這三種媒介的邊界,也成為她創作的特色。

從不根據單一的影像來繪畫,往往是許多元素結合而成的,然後用半透明的琺瑯材料,一層一層地塗畫在鋁金屬的表面,製造景深及營造過度曝光的效果。早前來港展出的攝影作品,她更運用了嶄新的熱昇華打印技術(dye-sublimation),將影像直接打印在金屬表面,令其作品呈現一致的鮮明透亮感覺。站在畫廊裏遠看,也更難分辨出是攝影還是畫作了。她解釋道:「新技術相比傳統打印技術保存時間更長,而且可打印更多顏色,提供更廣的色域。」

Minter年屆七十了,至今仍孜孜不倦在探索,不單是新技術、跨媒介作品,還有女性主義議題,一如當初。

·原文見於《Photography Is Art》雜誌2018年十二月號

·Photo Courtesy of Lehmann Maupin Galler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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