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地理攝影師Keith Ladzinski :做個負責任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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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保育組織Sea Legacy攝影師在北極圈拍攝到一隻骨瘦如柴的北極熊,最後更因食物匱乏而餓死。照片引起全球關注,再次證明全球暖化日益嚴重。《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Keith Ladzinski月前去格陵蘭島時,亦明顯感受到北極熊的數量在減少,他在當地的巨大冰川數日只見到三隻北極熊,a stark sign of over hunting and climate change heavily affecting the population of this mighty apex predator——他如此形容當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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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在Instagram上有逾百萬追隨者的美國攝影師,最近在中環展出慈善攝影展「A Fragile Planet」,展出三十多幅他在世界各地拍攝地球面貌的作品,透過美麗的照片去提醒世人地球其實很脆弱希望喚起大眾保育地球的意識。多年來在七大洲拍攝,他深深感受到地球環境正變得越來越差,他曾見過許多企鵝的屍體,這令他感受非常痛心。

當日他出席在香港的首次個展,一來就被問到會不會擔心自己的照片鼓勵更多人去旅行而破壞了生態。坦言現代人的碳足跡的確比以往更多,「旅行可以開闊視野,無可否認我的相片也鼓勵了某些人去體驗生活,但同時間也傳遞出愛護環境的訊息。最重要是我們應該做一個負責任的旅行者,每個人做出一點改變,去令環境減緩及停止惡化。」他舉例自己曾多次在不同的國家公園見到遍地垃圾,這令他很傷心,「這是非常不尊重大自然的行為。」這亦更令他明白作為一個influencer,傳遞正確的訊息是多麼重要!

由極限運動到大自然

Keith Ladzinski說自己最愛拍攝大自然,看他那些上天下海的相片,少一點冒險精神也無法完成。事實上他的冒險基因早在年輕時已種下,1990年代時他很喜歡玩滑板,當時他用哥哥的相機拍攝滑板運動,出來的效果令他很震撼,於是買了一部二手Pentax K1000相機。「我不是為了投身攝影才買相機,而是拍攝滑板這件事很有趣,慢慢才培養出來攝影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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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西部科羅拉多州長大,當地周圍都是崇山峻嶺,有次在《國家地理》雜誌讀到一篇四個美國人去巴基斯坦攀岩的故事,也啟發他愛上這項運動,他一位好朋友帶他去攀岩,沒想到Keith Ladzinski摔下來弄傷了頸部。「當時我正職是程式員,偶爾幫滑板及旅行雜誌拍攝,有日我收到一間雜誌邀請拍攝一個攀岩的故事,當時我傷患仍未恢復,但還是接受了工作。」之後他被公司遣散,正好踏上全職攝影師之路,最後更成為《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也成為RED BULLNIKON等廣告商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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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極限運動與大自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歷,他說拍攝極限運動時要有passion,而拍攝大自然則要學識patient,有時甚至要徒步幾日才能拍攝到一張相片。在拍攝一幅海星的作品時,平時拍攝極限的打燈技巧也有用武之地,他用四盞燈照亮黃昏時海裡的海星。相片中的海星被綠色海葵包圍,2013年以來,太平洋沿岸的海星大量死亡,科學家們懷疑是海洋溫度上升所導致。這也是攝影師在策展時經常思考的問題,如何透過一張相片去講述背後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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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agile Planet——Keith Ladzinski攝影展

日期:即日起至2018526

時間:11am至8pm (星期二至六) 10am至7pm  (逢星期一)

地址:中環雲咸街4044號雲咸商業中心29The Haven by Jacada Travel

 

PS:主辦單位Jacada Travel舉辦以#AFragilePlanet為主題的Instagram攝影比賽,呼籲大家分享自己在世界各地拍攝的相片。由即日起至5月31日,在Instagram上傳自己拍攝的大自然風光,並加上主題標籤,就可以參加比賽。比賽得獎者將會獲得一本由Keith Ladzinski親自簽名的《A Fragile Planet》相冊。

(二)From Martin Parr To Hong Kong Parr

「數碼年代下誕生很多攝影師,同時也出現很多垃圾照片。攝影不是為了按下快門而出現,而是為了表達想法、傳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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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Parr是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Magnum Photos)攝影師,也曾擔任通訊社主席。他的攝影生涯始於1970年代,從英國本土出發,多年來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拍攝,食物、人像、消費文化等,將藝術與紀實共融於同一鏡頭之下。

他沒有像通訊社的前輩們一樣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而是在那些看似再普通不過的地方拍攝人們的生活百態,他的照片色彩鮮豔,往往帶有詼諧及諷刺意味,看似隨意又不乏趣味點。他鏡頭下的每個城市都充滿幽默感,所以當他將鏡頭瞄準香港時,便可見廣東道的自由行、街市的豬肉佬、馬場的馬迷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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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Martin Parr在業餘攝影師爺爺的耳濡目染下對攝影產生興趣,1970年,他在前稱Manchester Polytechnic的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學習攝影,並於不久後成為職業攝影師。那個年代彩色攝影雖已誕生,但攝影藝術創作仍以黑白照片正宗,他早期的作品集《Bad Weather》(1982年)也是以黑白菲林拍攝。

1976年,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彩色攝影個展,開始改變業界對彩色攝影的偏見,與Stephen Shore等人一同掀起彩色攝影革命。遠在大西洋另一端的Martin Parr也深受影響,他在1982年開始拍攝彩色照片,並將其帶入紀實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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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不在乎Robert Frank等人推崇黑白攝影的論調,他認為紀實攝影不應有黑白或彩色之分,最重要的是照片如何講述故事,而他覺得彩色攝影能更好地展示色彩繽紛的世界。1986年,他出版第一本彩色攝影集《The Last Resort》,也幾乎是在這段時間,他停止拍攝黑白照片,直至現在。

即使是紀實攝影,他也沒有追隨前人的腳步拍攝社會運動那千鈞一發的場面,反而將鏡頭聚焦在瑣碎之事,沙灘、人群、食物、奇異表情,這些照片色調濃烈,往往令人忍俊不禁。與其他攝影師的宏觀及探索社會議題的作品相比,Martin Parr的照片自然顯得媚俗,有人說這些照片低俗、有人說帶有批判性,惹來不少爭議,以至後來1994年他加入馬格蘭時,通訊社裡仍有不少反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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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看來,紀實是非常主觀的事,他時常舉的例子是,在大雪紛飛的夜晚拍攝,一張使用閃光燈,另一張用慢快門拍攝,結果是截然不同的畫面,究竟哪個才是真實?所以他並不在乎那些評論與解讀,他只是繼續以自己的方法去拍攝,去呈現他所見到的真實。那麼當他來到香港,所拍攝的又是哪一種真實呢?

一座城市有很多種面貌,在攝影師Michael WolfRomain Jacquet-Lagreze眼中是密不透風的石屎森林,同時又是充滿人情味與活力的社區。Martin Parr鏡頭下的香港,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場景,人們在墳場拜山、在景區拍照、在渡輪上看報紙、在廣東道的名店門外排隊、用望遠鏡在馬場觀看賽事。生活在這城市裡的人對這些畫面司空見慣,不要說專程拍攝了,甚至連駐足觀望的慾望也沒有,他卻以敏銳的觸覺捕捉下來,呈現他所看到的香港城市生活。

這些照片某程度上也延續Martin Parr的風格,乍眼望去平平無奇,是生活中熟悉的場景。當仔細觀賞時,卻又隱隱發現畫面中的趣味點,走神的眼睛、旅行社裡的「此處不換零錢」指示牌、名車與清潔工人所象徵的貧富懸殊、名店外的自由行遊客,無不充滿著幽默感或諷刺意味。

他說這次香港之行共拍攝3,000多張照片,僅挑選當中約30張集結成攝影集《Hong Kong Parr》,並結合《The Last Resort》及《Luxury》兩個系列舊作在香港舉辦首個攝影展。

Martin Parr曾在2014年於黃竹坑BLINDSPOT GALLERY舉辦香港首個個展《Hong Kong Parr》。相片鳴謝刺點畫廊

(一)Martin Parr 彩色紀實攝影的實踐

看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的作品,色調鮮豔飽滿、鏡頭畫面看似隨意卻又充滿詼諧,同時帶有諷刺味道,令人忍俊不禁。相比起其他Magnum Photos攝影師,他沒有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而是在遊人如織的景區拍攝旅遊景點的人生百態。他或許未能像Robert Capa般拍攝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他捕捉的每一個畫面,往往帶有獨特看法,同樣也值得觀者去反思。

 

1952年,Martin Parr生於倫敦東南部的Surrey County,在業餘攝影師爺爺的耳濡目染下,小時候的他希望成為一名紀實攝影師。懷著這樣的夢想,1970年至1973年期間,他進入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前稱Manchester Polytechnic)學習攝影,並於畢業後不久正式成為一名職業攝影師。

最初他以黑白攝影為主,早期的作品集《Bad Weather》(1982年)便是以黑白菲林拍攝,後來他受美國新彩色攝影(New Color Photography)運動影響(尤其是William Eggleston),轉而在1984年開始將彩色手法帶入紀實攝影。兩年後,他推出一本彩色攝影集《LAST RESORT》,這些作品與傳統的彩色照片截然不同,色彩濃烈之餘又帶有俗媚的感覺,在當時也被批評為低俗。 

GB. England. New Brighton. From ‘The Last Resort’. 1983-85.

然而Martin Parr卻不以為然,他覺得紀實是一種很主觀的東西,攝影師所呈現的畫面與真相有時並不是同一回事。他或許不及通訊社其他攝影師般充滿使命感,踏上戰場揭示戰爭的殘酷與無情,但他認為自己也在拍攝世界的真實面貌,他只是用自己的形式去表達想法,去呈現他主觀的紀實。雖然身為Magnum Photos攝影通訊社攝影師(後來還成為主席),但世人對他這位「異類」攝影師一直不乏爭議,當他仍是Magnum見習生時已有反對聲音,然而在1994年倫敦會議上,他還是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成為通訊社成員。

儘管如此,爭議與批評並未隨之而去,1995年他在位於巴黎國家攝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Photographie)舉辦展覽,當時布列松看完展覽後,更形容他是來自不同的星球。Martin Parr看似隨意詼諧的攝影手法,固然缺乏布列松的那種浪漫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作品沒有深度,他只是以獨特的色彩和構圖,去呈現他心目中的紀實手法。

古典油畫風 Paolo Roversi 

年逾七旬的意大利攝影師Paolo Roversi,鏡頭下的女性影像猶如一幅幅古典油畫,優雅而夢幻。好多人都說他的作品不像廿一世紀的時尚,反而更似十九世紀的油畫,透過柔美的光線刻畫人物的內在一面。獨樹一幟的風格換來的是各大雜誌與時尚品牌的青睞,已故意大利《VOGUE》總編Franca Sozzani對他褒獎有嘉,時裝設計師Romeo Gigli更形容這位多年的合作夥伴,將女性的美麗詮釋得淋漓盡致。

光線對攝影的重要性毋庸置疑,Paolo Roversi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對光線的巧妙捕捉,人物攝影非常流行用Rembrandt Lighting,去突出被攝者的輪廓,不過他卻幾乎不用,反而將閃光燈當成畫筆,在黑布上用光繪畫。在黑暗的攝影棚裡面,藉著長時間的曝光過程,用燈光在拍攝對象的身體及面孔上進行局部打光,有時一至二2秒,有時甚至是二十秒,所以要當他的模特兒,似乎先要練好如石膏一樣紋絲不動。雖然好多時候在攝影棚拍攝,但Paolo Roversi最喜歡的還是自然光,利用窗戶透進來的光線進行曝光,長時間的曝光也令光線變得非常柔和巧妙。

Paolo Roversi從來沒有修讀過攝影,對攝影的興趣源於十七歲時與家人去西班牙旅行的所見所聞,回到意大利後與朋友設立黑房,自學沖印黑白照片。攝影道路上,他幸運地遇上Peter KnappLawrence Sackmann等攝影師,身為《Elle》雜誌藝術總監的Peter邀請他到巴黎發展,而Lawrence則教會他成為專業攝影師的一切,Paolo Roversi也在他身上學懂如何不墨守成規。

最初到巴黎時他曾做過記者,慢慢透過朋友才接觸時尚攝影,他發覺攝影師比記者更有吸引力,毅然由文字工作轉為影像拍攝。當時他已懂得拍攝人像,但對時尚攝影並沒太多認識,求知若渴的他索性研究Richard AvedonIrving PennHelmut NewtonGuy Bourdin等時尚攝影大師的作品,之後與Lawrence Sackmann的相遇,更令他大開眼界。「Your tripod and your camera must be well-fixed but your eyes and mind should be free」,這是Paolo Roversi的最大領悟,難怪一般助手只待在Lawrence Sackmann身邊幾天就逃之夭夭,而他卻留了九個月。

離開Lawrence後他自立門戶,開始為《Elle》、《Marie Claire》等雜誌拍攝時尚照片,1980年是他的轉捩點,為DIOR掌鏡的廣告為他帶來知名度,那年他也開始用8×10大片幅寶麗來拍攝,即影即有的那種模糊的形態及光線,頓時成為他的標誌。八十年代時尚業蓬勃,經常出版時裝目錄,這變相也令攝影師有更多空間在作品中表達創意,當時他也為Comme de GarconsYoji Yamatomo等品牌拍攝,慢慢在時尚攝影界站穩腳。多年後回憶起這段經歷,他說當年雖算小有名氣,但也並非沒有失落,他曾見到自己作品被人用來包裹鮮魚,也算是一個無聲的耳光吧,令他記憶猶新。 

Roger Deakins 十四次提名奧斯卡終獲獎

今年68歲的英國攝影師Roger Deakins憑《銀翼殺手2049》(Blade Runner 2049)獲得今年奧斯卡最佳攝影(Best Cinematography)。

兩年前DiCaprio憑《復仇勇者》獲得小金人之前,好多人替他不值,覺得他在《娛樂大亨》時早應稱帝,奈何要等多十年、四度提名才到手。

其實在奧斯卡,比他提名次數多的人為數不少,今年68歲的英國攝影師Roger Deakins等得更久,他1980年代初投身電影圈,三十多年來拍攝過逾50部電影,1994年他已憑《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首度提名奧斯卡最佳攝影獎,之後的《二百萬奪命奇案》(No Country for Old Men)、《讀愛》(The Reader)套套畫面精美,2013年起更憑着《新鐵金剛:智破天凶城》(Skyfall)、《罪迷宮》(Prisoners)、《非凡生命歷》(Unbroken)及《毒裁者》(Sicario)連續四年提名,可惜依然無緣大獎,其中連續三年輸給老對手、拍攝《復仇勇者》的墨西哥攝影師Emmanuel Lubezki。今年終於憑著《銀翼殺手2049》(Blade Runner 2049)獲得最佳攝影(Best Cinematography)。

頭三部獲提名影片分別是《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雪花高離奇命案》(Fargo)及《活佛傳》(Kundun)。

2013年起更憑着《新鐵金剛:智破天凶城》(Skyfall)、《罪迷宮》(Prisoners)、《非凡生命歷》(Unbroken)及《毒裁者》(Sicario)連續四年提名最佳攝影。

那些年Roger Deakins經常與奧斯卡插肩而過,不過他倒是看得開,還說對自己影響深遠的攝影師,如塔可夫斯基早期電影的御用攝影師、來自俄羅斯的Vadim Yusov(代表作有《伊凡的童年》、《星球索拉羅斯》),以及黑澤明御用攝影師宮川一夫(Kazuo Miyagawa,代表作有《羅生門》)等甚至連提名也沒有。

事實上,他2011年已獲得美國電影師協會的終身成就獎、三次獲得美國電影攝影師協會最佳攝影,以及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攝影獎,加上今年的奧斯卡最佳攝影,其實已經好厲害了。比Roger Deakins更慘的應該是混音師Kevin O’Connell,他曾二十次提名奧斯卡而一無所獲,2017年終於也憑《鋼鋸嶺》(Hacksaw Ridge)一雪前恥,不過二十次金像獎陪跑之王的壯舉,相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寧靜致遠 Michael Kenna

Lake Bridge, Hongkun, Anhui, China, 2008
Lake Bridge, Hongkun, Anhui, China, 2008

Michael Kenna的照片有傳統山水畫的意境,也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喧囂擾攘的香港,正需要這種寧靜的洗滌。

宗教、簡潔、安靜是解讀Michael Kenna的幾個關鍵詞。自少他便渴望成為天主教神父,十歲開始在神學院度過七年時光,那裡有條不紊的生活及日復一日的祈禱、冥想習慣或多或少影響了他看待事物的心態。直到現在,他仍然喜歡參觀教堂、神社和廟宇,在家中燒香、點蠟燭,這種慢節奏、從容的心態,也貫徹在他的攝影創作過程中。

Erhai Lake, Study 1, Dali, Yunnan, China, 2013
Erhai Lake, Study 1, Dali, Yunnan, China, 2013

他的照片多以慢快門曝光完成,創作一張照片需時數分鐘甚至幾小時,我們或許會想到上網來打發時間,他卻寧願看著天空光線和雲朵的變化、水的流動甚至容許思緒四處遊走,滿足於安靜、觀察與等候。 在宗教傾向的影響下,Michael Kenna以一種敬重、欣賞的心態去接近每一處風景,嘗試去捕捉景色不能預知的一面。

他喜歡畫面中那種不可預測性,眼前的星星流水浮雲,所有的移動軌跡都被記錄在菲林裡,他並不急於知道影像的結果。事實上他仍樂於在傳統黑房裡沖洗照片,感受顯影那刻的驚喜。他坦言自己對複製眼前的事物沒有興趣,這也是他選擇以慢快門拍攝的一個原因。 長時間的曝光軟柔化了影像,令其變成另一個世界。這與同樣用慢快門拍攝風景的ANSEL ADAMS可謂截然不同,Michael Kenna不追求細節與寬容度,反而注重畫面的平靜和詩意。

大嶼山與大澳

多年來他一直以這樣的手法來過濾現實,以移動的雲和流動的水為背景,像滅聲器一樣過濾了畫面的喧囂、噪音。有時他會以俳句來形容自己的攝影風格,言簡意賅而又充滿想像力,在他眼中,攝影也是如此,不用記錄下所有事情,反倒是利用霧、雨、雪等元素,作為觀眾想像力的催化劑。

Michael Kenna早期深受EUGENE ATGETBILL BRANDTJOSEF SUDEK等攝影大師影響,1980年代來到亞洲拍攝後,被亞洲風景的寧靜所吸引,尤其是日本。有次在北海道,他望著冬天一片茫茫白雪,枯枝高傲地靜立著,怪異的寧靜反而使他更集中在風景上。他發現,正是這種樸實無華的畫面,減少了感官上的分神。在接觸書法和水墨畫後,他漸漸偏向極簡和留白的風格,也更有詩意了。

Bamboo and Tree, Qingkou Village, Yunnan, China, 2013
Bamboo and Tree, Qingkou Village, Yunnan, China, 2013

Michael Kenna在2016年至2011年期間曾多次來港拍攝,四年前柴灣的AO VERTICAL藝術空間曾展出其個人展覽「中國」,展示Michael Kenna在2006年至2014年期間在中國各地拍攝的一系列黑白風景照片,有黃山、桂林的山水風景,也有香港、上海的都市痕跡。在他的鏡頭下,不論雲南還是香港,這些影像都是很安靜的,這與現實中的香港是一個強烈的對比,而Michael Kenna正是繁華世界中的一片綠洲。

 

 

 糖衣反諷 Miles Ald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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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攝影師Miles Aldridge的作品,色彩幻夢卻不浪漫,鏡頭下盡是迷人女性,營造出一種冷豔孤獨的距離感。畫面中帶有豐富的性符號,給人一種很強烈的視覺衝擊,甚至勾起觀者的慾望。在他看來,物質追求正如美好的糖果,表面上令人嚮往,但糖衣背後卻是一種諷刺,道出當代社會熱衷追求奢華的現象。

記得梅艷芳有首歌叫《烈焰紅唇》,歌詞恰好描述了Miles Aldridge的作品:鏡內人紅唇烈焰/剩下乾涸美麗。看攝影師的作品,不乏紅唇烈焰的女模特兒,畫面中的人物大多沒有表情,有時模特兒的妝容甚至有點膠面,看起來不太真實,而且行為動作相當詭異,例如在煤氣爐燃點香煙、用刀插入生日蛋糕、取文件時身體呈90度……攝影師似乎將模特兒物化,她們的眼神沒有柔情,只是硬邦邦地凝視某一處,華麗的外衣與茫然的神情,不就是人類追求物質的迷茫嗎?

相比起攝影師,Miles Aldridge受電影的影響更大,David LynchFelliniAntonioni等著名導演都是他的最愛,作品也如夢境一般,往往充滿電影感。世人的評價是他模糊了藝術與商業攝影的界線,因他的照片遠遠不是展示新的時裝照片,透過鮮艷大膽的用色去捕捉女性的美麗,他從不否認自己充滿慾望地拍攝女人,他想用自己的作品反照世界的不安。拍攝前他會不顧時間長度,讓化妝師髮型師將模特兒變得完美,所有場景都經過精心設置,然而在拍攝過程中則盡可能快速拍攝,以便模特兒能保持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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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 Aldridge的作品帶有些許超現實主義,也常常被人與另一攝影師Guy Bourdin相提並論,遭遇也竟然很類似,二人母親均被父親拋棄,這殘酷真相也似乎一直縈繞攝影師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iles Aldridge照片中的模特兒只有芭比娃娃的華麗,沒有絲毫微笑表情,背後是他的社會的諷刺,也是對自身成長的無形控訴。爸爸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有了情婦,12歲時最後更離開家人,全靠單親媽媽獨力養大幾個孩子。攝影師印象中的媽媽,是個不停煮飯做家務照顧孩子、沒有表情的母親。他將攝影的場景設置在廚房超市或遊樂場,其實正是來自媽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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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Alan Aldridge雖是負心漢,但身為插畫師的他也對兒子的美學觀念也很重要。Alan曾經為The BeatlesElton John等傳奇音樂人製造唱片封套,兒時的Miles跟隨父親腳步,在聖馬丁學習插畫。後來偶然機會下,英國《Vogue》雜誌刊登了他拍攝模特兒女友的照片,才令他萌生成為時尚攝影師的念頭。現在的他為《Numero》、《GQ》、《Harper’s Bazzar》等雜誌拍攝,與意大利版《Vogue》更合作無間,作品更被倫敦V&A博物館及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等重要美術館永久收藏。 

視覺系講古佬  Steve McCurry

走過烽火大地、硝煙戰場,拍攝過無數震懾人心的畫面,許多人都把Steve McCurry歸類為紀實攝影師。喜歡人文攝影的他,三十多年前以一幅《阿富汗少女》(Afghan Girl)為世人所認識,不過近年卻履被踢爆作品過度PS,有失紀實攝影之稱。現年70歲的他表示,自己早不是攝影記者,而是一個Visual Storyteller,一名視覺系講古佬。

197912月,前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導致當地人顛沛流離,許多家庭越過邊界逃往巴基斯坦,在邊界地帶搭起了難民營。修讀戲劇的Steve McCurry,畢業後曾在報館做過兩年攝影記者,1978年正式展開自由攝影生涯,不久就來到了戰事爆發前的阿富汗,憑著過人的勇氣拍攝了許多珍貴照片。戰事爆發之後,他的照片受到國際媒體爭相採用,1980年更獲得象徵冒險精神的Robert Capa Gold Medal

當然,要數他最出名的照片,必然要提及1984年拍攝的《阿富汗少女》,當時Steve在巴基斯坦邊境城市Peshawar的難民營,發現了這位少女,傳神地捕捉了她的形象。少女披著紅色圍巾,海綠色的眼睛直視鏡頭,眼神非常銳利。照片翌年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隨即成為阿富汗難民及戰爭局勢的象徵,觸動全球讀者,也成為上世紀其中一幅標誌性作品。

十多年來,少女的身份一直是個謎,她本人從未見過照片,更不知道照片引起了全球關注。McCurry在1990年代曾數次嘗試尋找女孩,可惜均徒勞無功,直至2001年美國瓦解塔利班政權後,《國家地理雜誌》團隊2002年前往當年的難民營尋找照片的女主角。他們向當地難民展示當年的照片,許多當地婦女均誤認自己就是當年的阿富汗少女,最後要出動虹膜識別技術才肯定女孩的真身。

她在1990年代已回到阿富汗,McCurry通過當地人輾轉才找到她,得知她的名字叫Sharbat Gula,是阿富汗Pashtun族人,這時她已經30歲,是三位孩子的媽媽。McCurry再次為她拍照,她手捧著當年雜誌,姿勢相若,樣貌雖有所變化,不過海綠色的眼睛依然動人,難怪McCurry再見到她時,一眼就辨認出是當年的少女。

Steve McCurry踏足過許多戰場及第三世界國家地區,兩伊戰爭、波灣戰爭、南斯拉夫、柬埔寨、菲律賓、葉門、印度、西藏……刻畫了生活在戰火及貧窮下的人們。1986年,他成為Magnum Photos正式會員,三十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拍攝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的生活。全球化發展下,越來越多城市的景色變得一致,而Steve McCurry的照片,正展現出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許多人好奇為何他照片的主角總能自然直視鏡頭,其實Steve McCurry每次拍攝都會花上長時間來熟悉環境,慢慢觀察等待,讓拍攝對象忘記自己的相機。他喜歡將被攝者安排屋簷或矮牆下,以稍微俯視的視角去拍攝對象,讓天空成為最自然的光源,造就迷人的眼神光。Steve McCurry的照片往往帶著濃烈的色彩,風格強烈,令人印象深刻。不過他說色彩只是表現故事的一個媒介,最重要的是講一個有意義的故事,名副其實視覺系講古佬。

圖片來源:https://www.stevemccurry.com/galleries

狗狗觀察者 Elliott Erw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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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observation. It’s about finding 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an ordinary place.” 

說「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的人,是攝影師Elliott Erwitt。現年92歲的他曾擔任過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主席,在他超過半世紀的攝影生涯裡,重要作品包括美國總統尼克遜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1959年在莫斯科的重要會面、1961年瑪麗蓮夢露拍攝電影《亂點鴛鴦譜》(The Misfits)的情景,以及1963年美國甘迺迪總統夫人在丈夫喪禮上的痛哭神情等,當然為人所知的還有一系列拍攝小狗及生活趣事的畫面。 

踏入2018年狗年,就來看看大師眼中的狗狗相片吧。 

Elliott Erwitt二十年前曾推出過一本叫《Dog Dogs》的攝影集,收錄由1950年代至90年代近500幅狗狗的黑白相片,在在顯示出他對小狗的喜愛。當時他是這樣形容這本書的:“This is not a book of dog pictures but of dogs in pictures.”

四年前Elliott Erwitt來港出席F11攝影博物館的展覽時,曾接受傳媒訪問,當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問起他喜歡拍攝狗隻的緣故。他不慌不忙地說,狗到處都有,是很好的拍攝對象。「既然我喜歡狗,那為何不拍攝呢?我覺得狗狗跟人類有很多相似之處,而且牠不介意你拍攝。」我記得在場的人都笑了,他的說話一如其相片的幽默與戲謔。

細看其相片,不難發覺有時他其實是以狗狗的視覺在拍攝,看到的當然只是人類的腳踝或小腿了。他鏡頭的小狗,有的開心、有的憤怒,而他卻能精確地捕捉了這些情感,或者他正是他所說的,人與狗的相似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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