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睇咗《黑豹》(Black Panther)，劇情一般，不過戲中的人物造型（尤其女兵團）、場景與以往的Marvel英雄截然不同，睇落頗有新鮮感。上網見到有人問瓦干達（Wakanda）與烏干達有何關係，不禁笑了出來。Wakanda當然是子虛烏有的非洲國家，關於其位置的其中一個講法是位於坦桑尼亞北部至南蘇丹之間，鄰近烏干達、肯亞等國家。
許多非洲國家仍保留著拳擊、摔跤或決鬥的傳統，可見《黑豹》戲中有兩場決鬥爭奪王位的戲份，不無根據。在南非北部一條叫Tshifudi的村莊，成人禮是參加不戴拳套的拳擊比賽，選手要打到對手投降，比賽才算結束，這一點跟電影情節很相似。
在蘇丹的Nuba及Latuka山區部族，同樣有類似黑豹那樣手持盾牌與武器的比賽。馬格蘭攝影通訊社創辦人之一的George Rodger，長年在非洲拍攝當地風土民情的紀實攝影，1947年他前往蘇丹，為《國家地理雜誌》拍攝Nuba人的生活故事，最廣為人知的一張是獲勝的摔跤拳手一臉自豪地坐在對手的肩膀上。
終於看了《不得鳥小姐》（Lady Bird），很喜歡Saoirse Ronan豁出去般的演出，戲中Lady Bird那種不甘平凡的叛逆心態，某程度上自己也有所共鳴，難怪平凡的劇情也得到許多影評人青睞。
看過電影的人大概也留意到她臉上的暗瘡，開拍前她剛完成百老匯劇目《The Crucible》的演出，由於長期濃妝演出及被舞台光照射，引致暗瘡滿佈，不過拍《Lady Bird》時她刻意不特別遮掩，希望更貼合高中少女的身份。
Saoirse Ronan向來不以濃妝示人，網上見到許多美容網站在介紹她的淡雀斑妝容，其實她許多訪問或造型相片都毫不遮掩其雀斑，印象最深是2013年意大利攝影師Paolo Roversi為《The New York Times》 旗下《T Magazine》 拍攝的這輯相片。
Paolo Roversi的作品帶有強烈的油畫風格，他喜歡用慢快門來拍攝人像，曝光過程中用燈光在拍攝對象身上進行局部打光，透過柔美光線去刻畫人物的內在一面。
3月17日是St Patrick’s day，即愛爾蘭國慶日，當地人會在今日戴綠帽（綠色裝扮as well）！詳細傳統在這裡就不多談了，反而想介紹一位愛爾蘭時尚攝影師——Tony Kelly。
Sex Appeal在歐美廣告及雜誌界很常見，時尚攝影尤其如此，當今其中一位將Sex Appeal玩到出神入化的攝影師，就是Tony Kelly。論知名度，Tony Kelly或許不及早前捲入性騷擾風波的Terry Richardson，不過作為長期為《GQ》及《PLAYBOY》掌鏡的攝影師，他的相片卻要比Terry來得挑釁、狂野，更引人遐想。被形容為當代Helmut Newton，Tony Kelly的鏡頭少了前輩的唯美感，反而更具時尚及戲劇性。
在人人都是攝影師的年代，他的這種華而不實的強烈風格，獲得時裝界青睞。他覺得時下的時裝攝影很沉悶，很多時都把焦點放在服飾上，他則像導演一樣，編導著畫面中的敘事，他曾經出版過一本《Tonys Toys Photobook》，將人偶融入時尚，大玩Sex Appeal之餘，絲毫不乏藝術感，有些許Guy Bourdin的意味。
最人格分裂的是，Tony Kelly其實是新聞攝影出身的，拍攝過盧旺達及阿富汗戰爭， 經歷八年新聞攝影生涯之後，才轉向時尚攝影，反而在這個領域找到自己的活力。能在新聞及時尚攝影都取得高成就的攝影師屈指可數，另一個能想到的就是William Klein了。
時尚圈中，拍攝裸體的攝影師比比皆是，最揚名大概非已故法國攝影師Helmut Newton莫屬，有名到一個程度是，模特兒去到他工作室就自動脫光光。不過據聞他最初入行時也會靦腆問模特兒能否除下衣服拍照，相比之下另一時尚攝影師Mario Sorrenti反而開放前衛得多，皆因他年輕時做過模特兒，時常有其他攝影師為他拍攝裸體照片，對於全裸早已習以為常，就算衣不蔽體也毫不尷尬，所以當他拿起相機拍攝裸體模特兒，一切都顯得很自然。你可以說他崇尚裸體，因為在他看來，裸體是卸下偽裝後最純潔的狀態。
有如此想法，大概與他父親息息相關，老Sorrenti是位古典藝術教授，也曾是一名畫家，畫過不少裸體女性。潛移默化間，當Mario Sorrenti拿起相機進行拍攝時，兒時記憶中流露天性的女性形象，就成為他影像世界的創作源泉。1971年生於意大利，Mario十歲時才移民到紐約，作為藝術家後代，自小他就展現出過人的藝術天賦，他曾經想成為油畫家，這或多或少是受其父親影響。18歲時他迷上攝影，自學成才成為時尚攝影師，這方面或許要得益於身為創意總監及時尚攝影師的媽媽Francesca Sorrenti。順帶一提，弟弟Davide Sorrenti也是時尚攝影師，可惜20年前因過度吸毒身亡。Mario Sorrenti雖然在美國長大，但骨子裡仍滲透出意大利的文藝風格，作品中的人體頗有雕塑般的輪廓，微光灑在模特兒皮膚上，就像一幅古典油畫。
攝影師多戀人不出奇，Mario Sorrenti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段情，便是名模Kate Moss。他們曾經一齊擔任廣告模特兒，當時二人都名不見經傳，後來Mario成為攝影師，1993年為Calvin Klein拍攝的「Obsession」香水廣告系列（之後亦多次為CK廣告掌鏡），模特兒正是Kate。Mario是最早拍攝Kate的攝影師之一，身為戀人，他們一齊度假一齊創作，他鏡頭裡的Kate非常迷人，全裸上陣的Kate彰顯其中性美學及頹廢風格，結果這輯廣告非常成功，亦令二人都開始展露頭角。可惜這段短暫羅曼史未能修成正果，兩人由於性格不合而分開。多年之後，功成名就的二人再度合作，為意大利《Vogue》拍攝封面，Kate Moss與女兒Lila Grace一齊上陣，主題是Love，感覺還挺溫馨的。
早期作品受Robert Frank和Larry Clark等攝影大師所影響，Mario Sorrenti拍攝過不少自然寫實的黑白照片，成為時尚攝影師後，他逐漸建立起自己的風格，放棄了舊有的黑白風格，以豐富的色彩刺激視覺，而色調豐富的裸體作品更能喚醒觀者慾望。憑藉1990年代為美國和意大利版《Vogue》和《Harper’s Bazaar》雜誌拍攝的一系列挑逗意味的專題而活躍於時尚圈，1996年為《W》雜誌拍攝的一系列極具水彩風格的作品，更是轟動一時。後來他也為Shakira等歌手拍攝專輯封套，作品更在倫敦V&A博物館及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出。
攝影師與明星，往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互惠互利，也可成為知己。2015年有部電影叫《捕捉占士甸》（Life），就是講述美國攝影師Dennis Stock與一代不羈影星占士甸（James Dean）的故事。
1955年，Dennis憑藉一輯拍攝占士甸的照片成名，之後也拍攝過Louis Armstrong等爵士歌手、夢露及Audrey Hepburn等名人；記錄過19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也為建築物與自然風光留下倩影。從影近60年，風格多變，人們最念念不忘的，仍是他與占士甸的回憶。
Dennis Stock生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紐約，兒時家中經濟拮据，經常搬家，甚至住過沒暖水的公寓。19歲時加入海軍服役，四年後回到紐約，曾在學校跟隨著名攝影師Berenice Abbott短暫學習攝影，之後也曾擔任另一著名攝影師Gjon Mili學徒。1951年，他憑藉一系列拍攝當地東德移民圖片故事，贏得《Life》雜誌舉辦的年輕攝影師獎項，之後更獲攝影師Robert Capa邀請，成為著名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的合作會員。浮浮沉沉幾年，曾在巴黎拍攝，後來到hollywood拍攝名人生活，卻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他遇見占士甸，一個改變他一生的人。
占士甸是那個時代的icon，發生車禍身亡時僅24歲，生前拍過三部電影，絕對是天妒英才。憑藉不羈的造型，他在影迷心中留下的印象至今不滅，當中尤以1955年Dennis Stock拍攝的形象最廣為人知。當時占士甸剛拍攝完首部電影《East of Eden》，Dennis認識他時電影仍未上映，看完首映後，他覺得這位小伙子會一舉成名。Dennis生活捉襟見肘，長期與妻兒分離，攝影生涯也迷茫，極需一個機會來證明自己。占士甸也很迷惘，雖然離成功一步之遙，卻無法確定自己想要甚麼，兜兜轉轉下，最終還是接受Dennis邀請。
在紐約時代廣場前，占士甸穿着外套、口中咬着香煙，在微雨中緩步前行，Dennis在他前面邊走邊拍攝，造就出那個經典的不羈形象。之後也有幾個攝影師拍攝過占士甸，不過Dennis是唯一一個與他一齊踏足家鄉拍攝的攝影師，那批作品與時代廣場的照片一同登在《Life》雜誌上，獲得了很好迴響。
照片改寫了兩個人的命運，但軌跡卻截然不同，占士甸因車禍命赴黃泉，僅留下不羈象徵為後世所傳頌，Dennis則平步青雲，繼續探索不同的題材，拍攝過Louis Armstrong、Billie Holiday、Mike Davis等爵士音樂家，也在加州、新墨西哥州等地記錄方興未艾的嬉皮士運動。他算是彩色攝影的先行者之一，晚年的他 繼續不停探索，拍攝了許多自然風景的彩色照片，對拍攝建築物及花朵也甚有研究。
去年保育組織Sea Legacy攝影師在北極圈拍攝到一隻骨瘦如柴的北極熊，最後更因食物匱乏而餓死。照片引起全球關注，再次證明全球暖化日益嚴重。《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Keith Ladzinski月前去格陵蘭島時，亦明顯感受到北極熊的數量在減少，他在當地的巨大冰川數日只見到三隻北極熊，a stark sign of over hunting and climate change heavily affecting the population of this mighty apex predator——他如此形容當時的感受。
這位在Instagram上有逾百萬追隨者的美國攝影師，最近在中環展出慈善攝影展「A Fragile Planet」，展出三十多幅他在世界各地拍攝地球面貌的作品，透過美麗的照片去提醒世人地球其實很脆弱，希望喚起大眾保育地球的意識。多年來在七大洲拍攝，他深深感受到地球環境正變得越來越差，他曾見過許多企鵝的屍體，這令他感受非常痛心。
當日他出席在香港的首次個展，一來就被問到會不會擔心自己的照片鼓勵更多人去旅行而破壞了生態。他坦言現代人的碳足跡的確比以往更多，「旅行可以開闊視野，無可否認我的相片也鼓勵了某些人去體驗生活，但同時間也傳遞出愛護環境的訊息。最重要是我們應該做一個負責任的旅行者，每個人做出一點改變，去令環境減緩及停止惡化。」他舉例自己曾多次在不同的國家公園見到遍地垃圾，這令他很傷心，「這是非常不尊重大自然的行為。」這亦更令他明白作為一個influencer，傳遞正確的訊息是多麼重要！
Keith Ladzinski說自己最愛拍攝大自然，看他那些上天下海的相片，少一點冒險精神也無法完成。事實上他的冒險基因早在年輕時已種下，1990年代時他很喜歡玩滑板，當時他用哥哥的相機拍攝滑板運動，出來的效果令他很震撼，於是買了一部二手Pentax K1000相機。「我不是為了投身攝影才買相機，而是拍攝滑板這件事很有趣，慢慢才培養出來攝影的興趣。」
在美國西部科羅拉多州長大，當地周圍都是崇山峻嶺，有次在《國家地理》雜誌讀到一篇四個美國人去巴基斯坦攀岩的故事，也啟發他愛上這項運動，他一位好朋友帶他去攀岩，沒想到Keith Ladzinski卻摔下來弄傷了頸部。「當時我正職是程式員，偶爾幫滑板及旅行雜誌拍攝，有日我收到一間雜誌邀請拍攝一個攀岩的故事，當時我傷患仍未恢復，但還是接受了工作。」之後他被公司遣散，正好踏上全職攝影師之路，最後更成為《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也成為RED BULL及NIKON等廣告商的常客。
拍攝極限運動與大自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歷，他說拍攝極限運動時要有passion，而拍攝大自然則要學識patient，有時甚至要徒步幾日才能拍攝到一張相片。在拍攝一幅海星的作品時，平時拍攝極限的打燈技巧也有用武之地，他用四盞燈照亮黃昏時海裡的海星。相片中的海星被綠色海葵包圍，2013年以來，太平洋沿岸的海星大量死亡，科學家們懷疑是海洋溫度上升所導致。這也是攝影師在策展時經常思考的問題，如何透過一張相片去講述背後的訊息。
A Fragile Planet——Keith Ladzinski攝影展
日期：即日起至2018年5月26日
時間：11am至8pm (星期二至六) 、 10am至7pm (逢星期一)
地址：中環雲咸街40至44號雲咸商業中心29樓The Haven by Jacada Travel
PS：主辦單位Jacada Travel舉辦以#AFragilePlanet為主題的Instagram攝影比賽，呼籲大家分享自己在世界各地拍攝的相片。由即日起至5月31日，在Instagram上傳自己拍攝的大自然風光，並加上主題標籤，就可以參加比賽。比賽得獎者將會獲得一本由Keith Ladzinski親自簽名的《A Fragile Planet》相冊。
Martin Parr是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Magnum Photos)攝影師，也曾擔任通訊社主席。他的攝影生涯始於1970年代，從英國本土出發，多年來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拍攝，食物、人像、消費文化等，將藝術與紀實共融於同一鏡頭之下。
他沒有像通訊社的前輩們一樣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而是在那些看似再普通不過的地方拍攝人們的生活百態，他的照片色彩鮮豔，往往帶有詼諧及諷刺意味，看似隨意又不乏趣味點。他鏡頭下的每個城市都充滿幽默感，所以當他將鏡頭瞄準香港時，便可見廣東道的自由行、街市的豬肉佬、馬場的馬迷等畫面。
小時候的Martin Parr在業餘攝影師爺爺的耳濡目染下對攝影產生興趣，1970年，他在前稱Manchester Polytechnic的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學習攝影，並於不久後成為職業攝影師。那個年代彩色攝影雖已誕生，但攝影藝術創作仍以黑白照片正宗，他早期的作品集《Bad Weather》（1982年）也是以黑白菲林拍攝。
1976年，美國攝影師William Eggleston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彩色攝影個展，開始改變業界對彩色攝影的偏見，與Stephen Shore等人一同掀起彩色攝影革命。遠在大西洋另一端的Martin Parr也深受影響，他在1982年開始拍攝彩色照片，並將其帶入紀實攝影。
他並不在乎Robert Frank等人推崇黑白攝影的論調，他認為紀實攝影不應有黑白或彩色之分，最重要的是照片如何講述故事，而他覺得彩色攝影能更好地展示色彩繽紛的世界。1986年，他出版第一本彩色攝影集《The Last Resort》，也幾乎是在這段時間，他停止拍攝黑白照片，直至現在。
即使是紀實攝影，他也沒有追隨前人的腳步拍攝社會運動那千鈞一發的場面，反而將鏡頭聚焦在瑣碎之事，沙灘、人群、食物、奇異表情，這些照片色調濃烈，往往令人忍俊不禁。與其他攝影師的宏觀及探索社會議題的作品相比，Martin Parr的照片自然顯得媚俗，有人說這些照片低俗、有人說帶有批判性，惹來不少爭議，以至後來1994年他加入馬格蘭時，通訊社裡仍有不少反對聲音。
然而在他看來，紀實是非常主觀的事，他時常舉的例子是，在大雪紛飛的夜晚拍攝，一張使用閃光燈，另一張用慢快門拍攝，結果是截然不同的畫面，究竟哪個才是真實？所以他並不在乎那些評論與解讀，他只是繼續以自己的方法去拍攝，去呈現他所見到的真實。那麼當他來到香港，所拍攝的又是哪一種真實呢？
一座城市有很多種面貌，在攝影師Michael Wolf及Romain Jacquet-Lagreze眼中是密不透風的石屎森林，同時又是充滿人情味與活力的社區。Martin Parr鏡頭下的香港，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場景，人們在墳場拜山、在景區拍照、在渡輪上看報紙、在廣東道的名店門外排隊、用望遠鏡在馬場觀看賽事。生活在這城市裡的人對這些畫面司空見慣，不要說專程拍攝了，甚至連駐足觀望的慾望也沒有，他卻以敏銳的觸覺捕捉下來，呈現他所看到的香港城市生活。
這些照片某程度上也延續Martin Parr的風格，乍眼望去平平無奇，是生活中熟悉的場景。當仔細觀賞時，卻又隱隱發現畫面中的趣味點，走神的眼睛、旅行社裡的「此處不換零錢」指示牌、名車與清潔工人所象徵的貧富懸殊、名店外的自由行遊客，無不充滿著幽默感或諷刺意味。
他說這次香港之行共拍攝3,000多張照片，僅挑選當中約30張集結成攝影集《Hong Kong Parr》，並結合《The Last Resort》及《Luxury》兩個系列舊作在香港舉辦首個攝影展。
Martin Parr曾在2014年於黃竹坑BLINDSPOT GALLERY舉辦香港首個個展《Hong Kong Parr》。相片鳴謝刺點畫廊
看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的作品，色調鮮豔飽滿、鏡頭畫面看似隨意卻又充滿詼諧，同時帶有諷刺味道，令人忍俊不禁。相比起其他Magnum Photos攝影師，他沒有走進戰爭場地或貧窮地方，而是在遊人如織的景區拍攝旅遊景點的人生百態。他或許未能像Robert Capa般拍攝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但他捕捉的每一個畫面，往往帶有獨特看法，同樣也值得觀者去反思。
1952年，Martin Parr生於倫敦東南部的Surrey County，在業餘攝影師爺爺的耳濡目染下，小時候的他希望成為一名紀實攝影師。懷著這樣的夢想，1970年至1973年期間，他進入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前稱Manchester Polytechnic）學習攝影，並於畢業後不久正式成為一名職業攝影師。
最初他以黑白攝影為主，早期的作品集《Bad Weather》（1982年）便是以黑白菲林拍攝，後來他受美國新彩色攝影（New Color Photography）運動影響（尤其是William Eggleston），轉而在1984年開始將彩色手法帶入紀實攝影。兩年後，他推出一本彩色攝影集《LAST RESORT》，這些作品與傳統的彩色照片截然不同，色彩濃烈之餘又帶有俗媚的感覺，在當時也被批評為低俗。
然而Martin Parr卻不以為然，他覺得紀實是一種很主觀的東西，攝影師所呈現的畫面與真相有時並不是同一回事。他或許不及通訊社其他攝影師般充滿使命感，踏上戰場揭示戰爭的殘酷與無情，但他認為自己也在拍攝世界的真實面貌，他只是用自己的形式去表達想法，去呈現他主觀的紀實。雖然身為Magnum Photos攝影通訊社攝影師（後來還成為主席），但世人對他這位「異類」攝影師一直不乏爭議，當他仍是Magnum見習生時已有反對聲音，然而在1994年倫敦會議上，他還是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成為通訊社成員。
儘管如此，爭議與批評並未隨之而去，1995年他在位於巴黎國家攝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Photographie）舉辦展覽，當時布列松看完展覽後，更形容他是來自不同的星球。Martin Parr看似隨意詼諧的攝影手法，固然缺乏布列松的那種浪漫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作品沒有深度，他只是以獨特的色彩和構圖，去呈現他心目中的紀實手法。
年逾七旬的意大利攝影師Paolo Roversi，鏡頭下的女性影像猶如一幅幅古典油畫，優雅而夢幻。好多人都說他的作品不像廿一世紀的時尚，反而更似十九世紀的油畫，透過柔美的光線刻畫人物的內在一面。獨樹一幟的風格換來的是各大雜誌與時尚品牌的青睞，已故意大利《VOGUE》總編Franca Sozzani對他褒獎有嘉，時裝設計師Romeo Gigli更形容這位多年的合作夥伴，將女性的美麗詮釋得淋漓盡致。
光線對攝影的重要性毋庸置疑，Paolo Roversi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對光線的巧妙捕捉，人物攝影非常流行用Rembrandt Lighting，去突出被攝者的輪廓，不過他卻幾乎不用，反而將閃光燈當成畫筆，在黑布上用光繪畫。在黑暗的攝影棚裡面，藉著長時間的曝光過程，用燈光在拍攝對象的身體及面孔上進行局部打光，有時一至二2秒，有時甚至是二十秒，所以要當他的模特兒，似乎先要練好如石膏一樣紋絲不動。雖然好多時候在攝影棚拍攝，但Paolo Roversi最喜歡的還是自然光，利用窗戶透進來的光線進行曝光，長時間的曝光也令光線變得非常柔和巧妙。
Paolo Roversi從來沒有修讀過攝影，對攝影的興趣源於十七歲時與家人去西班牙旅行的所見所聞，回到意大利後與朋友設立黑房，自學沖印黑白照片。攝影道路上，他幸運地遇上Peter Knapp、Lawrence Sackmann等攝影師，身為《Elle》雜誌藝術總監的Peter邀請他到巴黎發展，而Lawrence則教會他成為專業攝影師的一切，Paolo Roversi也在他身上學懂如何不墨守成規。
最初到巴黎時他曾做過記者，慢慢透過朋友才接觸時尚攝影，他發覺攝影師比記者更有吸引力，毅然由文字工作轉為影像拍攝。當時他已懂得拍攝人像，但對時尚攝影並沒太多認識，求知若渴的他索性研究Richard Avedon、Irving Penn、Helmut Newton與Guy Bourdin等時尚攝影大師的作品，之後與Lawrence Sackmann的相遇，更令他大開眼界。「Your tripod and your camera must be well-fixed but your eyes and mind should be free」，這是Paolo Roversi的最大領悟，難怪一般助手只待在Lawrence Sackmann身邊幾天就逃之夭夭，而他卻留了九個月。
離開Lawrence後他自立門戶，開始為《Elle》、《Marie Claire》等雜誌拍攝時尚照片，1980年是他的轉捩點，為DIOR掌鏡的廣告為他帶來知名度，那年他也開始用8×10大片幅寶麗來拍攝，即影即有的那種模糊的形態及光線，頓時成為他的標誌。八十年代時尚業蓬勃，經常出版時裝目錄，這變相也令攝影師有更多空間在作品中表達創意，當時他也為Comme de Garcons、Yoji Yamatomo等品牌拍攝，慢慢在時尚攝影界站穩腳。多年後回憶起這段經歷，他說當年雖算小有名氣，但也並非沒有失落，他曾見到自己作品被人用來包裹鮮魚，也算是一個無聲的耳光吧，令他記憶猶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