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e Harvey 捕捉夜更的士眾生相

3800

人類總要犯重複的錯誤,每過一段時間,總有的士親熱的片段流出,繼去年「安心偷食」後,最近又有疑似上市公司高層在的士內與女子「交液」,「狂摸的」事件隨即成為網上熱話。

這邊廂,香港的士司機用車cam偷拍;那邊廂在英國威爾斯史雲斯,卻有人光明正大用相機拍攝乘客眾生相。八十後地理系畢業生Mike Harvey為賺錢去旅行,兼職開夜更的士。他很快發現自己很喜歡這份外快,因為可與形形色色的人聊天,妓女、毒販、警察、孕婦、醉酒佬、昏醉的、高亢的……四年的士生涯中,他接載過數以千計的乘客,世上的光怪陸離原來就在車廂裏,也算是看盡人情冷暖。

最初他在日記上紀錄遇到的趣人趣事,後來想到用影像來敘事後,乾脆自學攝影,用非審判的眼光紀錄下另類的威爾斯文化。每次乘客上車後,Mike便開始留意他們的一舉一動,有時利用短暫時間與之交談,有時則專心聆聽健談乘客說故事,在建立起一定信任後,到達終點時才向對方提出拍攝要求,而作為回報,那些答應拍攝的乘客,則可免去車費。

這一招雖然並非百試百靈,不過成功率也相當之高,在2009年尾至2010年期間,他用半年時間成功拍攝130位乘客(只有九人拒絕),之後再篩選三十張做展覽,當年BBC及《衛報》都曾報導。“As a taxi driver, you get to see a real cross section of society.”——他如此形容自己的「TAXI」拍攝計劃。

現在Mike Harvey已不再開的士了,不過他曾說過他日可能會在其他地區實行這個計劃,若然他來香港的話,會不會拍攝在車內親熱的男女呢?

_DSC0104

圖片來源:http://www.mikeharvey.co.uk/

Roger Ballen 掌鏡南非邊緣人

“The best images are those for which we cannot find words ” 

美國攝影師Roger Ballen的作品以詭異、怪誕見稱,2017年推出的生涯回顧攝影集,正以名字結合怪誕之意(grotesque),命名為《Ballenesque》。現年七十歲的他,曾在南非拍攝多年,記錄下南非社會邊緣人的生活。

Shadow Chamber, Lunch, 2001

Roger Ballen的媽媽在著名圖片社Magnum Photos工作,紐約郊區的家中掛滿不同攝影師的照片,在其耳濡目染下,他自小就沉浸在攝影世界中,十多歲時,他已買來Mamiya相機,模仿Magnum攝影師的拍攝風格。Ballen的啟蒙老師是美國攝影師Paul Strand,他總能與街頭拍攝對象建立親密的關係;還有André Kertész密語般的畫面、Elliott Erwitt的幽默感及Ralph Eugene Meatyard的詭異面具,都令他對攝影有不一樣的見解,這在後來Ballen的作品中,也可見一斑。

Asylum of the birds, Take off, 2012

成長在反越戰的年代,社會的動亂及不安鼓譟着年輕人的心,1973年,他離開美國,用五年時間遊覽世界,拍攝途中的所見所聞,他從開羅穿梭至開普敦,首次來到南非。當時南非仍處於種族隔離時期,社會充滿種種不公與歧視,然而他卻覺得有種莫名的親和力。1982年,身為地質學家的他,回到南非搜尋礦物。他覺得,透過地球表面尋找寶藏的過程,正如利用相機呈現人們內心的真實一面,同樣需要用心去發掘。

ah rats, Dogfellows, 2014

作為外來者,他先被當地村莊的建築吸引,拍攝房屋、家居擺設及謙卑的當地人,集結成《Dorps: Small Towns of South Africa》一書。之後,他將重心慢慢從房屋轉移到人身上,拍攝不同南非居民的肖像,關注他們的精神狀態,發表的多本著作之中,尤以2001年面世的《Outland》最廣為人知。世人眼中,白人在南非享有特權,然而Ballen鏡頭下拍攝的,是生活在郊區小鎮貧民窟的白人,他們長期與世隔絕,因各種遺傳原因,樣貌逐漸變得怪異,也慢慢出現許多令人費解的行為。

Outland, Dejected, 1999

這些地方治安惡劣、死亡率高,為順利完成拍攝,Ballen花費心力與他們相處、打交道,甚至會給予金錢、食物等回報,與被攝者建立友好關係。他不只拍攝他們的樣貌、記錄他們身處的環境,還透過編導式攝影(Staged Photography)的手法,令畫面充滿戲劇性的元素,有種怪誕及疏離的美感。

Outland, Puppy between Feet, 1999

《Outland》面世後,有人質疑他物化拍攝對象,有人將他與同樣拍攝怪異人物的Diane Arbus相提並論,然而Ballen還透過操控畫面的元素,將繪畫、裝置及拼貼融入攝影,創造出一種獨一無二的怪誕人像風格,畫面中的氛圍詭譎不安,視覺效果非常震撼。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說,最好的照片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

《Ballenesque》銅鑼灣Meteor HK有售

圖片來源:Roger Ballen Instagram

原文見於SPILL

催淚煙變藍天白雲 抹不走的真相

2019年6月12日,警方在金鐘施放240枚催淚彈,揭開毒氣「放題」的序幕。當日眾人爭相逃走的畫面依然歷歷在目,這令藝術家黎靖欣回想起,曾在藍天下見過催淚彈飛過來的畫面,竟覺有一絲美感。「我覺得很荒謬,為何如此恐怖的東西,會有漂亮的一刻?」

踏進位於太子的C&G藝術單位,牆上整齊排列着240幅看似藍天白雲的相片,走近一看,原來是不同的催淚煙畫面。這一切,源自黎靖欣對催淚彈的「浪漫想像」。去年8月,她在德國參加「藝術家駐村計劃」,透過展覽向當地人講述香港發生的事情。她不僅展示示威現場的催淚彈照片,與之相對應的,是一系列將催淚煙以外的人物與背景抹去的畫面,取而代之是淺藍色的背景,效果猶如天空般美麗。「現場是充滿攻擊性的吵雜環境,作品畫面的感覺卻是平靜而美好的,我覺得這種反差很諷刺。」

看似藍天白雲的畫面,是6月12日金鐘的催淚煙。

回港後,眼見事情的發展越來越荒謬,催淚煙已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大半年間有逾16,000粒催淚彈散落在港九新界。黎靖欣透過新聞照片或直播片段,尋找每個有催淚彈日子的畫面,將真實相片裏的人物及背景移除,令這件事感覺更荒謬。「過去一年,這些影像已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但當權者仍然否認、抵賴事實,甚至指鹿為馬、操控事件。」這些虛構、扭曲的敍述,正如作品一樣,表面上看似很正義或美好,背後卻是一個個殘酷的真相。

換掉背景 恍如訴求被漠視

創作過程中,黎靖欣重新審視每個催淚彈的畫面,「事隔大半年,我以為自己會較冷靜,但當重溫這些照片時,這種憤怒仍揮之不去,情緒起伏很大。」更難受的,是要在作品中抹去這些示威者,「創作期間不斷在想,這些人還安好嗎?他們究竟在哪裏?」然而在當權者眼中,示威人士的理念及訴求,恍如畫面的其他元素一樣,都一一被抹走了。她堅持展覽在6月12日開幕,展出240張作品,因為她覺得香港人的無力感,正正是源於這一日、這些催淚彈。

在展覽現場,240幅作品根據催淚彈發射的日期順序排列,黎靖欣根據統計學的比例計算這些日子的照片數量,例如11月18日,理大圍城有逾3,000粒催淚彈,她以不同角度創作18幅當日的作品,有些是催淚彈剛爆發的瞬間,有些則是滿佈催淚煙的一刻,有的像抽象畫、有的相當明顯,令畫面比較多元化。有些日子只有一粒催淚彈,她也要找到相關的片段進行創作,花時間fact check催淚彈的位置,不想憑空揑造。「雖然作品最終的畫面不是真實,但背後的事件、地點都是真的。」

集體回憶 刺破歌舞昇平

她以4R尺寸展示這些相片,為每張照片手寫上時間及日期,那種感覺恍如翻看家庭相簿的日常照片。表面上那種藍天白雲的平靜,隨着照片下方的時間地點瞬間刺破,例如6月12日的金鐘、11月12日的中文大學。當真相被一片美好包裝,縱然當權者如何歌舞昇平,但眾人經歷過的集體回憶,卻如何也抹不走,the truth is out there。

 《The Truth is Out There》2020年6月12日至7月18日曾於太子C &G藝術單位展出。

由時尚到王室攝影師 Mario Testino

202

能為英國王室操刀的攝影師,無不是享負盛名的大師,Cecil BeatonDavid BaileyAnnie Leibovitz⋯⋯近年頻頻為英國王室掌鏡的,還有秘魯攝影師Mario Testino,1997年他為戴安娜王妃留下最後倩影,之後更長期為英國及其他王室掌鏡。

他的身份多元,既是創意總監、慈善家,也是博物館創辦人、藝術收藏家。年逾六十的他工作時依然精力充沛,日日開工十幾小時,為《Vogue》、《Vanity Fair》等名牌雜誌掌鏡,ChanelGucci都是長期廣告客戶,懂時尚愛時尚的他更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All-TIME 100 Fashion Icons」。

作為當今最有影響力的時尚及人像攝影師之一,Mario合作過的明星多不勝數,女演員Emma WatsonCameron DiazJulia Roberts、歌星Lady Gaga、時尚女魔頭Anna Wintour、名模Kate Moss⋯⋯

很多人以為他自小生長在時尚世家,其實不然。生長於秘魯天主教家庭,Mario的童年並沒有在巴黎、紐約這些時尚之都度過,相反秘魯男人甚少會對時尚感興趣,幸好在熱愛衣服的媽媽照料下長大,他也潛移默化地愛上時裝。在保守的當地,童年時他更因與眾不同的穿着而遭人白眼。

ROYALS_005-1104x1400

Mario Testino原本修讀的是經濟學,1976年,22歲的他毅然移居倫敦學習攝影。倫敦的時尚風氣與秘魯簡直天淵之別,這也讓喜歡時尚的Mario心靈得到解放,展開對時尚攝影的追求。「大明星御用攝影師」這個稱號背後,是長年努力所累積的,當時他在英倫無人無物,在跟隨兩位攝影師當過一年學徒之後,就滿腔熱血向雜誌社自薦,卻一次次遭受不留情面的回絕。為了養活自己,當時生活拮据的他一邊在餐廳打工,更不得不住在廢棄的精神病院。

彼時生活雖艱苦,但年輕人有一顆樂觀自信的心,伴隨他支撐未明朗的攝影路。幫模特兒拍攝幾年試鏡相片後,終於在1983年迎來機會,雖然只是為英國《Vogue》拍攝場景照片,但至少Mario Testino這名字,總算出現在時尚雜誌上,開啟他的時尚攝影之路。浮浮沉沉十多年,算是建立個人風格,直至1990年代遇上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麥當娜戴安娜王妃。

1995年,麥當娜被他的作品吸引,欽點他為自己代言的Gianni Versace廣告擔任攝影師,令他名氣大增。1997年為《Vanity Fair》拍攝戴安娜王妃,更是他生命中最珍貴的經歷。這是他首次為皇室拍攝,同時也成為王妃生前最後一輯照片。

當年戴安娜車禍離世,這輯充滿光彩笑顏的照片,就成為英國人收藏的最後影像,這不但令照片廣為流傳,也打開他為王室掌鏡的大門,英國、約旦、荷蘭王室紛紛邀請他拍攝,尤其英國王室,威廉王子婚照、Charlotte公主誕生、四代同堂全家福,都是出自Mario之手,他亦從此有另一稱號——皇室御用攝影師。原本哈里王子2018年的婚禮也應由他拍攝,可惜兩年前他陷入性騷擾醜聞,與英國王室的合作也隨之告終。

214 spare

Among many beautiful images of Princess Diana, Peruvian photographer Mario Testino has captured the most charming and attractive one.

Mario started his career in the British fashion industry in the 1980s and gained a reputation in the 1990s. In 1997, he photographed Lady Diana for Vanity Fair Magazine.

It was his first time shooting for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also the last fashion photographs of the princess; she was full of confidence with elegance.

Not long after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he died in a car accident, and the whole of England mourned. These smiling photos of Diana became the last impression of her incredible life.

朱德華 用「遊行」探索社會議題

在去年「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早已有「遊行之都」的稱號,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人對於示威遊行,一點也不陌生。2003年七一遊行,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廿三條立法,攝影師朱德華Almond Chu)當年也參與其中,啟發他在翌年創作《Parade》系列作品。

Parade 1, 2004

「批判是當代攝影應該具備的元素」

2004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建——香港精神紅白藍》展覽,有份展出作品的朱德華,以紅白藍概念創作首幅作品。身穿紅白藍服飾的人物,擠滿《大公報》田灣總部前面的行車天橋,組成壯觀的遊行隊伍。

他先以8×10相機拍攝環境,再用135相機拍攝人物移動時的不同透視角度及動作姿態,最後用電腦將數百張照片合成作品。「人類的思維在全球化之下,慢慢失去個性,價值觀也慢慢變得模糊,重複的個人形象,象徵着社會整體的價值取向。」這系列作品真實場景結合虛構人物,首張作品更成為文化博物館的收藏之作。

今年57歲的朱德華,從事商業攝影多年,也曾是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HKIPP)會員,在行內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坦言,商業攝影是滿足客戶需求,個人創作才是表達自己的感受,「我的作品充滿批判性,我認為這是當代攝影應該具備的元素。」

實際上,他自八十年代求學時期已拍攝人像作品,一直至今,期間涉獵過人體、馬、花、城市風景等不同題材。對他而言,攝影不只是美學上的追求,還可以用來探索社會議題。

Parade 3, 2007

從攝影棚走向戶外創作

「2004年,我在德國完成『藝術家駐村計畫』,回港後,想捨棄之前一直在攝影棚拍攝人像及靜物的手法,開始走到戶外創作。」他一方面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站及儲水庫等地方拍攝人為的「垃圾風景」,以一系列《人工地景》反思人類對大自然造成的破壞。

至於《Parade》系列,則選址舊天星碼頭、中央警署等殖民地時期的標誌性建築,再透過人物的衣着造型,與拍攝地點產生關聯。第三幅作品在灣仔碼頭附近,一般人對這地方或許沒太多回憶,「2005年世貿會議期間,韓國農民曾在那裏示威、跳海。」想當年,韓農的勇武形象令港人大開眼界,而當年警察相對溫和的處理手法,如今亦一去不復返。

·圖片來源及《Parade》購書:Almond Chu Studio

作品反思生活及社會議題

《Parade》系列並不只在香港創作,也曾以北京及廣州的建築物為靈感,「當年因為與畫家王無邪先生的一席話,引致我考慮『身份』的問題,所以回國內取景。」在北京故宮的紅牆之下,朱德華弟弟化身眼戴墨鏡、穿着綠色制服的內地公安,好奇地看着眼前發生的事情,同時令畫面外的觀眾不禁疑惑。這張充滿標誌性元素的照片,正是他全新攝影集《Parade》的封面,這幅2012年創作《Parade 9 (Curious Police)》作品,現正於中環La Galerie展出。

由第四幅作品開始,朱德華嘗試以自身演繹照片中的人物,令作品的信息更加強烈,後來幾幅較廣為人知的作品,都是他親自上陣的。2015年,朱德華重新以香港為題材,創作一幅回應2014年雨傘運動的作品《Parade 15 (79)》,在金鐘政府總部前,79個撐着黃色雨傘的他,一切不言而喻。

最後一幅作品《Parade 16 (The Apple)》,則以中環的蘋果旗艦店為主角,反思當電腦、電話主宰了我們的生活,科技是否令人類有更好的聯繫?

Parade 16 (The Apple), 2015

中港關係千絲萬縷

朱德華以逾十年時間創作《Parade》系列,每幅作品由拍攝到完成,至少需時兩個月,最後共創作十五幅。「那時覺得繼續做下去,也只是轉換不同的場景,倒不如開始創作新的作品。」

沒有固步自封的他,幾年間先後創作《時光隧道》及《天空》,前者拍攝大嶼山的東江水輸水管,後者以類似Pantone的手法展示在香港拍攝霧霾的天空,「這些霧霾是因為北風將中國南方工廠造成的空氣污染吹來所致,而當中許多工廠是香港人開設的。」

不論《時光隧道》還是《天空》,同樣在探索不同的社會議題,而背後都呈現了香港與中國內地千絲萬縷的關係。

《時光隧道》,2018年

Photobook & Print Exhibition

日期:即日至8月16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2pm-7pm(星期日)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74號LA GALERIE PARIS 1839

Almond Chu explores social issues with the “parade” series.

Hong Kong had long been known as the “Parade City” even before last year’s extradition bill demonstration. It has been 23 years after the Hong Kong handover, and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protests. On July 1st, 2003, half a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against Hong Kong Basic Law Article 23. Photographer Almond Chu also participated in that year, inspiring him to create the “Parade” series in the following year.

“In 2004, I completed the Artist Residency in Germany. After returning to Hong Kong, I wanted to abandon the shooting technique of portraits and still life in the studio, and began to move forward.” On the one hand, he created the “ARTIFICIAL LANDSCAPE” in landfills and reservoir flooded with garbage,  to reflect on the damage caused by humans. 

As for the “Parade” series, he selected the iconic building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such as the old Star Ferry Pier and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and related the location with the characters. Most people may not have much memory of the third work near the Wan Chai Pier, “During the 2005 World Trade Conference, Korean farmers once demonstrated and jumped in the sea in this area.”

The “Parade” series was not only created in Hong Kong but also inspired by buildings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Because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ainter Wucius Wong, I was 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identity,” so I step into the mainland for inspirations.”  

Under the red walls of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numerous security officers wearing sunglasses and green uniforms, which is very iconic among the Parade series. Starting from the fourth work, he tried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s in the photos by himself, so that the work has a strong message.  

In 2015, he created “Parade 15 (79)” in response to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in fro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mplex, 79 people holding yellow umbrellas. The last piece, “Parade 16 (The Apple)”, focuses on the Apple flagship store in Central, reflecting on the fact that when computers and smartphones dominate our lives, does technology ensure people with a better connection?


·瀏覽「顯影 PhotogStory」 Instagram Facebook / Carousell

·歡迎支持「顯影」繼續書寫攝影:PayMe / PayPal

1980年的新疆 自由下的尊嚴

過去一年,「今日新疆,明日香港」這句口號不絕於耳,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彷彿成為命運共同體。「香港與新疆本質上是相似的,它們都是中原的外圍地區,同樣受到移民、風俗習慣等中央『大一統』的影響。」年逾花甲的攝影師黃勤帶,因近年新疆的新聞報道,重新檢視四十年前在當地拍攝的幻燈片,結集成《XinJiang 1980》一書。

1980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不久,年僅23歲的黃勤帶,好奇地踏上新疆的旅程。「新疆的吐魯番及庫車,就是《西遊記》傳說中的火焰山、女兒國,那是我人生的首次遠遊。」文學想像吸引他踏上西域之行,當年他與兩位朋友到達烏魯木齊後分道揚鑣,帶着友人餘下的「外滙券」,獨自搭巴士途經庫車,前往南疆古城喀什。「吐魯番、庫車、喀什與伊斯蘭世界一脈相承,尤其喀什是中亞西亞的重要古城,瀰漫着伊斯蘭氣息,維吾爾族婦女以織物包頭,人們在誦讀《可蘭經》。」

在牆角下誦經的少年,如今仍能自由、虔誠地祈禱嗎?

文革2.0 宗教活動被限制

文革期間,「破四舊」運動如火如荼,新疆的宗教文化活動亦不能倖免,這或從當地破落的寺廟可知一二。1976年四人幫倒台之後,宗教活動慢慢被允許,祈禱、誦經的行為,也出現在黃勤帶鏡頭之下。「印象中,他們是很虔誠的,每次祈禱之前會洗臉、漱口等,是一種潔淨的儀式。」四十年後,自由在倒退,尤其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當地政府美其名以保安為由,近年不准當地人穿戴清真罩袍、男人不准留鬍鬚、宗教活動也被限制,有如第二次文革,不無可悲。遺憾是,黃勤帶之後沒再踏足新疆,無法與回憶、舊照片作對照,如今事過境遷,當年的畫面還殘存多少?

不過,他仍清晰記得,當年出入邊境時很嚴格,要填寫相機及鏡頭資料,以防走私,「一到喀什,就在旅館附近的派出所登記,我記得我是第五個到喀什的香港人,離開時也要通知。」一切盡是剛改革開放的情形,當地感覺恍如停留在中世紀,周圍都很破舊,身處文化迥異的地方,黃勤帶本能地拍攝途中的所見所聞,「當時的動機是很單純的,就是很樸素地記錄見到的事物,有歷練的人會有複雜的折射,現在我可能不會這麼拍攝了。」

回想當年,他說雖然感覺到人們有些戒心,但一般都很友好,他以柔和的視線,拍攝小女孩害羞的笑容,小男孩們在河中赤裸暢泳,當地人放牧及生活的日常,還有清真寺與市集。他不是以獵奇的眼光來捕捉,而是透過記錄他們的傳統,例如是戴帽、留鬍鬚等,物質雖然貧乏,但卻有一種尊嚴。「我想現在新疆的物質生活是豐富了,但這種傳統已經崩壞,感覺這種尊嚴也蕩然無存。」

老人家留着鬍鬚、戴着帽,物質雖貧乏,但卻有一種保留傳統的尊嚴。

幻燈片變質 增添浪漫粉紅色調

多年來,黃勤帶曾旅居倫敦、日本等地方,這批幻燈片也輾轉收容在不同角落,到他重看之時,幻燈盒的橡筋已溶化,變質的幻燈片則增添一層浪漫的粉紅色,他故意保留這種色調,令攝影集瀰漫着一種舊日氣息。這些最早期的作品,對他個人而言,固然是整理攝影的歷程;另一重價值在於照片本身的記錄功能,日後若有維吾爾族人接觸到這本書,那種感覺應該截然不同。「日本攝影師藤原新也1960年代曾在大澳拍攝很多照片,我是大嶼山人,後來我偶然見到這些照片,覺得很震撼,不禁聯想起往事。」

對港人而言,這些照片彷彿在1980年那一剎那,揭開新疆的神秘面紗,不過對伊斯蘭世界的人而言,還有一種歷史、文化與宗教的見證與傳承。

小女孩靦腆的笑容,感覺貧窮但美好。

In 1980, shortly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23-year-old photographer KanTai Wong embarked on a journey to Xinjiang. “Turpan and Kuqa in Xinjiang are the Flaming Mountain and Ladies’ Kingdom in the famous novel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Literature attracted him to this trip. When separated from two friends in Urumqi, he got the remaining “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 of his friends. He took the bus alone to Kashgar in southern Xinjiang. “Turpan, Kuqa, Kashgar are similar to the Islamic world, especially Kashgar is an important ancient city in Central and West Asia. It is permeated with the Islamic atmosphere, Uyghur women wrap their heads with fabric, and people read the Quran.” 

Looking back, he said that although he felt that people were a little wary, they were generally amiable. He photographed the little girl’s shy smile, the little boys swimming naked in the river, the locals grazing, and the bazaar. He did not capture it with a newfangled mindset, but by recording their traditions, such as hats and beards, and belief,  to present dignity. “I think the life quality in Xinjiang is not impoverished like it used to be, but the tradition has broken down, and it feels like this dignity is gone.”

《XinJiang 1980》銅鑼灣富德樓艺鵠ACO有售。

原文見於果籽

心靈攝影 Gregory Colbert

人與動物的合照,相信很多人已司空見慣,這些照片或溫馨或趣緻,但在加拿大攝影師Gregory Colbert鏡頭下,卻增添一份靜謐與詩意,以及對哲學、宗教、生命的反思。他十數年如一日地奔波在世界各地,捕捉下一幕幕人與動物和諧共存、心靈共棲的時刻,因為他是用心靈在攝影。

Gregory Colbert的職業生涯始於1983年,當時這位年僅23歲的年輕人,開始在巴黎拿起錄影機拍攝反映社會問題的紀錄片,關於強姦案的、關於瀕臨死亡的藝術家、也有關於愛滋病的題材,尤其《On the Brink: An AIDS Chronicle》這部愛滋病題材的紀錄片迴響很大,之後他把創作的重心轉向藝術攝影。1992年,在瑞士和日本舉辦的個展《Timewaves》,吸引不少收藏家和基金會的注意,在他們的資助下,他開始周遊世界拍攝大象、豹等動物,展開為期十年的拍攝計劃「Ashes and Snow」。

Ashes and Snow

從1992年開始,他完成逾四十次遠征,足跡遍及南極洲、北極、澳洲、東南亞及非洲等多處地方,拍攝大象、鷹隼、羚羊、鯨魚、美洲豹、長臂猿和鱷魚等動物,也把鏡頭對準緬甸和尚、南非桑族人、蒙古人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所有照片都沒特別標題,只有一個共同名字:「Ashes and Snow」(塵與雪)。

他說不管瑪雅人、美國印地安人還是阿拉伯貝都因人,每種文化都創造了不同的動物寓言,去表達人類和大自然的關係,這系列作品正想探索人類和動物的關係,藉此找出所有動物的共同語言。這些散發詩意、靜謐的畫面其實並非後期處理,而是利用一種日本手工製造的棕褐色特殊相紙拍攝而成,他覺得這能呈現出人與動物之間的和諧,一種有如心靈交往的默契。

The Nomadic Museum 

Gregory Colbert說他的攝影不能獨立於電影和音樂,所以當他在世界不同角落拍攝這些奇妙的照片時,也創作了不少記錄的影像,最後剪輯為一部紀錄片,一同在展覽上播出。2002年先在威尼斯展出,展覽場地達12,600平方米,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型個展。這些作品獲得大眾讚賞,《華爾街日報》及《紐約時報》等媒體也有很高評價,這也令他對遊牧美術館(The Nomadic Museum)的想法更堅定。

1999年,他構想一座可輕易搭建的美術館,作為在全球巡迴展覽時的短期場地。經過多年構想,第一座美術館終於在紐約問世,配合「Ashes and Snow」的作品展出,後來又踏足加州、東京、墨西哥城、巴西等地方,根據不同的當地環境,採用各具特色的設計。時至今日,展覽已吸引逾一千萬人次觀眾,這樣人潮踴躍的個展,在所有在世的藝術家裡,絕對是絕無僅有的。

Marc Progin 蒙古風景改變生活思維

當冰島與巴塔哥尼亞成為世人眼中的「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恍如盤古初開狀態的蒙古,那種原始及靜止的美麗風景,或許更美得令人窒息。居港瑞士攝影師Marc Progin在蒙古發現最純粹的風景,也因這片原始大地放棄原有的物質世界,以單車騎行的苦行方式,細膩地體驗這塊鮮為人知的國土。

Marc透過鏡頭呈現山脈與草原的季節變化。

現年75歲的他,曾是一名製錶師,1977年,公司派他到香港發展亞洲業務,從此以港為家逾四十年,早當自己是香港一部份。雖然兒時已擁有相機,但他從未想過當攝影師,反而詩人及長跑運動員的身份更為人所知。1999年,他參加首次在蒙古舉行的100公里超級馬拉松比賽,在首都烏蘭巴托乘坐直升機到蒙古北部比賽起點的途中,「直升機飛得很低,那種山峯與河流的美麗風景十分原始,我覺得很震撼。」這令他下定決心在翌年以單車穿梭蒙古大地,探索這片遼闊的未知風景。

冰天雪地的景色非常有詩意,飛翔的雀鳥劃破畫面的寧靜。

遇沙塵暴 刮花相機濾片

蒙古曾是蘇聯的衞星國,1992年放棄社會主義後,才慢慢對外開放,由於國土遼闊,首都以外的地區,基本上仍維持原始狀態。對Marc而言,這塊土地彷彿有種魔力,吸引他不斷探索,過去二十年,他每年去兩、三次蒙古踩單車,每次去一至三個月,騎行數千公里,被蒙古四季的景色所吸引,令他重拾起攝影興趣。2007年,他捨棄自己公司,將更多時間投放在旅行及攝影,攝影師的身份也慢慢地為人所知。過去近十年,他為瑞士電視台及雜誌拍攝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及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等。

Marc鏡頭下的蒙古壯麗而原始,他在戈壁沙漠、山脈和草原上感受季節變化,在途中遇上游牧民族、遷徙鳥類及鷹獵人,每張精采照片背後,是一段段難忘經歷。他每日在碎石及沙路上騎行一百公里,不僅需要體力,更考驗毅力;天氣總是不似預期,春天時,南部沙漠經常有沙塵暴,風沙甚至連相機濾片及眼鏡都刮花。在冬天拍攝更加困難,10月已開始結冰,最冷時是攝氏零下四十度,要騎駱駝才能深入偏遠地區,「相機電池拍攝不久就會沒電,有時相機快門關上之後可能就不再打開,每張照片都得來不易。」

星空背景下的石刻雕像,呈現出這片文明的起源。

萬年化石 「呈現文明起源」

冰天雪地的風景令人想起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遺作《廿四格》(24 Frames),整個畫面純樸而美好,然而Marc並不滿足於此。

2012年開始,他與當地人組成駱駝團隊,去尋找當地的恐龍遺址以及先民的墓穴、圖騰與石刻雕像,從考古學的角度了解蒙古大陸的歷史與起源。「對我而言,拍攝一萬年前的雕像與化石,已遠遠超越了攝影,我想呈現的是這片文明的起源。」

蒙古面積150萬平方公里,人口僅300萬,有時踩幾天單車,也不見任何人,只有他與大自然靜靜相處。「攝影不只是拍攝風景,而是你對風景的感受。」他說那裏的時間彷彿是靜止的,隨着旅程不斷前進,會慢慢清空想法,將都市生活拋諸腦後,恍如喚醒體內的另一種力量,令他反思商業社會及科技對人類的影響。「蒙古的見聞改變我對生活的看法,去得越多,越覺得厭倦都市的生活。」

游牧民族沒有財產,一般人或覺得他們貧窮,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樸素而自由,土地不能賺錢,不像都市人為了寸金尺土而營營役役。「這種思維是很原始的,與在香港見到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經歷。」這令他對生活有全新體會,他盡量帶最少的物資去旅行,用地圖、指南針這種原始方式尋找方向,然後在筆記簿上將感受寫成詩歌,細味與大自然的相處之道。

作為單車及長跑運動員,Marc以苦行者的方式穿越蒙古。

Back To Nature

日期:即日至7月5日

時間:星期三至日(11am至6pm)

地址: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畫廊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Marc Progin, the landscape of Mongolia changes my living style

Hong Kong-based swiss photographer Marc Progin discovered the original and beautiful scenery in Mongolia. He abandoned the commercial world because of this primitive land and delicately experienced the little-known area by cycling. 

Mongolia, under the lens of Marc Progin, is very magnificent. He feels the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Gobi Desert, mountains, and grasslands. On the way, he met herdsmen, migratory birds, and eagle hunters. Behind each brilliant photo, there is a memorable experience. 

He rides a hundred kilometers a day on gravel and sand roads, which requires not only physical strength but also perseverance; the weather is always not as expected. In the spring, there are often sandstorms in the desert, the sands scratch the camera filters and even glasses.

It is more challenging to take photos in winter. It has started to freeze in October. The coldest temperature could be -40 degrees Celsius and have to ride camels to reach the remote area. “The camera battery will run out of electricity shortly after shooting. Sometimes the camera shutter may not open again. No photos come easil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Mongolia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way, Marc Progin has formed a camel team with the Mongolian locals Since 2012,  to look for dinosaur relics and stone-carved statues. “For me, photographing statues and fossils 10,000 years ago is far beyond photography. What I want to present i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He used the starscape to demonstrate the history of stone carvings and statues, which seems to maintain its primordial status. 

Mongolia has an area of ​​1.5 million km² and a population of only 3 million. Sometimes he meets no one during a few days of cycling; Only he with the quiet nature.

“Photography is not just shooting landscapes, but how you feel about them.” He said that the time there seemed to be still. As the journey progressed, he slowly clears his thoughts, leaving the city life behind. “The travel in Mongolia has changed my living style. The more I go, the more I feel tired of urban life.”

跨藝術攝影家——布列松

愈是著名的攝影師愈難介紹,一來是害怕言不盡意,無法在短短的文字裡呈現其精彩的一生;再者也因為攝影師本身已非常著名,感覺已沒有再介紹的必要。2013年,有緣在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看過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展覽,看到他在攝影以外的創作,包括他早年與晚年的素描、所拍攝的電影以及當演員的電影片段,對他稍微有多點認識,覺得或可談談這位大師,從攝影、素描、電影等方面,建構他完整的一生。

攝影

布列松生於一個富有的紡織家庭,是五兄妹中的老大,讀書時期已對藝術深感興趣,既喜歡攝影,也經常到劇院、博物館及音樂會,而家裡十分支持他各方面的興趣。1930年,他前往科特迪瓦 、喀麥隆、多哥等非洲國家拍攝,回來後他前往法國南部,擁有人生第一部Leica相機,並很快在1932年於紐約Julien Levy Gallery舉辦首次展覽。不久後,他結識Robert Capa,一位開始嶄露頭角的戰地攝影師,布列松也因為他而更堅定地走上新聞攝影之路,先是拍攝西班牙內戰,二戰期間為法國共產黨晚報《CE SOIR》拍攝照片,期間被德國納粹俘虜,囚禁近三年。

1947年,他和Robert Capa等人成立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為紀實攝影奠下重要基礎,1952年的著作《The Decisive Moment》,更被譽為紀實攝影的聖經。戰後至1970年,他繼續在世界各地旅行及進行新聞攝影,拍攝過甘地的葬禮,甚至成為冷戰後第一位進入蘇聯的西方記者。1948至1949年,他在中國停留十個月,期間在《LIfe》、《Paris Match》等雜誌發表在中國所見所聞。雖然時值國共內戰時期,但在這些照片不見戰爭煙硝,反而突顯出大時代之下的人間煙火。

1970年代,他辭去Magnum Photos的職務,逐漸放棄攝影報道,更專注在人像和風景攝影。布列松一生偏愛黑白攝影,因為他覺得彩色照片太不自然(但亦拍攝過),且彩色菲林比黑白菲林需要更長的曝光。他說,彩色照片是一種紀錄手段,不是一種藝術表達。

電影

布列松說,電影教他如何去觀察,不僅可接觸更多的觀眾,而且敘事和傳達信息也更有力量。1935年,他在美國跟隨攝影師及導演Paul Strand拍攝紀錄片時,學識基本的電影技能。翌年回到法國時,他希望成為德國默片大師Georg Wilhelm Pabst或西班牙導演Luis Bunuel的助手,可惜未能成功,最後他成為法國導演Jean Renoir助手,合作拍攝《Life Belongs to Us,1936》、《A Day in the Country,1936》和《The Rules of the Game,1939》,並在三部電影分別擔任簡單角色。

1937年,他拍攝首部講述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Return to Life》,之後再拍攝兩部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紀錄片——《With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in Spain,1937》和《Spain Will Live,1938》。之後在1945年,他又拍攝一部講述戰爭囚犯歸家的故事《The Return》。

繪畫

布列松的叔父是畫家,兒時曾跟隨叔父短暫學過油畫,當時他受後印象派畫家塞尚影響,同時間也接觸超現實主義,創做過拼貼作品。20歲時他就讀私人藝術學院,跟隨法國雕刻家、立體主義畫家Andre Lhote學習畫畫。他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深感興趣,不過在1930年從非洲回到法國後,反而將更多的熱情投放在攝影上,逐漸放下畫畫這興趣,直至1972年,他才重拾畫畫樂趣,並於三年後在紐約Carlton Gallery舉辦首個素描畫展。他說,Photography is an Immediate Action, Drawing is Meditation.。   

·照片@Fondation Henri Cartier-Bresson / Magnum 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