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新疆 自由下的尊嚴

過去一年,「今日新疆,明日香港」這句口號不絕於耳,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彷彿成為命運共同體。「香港與新疆本質上是相似的,它們都是中原的外圍地區,同樣受到移民、風俗習慣等中央『大一統』的影響。」年逾花甲的攝影師黃勤帶,因近年新疆的新聞報道,重新檢視四十年前在當地拍攝的幻燈片,結集成《XinJiang 1980》一書。

1980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不久,年僅23歲的黃勤帶,好奇地踏上新疆的旅程。「新疆的吐魯番及庫車,就是《西遊記》傳說中的火焰山、女兒國,那是我人生的首次遠遊。」文學想像吸引他踏上西域之行,當年他與兩位朋友到達烏魯木齊後分道揚鑣,帶着友人餘下的「外滙券」,獨自搭巴士途經庫車,前往南疆古城喀什。「吐魯番、庫車、喀什與伊斯蘭世界一脈相承,尤其喀什是中亞西亞的重要古城,瀰漫着伊斯蘭氣息,維吾爾族婦女以織物包頭,人們在誦讀《可蘭經》。」

在牆角下誦經的少年,如今仍能自由、虔誠地祈禱嗎?

文革2.0 宗教活動被限制

文革期間,「破四舊」運動如火如荼,新疆的宗教文化活動亦不能倖免,這或從當地破落的寺廟可知一二。1976年四人幫倒台之後,宗教活動慢慢被允許,祈禱、誦經的行為,也出現在黃勤帶鏡頭之下。「印象中,他們是很虔誠的,每次祈禱之前會洗臉、漱口等,是一種潔淨的儀式。」四十年後,自由在倒退,尤其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當地政府美其名以保安為由,近年不准當地人穿戴清真罩袍、男人不准留鬍鬚、宗教活動也被限制,有如第二次文革,不無可悲。遺憾是,黃勤帶之後沒再踏足新疆,無法與回憶、舊照片作對照,如今事過境遷,當年的畫面還殘存多少?

不過,他仍清晰記得,當年出入邊境時很嚴格,要填寫相機及鏡頭資料,以防走私,「一到喀什,就在旅館附近的派出所登記,我記得我是第五個到喀什的香港人,離開時也要通知。」一切盡是剛改革開放的情形,當地感覺恍如停留在中世紀,周圍都很破舊,身處文化迥異的地方,黃勤帶本能地拍攝途中的所見所聞,「當時的動機是很單純的,就是很樸素地記錄見到的事物,有歷練的人會有複雜的折射,現在我可能不會這麼拍攝了。」

回想當年,他說雖然感覺到人們有些戒心,但一般都很友好,他以柔和的視線,拍攝小女孩害羞的笑容,小男孩們在河中赤裸暢泳,當地人放牧及生活的日常,還有清真寺與市集。他不是以獵奇的眼光來捕捉,而是透過記錄他們的傳統,例如是戴帽、留鬍鬚等,物質雖然貧乏,但卻有一種尊嚴。「我想現在新疆的物質生活是豐富了,但這種傳統已經崩壞,感覺這種尊嚴也蕩然無存。」

老人家留着鬍鬚、戴着帽,物質雖貧乏,但卻有一種保留傳統的尊嚴。

幻燈片變質 增添浪漫粉紅色調

多年來,黃勤帶曾旅居倫敦、日本等地方,這批幻燈片也輾轉收容在不同角落,到他重看之時,幻燈盒的橡筋已溶化,變質的幻燈片則增添一層浪漫的粉紅色,他故意保留這種色調,令攝影集瀰漫着一種舊日氣息。這些最早期的作品,對他個人而言,固然是整理攝影的歷程;另一重價值在於照片本身的記錄功能,日後若有維吾爾族人接觸到這本書,那種感覺應該截然不同。「日本攝影師藤原新也1960年代曾在大澳拍攝很多照片,我是大嶼山人,後來我偶然見到這些照片,覺得很震撼,不禁聯想起往事。」

對港人而言,這些照片彷彿在1980年那一剎那,揭開新疆的神秘面紗,不過對伊斯蘭世界的人而言,還有一種歷史、文化與宗教的見證與傳承。

小女孩靦腆的笑容,感覺貧窮但美好。

In 1980, shortly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23-year-old photographer KanTai Wong embarked on a journey to Xinjiang. “Turpan and Kuqa in Xinjiang are the Flaming Mountain and Ladies’ Kingdom in the famous novel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Literature attracted him to this trip. When separated from two friends in Urumqi, he got the remaining “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 of his friends. He took the bus alone to Kashgar in southern Xinjiang. “Turpan, Kuqa, Kashgar are similar to the Islamic world, especially Kashgar is an important ancient city in Central and West Asia. It is permeated with the Islamic atmosphere, Uyghur women wrap their heads with fabric, and people read the Quran.” 

Looking back, he said that although he felt that people were a little wary, they were generally amiable. He photographed the little girl’s shy smile, the little boys swimming naked in the river, the locals grazing, and the bazaar. He did not capture it with a newfangled mindset, but by recording their traditions, such as hats and beards, and belief,  to present dignity. “I think the life quality in Xinjiang is not impoverished like it used to be, but the tradition has broken down, and it feels like this dignity is gone.”

《XinJiang 1980》銅鑼灣富德樓艺鵠ACO有售。

原文見於果籽

心靈攝影 Gregory Colbert

人與動物的合照,相信很多人已司空見慣,這些照片或溫馨或趣緻,但在加拿大攝影師Gregory Colbert鏡頭下,卻增添一份靜謐與詩意,以及對哲學、宗教、生命的反思。他十數年如一日地奔波在世界各地,捕捉下一幕幕人與動物和諧共存、心靈共棲的時刻,因為他是用心靈在攝影。

Gregory Colbert的職業生涯始於1983年,當時這位年僅23歲的年輕人,開始在巴黎拿起錄影機拍攝反映社會問題的紀錄片,關於強姦案的、關於瀕臨死亡的藝術家、也有關於愛滋病的題材,尤其《On the Brink: An AIDS Chronicle》這部愛滋病題材的紀錄片迴響很大,之後他把創作的重心轉向藝術攝影。1992年,在瑞士和日本舉辦的個展《Timewaves》,吸引不少收藏家和基金會的注意,在他們的資助下,他開始周遊世界拍攝大象、豹等動物,展開為期十年的拍攝計劃「Ashes and Snow」。

Ashes and Snow

從1992年開始,他完成逾四十次遠征,足跡遍及南極洲、北極、澳洲、東南亞及非洲等多處地方,拍攝大象、鷹隼、羚羊、鯨魚、美洲豹、長臂猿和鱷魚等動物,也把鏡頭對準緬甸和尚、南非桑族人、蒙古人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所有照片都沒特別標題,只有一個共同名字:「Ashes and Snow」(塵與雪)。

他說不管瑪雅人、美國印地安人還是阿拉伯貝都因人,每種文化都創造了不同的動物寓言,去表達人類和大自然的關係,這系列作品正想探索人類和動物的關係,藉此找出所有動物的共同語言。這些散發詩意、靜謐的畫面其實並非後期處理,而是利用一種日本手工製造的棕褐色特殊相紙拍攝而成,他覺得這能呈現出人與動物之間的和諧,一種有如心靈交往的默契。

The Nomadic Museum 

Gregory Colbert說他的攝影不能獨立於電影和音樂,所以當他在世界不同角落拍攝這些奇妙的照片時,也創作了不少記錄的影像,最後剪輯為一部紀錄片,一同在展覽上播出。2002年先在威尼斯展出,展覽場地達12,600平方米,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型個展。這些作品獲得大眾讚賞,《華爾街日報》及《紐約時報》等媒體也有很高評價,這也令他對遊牧美術館(The Nomadic Museum)的想法更堅定。

1999年,他構想一座可輕易搭建的美術館,作為在全球巡迴展覽時的短期場地。經過多年構想,第一座美術館終於在紐約問世,配合「Ashes and Snow」的作品展出,後來又踏足加州、東京、墨西哥城、巴西等地方,根據不同的當地環境,採用各具特色的設計。時至今日,展覽已吸引逾一千萬人次觀眾,這樣人潮踴躍的個展,在所有在世的藝術家裡,絕對是絕無僅有的。

Marc Progin 蒙古風景改變生活思維

當冰島與巴塔哥尼亞成為世人眼中的「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恍如盤古初開狀態的蒙古,那種原始及靜止的美麗風景,或許更美得令人窒息。居港瑞士攝影師Marc Progin在蒙古發現最純粹的風景,也因這片原始大地放棄原有的物質世界,以單車騎行的苦行方式,細膩地體驗這塊鮮為人知的國土。

Marc透過鏡頭呈現山脈與草原的季節變化。

現年75歲的他,曾是一名製錶師,1977年,公司派他到香港發展亞洲業務,從此以港為家逾四十年,早當自己是香港一部份。雖然兒時已擁有相機,但他從未想過當攝影師,反而詩人及長跑運動員的身份更為人所知。1999年,他參加首次在蒙古舉行的100公里超級馬拉松比賽,在首都烏蘭巴托乘坐直升機到蒙古北部比賽起點的途中,「直升機飛得很低,那種山峯與河流的美麗風景十分原始,我覺得很震撼。」這令他下定決心在翌年以單車穿梭蒙古大地,探索這片遼闊的未知風景。

冰天雪地的景色非常有詩意,飛翔的雀鳥劃破畫面的寧靜。

遇沙塵暴 刮花相機濾片

蒙古曾是蘇聯的衞星國,1992年放棄社會主義後,才慢慢對外開放,由於國土遼闊,首都以外的地區,基本上仍維持原始狀態。對Marc而言,這塊土地彷彿有種魔力,吸引他不斷探索,過去二十年,他每年去兩、三次蒙古踩單車,每次去一至三個月,騎行數千公里,被蒙古四季的景色所吸引,令他重拾起攝影興趣。2007年,他捨棄自己公司,將更多時間投放在旅行及攝影,攝影師的身份也慢慢地為人所知。過去近十年,他為瑞士電視台及雜誌拍攝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及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等。

Marc鏡頭下的蒙古壯麗而原始,他在戈壁沙漠、山脈和草原上感受季節變化,在途中遇上游牧民族、遷徙鳥類及鷹獵人,每張精采照片背後,是一段段難忘經歷。他每日在碎石及沙路上騎行一百公里,不僅需要體力,更考驗毅力;天氣總是不似預期,春天時,南部沙漠經常有沙塵暴,風沙甚至連相機濾片及眼鏡都刮花。在冬天拍攝更加困難,10月已開始結冰,最冷時是攝氏零下四十度,要騎駱駝才能深入偏遠地區,「相機電池拍攝不久就會沒電,有時相機快門關上之後可能就不再打開,每張照片都得來不易。」

星空背景下的石刻雕像,呈現出這片文明的起源。

萬年化石 「呈現文明起源」

冰天雪地的風景令人想起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遺作《廿四格》(24 Frames),整個畫面純樸而美好,然而Marc並不滿足於此。

2012年開始,他與當地人組成駱駝團隊,去尋找當地的恐龍遺址以及先民的墓穴、圖騰與石刻雕像,從考古學的角度了解蒙古大陸的歷史與起源。「對我而言,拍攝一萬年前的雕像與化石,已遠遠超越了攝影,我想呈現的是這片文明的起源。」

蒙古面積150萬平方公里,人口僅300萬,有時踩幾天單車,也不見任何人,只有他與大自然靜靜相處。「攝影不只是拍攝風景,而是你對風景的感受。」他說那裏的時間彷彿是靜止的,隨着旅程不斷前進,會慢慢清空想法,將都市生活拋諸腦後,恍如喚醒體內的另一種力量,令他反思商業社會及科技對人類的影響。「蒙古的見聞改變我對生活的看法,去得越多,越覺得厭倦都市的生活。」

游牧民族沒有財產,一般人或覺得他們貧窮,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樸素而自由,土地不能賺錢,不像都市人為了寸金尺土而營營役役。「這種思維是很原始的,與在香港見到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經歷。」這令他對生活有全新體會,他盡量帶最少的物資去旅行,用地圖、指南針這種原始方式尋找方向,然後在筆記簿上將感受寫成詩歌,細味與大自然的相處之道。

作為單車及長跑運動員,Marc以苦行者的方式穿越蒙古。

Back To Nature

日期:即日至7月5日

時間:星期三至日(11am至6pm)

地址: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

圖片由Blue Lotus Gallery畫廊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Marc Progin, the landscape of Mongolia changes my living style

Hong Kong-based swiss photographer Marc Progin discovered the original and beautiful scenery in Mongolia. He abandoned the commercial world because of this primitive land and delicately experienced the little-known area by cycling. 

Mongolia, under the lens of Marc Progin, is very magnificent. He feels the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Gobi Desert, mountains, and grasslands. On the way, he met herdsmen, migratory birds, and eagle hunters. Behind each brilliant photo, there is a memorable experience. 

He rides a hundred kilometers a day on gravel and sand roads, which requires not only physical strength but also perseverance; the weather is always not as expected. In the spring, there are often sandstorms in the desert, the sands scratch the camera filters and even glasses.

It is more challenging to take photos in winter. It has started to freeze in October. The coldest temperature could be -40 degrees Celsius and have to ride camels to reach the remote area. “The camera battery will run out of electricity shortly after shooting. Sometimes the camera shutter may not open again. No photos come easil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Mongolia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way, Marc Progin has formed a camel team with the Mongolian locals Since 2012,  to look for dinosaur relics and stone-carved statues. “For me, photographing statues and fossils 10,000 years ago is far beyond photography. What I want to present i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He used the starscape to demonstrate the history of stone carvings and statues, which seems to maintain its primordial status. 

Mongolia has an area of ​​1.5 million km² and a population of only 3 million. Sometimes he meets no one during a few days of cycling; Only he with the quiet nature.

“Photography is not just shooting landscapes, but how you feel about them.” He said that the time there seemed to be still. As the journey progressed, he slowly clears his thoughts, leaving the city life behind. “The travel in Mongolia has changed my living style. The more I go, the more I feel tired of urban life.”

跨藝術攝影家——布列松

愈是著名的攝影師愈難介紹,一來是害怕言不盡意,無法在短短的文字裡呈現其精彩的一生;再者也因為攝影師本身已非常著名,感覺已沒有再介紹的必要。2013年,有緣在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看過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展覽,看到他在攝影以外的創作,包括他早年與晚年的素描、所拍攝的電影以及當演員的電影片段,對他稍微有多點認識,覺得或可談談這位大師,從攝影、素描、電影等方面,建構他完整的一生。

攝影

布列松生於一個富有的紡織家庭,是五兄妹中的老大,讀書時期已對藝術深感興趣,既喜歡攝影,也經常到劇院、博物館及音樂會,而家裡十分支持他各方面的興趣。1930年,他前往科特迪瓦 、喀麥隆、多哥等非洲國家拍攝,回來後他前往法國南部,擁有人生第一部Leica相機,並很快在1932年於紐約Julien Levy Gallery舉辦首次展覽。不久後,他結識Robert Capa,一位開始嶄露頭角的戰地攝影師,布列松也因為他而更堅定地走上新聞攝影之路,先是拍攝西班牙內戰,二戰期間為法國共產黨晚報《CE SOIR》拍攝照片,期間被德國納粹俘虜,囚禁近三年。

1947年,他和Robert Capa等人成立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為紀實攝影奠下重要基礎,1952年的著作《The Decisive Moment》,更被譽為紀實攝影的聖經。戰後至1970年,他繼續在世界各地旅行及進行新聞攝影,拍攝過甘地的葬禮,甚至成為冷戰後第一位進入蘇聯的西方記者。1948至1949年,他在中國停留十個月,期間在《LIfe》、《Paris Match》等雜誌發表在中國所見所聞。雖然時值國共內戰時期,但在這些照片不見戰爭煙硝,反而突顯出大時代之下的人間煙火。

1970年代,他辭去Magnum Photos的職務,逐漸放棄攝影報道,更專注在人像和風景攝影。布列松一生偏愛黑白攝影,因為他覺得彩色照片太不自然(但亦拍攝過),且彩色菲林比黑白菲林需要更長的曝光。他說,彩色照片是一種紀錄手段,不是一種藝術表達。

電影

布列松說,電影教他如何去觀察,不僅可接觸更多的觀眾,而且敘事和傳達信息也更有力量。1935年,他在美國跟隨攝影師及導演Paul Strand拍攝紀錄片時,學識基本的電影技能。翌年回到法國時,他希望成為德國默片大師Georg Wilhelm Pabst或西班牙導演Luis Bunuel的助手,可惜未能成功,最後他成為法國導演Jean Renoir助手,合作拍攝《Life Belongs to Us,1936》、《A Day in the Country,1936》和《The Rules of the Game,1939》,並在三部電影分別擔任簡單角色。

1937年,他拍攝首部講述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Return to Life》,之後再拍攝兩部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紀錄片——《With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in Spain,1937》和《Spain Will Live,1938》。之後在1945年,他又拍攝一部講述戰爭囚犯歸家的故事《The Return》。

繪畫

布列松的叔父是畫家,兒時曾跟隨叔父短暫學過油畫,當時他受後印象派畫家塞尚影響,同時間也接觸超現實主義,創做過拼貼作品。20歲時他就讀私人藝術學院,跟隨法國雕刻家、立體主義畫家Andre Lhote學習畫畫。他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深感興趣,不過在1930年從非洲回到法國後,反而將更多的熱情投放在攝影上,逐漸放下畫畫這興趣,直至1972年,他才重拾畫畫樂趣,並於三年後在紐約Carlton Gallery舉辦首個素描畫展。他說,Photography is an Immediate Action, Drawing is Meditation.。   

·照片@Fondation Henri Cartier-Bresson / Magnum Photos

Josef Hoflehner 詩意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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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攝影師 Josef Hoflehner 擅長拍攝風景照片,作品風格以平靜及詩意見稱,不論是亞洲、美洲的城市還是南極洲,在他鏡頭下總增添一份空靈與寂靜的感覺。當他來到加勒比海東北部的聖馬丁島(Saint Martin)拍攝海灘與飛機時,更多了一份視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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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攝影

Josef Hoflehner的童年軌跡與其他偉大攝影師不太一樣,兒時的他並沒受過任何攝影啓蒙或薰陶,家人與攝影向來沒有淵源,即使在重要節日,一家人也很少拍照留念。二十歲時,他買了一部相機,開始去旅行。慢慢地,他贏得攝影獎項的鼓勵,讓這位年輕人決定成為一名旅行攝影師。關於他早期的作品及經歷,Josef Hoflehner並沒有太多提及,即使在他的網頁上,也沒有太多個人資料。

轉捩點是2002年,這一年他開始與兒子Jakob Hoflehner一同旅行並進行攝影創作。為拍出最好效果,他們仔細挑選每一處拍攝的地方,也經常重複去同一地方拍攝,等待最適合的天氣和最好的光線。 一年十二個月裡,他們超過一半時間都在旅行,踏足的地方遍及五大洲,從冰島到香港,從美國到南極洲,在不同國家地區創作黑白風景照片。

Josef Hoflehner常常以長時間的曝光帶出空靈的感覺,構圖及畫面也非常簡潔,甚有禪宗與中國山水畫的留白意境。他的照片往往缺乏人的元素, 紐約、洛杉磯、香港這些原本五光十色的現代城市,在那鏡頭下卻營造出一種萬籟俱寂的感覺。當然這種風格並非他首創,在杉本博司、MICHAEL KENNA的作品裡均能找到異曲同工之妙。MICHAEL KENNA以長時間的曝光軟柔化影像,令其變成另一個世界。 Josef Hoflehner也以如此手法,以移動的雲和流動的水為背景,過濾畫面的喧囂,呈現出一種平靜與詩意。

JET AIRLINER

在眾多於世界各地拍攝的風景照片中,最著名莫過於「JET AIRLINER」系列。2009年至2011年期間,他與兒子前後四次踏足加勒比海的聖馬丁島,拍攝飛機低飛的壯觀畫面。

每天只有數架飛機降落島上的茱麗安娜公主國際機場(Princess Juliana International Airport),這對他的6X6 HASSELBLAD相機來說可謂是一大挑戰,因為相機不能像數碼單反般連拍,每次飛機升降只能拍攝一張,對時機的拿捏要把握得很好。

海灘上人群的走動,以及對飛機高度與位置的估計,也為構圖帶來難度。攝影師巧妙地以天空與海水、淺色海灘作背景,突出龐大飛機的視覺震撼力,由於海灘與飛機的距離有時只有十多米,因此拍攝效果非常震撼,同時也充滿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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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Riboud 中國視覺筆記

鞏利 1993
鞏俐 1993年

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1923-2016)是1950年代首幾位進入中國的西方攝影記者之一,過去半世紀曾踏足中國22次,拍攝無數經典照片,記錄下中國現代史的一幕幕重要場面,他鏡頭下的照片可謂中國歷史的視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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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ffel Tower’s Painter 1953年

中國淵源

享年93歲的Marc Riboud與中國的淵源始於1957年,當時他加入著名攝影圖片社Magnum Photos不久,憑着《LIFE》雜誌刊登的《Eiffel Tower’s Painter》累積一定知名度。1955年,他對東方國家產生濃厚興趣,跨越中東、阿富汗到達印度,並在當地停留拍攝一年。1956年尾,他在新德里拍攝當時正訪問印度的周恩來,在法國外交界幫助下認識周恩來秘書,獲得中國簽證。

當時中法尚未建交,中國簽證來之不易,對中國充滿好奇的他隨即在1957年1月1日踏足這個東方共產主義大國,從香港途徑廣州前往北京,開始斷斷續續逾半世紀的拍攝旅程。當時還是純真年代,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尚未發生,期間他拍攝很多雜技表演等風俗文化,還有美術學院的裸體模特。他在一次大型宴會上看到毛澤東,當時毛澤東設宴歡迎波蘭總理,Marc Riboud是宴會上屈指可數的外國攝影師,拍攝下珍貴照片。

1950年代,關於中國的影像相當匱乏,他的這批照片是碩果僅存的回憶。 他結束訪華後不久,國內相繼發生了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導致饑荒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災難,人們的生活更加艱苦樸素,這在他後來的鏡頭裏也可見一斑。

fenêtres d'antiquaire
琉璃廠 1965年

琉璃廠回憶

離開中國後,他的攝影行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南斯拉夫等。1965年,他第二次取得中國簽證。那時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方面,他看見在田地裏工作的學生衣衫襤褸;另一邊廂,成百上千的學生在廣場上手持木槍遊行。當時他雖然可在京城內自由拍攝,但身為外國人,他的一舉一動時刻被人「監察」着。

當他與藝術家太太Barbara Chase到達琉璃廠古玩街時,窗外的紅領巾女孩試圖偷看店裏發生的情況,Marc Riboud隨即拿起徠卡相機按下快門,透過櫥窗將女孩與街上居民生活的場景一併拍攝下來,成為他關於中國最著名的一張照片——《琉璃廠》。結束中國的旅程後,他將兩次訪華期間拍攝的照片結集成《 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中國的三面紅旗),事緣當時他到處見到三面紅旗,上面的口號寫着「人民公社萬歲、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寫照。

細節收藏者

1971年,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Marc再次拍攝周恩來,這位受人景仰的總理對着鏡頭擺出「V」字。最初看到照片時,以為是勝利手勢,原來當時法國部長Alain Peyrefitte問他年輕時在巴黎留學時學到甚麼,周恩來伸出兩個手指說學習了兩樣東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然而,這個手勢動作也相當有趣,是難得一見的領導人照片。Marc之後不僅為鄧小平掌鏡,也拍攝過滿臉童真的鞏利、稚氣未脫的藝術家方力鈞。一向喜歡山水畫的他,1980年代在法國籍華裔畫家趙無極的建議下,多次踏上黃山拍攝風景,但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場景。

儘管多次踏足中國,但他刻意不學習中文,把語言交付鏡頭與眼睛。他堅持以局外人的冷靜視角,拍攝那些生動的情節,向西方國家還原真實的中國。他曾說過,「我不創作故事,而是瑣碎細節的收藏者。」正是這種心態,他在攝影道路上踽踽獨行大半世紀,甚至年近九十歲時,他仍背着相機在中國街頭拍攝,這些照片近十餘年陸續在國內展出,在內地也逐漸變得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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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1967年

反戰照片

中國以外,Marc Riboud最著名的照片是1967年拍攝的反越戰照片。1967年10月21日,近十萬人遊行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抗議美國介入當時的越南戰爭,Marc Riboud拍攝了整個遊行過程,最後一格菲林拍攝的畫面也是最著名的一張,一位名為Jan Rose Kasmir的17歲高中女生手握鮮花,站在阻擋示威者的士兵前面。其實當時Jan並不知道這畫面被Marc Riboud拍攝下來,但鮮花與刺刀對立的畫面,卻成為反戰的象徵。

·圖片來自marcriboud.com

【Bilingual】千禧後·香港攝影刊物

香港攝影雜誌的歷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當中尤以《攝影藝術》(1960–1963年,1980-1997年)、《娜移》(女那禾多,1992-1999年)及《攝影畫報》(1964-2005年)較廣為人知,可惜它們都在回歸後數年間相繼停刊,僅餘下數本攝影器材雜誌,令香港攝影文化一度陷入低潮期。

回歸後的第二個十年,多位香港攝影師不約而同以非商業運作的方法出版攝影刊物,以攝影文化雜誌或同人誌的形式面世,幾年間曾有過一段小陽春。它們大多以半年或不定期的形式出版,遺憾是所有刊物在出版三/四期之後,便無以為繼,令香港的攝影刊物再度成為絕唱。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photography magazin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50s. Among them, Photoart(1960-1963, 1980-1997), Dislocation NuNaHeDuo(1992-1999), and Photo Pictorial(1964-2005) are the most widely known.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ceased publication within several years after 1997. Since then, Hong Kong’s photography culture once remained inactive. 

In the second decade after 1997, numerous Hong Kong photographers published non-commercial photography publications in the form of photography culture magazine or zine. This revival lasted for a few years, during which most of the photography publications are published in semi-annual or irregular journals. It was a shame that all publications were discontinued after the third or fourth issue, resulting in another period of stagnation for Hong Kong photography publications.  

2007年至2009年,攝影師及詩人廖偉棠受台灣1980年代的《人間》雜誌影響,創辦以紀實攝影為宗旨的《CAN 影像誌》,強調「從攝影出發,走向行動」,它以幾近一年一期的方式出版三期(及一期特刊),主題分別是「非常教育」、「草根舞台」及「勞動情景」。2008年,由攝影師朱德華發起的《pH infinity》,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以半年刊形式出版兩期,收錄朱德華、余偉建、謝至德、岑允逸及夏永康等多位香港攝影師的作品,其實也可視為千禧年後最早期的同人誌。

From 2007 to 2009, CAN, a photography and cultural journal managed by photographer and poet Liu Wai-Tong, was published for three issues (and one particular issue) on a nearly annual basis. The journal explored social issu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labor. In 2008, pH infinity, initiated by photographer Almond Chu, was published twice semi-annually. It included works by photographers such as Vincent Yu, Ducky Tse, Dustin Shum, Wing Shya, and Almond himself. 

2009年,攝影師黃勤帶、楊德銘、趙嘉榮、岑允逸自資出版同人誌《麻雀》,希望有多一個發表攝影作品的平台,書名意思是四位攝影師有如打麻雀,同時也象徵「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美聯社攝影師余偉建在第二期加入,三年間共出版三期,第三期尺寸變小,是一期回應311地震的日本特輯。

另一同人誌《柒菲》亦在同年面世,由新聞攝影師梁祖彝、楊德銘及文字工作者曾家輝等人創辦,兩年間共自資出版五期,包括《與事實不符》、《與身份不符》、《與記憶不符》、《與傳統不符》及《與色不符》,免費派發。仔細留意標題細字,「攝影雜誌」四字其實是從背面觀看的設計效果,以反映對當時攝影雜誌出版的不滿,許多人更將攝影雜誌與攝影器材雜誌混為一談。

In 2009, photographers Wong Kan-Tai, Paul Yeung, Karl Chiu, and Dustin Shum self-funded MAHJONG, a zine which published three times within three years, Associated Press photographer Vincent Yu joined since the second issue. Another zine titled 7 Fei(meaning 7 Films)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same year, Founded and self-funded by photojournalist Joey Leung with other photographers and writers, five issues were distributed for free within two years.

2010年至2012年,由攝影師黃淑琪等人發起《咔》攝影文化雜誌(KLACK),由藝術發展局資助,以半年刊形式共出版四期,探討攝影與親密、沙龍攝影等不同主題。同年誕生的還有同人誌《傾計會》(Kinggaiwui),共出版三期,每期以一位攝影師的作品為主,同時收錄其餘六位攝影師的相片,包括何兆南、小丁、陳偉江及張偉樂等。

From 2010 to 2012, photographer Ki Wong and her partners initiated the KLACK Photography and Culture Magazine, which had four semi-annual issues to explore different themes such as intimacy and salon photography. Also born in the same year was the zine Kinggaiwui(meaning Chatting Association), which came in a total of three issues. Each was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a single photographer, as well as the photos of the other six photographers, such as South Ho, Siu Ding, and CHAN Wai-Kwong, etc.

2012年後,香港攝影刊物再度沉寂,直至2016年底,衍生自「憧憬世界」攝影教育計劃(TOE)的《畫外影像誌》,以同人誌年刊的方式出版兩期,收錄多位年輕攝影師的作品,該誌主編梁耀康亦即2018年面世的《攝影是藝術》雜誌編輯,算是一個延續吧。

《攝影是藝術》是月刊,2018年出版十二期之後便停刊,創立該雜誌的公司亦在同年出版過三期《大視野攝影》(fisheye)雙月刊及一期《女拍女》(Ms photo)雙語雙月刊。當時原以為香港攝影雜誌會有一線生機,可惜只是曇花一現。

After 2012, Hong Kong photography publications became inactive again. By the end of 2016, Mumble Zine, derived from the Through Our Eyes(TOE) photography education program, was published annually for two years. Leung Yiu-Hong, the editor-in-chief of Mumble Zine, was also the founding editor of Photography is Art, a monthly magazine established in 2018 and went out of print after its twelve issues at the end of the same year. 

Besides Photography is Art, the company also released three issues of a bi-monthly magazine named fisheye and one issue of a bilingual women’s magazine Ms photo in that year. Back then, some thought that Hong Kong photography magazines would see a glimmer of hope, but the contemporary revival turned out a mere flash in the pan.

最後不得不提「Ménos 心象社」,它是一群本地攝影愛好者在2018年成立的攝影組織,2019年推出首本同人誌攝影集《Prologue》,主題是「Hong Kong Street」,收錄十一位攝影師的街拍作品,最初計劃每年出版一期,預計今年尾將出版第二期,暫且拭目以待吧。

Finally, Ménos should also be mentioned; it’s a photography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local photography enthusiasts in 2018. In the following year, it launched the first photography collection Prologue under the theme of Hong Kong Street. It was initially planned to be published once a year, and the second issue was expected to be release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I hope it will come into reality soon.

PS:「顯影」應中環LA GALERIE PARIS 1839 畫廊邀請,於2020年6月至8月期間展出這批香港千禧年後的攝影刊物。9月3日至10月4日期間,移師旺角「言志區」舉行,地址:西洋菜南街44號3樓。2021年第一屆「香港攝影書節」期間,於灣仔茂蘿街7號舉辦講座,介紹這些刊物。

·顯影 Instagram / Linkin.bio 

陳朗熹 無以名狀的力量

新聞照片是歷史的見證,反送中運動作為香港回歸後最大型的一場社會運動,所誕生的照片不計其數。運動轉眼一周年,不少傳媒機構及攝影師先後出版攝影集,以紀念這場從初夏跨過寒冬的抗爭,不過它們大多以機構或眾人名義出版,罕有以個人名義出版反送中攝影集的,有自由攝影師陳朗熹。書籍名為《無以名狀的力量》,既是他自己的狀態,也是這場運動的象徵,「這場運動牽涉的層面很廣,那種複雜程度彷彿無法用言語說得清,對我個人而言,則有一種無以言喻的衝擊及不知所措。」

現年26歲的陳朗熹,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已開始拍攝社會運動。當時仍在大學修讀社會政策的他,覺得學科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儘管沒有新聞拍攝的經驗,仍膽粗粗地開始為「USP社媒」拍攝,「每次社會運動都啟蒙許多攝影師入行,覺得這個行業很有趣,很有抱負。」2017年,剛畢業的他開始在《端傳媒》任職攝影師,可惜做了四個月,便成為公司裁員名單的一員,輾轉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為《端傳媒》、《報導者》及彭博新聞社、歐新社等新聞機構拍攝關於香港的題材,許多抗爭現場的照片更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陳朗熹憑「立法會塗鴉」贏得《前線‧焦點 2019》新聞攝影比賽的「年度照片」。

香港的「年度照片」

翻看攝影集裏的一張張照片,他坦言並非每一張都很出色,但以個人名義來說,卻又是比較齊整的,絕大部份的示威活動他都有拍攝,甚至還憑「立法會塗鴉」及「中大二號橋之役」的照片,分別贏得由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舉辦的《前線.焦點 2019》新聞攝影比賽的「年度照片」及突發新聞組別亞軍。說起塗鴉照片,他說當日多位攝影師均拍攝到這個畫面,他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其實是經過計算的。

「進入立法會後,我第一時間已前往會議廳門口,示威者破門而入後,他順勢站在會議廳中間,我覺得這個位置很重要,所以當時捨棄拍攝其他畫面。」不久後,當示威者在區徽上噴墨,他不停連拍起碼三百張,因為他覺得,噴墨的動作、雨傘的組成,很多畫面上的元素都是無法估計的。「這需要攝影記者的專業判斷,如果見到什麼拍攝什麼,有時未必能拍攝到最理想的畫面。」

以一張動感、搖晃的照片表達7.1那日在立法會門外的躁動情緒。

黑色區旗 大型活動的終結

「這是影像爆炸的年代,尤其這場運動,每日流傳的影像多不勝數,一張有足夠震撼力的照片讓世人見到是很難的,新聞攝影競爭太大,一般影像很難脫穎而出。 」除了獲獎照片,其他示威時刻對這場運動同樣非常重要,他將一幅幅定格的畫面結集成書,不只是為這場運動留下一本實體紀錄,「新聞照片通常只是新聞材料之一,我覺得照片本身有足夠力量獨立出來,成為主導角色。」

以個人名義出版,一來沒有傳媒機構的約束與限制,他嘗試在照片中加入個人情緒及看法,令畫面顯得較與眾不同。「7.1那日,示威者在立法會外衝擊玻璃門,當日天氣又熱又濕,周圍非常吵雜,持續好幾個小時,那種感覺很難受。」他以一張動感、搖晃的照片表達當時的躁動情緒,後來在金鐘天橋拍攝人流的畫面時也有這種複雜思緒,照片中的凌亂光線令畫面更混亂——這在一般新聞攝影中是不允許出現的,然而他卻收錄在攝影集裏。

再者,攝影集某程度上是陳朗熹對這場運動的看法,他沒有收錄區議會選舉及「國際戰線」的照片,有的是香港人示威、遊行、抗爭、人鏈以及激光筆交集的畫面,有些見到樣貌的照片也被捨棄,彷彿是他個人的運動記憶,「翻着一頁接一頁的運動照片,百感交集,無以名狀。」他如此形容。書中最後照片攝於今年元旦日,一位披着黑色洋紫荊旗的青年在天橋上望着街道下的遊行隊伍,似乎若有所指,「我向來是比較悲觀的,覺得這是香港最後一個大型運動,黑色的區旗,彷彿是一種完結。」

熱血堅持 打不贏的硬仗

他說,攝影集封面的照片,準確地表達出整場運動的感覺。照片攝於中大二號橋之役當晚,當時示威者燃點訊號彈,詭異的紅色光短暫瀰漫在那一小片天空,那個畫面很像末日感覺。「這個畫面像是一場救不滅的山火,眾人想用僅餘的水去潑熄它,就如大家明知會打不贏這場硬仗,仍然充滿熱血及魄力堅持下去。」

攝影集在運動幾近一周年之際推出,這或許是一個契機,然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廿三條」。「幾個月前,社會已開始再度談論這條例,若然現在不出的話,我害怕之後沒有機會出。」結果,廿三條尚未來臨,全國人大已通過更嚴厲的港區國安法草案,一石激起千重浪,霎時間人心惶惶,他最初的擔心不無道理。原來,經過這一年,無以名狀的,還有很多。

·原文見於果籽

David Douglas Duncan 從二戰到韓戰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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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7日,美國著名攝影記者David Douglas DuncanDDD)在法國逝世,享年102歲。論知名度,他或許不及好友Robert Capa出名,不過二十世紀的重要戰爭中,包括二戰、韓戰及越戰等,他都留下重要的歷史紀錄。此外他與畢加索的友情,也為人所津津樂道。 

生於1916年,自小就想探索廣袤的世界,18歲時家人送給他一部相機,從此開擴他的視野。他很快在攝影領域展現天賦,修讀考古學的他大學時期在中南美洲拍攝許多照片,並開始為當地報紙《Kansas City Star》及《National Geographic》等供相。 1943年,他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開始戰地記者生涯,期間拍攝所羅門群島戰役沖繩島戰役等。1946年,他從美軍退役後,隨即被《Life》雜誌聘用,前往伊朗拍攝,當時蘇聯拒絕從伊朗撤軍,情況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David Douglas Duncan較多人認識的作品,大概是韓戰時期拍攝的照片。1950年當北韓軍隊跨過三八線時,他正身處日本,於是很快到達前線,拍攝下一系列驚心動魄的照片,並在1951年出版《This Is War!》,當時他接受訪問時如此說道:“My objective always is to stay as close as possible and shoot the pictures as if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nfantryman, the Marine or the pilot.”,與Robert Capa的名句正好不謀而合。之後的越戰,他也出版兩本重要的戰爭影集《I Protest》(1968年)及《War Without Heroes》(1970年),揭示戰爭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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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畢加索的友情

戰爭照片之外,David Douglas Duncan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拍攝畢加索的相片。1956年由好友Robert Copa介紹,認識比他年長35歲的大藝術家畢加索,二人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直至1973年畢加索逝世。

畢加索居於法國康城的別墅,David Douglas Duncan經常來拜訪他,為此更搬到鄰近的小鎮居住。他拍攝下許多罕見的畢加索影像,如沐浴、跳舞、扮鬼扮馬、用餐等日常生活畫面。在他出版的28本書籍中,就有八本是關於畢加索的,不僅如此,他也與畢加索的妻子Jacqueline及女兒Catherine成為好友。他說自己感覺就像他的家人,拍攝這些照片是很簡單及自然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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