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f Hoflehner 詩意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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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攝影師 Josef Hoflehner 擅長拍攝風景照片,作品風格以平靜及詩意見稱,不論是亞洲、美洲的城市還是南極洲,在他鏡頭下總增添一份空靈與寂靜的感覺。當他來到加勒比海東北部的聖馬丁島(Saint Martin)拍攝海灘與飛機時,更多了一份視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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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攝影

Josef Hoflehner的童年軌跡與其他偉大攝影師不太一樣,兒時的他並沒受過任何攝影啓蒙或薰陶,家人與攝影向來沒有淵源,即使在重要節日,一家人也很少拍照留念。二十歲時,他買了一部相機,開始去旅行。慢慢地,他贏得攝影獎項的鼓勵,讓這位年輕人決定成為一名旅行攝影師。關於他早期的作品及經歷,Josef Hoflehner並沒有太多提及,即使在他的網頁上,也沒有太多個人資料。

轉捩點是2002年,這一年他開始與兒子Jakob Hoflehner一同旅行並進行攝影創作。為拍出最好效果,他們仔細挑選每一處拍攝的地方,也經常重複去同一地方拍攝,等待最適合的天氣和最好的光線。 一年十二個月裡,他們超過一半時間都在旅行,踏足的地方遍及五大洲,從冰島到香港,從美國到南極洲,在不同國家地區創作黑白風景照片。

Josef Hoflehner常常以長時間的曝光帶出空靈的感覺,構圖及畫面也非常簡潔,甚有禪宗與中國山水畫的留白意境。他的照片往往缺乏人的元素, 紐約、洛杉磯、香港這些原本五光十色的現代城市,在那鏡頭下卻營造出一種萬籟俱寂的感覺。當然這種風格並非他首創,在杉本博司、MICHAEL KENNA的作品裡均能找到異曲同工之妙。MICHAEL KENNA以長時間的曝光軟柔化影像,令其變成另一個世界。 Josef Hoflehner也以如此手法,以移動的雲和流動的水為背景,過濾畫面的喧囂,呈現出一種平靜與詩意。

JET AIRLINER

在眾多於世界各地拍攝的風景照片中,最著名莫過於「JET AIRLINER」系列。2009年至2011年期間,他與兒子前後四次踏足加勒比海的聖馬丁島,拍攝飛機低飛的壯觀畫面。

每天只有數架飛機降落島上的茱麗安娜公主國際機場(Princess Juliana International Airport),這對他的6X6 HASSELBLAD相機來說可謂是一大挑戰,因為相機不能像數碼單反般連拍,每次飛機升降只能拍攝一張,對時機的拿捏要把握得很好。

海灘上人群的走動,以及對飛機高度與位置的估計,也為構圖帶來難度。攝影師巧妙地以天空與海水、淺色海灘作背景,突出龐大飛機的視覺震撼力,由於海灘與飛機的距離有時只有十多米,因此拍攝效果非常震撼,同時也充滿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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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Riboud 中國視覺筆記

鞏利 1993
鞏俐 1993年

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1923-2016)是1950年代首幾位進入中國的西方攝影記者之一,過去半世紀曾踏足中國22次,拍攝無數經典照片,記錄下中國現代史的一幕幕重要場面,他鏡頭下的照片可謂中國歷史的視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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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ffel Tower’s Painter 1953年

中國淵源

享年93歲的Marc Riboud與中國的淵源始於1957年,當時他加入著名攝影圖片社Magnum Photos不久,憑着《LIFE》雜誌刊登的《Eiffel Tower’s Painter》累積一定知名度。1955年,他對東方國家產生濃厚興趣,跨越中東、阿富汗到達印度,並在當地停留拍攝一年。1956年尾,他在新德里拍攝當時正訪問印度的周恩來,在法國外交界幫助下認識周恩來秘書,獲得中國簽證。

當時中法尚未建交,中國簽證來之不易,對中國充滿好奇的他隨即在1957年1月1日踏足這個東方共產主義大國,從香港途徑廣州前往北京,開始斷斷續續逾半世紀的拍攝旅程。當時還是純真年代,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尚未發生,期間他拍攝很多雜技表演等風俗文化,還有美術學院的裸體模特。他在一次大型宴會上看到毛澤東,當時毛澤東設宴歡迎波蘭總理,Marc Riboud是宴會上屈指可數的外國攝影師,拍攝下珍貴照片。

1950年代,關於中國的影像相當匱乏,他的這批照片是碩果僅存的回憶。 他結束訪華後不久,國內相繼發生了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導致饑荒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災難,人們的生活更加艱苦樸素,這在他後來的鏡頭裏也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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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廠 1965年

琉璃廠回憶

離開中國後,他的攝影行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南斯拉夫等。1965年,他第二次取得中國簽證。那時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方面,他看見在田地裏工作的學生衣衫襤褸;另一邊廂,成百上千的學生在廣場上手持木槍遊行。當時他雖然可在京城內自由拍攝,但身為外國人,他的一舉一動時刻被人「監察」着。

當他與藝術家太太Barbara Chase到達琉璃廠古玩街時,窗外的紅領巾女孩試圖偷看店裏發生的情況,Marc Riboud隨即拿起徠卡相機按下快門,透過櫥窗將女孩與街上居民生活的場景一併拍攝下來,成為他關於中國最著名的一張照片——《琉璃廠》。結束中國的旅程後,他將兩次訪華期間拍攝的照片結集成《 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中國的三面紅旗),事緣當時他到處見到三面紅旗,上面的口號寫着「人民公社萬歲、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寫照。

細節收藏者

1971年,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Marc再次拍攝周恩來,這位受人景仰的總理對着鏡頭擺出「V」字。最初看到照片時,以為是勝利手勢,原來當時法國部長Alain Peyrefitte問他年輕時在巴黎留學時學到甚麼,周恩來伸出兩個手指說學習了兩樣東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然而,這個手勢動作也相當有趣,是難得一見的領導人照片。Marc之後不僅為鄧小平掌鏡,也拍攝過滿臉童真的鞏利、稚氣未脫的藝術家方力鈞。一向喜歡山水畫的他,1980年代在法國籍華裔畫家趙無極的建議下,多次踏上黃山拍攝風景,但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場景。

儘管多次踏足中國,但他刻意不學習中文,把語言交付鏡頭與眼睛。他堅持以局外人的冷靜視角,拍攝那些生動的情節,向西方國家還原真實的中國。他曾說過,「我不創作故事,而是瑣碎細節的收藏者。」正是這種心態,他在攝影道路上踽踽獨行大半世紀,甚至年近九十歲時,他仍背着相機在中國街頭拍攝,這些照片近十餘年陸續在國內展出,在內地也逐漸變得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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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1967年

反戰照片

中國以外,Marc Riboud最著名的照片是1967年拍攝的反越戰照片。1967年10月21日,近十萬人遊行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抗議美國介入當時的越南戰爭,Marc Riboud拍攝了整個遊行過程,最後一格菲林拍攝的畫面也是最著名的一張,一位名為Jan Rose Kasmir的17歲高中女生手握鮮花,站在阻擋示威者的士兵前面。其實當時Jan並不知道這畫面被Marc Riboud拍攝下來,但鮮花與刺刀對立的畫面,卻成為反戰的象徵。

·圖片來自marcriboud.com

【Bilingual】千禧後·香港攝影刊物

香港攝影雜誌的歷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當中尤以《攝影藝術》(1960–1963年,1980-1997年)、《娜移》(女那禾多,1992-1999年)及《攝影畫報》(1964-2005年)較廣為人知,可惜它們都在回歸後數年間相繼停刊,僅餘下數本攝影器材雜誌,令香港攝影文化一度陷入低潮期。

回歸後的第二個十年,多位香港攝影師不約而同以非商業運作的方法出版攝影刊物,以攝影文化雜誌或同人誌的形式面世,幾年間曾有過一段小陽春。它們大多以半年或不定期的形式出版,遺憾是所有刊物在出版三/四期之後,便無以為繼,令香港的攝影刊物再度成為絕唱。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photography magazin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50s. Among them, Photoart(1960-1963, 1980-1997), Dislocation NuNaHeDuo(1992-1999), and Photo Pictorial(1964-2005) are the most widely known.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ceased publication within several years after 1997. Since then, Hong Kong’s photography culture once remained inactive. 

In the second decade after 1997, numerous Hong Kong photographers published non-commercial photography publications in the form of photography culture magazine or zine. This revival lasted for a few years, during which most of the photography publications are published in semi-annual or irregular journals. It was a shame that all publications were discontinued after the third or fourth issue, resulting in another period of stagnation for Hong Kong photography publications.  

2007年至2009年,攝影師及詩人廖偉棠受台灣1980年代的《人間》雜誌影響,創辦以紀實攝影為宗旨的《CAN 影像誌》,強調「從攝影出發,走向行動」,它以幾近一年一期的方式出版三期(及一期特刊),主題分別是「非常教育」、「草根舞台」及「勞動情景」。2008年,由攝影師朱德華發起的《pH infinity》,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以半年刊形式出版兩期,收錄朱德華、余偉建、謝至德、岑允逸及夏永康等多位香港攝影師的作品,其實也可視為千禧年後最早期的同人誌。

From 2007 to 2009, CAN, a photography and cultural journal managed by photographer and poet Liu Wai-Tong, was published for three issues (and one particular issue) on a nearly annual basis. The journal explored social issu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labor. In 2008, pH infinity, initiated by photographer Almond Chu, was published twice semi-annually. It included works by photographers such as Vincent Yu, Ducky Tse, Dustin Shum, Wing Shya, and Almond himself. 

2009年,攝影師黃勤帶、楊德銘、趙嘉榮、岑允逸自資出版同人誌《麻雀》,希望有多一個發表攝影作品的平台,書名意思是四位攝影師有如打麻雀,同時也象徵「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美聯社攝影師余偉建在第二期加入,三年間共出版三期,第三期尺寸變小,是一期回應311地震的日本特輯。

另一同人誌《柒菲》亦在同年面世,由新聞攝影師梁祖彝、楊德銘及文字工作者曾家輝等人創辦,兩年間共自資出版五期,包括《與事實不符》、《與身份不符》、《與記憶不符》、《與傳統不符》及《與色不符》,免費派發。仔細留意標題細字,「攝影雜誌」四字其實是從背面觀看的設計效果,以反映對當時攝影雜誌出版的不滿,許多人更將攝影雜誌與攝影器材雜誌混為一談。

In 2009, photographers Wong Kan-Tai, Paul Yeung, Karl Chiu, and Dustin Shum self-funded MAHJONG, a zine which published three times within three years, Associated Press photographer Vincent Yu joined since the second issue. Another zine titled 7 Fei(meaning 7 Films)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same year, Founded and self-funded by photojournalist Joey Leung with other photographers and writers, five issues were distributed for free within two years.

2010年至2012年,由攝影師黃淑琪等人發起《咔》攝影文化雜誌(KLACK),由藝術發展局資助,以半年刊形式共出版四期,探討攝影與親密、沙龍攝影等不同主題。同年誕生的還有同人誌《傾計會》(Kinggaiwui),共出版三期,每期以一位攝影師的作品為主,同時收錄其餘六位攝影師的相片,包括何兆南、小丁、陳偉江及張偉樂等。

From 2010 to 2012, photographer Ki Wong and her partners initiated the KLACK Photography and Culture Magazine, which had four semi-annual issues to explore different themes such as intimacy and salon photography. Also born in the same year was the zine Kinggaiwui(meaning Chatting Association), which came in a total of three issues. Each was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a single photographer, as well as the photos of the other six photographers, such as South Ho, Siu Ding, and CHAN Wai-Kwong, etc.

2012年後,香港攝影刊物再度沉寂,直至2016年底,衍生自「憧憬世界」攝影教育計劃(TOE)的《畫外影像誌》,以同人誌年刊的方式出版兩期,收錄多位年輕攝影師的作品,該誌主編梁耀康亦即2018年面世的《攝影是藝術》雜誌編輯,算是一個延續吧。

《攝影是藝術》是月刊,2018年出版十二期之後便停刊,創立該雜誌的公司亦在同年出版過三期《大視野攝影》(fisheye)雙月刊及一期《女拍女》(Ms photo)雙語雙月刊。當時原以為香港攝影雜誌會有一線生機,可惜只是曇花一現。

After 2012, Hong Kong photography publications became inactive again. By the end of 2016, Mumble Zine, derived from the Through Our Eyes(TOE) photography education program, was published annually for two years. Leung Yiu-Hong, the editor-in-chief of Mumble Zine, was also the founding editor of Photography is Art, a monthly magazine established in 2018 and went out of print after its twelve issues at the end of the same year. 

Besides Photography is Art, the company also released three issues of a bi-monthly magazine named fisheye and one issue of a bilingual women’s magazine Ms photo in that year. Back then, some thought that Hong Kong photography magazines would see a glimmer of hope, but the contemporary revival turned out a mere flash in the pan.

最後不得不提「Ménos 心象社」,它是一群本地攝影愛好者在2018年成立的攝影組織,2019年推出首本同人誌攝影集《Prologue》,主題是「Hong Kong Street」,收錄十一位攝影師的街拍作品,最初計劃每年出版一期,預計今年尾將出版第二期,暫且拭目以待吧。

Finally, Ménos should also be mentioned; it’s a photography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local photography enthusiasts in 2018. In the following year, it launched the first photography collection Prologue under the theme of Hong Kong Street. It was initially planned to be published once a year, and the second issue was expected to be release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I hope it will come into reality soon.

PS:「顯影」應中環LA GALERIE PARIS 1839 畫廊邀請,於2020年6月至8月期間展出這批香港千禧年後的攝影刊物。9月3日至10月4日期間,移師旺角「言志區」舉行,地址:西洋菜南街44號3樓。2021年第一屆「香港攝影書節」期間,於灣仔茂蘿街7號舉辦講座,介紹這些刊物。

·顯影 Instagram / Linkin.bio 

陳朗熹 無以名狀的力量

新聞照片是歷史的見證,反送中運動作為香港回歸後最大型的一場社會運動,所誕生的照片不計其數。運動轉眼一周年,不少傳媒機構及攝影師先後出版攝影集,以紀念這場從初夏跨過寒冬的抗爭,不過它們大多以機構或眾人名義出版,罕有以個人名義出版反送中攝影集的,有自由攝影師陳朗熹。書籍名為《無以名狀的力量》,既是他自己的狀態,也是這場運動的象徵,「這場運動牽涉的層面很廣,那種複雜程度彷彿無法用言語說得清,對我個人而言,則有一種無以言喻的衝擊及不知所措。」

現年26歲的陳朗熹,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已開始拍攝社會運動。當時仍在大學修讀社會政策的他,覺得學科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儘管沒有新聞拍攝的經驗,仍膽粗粗地開始為「USP社媒」拍攝,「每次社會運動都啟蒙許多攝影師入行,覺得這個行業很有趣,很有抱負。」2017年,剛畢業的他開始在《端傳媒》任職攝影師,可惜做了四個月,便成為公司裁員名單的一員,輾轉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為《端傳媒》、《報導者》及彭博新聞社、歐新社等新聞機構拍攝關於香港的題材,許多抗爭現場的照片更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陳朗熹憑「立法會塗鴉」贏得《前線‧焦點 2019》新聞攝影比賽的「年度照片」。

香港的「年度照片」

翻看攝影集裏的一張張照片,他坦言並非每一張都很出色,但以個人名義來說,卻又是比較齊整的,絕大部份的示威活動他都有拍攝,甚至還憑「立法會塗鴉」及「中大二號橋之役」的照片,分別贏得由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舉辦的《前線.焦點 2019》新聞攝影比賽的「年度照片」及突發新聞組別亞軍。說起塗鴉照片,他說當日多位攝影師均拍攝到這個畫面,他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其實是經過計算的。

「進入立法會後,我第一時間已前往會議廳門口,示威者破門而入後,他順勢站在會議廳中間,我覺得這個位置很重要,所以當時捨棄拍攝其他畫面。」不久後,當示威者在區徽上噴墨,他不停連拍起碼三百張,因為他覺得,噴墨的動作、雨傘的組成,很多畫面上的元素都是無法估計的。「這需要攝影記者的專業判斷,如果見到什麼拍攝什麼,有時未必能拍攝到最理想的畫面。」

以一張動感、搖晃的照片表達7.1那日在立法會門外的躁動情緒。

黑色區旗 大型活動的終結

「這是影像爆炸的年代,尤其這場運動,每日流傳的影像多不勝數,一張有足夠震撼力的照片讓世人見到是很難的,新聞攝影競爭太大,一般影像很難脫穎而出。 」除了獲獎照片,其他示威時刻對這場運動同樣非常重要,他將一幅幅定格的畫面結集成書,不只是為這場運動留下一本實體紀錄,「新聞照片通常只是新聞材料之一,我覺得照片本身有足夠力量獨立出來,成為主導角色。」

以個人名義出版,一來沒有傳媒機構的約束與限制,他嘗試在照片中加入個人情緒及看法,令畫面顯得較與眾不同。「7.1那日,示威者在立法會外衝擊玻璃門,當日天氣又熱又濕,周圍非常吵雜,持續好幾個小時,那種感覺很難受。」他以一張動感、搖晃的照片表達當時的躁動情緒,後來在金鐘天橋拍攝人流的畫面時也有這種複雜思緒,照片中的凌亂光線令畫面更混亂——這在一般新聞攝影中是不允許出現的,然而他卻收錄在攝影集裏。

再者,攝影集某程度上是陳朗熹對這場運動的看法,他沒有收錄區議會選舉及「國際戰線」的照片,有的是香港人示威、遊行、抗爭、人鏈以及激光筆交集的畫面,有些見到樣貌的照片也被捨棄,彷彿是他個人的運動記憶,「翻着一頁接一頁的運動照片,百感交集,無以名狀。」他如此形容。書中最後照片攝於今年元旦日,一位披着黑色洋紫荊旗的青年在天橋上望着街道下的遊行隊伍,似乎若有所指,「我向來是比較悲觀的,覺得這是香港最後一個大型運動,黑色的區旗,彷彿是一種完結。」

熱血堅持 打不贏的硬仗

他說,攝影集封面的照片,準確地表達出整場運動的感覺。照片攝於中大二號橋之役當晚,當時示威者燃點訊號彈,詭異的紅色光短暫瀰漫在那一小片天空,那個畫面很像末日感覺。「這個畫面像是一場救不滅的山火,眾人想用僅餘的水去潑熄它,就如大家明知會打不贏這場硬仗,仍然充滿熱血及魄力堅持下去。」

攝影集在運動幾近一周年之際推出,這或許是一個契機,然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廿三條」。「幾個月前,社會已開始再度談論這條例,若然現在不出的話,我害怕之後沒有機會出。」結果,廿三條尚未來臨,全國人大已通過更嚴厲的港區國安法草案,一石激起千重浪,霎時間人心惶惶,他最初的擔心不無道理。原來,經過這一年,無以名狀的,還有很多。

·原文見於果籽

David Douglas Duncan 從二戰到韓戰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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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7日,美國著名攝影記者David Douglas DuncanDDD)在法國逝世,享年102歲。論知名度,他或許不及好友Robert Capa出名,不過二十世紀的重要戰爭中,包括二戰、韓戰及越戰等,他都留下重要的歷史紀錄。此外他與畢加索的友情,也為人所津津樂道。 

生於1916年,自小就想探索廣袤的世界,18歲時家人送給他一部相機,從此開擴他的視野。他很快在攝影領域展現天賦,修讀考古學的他大學時期在中南美洲拍攝許多照片,並開始為當地報紙《Kansas City Star》及《National Geographic》等供相。 1943年,他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開始戰地記者生涯,期間拍攝所羅門群島戰役沖繩島戰役等。1946年,他從美軍退役後,隨即被《Life》雜誌聘用,前往伊朗拍攝,當時蘇聯拒絕從伊朗撤軍,情況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David Douglas Duncan較多人認識的作品,大概是韓戰時期拍攝的照片。1950年當北韓軍隊跨過三八線時,他正身處日本,於是很快到達前線,拍攝下一系列驚心動魄的照片,並在1951年出版《This Is War!》,當時他接受訪問時如此說道:“My objective always is to stay as close as possible and shoot the pictures as if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infantryman, the Marine or the pilot.”,與Robert Capa的名句正好不謀而合。之後的越戰,他也出版兩本重要的戰爭影集《I Protest》(1968年)及《War Without Heroes》(1970年),揭示戰爭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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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畢加索的友情

戰爭照片之外,David Douglas Duncan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拍攝畢加索的相片。1956年由好友Robert Copa介紹,認識比他年長35歲的大藝術家畢加索,二人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直至1973年畢加索逝世。

畢加索居於法國康城的別墅,David Douglas Duncan經常來拜訪他,為此更搬到鄰近的小鎮居住。他拍攝下許多罕見的畢加索影像,如沐浴、跳舞、扮鬼扮馬、用餐等日常生活畫面。在他出版的28本書籍中,就有八本是關於畢加索的,不僅如此,他也與畢加索的妻子Jacqueline及女兒Catherine成為好友。他說自己感覺就像他的家人,拍攝這些照片是很簡單及自然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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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百亨 示威現場與直播螢幕的雙重曝光

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猶記得許多個夜晚,無數人在家中看着示威現場的直播片段,難免情緒波動、徹夜難眠——直播與螢幕,成為這場運動的另一種集體回憶。年輕藝術家黃百亨以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拍攝衝突現場及直播螢幕,將累積的情緒轉化爲一幅幅影像。

黃百亨以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拍攝衝突現場及直播螢幕,圖為8月11日警察發射催淚彈的葵芳站。

這系列作品名為《Screenslaver (Void)》,在展覽現場,偌大的黑白照片上有一個發光的長方形,表面上是一系列不同位置的城市景觀,若有留意2019年示威運動的人,大概早能洞悉藝術家的用意。發光的長方體看似一片空白,其實背後若隱若現地透視出流動影像,原來是大家平時在電腦或手機上看見的新聞直播片段。「那時我常常開着四螢幕的直播頻道,依靠直播去了解真相。」在這個直播媒體的年代,螢幕成為大家了解真相的渠道,發光的螢幕加上激烈的示威現場,許多畫面至今仍深揮之不去。

螢幕與真實 光芒顯模糊感

「每次路過這些地方,總是會想起直播的新聞片段。」一句輕描淡寫的說話,相信許多人深有共鳴。黃百亨重返多個示威現場,包括機場、元朗、太子站、葵芳站、新城市廣場、中大、理大等比較標誌性的地方,用菲林相機拍攝示威過後的日常瞬間。提起這些地方,相信有看過新聞直播的人,腦海中早已浮現當時的畫面,然而某些細節可能會變得模糊。為呈現出這種感覺,他以雙重曝光的方法,用同一格菲林長時間曝光拍攝正在播放直播片段的螢幕,令畫面變成一道白茫茫的光。結果在同一張照片裏,既有真實的都市景觀,也有記錄直播的發光畫面。

7月21日的元朗站,白衣人在站內無差別打人。

仔細觀看,每張作品的螢幕角度及位置不盡相同,慢慢回想直播片段,會想起那是發射催淚彈(葵芳站)或白衣人打人(元朗站)的位置。這種畫面與平時在新聞見到的片段是很不同的,「新聞直播時的情緒是緊張、激動的,在作品中卻顯得比較模糊,感覺是有種時空的距離;白色的一片光芒,彷彿勾起關於某個地方的回憶,是我抒發對這城的一絲感受。」畫面中的發光長方形固然吸引目光,然而照片裏的許多細節,例如是被拆掉的欄杆、太子站的祭壇等等,從中亦可窺探這段歷史的蛛絲馬跡,現在已成為另一種日常。

發光畫面 如城市傷口

早在2017年,當黃百亨仍就讀中大藝術系時,已嘗試以螢幕作為一種創作媒介,用感光相紙直接捕捉發光的電腦螢幕畫面。「螢幕是會發光的物件,螢幕裏面的內容可引發不同感受,我覺得這個媒介的可塑性很大。」2018至2019年,他創作首個《Screenslaver (*)》系列,當中的星星符號代表像素及光點,他拍攝街頭的LED螢幕,探討這些螢幕如何構造甚至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在新一輯《Screenslaver (Void)》裏,則仿佛建構一種想像的經驗,「雖然未必人人經歷過現場,但透過螢幕上的直播片段,大家的那種感受及情緒卻是非常相似的。」

831過後,太子站從此不一樣。

另一方面,這塊發光的畫面,正如這個城市的一道道傷口,背後承載着香港人的一次次傷痛。黃百亨的作品仿佛帶領大家重遊舊地,然而只有坦言面對這些傷痕時,才更有力量堅持下去。

茫 Screenslaver》2020年5月16日至6月28日在石硤尾JCCAC光影作坊 展出。

Thomas Barbey 超現實風景

超現實主義的攝影手法不算新鮮事,顯影曾介紹過超現實自拍風格的日本少女Izumi Miyazaki(宮崎いず美)、超現實時尚的美國攝影師Rodney Smith,以及以超現實香港為主題的攝影師Tommy Fung,這次介紹的是以風景結合人體或動物進行創作的攝影師Thomas Barbey他的作品猶如一個個夢境,時而令人迷惑不解,時而讓人讚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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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泳池、美國自由女神像,Thomas Barbey的作品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天馬行空的靈感,正是來自他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經歷。很多人形容的作品創意無限而又技藝精湛,最難得的,這些引人入勝的作品並非用電腦後期合成,而是他利用蒙太奇式的剪輯手法,經過反覆的翻拍、拼貼、印刷等手法創作而成。

他喜歡帶著Mamiya RB 67中片幅相機和Canon AE-1S菲林相機進行拍攝,將在旅行拍攝的黑白影像,用雙重曝光的方法搭配出不同的視覺效果。泳池底下沙灘的腳印、鋼琴鍵上的斑馬、走廊裡的行車天橋……這些被重新賦予生命的照片看似有點突兀,但卻令人眼前一亮——這種略帶神秘感的創意美學,正是為人所津津樂道之處。

原是音樂才子

原名Thomas Beecher  Hooker,1957年他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及後隨家人移民歐洲,先後在瑞士、意大利等地生活。兒時已對音樂深感興趣,歲時以鼓手身份開始音樂生涯,15歲時已在演唱會上作公開演出。當時年紀輕輕的他還為不少樂隊設計海報,可見其才華橫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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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生活十多年,他毅然前往意大利發展音樂事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Flip Over》及《Looking For Love》等作品均獲得肯定,他還為英國歌手Eddy Huntington寫歌,包括名曲《U.S.S.R》。這段時期他將工作重心漸漸轉向攝影,後來更成為一名時尚攝影師。1994年,37歲的他又毅然結束音樂事業,投身攝影懷抱,與剛完婚的妻子移居洛杉磯後,還根據母親女傭的名字,改名Thomas Barbey,象徵攝影生涯的開端。

經過數年闖蕩,他已在商業攝影領域打響名堂,而多年旅居世界各地的經歷,也為他積累不少靈感。他很喜歡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Rene Magritte、荷蘭藝術家M.C. Escher和英國插畫家Roger Dean等人的作品,於是他嘗試往視覺藝術這方面發展,以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的手法創作超現實主義照片。

Thomas Barbey網站

Abbas Attar 宗教儀式的詩意   

“My photography is a reflection, which comes to life in action and leads to meditation.”

伊朗有兩位著名的阿巴斯,一位是康城金棕櫚獎導演Abbas Kiarostami(1940-2016),第二位是這次要介紹的馬格蘭攝影師Abbas Attar(1944-2018)。

AFGHANISTAN. Near Kabul. A Mujahid of the Hezbi-Islami (Islamic party led by Gulbuddin HEKMATYAR) guards the road to the capital. 1992.

阿巴斯可謂一名「世界公民」,在交通不太便利的年代,他已踏足全球各地,拍攝生活在衝突地區人們的生活面貌,以及不同教徒的信仰及宗教儀式。這自然與他的出身息息相關,二戰結束前一年,他生於伊朗,成長在動盪的年代,其後移居巴黎。中東人的臉孔,生活在西方國家,令他對歷史、宗教甚至戰爭尤其感興趣。

1970年代開始,他專注拍攝生活在動亂地區的人們,揭示世上的苦難,例如以巴邊境的孟加拉難民、北愛爾蘭的炸彈襲擊等,尤其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對他影響至深。伊朗的君主制王朝被推翻,什葉派領袖建立起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他的鏡頭紀錄下許多苦難場面。拍攝過程中,他試過被阻擾、也曾被要求不要公開照片,但他總會回答「一切是為了歷史。」

伊朗革命翌年,隨即發生兩伊戰爭,伊斯蘭世界的生靈塗炭,以及西方國家的強力介入,令他無法留在伊朗,於是他離開首都德黑蘭,在世界各地自我放逐十七年,直到1997年才重返國家。其時,他再用五年時間拍攝祖國,結合當年的伊朗革命照片,以個人視角完成關於伊朗歷史的著作《Iran Diary: 1971– 2002》。

離開伊朗的日子裏,他的腳步及攝影生涯走得更遠,除了攝影,他也開始寫作。1981年,他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並在1985年成為正式成員。1983至1986年,他以充滿詩意、唯美的鏡頭拍攝墨西哥,寫下墨西哥日記,出版的《Return to Mexico: Journeys Beyond the Mask》著作,一舉奠定其攝影美學地位。

SAUDI ARABIA. Plain of Arafat. Hajj pilgrimage. Pilgrim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ray on Mount Rahma. 1992.

如果說早期的作品是關於衝突與苦難,那麼後期他更側重宗教的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猶太教……他不只關注宗教的儀式,還有宗教滲入日常生活的細膩描寫。1987至1994年,他在四大洲29個國家拍攝不同的伊斯蘭教文化,從生活、儀式及體制等方面拍攝穆斯林,最後集結成《Allah o Akbar: a Journey Through Militant Islam》一書,是了解伊斯蘭文化的視覺窗口,此書在2001年九一一襲擊後,再次獲得世界關注。與其說他是一名攝影師,阿巴斯更儼然是一位宗教學者與作家。

SOUTH AFRICA. Cape Town. 1999. Every Sunday, at dawn, priests of the Zion Church, from the Khayelitsha black township, take their newly converted congregation to the sea to be baptised through immersion.

阿巴斯有過人的攝影觸覺及悟性,他捕捉戰爭的慘烈與恐怖、也拍攝小人物的莊嚴;既能捕捉大場面的恢宏氣勢,也能拍攝宗教儀式的神聖感。不論是拿着機關槍的士兵,還是身穿白袍的婦女,在他鏡頭的演繹下,無不是充滿光影或詩意的瞬間。或許正如他所說,「我的作品是那些正在生活中發生的、能帶給人思考的事物的倒影。那些從觀景器中看過去的時刻,彷彿自己跑進來一般凝固在那裏。」   

圖片來源:Magnum Photos

原文見於:Spill

Dovima With Elephants 經典是如何練成的?

由傳奇攝影師Richard Avedon拍攝的這幅《Dovima With Elephants》,是時尚攝影史上的經典之作,2010年曾以841,000歐元成交,十年後同樣在蘇富比,這幅作品的成交價是1,815,000美元。5月31日是名模Dovima逝世三十週年,來談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這張照片。

《Dovima With Elephants》

Dovima憑藉過人的氣質,曾在1950年代的時尚圈風靡一時。1955年,她與合作無間的攝影師Richard Avedon,出現在巴黎郊區一間馬戲團裏,大象的粗獷與Dovima的高貴形成對比,優雅的動作充滿美感,一改時尚攝影以服飾為主導的靜態感覺,也成功模糊商業攝影與藝術的邊界。

然而這並非照片成功的唯一原因,Dovima身穿的黑色禮服,是年輕時尚設計師Yves Saint Laurent在Dior的首件作品,那時他年僅19歲,在2014年上演的同名傳記電影中,便重現長裙的創作過程。照片中的模特兒、攝影師、品牌及服裝設計師,全是上世紀響當當的名字,經典就是這樣練成的! 

repost from #MadameFig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