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百亨 示威現場與直播螢幕的雙重曝光

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猶記得許多個夜晚,無數人在家中看着示威現場的直播片段,難免情緒波動、徹夜難眠——直播與螢幕,成為這場運動的另一種集體回憶。年輕藝術家黃百亨以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拍攝衝突現場及直播螢幕,將累積的情緒轉化爲一幅幅影像。

黃百亨以雙重曝光的菲林照片拍攝衝突現場及直播螢幕,圖為8月11日警察發射催淚彈的葵芳站。

這系列作品名為《Screenslaver (Void)》,在展覽現場,偌大的黑白照片上有一個發光的長方形,表面上是一系列不同位置的城市景觀,若有留意2019年示威運動的人,大概早能洞悉藝術家的用意。發光的長方體看似一片空白,其實背後若隱若現地透視出流動影像,原來是大家平時在電腦或手機上看見的新聞直播片段。「那時我常常開着四螢幕的直播頻道,依靠直播去了解真相。」在這個直播媒體的年代,螢幕成為大家了解真相的渠道,發光的螢幕加上激烈的示威現場,許多畫面至今仍深揮之不去。

螢幕與真實 光芒顯模糊感

「每次路過這些地方,總是會想起直播的新聞片段。」一句輕描淡寫的說話,相信許多人深有共鳴。黃百亨重返多個示威現場,包括機場、元朗、太子站、葵芳站、新城市廣場、中大、理大等比較標誌性的地方,用菲林相機拍攝示威過後的日常瞬間。提起這些地方,相信有看過新聞直播的人,腦海中早已浮現當時的畫面,然而某些細節可能會變得模糊。為呈現出這種感覺,他以雙重曝光的方法,用同一格菲林長時間曝光拍攝正在播放直播片段的螢幕,令畫面變成一道白茫茫的光。結果在同一張照片裏,既有真實的都市景觀,也有記錄直播的發光畫面。

7月21日的元朗站,白衣人在站內無差別打人。

仔細觀看,每張作品的螢幕角度及位置不盡相同,慢慢回想直播片段,會想起那是發射催淚彈(葵芳站)或白衣人打人(元朗站)的位置。這種畫面與平時在新聞見到的片段是很不同的,「新聞直播時的情緒是緊張、激動的,在作品中卻顯得比較模糊,感覺是有種時空的距離;白色的一片光芒,彷彿勾起關於某個地方的回憶,是我抒發對這城的一絲感受。」畫面中的發光長方形固然吸引目光,然而照片裏的許多細節,例如是被拆掉的欄杆、太子站的祭壇等等,從中亦可窺探這段歷史的蛛絲馬跡,現在已成為另一種日常。

發光畫面 如城市傷口

早在2017年,當黃百亨仍就讀中大藝術系時,已嘗試以螢幕作為一種創作媒介,用感光相紙直接捕捉發光的電腦螢幕畫面。「螢幕是會發光的物件,螢幕裏面的內容可引發不同感受,我覺得這個媒介的可塑性很大。」2018至2019年,他創作首個《Screenslaver (*)》系列,當中的星星符號代表像素及光點,他拍攝街頭的LED螢幕,探討這些螢幕如何構造甚至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在新一輯《Screenslaver (Void)》裏,則仿佛建構一種想像的經驗,「雖然未必人人經歷過現場,但透過螢幕上的直播片段,大家的那種感受及情緒卻是非常相似的。」

831過後,太子站從此不一樣。

另一方面,這塊發光的畫面,正如這個城市的一道道傷口,背後承載着香港人的一次次傷痛。黃百亨的作品仿佛帶領大家重遊舊地,然而只有坦言面對這些傷痕時,才更有力量堅持下去。

茫 Screenslaver》2020年5月16日至6月28日在石硤尾JCCAC光影作坊 展出。

Thomas Barbey 超現實風景

超現實主義的攝影手法不算新鮮事,顯影曾介紹過超現實自拍風格的日本少女Izumi Miyazaki(宮崎いず美)、超現實時尚的美國攝影師Rodney Smith,以及以超現實香港為主題的攝影師Tommy Fung,這次介紹的是以風景結合人體或動物進行創作的攝影師Thomas Barbey他的作品猶如一個個夢境,時而令人迷惑不解,時而讓人讚歎不已。

203
205

雪山、泳池、美國自由女神像,Thomas Barbey的作品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天馬行空的靈感,正是來自他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經歷。很多人形容的作品創意無限而又技藝精湛,最難得的,這些引人入勝的作品並非用電腦後期合成,而是他利用蒙太奇式的剪輯手法,經過反覆的翻拍、拼貼、印刷等手法創作而成。

他喜歡帶著Mamiya RB 67中片幅相機和Canon AE-1S菲林相機進行拍攝,將在旅行拍攝的黑白影像,用雙重曝光的方法搭配出不同的視覺效果。泳池底下沙灘的腳印、鋼琴鍵上的斑馬、走廊裡的行車天橋……這些被重新賦予生命的照片看似有點突兀,但卻令人眼前一亮——這種略帶神秘感的創意美學,正是為人所津津樂道之處。

原是音樂才子

原名Thomas Beecher  Hooker,1957年他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及後隨家人移民歐洲,先後在瑞士、意大利等地生活。兒時已對音樂深感興趣,歲時以鼓手身份開始音樂生涯,15歲時已在演唱會上作公開演出。當時年紀輕輕的他還為不少樂隊設計海報,可見其才華橫溢。

101

在瑞士生活十多年,他毅然前往意大利發展音樂事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Flip Over》及《Looking For Love》等作品均獲得肯定,他還為英國歌手Eddy Huntington寫歌,包括名曲《U.S.S.R》。這段時期他將工作重心漸漸轉向攝影,後來更成為一名時尚攝影師。1994年,37歲的他又毅然結束音樂事業,投身攝影懷抱,與剛完婚的妻子移居洛杉磯後,還根據母親女傭的名字,改名Thomas Barbey,象徵攝影生涯的開端。

經過數年闖蕩,他已在商業攝影領域打響名堂,而多年旅居世界各地的經歷,也為他積累不少靈感。他很喜歡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Rene Magritte、荷蘭藝術家M.C. Escher和英國插畫家Roger Dean等人的作品,於是他嘗試往視覺藝術這方面發展,以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的手法創作超現實主義照片。

Thomas Barbey網站

Abbas Attar 宗教儀式的詩意   

“My photography is a reflection, which comes to life in action and leads to meditation.”

伊朗有兩位著名的阿巴斯,一位是康城金棕櫚獎導演Abbas Kiarostami(1940-2016),第二位是這次要介紹的馬格蘭攝影師Abbas Attar(1944-2018)。

AFGHANISTAN. Near Kabul. A Mujahid of the Hezbi-Islami (Islamic party led by Gulbuddin HEKMATYAR) guards the road to the capital. 1992.

阿巴斯可謂一名「世界公民」,在交通不太便利的年代,他已踏足全球各地,拍攝生活在衝突地區人們的生活面貌,以及不同教徒的信仰及宗教儀式。這自然與他的出身息息相關,二戰結束前一年,他生於伊朗,成長在動盪的年代,其後移居巴黎。中東人的臉孔,生活在西方國家,令他對歷史、宗教甚至戰爭尤其感興趣。

1970年代開始,他專注拍攝生活在動亂地區的人們,揭示世上的苦難,例如以巴邊境的孟加拉難民、北愛爾蘭的炸彈襲擊等,尤其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對他影響至深。伊朗的君主制王朝被推翻,什葉派領袖建立起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他的鏡頭紀錄下許多苦難場面。拍攝過程中,他試過被阻擾、也曾被要求不要公開照片,但他總會回答「一切是為了歷史。」

伊朗革命翌年,隨即發生兩伊戰爭,伊斯蘭世界的生靈塗炭,以及西方國家的強力介入,令他無法留在伊朗,於是他離開首都德黑蘭,在世界各地自我放逐十七年,直到1997年才重返國家。其時,他再用五年時間拍攝祖國,結合當年的伊朗革命照片,以個人視角完成關於伊朗歷史的著作《Iran Diary: 1971– 2002》。

離開伊朗的日子裏,他的腳步及攝影生涯走得更遠,除了攝影,他也開始寫作。1981年,他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並在1985年成為正式成員。1983至1986年,他以充滿詩意、唯美的鏡頭拍攝墨西哥,寫下墨西哥日記,出版的《Return to Mexico: Journeys Beyond the Mask》著作,一舉奠定其攝影美學地位。

SAUDI ARABIA. Plain of Arafat. Hajj pilgrimage. Pilgrim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ray on Mount Rahma. 1992.

如果說早期的作品是關於衝突與苦難,那麼後期他更側重宗教的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猶太教……他不只關注宗教的儀式,還有宗教滲入日常生活的細膩描寫。1987至1994年,他在四大洲29個國家拍攝不同的伊斯蘭教文化,從生活、儀式及體制等方面拍攝穆斯林,最後集結成《Allah o Akbar: a Journey Through Militant Islam》一書,是了解伊斯蘭文化的視覺窗口,此書在2001年九一一襲擊後,再次獲得世界關注。與其說他是一名攝影師,阿巴斯更儼然是一位宗教學者與作家。

SOUTH AFRICA. Cape Town. 1999. Every Sunday, at dawn, priests of the Zion Church, from the Khayelitsha black township, take their newly converted congregation to the sea to be baptised through immersion.

阿巴斯有過人的攝影觸覺及悟性,他捕捉戰爭的慘烈與恐怖、也拍攝小人物的莊嚴;既能捕捉大場面的恢宏氣勢,也能拍攝宗教儀式的神聖感。不論是拿着機關槍的士兵,還是身穿白袍的婦女,在他鏡頭的演繹下,無不是充滿光影或詩意的瞬間。或許正如他所說,「我的作品是那些正在生活中發生的、能帶給人思考的事物的倒影。那些從觀景器中看過去的時刻,彷彿自己跑進來一般凝固在那裏。」   

圖片來源:Magnum Photos

原文見於:Spill

Dovima With Elephants 經典是如何練成的?

由傳奇攝影師Richard Avedon拍攝的這幅《Dovima With Elephants》,是時尚攝影史上的經典之作,2010年曾以841,000歐元成交,十年後同樣在蘇富比,這幅作品的成交價是1,815,000美元。5月31日是名模Dovima逝世三十週年,來談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這張照片。

《Dovima With Elephants》

Dovima憑藉過人的氣質,曾在1950年代的時尚圈風靡一時。1955年,她與合作無間的攝影師Richard Avedon,出現在巴黎郊區一間馬戲團裏,大象的粗獷與Dovima的高貴形成對比,優雅的動作充滿美感,一改時尚攝影以服飾為主導的靜態感覺,也成功模糊商業攝影與藝術的邊界。

然而這並非照片成功的唯一原因,Dovima身穿的黑色禮服,是年輕時尚設計師Yves Saint Laurent在Dior的首件作品,那時他年僅19歲,在2014年上演的同名傳記電影中,便重現長裙的創作過程。照片中的模特兒、攝影師、品牌及服裝設計師,全是上世紀響當當的名字,經典就是這樣練成的! 

repost from #MadameFigaro

Brian Duffy 時尚締造者

要數英國傳奇音樂歌手David Bowie最經典的造型,相信好多人腦海中會閃過1973年專輯《Aladdin Sane》的紅藍色閃電形象,2016年Bowie逝世,專輯背後的故事再度被人提起。照片拍攝者是英國攝影師Brian Duffy,一位1960至1970年代英國時裝與攝影界的叱咤人物,鏡頭下名人有Brigitte Vardot、John Lennon、Michael Cane等,與Davie Bowie更是合作無間,多次為其拍攝專輯封面照片,當中最經典的就是《Aladdin Sane》。

在1972年的美國巡迴演出之旅,Bowie一方面期待在舞台上表演,另一方面又對巡演巴士上古怪的人反感,從而產生強烈的矛盾情緒,想透過專輯表達出這種狀態。專輯名稱據聞源自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Aladdin Sane》即A Lad Insane,意思是「一個瘋癲的少年」。當時他想用閃電呈現其雙重人格,而閃電的靈感,就是來自Brian Duffy工作室樂聲牌電飯煲的Logo。

Brian Duffy曾為Bowie拍攝過「Ziggy Stardust」造型,翌年再度合作拍攝《Aladdin Sane》。當時Bowie想用閃電呈現其雙重人格,由化妝師Pierre La Roche創作,據知化妝師原本畫的是一道小閃電,後來傳世的版本由Brian Duffy所設計,當時他讓噴槍(airbrush)藝術家Philip Castle在Bowie的鎖骨加上水滴,成為整個造型的點睛之處。

這張由Bowie自己創作的專輯熱賣,Aladdin Sane也成為Ziggy Stardust之後另一個經典造型,之後Brian Duffy也替Bowie操刀拍攝《Lodger》及《Scary Monsters》兩張專輯的封面。

你或會覺得《Aladdin Sane》令攝影師一戰成名,但其實在1962年,他與David BaileyTerence Donovan三人,已被另一時裝攝影師Norman Parkinson稱為「Black Trinity」。他捨棄攝影棚刻板的拍攝風格,與Norman Parkinson一樣將時裝舞台搬到街頭,所不同的是,Brian Duffy運用一種寫實主義的手法去拍攝,他鏡頭下的模特兒不是乖巧地擺著優雅動作,而是記錄式地拍攝下模特兒自然動作。當時倫敦非常流行彩色褲襪及迷你裙,可愛與俏皮並存,他的鏡頭見證了1960年代Swinging London(搖擺倫敦)的時尚風格。

Brian Duffy年輕時曾在Central Saint Martins修讀繪畫,後來轉到服裝設計,畢業後成為時裝設計師助手。之後為《Harper’s Bazaar》雜誌畫插畫,有次他見到菲林照片的印樣(Contact Sheet),萌生成為攝影師的念頭。輾轉跟隨過幾位攝影師之後,1957年,24歲的他開始在英國版《Vogue》任職攝影師,短短數年間打響名堂,六年後成立工作室,為《Elle》等多本雜誌拍攝。1967年,他成立電影製作公司DEIGHTON DUFFY,為後來離開攝影界埋下伏筆。

1979年,厭倦廣告攝影的他,毅然轉到影片拍攝,更燒毀自己的部份作品,之後近三十年沒有拍攝,也謝絕一切訪問及展覽。到90年代,兒子Chris Duffy眼見好多人遺忘這位出色的攝影師,不斷說服他整理檔案。起初他亦不願意,直至2006年患上肺病,才讓兒子整理。 2010年他離世那年,終於在倫敦Chris Beetles Gallery舉辦首次展覽,同年BBC拍攝的紀錄片《The Man Who Shot The Sixties》播出,讓這位昔日的攝影師重新被人認識,之後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多間畫廊及博物館展出,2013年更被評為最有影響力的百位攝影師之一。

高仲明 記錄警暴下的港人傷痕

自去年六月反送中運動以來,警察濫用暴力的惡行屢見不鮮,然而不但沒有被追究或處分,有人甚至獲得嘉許,這對受害者而言,無疑是在傷口上撒鹽。或許,某些傷痕會隨着時間變淡,但香港人受過的傷害,不應如此被淡忘。

自由攝影記者翁志偉在元旦日拍攝時,被警察用胡椒彈射中腳部。

攝影記者高仲明拍攝二十四位遭受警暴的香港人的傷痕,集結成《港傷》(Wounds of Hong Kong )一書,現正於kickstarter平台進行眾籌(直至六月十二日)。這些受害人不只是示威者,還有攝影記者及途經的市民,有人被胡椒彈掃射、有人被打至皮開肉綻、有人患上創傷後遺症,其實這僅是冰山一角,看不見的真相,還有很多。

某程度上,高仲明也是警暴的受害者,試過被胡椒彈射中腳部、試過被警察大力推開,後退時踩空以致扭傷腰部,但令他傷得最重的,是催淚彈。去年七月及八月,他在元朗及觀塘拍攝時,由於來不及戴防毒面具,兩次近距離吸入催淚氣體,體內毒氣積少成多,他不只全身紅腫、嚴重腹瀉,連大小二便都是橙色,「最嚴重時腫得像豬頭,連眼球也歪了。」前後兩次入院求醫,醫生建議不應再拍攝,以免病情加劇,然而高仲明不願就此停止記錄這場重要的運動。

一位年輕人無辜被警察打頭時用右手護頭,導致部分指骨斷裂。

也是警暴受害者 靠攝影控訴

抗爭運動以來,警察無差別打人、虐打示威者、推撞記者的行為罄竹難書,高仲明曾多次目睹此等惡行,也見過警察開完槍後異常興奮,如今回想仍覺氣憤。作為警暴的受害者之一,他聽從朋友建議,用攝影的方式紀錄遭受警暴的人,以影像無聲控訴,同時以文字道出受害者的經歷。他引用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笑忘書》的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傷痕或會褪色,但傷口的由來,我們必須記住,這是我們與記憶的鬥爭。

在二十四位受害者中,有在6.12衝突中右眼中槍的楊老師、有在將軍澳無辜被警棍打至頭破血流的陳先生、有遭受警察性暴力的中大學生吳傲雪。最令他深有感觸的,是一位手部戴着護環的年輕人。「他十多歲時發生交通意外,左手嚴重受傷,當日他在太子站祭壇附近被警察打頭時,本能地用健全的右手護頭,導致部份指骨斷裂,變相兩隻手都受傷了,只剩下部份活動能力。」

還有九月七日在大埔墟站被多名防暴警察持警棍圍毆至頭破血流的朱同學,本是應屆DSE考生的他,確診患上創傷後遺症,無法集中精神,惟有放棄應考今屆文憑試,「拍攝時,他神情恍惚,當時他只是圍觀,為何會被打至如此?」相比起表面傷痕的赤裸,這種無形的心理創傷,更是一場漫長的後遺症。

遭受警暴的朱同學患上創傷後遺症,拍攝時仍精神恍惚。

傷口各有不同 眾人「絕不放棄」

拍攝期間也不得不面對土地問題,由於無法負擔影樓費用,他相約受害者在工作或居住附近的公園、後巷等公眾地方拍攝,以黑色背景去處理繁雜的背景,用燈光聚焦傷痕,有結痂的傷口、有包裹着耳朵的紗布、也有蒙着右眼的黑罩,當觀看這系列照片,效果震撼而又令人心傷,彷彿在回看香港人過去一年所經歷的傷害。

他們雖有不同背景、受過不同程度的傷害,難得是眾人不約而同說「絕不放棄」。「曾想以『港殤』命名此書,感覺會更悲觀,然而他們雖然受傷了,卻仍會堅持下去。」 《港傷》背後承載的,不只是傷痕,也是一種負隅頑抗的精神及價值觀,繼續引領香港人走下去。

港傷

日期:6月13日至7月4日

時間:12pm-8pm(星期二至六)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8號Openground

原文見於果籽

用Facetime拍攝時尚照片!

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意大利是其中一個較嚴重的國家,當地在三月開始已實行家居隔離,許多商業活動戛然而止,時尚行業亦大受影響,然而這並非意味着不能創作,時尚攝影一樣可以Work From Home。

兩個月前,意大利攝影師Alessio Albi在家隔離時,與相隔數百公里外的意大利模特兒Alice Pagani上網聊天,過程中自然地用電腦webcam拍攝對方的照片,從而啟發出一系列用網絡攝像機拍攝的時尚作品。

2010年開始成為人像攝影師的Alessio,擅長利用自然光線捕捉模特兒的真摯情緒,這在webcam系列中亦可見一斑。若然不特別說明,根本無法察覺照片與其他時尚攝影作品的分別。隨著webcam系列越來越多,他覺得或許可出版一本書籍,以紀念這個特別時期的時尚攝影。

Repost from @madamefigarohk  

天邊一朵雲  Cole Thompson

23621322_1704155316283445_7286375341370801476_n

見到美國攝影師 Cole Thompson 這系列《Harbinger》(預兆)的作品,就想起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無關劇情,純粹是戲名。Cole Thompson拍攝過好多有趣的系列作品,好像是有趣形狀吊燈的《Ceiling Lamps》、孤獨男人背影的《The Lone Man》。聽落似乎很有想法,不過想當年他向畫廊展示舊作時,卻被畫廊主人批評他一味複製Ansel Adams,完全沒有自己風格。

23659442_1704155389616771_7641977864897947046_n

現年66歲的Cole Thompson,14歲時經過Kodak公司創辦人George Eastman的舊屋時,閱讀他的自傳及那些大師的作品後,決定成為一名純藝術的攝影師。說得好像很草率,那時他從未拍攝過照片,也從未踏進過黑房,不過卻自信滿滿。之後十年時間,他不是在拍照,就是在閱讀那些攝影大師的作品,Ansel Adams、 Edward Weston、Wynn Bullock⋯⋯潛移默化這麼久,又很難不受影響,所以他早期的作品,有意無意都在模仿這些大師的風格。

好啦,被畫廊嫌棄之後,他有段時間幾乎不看攝影師的作品,甚至拍攝前也不做功課,去訓練自己的觸覺。或者正是如此,後來他慢慢走出Ansel Adams的影子,創作出自己的風格,現在大家看到他的照片時,都會馬上想起Cole Thompson

23559825_1704155322950111_665337749195655119_n

不過嘛,與他的前輩一樣,Cole Thompson也執迷於黑白攝影,覺得黑白之間的神秘曲線是最偉大的詩。色彩雖可記錄喧鬧的畫面,但黑白才能捕捉最真誠的情感。

其實很難怪,他們這一代的攝影師,成長的世界都黑白的,說的是電視、電影及新聞,許多美感的啓蒙也都是黑白的,年紀跟他相若的Michael KennaJosef Hoflehner等攝影師,也拍攝過許多詩意的黑白風景相片,一直至今。

23559523_1704155442950099_4113845991003031819_n

顯影ColeThompson

雷安喬 扣喉背後的噩夢

在男性的字典裏,催吐、扣喉恍如陌生詞彙,但對許多青春期女孩(甚至更早)而言,這已成為熟悉的噩夢。21歲攝影師雷安喬Lean Lui)如此說。她也經歷過如此「夢魘」,曾不能自拔,促使她以攝影為媒介,揭示一群散發着青春氣息的女孩子,內心脆弱而敏感的一面。

在小女孩的字典裏,身材苗條、形象百變的芭比娃娃,或許就是美麗的代名詞。兒時的Lean也喜歡芭比娃娃,長大後才意識到,芭比娃娃或令女孩潛移默化覺得,所謂的美就是纖瘦的身形。「這種審美觀在不知不覺間植入大腦,逐漸形成我們的價值觀。」 Lean坦言自己曾度過一段很掙扎的日子,八、九歲時開始發育,慢慢有審美認知,很想保持苗條的身形,有時也會與朋友的身形暗自比較。中學及大學時期更變本加厲,她甚至為減肥而扣喉,讓自己嘔吐剛進食的食物,這樣既能滿足口腹之欲,同時不會增加體重。「身邊許多女孩都有扣喉經歷,但一般都不會跟其他人訴說。」

瘦才是美 根深柢固

對暴食症的人而言,扣喉更成為一種習慣,「有暴食症朋友每次食完飯就會扣喉嘔吐,其實對身體傷害很大,然而卻又停不了,感覺像在地獄裏無限輪迴。」親身經歷過這個痛苦而壓迫的階段,她好奇究竟是誰向自己灌輸這種思想,這促使自學成才的她,以攝影來探討這個話題,在二〇一八年創作這系列《Teenage Problems》作品,同時告誡自己要拋棄這種心態。她以妹妹與身邊朋友為拍攝對象,記錄她們在青春時期遇見的種種問題,當中就有扣喉的經歷。照片中的女孩們盡情食着薄餅、三文治,然而鏡頭一轉,她們已身在廁所扣喉嘔吐,畫面中瀰漫着朦朧、夢幻的氣息,然而真相卻令人感到悲哀。

有資料顯示,八成厭食症患者都是女性,令Lean不禁思考背後的原因。她認為父權社會下,大眾對女性體形普遍有「瘦才是美」的根深柢固的看法,這令女性在心理及生理上均承受很大壓力。「美容廣告的氾濫、傳媒對於單一美麗標準的過度渲染,更加深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容易令女性產生對身形的焦慮。」尤其是娛樂及時尚產業,更對大眾的審美觀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由上世紀中期婀娜多姿的瑪麗蓮夢露到上世紀末期骨瘦如柴的Kate Moss,不約而同都以身形做賣點,難怪女性乃至整個社會均有這種價值觀,反而像鄭欣宜那樣堅持做回自己的例子寥寥可數。

掌鏡前對話 理解偏見

其實,扣喉只是青春期少女的其中一種常見現象,Lean想探討的還有傳媒渲染、父權主義以及LGBT等等潛移默化下的偏見現狀。「我原以為香港對LGBT議題很包容,但從身邊朋友的真實經歷得知,她們也受到許多歧視或異樣的眼光,而且父母通常是反對的。」

掌鏡前,她與多位拍攝對象進行深度對話,了解她們的不安全感,再透過菲林照片呈現出來。雖然作品以女性視角探討,但她並非單純對媒體渲染、父權社會的一味譴責,反而讓人透過影像了解這個看似陌生然而又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希望不同經歷的觀眾,在理解另外一個群體後,能夠明白彼此的共通性。」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