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聯展】Large Format, Small Space

相片內容固然會影響觀眾情緒,作品尺寸同樣能影響觀感,Pékin Fine Arts畫廊與攝影策展組織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 舉辦「Large Format, Small Space」展覽,以大尺寸攝影作品為主題,展出Raymond CauchetierPieter HugoBilly Monk及志鎌猛(Takeshi Shikama)等攝影師的作品。

「Large Format, Small Space」展覽現場

大尺寸影像的細節與衝擊

展覽作品的尺寸選擇是一門學問,古典照片的尺寸很小,給人的感覺比較典雅,大多會拼貼展出或以量取勝。當代攝影藝術家則偏向以大尺寸呈現,尤其是Andreas Gursky與Thomas Struth等德國杜塞道夫學派藝術家,作品往往放大至兩三米。師出同門的德國攝影藝術家Thomas Ruff曾說,大尺寸的照片令觀眾無法忽視他的作品,亦有助提升攝影的藝術地位。另一同鄉Wolfgang Tillmans更曾將一幅拍攝屁股及陰囊局部的照片放大至一米大,人體器官部位巨細無遺,這種視覺衝擊直接轉化成觀眾的反應,可謂非常玩味。

過往,大尺寸攝影作品常見於博物館或大型商業畫廊,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即使商業畫廊也不得不面對空間細小的現實。這個展覽正好直接回應此現象,雖然空間上有所限制,不過策展人卻沒有屈服在狹小的場所,反而善用畫廊的空間,展出數位攝影師的代表作,內容多元卻又不覺過於跳脫。

志鎌猛的鉑金印相作品充滿層次及細節。

鉑金印相 細節豐富

眾多作品中,最驚喜是志鎌猛的作品,這位年逾七十的日本攝影師,懷着對大自然的敬畏與感性,2002年決心成為攝影師,在世界各地拍攝大自然景觀。過往他的作品以日本傳統的手做紙人手沖曬,這次展出的作品是首次運用古老的鉑金印相法(Platinum Print),由日本印刷出版公司amanasalto操刀曬相。

鉑金印相法有豐富細節及灰階,尤其適合風景照片,美國現代攝影之父Alfred Stieglitz、日本攝影師杉本博司甚至周潤發,都熱衷這種印相方法。志鎌猛喜歡用大片幅相機拍攝,這固然能捕捉更多細節,在這張用鉑金印相的《Silent Respiration of Forests: Yosemite #5, USA》作品裏,前景的樹木、中景的山峯、遠景的天空與月亮,層次分明,令人想起Ansel Adams在美國加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名作。

由Raymond Cauchetier拍攝的《斷了氣》劇照。

劇照登上藝術殿堂

與志鎌猛並排展出的,是現年100歲法國攝影師Raymond Cauchetier的作品,他曾為多部法國新浪潮電影拍攝劇照及幕後花絮。1959年,他為尚盧高達首部長片《斷了氣》擔任片場攝影師,之後也為積葵丹美的《天使灣》、杜魯福的《祖與占》等多部新浪潮電影掌鏡。

當時新浪潮捨棄攝影棚,以真實場景拍攝,拍攝《斷了氣》時引來途人圍觀,懂得靈活變通的Raymond Cauchetier並沒急於拍攝,反而趁劇組休息時,邀請男女主角在香榭麗舍大道散步,拍攝成為經典「劇照」。當時劇照攝影師的角色並不太受重視,通常只是記錄場景,方便核對連戲,同時提供電影劇照作宣傳之用。過往,人們並沒認真看待劇照,更不能想像它能登上藝術殿堂,展覽現場有一幅一米大的《斷了氣》劇照,而且價值不菲,這是當初所不能想像的。

Pieter Hugo拍攝成長在旺達大屠殺之後的兒童。

茫然情緒 躍然紙上

同場還有南非攝影師Pieter Hugo的作品,他的人像相片向來以大尺寸展示,照片裏的人物總是直視鏡頭,但歷史與時代的印記,又能否在雙眼中反映出來?逾二十年來,他的創作題材聚焦非洲大陸,如尼日利亞的獵狗操控者、加蓬的廢品回收工人等。2014年在盧旺達拍攝的作品中,身穿金光閃閃服飾的孩童坐在泥土裏,與周圍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這些成長在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之後的兒童,並沒經歷過暴行,然而社會的變化及歷史的問題,無形中仍影響着下一代,透過1.2×1.6米的人像照片裏孩童的茫然表情,這或許可見一斑。

Large Format, Small Space

日期:即日至10月13日

時間:11am-6pm(星期六)或電話預約時間(5239 3730)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道48號聯合工業大廈16層Pékin Fine Arts畫廊

原文見於果籽

Mary Ellen Mark 攝影是持續的關注 

“Photograph the world as it is. Nothing’s more interesting than reality.”

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當初成立的初衷是紀念國際女權運動,同時慶祝婦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範疇的貢獻及成就。一百多年過後,女性的整體地位及權利雖然有所提升,但在許多國家地區,女性仍面臨悲慘的命運,美國攝影師Mary Ellen Mark(1940-2015)則以紀實的鏡頭長期關注社會邊緣人物,包括印度孟買紅燈區的妓女。

Mary Ellen Mark出版過逾二十本攝影集,不僅在人像攝影、商業攝影及電影劇照取得成就,她的多元化照片堪稱紀實攝影的典範之作。

在賓夕凡尼亞大學修讀藝術的她,22歲時才開始認真拍攝,畢業後拿到獎學金到土耳其進行為期一年的拍攝計劃,並將沿途的所見所聞結集成書,造就她的首本攝影集《Passport》(1974年)。Mark形容自己是屬於街頭的攝影師,她十分喜歡旅行,尤其對印度情有獨鍾。1969年,她首次踏足印度時,已被當地的獨特文化深深吸引,不論是衣著打扮、宗教文化還是馬戲團,均令她感到有種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當時她在孟買紅燈區Falkland Road眼見妓女的悲慘生活,那種不幸與苦難令她萌生拍攝念頭,然而當她嘗試拍攝照片時,卻遭受當地人的謾罵甚至攻擊,令她無從下手。回到美國後,她一直念茲在茲,終於在1978年重返印度,這次她決定全力以赴,即使同樣在Falkland Road受到凌辱,她仍堅持每日前往,久而久之,有些妓女開始對她的堅持感到驚訝,當初的排斥也慢慢變為接受。

身為女性,Mark更容易進入她們的世界拍攝,在三個月的相處中,妓女們不僅允許她進入房間拍攝,後來習慣她的鏡頭存在,連化妝、裸體甚至與嫖客做愛的過程也被一一記錄下來。這些照片充滿震撼,從中可見妓女們身處的惡劣環境,也捕捉她們的孤獨與無奈。1981年,她將照片輯錄成《Falkland Road》,揭露出這群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妓女的悲哀。雖然這本書面世至今四十年,也引起國際關注,但當地女性一旦無法脫離貧困,像Falkland Road這樣的紅燈區依然會存在,而這在全世界只是冰山一角。

A contortionist with her puppy sweety at the Great Raj Kamal Circus in Upleta, India, in 1989.

對Mark而言,攝影是持之以恆的關注,她喜歡重返熟悉的地方拍攝,這樣不僅能更易地與被攝者打開隔膜,自己也覺得更舒服,令拍攝過程更順利。之後她多次回到印度,先用三個月時間拍攝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蘭修女,之後在1990年以半年時間拍攝十八個馬戲團,在攝影集《Indian Circus》中,她不僅進入馬戲團的帳篷後台,拍攝正在熟睡的小女孩們;她還特別拍攝人與動物的關係,那幅大象捲著男子頸部的相片,更成為她的標誌性作品之一。

Ram Prakash Singh With His Elephant Shyama, India, 1990.

Mark對社會邊緣人格外有興趣,希望透過鏡頭令更多人知道他們的存在,她曾在俄勒岡州拍攝精神病患者(《Ward 81》)、在加州拍攝流離失所的家庭,更廣為人知的,是1983年在西雅圖拍攝青少年的《Streetwise》。當時她為《Life》雜誌拍攝離家出走的街頭青少年,認識一位十四歲的女孩Erin Blackwell(暱稱Tiny),當時的Tiny已是一名妓女。

Tiny, Halloween, Seattle, 1983.

Mark拜訪她的家,說服Tiny及家人,從而展開逾三十年的拍攝計劃。Tiny十六歲已懷孕,後來共生育十個孩子,Mark多年來一直跟隨拍攝她的生活,以黑白影像真誠地記錄她的堅強與低落。她的丈夫Martin Bell將Tiny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Streetwise》,獲得1985年奧斯卡提名,後來在2016年將多年拍攝的片段輯錄成另一套紀錄片《Tiny: Streetwise Revisited》。

Tiny with her dogs Bean and Khloe, 2014  

Mary Ellen Mark的照片真實而直接,透過持續關注的影像,訴說一個個觸動人心的故事,她的毅力及拍攝手法,同樣值得後來者景仰。

·原文見於SpillHK

·相片來源:http://www.maryellenmark.com/

Louis Cheung 捕捉對倒的香港

在劉以鬯的小說《對倒》裏,兩位不相識的男女主角故事雙線發展、相互交織,形成所謂「對倒」的意義。對倒一詞源自法文「Tete-Beche」,意指兩張相連卻一正一反的郵票,印刷時的錯誤令郵票成為罕見之物,然而郵票一旦分開,便會頓失價值,變成兩張平凡的郵票。在本地業餘攝影師張奕安(Louis Cheung)的照片裏,也有一種對倒的不平凡。

近年十分流行「天空之鏡」的拍攝手法,利用水池、玻璃等反射建築物或天空的雲彩,從而形成鏡像效果,中文大學合一亭、西環貨運碼頭都是熱門的「天空之鏡」打卡勝地。著名攝影師Elliott Erwitt曾說:「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是從尋常的地方找到有趣味的事物。」香港是名副其實的「玻璃之城」,若然細心留意,其實都市內處處是倒影,即使熟悉的場景,也有鮮為人知的一面。

《evoke hong kong photography》,大業藝術書店、誠品書店及Blue Lotus Gallery 有售。

香港地少人多,城市建築偏向垂直發展,慢慢形成摩天大廈林立的局面。自從1950年代出現玻璃幕牆後,這種品味一直延續至今,在陽光普照之下,建築物固然有充足的自然光線,然而這種設計風格從幕牆延伸至各種空間設計,無形中卻改變了城市景觀。

「玻璃之城」的例子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也成為攝影師的靈感,已故居港攝影師Michael Wolf曾在芝加哥創作攝影集《The Transparent City》,透過玻璃拍攝大廈裏的人,探討隱私問題;張奕安(Louis Cheung)同樣被城市的玻璃吸引,利用建築或室內牆身的玻璃作反射,捕捉一個對倒的世界。

反射影像 超現實攝影眼

「香港有很多reflection,尤其是高樓大廈集中的地方,倒影令平凡的畫面變得獨特。」圓形窗戶的怡和大廈是中環的其中一棟地標,Louis利用玻璃的反射,拍攝出一張兩幢怡和大廈並列的畫面,熟悉的建築物頓時產生一種新意。在尖沙嘴商場外,他從地面仰拍天空,反射的影像恍如一隻眼睛,抽象得來也很超現實。這就是他所追求的「攝影眼」。

從事室內設計的Louis,1980年代初開始拍照,後來因工作繁忙而放下攝影,整整三十年沒有認真拍攝,連菲林相機也變賣。2016年初某日,他拿起手機嘗試認真拍攝照片, 覺得當年的「攝影眼」仍在,便下定決心重拾攝影。「室內設計講求線條、比例及平衡,而比例呈現在攝影裏就是構圖。」他認為,構圖不應局限在相片的比例,不論3:2或16:9,構圖的美感遠比照片比例重要。

灣仔行人 鏡面下的節奏

作為一名攝影創作者,他對線條、光影以及能反射影像的事物均十分敏感,借助玻璃及水池的倒影,文化中心一隅的照片隱藏着一個六角形。行人匆匆的灣仔,他同樣利用鏡面的反射,令照片產生一種節奏的美感。對Louis而言,倒影未必是玻璃或池水,汽車的反光車身,同樣可以捕捉非凡的畫面,正如那張瑪莎拉蒂車身的倒影,車身的不同位置反射着變形的怡和大廈,好比一幅抽象畫。

最近,他將過去數年拍攝的黑白照片,集結成《evoke hong kong photography》一書,喚醒大家關注香港。「好多事物即使表面上很平凡,細心觀察的話,也可以有不平凡的一面。」

原文見於果籽

As an amateur photographer with the interior design background, Louis Cheung is very sensitive to lines, light and shadows, and objects that can reflect things. With the help of glass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pool, the corner of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hides a hexagon; the hurry pedestrians in Wan Chai create an extraordinary mirror effect.  For Louis, the refle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glass or water. The reflective car reflects the deformed Jardine House, and the remarkable picture looks like an abstract painting.

Hong Kong is a “City of Glass,” and the city is full of reflections. Jardine House is one of the landmarks in Central; photographer Louis Cheung used the reflection of glass to take a picture of two Jardine Houses side by side. The familiar buildings suddenly become a novelty.

Outside the Tsim Sha Tsui shopping mall, he photographs the sky from the ground. The reflective image is like an abstract eye. It is resonant with a famous saying of photographer Elliott Erwitt: 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observation. It’s about finding 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an ordinary place. Recently, Louis published a black and white photo book, “evoke hong kong photography,” to awaken the public concern about Hong Kong.

先鋒派攝影大師 MAN RAY

2006年,一幅名為《Électricité》的攝影作品以23.2萬英鎊成交,作品攝於1930年,出自著名攝影師Man Ray之手。當時他以實物投影法的創新手法拍下這幅作品,儘管作品在大半世紀後才得以重見天日,Man Ray也已逝世多年,但他獨特的攝影風格,依然影響無數後來者的腳步。

MAN RAY是怎樣練成的

原名Emmanuel Radnitzky的Man Ray,1890年生於美國費城的俄羅斯猶太家庭,他是家中長子,有一弟兩妹。1897年舉家遷往紐約,五年後,他改姓為Ray,同時根據綽號Manny取名Man,成就日後的Man Ray。」這個名字改得很貼切,Man代表人,Ray代表光線,合起來有散發光芒的意思。事實上,他正是透過光線去呈現其藝術作品。

Man Ray很小便展現出藝術天份,中學時已打下紮實的繪畫及藝術基礎,還時常參觀藝術博物館,研究早期的藝術作品。他喜歡模仿十九世紀風格的作品,尤其對美國現代攝影之父Alfred Stieglitz以及專門描寫黑暗、貧窮的都市生活的垃圾箱畫派(Ashcan School)等當代先鋒派藝術仰慕有加。他先後在紐約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及The Art Students League學習藝術表現觀念等,後來在1912年進入Ferrer school後,才在藝術上有迅速發展,逐漸成為聲名遠播的藝術家。畢業後,他捨棄建築系獎學金,毅然選擇從事藝術事業。那時的他不僅是商業畫家,同時也是一名繪圖工程師。

多棲藝術家 

要貼切形容Man Ray恐怕有點難度,他不僅是攝影師及畫家,身分還包括雕刻家、導演、詩人、作家等,涵蓋電影、文學、攝影、繪畫、多媒體等創作領域,他是紐約達達主義(DADAISM)的奠基者,也被譽為超現實主義大師。才華橫溢的他喜歡以攝影家和畫家自稱,關於兩者的關係,他用「I PAINT WHAT CANNOT BE PHOTOGRAPHED,I PHOTOGRAPH THE THINGS THAT I DO NOT WISH TO PAINT」來形容。

他說自己興趣不在繪畫或攝影本身,而是創意的呈現。縱觀他的藝術生涯,其攝影作品最為人稱道,他不但擴張攝影的本質,發明實物投影法(RAYOGRAPHS)及使用中途曝光(SOLARIZATION)等實驗手法,還讓攝影成為一種藝術表達形式,影響後世的藝術創作。

揚名時尚圈

實際上,Man Ray也是一名出色的時尚及人像攝影師,在這張1935年為著名時裝設計師Coco Chanel拍攝的照片裏,可見一斑。在1921年從美國移居巴黎後,他開始為多本時尚雜誌拍攝,也與Coco Chanel及Elsa Schiaparelli這兩位最出色的服裝設計師合作。他不僅為Chanel拍攝時尚照片,也曾多次為Coco本人掌鏡。拍攝這幅照片時,Man Ray以簡單的白色背景襯托出身穿黑色服飾的Coco,雙手插袋、口裏叼着香煙的她,坐在凳子上望向側面,輪廓與動作的搭配恰到好處。當時Coco已經52歲,但絲毫不見老態,而且非常時髦、優雅,個人認為是Chanel女士最漂亮的一張照片。

雙城記

狄更斯的《雙城記》講述主人公在巴黎和倫敦的故事,而Man Ray的雙城,則是巴黎和紐約。在紐約,他認識杜尚(MARCEL DUCHAMP),二人共同引領紐約的達達主義運動;在巴黎,他與攝影師LEE MILLER一同將中途曝光用於人像攝影,還與畢加索一起展出作品。儘管二戰時不得不回到美國,但他對巴黎仍念念不忘,並於戰後重返巴黎,直至1976年由於肺部感染而逝世。 

紙紮公仔 哀悼我城

作家劉以鬯在《酒徒》裏寫道,「香港人的快樂都是紙紮的,但是大家都願意將紙紮的愛情當作真實。」雖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然而真作假時假亦真,疫情期間,本地攝影師林德健(Kasper Forest)帶着一對紙紮公仔現身香港不同地標,創作出一系列《金童玉女》(The Ghost City)作品。照片裏,陽光普照,四野無人,表面上映照疫情當下,實際上也透過紙紮公仔哀悼迷惘的我城。

熱衷於以黑白菲林拍攝街頭照片的Kasper,2016年開始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為命題,展開為期十年的「Conflict Hong Kong」拍攝計劃 。他鏡頭下的香港,不是美輪美奐的建築風景或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觀,而是透過捕捉城市的矛盾及陰暗一面,例如露宿者、少數族裔、Drag Queen等,記錄被人們遺忘的社群。「香港不只有動感之都的一面,這並不是很真實,我用鏡頭探索大家不願了解的一面,構成完整的香港印象。」不過,在《金童玉女》裏,他一改創作風格,畫面中不見任何人物,而是以死物象徵香港人,訴說另一個香江故事。

Kasper向來喜歡傳統民間文化,紙紮公仔的想法,源自幾年前在雜誌閱讀的一則鬼古,話說人死後要回到生前最珍惜的地方流連,才會了結心願安心上路,近年很多地方被拆卸,鬼魂回不去懷緬之地,因而變成遊魂野鬼。以鬼古為名,實際上說的是城市快速發展帶來的惡果,變化巨大的灣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在灣仔長大,近年不論我成長的地方還是這城市的核心價值,都在慢慢消失。若我們不能守住珍惜的東西,其實與遊魂野鬼又有何分別?」

妹娣望香江 反映徬徨與不安

他想到以紙紮公仔表達此想法,不過並沒急於拍攝,而是先了解背後的民間習俗。紙紮公仔又稱妹娣,是一男一女的奴婢,燒衣過後,寓意他們在地府服侍先人。先秦時期有陪葬制度,後來以紙紮祭品代替,這正是道教紙紮的由來。「我覺得紙紮公仔很適合香港人,它們沒有思想與意志,感覺有點似當下的香港。」如若它們有靈魂,那種迷惘的情緒亦映照刻下,其中一張作品是一對紙紮公仔望着眼前的維港,前方是模糊不清的景象,象徵對香港未來的徬徨不安心態。

這種迷惘,不只是政治因素,亦與香港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近年,「摘去鮮花種出大廈」的案例不斷重演,他故意避開新簇簇的建築物,而是在香港大學、海洋公園、美利樓、西環邨、天星小輪等令人想起舊香港的地方拍攝,「當你不斷拆掉舊事物時,這城市便慢慢沒有了根。」仔細觀看照片,會發現瀰漫着一種藍綠色調,他特意在兩年前開始儲存停產的Adox color implosion菲林。「鬼戲都是這種綠色,拍攝的照片也有一種鬼魅感覺,表面上很平靜,但是內心卻是有暗湧的。」

紙紮公仔與真人格格不入,Kasper構思良久,一直尋找無人之境拍攝。紙紮公仔象徵死亡,年初香港爆發武漢肺炎,「疫症發生時,香港與死亡是很接近的。」疫情期間,街頭冷清,他帶着紙紮公仔遊走不同地方,老一輩通常有所避忌,盡量避而遠之,更不會在電梯共處,「相反外國人會覺得好得意,我希望有更多外國人了解這方面的文化。」

金童玉女@新藝潮「+VE/-VE」展覽

日期:即日至8月31日

電話預約時間:3749 9877

地址:觀塘海濱道165號SML大廈2樓

虛擬展覽:https://bit.ly/33KVwpw

原文見於果籽

陳漢榮 口罩下的香港日常

武漢肺炎疫情之下,口罩成為香港人的新日常, 攝影藝術家陳漢榮(Wing Chan)以口罩為靈感,將疫情歲月裏的所見所聞融入口罩之中,以另類手法記錄這段時光。

說起口罩,香港人可謂深有體會,年初役症爆發之初,許多人通宵達旦排隊買口罩,又或迫於無奈買貴口罩,某人卻說「戴咗都要除返落嚟」。那段時間人心惶惶,畢竟2003年沙士疫情歷歷在目,人人害怕中招,然而香港人搶口罩之餘,連廁紙及大米等,也被搶購一空。「自己也有不安的情緒,見到彌敦道橫街的店舖很多都關閉了,覺得很無奈,很想記錄這段特殊的經歷。」

拼貼荒謬事實

口罩是疫情嚴重程度的指標,由最初坊間要求進入食肆戴口罩,到後來政府頒佈「口罩令」,它已成為對抗這場疫情的象徵。二月至五月期間,陳漢榮拍攝同一個口罩的不同狀態,再融入在尖沙嘴及九龍城等地拍攝的不同場景照片,用口罩講述一個疫情下的香港故事。常說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眼見疫情下的荒謬日常,他把店舖關門、空空如也的商場貨架、蝕本清貨標語的畫面,融入原本的口罩照片中,看起來很超現實,然而卻活生生地出現在現實的香港。

本身是設計師的陳漢榮,2011年從美國回流香港,他擅長透過捕捉城市不同的圖案及環境,拼貼出「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 的照片,在其中一張照片中,他將不同地方拍攝的售賣口罩的照片拼貼成作品。不過他並沒執着在這種慣常的手法,反而以直接的記錄反映現狀,「那段時間,口罩似乎比所有東西都重要,不僅藥房,連買衫的地方、甚至食肆都會賣口罩,這是很不可思議的。」

向清潔工致敬

陳漢榮的作品不僅記錄人們在疫情之下的經歷,同時也借用口罩這個「道具」,重新探討香港社會的固有問題。例如推着手推車的清潔工人,她們原本的工作環境已很惡劣,疫情之下,她們比一般人更高危,然而很多清潔工人均缺乏保護裝備,被迫要重複使用口罩,實在令人心酸。「我以作品表達對清潔工人的尊重,希望喚起社會對這個行業的關注。」另一邊廂在尖沙咀街頭,戴着口罩的外國人正跪在地上行乞,原來陳漢榮數年前已在街頭見過此人,他的鏡頭讓我們看見香港鮮為人知的一面。

作品中也有維港兩岸的照片,言簡意賅道出香港正籠罩在一片疫情之中,「這件事的另一件啟示是,很多事情因疫情而停頓,然而空氣污染的問題反而有所改善,我住在九龍,現在很容易清晰地看見港島的風景。」這也令人反思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是否必然,又是否要改變?

原文見於果籽

Terry Richardson 放浪形骸

美國攝影師Terry Richardson向來備受爭議,這頭傳出性醜聞,那頭被人呼籲抵制,花邊新聞一籮籮。多年來,他曾被不少女性指控在拍攝期間進行性騷擾,然而他一直否認其事,直至2017年荷李活監製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事件升溫,他那過火的行為才備受關注,結果被美國時尚出版集團Condé Nast列入黑名單。

在世人眼中,Uncle Terry外號早變鹹濕大叔,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放浪形骸卻又追隨者眾,更是Lady Gaga的御用攝影師,連奧巴馬及法國前第一夫人布魯尼也甘願把形象託付給他,你又真係吹佢唔脹!即使有人批評只懂賣弄情色製造話題,仍然無阻他成為雜誌及時尚品牌的寵兒,鏡頭下的名人多不勝數,影明星影到連自己都變成明星。 

《Amy Winehouse》,2007年。為音樂雜誌《SPIN》拍攝已故歌手Amy Winehouse,Terry回憶當日用一整日時間拍攝,他很喜歡這張Amy與小雞對望的照片。(圖片由貝浩登畫廊提供)

多多鹹多多趣

現年55歲的他向來玩得,早年在太平山頂拍攝時,赤裸上身扮李小龍玩到癲,又到杜莎夫人蠟像館「胸襲」Angelina Jolie。2016年,他曾到香港做展覽,那次似乎有意「洗心革面」,穿起牛仔褲襯恤衫,難得一見的斯文,現身中環貝浩登畫廊的《Portraits》展覽現場,講解自己廿年攝影生涯的精選相片,有Lady Gaga、Amy Winehouse,也有離世的雙親。 展覽雖屬「家長指引」(PG)類別,但對T他而言已是小兒科,口交、露械等尺度大膽的相片全被收起,換成一張張充滿故事的相片,聽罷介紹,說得最多的就是“energy”一字。 

Kate Moss

若然細心留意他的作品,許多的確很有活力,因他本身就是一個挑動情緒的高手。巧婦難為無米炊的道理,他早已心知肚明,所以拍攝時他會先跟對方互動,說出心中所想,然後讓對方自由發揮。他不認為自己是色情狂,但拍攝靈感多是來自性,並表示性感得來也要有趣,多多鹹多多趣正是其風格。

那些年,他為讓模特兒放鬆下來,經常赤膊上陣,甚至一絲不掛地跟對方互影。他對技術、後製沒有興趣,最好的作品都是即興而成,只用一部Yashica T4儍瓜相機咔嚓咔嚓,以快狠準見稱,近年轉用Nikon D3X及Panasonic GF1,同樣愛以機頂閃燈連環快拍,藉白牆來凸顯人物的誇張表情及動作。 

爸爸Bob Richardson是個時尚攝影師,曾在雜誌《VOGUE》工作。

天份來自爸爸 最夾Lady Gaga 

Terry為人離經叛道,大概與童年的複雜生活有關。小時候父母離異、媽媽改嫁,年輕時算是廢青,在紙醉金迷的荷李活長大也長壞,十多歲已經又酒又大麻。爸爸Bob Richardson是個時尚攝影師,曾在雜誌《VOGUE》工作,Terry某程度繼承父親的攝影基因,自小便愛攝影,不過卻遭爸爸大潑冷水,拋下相機好幾年。重拾相機前,他一直有夾band當低音結他手,後來回想起樂隊生活,他說自己樂器玩得一般,更不會唱歌,離開是遲早的事,反而攝影才算離開是為了回來。 

在他看來,一般的時尚攝影都很離地、很高高在上,難道Terry式的露械、露毛、口交就很貼地?他的作品向來極具爭議性,尺度大膽,充滿性暗示。今日尚有很多人覺得他意識不良,業餘且毫無時尚氣息,難登大雅之堂。可想而知,廿多年前人們有何反應,當時他的照片常被雜誌彈鐘,不過你有你彈,佢有佢影,受擅拍年輕人性愛及吸毒的攝影師Larry Clark影響的他,終於在1994年,憑雜誌《Vibe》一輯年輕人的夜生活相片打響名堂,於是雪球滾啊滾,工作接踵而來,逐漸得到TOM FORD等品牌的睞,名字也經常出現在《VOGUE》等雜誌。 

《Gaga in the Garbage》,2010年Terry認識LadyGaga,當時為雜誌《Rolling Stone》拍攝封面,二人一見如故,隨後更成為Gaga的貼身攝影師。(圖片由貝浩登畫廊提供)

大膽風格也獲同樣癲癲哋的Lady Gaga垂青,成為她巡迴演唱會的隨身攝影師,拍下數以萬計的照片,還結集成書。二人最爆的合作,大概是雜誌《Vogue Hommes Japan》2010年9月的封面,赤身露體的Gaga身上僅披幾片牛肉,其實都幾反胃。不過Terry Richardson就是如此,無法挑起觀眾情緒的事情,他大概不會做,一旦看過他的作品,你又會很難忘。 

·原文見於果籽

裴炳雨 黑白松樹,如詩如畫

年屆七十的韓國攝影師裴炳雨(Bae Bien-U)以水墨畫般的風景攝影為人所知,作品不僅被著名歌手Elton John及英國Victoria & Albert Museum收藏,連韓國前總統李明博也十分賞識,將其攝影集贈予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從藝術界一躍登上國際政治舞台,令裴炳雨蜚聲國際的,是一系列黑白的松樹相片。

松樹有崇高及莊嚴之感,在中日韓文化中,都有獨特的象徵意義。古時的韓國人鍾情松樹,會在房屋及墳墓周圍種植,他們認為松樹既可保護亡魂,亦能幫助他們與天堂交流。慶尚北道的慶州市,曾是新羅王朝(公元前57年至935年)的首都,那裏有許多精美的松樹,也是裴炳雨作品的靈感源泉。

光影交織 充滿禪意生命力

兒時的裴炳雨喜歡繪畫,大學時修讀的是平面設計,接觸攝影師Edward Weston及藝術家Laszlo Moholy-Nagy後,被他們充滿設計感及前衞的作品影響,才自學攝影。當時他對西方的攝影流派非常着迷,同時被大自然深深吸引,1970年代開始在韓國各地拍攝海島及海洋風景。踏入而立之年,他慢慢覺得需要尋找一種代表身份及文化的東西,松樹的壯麗與生命力,加上韓國傳統對松樹的嚮往,令他對這種樹木萌生興趣。他從1983年開始專注拍攝松樹至今,絲毫不覺厭倦或重複,可謂情有獨鍾,至今已成為他的象徵。

裴炳雨鏡頭下的松樹,是光與影的交織,在慶州的松林裏,如仙境般的光線令相片有一種那如詩如畫的美感,亦流露出一種宗教的莊嚴感覺。他坦言受十八世紀朝鮮時期的真景山水畫家鄭敾(Jeong Seon)的詩意作品影響,畫面充滿水墨畫的美感及禪意,靜謐而有生命力。慢慢欣賞他的作品,彷彿置身茂密松林,令人沉浸其中。

聚焦局部線條 展現動感

拍攝松樹多年,裴炳雨時常身處松林之中,了解樹木的生長,甚至在不同時間或天氣重複踏足同一片松林,從而捕捉松樹最美麗的一刻。裴炳雨的作品甚少見到松樹全貌,而是聚焦在樹幹及樹木的線條與形狀上,看起來頗有動感。他說樹木就如人類一樣,它們之間有種無形的溝通與聯繫,萬物之間的和諧是各適其適的,他希望透過攝影作品,令人們了解生命的奧秘,反思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

四年前,裴炳雨首次在香港展出大尺寸的松樹作品,從中環移師黃竹坑的Axel Vervoordt畫廊,最近再次舉辦他的展覽,展出十多幅由他親自沖印的小型作品,除了松樹,還有在濟州島拍攝的海景照片,每幅都是獨一無二。早在1980年代,當韓國人尚未認真將攝影當成藝術的年代,身為首爾藝術大學(Seoul Institute of the Arts)的教授,裴炳雨已開始在黑房裏用明膠銀鹽相紙曬相。

除了松樹,展覽還有他在濟州島拍攝的海景照片。

作品的畫面非常細緻,然而創作經歷卻非常耗時,他形容是一種近乎冥想的過程。「近年很多人對明膠銀鹽印刷產生興趣,疫情大流行給予我們更多時間重新了解天然的過程。我回顧舊作,記起黑房中的時光,以及在叢林和海旁拍攝的回憶和情感,再次感受到攝影那種真實的美。」

漫遊的回憶

日期:即日至9月19日

時間:11am-7pm(星期四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62號科達設計中心21樓Axel Vervoordt Gallery

原文見於果籽

Paul Fusco 進入被攝者的生活

“I want the viewers to be moved into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that they are looking at; the visual experience is incredibly emotional”

美國紀實攝影師Paul Fusco在2020年7月15日離世,享年九十歲。他的一生專注紀錄社會的苦難與不公,嘗試真正進入被攝者的生活,讓觀者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共鳴與反思。

Paul Fusco生於1930年的美國麻省,二戰期間,許多經典戰爭照片廣為流傳,讓戰地攝影師這身分變得廣為人知。無獨有偶,二戰結束那年,十五歲的他開始對攝影感興趣,並在韓戰期間(1951-1953)得到很好磨練。當時他加入美國陸軍通訊兵(United States Army Signal Corps),成為一名攝影師,拍攝美軍在當地的行動。韓戰結束後,他回國修讀新聞攝影,大學畢業後搬到紐約,成為《Look》雜誌攝影師。這本雜誌非常重視圖片故事,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在成為大導演之前,就是在雜誌社練就出色的說故事能力。Paul Fusco其中一輯最廣為人知的照片,就是受《Look》雜誌委託拍攝的。

1968年6月8日,人們在運送羅拔甘迺迪靈柩的火車兩旁作最後悼念。/MAGNUMS PHOTO

1968年6月5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拔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在洛杉磯遇刺身亡,事件令舉國震驚,畢竟他的兄長約翰甘迺迪總統,在五年前同樣因槍殺逝世,令人傷心不已。在紐約舉行葬禮後,羅拔甘迺迪的遺體被運送至華盛頓特區附近的阿靈頓國家公墓,葬在約翰甘迺迪旁邊。Paul Fusco當時登上運送靈柩的火車,拍攝沿途在路軌旁邊送別他的民眾。

火車途徑費城、馬里蘭、巴爾的摩等多個城市,沿途有二百萬人站在火車軌道兩旁緬懷他,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原本只需四小時, 結果行駛逾八小時。Paul Fusco在火車上拍攝約二千張相片,不同膚色種族的民眾,有的敬禮、有的痛哭、有的舉起國旗或寫着「So-Long Bobby」字眼的標語,不論男女老少,均默默看着火車車廂,向這位打着改革旗號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作最後的悼念。

即使在不斷晃動的列車拍攝,Paul Fusco仍以出色構圖拍攝出充滿電影美感的照片。/MAGNUMS PHOTO

在列車不斷晃動的情況下,Paul Fusco依然以出色的構圖,捕捉許多充滿電影美感的照片。可惜的是,由於《Look》是雙週刊,期間關於羅拔甘迺迪的照片已傳遍全球,結果雜誌最後只出版兩張黑白照片,直至1998年羅拔甘迺迪逝世三十週年之時,這批照片才慢慢被發掘出來,並在千禧年輯錄成攝影集《RFK Funeral Train》。2018年,羅拔甘迺迪離世五十週年,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簡稱SFMOMA)展出這批作品,令照片更廣為人知。

1993年,Paul Fusco近距離拍攝居住在Ambassador Hotel的愛滋病患者。/ MAGNUMS PHOTO

《Look》雜誌在1971年結業後,Paul Fusco在1973年加入著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透過鏡頭揭示社會的不公及鮮為人知的一面,包括肯塔基州的貧困礦工、紐約的拉丁貧民窟、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國人生活等,作品刊登在《Life》、《Time》及《Newsweek》等刊物。1993年,他來到三藩市的Ambassador Hotel(正是羅拔甘迺迪遇刺的地方),這裏住滿窮人及愛滋病患者,他們因無能力去醫院或診所求診,往往只能自生自滅,幸好酒店向他們打開大門,讓其有安身之所。Paul Fusco記錄下酒店的護理人員、志願者及愛滋病患者的生活,讓人看見這些被忽略的人的生存狀況。

在核輻射的陰霾下,白俄羅斯人生活在一片恐慌之中。/MAGNUMS PHOTO

另一輯重要作品是1990年代及千禧年間拍攝的《Chernobyl Legacy》。位於烏克蘭北部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在1986年爆炸,輻射物令鄰近的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的許多地區均受到嚴重污染,不僅植物及莊稼被輻射,事故後人們出現各種健康問題,有人患上白血病、有人變得畸形、有人無法走路、初生的嬰兒有硬化症……攝影師在長久的相處中,慢慢走進被攝者的生活,同時以過人的觀察力,拍攝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照片,在哭泣與傷痛中,讓人看見生命與人性的掙扎。

·原文見於SpillHK

·圖片來源:MAGNUMS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