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紮公仔 哀悼我城

作家劉以鬯在《酒徒》裏寫道,「香港人的快樂都是紙紮的,但是大家都願意將紙紮的愛情當作真實。」雖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然而真作假時假亦真,疫情期間,本地攝影師林德健(Kasper Forest)帶着一對紙紮公仔現身香港不同地標,創作出一系列《金童玉女》(The Ghost City)作品。照片裏,陽光普照,四野無人,表面上映照疫情當下,實際上也透過紙紮公仔哀悼迷惘的我城。

熱衷於以黑白菲林拍攝街頭照片的Kasper,2016年開始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為命題,展開為期十年的「Conflict Hong Kong」拍攝計劃 。他鏡頭下的香港,不是美輪美奐的建築風景或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觀,而是透過捕捉城市的矛盾及陰暗一面,例如露宿者、少數族裔、Drag Queen等,記錄被人們遺忘的社群。「香港不只有動感之都的一面,這並不是很真實,我用鏡頭探索大家不願了解的一面,構成完整的香港印象。」不過,在《金童玉女》裏,他一改創作風格,畫面中不見任何人物,而是以死物象徵香港人,訴說另一個香江故事。

Kasper向來喜歡傳統民間文化,紙紮公仔的想法,源自幾年前在雜誌閱讀的一則鬼古,話說人死後要回到生前最珍惜的地方流連,才會了結心願安心上路,近年很多地方被拆卸,鬼魂回不去懷緬之地,因而變成遊魂野鬼。以鬼古為名,實際上說的是城市快速發展帶來的惡果,變化巨大的灣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在灣仔長大,近年不論我成長的地方還是這城市的核心價值,都在慢慢消失。若我們不能守住珍惜的東西,其實與遊魂野鬼又有何分別?」

妹娣望香江 反映徬徨與不安

他想到以紙紮公仔表達此想法,不過並沒急於拍攝,而是先了解背後的民間習俗。紙紮公仔又稱妹娣,是一男一女的奴婢,燒衣過後,寓意他們在地府服侍先人。先秦時期有陪葬制度,後來以紙紮祭品代替,這正是道教紙紮的由來。「我覺得紙紮公仔很適合香港人,它們沒有思想與意志,感覺有點似當下的香港。」如若它們有靈魂,那種迷惘的情緒亦映照刻下,其中一張作品是一對紙紮公仔望着眼前的維港,前方是模糊不清的景象,象徵對香港未來的徬徨不安心態。

這種迷惘,不只是政治因素,亦與香港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近年,「摘去鮮花種出大廈」的案例不斷重演,他故意避開新簇簇的建築物,而是在香港大學、海洋公園、美利樓、西環邨、天星小輪等令人想起舊香港的地方拍攝,「當你不斷拆掉舊事物時,這城市便慢慢沒有了根。」仔細觀看照片,會發現瀰漫着一種藍綠色調,他特意在兩年前開始儲存停產的Adox color implosion菲林。「鬼戲都是這種綠色,拍攝的照片也有一種鬼魅感覺,表面上很平靜,但是內心卻是有暗湧的。」

紙紮公仔與真人格格不入,Kasper構思良久,一直尋找無人之境拍攝。紙紮公仔象徵死亡,年初香港爆發武漢肺炎,「疫症發生時,香港與死亡是很接近的。」疫情期間,街頭冷清,他帶着紙紮公仔遊走不同地方,老一輩通常有所避忌,盡量避而遠之,更不會在電梯共處,「相反外國人會覺得好得意,我希望有更多外國人了解這方面的文化。」

金童玉女@新藝潮「+VE/-VE」展覽

日期:即日至8月31日

電話預約時間:3749 9877

地址:觀塘海濱道165號SML大廈2樓

虛擬展覽:https://bit.ly/33KVw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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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榮 口罩下的香港日常

武漢肺炎疫情之下,口罩成為香港人的新日常, 攝影藝術家陳漢榮(Wing Chan)以口罩為靈感,將疫情歲月裏的所見所聞融入口罩之中,以另類手法記錄這段時光。

說起口罩,香港人可謂深有體會,年初役症爆發之初,許多人通宵達旦排隊買口罩,又或迫於無奈買貴口罩,某人卻說「戴咗都要除返落嚟」。那段時間人心惶惶,畢竟2003年沙士疫情歷歷在目,人人害怕中招,然而香港人搶口罩之餘,連廁紙及大米等,也被搶購一空。「自己也有不安的情緒,見到彌敦道橫街的店舖很多都關閉了,覺得很無奈,很想記錄這段特殊的經歷。」

拼貼荒謬事實

口罩是疫情嚴重程度的指標,由最初坊間要求進入食肆戴口罩,到後來政府頒佈「口罩令」,它已成為對抗這場疫情的象徵。二月至五月期間,陳漢榮拍攝同一個口罩的不同狀態,再融入在尖沙嘴及九龍城等地拍攝的不同場景照片,用口罩講述一個疫情下的香港故事。常說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眼見疫情下的荒謬日常,他把店舖關門、空空如也的商場貨架、蝕本清貨標語的畫面,融入原本的口罩照片中,看起來很超現實,然而卻活生生地出現在現實的香港。

本身是設計師的陳漢榮,2011年從美國回流香港,他擅長透過捕捉城市不同的圖案及環境,拼貼出「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 的照片,在其中一張照片中,他將不同地方拍攝的售賣口罩的照片拼貼成作品。不過他並沒執着在這種慣常的手法,反而以直接的記錄反映現狀,「那段時間,口罩似乎比所有東西都重要,不僅藥房,連買衫的地方、甚至食肆都會賣口罩,這是很不可思議的。」

向清潔工致敬

陳漢榮的作品不僅記錄人們在疫情之下的經歷,同時也借用口罩這個「道具」,重新探討香港社會的固有問題。例如推着手推車的清潔工人,她們原本的工作環境已很惡劣,疫情之下,她們比一般人更高危,然而很多清潔工人均缺乏保護裝備,被迫要重複使用口罩,實在令人心酸。「我以作品表達對清潔工人的尊重,希望喚起社會對這個行業的關注。」另一邊廂在尖沙咀街頭,戴着口罩的外國人正跪在地上行乞,原來陳漢榮數年前已在街頭見過此人,他的鏡頭讓我們看見香港鮮為人知的一面。

作品中也有維港兩岸的照片,言簡意賅道出香港正籠罩在一片疫情之中,「這件事的另一件啟示是,很多事情因疫情而停頓,然而空氣污染的問題反而有所改善,我住在九龍,現在很容易清晰地看見港島的風景。」這也令人反思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是否必然,又是否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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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Richardson 放浪形骸

美國攝影師Terry Richardson向來備受爭議,這頭傳出性醜聞,那頭被人呼籲抵制,花邊新聞一籮籮。多年來,他曾被不少女性指控在拍攝期間進行性騷擾,然而他一直否認其事,直至2017年荷李活監製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事件升溫,他那過火的行為才備受關注,結果被美國時尚出版集團Condé Nast列入黑名單。

在世人眼中,Uncle Terry外號早變鹹濕大叔,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放浪形骸卻又追隨者眾,更是Lady Gaga的御用攝影師,連奧巴馬及法國前第一夫人布魯尼也甘願把形象託付給他,你又真係吹佢唔脹!即使有人批評只懂賣弄情色製造話題,仍然無阻他成為雜誌及時尚品牌的寵兒,鏡頭下的名人多不勝數,影明星影到連自己都變成明星。 

《Amy Winehouse》,2007年。為音樂雜誌《SPIN》拍攝已故歌手Amy Winehouse,Terry回憶當日用一整日時間拍攝,他很喜歡這張Amy與小雞對望的照片。(圖片由貝浩登畫廊提供)

多多鹹多多趣

現年55歲的他向來玩得,早年在太平山頂拍攝時,赤裸上身扮李小龍玩到癲,又到杜莎夫人蠟像館「胸襲」Angelina Jolie。2016年,他曾到香港做展覽,那次似乎有意「洗心革面」,穿起牛仔褲襯恤衫,難得一見的斯文,現身中環貝浩登畫廊的《Portraits》展覽現場,講解自己廿年攝影生涯的精選相片,有Lady Gaga、Amy Winehouse,也有離世的雙親。 展覽雖屬「家長指引」(PG)類別,但對T他而言已是小兒科,口交、露械等尺度大膽的相片全被收起,換成一張張充滿故事的相片,聽罷介紹,說得最多的就是“energy”一字。 

Kate Moss

若然細心留意他的作品,許多的確很有活力,因他本身就是一個挑動情緒的高手。巧婦難為無米炊的道理,他早已心知肚明,所以拍攝時他會先跟對方互動,說出心中所想,然後讓對方自由發揮。他不認為自己是色情狂,但拍攝靈感多是來自性,並表示性感得來也要有趣,多多鹹多多趣正是其風格。

那些年,他為讓模特兒放鬆下來,經常赤膊上陣,甚至一絲不掛地跟對方互影。他對技術、後製沒有興趣,最好的作品都是即興而成,只用一部Yashica T4儍瓜相機咔嚓咔嚓,以快狠準見稱,近年轉用Nikon D3X及Panasonic GF1,同樣愛以機頂閃燈連環快拍,藉白牆來凸顯人物的誇張表情及動作。 

爸爸Bob Richardson是個時尚攝影師,曾在雜誌《VOGUE》工作。

天份來自爸爸 最夾Lady Gaga 

Terry為人離經叛道,大概與童年的複雜生活有關。小時候父母離異、媽媽改嫁,年輕時算是廢青,在紙醉金迷的荷李活長大也長壞,十多歲已經又酒又大麻。爸爸Bob Richardson是個時尚攝影師,曾在雜誌《VOGUE》工作,Terry某程度繼承父親的攝影基因,自小便愛攝影,不過卻遭爸爸大潑冷水,拋下相機好幾年。重拾相機前,他一直有夾band當低音結他手,後來回想起樂隊生活,他說自己樂器玩得一般,更不會唱歌,離開是遲早的事,反而攝影才算離開是為了回來。 

在他看來,一般的時尚攝影都很離地、很高高在上,難道Terry式的露械、露毛、口交就很貼地?他的作品向來極具爭議性,尺度大膽,充滿性暗示。今日尚有很多人覺得他意識不良,業餘且毫無時尚氣息,難登大雅之堂。可想而知,廿多年前人們有何反應,當時他的照片常被雜誌彈鐘,不過你有你彈,佢有佢影,受擅拍年輕人性愛及吸毒的攝影師Larry Clark影響的他,終於在1994年,憑雜誌《Vibe》一輯年輕人的夜生活相片打響名堂,於是雪球滾啊滾,工作接踵而來,逐漸得到TOM FORD等品牌的睞,名字也經常出現在《VOGUE》等雜誌。 

《Gaga in the Garbage》,2010年Terry認識LadyGaga,當時為雜誌《Rolling Stone》拍攝封面,二人一見如故,隨後更成為Gaga的貼身攝影師。(圖片由貝浩登畫廊提供)

大膽風格也獲同樣癲癲哋的Lady Gaga垂青,成為她巡迴演唱會的隨身攝影師,拍下數以萬計的照片,還結集成書。二人最爆的合作,大概是雜誌《Vogue Hommes Japan》2010年9月的封面,赤身露體的Gaga身上僅披幾片牛肉,其實都幾反胃。不過Terry Richardson就是如此,無法挑起觀眾情緒的事情,他大概不會做,一旦看過他的作品,你又會很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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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炳雨 黑白松樹,如詩如畫

年屆七十的韓國攝影師裴炳雨(Bae Bien-U)以水墨畫般的風景攝影為人所知,作品不僅被著名歌手Elton John及英國Victoria & Albert Museum收藏,連韓國前總統李明博也十分賞識,將其攝影集贈予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從藝術界一躍登上國際政治舞台,令裴炳雨蜚聲國際的,是一系列黑白的松樹相片。

松樹有崇高及莊嚴之感,在中日韓文化中,都有獨特的象徵意義。古時的韓國人鍾情松樹,會在房屋及墳墓周圍種植,他們認為松樹既可保護亡魂,亦能幫助他們與天堂交流。慶尚北道的慶州市,曾是新羅王朝(公元前57年至935年)的首都,那裏有許多精美的松樹,也是裴炳雨作品的靈感源泉。

光影交織 充滿禪意生命力

兒時的裴炳雨喜歡繪畫,大學時修讀的是平面設計,接觸攝影師Edward Weston及藝術家Laszlo Moholy-Nagy後,被他們充滿設計感及前衞的作品影響,才自學攝影。當時他對西方的攝影流派非常着迷,同時被大自然深深吸引,1970年代開始在韓國各地拍攝海島及海洋風景。踏入而立之年,他慢慢覺得需要尋找一種代表身份及文化的東西,松樹的壯麗與生命力,加上韓國傳統對松樹的嚮往,令他對這種樹木萌生興趣。他從1983年開始專注拍攝松樹至今,絲毫不覺厭倦或重複,可謂情有獨鍾,至今已成為他的象徵。

裴炳雨鏡頭下的松樹,是光與影的交織,在慶州的松林裏,如仙境般的光線令相片有一種那如詩如畫的美感,亦流露出一種宗教的莊嚴感覺。他坦言受十八世紀朝鮮時期的真景山水畫家鄭敾(Jeong Seon)的詩意作品影響,畫面充滿水墨畫的美感及禪意,靜謐而有生命力。慢慢欣賞他的作品,彷彿置身茂密松林,令人沉浸其中。

聚焦局部線條 展現動感

拍攝松樹多年,裴炳雨時常身處松林之中,了解樹木的生長,甚至在不同時間或天氣重複踏足同一片松林,從而捕捉松樹最美麗的一刻。裴炳雨的作品甚少見到松樹全貌,而是聚焦在樹幹及樹木的線條與形狀上,看起來頗有動感。他說樹木就如人類一樣,它們之間有種無形的溝通與聯繫,萬物之間的和諧是各適其適的,他希望透過攝影作品,令人們了解生命的奧秘,反思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

四年前,裴炳雨首次在香港展出大尺寸的松樹作品,從中環移師黃竹坑的Axel Vervoordt畫廊,最近再次舉辦他的展覽,展出十多幅由他親自沖印的小型作品,除了松樹,還有在濟州島拍攝的海景照片,每幅都是獨一無二。早在1980年代,當韓國人尚未認真將攝影當成藝術的年代,身為首爾藝術大學(Seoul Institute of the Arts)的教授,裴炳雨已開始在黑房裏用明膠銀鹽相紙曬相。

除了松樹,展覽還有他在濟州島拍攝的海景照片。

作品的畫面非常細緻,然而創作經歷卻非常耗時,他形容是一種近乎冥想的過程。「近年很多人對明膠銀鹽印刷產生興趣,疫情大流行給予我們更多時間重新了解天然的過程。我回顧舊作,記起黑房中的時光,以及在叢林和海旁拍攝的回憶和情感,再次感受到攝影那種真實的美。」

漫遊的回憶

日期:即日至9月19日

時間:11am-7pm(星期四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62號科達設計中心21樓Axel Vervoordt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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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Fusco 進入被攝者的生活

“I want the viewers to be moved into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that they are looking at; the visual experience is incredibly emotional”

美國紀實攝影師Paul Fusco在2020年7月15日離世,享年九十歲。他的一生專注紀錄社會的苦難與不公,嘗試真正進入被攝者的生活,讓觀者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共鳴與反思。

Paul Fusco生於1930年的美國麻省,二戰期間,許多經典戰爭照片廣為流傳,讓戰地攝影師這身分變得廣為人知。無獨有偶,二戰結束那年,十五歲的他開始對攝影感興趣,並在韓戰期間(1951-1953)得到很好磨練。當時他加入美國陸軍通訊兵(United States Army Signal Corps),成為一名攝影師,拍攝美軍在當地的行動。韓戰結束後,他回國修讀新聞攝影,大學畢業後搬到紐約,成為《Look》雜誌攝影師。這本雜誌非常重視圖片故事,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在成為大導演之前,就是在雜誌社練就出色的說故事能力。Paul Fusco其中一輯最廣為人知的照片,就是受《Look》雜誌委託拍攝的。

1968年6月8日,人們在運送羅拔甘迺迪靈柩的火車兩旁作最後悼念。/MAGNUMS PHOTO

1968年6月5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拔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在洛杉磯遇刺身亡,事件令舉國震驚,畢竟他的兄長約翰甘迺迪總統,在五年前同樣因槍殺逝世,令人傷心不已。在紐約舉行葬禮後,羅拔甘迺迪的遺體被運送至華盛頓特區附近的阿靈頓國家公墓,葬在約翰甘迺迪旁邊。Paul Fusco當時登上運送靈柩的火車,拍攝沿途在路軌旁邊送別他的民眾。

火車途徑費城、馬里蘭、巴爾的摩等多個城市,沿途有二百萬人站在火車軌道兩旁緬懷他,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原本只需四小時, 結果行駛逾八小時。Paul Fusco在火車上拍攝約二千張相片,不同膚色種族的民眾,有的敬禮、有的痛哭、有的舉起國旗或寫着「So-Long Bobby」字眼的標語,不論男女老少,均默默看着火車車廂,向這位打着改革旗號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作最後的悼念。

即使在不斷晃動的列車拍攝,Paul Fusco仍以出色構圖拍攝出充滿電影美感的照片。/MAGNUMS PHOTO

在列車不斷晃動的情況下,Paul Fusco依然以出色的構圖,捕捉許多充滿電影美感的照片。可惜的是,由於《Look》是雙週刊,期間關於羅拔甘迺迪的照片已傳遍全球,結果雜誌最後只出版兩張黑白照片,直至1998年羅拔甘迺迪逝世三十週年之時,這批照片才慢慢被發掘出來,並在千禧年輯錄成攝影集《RFK Funeral Train》。2018年,羅拔甘迺迪離世五十週年,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簡稱SFMOMA)展出這批作品,令照片更廣為人知。

1993年,Paul Fusco近距離拍攝居住在Ambassador Hotel的愛滋病患者。/ MAGNUMS PHOTO

《Look》雜誌在1971年結業後,Paul Fusco在1973年加入著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透過鏡頭揭示社會的不公及鮮為人知的一面,包括肯塔基州的貧困礦工、紐約的拉丁貧民窟、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國人生活等,作品刊登在《Life》、《Time》及《Newsweek》等刊物。1993年,他來到三藩市的Ambassador Hotel(正是羅拔甘迺迪遇刺的地方),這裏住滿窮人及愛滋病患者,他們因無能力去醫院或診所求診,往往只能自生自滅,幸好酒店向他們打開大門,讓其有安身之所。Paul Fusco記錄下酒店的護理人員、志願者及愛滋病患者的生活,讓人看見這些被忽略的人的生存狀況。

在核輻射的陰霾下,白俄羅斯人生活在一片恐慌之中。/MAGNUMS PHOTO

另一輯重要作品是1990年代及千禧年間拍攝的《Chernobyl Legacy》。位於烏克蘭北部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在1986年爆炸,輻射物令鄰近的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的許多地區均受到嚴重污染,不僅植物及莊稼被輻射,事故後人們出現各種健康問題,有人患上白血病、有人變得畸形、有人無法走路、初生的嬰兒有硬化症……攝影師在長久的相處中,慢慢走進被攝者的生活,同時以過人的觀察力,拍攝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照片,在哭泣與傷痛中,讓人看見生命與人性的掙扎。

·原文見於SpillHK

·圖片來源:MAGNUMS PHOTO

劉智聰 「城市山水」隱喻人生起伏

說起山水,或令人想起山明水秀的自然風景,香港攝影藝術家劉智聰《人間山水》作品,卻顛覆常人對中國傳統山水的想像,不見波瀾壯闊的山水風光,而是以城市街頭或廢屋裏的物件象徵「人間山水」,藉此隱喻人生的高山低谷。

從《人間山水》到《山水文明》

人類向來嚮往大自然,劉智聰說,傳統文人對山水的想像,並非很寫實的景象,而是一種山水意境。《人間山水》源自2013年的作品《山水文明》,當時劉智聰在香港郊野拍攝人類在大自然留下的痕迹,探討人與大自然的微妙關係,意猶未盡的他,在2014年至2020年間創作出延續篇《人間山水》,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尋找大自然的蹤影,「這個舉動看似矛盾,我透過自己的想像及轉化能力,在城市裏尋找、捕捉象徵山水的元素,拍攝時我時常與自己對話,究竟何謂現代城市的山水。」

街上垂吊的長帘像是瀑布,是攝影師對都市山水的想像。

《人間山水》的英文名稱是My Kind of Landscape,劉智聰透過作品尋找自己的山水定義,他鏡頭下的城市山水不是隨處可見的花草樹木,而是鬧市街頭的山水風景象徵物,垂吊的長帘像是瀑布、滿地的服飾恍如河流,全是他對都市山水的想像,也擴闊傳統的山水定義。另一邊廂,他走入即將清拆的家居,發現另一種山水風景。「很多人家中有森林或山水的牆紙或窗簾,用來裝飾家居,這某程度上可見屋主的品味,只是這些朝夕相處的大自然風景,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去。」

走進別人的生活場所,令他好奇之前居住的人做過甚麼,他嘗試在荒廢的生活場景中尋找線索。「荒廢的地方有很多故事,留下很多幻想空間,創作時我會不斷投射自己的人生經歷。」他不僅欣賞前人留下的山水風光,在人去樓空的荒廢單位裏,還介入空間的佈置,利用在屋內找到的家具、布料及物件,做成臨時的山水雕塑。

透明膠袋的山水雕塑令人想起雪峰,與背景的山水圖案窗簾正好互相呼應。

操控空間細節 山水隱喻人生

他很享受創作雕塑的過程,只是創作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當中不乏失敗例子;充滿挑戰的還有作品的呈現方式,當立體雕塑變成平面相片時,會流失很多東西,畢竟它只有一種角度,無法包含現場所有元素,因此未必所有相片都可成為令人滿意的作品。「攝影從來不是我的目的,安全回家才是目的,反而創作過程的思考更重要。」拍攝完畢後,他會將物件還原為原本狀態,彷彿現場是個臨時工作室。「相比起單純的廢墟拍攝,這種臨時的關係令拍攝過程有更深厚的感受。」

在英國修讀室內設計的劉智聰,本身從事廣告美術指導工作,他不是單純的staged photographer,更多的是在操控空間的細節,藝評人洪塵稱呼他為「場景設計師」。早在2014年出版的攝影集《對望》,他透過悉心安排的環境佈局,來拍攝廢墟裏的肖像照片。在其中一幅廢屋拍攝的《人間山水》作品裏,他將單位內的床單、被子等轉化為山水風景,透明膠袋的雕塑令人想起雪峯,與背景的山水圖案窗簾正好互相呼應,既抽象也具象。

展覽現場的立體山水雕塑,讓觀眾從不同角度去欣賞。

展覽現場還有一個立體的山水雕塑,讓觀眾從不同角度去欣賞。「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位置代號入座,有人會欣賞山峯的位置,有人留意山腳的細節,藉此以山水隱喻人生的高低起落。」

人間山水——劉智聰個展

日期:7月27日至8月9日

時間:11am-1pm、2pm-6pm(星期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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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玉瑩《電影人》再現香港電影黃金時代

對着鏡子整理儀容的林青霞、雙手托頭的徐克、身穿底褲的林子祥、健身室裏的許冠傑,還有石堅、成龍、蕭芳芳等,這些熟識的臉孔,2018年尾忽然在facebook專頁「盧玉瑩映像」流傳開來,不禁令人驚嘆電影圈的美好年代。這批電影人照片來自1979至1983年間攝影師盧玉瑩在《電影雙周刊》的專欄〈曝光人物〉,令幕前幕後的電影工作者得以「曝光」,事隔三十多載,《電影人》最近第三度結集成書,年屆七十的盧玉瑩老師笑談往事,一切仍歷歷在目。

徐克,導演、監製, 1980 / Tsui Hark, director, executive producer, production designer, 1980

近距離捕捉 巨星光環以外

《電影人》的經典,不僅記錄這些電影人物的青葱歲月,還捕捉他們光環以外的罕見一面。李翰祥導演當時在邵氏電影可謂呼風喚雨,偏偏盧玉瑩沒有視他如皇帝,「我將他和片場的劇組人員一齊拍攝,令他看上去只是一個工作人員,不讓他威風。」面對不願上鏡的人,盧玉瑩則善意誘請,專欄的第一個電影人是許鞍華,明知許鞍華害怕上鏡,還苦苦哀求,可她還是在深夜的電車裏按下快門。

〈曝光人物〉欄目首位電影人許鞍華,1979年。

電影人照片有逾百張,全是28mm廣角鏡頭拍攝,近距離捕捉對方最自然的一面。「當我拿着相機時,會覺得自己很強勢,當你走近時,會令他們有種壓迫感,那樣才過癮,才會有火花。」自言挑剔的她,總會等待最完美的場景才按下快門,拍攝成龍時,她捨棄常見的動作場面,而是捕捉他難得靜靜沉思的一刻。「那是我最喜歡的照片,我將他的精神狀態拍攝得太漂亮。」試過有電影老闆想她幫周潤發拍攝,然而相處一整日,她一下快門都沒有按。「我覺得不好的畫面,我不會拍攝;一拍到滿意效果,便收工,而非拍攝一大堆照片慢慢挑選。」

蕭芳芳,演員, 1980 / Siu Fong-fong, actress, 1980

當時她的正職是中學美術老師,攝影只是空閒時的一腔熱血。熱愛藝術電影的她,與友人在1973年創辦火鳥電影會,引入電影做放映。「我不僅要設計海報,那時沒有人拍攝訪問及座談會,於是就由我拍攝。」在香港沙龍照片盛行的年代,她反而深受紀實攝影影響,在剛創刊的《號外》雜誌開設攝影專欄。作為自由攝影師,她一早踏足內地,記錄下那個純樸年代的精神面貌,連金庸、倪匡都在談論她的照片。1979年《電影雙周刊》創刊,她主理的〈曝光人物〉欄目,為許多巨星留下倩影。

林子祥,演員,歌星, 1981 / Lam, actor, singer, 1981

那時電影圈不像現在般複雜,可隨時向電影公司了解電影人的工作日程,她也甚少預約,直接往片場拍攝。她不喜歡跟電影明星交際應酬,然而為了拍攝照片,坦言有潔癖的她,多惡劣的環境也能忍受。「片場通常都是很暗的,周圍烏煙瘴氣;去到片場沒水飲,沒有廁所,我不會坐片場的髒凳子,但我竟然願意去拍攝,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她通常躲在片場一角,見到有趣的畫面,便快速地按下快門,就如那幅林子祥身穿內褲等待開鏡的照片。

張堅庭,編劇、導演、演員, 1981 / Alfred Cheung, scriptwriter, director, actor, 1981

文字引導 重溫美好歲月

她說每次拍攝人物,總是很興奮,即使在街頭拍攝陌生人,那種交流也很過癮。「我是很惡的,但我有一種磁場,令人願意給我拍攝,那種感覺是很好,所以我拍照是很開心。 」作為她鏡頭下一員,就連張堅庭也說,「盧玉瑩把庸俗人也拍得好似好有性格,後無來者。」

成龍靜靜沉思的一刻,是盧玉瑩最喜歡的照片,1981年。

1983年,當時她要應付新工作,〈曝光人物〉欄目因而停止,當年拍攝的菲林,後來亦不知所終。幸好她的學生將保留的這堆舊照片進行掃描、整理,放上臉書後反應熱烈,更有出版社聯絡出書。在新版《電影人》裏,她為每位拍攝對象寫下文字感受,雖然她認為一張好的照片不需要文字引導,但她亦成全出版社的想法。「我強迫自己寫的時候,重溫以前的美好歲月,結果寫得很開心、很充實。」

1985年(圖右)、2005年(左上)及2020年(左下)出版的《電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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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k Bohbot 捕捉最美圖書館

雖說iPad及電子書籍當道,但書籍仍有知音人,圖書館聽落是老餅的代名詞,卻仍吸引萬千在文字世界追尋知識的人。網上經常有人轉載「世界十大最漂亮圖書館」此類的文章,每間圖書館都美輪美奐,細看照片,原來當中不少都是法國攝影師Franck Bohbot的作品,2011年開始,他展開名為「House of Books」的攝影計劃,從巴黎出發,踏足意大利、日本、美國等多個國家,拍攝下世上各座書本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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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生於巴黎,他自小喜歡音樂、鍾意打鼓,後來當捧起相機時,才忽然明白音樂只是興趣,攝影才是生命。2008年是轉捩點,他開始以記錄式的創作手法,拍攝城市建築以及空曠無人的空間,他說正是攝影,激發自己對建築與空間的興趣。他覺得,不論大都市還是小村莊,建築其實無處不在,或普通或壯觀,透過鏡頭,他想系統地研究人與建築的關係。

House of Books

拍攝圖書館,Franck Bohbot並非開創先河之人,難得是他以詩意的鏡頭來捕捉這個被建構出來的書籍世界。細看「House of Books」系列作品,畫面中沒有任何讀者,空曠而沉寂,看起來似乎是個被棄置的地方,令人不禁想像到底發生過甚麼事情。

他通常在圖書館關閉時拍攝,綿綿不絕的書籍與空間給人無限想像,乾淨俐落的畫面其實保留許多細節,同時間又充滿詭異的氛圍。由巴黎的圖書館開始,慢慢踏足羅馬、東京、波士頓等地,用連貫的手法捕捉不同圖書館的氣氛,他說藉此向這些偉大的建築物致敬,而這個拍攝項目正以影像為媒介,向世人展示圖書館的宏偉——這是知識構建而成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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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學攝影

圖書館之外,他其實也以同樣手法拍攝游泳池、火車站、博物館、劇院等,以同一種構圖手法進行系統式的拍攝。這自然是受到德國藝術家夫婦Bernd and Hilla Becher所影響, 二人數十年如一日地持續拍攝水塔、煉鐵廠、礦井等工業建築物,作品構圖嚴謹、追求客觀,掀起類型學攝影(Typology Photography)風潮,既豐富主題,又帶來互相比較的意味。

此外,拍攝黑白建築攝影的Julius Shulman及拍攝博物館的Thomas Struth,更讓他發現真正的建築攝影。然而,他受電影攝影及畫家的影響,甚至比攝影師還要大,他喜歡著名導演Martin Scorsese的作品、也鍾意畫家Edward Hopper,事實上他畫面中偏淡的色調,或多或少正是Edward Hopper所影響,帶有一種沉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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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franckbohbot.com/house-of-books

Ilse Bing 徠卡女王鏡頭下的夢幻巴黎

巴黎的風情萬種,在已故德國女攝影師Ilse Bing(1899-1998)鏡頭下顯得尤為迷人,充滿幾何線條的巴黎鐵塔、中途曝光的協和廣場夜間噴泉、紅磨坊裏的動感康康舞者……1930年代,她在巴黎遇上最美好的歲月,記錄花都的點滴,F11攝影博物館展出逾百張Ilse Bing的照片,從中也呈現她的曲折人生。

生於法蘭克福猶太家庭的Ilse Bing,曾在當地大學修讀數學及物理學,後來轉到維也納研究藝術史,當時她為完成博士論文,在1929年買來Leica徠卡相機拍攝建築物,從此愛上攝影這個自學成才的媒介。徠卡在1925年推出第一部商業用相機,布列松Robert Capa等攝影大師均是著名徠卡用家,然而Ilse Bing比他們都更早開始以徠卡相機創作。「當時大家仍在用大體積的木頭相機時,她已在用前衞、小巧的35mm相機拍攝。」F11攝影博物館創辦人蘇彰德說。

她利用巴黎鐵塔的線條特徵,營造出有趣的幾何圖形。

中途曝光 「罕見的攝影活力」

在《情迷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中,男主角在1920年代的巴黎遇上海明威、畢加索及達利,當時的藝術之都,也令她充滿憧憬。有次她隨學校到訪瑞士,見到梵高畫作,覺得自己不應專研藝術史,而應該創造藝術。她毅然放棄學業前往巴黎,成為自由攝影師,展開攝影生涯最精采的黃金十年。

巴黎的活力與動感吸引着她,而她則以獨特的鏡頭來回饋。為巴黎鐵塔掌鏡時,她並非展現鐵塔的壯觀全貌,而是透過利用鐵塔的線條特徵,營造出有趣的幾何圖形。拍攝巴黎夜景時,充滿革新精神的她,在黑房裏利用中途曝光,令照片產生黑白反轉的特別效果及陰影層次。在紅磨坊利用環境燈光拍攝的動感舞者更備受讚賞,不僅獲徠卡公司贈予新鏡頭進行創作,法國雜誌《L’Illustration》攝影版創辦人和藝術評論家Emmanuel Sougez在巴黎畫廊櫥窗看到照片後,形容作品具有「罕見的攝影活力」,更稱她為「徠卡女王」。

紅磨坊的康康舞者充滿動感,藝術評論家Emmanuel Sougez形容為「罕見的攝影活力」。

實際上,這稱號並非浪得虛名,在男性及傳統藝術為主導的社會,身為女性的她認定攝影是一種藝術,鼓起最大勇氣去追夢,而且非常專注在這種前衞的形式。「小巧的相機令她可以到處去拍攝,與拍攝對象更親近,照片也有更多可能性。」在最標誌性的一幅自拍中,她以徠卡相機半遮臉龐,身後鏡子反射她的側臉,畫面中的兩個她,象徵着她的攝影宣言。

這位天資聰穎的女子,將藝術與商業攝影優雅結合,天賦隨即備受肯定,短短數年已在巴黎商業攝影界冒起。當時她為《Vu》及《Vogue》等雜誌工作,作品也見於美國版《Harper’s Bazaar》雜誌。1930至1940年這十年,可謂她攝影事業的高峯,1936年,她曾在羅浮宮首個現代攝影展覽中展出,作品亦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Photography 1839-1937」展覽中亮相。

中途曝光的協和廣場噴泉照片,令黑白產生反轉的特別效果。

命途多舛 二戰後放棄攝影

作為生活二戰時期的猶太人,她注定命途多舛,曾被關進集中營,幸好被人營救出來,其後移居美國,然而卻因關稅問題,未能保留所有早期照片,很多重要照片因此遺失。二戰後,她曾在1947年及1952年回到巴黎,再為「光之城」留倩影,然而這時的作品缺乏當初的浪漫,反而瀰漫着一份疏離感。1959年,她放棄熟悉的攝影媒介,轉向詩歌、繪畫及拼貼等藝術形式,這某程度也令她的名字被許多人遺忘,但1930年代巴黎給人的迷人印象,Ilse Bing及她的徠卡相機,可謂功不可沒。

Ilse Bing – Paris and Beyond

日期:即日至10月31日

時間:2p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跑馬地毓秀街11號F11攝影博物館

門票:$100(成人r長者及學生半價)、免費(傷健人士及11月以下兒童)

原文見於果籽

Ilse Bing – Paris and Beyond

Paris, under the lens of the late German female photographer Ilse Bing (1899-1998), was particularly charming and fascinating. She spent the most fabulous ten years in Paris and captured its exuberance in the 1930s. F11 Foto Museum exhibited 103 photographs by Ilse Bing, and it also revealed her complicated life. 

Bing was attractive to Paris’s vitality, and successfully seize its liveliness through the camera. The dynamic dancer’s picture she photographed with ambient light at the Moulin Rouge was much appreciated. Emmanuel Sougez, an art critic  and founder of the French Periodical L’Illustration, was amazed by her images,  praised her ability to capture the enchantment, and describer her as “Queen of the Leica.”

In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in the 1930s, Ilse Bing, as a photography enthusiast, gained her reputation as “Queen of the Leica.” She believes that photography is an art and focused on this new medium. The compact camera allows her to take pictures everywhere. In one of the most iconic selfies, she half-covered her face with a Leica camera, and the mirror behind reflected her side face, The two of her in the picture symbolize her photographic manifesto, which demonstrates the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photography.

This talented and intelligent woman combined art and commercial photography skillfully, and her talent wa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At that time, she worked for Vu and Vogue Magazines and also photographed for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Harper’s Bazaar. In 1936, she exhibited in the first modern photography exhibition in the Louvre, and also displayed in the “Photography, 1839-1937” exhibition held b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New York. The decade in the 1930s was the peak of her photography car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