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攝影節2021】異鄉的人 異化的生靈  

近期香港的新聞一再令人慨嘆:人類猖狂,眾生逼迫委曲求存;野豬不野,被異化的動物,稍一不慎出現不被容許的行為,即遭滅絕,是何等橫蠻乖張。

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展出的是一個結合相片及螢幕的裝置作品。

袁雅芝:《全景樂園:重複性行徑》

2019年,剛畢業的袁雅芝於主題樂園擔任攝影師。在拍攝那些「樂園」動物期間,她發現籠中的動物經常顯得沒精打采,甚至有重複性的行為。這引發她思考動物園的存在,並以此為創作題材,在香港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等地公共動物園拍攝籠內動物的生存狀態。

展覽《全景樂園:重複性行徑》分為兩個部分,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展出的是一個結合相片及螢幕的裝置作品,螢幕上播放的是位於另一展場——炮台山富利來商場Mist Gallery的實時片段(現時播放的片段是由早前實時記錄的錄像剪輯而成)以及一個放有鹿標本的裝置,彷彿正透過閉路電視觀賞一個動物園景區。

炮台山富利來商場Mist Gallery現場。

播放內容是多段關於雀鳥的影片,事緣袁雅芝在「樂園」工作拍攝雀鳥時,留意到牠們重複的行為及身上掙扎的痕跡:「鳥有時會不停兜圈、來回踱步,有時更會不停啄金屬,甚至會因而咬爛自己嘴巴。」她從研究資料上讀到,這些重複性行為,正是鳥類感到壓力或焦慮時出現的特徵:「即使鐵籠很大,但相比起大自然也只是很小的地方。鳥類知道自己自由受限,很容易出現掙扎的行為,而絕大部分生活在大自然的動物不會出現這種狀態。」

在研究動物園源起的過程中,袁雅芝得知法國凡爾賽皇宮有一個八角形的動物園,中間有個瞭望台,人們可以在中間360度觀看四周圈養的動物。「在原始時代人類與動物同樣處於大自然生活,隨著人類文明越來越發達,慢慢與動物劃分成從屬關係。動物園的出現限制了動物的自由,將動物關起來作展示或觀賞,也是國家權力彰顯的象徵。」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lt, 1926-1984)在其著作《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5)中,將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的環形監獄(也稱全景監獄「Panopticon」)概念與動物園聯繫起來,因為它們都有禁錮與監視的功能。

在香港公園、香港動植物公園等地公共動物園拍攝籠內動物的生存狀態。

從這方面看,人類對動物的控制,與極權政府對人民的監控十分相似。動物被剝奪了自由,只能生活在狹窄的空間;而日常生活中的我們,雖然沒有困在實質的牢籠裏,但城市裡面各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建設,乃至限制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法規, 加上越發無處不在的監控鏡頭,同樣讓人聯想到「環形監獄」。而我們,不就是「全景樂園」(Panoptic Paradise)中的「城市生物」嗎?

《全景樂園:重複性行徑》
日期:即日至11月28日
地址: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公共空間(10m-10pm)
地址:炮台山富利來商場1樓45室Mist Gallery(2pm-7pm)

油麻地Kubrick Cafe展覽現場。

Raúl Hernández:《48》

動物為求生四處覓食,人類自古亦出於因各種原因而四處流徙,或為戰爭災害,或為個人理想追尋。攝影師Raúl Hernández在2014年來香港當西班牙文老師,那時他大學畢業沒多久,單純想離開西班牙到新地方生活。去年他的香港國際攝影節衛星展覽《丟得更遠,丟得更快》(Losing Farther, Losing Faster),便是想表達他以「外國人」身分生活在香港,那若即若離的微妙感受。

油麻地Kubrick Cafe展覽現場。

初到香港時,Raúl 連英文也講不好,遑論粵語,與人溝通流於簡單表面;加上無法適應香港的快速節奏,總覺得與這城市格格不入。三年後,他從九龍灣搬到旺角,很想拉近與香港的距離,了解所居住的社區。只是,他融入方式不是學習廣東話(最近他在學習普通話),而是以攝影為切入點,透過相機去捕捉一些「熟悉」的東西——他經常流連在旺角、油麻地及深水埗等地,拍攝生活在香港的南亞族群及外藉家庭傭工。展出過程中,不少觀眾理解其作品為紀實攝影,但他坦言紀實不是他的目的:「我是想透過這些​​異鄉人的存在,表達出我身為一個外國人如何在香港適應陌生的環境。」

攝影以外,他另一個認識香港的方法,是閱讀西班牙文版的中國經典書籍—— 李白、杜甫的詩,還有《論語》、《莊子》,甚至是《易經》、《道德經》。「我覺得《道德經》充滿哲學智慧,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想法,每次閱讀總有新的啟發。」閱讀這些經典文哲,使他重新了理解自己過去對於語言、家及身分的執著。現在他可以更輕鬆自在地與人溝通,每天順其自然地擁抱一切迎面而來的事,用老子的說法,就是「無為」。

老子《道德經》第四十八章有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意思大概是追求學問要每天學有所得,追求道則需每天持續地減少欲望和行為,最後達到無為的境界。這場展覽開宗明義以《48》為題,當中照片拍攝的環境與對象或與前作大同小異,但呈現出來的,是創作者對於畫面掌控更大的自信:更敢於採取主動,敢於與被拍對象共同嘗試各種構圖表達——反映的是Raúl對於創作者身分更多的自覺與自在。既然這城市急速變化,與其繼續焦慮於各種「不適」,不如主動融入身邊一切,造就更多可能性。

《48》
日期:即日至2022年1月2日
時間:11:30-22:00
地址: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H2地舖Kubrick Cafe

《中平卓馬》策展人黃亞紀:我覺得他是很可憐的人

日本攝影家中平卓馬的一生起伏跌宕,從1973年燒毀作品、1977年酒精中毒失憶,到後來不帶情感的彩色直幅作品,他一直是個難以看透的人。華文世界裏,對中平卓馬有較深認識的,有台灣攝影策展人黃亞紀,十年前首次為他舉辦個展,及後也多次策劃相關展覽,包括最近的香港國際攝影節(HKIPF)重要展覽《中平卓馬》。黃亞紀說:「他的每段時間其實都過得很不好,我覺得他是一位很可憐的人。」

說他可憐,倒不只因為他生活潦倒,不及亦敵亦友的森山大道名成利就。黃亞紀說,中平卓馬做藝術時是很焦慮的,這與他的個性有重要關係,他總是不斷地重新追尋自己,「我對他最大的評價,在於他樹立了一個不斷追問『攝影是甚麼』的好典範。」從事攝影創作的人,往往十多年後便缺乏能量繼續往前,而且甚少探索攝影本質。她指出,像中平卓馬這樣,每五年或十年都有新想法的攝影家,是非常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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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疊1970年的《為了該有的語言》作品。


世人因中平卓馬是《PROVOKE》的重要人物而認識甚至崇拜他,其實西班牙語學系畢業的他,先是一位熱血的社運青年,在《現代之眼》擔任編輯期間,認識了東松照明,才踏上攝影之路。東松照明不但送贈他相機,還撮合他結識了森山大道。19681970年間,日本社會因全共鬥、續簽美日安保條約等事件情緒激昂,《PROVOKE》的誕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應與探索。沒想到1970年代初,熾熱的社會氣氛完全被打壓下來,這對社會運動充滿憧憬的中平卓馬來說,無疑是很大的衝擊,「他一直以為所謂的激進時代,竟然在數年之間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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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循環:日期、場所、行為》系列作品,在巴黎即興創作及展出。


中平卓馬結合過往在刊物發表的影像,在1970年出版了首本攝影集 《為了該有的語言》。這些搖晃、高反差的影像,成為展覽首部份內容,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叠影像,去呈現他內心的不安感。1971年,他到巴黎參加青年雙年展,創作了《循環:日期、場所、行為》這系列作品,他每日漫步巴黎街頭拍照,夜晚沖曬後翌日就展出,強調了攝影的happening。還有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彩色照片拼貼裝置作品《氾濫》,都是他對攝影的持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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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裝置作品《氾濫》,以48張彩色照片拼貼而成。

自毀作品 酒精中毒失憶


1973年,他出版了攝影論述《為何是植物圖鑑》,批判過往的觀點,只是大家始料不及,他一把火燒毀了所有的照片與菲林,此後也與森山大道分道揚鑣。政治上的挫折,更一度令他失去拍攝的動力,那段時間他常常與酒精為伴,直至1976年《朝日相機》編輯邀請他與篠山紀信連載《決鬥寫真論》專欄,才慢慢重燃起他的熱情,只是意想不到,他在1977年《決鬥寫真論》出版前夕,因酒精中毒喪失記憶。失憶後的他不再文采飛揚,也不再滔滔雄辯,及後卻仍依稀記得自己攝影家的身份。在1980年代往後的漫長日子裏,他每天踩着單車在屋企附近拍照,在重複的攝影中慢慢醞釀出新的想法。黃亞紀說,1980年代及後的日本社會非常富裕,早已沒有抗爭迹象,「說時代或社會背叛他也好,說他捨棄對抗社會的想法也罷,那個時期的中平卓馬,其實很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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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紀認為,中平卓馬的彩色直幅照片是其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中平卓馬曾在《決鬥寫真論》提及,人的知識與素養,會令眼睛蒙上一層濾鏡,然而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早已沒有「挑釁」的熾烈,幾乎是不帶情感地拍攝,按下快門時也不為美學所牽動,到後來慢慢發展出彩色的直幅作品。這些照片色彩飽滿,圍繞着花、火、獸、樹等元素,黃亞紀認為,這才是中平卓馬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對照森山大道的名氣及遭遇,更有才華的中平卓馬的確顯得悲哀,尤其是他在攝影界的長期沉寂,他的貢獻也一直被忽視了。2003年,橫濱美術館為65歲的中平卓馬舉辦回顧展,因此契機意外發現他早年沒被燒毀的作品。「對我來說,中平卓馬是2003年誕生的攝影家,令世人重新認識他的作品。」中平卓馬三年前離世後,他的作品及攝影成就才再次得到肯定,姍姍來遲,這是攝影界的悲哀。

《中平卓馬》
時間:即日至1127
地址:中環砵典乍街45H CODE三樓及五樓

·原文見於果籽

吉行耕平 偷窺野戰

看畢香港國際攝影節重頭戲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最難忘不是森山大道或細江英公的作品,而是澤渡朔的《KINKY》及吉行耕平的《公園》(The Park)。PROVOKE》攝影展的策展人長澤章生說,一個展覽要除了學術,也要兼顧娛樂元素,看罷整個展覽,最能對號入座的,就是吉行耕平的《公園》系列作品。展覽現場有一個用黑布圍起的空間,觀眾要用電筒「照田雞」,裏面作品正是吉行耕平拍攝人們偷窺情侶野戰的照片,似在還原拍攝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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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行耕平《公園》——偷窺野戰「照田雞」

事緣吉行耕平(Kohei Yoshiyuki)在新宿一個公園發現一群人正在偷窺一對情侶做愛,隨即萌生拍攝下這種公園奇景的念頭。不過他並不急於拍攝,而是用半年時間實地考察,令那些偷窺者相信他也是其中一員,同時研究用紅外線菲林加濾色片閃光燈拍攝的技巧。《公園》系列照片在東京的新宿、代代木公園拍攝,把偷窺者窺看情侶撫摸及做愛的畫面拍攝入鏡(之後也在青山公園拍攝同性戀),有些躲在草叢旁觀,有些甚至趁機上前「抽水」撫摸女生。

實際上,他自己也是偷窺者之一,不過吉行耕平卻不承認這是偷拍行為,反而認為是一種時代記錄,記錄了那個年代的放縱,也紀錄了日本攝影鮮為人知的一面。粗糙及混亂的畫面,某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的氣氛。相比起荒木經惟或森山大道的尺度,這些照片似乎還稱不上暴露或色情,然而那些含蓄而又張力的畫面,卻比二人的作品更有可讀性。

更深一層思考,這些照片其實也在探討人性的慾望、隱私及偷窺的議題,放諸當下通通成立。想想看,這些偷窺者,不正是無處不在的閉路電視嗎?天眼恢恢,人人不自覺被監視,然而總有人做出踰矩的行為。

吉行耕平生於1946年,1974年成為電信公司攝影師,1978年成為自由攝影師。這批照片是他在1971年至1973年拍攝的,1979年展出這些照片時,在日本社會也引來關注及討論。正如當時許多日本攝影師一樣,吉行耕平的作品在國外也鮮為人知,直至2007年在紐約Yossi Milo畫廊舉行首次海外個展,他的名聲才開始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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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Cheung 在深水埗發現佐丹奴的哲學家

哲學家與佐丹奴有何關係?有的,因為一款Slogan Tee。

2016年夏天,攝影師張俊謙(Jeremy Cheung)在街頭上發現好些路人穿着同款文字的Slogan Tee,尋根究底後發現,是佐丹奴推出的平價T恤,99元兩件。這個系列T恤在胸前印上作家、哲學家的至理名言,例如蘇格拉底的「To Find Yourself, Think For Yourself」、作家Joseph Hall的「Perfection is the Child of Time」等,不一而足。

連續三年夏天,Jeremy在沙田、荃灣及深水埗等地方拍攝,根據他個人的非正式統計,大多是中年男士及外籍傭工,甚至在深水埗見到同樣的Slogan Tee。「有趣的現象是,這些字句充滿哲學意味,是很形而上的,而穿在身上的人,則是相對草根階層的人。他們產生了一種反差。」這也令他好奇,究竟這些人是因為真心喜歡語句,還是單純因為價錢相宜而購買,忽略了T恤背後傳遞的訊息。

#04_A3H_Perfection is the child of time

Slogan Tee向來是時尚界的長青產品,許多人都會以此來表達自己特立獨行的態度,甚至在民權及示威運動中也很常見。事實上1989年民運期間,正是佐丹奴印製大量T恤,寫着示威標語「您好!請您下來!」、「下來!我們憤怒了!」,當年許多港人正是穿上這些Slogan Tee上街遊行。

從文字角度看城市

其實從六年多前開始玩Instagram,Jeremy已時常留意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文字與符號,試過結合文字及城市風景創作雙重曝光的影像,以另一種方法去觀察這個城市。正如這一系列T恤文字的照片,拍攝時,Jeremy也注重語句與環境的關係,例如有一幅在麥當勞拍攝的照片,中年男人身上T恤的標語是老羅斯福總統的「Believe you can and you’re halfway there」,正好對照畫面中的男人訓話給小朋友的情景。

若你有留意Jeremy的instagram,大概知道他擅長以唯美的鏡頭紀錄我城大小事,畫面中的人物往往是有距離感的,然而這系列照片卻截然不同,構圖也不是盡善盡美。「我想捕捉文字與環境的moment,因為它稍縱即逝,常常一發現便要立刻拍攝,甚至只是用手機近距離拍攝。」

《路邊的哲學家》

日期:即日起至11月30日(10am-10pm)

地址 :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3樓誠品生活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