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攝影  凝視露宿者的生活

社會大眾對露宿者的印象,大抵離不開吸毒、酗酒或沉迷賭博,傳媒往往只關注露宿者數字及貧窮率,或者簡單歸因於房屋政策或貧窮問題。當我們把目光凝視這群無家可歸的人,會發現他們不只是冰冷的統計數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樣充滿有溫度的故事。

光影作坊展覽現場

資深攝影記者高仲明近日舉辦展覽「放逐」,他並非藉此探討所謂貧窮問題,也沒強調任何統計數字。雖然以傳統的紀實攝影手法拍攝,不過展覽的形式卻跳出新聞攝影的思維,在光影作坊的空間裏,用三件裝置作品分別重現他們居住或生活的環境,由卡板、紙皮搭建的「房屋」,就是他們的容身之地,相比起一張圖片一句文字的展覽方式去講述露宿者現狀,這樣的處理手法無疑令觀者更加了解、感受他們所處的環境。

展覽以電腦螢幕或投影機結合緩慢的音樂,用照片講述雄叔、在港出生的尼泊爾人阿Sing及「維園犀利哥」Simon Lee三位露宿者的故事,令觀眾沉浸在他們的世界,而他們再不是面目模糊的個案,而是能牽動觀者情緒的露宿者。

在旺角一條小巷,由帆布及木塊支撐的帳篷,就是雄叔的安身之所。

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越趨嚴重,關於露宿者、劏房甚至籠屋的報道,早已屢見不鮮,每位攝影記者或多或少有接觸過這類題材。高仲明與露宿者的相遇緣於2014年,當時他原本到旺角小巷拍攝外國塗鴉藝術家的圖片故事,因緣結識居於小巷的露宿者雄叔。「雖然他長期露宿街頭,但他居住的地方非常整潔,還把小巷打掃得井然有序。」雄叔與一般的露宿者不同,身患癌症的他,寧願自食其力做清潔工,也不願拿綜援。在往後的相處中,二人逐漸成為朋友,高仲明開始定期記錄他的生活,雄叔也慢慢談及他的過去。

雄叔年輕時曾經風光過,他曾吸毒及入獄,有過兩段婚姻,無奈都以妻離子散告終,最後淪落街頭。雄叔是高仲明的樹洞,令他可以抒發情感,「雄叔知道我情緒低落,很懂得關心人,2014年正值雨傘運動,我去旺角拍攝時,他會提醒我工作時要小心,這令我很感動。」不久後,雄叔逐漸消瘦、病情也急轉直下,當高仲明翌日再去找他時,雄叔已氣絕身亡。雄叔曾留下遺願,希望能重見仔女,高仲明在社交網絡尋回他失聯的家人,並拍攝雄叔出殯的畫面。


高仲明曾多次探望及拍攝雄叔,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與雄叔到旺角街頭拍攝。

高仲明說,要進入露宿者的世界殊不容易,其實他們也渴望被人關懷及了解,他透過長時間與雄叔的相處,令照片有出色的紀實效果。高仲明的影像向來比較陰沉,這系列雄叔的照片不見煽情或強烈的視覺衝擊,反而有一種溫柔的凝視,去記錄雄叔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時光,令人動容。拍攝期間,雄叔及攝影成為他的精神支柱,也為照片賦予另一層意義。展覽以「放逐」為名,表面上是在講述被放逐的露宿者,然而這些露宿者居住的地方,也是高仲明的放逐之地。

在世人眼中,露宿或許是被社會放逐的結果,是無奈之下的委曲求全,當走近他們的生活後,才發現情況並不總是如此。患有癌症的雄叔,晚年曾獲發公屋,但他面對着家中白牆,反而覺得不習慣,短住過後重返街頭,他覺得這裏才是他的歸宿,希望有人幫他「收屍」。展覽另一位主角維園犀利哥,很多傳媒曾報道他的故事,他讀過大學、曾過中產生活,有感工作沒有意義才選擇露宿街頭,之後更帶領導賞團,向人介紹他的露宿人生。展覽「放逐」雖然聚焦露宿者的故事,某程度上卻擴闊我們對無家者的想像,「露宿者未必是因為行差踏錯,才導致最後淪落街頭。」

雄叔的遺照

放逐

日期:即日至5月30日

時間:11am-1pm、2pm-6pm (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JCCAC L2-02光影作坊

預約參觀:form.jotform.com/211150388972458

圖片由《壹週刊》及高仲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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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見於果籽

高仲明 記錄警暴下的港人傷痕

自去年六月反送中運動以來,警察濫用暴力的惡行屢見不鮮,然而不但沒有被追究或處分,有人甚至獲得嘉許,這對受害者而言,無疑是在傷口上撒鹽。或許,某些傷痕會隨着時間變淡,但香港人受過的傷害,不應如此被淡忘。

自由攝影記者翁志偉在元旦日拍攝時,被警察用胡椒彈射中腳部。

攝影記者高仲明拍攝二十四位遭受警暴的香港人的傷痕,集結成《港傷》(Wounds of Hong Kong )一書,現正於kickstarter平台進行眾籌(直至六月十二日)。這些受害人不只是示威者,還有攝影記者及途經的市民,有人被胡椒彈掃射、有人被打至皮開肉綻、有人患上創傷後遺症,其實這僅是冰山一角,看不見的真相,還有很多。

某程度上,高仲明也是警暴的受害者,試過被胡椒彈射中腳部、試過被警察大力推開,後退時踩空以致扭傷腰部,但令他傷得最重的,是催淚彈。去年七月及八月,他在元朗及觀塘拍攝時,由於來不及戴防毒面具,兩次近距離吸入催淚氣體,體內毒氣積少成多,他不只全身紅腫、嚴重腹瀉,連大小二便都是橙色,「最嚴重時腫得像豬頭,連眼球也歪了。」前後兩次入院求醫,醫生建議不應再拍攝,以免病情加劇,然而高仲明不願就此停止記錄這場重要的運動。

一位年輕人無辜被警察打頭時用右手護頭,導致部分指骨斷裂。

也是警暴受害者 靠攝影控訴

抗爭運動以來,警察無差別打人、虐打示威者、推撞記者的行為罄竹難書,高仲明曾多次目睹此等惡行,也見過警察開完槍後異常興奮,如今回想仍覺氣憤。作為警暴的受害者之一,他聽從朋友建議,用攝影的方式紀錄遭受警暴的人,以影像無聲控訴,同時以文字道出受害者的經歷。他引用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笑忘書》的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傷痕或會褪色,但傷口的由來,我們必須記住,這是我們與記憶的鬥爭。

在二十四位受害者中,有在6.12衝突中右眼中槍的楊老師、有在將軍澳無辜被警棍打至頭破血流的陳先生、有遭受警察性暴力的中大學生吳傲雪。最令他深有感觸的,是一位手部戴着護環的年輕人。「他十多歲時發生交通意外,左手嚴重受傷,當日他在太子站祭壇附近被警察打頭時,本能地用健全的右手護頭,導致部份指骨斷裂,變相兩隻手都受傷了,只剩下部份活動能力。」

還有九月七日在大埔墟站被多名防暴警察持警棍圍毆至頭破血流的朱同學,本是應屆DSE考生的他,確診患上創傷後遺症,無法集中精神,惟有放棄應考今屆文憑試,「拍攝時,他神情恍惚,當時他只是圍觀,為何會被打至如此?」相比起表面傷痕的赤裸,這種無形的心理創傷,更是一場漫長的後遺症。

遭受警暴的朱同學患上創傷後遺症,拍攝時仍精神恍惚。

傷口各有不同 眾人「絕不放棄」

拍攝期間也不得不面對土地問題,由於無法負擔影樓費用,他相約受害者在工作或居住附近的公園、後巷等公眾地方拍攝,以黑色背景去處理繁雜的背景,用燈光聚焦傷痕,有結痂的傷口、有包裹着耳朵的紗布、也有蒙着右眼的黑罩,當觀看這系列照片,效果震撼而又令人心傷,彷彿在回看香港人過去一年所經歷的傷害。

他們雖有不同背景、受過不同程度的傷害,難得是眾人不約而同說「絕不放棄」。「曾想以『港殤』命名此書,感覺會更悲觀,然而他們雖然受傷了,卻仍會堅持下去。」 《港傷》背後承載的,不只是傷痕,也是一種負隅頑抗的精神及價值觀,繼續引領香港人走下去。

港傷

日期:6月13日至7月4日

時間:12pm-8pm(星期二至六)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8號Open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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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M巾到性觀念 馬拉維女孩的教育革命

每位孩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在我們眼中天經地義之事,在第三世界國家,卻並非理所當然。非洲東南部內陸國家馬拉維(Malawi),被聯合國評為世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人均GDP約350美元,半數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當地愛滋病蔓延、失業率高企,嚴峻的還有童婚及失學等問題。樂施會與夥伴組織Girls Empowerment Network(GENET)在馬拉維推動教育,希望改寫失學女孩的命運,樂施會義務攝影師高仲明月前踏足當地拍攝,以紀實鏡頭記錄她們的生活,在他看來,「女孩的教育不只是讓她們上學,更是一場移風易俗的社會革命。 」

古語說,衣食足而知榮辱,然而當三餐不繼,又何來知書達禮,更遑論供書教學。教育固然能改善生活,但實際上,許多非洲國家都面臨嚴重的失學問題,尤其是女孩。雖然馬拉維政府在1994年開始已提供八年免費小學教育,但因經濟及傳統觀念等原因,當地失學率非常高,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資料,2017年當地中學入學率不足四成,而接受第三期教育的人,更是寥寥可數。女生的入學率原本高於男生,然而畢業的人數卻遠低於男生,除卻童婚、懷孕等緣故,另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是月經。

十七歲的Naileti和她的孩子,她因早婚中斷學習,現已重返校園就讀小學七年級。

淪為資產 無奈進入婚姻市場

在印度電影《M巾英雄》(PadMan)裏,貧困女性只能用骯髒抹布來代替衞生巾,由於經血被視為不祥,經期的女性無奈只好在屋外睡覺。現實中的馬拉維,女性同樣依靠破布充當衞生巾,形狀紮得有如相撲手,結果滲漏情況不只令人尷尬,更令女生逃避學堂。「每逢女生來月經,總會缺課五、六天,慢慢就會追不上學習進度,漸漸不想再上學。」在當地人看來,女生一開始有月經,就意味着長大成人,父母開始不讓女兒返學,轉而由母親教授取悅男人的性技巧,用「另類教育」討好將來的老公。

「當地人普遍將女性當是一種資產,讓女兒早早出嫁,不僅有禮金幫補家計,還可以煮少一個人飯。」而低學歷的女生,在如此傳統的觀念下成長,往往也沒有其他選擇,只能無奈進入婚姻市場。馬拉維的童婚問題很嚴重,逾四成18歲的少女已嫁作人妻,在探訪過程中,高仲明發現有許多已婚或輟學少女重返校園,一位17歲女孩Naileti因早婚中斷學習,現時重返校園就讀小學七年級,而她的孩子則由朋友照顧。

面對當地教學設施落後,教師嚴重不足的情況,改善硬件設施固然重要,不過高仲明認為最重要是改變當地人的觀念。「馬拉維仍保留很多匪夷所思的兩性觀念,例如新船下水,要由處女充當犧牲品,美其名祭祀神明,實為供船長魚肉。」又如新村長上任,可以隨意挑選稚女「陪瞓」,聽來不可思議,這種情況在當地卻屢見不鮮。所以GENET除了提供物質上的支援,更大力推廣性教育,灌輸她們平等的想法,讓女孩學懂說不,通過改變這種習性,從而改變她們的未來。

「媽媽會」是校內重要的家長組織,她們縫製吸水力較強、可重用的衞生巾,讓女孩可以安心上學。

「媽媽會」和「爸爸會」 確保安心上學

樂施會在當地推動的教育改革,其實更多的是在教育以外的活動,例如在校內組織女生宣誓拒絕早婚;通過「媽媽會」縫製吸水力較強的衞生巾,讓女孩可安心上學;「爸爸會」則潛移默化改變父親們「女生一有月經就要嫁人」的想法,同時在女孩上學的道路上巡邏,以免她們認識到壞男人。而學校也會獎勵成績出眾的女生一支太陽能電筒,畢竟當地沒有燈,夜晚外出如廁時,有電筒能減少被性侵的機會。

近年陸續在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及馬拉維等非洲國家拍攝,也讓高仲明深深體會到,「我們不應用現代文明社會的想法,簡單去看第三世界地區問題,因為他們沒有這種文明概念,而她們承受的東西,一般現代都市人亦無法輕易理解。」正如常人覺得理所當然的教育問題,在當地已儼然一場革命運動。

學生們寫下心聲放入「快樂與哀愁」盒子,「哀愁」盒子時常收到性侵個案,迫使整個社區和學校正視受害人的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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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電話訴心聲 給坦桑尼亞總統的信

智能電話是把雙刃劍,有人沉迷或成為低頭族,懂得善用的話,卻能賦權發聲,甚至改變社會現狀。在非洲國家坦桑尼亞的邊陲地區,當地村民將智能電話搖身變為發聲機器,在社交平台投訴社會問題,並tag了總統或相關官員的帳號。然而,在貧窮落後的當地村落,類似問題多不勝數,當中又有多少心聲能真正被聽見呢?攝影記者高仲明的攝影集《給總統的信》,邀來多位當地村民齊齊發聲,一人一訊息講述民生問題,祈求總統以實際行動作回信。

在坦桑尼亞西北部基戈馬地區,村民在社交平台向總統提出訴求,這位村民盼望有電力供應。

高仲明是樂施會的義務攝影師,去年中跟隨組織到坦桑尼亞,拍攝當地社區發展及人道主義等項目,最後結集為一套兩冊攝影集:《塵土中的尊嚴——坦桑尼亞》及《給總統的信》。在西北部的基戈馬(Kigoma)地區,校舍擠逼、公路失修、食水供應不穩定,遠在邊陲一角,村民的聲音不被聽見,最後自然不了了之。近年智能電話在坦桑尼亞開始慢慢普及,樂施會在當地發起「animation」計劃(參與者稱為animator),給當地村民智能電話,資助電話費用,教導他們學習操作電話及社交媒體,培訓他們成為社區的「發聲達人」。在臉書與推特等社交媒體發帖前,animator通過收集村民意見及商討議題,再訂立倡議的內容向總統或國家部長投訴。

對於生活在都市的港人來說,透過社交平台來發聲,是尋常不過的事,只是視民意如浮雲的特區政府,坊間如何眾聲喧嘩也無動於衷。「當地雖然很落後,相對民智未開,但近年上任的總統似乎很開明,有決心做好基層問題。」在《給總統的信》中,高仲明徵集村民的心聲,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的希望增加課室數目、有的祈望有電力供應、有的寄望有一條平坦的道路、有的盼望穀物能賣個好價錢……當然問題不會瞬間解決,但村民們明白自己權益要自己爭取,一部電話一則發文就是一個希望。然而不久後奇蹟出現了,泥路修好了、新課室出現了,「成功爭取」的例子為數不少,背後也與當地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

攝影集以當地樂施會工作人員Yussuf Kajenje做結尾,他說請關注坦桑尼亞面對的種種挑戰。

2015年上任的民選總統馬格富利(John Magufuli),出身貧困背景,曾當過學校教師,雖然他打壓人權為人詬病,但他痛惡貪官污吏,回應基層需求,卻頗得低下階層歡心。去年他因低價收購腰果一事而革除農業部長,做事如此雷厲風行,在社交平台被tag的官員,自然不敢怠慢。對村民來說,相比起以往哭訴無門,有了智能電話後簡直是接通天地線,讓問題得以有效解決。

高仲明受樂施會邀請到坦桑尼亞拍攝,回港後出版一書兩冊攝影集:《塵土中的尊嚴——坦桑尼亞》及《給總統的信》。

其實歸根究底,所有的問題仍是貧窮問題,正如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對白:這世上只有一種病,是窮病。踏足坦桑尼亞後,「我見到許多小朋友沒有衣服或鞋子,令身體很容易感染細菌,許多小朋友更因疾病而死。」其中一位在當地樂施會的工作人員說「請關注坦桑尼亞面對的種種挑戰」,大概已說明了問題。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問題也非一日成事,起碼村民們是相對樂觀的,但願那封總統的回信,不會來得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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