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駿 凝視抗爭者眼神 


始於2019年夏天的反送中運動,從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成一場十八區開花的抗爭運動,面對政府的無情打壓,抗爭者掘磚築起路障,以作抵抗。衝突過後,當局以水泥倉促填封街磚間的坑洞,那種不協調的畫面,在在提醒港人這場運動的經歷及意義。攝影藝術家陳啟駿以拓印手法在鋁板上重現行人路上的突兀痕迹,結合抗爭者的人像攝影作品,呈現他們的精神及故事。

對參與示威遊行的人群而言,口罩或防毒面具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蒙面情況下,大家早習慣以眼神或肢體動作交流。「在整場運動中,我與其他抗爭者是透過眼神的凝視而連繫起來,縱使只是四目交投,也覺得大家是連成一線的。」陳啟駿拍攝多位年輕抗爭者,集中在他們的臉孔及眼神,去記錄他們的感受,畢竟在這場抗爭運動中,不論是前線手足、後勤還是文宣組,走在最前的是一群年輕人,他們發揮着重要作用。

陳啟駿以黑色背景拍攝多位抗爭者的肖像。

樣貌裝束不一 堅毅目光相似

他用冷面攝影(Deadpan)的手法,以相同的角度、燈光及背景拍攝每位抗爭者,有人戴上頭盔、防毒面具,有人以頭巾蒙面,「儘管大家的樣貌、裝束不一樣,但他們堅毅的眼神卻很相似。」他一方面在抗爭者熟悉的環境拍攝,同時刻意用黑色背景將他們與環境分離,讓人聚焦在他們的眼神。「人在不同地方的狀態是很不同的,熟悉的地方令人有種回憶 、自然的感覺,這樣能更好捕捉他們自然流露的狀態,更能表達他們的感受與情感。」

國安法之後,香港自由人權狀況急速惡化,政府巧立名目、肆無忌憚地鏟除所有反抗力量。即使在如此前提下,仍有抗爭者願意站出來,戴上口罩望向攝影師的鏡頭,令相片增添一種信任感。「被拍攝成為了參與抗爭的痕迹,對他們而言,某程度上將自己置身一個頗危險的狀態,但這種付出是基於對香港的愛,以及對這場運動的熱誠,同時為這段歷史填補空缺,是有深遠意義的。 」

照片的鋁板上拓印有抗爭路面地貌,呈現出抗爭現場感覺。

地面展示作品 可觸摸的情感

身為大學及學院兼任講師,陳啟駿說在國安法之前,十多歲的學生仍夠膽去講,之後明顯是噤聲了,國安法的寒蟬效應或多或少造成人們自我審查的隱形壓力,越是這樣的情況,他越覺得需要在香港展出這些作品。「當一個人不夠膽講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很可悲的。這些作品的出現有很重要的訊息,讓當權者明白,我們有發聲的自由;也讓大家知道,我們仍可以發聲。」

他不是直接展出這些人像作品,而是將照片生成在拓印有抗爭路面地貌的鋁板上,將抗爭者與抗爭現場聯繫起來。每次重返抗爭現場,他均會想起抗爭者,「政府以石屎覆蓋行人路,這種狀態是很大陸化的,一件事情發生了,用另一件事掩蓋。 越是遮掩,越暴露事件的意義及價值,即使能抹去這場運動的痕迹,但我們的記憶是無法抹走的。」

鋁板上的照片因凸起之處無法吸收銀鹽,變成大小不一的白點,從而無法呈現影像的細節,為原本清晰的影像增添一種模糊感覺。攝影師故意在展覽空間的地面展示作品,觀眾蹲下來用手觸摸鋁板紋理的狀態,正好模仿他拓印時的情景。陳啟駿透過攝影將抗爭過後的痕迹轉化為可觸摸的情感,既體現出年輕抗爭者的精神,同時在逐漸噤若寒蟬的香港,發出自由而共鳴的聲音。

攝影師在地面展示作品,觀眾可蹲下來用手觸摸鋁板紋理。

凝視

日期:即日至1月31日 / 時間:11am-1pm、2pm-6pm(二至日)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2光影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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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華 用「遊行」探索社會議題

在去年「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早已有「遊行之都」的稱號,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人對於示威遊行,一點也不陌生。2003年七一遊行,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廿三條立法,攝影師朱德華Almond Chu)當年也參與其中,啟發他在翌年創作《Parade》系列作品。

Parade 1, 2004

「批判是當代攝影應該具備的元素」

2004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建——香港精神紅白藍》展覽,有份展出作品的朱德華,以紅白藍概念創作首幅作品。身穿紅白藍服飾的人物,擠滿《大公報》田灣總部前面的行車天橋,組成壯觀的遊行隊伍。

他先以8×10相機拍攝環境,再用135相機拍攝人物移動時的不同透視角度及動作姿態,最後用電腦將數百張照片合成作品。「人類的思維在全球化之下,慢慢失去個性,價值觀也慢慢變得模糊,重複的個人形象,象徵着社會整體的價值取向。」這系列作品真實場景結合虛構人物,首張作品更成為文化博物館的收藏之作。

今年57歲的朱德華,從事商業攝影多年,也曾是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HKIPP)會員,在行內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坦言,商業攝影是滿足客戶需求,個人創作才是表達自己的感受,「我的作品充滿批判性,我認為這是當代攝影應該具備的元素。」

實際上,他自八十年代求學時期已拍攝人像作品,一直至今,期間涉獵過人體、馬、花、城市風景等不同題材。對他而言,攝影不只是美學上的追求,還可以用來探索社會議題。

Parade 3, 2007

從攝影棚走向戶外創作

「2004年,我在德國完成『藝術家駐村計畫』,回港後,想捨棄之前一直在攝影棚拍攝人像及靜物的手法,開始走到戶外創作。」他一方面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站及儲水庫等地方拍攝人為的「垃圾風景」,以一系列《人工地景》反思人類對大自然造成的破壞。

至於《Parade》系列,則選址舊天星碼頭、中央警署等殖民地時期的標誌性建築,再透過人物的衣着造型,與拍攝地點產生關聯。第三幅作品在灣仔碼頭附近,一般人對這地方或許沒太多回憶,「2005年世貿會議期間,韓國農民曾在那裏示威、跳海。」想當年,韓農的勇武形象令港人大開眼界,而當年警察相對溫和的處理手法,如今亦一去不復返。

·圖片來源及《Parade》購書:Almond Chu Studio

作品反思生活及社會議題

《Parade》系列並不只在香港創作,也曾以北京及廣州的建築物為靈感,「當年因為與畫家王無邪先生的一席話,引致我考慮『身份』的問題,所以回國內取景。」在北京故宮的紅牆之下,朱德華弟弟化身眼戴墨鏡、穿着綠色制服的內地公安,好奇地看着眼前發生的事情,同時令畫面外的觀眾不禁疑惑。這張充滿標誌性元素的照片,正是他全新攝影集《Parade》的封面,這幅2012年創作《Parade 9 (Curious Police)》作品,現正於中環La Galerie展出。

由第四幅作品開始,朱德華嘗試以自身演繹照片中的人物,令作品的信息更加強烈,後來幾幅較廣為人知的作品,都是他親自上陣的。2015年,朱德華重新以香港為題材,創作一幅回應2014年雨傘運動的作品《Parade 15 (79)》,在金鐘政府總部前,79個撐着黃色雨傘的他,一切不言而喻。

最後一幅作品《Parade 16 (The Apple)》,則以中環的蘋果旗艦店為主角,反思當電腦、電話主宰了我們的生活,科技是否令人類有更好的聯繫?

Parade 16 (The Apple), 2015

中港關係千絲萬縷

朱德華以逾十年時間創作《Parade》系列,每幅作品由拍攝到完成,至少需時兩個月,最後共創作十五幅。「那時覺得繼續做下去,也只是轉換不同的場景,倒不如開始創作新的作品。」

沒有固步自封的他,幾年間先後創作《時光隧道》及《天空》,前者拍攝大嶼山的東江水輸水管,後者以類似Pantone的手法展示在香港拍攝霧霾的天空,「這些霧霾是因為北風將中國南方工廠造成的空氣污染吹來所致,而當中許多工廠是香港人開設的。」

不論《時光隧道》還是《天空》,同樣在探索不同的社會議題,而背後都呈現了香港與中國內地千絲萬縷的關係。

《時光隧道》,2018年

Photobook & Print Exhibition

日期:即日至8月16日

時間:11am-7pm(星期一至六)、2pm-7pm(星期日)

地址:中環荷李活道74號LA GALERIE PARIS 1839

Almond Chu explores social issues with the “parade” series.

Hong Kong had long been known as the “Parade City” even before last year’s extradition bill demonstration. It has been 23 years after the Hong Kong handover, and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protests. On July 1st, 2003, half a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against Hong Kong Basic Law Article 23. Photographer Almond Chu also participated in that year, inspiring him to create the “Parade” series in the following year.

“In 2004, I completed the Artist Residency in Germany. After returning to Hong Kong, I wanted to abandon the shooting technique of portraits and still life in the studio, and began to move forward.” On the one hand, he created the “ARTIFICIAL LANDSCAPE” in landfills and reservoir flooded with garbage,  to reflect on the damage caused by humans. 

As for the “Parade” series, he selected the iconic building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such as the old Star Ferry Pier and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and related the location with the characters. Most people may not have much memory of the third work near the Wan Chai Pier, “During the 2005 World Trade Conference, Korean farmers once demonstrated and jumped in the sea in this area.”

The “Parade” series was not only created in Hong Kong but also inspired by buildings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Because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ainter Wucius Wong, I was 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identity,” so I step into the mainland for inspirations.”  

Under the red walls of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numerous security officers wearing sunglasses and green uniforms, which is very iconic among the Parade series. Starting from the fourth work, he tried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s in the photos by himself, so that the work has a strong message.  

In 2015, he created “Parade 15 (79)” in response to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in fro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mplex, 79 people holding yellow umbrellas. The last piece, “Parade 16 (The Apple)”, focuses on the Apple flagship store in Central, reflecting on the fact that when computers and smartphones dominate our lives, does technology ensure people with a better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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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馬圍城 分隔強權與雞蛋

鐵馬,又稱人流管制障礙物,它的出現固然是為管理人潮,在擠迫的情況下疏導人群。在香港,鐵馬既是規範遊行人士路線的工具,某程度上也分開了示威者與警察。「鐵馬雖然是一個工具,但它背後有很強烈的象徵意義,鐵馬兩邊是很不同的人,鐵馬一邊是制度與強權,另一邊是民眾與雞蛋。」九十後藝術家吳碩軒(Jerry)如是說。他正於「WMA映香港攝影比賽作品展——機遇」聯展上展出作品「鐵馬圍城」,鐵馬既圍繞我城,更圍起示威者。

鐵馬既是規範遊行人士路線的工具,某程度上也分開了示威者與警察。

也是CapTV短片創作人

吳碩軒正職是CapTV員工,有份創作近日熱爆網絡的針砭時弊短片《Sorry Sorry風土病到壽終正寢版》,實際上,2015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他,大學時已相當關心社會時事,參與反國教運動及雨傘運動,2014年曾創作道具紙幣作品「袋住仙」,諷刺政府的政改方案「袋住先」。讀書時期,學生身份與抗爭者重叠。畢業後,不平仍要鳴,近年他多次參與遊行示威,包括2016年的反釋法遊行,馬路上仍處處可見熟悉的鐵馬。

他拍攝許多遊行前後的畫面,示威者、警察、鐵馬(或欄杆),依然是遊行的構成元素,很多時遊行的路線會被鐵馬封阻,當人們想繼續前進時,就要被迫衝破這些防線。「如果用靜止的照片展示這些畫面,便彷彿定格在某一個瞬間,會失去那種劍拔弩張的緊張局面。」他將三種元素的畫面重叠在一起,然後將照片移印在木板上,連相框製成一個木燈箱,再將LED透光位置的木板鑿薄,令相片閃爍着紅綠色的燈光,變成一件攝影裝置作品。

「紅色代表危險,綠色是和平,身在前線的示威者都會明顯感覺到那種未知的情緒,究竟會否發生衝突?在和平與抗爭的臨界點之間,又應該如何抉擇?」他利用閃爍的LED燈光象徵警察的封鎖線,示威者的情緒在這條鐵馬線之間醞釀起伏,大家處於一個衝與不衝的狀態,表達出一種似有還無的衝突場面。

作品創作於2017年,當吳碩軒回憶一年前的畫面,更有一種模糊感覺,「移印在木板上的照片,更切合地表達出這種感受。」完成「鐵馬圍城」後,有加泰羅尼亞人對作品印象深刻,邀請他創作兩幅關於加泰羅尼亞人抗爭的作品,無疑是對他創作手法的認同。

吳碩軒將示威者、警察與鐵馬重疊的遊行照片移印在木板上。作品中的紅色LED燈光代表危險,表達出示威者在鐵馬之間的浮動情緒。

行到鐵馬前了解真相

今年的「反送中」運動沸沸揚揚,他同樣多次走上街頭發聲,對鐵馬早已習以為常。「純粹遊行的話,鐵馬就是遊行路線的規劃工具,是一種限制。」然而,香港人懂得就地取材,鐵馬也被抗爭者用作屏障,用來阻擋警察的清場,與遍地開花的連儂牆一樣,印證港人近來的口頭禪be water。

他認為,大家都在這場運動裏覺醒、進步,少了許多裝睡的人,亦有許多民間組織自發投入運動(包括銀髮族),「現在藍絲與黃絲傳媒各自論述,大家對運動的理解不一樣,對事情不知就裏的人很容易偏向認同某一方,我希望有更加多的人走出來,了解事情的真相。」

或許,有些真相,不能只靠鍵盤戰士,還需走到街頭,行到鐵馬前。

展覽主題是機遇,意味着改變,吳碩軒說遊行時遇到鐵馬或許是機遇,但未必代表你能衝破。

WMA映香港攝影比賽作品展——機遇

日期:即日至8月4日

時間:12-7pm(星期一休息)

地址:中環永和街23-29號俊和商業大廈8樓WMA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

鮮花與刺刀 和平與暴力

6月12日在香港的示威活動,許多畫面令人痛心疾首,一位參與示威的媽媽痛哭向警方呼籲並慢慢走進警方盾牌面前的情景、一位青年中彈後抽搐吐血的畫面,至今歷歷在目。這兩個場面,分別令我想起已故Magnum Photos法國攝影師Marc Riboud與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得主John Filo的反越戰作品,鮮花與刺刀,是那個年代最好的見證。

<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by Marc Riboud

1967年10月21日,近十萬人遊行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抗議美國介入當時的越南戰爭,Magnum攝影師Marc Riboud拍攝了整個遊行過程,最後一格菲林拍攝的畫面也是最著名的一張,一位名為Jan Rose Kasmir的17歲高中女生手握鮮花,站在阻擋示威者的士兵前面。其實當時Jan並不知道這畫面被Marc Riboud拍攝下來,但鮮花與刺刀對立的畫面,卻成為反戰的象徵。

<Kent State Shootings> by John Filo

Marc Riboud那張「鮮花與刺刀」照片成為經典,另一張由美國攝影師John Filo拍攝的反越戰照片<Kent State Shootings>,背後卻是個悲傷故事。1970年4月尾,尼克遜總統宣佈擴大越南戰爭,進軍越南鄰國柬埔寨,消息引來全國多個城市的抗議活動,包括俄亥俄州肯特市,可惜最終釀成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Kent State shootings)。

5月1日,學生開始在校園示威,之後慢慢在校園散去,準備5月4日再次集會。不過示威活動卻擴散到肯特市的不同地方,亦有不少人趁機進行破壞,於是俄亥俄州派遣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到肯特市,不僅向人群使用催淚彈,還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再次舉行集會,當時警衛隊試圖驅散聚集的學生,不過大多數人依然拒絕散開,警衛隊於是開始使用催淚彈,及後拿着步槍向人群邁進,驅散公共草坪上的抗議者,此時很多學生已經離開,但仍有部分人留下來與士兵們對峙。

突然間,警衛隊士兵忽然一齊開槍,有的朝天開槍,有的則瞄準了學生,在短短13秒時間內發射出近70發子彈,造成四名學生死亡、九名學生受傷。身為學生的一分子,John Filo同時也是一名兼職的新聞攝影師,當時他正在學校的攝影室裏,聽到槍聲後馬上衝出去拍照,當他跑過去距離開槍不遠的地方時,見到一位15歲少女Mary Ann Vecchio跪在中槍學生面前大聲痛哭,迅速地拍攝下來,照片刊登在《New York Times》封面,也為他贏得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

抗爭歌手Neil Young知道這個故事後,隨即創作了歌曲<Ohio>,歌詞是這樣寫的:Tin soldiers and Nixon coming/ We’re finally on our own/ This summer I hear the drumming/ Four dead in Ohio。

<Bosnian War> by Ron Haviv

相信許多人都聽過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這首歌,故事講述一對年輕戀人想逃離戰爭中的Sarajevo,最後被軍隊殺死的真實故事。發生於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戰爭(Bosnian War)造成逾十萬人死亡,1993年由美國記者Mark H. Milstein拍攝的「Romeo and Juliet in Sarajevo」,由於被製作成紀錄片及改編成流行曲,固然廣為人知。另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由美國攝影師Ron Haviv在1992年3月31日拍攝。

當時戰爭尚未正式展開,在波黑東北部城市Bijeljina,Ron Haviv是第一批進入當地的攝影記者,他獲准跟隨當地塞爾維亞武裝部隊Serb Volunteer Guard(也稱Arkan’s Tigers)在街上巡邏。儘管事前被警告不能拍攝任何殺戮的照片,不過當他目睹三名穆斯林被士兵槍殺時,還是冒險按下快門,將一名士兵用皮靴踢女人頭顱的畫面捕捉下來。事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自己正在發抖,幸好拍攝時三名士兵都沒有發現,當他把相機放下之後,士兵才轉過頭來。

《時代週刊》一週之後出版這相片,很快引起國際關注,武裝部隊指揮官Arkan(原名Zeljko Raznatovic)得悉後非常惱火,將Ron Haviv綁架及毒打,最後在西方干預下釋放,不過之後還是把Ron Haviv列入死亡名單。照片拍攝後不久,波黑戰爭全面展開,持續三年八個月,Ron Haviv仍冒險在當地拍攝,紀錄下這場種族屠殺。戰後,這張照片成為海牙國際法庭指證Arkan種族清洗的罪證,然而Arkan否認殺人的事實,也沒有被審判,直至2000年被人槍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