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島由紀夫《薔薇刑》揚名 著名攝影師細江英公逝世

以拍攝作家三島由紀夫《薔薇刑》而成名的日本攝影師細江英公(Eiko Hosoe, 1933-2024.9.16) 上星期逝世,終年91歲。他曾於紐約拍攝剛在藝術圈嶄露頭角的草間彌生、著名攝影師森山大道年輕時曾擔任其助手,以舞蹈家土方巽為靈感的作品《鎌鼬》更被譽為經典。他生前擔任館長的山梨縣清里攝影美術館 (K*MoPA),除了收藏鉑金照片,同時致力提拔年輕攝影師,對日本攝影發展有重要影響。

細江英公早期作品,在銀座拍攝一對行乞的母子,1952年。

出生於山形縣的細江英公,自小在東京長大,高中時期對攝影感興趣,參加學校附近的攝影俱樂部。1952年,在攝影啟蒙老師田村榮建議下,19歲的他入讀東京寫真短期大學(現為東京工藝大學短期大學部)。當時他很喜歡在上野、淺草等街頭拍攝人物,並投稿至寫真雜誌,在雜誌社介紹下,他認識24歲的攝影評論家福島辰夫,又在其引薦下認識前衛畫家及攝影師瑛九,在他們影響下,開始建立起挑戰既定概念的藝術觀。

1957年,細江英公參與福島辰夫策劃的展覽《10人之眼》,兩年後與川田喜久治、丹野章、東松照明、奈良原一高等攝影師共同成立攝影師團體「VIVO」,與當時流行的「寫實主義攝影」大相逕庭,推崇更個人、主觀的攝影風格,這在1959至1960年創作的《男與女》(Man and Woman)裡可見一斑。

《男與女》(Man and Woman),1960年

當年他看過土方巽的舞蹈作品《禁色》演出後深為感動,到後台拜訪時向這位舞蹈家提出拍攝念頭,那時一齊被攝的還有他的朋友及舞蹈家元藤燁子(後來成為土方巽妻子)。一班年輕人自由地創作,赤裸的軀體、詭異的動作、高反差的黑白影像,《男與女》榮獲日本寫真批評家協會新人賞,並在1961年集結成同名寫真集。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見到其作品後,對細江英公的作品深感興趣,並邀請他為自己的評論集《美的襲擊》拍攝封面照片。

《薔薇刑》與三島由紀夫

當細江來到三島家中時,見到身形健碩的三島由紀夫正在曬日光浴,當時他打算穿上衣服,但細江勸他保持上身裸體,並以橡膠水管做道具,在他身上繞幾個圈,又讓他拿起木槌、做出不同動作,也正是這次拍攝,成為後來拍攝寫真集的緣起。1961年秋天至1962年夏天,細江英公多次來到三島在東京的家中拍攝。過程中三島賦予細江英公最大自由度,身體動作任其擺佈,也從不過問每張相片的意義,後來他在攝影集的序文提到,他很享受在攝影師鏡頭下無需思考、近乎放空的狀態。

另一邊廂,細江英公卻絲毫不「客氣」,有時聚焦他的軀體,有時還讓他穿著兜襠布拍攝,以或高反差或超現實的構圖展現這位作家的酮體,當中咬著玫瑰花的照片更是家喻戶曉。他會為照片進行中途曝光、多重曝光等不同實驗手法,當中拍攝三島由紀夫眼球與波提切利名畫《維納斯的誕生》的多重曝光,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當時與細江一同前往的,還有攝影助手森山大道,這位23歲的年輕攝影師仰慕VIVO並希望加入團體,可惜當他1961年從大阪前往東京後,碰巧組織解散,於是輾轉成為細江英公助手。他除了在拍攝現場幫忙,同時要處理照片的顯影及沖曬作業,由於作品以多張菲林拼貼沖曬,黑房功夫可謂絲毫不能馬虎。

這些照片先是出現在評論集封面及內頁,後來也曾展出過,當他們決定出版攝影集時,三島提出「受苦的素描」、「男人與薔薇」、「受難變奏曲」與「薔薇刑」等標題,細江毫不猶豫選擇「薔薇刑」作為書名,因其最能道出三島由紀夫的美學與生死觀。攝影集在1963年面世,隨著三島由紀夫的人氣,在國內外均收到關注,還獲得日本寫真批評家協會作家賞,令人想不到的是,1970年三島由紀夫自殺後,《薔薇刑》更是聲名大噪。

當時日本傳媒廣泛報導他的身故,當中不乏觀點偏頗的文章,其時傳媒蜂擁向細江英公徵求刊登《薔薇刑》照片,他以守護三島由紀夫及相片的名譽為由,拒絕提供照片給傳媒,一來照片與他的自殺事件無關,二來也害怕傳媒以偏頗的文章配上《薔薇刑》,感覺對三島先生不尊重。其實在三島自殺之前,由於攝影集在海外也大獲好評,他們已籌備出版國際版《薔薇刑》,事件發生後,細江英公中斷出版計劃,幸好後來三島由紀夫太太瑤子致電他務必將其付梓,於是翌年才有這本《薔薇刑》(Barakei – Killed by Roses),由著名設計師橫尾忠則負責裝幀設計。

遠赴紐約拍攝草間彌生

在出版《薔薇刑》同年,遠在紐約的草間彌生,憑藉裝置作品《Aggregation: One Thousand Boats Show》在美國藝術界嶄露頭角,作品是一件由無數白色陽具形狀製成的划艇雕塑,並將雕塑影像複製999次,然後貼滿牆壁及天花板,當時Andy Warhol展覽後也表示稱讚。 翌年,細江英公前往紐約拍攝這位前衛藝術家,當時她正在大量縫製陽具填充物,並在翌年展覽中開始利用鏡子來實現類似的重複,從而創作出首件「鏡屋」裝置藝術作品 《無限鏡屋──陽具原野》(Infinity Mirrored Room – Phalli’s Field)。

當時細江英公不僅拍攝她在工作室的場景、在工作室外第14街表演行為藝術的時刻(14th Street Happening),同時記錄下她在紐約Castellane Gallery展出的情景。最特別的一張作品,是草間彌生被陽具雕塑圍繞, 雙腿向上伸展呈V字型,目光自信地望向鏡頭。細江英公以影像疊加的方式,令相片產生一種夢幻的效果,突出藝術家「重複」的創作理念。

《鎌鼬》與土方巽  

細江英公另一件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是1965年開始拍攝的《鎌鼬》(Kamaitachi),作品以舞蹈家土方巽為主角,以東京的巢鴨、葛飾一帶為開場,然後來到土方巽的故鄉秋田縣。攝影師記錄下他的一連串即興表演,呈現出傳統的農村地景之餘,也捕捉他如何透過舞蹈及肢體動作,追求心靈的解放與自由。

在日本地方傳說中,鎌鼬是一種形似鼬鼠的妖怪,牠會用像鐮刀一樣銳利的爪子襲擊遇見的人。在作品中看來,這種「襲擊」也是一種啟發,而土方巽與細江英公分別是不同的鎌鼬,一人藉著舞蹈、一人透過影像,在那個動盪的時刻,透過創作表達內心感受。《鎌鼬》在1969年出版後,獲得藝術選獎文部大臣賞。

為推廣攝影不遺餘力

在作品以外,細江英公令人欣賞的,還有他不遺餘力推廣攝影及提拔年輕攝影師的態度。1974年,他與深瀨昌久、東松照明、荒木經惟、森山大道等攝影師成立WORKSHOP寫真學校;翌年他擔任曾經就讀的東京寫真短期大學教授,後來也任教東京工藝大學短期學部攝影學科,學生包括本地著名攝影師黃勤帶,他在臉書上如此追憶老師:

細江英公教授的逝世,勾起40年前在東京修習攝影的回憶。

打開手頭上一本至今仍保留的學生履修指引,知道細江老師當年所教的必修科目,叫做ㄑ寫真芸術學〉。

十分慚愧,堂上教了甚麼內容,已毫無記憶。只記得細江老師有一天在堂上向大家唸誦了一遍《心經》。當時不知就裡,直至近年,才知道他的家族與神社的一些淵源。也許是個緣故。至於心經的份量,人大了也開始明白。老師這科必修科的功課及考試,記得是以小論文提交的。

班上的同學曾經相約細江老師喝酒。自己當時竟以要做part time 找生活而婉拒。這是至今仍感到內疚和遺憾的事情。

細江老師在母校東京工藝大學短期學部攝影學科(現東京工藝大學藝術學部)任教之前,已憑著拍攝三島由紀夫的《薔薇刑》攝影集,為世人認識。他與當時前衛攝影師組成的攝影集團VIVO,更是日本近代攝影史無法迴避的一章。日本攝影大師森山大道,當年便是慕名從大阪上京投靠VIVO,輾轉當了細江的助手。當中牽涉的人物和故事,就是日本近代攝影的故事。

有幸,曾是細江英公的學生。

清里攝影美術館

1995年,在細江英公的提倡下,位於山梨縣的清里攝影美術館 (K*MoPA,Kiyosato Museum of Photographic Arts)成立,由細江擔任館長多年,以教育為目的收藏攝影作品,尤其是鉑金相片,收藏量豐富。去年到訪日本攝影師志鎌猛(Takashi Shikama)位於山梨縣家中時,夫婦二人曾帶我參觀清里攝影美術館,當年志鎌猛先生正是在這裡見到鉑金相片的魅力後,從而開始鑽研鉑金鈀金照片十多年。

另一邊廂,清里攝影美術館自成立後便開設「Young Portfolio Acquisitions」計劃,每年邀來著名攝影師擔任評審,包括川田喜久治、石元泰博、上田義彥、金村修、森山大道、瀨戶正人等,美術館更為入選作品舉辦展覽、出版攝影冊,令許多年輕攝影師的作品嶄露頭角,包括山本雅紀、小原一真等攝影師,如今在攝影界已獨當一面。

00後攝影師凌文滔 《留住一切,親愛的》

已故英國評論家John Berger在其著作《留住一切親愛的》中,書寫世間的苦難引起讀者共鳴,透過釋放內心的關懷與溫暖,讓人們看見美好的一面。本地攝影團體Menos年輕攝影師凌文滔(Axel Ling),最近推出首本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同樣以其著作為名,不同的是他以影像代替文字,呈現出內心的脆弱與憂傷,在黑白反差的城市快照中,釋放出無以名狀的情緒。

凌文滔(Axel Ling)首本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

年僅二十歲的Axel,千禧年出生於南美法屬圭亞那,兒時參觀過當地著名的圭亞那太空中心,令他曾夢想成為太空人。九歲時,在當地開設超市的父母打算退休,於是帶著他回到香港。來到地球另一端,令他感到始料不及的不是密集的高樓大廈及繁忙的街道,而是功課繁忙的教育模式,每晚做到九、十點才能完成。原本參與戲劇的他,在十六歲時接觸攝影,覺得這個媒介更適合表達自己。「那時對攝影的印象,僅僅片面地停留在廣告影像及《國家地理》雜誌等風光旖旎的照片,在相機廣告的『洗腦』下,也曾誤以為只有好相機才能拍攝出好照片。」

令他突破這種思想框架的人,是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那種高反差、失焦及模糊的風格,對他有很大震撼,「原來攝影可以這樣拍攝!」他買來一部二手Ricoh GX200相機,漫遊在街頭,同樣以黑白、粗微粒的風格表達個人情緒,「黑白照片給人的感覺較抽離,相比起森山大道,我的情緒、風格並不像他一般強烈。」

凌文滔想用相機留住珍惜的一切。

攝影集《留住一切,親愛的》收錄的是他近兩年拍攝的照片,「那時剛考完DSE,準備離開香港到英國升學,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對未來充滿未知,這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促使我不斷拍攝,想用相機留住珍惜的一切。」攝影集不乏他在香港拍攝的照片,街頭的廣告影像、城市的輪廓,營造出躁動不安的情緒。在水塘旁邊,他用左手抓緊水中的枯葉及泥土,好像正在緊緊抓住某些失去的事物。

除了他在倫敦藝術大學修讀預科時於英國拍攝的影像,還有因為英國疫情而選擇在波蘭首都華沙過境停留時所拍攝的照片。「那段時間即使我已離開香港,但仍時刻心繫這片土地,有時在國外看到某些事物,也不禁想起香港。」在經歷過戰爭蹂躪的波蘭,他拍攝的墳墓或街上見聞,同樣瀰漫著淡淡的悲涼或憂傷氣息。

在水塘旁邊,他用左手抓緊水中的枯葉及泥土,好像正在緊緊抓住某些失去的事物。

不論是在香港、倫敦或華沙拍攝的照片,均是模糊而朦朧的,令人無法輕易辨別拍攝地點。這某程度上也象徵他混沌的內心世界,不論身處何地,那段日子的內心總有一種不捨得離開的感傷。完成攝影集後,當他一頁頁翻著照片,過去的情緒湧現眼前,不禁潸然淚下,而攝影集正代表這一階段的自己。刻下的他,正前往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影視學院(FAMU)深造攝影。

完成攝影集後,當他一頁頁翻著照片,過去的情緒湧現眼前,不禁潸然淚下,

Axel認為,攝影集不僅是他對過去的總結,同時也鼓舞更多人推出攝影集,「香港在這方面的風氣並非很成熟,既然我也能推出攝影集,其他人比我更有經驗,我希望能鼓勵更多人出版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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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山大道回顧展 從黑白到彩色

踏進中環Simon Lee畫廊,隨即被多幅黑白魚網絲襪照片拼貼而成的牆紙吸引,這種強烈的視覺觀感,非常地「森山大道」。這位現年81歲的日本攝影家,以搖晃、模糊與失焦的黑白影像為人所熟悉,其實他在1960年代已開始拍攝彩色照片,也曾出版過多本彩色攝影集,三年前更在巴黎舉辦過《Color 1970-1990》展覽。黑白與彩色,同樣充滿慾望,加起來才是完整的森山大道。

以多幅黑白漁網絲襪照片拼貼而成的牆紙充滿強烈的視覺觀感。

展覽現場以一張1969年《PROVOKE》時期的黑白汽水照片,一下子將時光拉回50年前。不過他的攝影生涯,大概還可以往前推10年。年少時不喜歡讀書的他,時常流連在街頭,四處漫遊觀察,對街頭有種過人的觸覺。20歲出頭時,他曾從朋友手中買來一部便宜相機,開始穿梭在家鄉大阪的街頭。1961年,原本修讀平面設計的他,因攝影團體Vivo而慕名前往東京,輾轉成為攝影家細江英公的助手,1964年成為獨立攝影師。 

1969年《PROVOKE》時期照片,延續高反差及粗微粒風格。

戰後的日本深受美國影響,思想上,他喜歡Jack Kerouac描寫美國旅途生活的小說《旅途上》,啟發他用相機替代寫作,在日本踏上「On the Road」的旅程。視覺上,他受美國攝影師William Klein的《紐約》影響,其隨性、不受審美標準限制的照片,呈現大都會粗野的一面,令他深覺震撼。而最早奠定他晃動、高反差、粗微粒風格的,是1968年與實驗電影大師寺山修司共同創作的首本攝影集《日本劇場寫真帖》,巡迴演出劇團、同性戀者、脫衣舞孃……那是一個充滿慾望的城市,森山大道以風格凌厲的黑白影像,顛覆既有的攝影觀念。

1960年代的日本社會處於動盪,反越戰、反美日安保條約等街頭抗爭運動如火如荼上演,森山大道也曾身處抗爭現場,而那種複雜的心情,某程度上也延伸至攝影,透過影像呈現內心世界。作為一名城市漫遊者,他曾說:相機就如他的眼睛,「總之不停地漫步,忘掉模糊不清的預設,發現鍾意的事物,就毫不猶豫地拍攝下來。」不管是1971年在青森縣拍攝的流浪犬,還是展覽現場展出的裸女、紅唇及魚網絲襪,都在流露出他內心的慾望與激情,即使現在漸趨老邁,他仍堅持初衷,不停地咔嚓拍照。

森山近年的彩色照片較豔麗飽和,粉紅色建築十分耀眼。

相比起黑白影像的激情,另一面牆身展示近年拍攝的彩色照片,似乎顯得較為平淡。在他看來,黑白照片描述內心世界,而彩色則直接展示現實世界。相比起早期拍攝女性作品的性感、唯美溫和色調,近年他在街頭拍攝的彩色相片,色彩顯得較為艷麗飽和,呈現出不一樣的都市活力。這些照片或以耀眼的藍色或粉紅色吸引眼球,或以趣味瞬間令人會心一笑,單獨觀看時或會覺得平平無奇,但拼貼出來的效果,卻又似乎呈現出日本社會那種潛藏的感性與慾望。

森山大道曾說,「作品若沒有引起觀者反應,攝影便變得無意義。」相比起高反差黑白影像帶來的強烈直接反應,觀眾的確需要更多時間去感受、消化他的彩色照片,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樣是帶着慾望去拍攝的,按下快門時同樣不為美學所牽動,為的只是忠於自己、表達自我。當世人沉溺於他的黑白世界,這些彩色照片卻更好地還原他鮮為人知的另外一面。

以九幅彩色照片拼貼而成的作品,又能否代表森山的另一面?

Daido Moriyama

日期:即日起至12月20日

時間:11am-7pm(星期二至六)

地址: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304 Simon Lee畫廊

圖片由Simon Lee Gallery與Taka Ishii Gallery提供。

原文見於果籽

【顯影】日系相片 是地域抑或風格

日本流行文化對港人影響深遠,從音樂、電影到時裝、飲食,無不如此。攝影固然更無法置身事外,從老一輩的荒木經惟與森山大道,到新一代的梅佳代蜷川實花,各有追捧者。近些年來更十分流行所謂小清新感覺的「日系相片」,Instagram上模仿的照片比比皆是,難道這才是新生代理解的「日本攝影」?八十後業餘攝影師周生,最近推出攝影集並舉辦展覽《日系照片》,開宗明義講明,在日本拍攝的照片,才是日系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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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對比度、+1.5EV、偏青色,這些都是所謂日系相片的特色,在川內倫子、濱田英明、岩田俊介、橫浪修、小林紀晴等日本攝影師的作品中,不難發現這種淡然、明亮的拍攝風格。相片散發着一種恬靜氣息,令人有一種很舒服、悅目的感覺。月前在台灣攝影家張照堂《歲月之旅》的講座上,有年輕聽眾問他當下的攝影是否比以往更局限。其實局限的是人們自己的眼界,奈何社交平台上盡是千篇一律的照片,難怪會有如此疑問。

歸根究柢,這種風格的流行,大概因為港人「哈日」,又容易人云亦云,見到這種風格漂亮,難免想模仿。網上有大量指南教你拍攝日系照片,在東涌營造出東京的感覺,近幾年Instagram的流行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某些相機品牌更直接以此種風格作招徠。一時間,日系相片蔚為風潮。「其實荒木經惟或森山大道拍攝的都是日系照片,坊間也有很多人模仿,為何不能稱為日系相片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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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拍攝沒感情可言」

一言驚醒夢中人。其實在日本人眼中,並沒有所謂日系相片的說法,假若要談到日本攝影,卻非幾個關鍵詞能總結。反倒是在香港(台灣稱為小清新),這種說法相當流行,周生以地域性來定義這種風格,「我覺得在日本拍攝的就是日系相片,在香港模仿日系照片沒有意思,那種風土人情模仿不了。」

周生很喜歡日本,十多年來踏足逾廿次,反觀他在日本旅行拍攝的日系照片,沒有工整唯美的構圖,也沒有明亮柔和的色調,可說與坊間普遍定義的日系相片風格背道而馳。若仔細觀看他的照片,卻不難發現畫面中的趣味點,例如一片黑褲中的白褲、貼上假眼睛的後腦杓,看得出是刻意捕捉的詼諧畫面,如梅佳代的照片一樣戳中觀者的笑點。更何況,在攝影書中並排相似元素的照片,也加強了這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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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拍攝到的東西其實有點走馬看花,沒甚麼感情可言。相反一個地方居住久了,才能產生一種親切感。」由十多年前購入Leica M6開始,他幾乎每天都會帶着相機,隨心所欲地拍攝,在大量按下快門之後,摸索出適合自己的snapshot拍攝方式。「攝影某程度上是個人性格的呈現,我份人好『求其』,很適合snapshot這種很casual的風格。」2017年,他出版了首本攝影集《旅行》,收錄在香港拍攝的趣味相片,將多年來對這城的觀察,透過相片呈現出來——熟悉的畫面,滑稽的瞬間,令人忍俊不禁,他稱之為港系照片。

由港系照片到日系照片,詼諧依舊、風格依然,改變的只是拍攝的地方,再次印證日系相片的地域性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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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日本拍攝的就是日系相片,在香港模仿日系照片沒有意思。」

《日系相片》攝影展

地址:西環保德街6-20號保基大廈地下5號舖.JPG 

日期:即日至110日(11am-6pm,星期三休息)

·原文見於果籽

《PROVOKE》五十載 日本攝影的挑釁時代

1968年,日本二戰後最傳奇的攝影雜誌《PROVOKE》首度發行,以晃動模糊高反差的黑白影像,顛覆傳統攝影美學;誕生於日本社會運動的熾熱年代,它同時像利刀一般,向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及制度發出一種「挑釁」。雜誌由攝影家中平卓馬擔大旗,只發行了三期,但其攝影觀念及風格對後世影響深遠,至今仍孜孜不倦貫徹自我「Provoke」(挑釁)精神的森山大道,便是在第二期加入。半世紀之際,香港國際攝影節的重頭戲展覽《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呈現《PROVOKE》的前生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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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山大道作品《醜聞》,受美國攝影師William Klein影響,開始用高反差的風格拍攝。

要談《PROVOKE》,先來說VIVO1957年,攝影家細江英公參與了寫真評論家福島辰夫策劃的《10人之眼》展覽,及後在1959年與東松照明、奈良原一高等人成立攝影團體VIVO,以主觀、個人的攝影風格,來抗衡當時主流的寫實主義攝影。這團隊體影響了很多熱愛攝影的年輕人,1961年,23歲的森山大道慕名前往東京想加入VIVO,碰巧團體解散,輾轉成為細江英公助手。另一方面,寫評論出身的中平卓馬,受東松照明影響開始攝影生涯,在其召集下參與了《攝影一百年:日本人攝影表現的歷史》展覽的籌備工作,回顧及整理日本老照片的過程中,慢慢對「攝影是藝術」之說產生懷疑,開始思考攝影的定義及意義,遂與攝影評論家多木浩二、詩人岡田龍彥及攝影家高梨豐等人創辦《PRO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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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江英公《薔薇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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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


中平卓馬深受東松照明影響,又是《PROVOKE》核心人物,所以有些人把《PROVOKE》視為VIVO的延續,在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看來,VIVO雖有抗衡主流的意味,但始終更像一個攝影團體,沒有像《PROVOKE》一樣有強烈的反叛精神。不過他也覺得,「《PROVOKE》誕生前,VIVO發出的聲音是重要的。它作為一種精神,對《PROVOKE》的誕生是關鍵的。」所以在展覽開端,是細江英公最著名的《薔薇刑》及東松照明的《啊!新宿/OH! SHINJUKU》,然後才是森山及中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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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隆作品《京都大學校園抗爭》,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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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隆作品《戰慄的成田機場》,1971年。

PROVOKE不是風格 是一種精神

PROVOKE》雜誌裏的照片,是模糊、高對比、搖晃的黑白影像,這已成為森山大道的標誌(早期的中平卓馬亦如是),世人紛紛以此來形容《PROVOKE》的風格。然而長澤章生卻說大家都誤解了《PROVOKE》,「它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種精神、一場運動。雖然後來這成為人們了解《PROVOKE》的關鍵詞,但當時他們不是故意嘗試創出這種風格,只是借助一種手法來表達心中感覺,是時代的產物。」策展人想呈現《PROVOKE》反抗精神的多元,19601970年代,攝影家濱口隆拍攝校園抗爭及成田機場抗爭的作品,展覽現場除了激勵的衝突場面,也有寫實彩色的瞬間。


雜誌在當時稱不上受歡迎,更遑論主流,領軍的中平卓馬向來有自省精神,覺得雜誌無法表達心中所想,決定解散,之後更否定《PROVOKE》粗獷失焦的實踐與美學,在1973年一把火燒毀了大部份作品。曾為中平卓馬出版攝影集的長澤章生回應,「像他這樣的攝影師,先要推翻自己的言論,才有新的想法出來,否則他無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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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策展人長澤章生出版過多本森山大道攝影書。

森山大道當時反對解散,之後也繼續踽踽獨行,「他曾跟我透露,《PROVOKE》的精神從未消失,那種感覺仍與當初一樣。」《PROVOKE》某程度上改寫戰後的日本攝影面貌,長澤章生認為其精神一直存在,影響力從未消失,只是呈現的方法不盡相同。展覽末端是日本新晉攝影組合SPEW的作品,他們不斷挑戰攝影的媒介,在長澤章生看來也是一種《PROVOKE》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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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度朔在1968年創作的《KIN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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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出自吉行耕平的《公園》,1971年。

在《PROVOKE》誕生的平行時空,日本攝影也有輕鬆及夢幻一刻,攝影家澤度朔1968年創作的《KINKY》,透過沙灘上的美麗少女,從東京激烈的抗爭場面中抽離出來。策展人說一個展覽在學術的基礎上,也要兼顧娛樂的元素,「我希望觀眾能感受日本攝影的多元及有趣。」展覽現場有一個用黑布圍起的房間,觀眾要用電筒「照田雞」,裏面的作品正是攝影家吉行耕平拍攝偷窺客窺看情侶親熱的照片,大概是展覽自身的一種Provoke

《挑釁時代——探索影像表達50年》2019年曾於香港JCCAC展出。

廖偉棠 用詩意告別森山大道的影響

森山大道是當今日本最重要的攝影師之一,他的高反差、粗微粒、粗糙及模糊的攝影風格,挑釁着二戰後日本社會美學,也影響了無數後來者。詩人廖偉棠也曾迷戀過森山大道的作品,2004年發表的首本攝影集《孤獨的中國》,高對比黑白照片中的鬆矇,在作品中隨處可見。十多年過去,如今的他已不再以攝影為生,與攝影的關係也變得更純粹,今年初出版的攝影集《微暗行星》,收錄了過去多年在世界不同地方拍攝的彩色及黑白照片,前者稍顯黯淡、後者充滿詩意,「我想以此作為一個分界點,告別深森山大道對我的影響。」在同名攝影展舉行前夕,他如此形容近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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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詩與攝影令我保持創作的平衡與活力”

大多數人認識廖偉棠,是其詩人及作家身份,他的評論文章,廣見於中港台報章雜誌。料想不到,他大學修讀的是攝影。「其實我有近十年時間都在從事攝影工作,幫時尚雜誌影相,連廣告攝影也有做過,但我始終不太鍾意。」1990年代末在文學界成名,廖偉棠曾放下攝影數年,做過書店店長。這位波希米亞主義的流浪詩人,回歸後從廣東來港後,輾轉又去了北京生活。2001年他在北京與陳冠中一齊做《視覺21》雜誌,原本他是圖片編輯,後來才重拾攝影。
那時的他是位超級文青,關注地下文化及次文化;喜歡西藏,也做過《西藏人文地理》的簽約攝影師;還與綠色和平、樂施會等機構合作,拍攝環境污染、塵肺病等社會議題。回港後他籌辦過攝影雜誌《CAN影像誌》,同樣關注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2011年也出版過攝影隨筆集《遊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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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5
越南

調低飽和度 製造黯淡詩意

廖偉棠是為數不多遊走在攝影與詩之間又將兩者結合的人,從2005年的《巴黎無題劇照》到近年的《尋找倉央嘉措》、《傘托邦——香港雨傘運動的日與夜》與《微暗行星》,無不如是。「我經常思考文字與攝影的關係,到底會互相激發還是產生矛盾呢?」在《巴黎無題劇照》作品集中,他以富士TX-1相機來拍攝,寬幅比例的照片看起來很有電影感,再配以沒有關聯的文字,文字與相片之間的貌合神離,故意製造出一種假寫實,頗具實驗性。
然而,他的根一直是紀實攝影,只是他不喜歡大多數的新聞紀實攝影。畢竟紀實攝影在二十世紀被塑造成一種權威,不是Robert Capa的那種生死攸關,就是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廖偉棠偏愛在紀實攝影中保持距離感,也不介意構圖是否唯美,「我喜歡森山大道,就是欣賞他打破對美的固有想法。」正如其新書《微暗行星》一樣,它不是傳統的旅遊攝影集,從城市AZ的順序來排列照片,看似很有次序,其實跳脫得很,上一頁還是雅典,下一頁就去了巴塞隆拿;當你沉浸在京都時,下一瞬間又到了拉薩。

3
愛丁堡
4
北京


每座城市只挑選三數張甚至一張照片,沒有標誌性的景點,也沒有獵奇或風光旖旎的畫面,反而是平凡而隨性拍攝的瞬間。「我想在照片中找一個曖昧的時刻,很微暗很低調的,慢慢去感受畫面的內容。」在拉薩的博物館內,廖偉棠隔着花草拍攝了一張官方的宣傳相片,畫面中一位戴着紅領巾的西藏學生正開懷大笑,若隱若現笑容背後,代表他對西藏的又愛又恨。「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被歪曲了,西藏正被漢族文化改變。」
廖偉棠相信攝影能介入現實,但他不會像傳統的新聞攝影一樣,拍攝劍拔弩張的衝突場景,這在《傘托邦》一書裏可見一斑。他的照片沒有販賣苦難,也不會賺人熱淚,他覺得一位詩人或藝術家,面對這個世界應該是從容而淡定的,這樣才能更理解彼此。他故意將某些照片的飽和度調低,令其變得黯淡、平靜,彷彿很漫不經心的,有種淡然的詩意。

投影片03


背後的這種細膩,自然與他寫詩的經歷有關。對廖偉棠而言,攝影及文字是對等的,所有影像都是經過思考之後才按下快門的,攝影並非只是文字的點綴。「當我拍攝一樣事情時,我就不會再寫。當我做回詩人時,會嘗試寫下無法拍攝的東西。」不過他也坦言,自己的攝影與詩是互相影響的,詩人的世界太文明,寫作時慢慢會規範了自己,「而拍攝時是很粗暴,是很亂的、不工整的。攝影令我保持創作的平衡與活力。」寫作時他往往不能自拔的,在文字間痛苦地糾纏許久,而攝影卻帶來歡樂,可以與世界很直接的交流、坦然相對,有時甚至是種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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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照片散掛在牆上,同樣有種漫不經心的感覺。

PS:廖偉棠攝影展《微暗行星》2018年7月油麻地kubrick書店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