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U SPACE「當代攝影深造文憑」:掌握攝影的視覺語言

匈牙利攝影師László Moholy-Nagy在上世紀初曾說,「不懂得攝影的人,未來將成為文盲。」認識文字,不等於可以成為作家,那只是文學領域的入門,攝影又何嘗不是呢?在相機普及的當下,人人懂得拍照,卻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掌握攝影這種視覺語言,HKU SPACE當代攝影深造文憑(Postgraduate Diploma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就是在如此情況下應運而生。以下是與著名攝影師及課程老師秦偉的對話。

So Man Kit (Graduate of 2016)

1.這個文憑課程與一般的攝影課程有何特別之處?現在攝影這麼普及為什麼仍會舉辨這樣專業性的課程?

秦偉:這是個以攝影為主軸的藝術研究生課程,課程是一年制。從開始籌備發展至今天,這個課程轉眼進入第十個年頭,當時校方及我們的老師團隊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在當代藝術領域中開創一個研究生攝影課程,方向和昔日傳統的攝影課程不同,擺脫了舊有應用學科的教學模式——也就是說,這個課程目標不是培訓攝影技師。課程的重點是人文思考領域,內容圍繞當代藝術上的創意思維及批判性思維這兩大區塊,提升學生創作上的闊度與敏鋭度,達至與歐美高等院校藝術碩士學位接軌的水平。

老師的核心團隊包括王禾𤩹老師、馮漢紀老師及林慧潔老師和秦偉,同時也邀講請黎健強博士(香港攝影史)、羅婉儀博士(女性主義藝術)、施臻遉大律師(攝影與法律及版權)、高志強先生(大畫幅攝影)、張益平先生(古典濕版攝影)及Joey Pong先生(色彩管理)等專家分別授課。課程內容致力於當代影像方面的研究,教學大綱由四個單元組成:攝影歷史及評論(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Photography)、攝影的當代議題(Contemporary Issues in Photography)、攝影範例(Paradigm of Photography)及畢業創作(Graduate Project)。

在攝影如此普及的當下,為何仍要辦一個和攝影有關的研究生的課程?回想當年創辦課程時,曾有人調侃:「糟糕了,現在連影張相都需要讀個碩士學位」。其實這種反應也很有意思,我們當然理解他們的不理解。若換個角度思考,問題就會清晰易明,回應也很簡單。今天的社會基本已消除文盲,雖然人人都懂得寫與讀,却並不等同人人可成為作家,也不等如懂得欣賞文學。文學就是通過文字建立或詮釋更深層更廣闊的內在世界,而這個世界可以是很敏感的,也很靈動的,甚至直達你的心源。要成為文學家,需要文學創作的培訓,單是懂得寫字是不夠的,那僅是文學領域的入門而已,而攝影又何嘗不是?

攝影的本質本來便帶有記錄的性質,它是機械的、冷漠的,因為人的需要,才變得有指向性;人們讓圖像轉化為語言,推動訊息、釋放情感。而攝影的機械性本身遠遠超出人類眼睛的能力,攝影發明之前,我們沒法以千分一秒的時間觀讀事物,亦無法以一分鐘慢快門曝光方式理解世界的存在。科技會帶來我們對這個世界另一種的景觀,但掌握一門技術却並不等如掌握藝術,仍需把這門技術轉化成視覺語言,從而開拓你的詮釋空間。

「當代攝影深造文憑」課程討論環節

2. 在數碼攝影非常方便的當下,了解攝影的歷史及思潮,對於個人創作有何重要作用或意義?

秦偉:我們身處一個急速變動的時代,攝影技術的發展愈來愈精準,但世界的輪廓卻愈來愈模糊,我們不斷被海量的影像資訊所包圍,它直接影響我們對外在世界的感觀經驗,動搖我們的價值判斷。甚麼是好的藝術?甚麼是好的圖片?它好在哪裏?又有何不好之處?如何理解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差異?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通過學習攝影美學思潮來裝備自己是極為重要,但不能僵化地生背死記,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擺放在一種動態範疇來思考。一種藝術風格的誕生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有它的內在規律Autonomy of Art,也有它的外在因素,我們理解某個時期的攝影美學,同時也要連結該時期前前後後的藝術思潮,甚至是社會、政治及文化的變動,旁徵博引融匯貫通,擴闊思考維度。這個學習過程可助人梳理層層複雜的問題,確立對事物的態度。但我更鼓勵學員多讀文學、多觀賞不同的藝術創作,甚至聆聽不同風格的音樂,從而吸取創作的養分,激活創作的潛能。

Chow Kar Chun Eddie (Graduate of 2017)

3. 課程名稱命名是「當代攝影深造文憑」,是不是學生的作品一定是當代的?談談你們的授課方式。

秦偉:歷屆畢業同學的作品不論形式、風格、內容及呈現方式都很多元,這很符合我們的課程目標。當中作品有屬前衞及探索性的,也有作品是運用當代景觀手法,也有個別同學沿用傳統紀實的敘事方式。各種形式的表達手法我們都不排斥,重點是找到自身適用的影像語言及發展方向。

課程的編排在上述四個單元中盡量找到平衡,而課程的中後期更著重創意的環節。每位同學要提交修業個人創作,在課堂內公開討論、分析、論證,從主題概念、表現形式、內容敏銳度至呈現能力等,作出嚴謹的審核。

藝術科教育與其他學科不大相同,藝術及創意是不能用「教」與「學」這套觀念的,因為藝術超越語言的局限,學生的學習過程及態度該以「悟」為主,而老師只能用「導」的方式。用另一個角度解釋,技術是可以教也可以學,而藝術只能領悟而不可以「學」,老師的作用是引導學員去領悟。若藝術科的畢業作品如同板模一塊人人一樣的話,這個課程便很有問題了。

2016年廖雁雄畢業作品《彼岸》系列

4. 「當代攝影深造文憑」的受眾學生是什麼人?作為一名攝影愛好者,修讀「當代攝影深造文憑」後,有何出路或得著?

秦偉:課程歡迎對攝影有興趣及願意投身藝術工作行列的人士報讀,並沒任何劃一界線。即是說,招生對象並不限於藝術本科畢業,也歡迎持有其他學科大學學位人士,在個別情況下,也接納資深的攝影從業員,尤其對攝影有高水平表達技巧及批判能力的會列為優先。

從過往多年報讀學生的情況來說,除了那些有本科學歷之外,修讀的在職人士也不少,分別來自不同的工作界別,包括有從事教育工作、設計、社會工作、金融服務、媒體及藝術行政等,當中不少學員都有高學歷背景及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們對攝影抱有濃厚興趣,為追尋新一輪的知性經驗來修讀,將課程視為人生旅途或職場上的加油站,入讀目的並不局限於尋找工作出路,這也很切合HKU SPACE的辦學方向。

至於修業後出路問題,學員可在文化創意及藝術行政相關的工作發展,學生畢業後亦可往外地藝術院校繼續深造進修,完成藝術碩士學位,這個課程是一個連接的台階。

「當代攝影深造文憑」課程網站:https://www.hkuspace.hku.hk/cht/prog/postgrad-dip-in-contemporary-photography/

報名截止日期:2021年11月17日

詩意紀實攝影 奈良原一高

日本著名攝影師奈良原一高(Ikko Narahara)生於1931年11月3日,2020年1月19日逝世,享年88歲。奈良原一高的影像充滿張力,拍攝角度介乎客觀記錄與主觀論述之間,將新聞記錄式的拍攝手法推向另一個層次,有人稱為新紀實攝影,也有人稱為詩意紀實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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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Land》拍攝軍艦島。



奈良原一高生於福岡,大學時在中央大學法學部學習法律及在早稻田大學學習藝術史。這個充滿攝影天賦的年輕人,憑自學成才的攝影技巧,25歲已舉辦個展《Human Land》,發表拍攝軍艦島和礦工的紀實作品。軍艦島原名端島,島上有煤礦,後來因外形與日本軍艦相似,因而被稱為軍艦島。後來因為石油能源興起,礦場在1974年關閉,成為無人島,直至2009年開放給旅客參觀。奈良原一高拍攝時,軍艦島的煤礦仍在運作,他的照片記錄島上工人的生活和採礦工作。《Human Land》的第二部份是拍攝鹿兒島的活火山櫻島,奈良原一高拍攝當時的火山活動,以及依靠種植業生活在這裏的人們。

《Domains》北海道男子修道院

奈良原一高早期的作品關注那些生活在孤獨邊緣的人,圍繞著人和土地等主題,首次展覽獲得成功後,他拍攝北海道男子修道院(Trappist Monastery)僧人及和歌山女子監獄的照片,均是非常出色報道式攝影,這也是1958年第二次展覽《Domains》的內容,當年還獲得「日本寫真批評家協會新人賞」。和歌山女子監獄是被迫生活在圍牆世界裏的女性,而北海道男子修道院的男性則是自主選擇在與世隔絕的地方修習神學,雖然這兩個地方的人們彷彿身處兩個世界,但均刻畫出生活在封閉世界裡人們的生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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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伊利諾州《Long Fence》,天空中的雲朵為照片增添幾分超現實意味。

好多人以為森山大道、荒木經惟就代表日本攝影,其實在日本國內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攝影家,同期還有杉本博司中平卓馬篠山紀信,稍微前期的也有奈良原一高細江英公土門拳東松照明及現代攝影之父木村伊兵衛等。1957年,奈良原一高與東松照明、細江英公、川田喜久治等人參加名為《The Eyes of Ten》展覽,之後成立攝影團體Vivo, 代表日本新一代攝影家。這個團隊影響很多熱愛攝影的年輕人,1961年,當時23歲的森山大道慕名前往東京想加入Vivo,碰巧團體解散,最後輾轉成為細江英公助手,所以按輩分,他應稱呼奈良原一高為師叔。

經歷四年Vivo生涯後,他前往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遊歷拍攝,後來在1970年代初期跟隨美國傳奇女攝影師Diane Arbus學習,這段時期他拍攝出最廣為人知的《Where Time Has Vanished》系列作品,包括汽車旅館、賭場、廣闊風景、印地安人居住地等,代表作是攝於1972年的《Two garbage cans, Indian village, New Mexico》。

《Two garbage cans, Indian village, New Mexico》



奈良原一高的影像充滿張力,拍攝角度介乎客觀記錄與主觀論述之間,將新聞記錄式的拍攝手法推向另一個層次,有人稱為新紀實攝影,也有人稱為詩意紀實攝影。他經常用廣角鏡甚至魚眼鏡頭拍攝,即使是廣角鏡頭,畫面上也沒有容納許多細節,反而以簡練純粹的畫面賦予想像的空間,這些畫面既有詩意又充滿超現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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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IG達人田中達也 微縮場景吸引百萬fol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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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陳奕迅推出第十三張國語專輯《C’mon in~》,專輯封面是一群在五線譜上舞動的微型人偶,如此有趣的畫面,來自日本設計師田中達也(Tatsuya Tanaka)的攝影作品。如果你以為他因為陳奕迅的專輯才廣為人知,那就大錯特錯,實際上他早於2011年已開始展開名為「Miniature Calendar」的創作計劃,每天在Instagram上載一張微縮場景的照片,作品在網絡上大受歡迎,至今有近三百萬追隨者,比陳奕迅的65萬還多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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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四十歲的他,曾在日本舉辦逾十場展覽,2015年曾受Pricerite邀請在香港舉辦其首個海外個展,2018年亦在海港城舉辦第二次展覽「mini CHOCOllection」。印象中的他非常靦腆,然而卻有個天馬行空的腦袋。與許多男生一樣,他也喜歡GUMDAM機械人、飛行模型等,原本他只想在IG上分享自己的模型,有次他拍攝照片時加入微縮人偶,效果出奇地受歡迎。朋友鼓勵他每天上載一張微縮場景的照片,於是Miniature Calendar計劃就這樣誕生了,至今創作近十年,可謂非常有恆心,而且也越來越有創意,每天的作品仍能帶給人驚喜。

雖說他的IG每天更新作品,但實際上他每兩三天才創作一次,每次拍攝幾個場景。別以為沒創作的日子就很悠閒,平時他有空就會觀察身邊的家庭用品及文具等,一有靈感就記下來。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到真正創作時,往往就大派用場。訪問當天即場考驗他,帶來一堆平時常見的麻雀、膠紙、衣夾等道具,讓他即興創作。想不到短短十分鐘內,他已創作三個場景,而且不失幽默與創意,真的不得不佩服他豐富的想像力。

2020年的肺炎疫情,口罩、溫度計等成為抗疫日常物品,這些也相繼成為他的創作靈感,他巧妙利用微型公仔,令溫度計轉眼變成筋斗雲及賽車,口罩則變成游泳池、帳篷甚至排球網,彷彿正度過一個「悠長假期」。

東京奧運近日正式揭幕,疫情下的運動會沒有現場觀眾支持喝采,唯有透過屏幕觀看比賽。田中達也善於以日常物件結合微型公仔創作成有趣的場景,他鏡頭下的奧運會又是怎樣的呢?口罩可謂他的靈感源泉,搖身變為游泳池、跑道、網球場及排球網,口罩繩更變成跳高桿,配合微型公仔的動作,一場運動會即將上演,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創意及想像力。

天馬行空並非朝夕之事,他的創意及想像力,某程度上與他兒時在鄉郊地區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喜歡行山登高的他,從山上往下看時,一切的事物都會變得很渺小,感覺就如微縮人偶。他也喜歡坐摩天輪,從高處俯瞰城市時,建築物頓時變成微縮模型。那時的他雖然未醞釀出創作計劃,但兒時的他跟媽媽去超市時,總喜歡將直升機模型放在西蘭花上飛來飛去,把綠色的蔬菜想像成森林。他說小時候大家都會有很多奇想,只是大部份人長大了,這份童真及想像力就會漸漸消失。田中達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啟發觀眾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或許你也會發現日常生活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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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接吻日 回顧十大經典KISS

講起經典KISS,Alfred Eisenstaedt的「勝利之吻」及Robert Doisneau的「市政廳前的吻」大概是最廣為人知的兩幅作品。「埕埕塔塔」的溫馨畫面,向來容易吸引攝影師按下快門,回顧上世紀偉大攝影師們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定格過,布列松、Elliott Erwitt、Albert Wertheimer⋯⋯7月6日是國際接吻日(International Kissing Day),不妨回顧十大經典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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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lliott Erwitt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1955

Elliott Erwitt在1955年拍攝的《Santa Monica, California》,這張在Santa Monica海邊取景的日落照片,焦點落在汽車的倒後鏡上,它反射著正在車廂中親吻的情侶。Elliott Erwitt曾說「攝影是種觀察的藝術」,這張照片的構圖充滿趣味及神秘感,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異於常人的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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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DoisneauLe Baiser de l’Hôtel de Ville, 1950

這幅「市政廳前的吻」,現在幾乎成為浪漫巴黎的代名詞。當年Robert Doisneau在巴黎街頭見到一對擁吻的情侶卻來不及捕捉,於是邀請他們再次擺甫士。兩位從事戲劇工作的情侶就再「演繹」一次,造就這幅浪漫經典的照片,可惜他們在九個月後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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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lfred Eisenstaedt 《V-J Day in Times Square, 1945》

1945815日,日本正式宣佈投降,象徵著二戰結束。 當時紐約街頭到處是慶祝的人群,Alfred Eisenstaedt正好在時代廣場的人群中拍攝慶祝勝利的畫面,他一連拍攝了好些路人擁抱親吻的照片,但他並不滿意。

這時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水手引起他的注意,當水手抓著白衣護士親吻時,他馬上按下快門,捕捉下這個經典之吻。當時他用Lecia IIIa相機拍攝了四張照片,而《Life》雜誌全版刊出的也即最廣為流傳的那張。

在《Life》刊登這幅照片前,原來另一攝影記者Victor Jorgensen剛好從另一角度拍攝了同一場景,照片名為《Kissing the War Goodbye》,並登在《New York Times》。可惜照片沒有展示出時代廣場的背景,而且沒有拍攝到二人的腳部,結果後來《Life》刊登Alfred Eisenstaedt的作品後,這另一幅勝利之吻便被人遺忘。

Alfred Eisenstaedt回憶當時正快速地拍攝身邊發生的事情,拍下照片後也沒有機會記下被攝者的名字及資料,而這也為日後的冒名者埋下伏筆。1970年代,護士Edith Shain寫信告知攝影師她正是照片中的女人,當時她聽到二戰終結的消息後搭地鐵前往時代廣場,到達後不久水手便親吻了她。當時27歲的她在雜誌出版後認出自己就是相中女子,礙於害羞一直秘而不宣。水手的真身則被認為是Glenn Edward McDuffie,他通過多次測謊機及科學測試,法醫及臉部辨識專家經過對比他現在與過去親吻姿勢也得出相應結果。

儘管如此,另一水手George Mendonsa及護士Greta Zimmer Friedman也同樣被認為是照片中的親吻男女,他們二人的故事同樣被很多傳媒報道。不過對Alfred Eisenstaedt來說,誰是被攝者其實並不重要,因為他後來在自傳中說自己並不滿意該照片。

Kissing Shadows, 1930

4. Alfred Eisenstaedt 《Kissing Shadows, 1930》

相比起情侶間情深熱吻的瞬間,我反而更喜歡Alfred Eisenstaedt在1930年拍攝的這幅《Kissing Shadows》,顧名思義就是正在親吻的影子,畫面看起來很有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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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bert Wertheimer  《The Kiss, 1956》

Alfred Wertheimer是罕有能近距離埋身拍攝貓王的攝影師,1956年,當他收到RCA Victor唱片廠電話邀請他替21歲新歌手Elvis Presley拍攝照片時,他連貓王的名字都未聽過。不過這兩位年輕人卻頗合拍,攝影師捕捉下許多貓王自然而私密的瞬間,包括他與初認識的女人在後樓梯親吻的畫面。

Gianni Berengo Gardin

 

6. Gianni Berengo Gardin 《Parigi, 1954》

89歲的意大利攝影師Gianni Berengo Gardin在2017年尾入選Leica Hall of Fame Award,年輕時受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影相,這幅在巴黎拍攝的情侶親吻照跟Robert Doisneau那幅有些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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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ter Turnley French kiss-A Love Letter to Paris

Peter Turnley過去三十多年曾在逾90個國家拍攝重大事件,生於美國的他1975年移居巴黎,用鏡頭紀錄巴黎的浪漫。《French Kiss》是他多年來拍攝戀人接吻的攝影集,三年前曾在香港展覽過。

Henri Cartier-Bresson

8. Henri Cartier-Bresson 《Boulevard Diderot, Paris, 1969》

以「決定性瞬間」理論揚名的布列松,捕捉過許多精彩的瞬間,關於情侶親吻的也有不少,不過都不是他最出名的作品。這幅親吻照非常生活化,小狗的反應令相片更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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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rthur Steele 《The Kiss,1981》 

1981年7月29日,英國王儲查理斯與戴安娜王妃的世紀婚禮吸引全球目光,世界各地有逾七億觀眾在電視上觀看他們的婚禮儀式,關於這段童話婚姻如何從相識走向離婚收場,詳情就不贅了,反而想說說這張經典照片是如何拍攝的。

當日的焦點之一,是這對新婚夫婦在白金漢宮的陽台露面,雖然二人在下午才會出現,但來自世界各地的攝影師,早上八點已抵達現場,以避開前來圍觀的人群。當時45歲的英國《太陽報》攝影師Arthur Steele,在大婚前數日已在現場視察環境,以做好充足的準備。當日他用一部手動的Leicaflex相機配搭800mm鏡頭及一部Nikon相機連1000mm鏡頭,設置在三腳架上進行拍攝,兩部相機同時對準白金漢宮的陽台。

五小時後,查爾斯及戴安娜終於出現在陽台,並向白金漢宮外的群眾揮手,現場的快門聲隨即此起彼落。二人數次出現在陽台,攝影師們則趁著他們離開陽台時立刻更換菲林,以防錯過任何重要畫面。每隔一小時,附近的警察就會過來取走攝影師的菲林,然後穿過人群交給通訊員,再由他們帶回報社進行影像處理。

當時,所有的攝影師都在等待象徵這場婚禮的親吻,然而又不知他們會在甚麼時候進行這個儀式。結果,查爾斯及戴安娜在其中一次露面中很短暫地親吻了,由於來得很突然,白金漢宮外約150名攝影師中,絕大部分都措手不及,連著名攝影師David Bailey也不例外,只有三名攝影師成功捕捉這個經典之吻,Arthur Steele正是其一。他拍攝的照片裏也有英女王,不過刊登在報紙封面時,僅保留二人親吻的畫面。更令攝影師意想不到的是,照片不僅成為《太陽報》封面,也幾乎出現在英國所有主流報紙的封面,這張《The Kiss》 也成為Arthur Steele數十年攝影生涯中,最廣為人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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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raternal Kiss

好吧,這張純粹是開個玩笑。不過這一吻,卻比以上九張更有歷史意義。1979年,在東德成立三十週年之際,蘇聯總書記Leonid Brezhnev與東德領導人Erich Honecker會面時,隨即示範社會主義兄弟之吻(Socialist Fraternal Kiss)。這種「兄弟之吻」通常是擁抱及三次交替親吻雙頰,有時也會直接用嘴巴親吻,當時許多報章雜誌以 “The Kiss”形容這張照片,令相片瀰漫著「基情四射」的味道。 不過,自從東歐共產政權倒台以後,「社會主義兄弟之吻」已不再流行。1990年,在柏林圍牆拆卸之時,蘇聯藝術家Dmitri Vrubel將照片創造成塗鴉作品《My God, Help Me to Survive This Deadly Love》,令這張影像更廣為人知。由於原作日益破損,Vrubel在2009年重新繪製作品,至今仍是柏林圍牆上的標誌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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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ie Boyd 記錄搖滾巨星生活私寫真

說起Pattie Boyd,世人最記得的,大概是她作為The Beatles結他手George Harrison和搖滾明星Eric Clapton的前妻。其實,她曾是模特兒,後來成為攝影師,對她而言,Pattie Boyd並非誰人的妻子,僅是她自己而已。

關於Pattie Boyd與George Harrison、Eric Clapton的三角戀情,相信很多人早有聽聞,她是兩大音樂才子的靈感繆思,George Harrison為她而寫的《Something》、《For You Blue》廣為人知,Eric Clapton為她而創作的《Layla》、《Wonderful Tonight》同樣街知巷聞,這裏反而想說說Pattie Boyd作為攝影師的鮮為人知一面。

George Harrison光着上身望向鏡頭,印度,1968年。

1962年,年僅18歲的Pattie Boyd開始成為時尚模特兒,與David Bailey、Terence Donovan及Brian Duffy等當時最出名的攝影師合作,出現在《Vogue》及《Elle》等雜誌。她並無任何攝影的背景,當時她純粹覺得模特兒的工作很沉悶,於是用做模特兒賺來的錢買來一部相機,平時得閒就請教合作的攝影師,慢慢地,她發現自己很喜歡攝影。

攝影師的身分對Pattie Boyd而言並不重要,她更享受的是拍攝身邊的親人及朋友,與她結婚11年的George Harrison及結婚10年的Eric Clapton自然不在話下,由於她特殊的關係,她的鏡頭下還有John Lennon、Paul McCartney及Keith Richards、Ronnie Wood等搖滾名人,拍攝他們在旅行、派對、演唱會後台及日常生活的瞬間。對於當時的她而言,攝影或許只是為當時的生活留下美好回憶,其實也可視為Pattie Boyd的生活私寫真。


Eric Clapton與Freddie King在台上表演,1974年。

戴着面具的扮鬼扮馬的Eric Clapton,1975年。

只是,這些私寫真的主角,全是傳奇的搖滾巨星,世人對他們的印象,大抵是舞台上忘我演出的一面,而Pattie Boyd可謂是絕無僅有能捕捉他們輕鬆自在的一面,在其中一張照片中,George Harrison光着上身躺在床上,很自然地望向她的鏡頭;在另一張照片裏,身穿樸素牛仔外套的Eric Clapton在花園散步時,情深地看着她及她的相機,整個畫面非常平靜。Pattie說,Eric Clapton不喜歡被拍攝,不過這位經常拿着相機的枕邊人,還是拍攝許多他釣魚、玩遊戲及舞台背後的照片。

在時尚及音樂界打滾多年,Pattie Boyd拍攝很多著名音樂家及藝術家的照片,然而她從來沒有將這些照片公諸於世。她不肯定自己是否有足夠資格成為一名專業攝影師,攝影對當時的她而言,只是其音樂家妻子身分及生活的平衡,Pattie Boyd利用鏡頭尋找自己的聲音,成為她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

Eric Clapton情深地看着她,整個畫面非常平靜,1980年。

正在畫畫的Ronnie Wood,2000年。

直至2004年,她才重新整理這些照片,翌年在三藩市舉辦首次攝影展覽《Through the Eyes of a Muse》,展覽可謂好評如潮,及後也在都柏林、多倫多、悉尼等地巡迴展出,2019年,搖滾歌手何超儀更邀請她來港舉辦攝影展《George, Eric and Me》,讓我們得以近距離欣賞這些搖滾明星的日常一面。她說,或許是因為自己從沒受過專業的攝影教育,拍攝的照片反而讓人覺得有親切感,這是一般搖滾攝影師所無可比擬的。

·原文見於 SpillHK ·圖片來源:http://pattieboyd.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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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影像 黑色情緒

黑色有昏暗之意,也隱喻陰暗、悲傷的情緒,「人對於黑的態度是矛盾的,恐懼黑,卻又為黑所吸引。」社交平台上的一句簡短文字,道出一個關於黑色的故事,90後酷兒攝影師陳詠琪(Rain)以黑色為靈感,透過人像攝影探索黑色背後潛藏的情緒。

作品名為《關於生活中的「黑」與自我對話》,是香港國際攝影節主辦、攝影師謝嘉敏策展的「嘯傲之相:酷兒之影像習作」展覽內容一部份,作為酷兒工作坊其中一位學員,陳詠琪坦言以往認為酷兒只是一個標籤與身份,酷兒藝術是單純關於同志藝術的創作,「現在覺得酷兒是自我選擇的生活態度,酷兒身份與同志藝術未必是必然關係,異性戀也可創作酷兒藝術。」半世紀以來,酷兒經歷過多場運動,早已不局限於對身份及性別的平權,也是對理所當然的社會現象發出疑問、叩問的聲音。

陳詠琪透過攝影探索黑色背後潛藏的情緒。

面對自己 羈絆成前進力量

在展覽內容中,有人關注社會議題,陳詠琪則轉向探索自己的內心。對她而言,眼前的黑不是黑,是一種情緒。中學時曾經歷過對性別有懷疑、有迷茫的階段,那時的黑色或許是對性別的探索。後來的她很清楚自己的酷兒身份,卻有另一種揮之不去的黑色出現,尤其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黑色不是放下就會消失,需要時間去慢慢克服。」而她,則將這些反覆出現的黑色具象化,變成真實的場景與影像。

黑色沒有形態,是虛無的,她利用日常的物料與模特兒的互動具體地呈現出來。人類透過肢體動作去表達訊息、感知外界,作品中的模特兒互相依附或拋開、拉扯絲巾的肢體動作語言,彷彿有種掙扎,某程度上透露出她內心的情緒。另外兩幅作品從仰視角度拍攝一名男子眼綑保鮮紙以及解開保鮮紙後的狀態,宛如情緒的釋放。「創作過程中,我慢慢梳理自己的情緒、審視自己的狀態,當我們很誠實地面對自己,那些羈絆的碎片反而更能成為向前行的力量。」

模特兒拉扯絲巾的動作,彷彿透露出陳詠琪內心的掙扎。

無法逃離 沉重中學習共存

在她看來,黑色可以像無底深淵,也可成為一種莫名的信念。「每個年代、每個人對黑色的定義都是不同的。做完作品後,我覺得黑色不一定是負面的,以往看黑色時有很多掣肘,局限了它的想像,現在有多些角度看黑色,尤其在2019年後,黑色對很多人而言,或許是一種力量。」

表面上看,黑色是一種黯然無光的灰沉狀態,這不僅表現在陳詠琪的個人情緒上,經歷過去兩年的社運、疫症之後,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無不籠罩着一片沉重的黑色。「這些作品不單止記錄我如何看待黑色,也想給觀眾尋找自己的黑色。」當黑色成為一種常態,我們無需也無法逃離黑色,要懂得如何與黑色共存——這也是陳詠琪完成作品後的領悟。

「當黑色成為一種常態,我們要懂得如何與黑色共存。」

嘯傲之相:酷兒之影像習作

日期:即日至2月26日

時間:12pm-7pm(星期二至日) 

地址:中環永和街23-29號俊和商業中心8樓WMA Space

原文見於果籽

百日攝影計劃 捕捉街頭日常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改變世人的生活方式,在空閒時間忽然變多的日子裏,居港瑞典攝影師Andrea Björsell沒有妥協於百無聊賴,反而展開「百日攝影計劃」,漫遊香港街頭、捕捉平凡日常。

在韓國出生、瑞典成長、歐美讀書的Andrea,一直渴望接觸不同國家文化,數年前定居香港後,隨即愛上這個東西滙聚的都市。「以前對香港的印象只是摩天大樓,來港後才發現這裏的大自然、漁村很漂亮。」對她而言,新地方總能帶來源源不絕的拍攝靈感,香港也不例外。實際上,她7歲時已擁有相機,喜歡拍攝身邊朋友及花朵等,這個樂趣一直延續至今逾四十載。1990年代,她曾在倫敦傳播學院修讀攝影,之後成為一名商業攝影師,拍攝時尚、室內設計等不同題材,也曾為瑞典皇室掌鏡,來港後繼續從事攝影工作。

途人稀落 反映人心惶惶

回想去年,武漢肺炎忽然而至,她頓時變得清閒,因而萌生百日拍攝計劃。「當時樂觀地以為疫情會在數月後完結,於是給自己一個挑戰項目,利用這段時間好好記錄香港。」Andrea的照片微妙地捕捉香港人在疫情期間的轉變,在4月初開始拍攝計劃時,正值第二波疫情高峯期過後不久,大家人心惶惶,她選擇在夜晚時分進行拍攝,那時的街頭只有稀落的行人,彷彿映照當時的心情。

4月中開始,疫情漸趨穩定,之後更有多日沒有本地確診病例,她鏡頭捕捉的,是人們在街頭拍照、在遊樂場玩樂、在沙灘上寫意地慢走,感覺十分開心自在。加上當時仍未有口罩令,這些照片看起來完全不像在疫下拍攝,「我不想誇大負面、沮喪的情緒,拍攝時我也是懷着樂觀心態的,完成拍攝計劃時,我其實很不捨得。」拍攝計劃完結之時,第三波疫情正慢慢步向高峯,若她堅持拍攝至第四波,相信會是不一樣的光景。

復古暖調 美好而不真實

Andrea的鏡頭不見壯觀的建築物,反而透過捕捉街頭的點滴、日常生活的微妙瞬間,呈現香港的活力。「每日堅持拍攝照片,這聽起來很簡單,困難之處是作品的主題既要豐富多元,同時每張照片都有趣味的故事。」家住西營盤的她,有天在街上見到店舖內有兩隻小狗,其中一隻更好奇地望向鏡頭,她於是蹲下來以狗狗的視覺拍攝,整個畫面非常有趣,令人想起美國攝影師Elliott Erwitt的小狗作品。在她經常途徑的鴨巴甸街,人們撐着傘在雨夜下彳亍而行,由於行人路比較狹窄,經常有人在馬路邊行走,她的鏡頭正好捕捉這個很日常的時刻。

細心留意Andrea的照片,會察覺有種很典雅、暖調的效果,她以往經常在黑房裏進行這種名為Lith Printing的特別曬相技巧,著名荷蘭攝影師及導演Anton Corbijn也喜好這種風格。如今,她依靠電腦代勞來模擬風格,同樣令照片充滿柔和及復古的感覺,一切顯得十分美好,若說這就是疫下的香港,反而顯得不太真實。

Photography Exhibition-Andrea Björsell

日期:即日起至2月28日

時間:9:30am-6:30pm(星期二至六)

地址:黃竹坑道26號建德工業大廈4樓A室Sin Sin Fine Art

··顯影 InstagramMeWe ·原文見於果籽

頻閃先驅 Gjon M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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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碼相機普及化的年代,光繪攝影(Light Painting,也稱光影塗鴉)作為一種創作手法早是屢見不鮮,且愈趨天馬行空。不過在大半世紀前,這是一種非常前衛且罕見的攝影方法,連大畫家畢加索也被這種攝影形式所吸引,即興創造一組光影塗鴉作品。當時將這種新鮮玩意介紹給畢加索的,就是Gjon Mili。他是最早進行光繪攝影創作的攝影師之一,也是將這種攝影手法發揚光大的重要推手,而他本身更是頻閃攝影的先驅。

頻閃攝影

1904年生於阿爾巴尼亞,Gjon Mili童年在羅馬尼亞度過,1923年到美國麻省理工(Massas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習電子工程,畢業後一直研究照明相關的項目。除了是工程師,他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攝影師,1930年代中,麻省理工教授Harold E. Edgerton發明電子閃燈後,二人在此基礎上開創頻閃攝影(Stroboscopic Photography),Gjon Mili似乎也找到方向,他變得很有想法,攝影技巧也進步神速。

他利用連續高速的閃燈,在同一次曝光中紀錄下運動員或雜技演員連續運動的過程,高速的頻閃能將肉眼無法看見的效果捕捉下來,而重疊而錯落有致的影像也非常有節奏感,令人物形象頓時生動起來。Gjon Mili還利用這個技術來拍攝舞蹈員、小提琴家、高爾夫運動及Alfred Hitchcock等名人。拍攝時他通常選擇黑色或深色的背景,以更好地突出主體效果,這種拍攝手法在大半世紀後的今天依然不容易掌握,可想而知在當時是多麼有前瞻性及創新性。1939年,他也因此憑著別樹一幟的攝影風格,開始為《LIFE》雜誌擔任客席攝影師,一直持續到1984年他生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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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繪攝影

當然,頻閃攝影只是Gjon Mili為人所讚頌的一部分,1940年在拍攝滑冰運動員時,他在冰靴上裝上了一個小燈泡,以慢快門的拍攝方法捕捉了運動員舞動的光線軌跡,成就光繪攝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後來1949年當他為《LIFE》雜誌拍攝畢加索時,正是向畢加索展示這張光繪照片,介紹這種創新攝影。畢加索對這種攝影形式非常感興趣,並很快激發出靈感,嘗試去進行這個攝影實驗。畢加索拿起一隻小燈泡隨即在空中舞動起來,Gjon Mili在現場擺設兩部相機,分別拍攝正面和側面,在快門的開闔之間,捕捉下畢加索利用燈泡繪畫的痕跡。在15分鐘的過程中,畢加索進行數次嘗試,最著名的一張莫過於半人馬圖案(Centaur)的光繪作品了。蘋果教主Steve Jobs家中,亦掛有當年Gjon Mili拍攝畢加索的作品。之Gjon Mili多次拜訪畢加索,紀錄他的工作與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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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y Winogrand 攝影是對生活的好奇心

美國攝影師Garry Winogrand一生在街頭拍攝30多年,快門下的影像超過五百萬張,卻一直拒絕街頭攝影師的稱號。他鏡頭下的照片並不追求美觀或嚴謹構圖,他想呈現的,是他對攝影及生活的好奇心,究竟眼前這一幕變成影像後會是甚麼模樣。他說自己的照片並無記錄或說明任何東西,純粹只是享受拍攝的樂趣,拍攝後他往往也不急於顯影,甚至在他1984年死後,仍留下數以萬計從未曝光的照片。

街頭攝影

街頭攝影(Street Photography)在二戰後已相當流行,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及Robert Doisneau拍攝戰後的巴黎,另一邊廂在美國,攝影文化更是蓬勃發展,Robert Frank、Elliott Erwitt、Garry Winogrand等人都是街頭攝影的先鋒。Garry Winogrand原本學習的是繪畫,後來在接觸攝影後,便死心塌地愛上它。他1928年生於紐約,父母是東歐移民,1946年高中畢業後曾短暫從軍,翌年回到紐約學習繪畫,之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攝影及繪畫。1951年,他跟隨著名攝影師Alexey Brodovitch學習新聞攝影,1955年,作品已入選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覽。

貴多不貴精

Garry Winogrand總是精力充沛,每天他總背著相機外出拍攝,據知他一生拍攝幾萬卷菲林,每天幾乎都要拍攝數百張照片,如此多產,究竟他是如何拍攝的?街道上,他緩慢地移動,站在行人中間不斷地拍攝,有時候短短一個街區,他已經拍攝完整卷菲林。拍攝時他非常投入,見到要拍攝的場景,更會無視交通規則,穿過馬路去拍攝照片。他曾說,如果猶豫要不要拍攝時,就按下快門吧——他寧可錯拍,也不願錯過。

攝影就如毒藥般吸引着Garry Winogrand,是因為他對生活充滿熱情,想以攝影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說自己拍攝就是為了看看那些東西會變成甚麼模樣,拍攝時他腦海中沒有預先的構圖,也不介意拍攝出來的效果,構圖總是歪歪斜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的照片裡也有一種其他攝影師所沒有的生活氣息。事實上,拍攝後他並不急於沖洗菲林,有時甚至一兩年後才進行沖印。他認為,選取好照片時容易被自己拍攝時的情感及心情所影響,當你情緒最好時,選出來的作品卻未必是最好的,所以他常說攝影師在情感上要保持距離。

走遍美國

Garry Winogrand以拍攝美國生活揚名,幾乎走遍美國大小城市,拍攝五六十年代的街頭眾生相。為了到不同的城市拍攝,有時他也要擔任攝影記者或幫雜誌拍攝廣告攝影等來維持開支,到1970年代則選擇教授攝影。他曾先後三次獲得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第一次是1964年,他得在美國不同城市展開街頭拍攝計劃。1969年再次獲得獎學金,以七年時間拍攝媒介對事件的影響。拍攝時他總以廣角鏡頭拍攝,這不單能包含更多的畫面與信息,誇張的透視也帶來一種視覺衝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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